[转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一、在萨拉热窝的暗杀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黑手党  




　　对于哈普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来说，1914年6月28日本来是个吉祥日子。这一天是他们结婚十四周年纪念日，为了表示庆祝，他们曾到约在六年前并吞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去作了一次特别访问。  
　　当女伯爵索菲·肖特克充当大公的堂姐妹伊萨贝拉公主的宫廷女侍时，她博得了大公的欢心。可是，在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看来，她同侍女差不多。老皇帝担心他的侄儿选择一位有失皇族身份的配偶，在准许这件婚事之前，整整烦恼了—年。作为他表示同意的代价，他强迫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放弃他的子女任何要求高位或充当他的继承人的权利。结果，恩斯特、马克西米利安和索非这三个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在哈普斯堡皇室的古老宫廷中，继续受到冷遇。  
　　1909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稍发善心，授予索菲以霍恩贝格女公爵的称号，因此许可她在舍恩布龙宫照料宫廷事务。即使如此，宫廷的礼仪禁止她和她的丈夫同坐大公的马车，她也不能和他同坐在剧院的皇族包厢里。每逢宫廷大典，当索菲进入时，折门只开一半。  
　　访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省的动机，是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检察长，将视察驻在那里的两个奥地利军的一年一度的演习，然后访问省会萨拉热窝。索菲和她的军职身份的丈夫一起旅行，就可以受到同等的礼遇。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对这种双份的周年纪念日礼物，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当萨拉热窝的简短访问开始时，六辆车篷折迭起来的游览车都停在火车站。第一辆车里坐的是萨拉热窝市长费希姆·埃芬迪·楚尔皮茨和他的警察专员盖尔戴博士。第二辆车载着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索菲坐在他的右边。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坐在左边可以折迭的座位上。司机的旁边是大公的侍从官哈拉希伯爵。  
　　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星期天，皇室汽车的长列，缓缓地驶过人群拥挤但疏于保卫的街道。数千名本地区的部队都在野外演习。（按照大公的请求，萨拉热窝宣布禁止军人进入；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不想使他的访问与炫耀军事力量联系起来。)只有稀疏的宪兵警戒线布在路旁。  
　　因为6月28日是圣维图斯节日或维多万，这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一个特殊假期，节日气氛的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波斯尼亚人。直到1912年为止，维多万是纪念土耳其在1389年科索沃之战中获胜的国哀日，当时塞尔维亚王国被摧毁，基督教居民遭受奴役。但是，自认两年前土耳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败北以来，维多万成为全国欢乐的佳节了。  
　　从若干报道看来，这种欢乐情绪并未因哈普斯堡皇室的来访而受到打击。观众是热烈欢呼还是有礼貌地欢呼，看他们如何感受而定。虽然大公本人并不对波斯尼亚的被奴役负责，许多人却把他看作是奥地利压迫的象征。  
　　有七个塞尔维亚的暗杀者埋伏在预告要经过的道路旁，他们发誓要干掉大公。最年长的二十三岁，五个都是十九岁，有一个是十七岁。上午10时后不久，官方的车队进入萨拉热窝。共谋者利用马虎的安全防卫措施，栖身在与米利亚茨卡河并行的阿佩尔码头这条大路旁。  
　　当车队经过市中心米利亚茨卡河上的楚穆尔亚桥，驶进阿佩尔码头时，第一个暗杀者出现了。桥上站着这批凶手中孤身的穆斯林穆哈迈德·迈赫迈德巴西克，但是他没有动静。（后来他自称，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站在他前面，所以他无法扔炸弹。）  
　　相距不远的是奈杰尔科·察布里诺维茨，他瞄准大公的羽毛头盔，把炸弹猛掷过去。司机看到这种手势，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折迭的帆布车篷上，再弹回到地上，在第三辆汽车的前面爆炸，炸裂了它的前轮胎。飞起的碎片击伤了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手埃里克·梅里齐中校和几位旁观者。受轻伤的有索菲的女侍女伯爵兰尤斯，她坐在同一辆车中。  
　　这个企图暗杀的人吞下了一小瓶氰化物，就跳进那时水位很浅的河里。他迅即被打捞出来，几分钟内几个老百姓把这个呕吐着的青年拉上河岸，连连殴打，直到警察前来调停。这个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印刷工人因服了毒药，痛苦得很厉害，但极力保持头脑清醒，对密谋毫无吐露。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对察布里诺维茨不甚介意，却对受伤害者很关心。“快来，”大公催促说，“这个家伙有精神病，让我们继续按程序进行。”  
　　在伤者被送进医院的同时，这批人迅速驶往市政厅，经过守在路旁的另外三个共谋者，但他们并没有企图行刺。坐在第一辆车上的楚尔齐茨市长，显然没有听到为人群的喧闹所掩盖的爆炸声，当他就要宣读他准备好的欢迎词时，觉得胳膊被人紧紧抓住而吃了一惊。“市长先生，”暴怒的大公嘶声叫道，“我到这里是来访问的，却被以炸弹相待！这真是岂有此理！”歇了一下，他平静下来：“好吧，现在你可以讲了。”  
　　仍然摸不着头脑、被他的来访者的大发脾气弄得不知所措的楚尔齐茨，发表了一篇过分颂扬的讲话，结语是：“上帝维护按使徒教义行事的皇帝陛下，我们最仁爱的君主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同时，索菲已经使她的丈夫镇静下来，他对市长的赞美之词的反应是庄重的，最后说了声，“我保证，我对你们的好感和关注不会改变。”  
　　这番异乎寻常的情景，曾由参加这次典礼的一位当地官员的儿子在二十五年后加以描述。当丽贝卡·韦斯特夫人访问萨拉热窝，为写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黑羔羊和灰猎鹰》收集材料而去访问他时。他回忆说：“……我们都默不作声，并非由于对他（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有什么深刻印象，因为他一点也不是我们波斯尼亚理想中的英雄。但是我们都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他一走出去时，他肯定会被干掉。不，这个问题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人民对他和奥地利人是抱什么态度，并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扔了炸弹没有成功，另一个人会扔另一颗炸弹，如果他失败了，又会有另一个人起来，……这给与会的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举行典礼后，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立即发了一个电报给皇帝。他然后问波蒂奥雷克将军，他们是否应当继续按照已经宣布的下午计划进行，得到的保证是不可能再有什么行刺的企图。在继续按照他们的程序访问国家博物馆之前，大公坚持要去探望陆军医院里的炸弹受害者。他极力主张索菲不要陪他去、“不，”她坚决要求说，“我一定要和你去。”  
　　市政厅外面，汽车都在等着把这批人载往目的地，这次除一个人改变座位外，其余的次序都和以前一样。哈拉希伯爵不再坐在大公车上前面司机的旁边，而是站在汽车左面的踏脚板上，手按着刀柄，以保护殿下夫妇。因为第一颗炸弹就是从左面扔过来的，所以伯爵选择这个位置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重演。  
　　当这个行列驶抵离市政厅不远的一座桥时，经过了相距不过几英尺的另一位密谋者，但他楞住了。车队按照计划是要沿码头驶往医院的。可是，市长的司机并未被告知已改变计划，而向右转入弗兰西斯·约瑟夫大街，朝着博物馆驶去。大公的司机顺从地跟着前面那辆车走，他也不知道已经改变计划。  
　　在发生错误转向后片刻之间，波蒂奥雷克将军命令司机掉头，向相反方向行驶。这辆车子恰恰停在加夫里洛·普林齐普的面前，他是共谋者之间最坚决的一个。这个十九岁的凶手，迅即拔出； 一支比利时小手枪，仅相隔五英尺之遥，平射了两发。哈拉希伯爵依然站在对面的踏脚板上戒备着，只吓得目瞪口呆。  
　　第一粒子弹射入了大公的脖子，切断了他的颈静脉。索菲的腹部被第二粒弹丸洞穿，切断了一根动脉。这对夫妇惊呆了几分钟，依然挺直坐着，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波蒂奥雷克以为他们平安无恙，但有再发生行刺企图的危险，于是取消了医院之行，命令司机回到军政府长官府邸。当车子掉头转向时，哈拉希侧过身来想靠近些讲话，血从大公的口里喷到了他的侍从官的右颊。  
　　索菲看到这一情景，喊道，“看到老天爷面上！你怎么啦？”她然后从她的座位慢慢地滚下来，把她的脸贴在她丈夫的膝盖上。大公鼓起他的余力，恳求说：“亲爱的索菲！亲爱的索菲！死不得，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孩子！”当他的绿色羽毛的将军盔帽掉下来时，哈拉希把他撑起来，问道，“殿下伤得很厉害吗?”大公用越来越虚弱的声音咕哝着，“没有什么。”他几次重复了这句话，然后昏迷过去。上午11点钟后不久，大公和大公夫人都因内出血而死去。  
　　伤了两条人命后，普林齐普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但一位旁观者抓住了他的胳臂，同时警察把他包围了。在短短的挣扎期间，他设法从一个小瓶中吞下了氰化物，但如同察布里诺维茨的情况一样，他剧烈地痉挛、恶心和呕吐。这剂毒药不是太稀，就是太陈了。  
　　正在萨尔茨堡附近巴特伊施尔的夏季别墅休憩的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从他的七十七岁的侍从官爱德华·帕尔伯爵那里得知这一凶杀案件，帕尔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拍纸簿上写下了这一讯息。这位老皇帝看了这个讯息，就闭上了眼。“可怕！”他然后咕哝着，“触犯全能的上帝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老天爷恢复了我不幸未能维护的秩序，”暗示罪行不管多么可怕，却为哈普斯堡皇室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合乎需要的解决办法。他对他的继承人以犯贵贱通婚之罪来反对皇朝而遭到神的惩罚，显然表示敬畏。  
　　那天较晚的时候，德皇在他的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获悉这个消息，那时正在庆祝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德皇威廉(后来重新命名为基尔)运河建成十九周年纪念日。在停靠在旁边的一艘汽艇上，一位海军将军把电文折迭在一个金制烟盒里，把它掷给等候在那里的人。威廉是真心喜爱他的朋友和猎伴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的。读了这个报告后，他脸色发白，一声不响地回到他的特等舱房里去。  
　　表示同情的电讯来自世界各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了一个电报，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慰唁，和我本人的深切同情”。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宣告他的宫廷将志哀七日。为了不被人超过，沙皇尼古拉志哀十二日。  
　　在那命运攸关的星期天的其余时间里，萨拉热窝是平静的。第二天清晨，一帮流浪的克罗特人和穆斯林劫掠了塞尔维亚人地区，对谋杀进行报复。住宅、学校、商店和俱乐部都被毁坏，其中的居住者受到袭击。波蒂奥雷克把部队调进市区，迅即建立了秩序，但已有五十人左右受伤。唯一死亡的人，是落在自卫的塞尔维亚人手中的一个暴徒。  
　　对一般世界来说，这一爆发意味着地方性事件的结束。财政大臣莱昂·冯·比林斯基拨款偿付塞尔维亚人的受伤和财产损失，提供了奥地利爱好和平的表面证明，但这一行动遭到波蒂奥雷克将军的愤怒反对。  


黑手党  
　　只有一个共谋者逃脱，但警察得到的补偿多于所失。他们搜捕可疑分子和颠覆分子布下的网，意外地捉到了一个名叫丹尼洛·伊利茨的人，他是共谋的一员。到那时为止，普林齐普和他的同犯一口咬定，他们罪行都是单独干的。但吓坏了的伊利茨，他年已二十三岁，提出愿以口供来换取他的生命。（按照奥地利法律，死刑仅适用于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人，伊利茨认为两个同犯已经供认，并且牵连到他。）到了月5日，又有三个策划者被捕。但伊利茨并没有供认一切——仅以使警察感到满意为度。  
　　虽然已有六个主要嫌疑犯牢牢在握，笨拙的官员仍所知不多。奥地利政府把这件案子交给当地的警察法官莱奥·普菲费尔，他漫不经心和毫无计划地审问这六个人。拘留犯很快断定普菲费尔的无能，不断翻供和改变解释，从而把他完全弄糊涂了。他们的遁词和谎言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六个人被关在分开的但是毗邻的牢房中，可以在墙壁上敲打暗号，互通消息。经过酷热的7月，从他们矛盾的供词中理出了许多线索，但没有一条线索是追究到底的。  
　　普菲费尔知道，炸弹、手枪和氰化物都是一个叫米兰·齐加诺维茨的人从塞尔维亚搞来的，但他从未查出阴谋者同塞尔维亚的恐怖分子团体“团结或死亡”——更以“黑手党”著称——的联系。这个团体建立于1911年，“为实现民族的理想，联合所有塞尔维亚人”，成员大都是军官和政府官员。法官也不知道，他的六个拘留犯都是这个杀人帮的工具。  
　　黑手党的指导者德拉古廷·吉米特里耶维茨上校，也就是塞尔维亚陆军情报部的部长。吉米特里耶维茨绰号阿皮斯，即“蜜蜂”，是个有干劲的参谋军官，把暴力看成好象就是目的。  
　　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早被定为暗杀的对象，因为他提出过，将来当上皇帝，要以“三位一体”来取代“二位一体”，给予波斯尼亚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同等地位。这一政策对于黑手党要建立一个南斯拉夫联盟的目标是个威胁，因为这些改革将减少斯拉夫人对君主政体的憎恨和敌意。阿皮斯推论，没有根深蒂固的不满，塞尔维亚是不能把巴尔干半岛联合起来的。  
　　阿皮斯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新手。1903年，当他二十六岁时，他就是暗杀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茨皇帝和德拉加皇后的魁首。策划者在夜里闯进宫去，把这对夫妇从一间密室里拉出来，反复射击和砍劈，然后把血污的尸首从楼上抛下来。  
　　为了排除这个皇朝要求皇位的未来继承人，阿皮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杀害了所有还活着的皇亲。不仅如此，他还杀害了未能逃往国外的所有内阁大臣。1911年，他派了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到维也纳去杀害皇帝，但这个任务失败了。  
　　在塞尔维亚进行抗争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尼科拉·帕西茨总理谨慎小心地把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渗入黑手党，其中的一个情报人员在1914年6月初通知他，阿皮斯已经明显表示，要置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于死地。帕西茨下了密令要在塞尔维亚边境把暗杀人员逮捕起来，但被属于黑手党的边防人员阻止了。  
　　于是总理通过他的特使通知维也纳，但由于通知得含糊其词，没有引起警觉。约万·约瓦诺维茨特使是个泛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他简单地同奥地利财政大臣比林斯基交换了一下意见，比林斯基听了以后感到很平静或者印象不深，以致他没有理会这个问题，而不向他的政府报告。究竟帕西茨的含糊其词的警告是有意，还是出于害怕，这无从确定。一个明确的警告终于会促使奥地利警察逮捕策划者，从而使人们认为他自己也有黑手党的嫌疑。  
　　帕西茨作为一个搞阴谋和暗杀的老手，天赋他活命的技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他企图杀害米兰皇帝而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从塞尔维亚逃往奥地利。在1903年暗杀了亚历山大皇帝之后，帕西茨回到塞尔维亚，他在那里一直统治到1926年去世为止，很少间断。帕西茨很了解他的塞尔维亚人，预知很多人会把暗杀者捧为英雄的。他也懂得，如果他出卖黑手党的阴谋者的事被人晓得，他的政治生涯——也许还有他的生命——就要立刻完蛋。帕西茨安然不动。后来，在1920年，他取得了死于1918年4月28日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和他的两个同伙谋杀者的骸骨，从监狱的墓地迁葬萨拉热窝墓地的荣誉冢。普林齐普开枪射击大公夫妇的那座桥，用他的名字命名，凶手的足迹，也被嵌在决定命运时刻他所站立的人行道上。在凶杀现场为纪念大公及其夫人竖立的纪念碑，已被面对足迹的建筑物墙上的一块黑色大理石饰板所取代，上面用金字刻上：“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加夫里洛·普林齐普于1914年6月28日圣维图斯节日创始了自由。”  
　　在他的战后八年余生中，帕西茨这条“巴尔干的老狐狸”，继续拒不透露他所知道的谋害策划，也不透露他为什么不坚决反对他一定预料到会成为宣战借口的事件。这种缄默加上他对普林齐普的颂扬提醒人们，塞尔维亚政权远不是无可非议的。  
　　专业的恐怖分子是很少得到善终的。他们几乎无可避免地招致强大的敌人，由他们来最后算帐。阿皮斯也决不例外。到了1916年底，帕西茨提议把他和黑手党毁灭掉。在塞尔维亚军队被奥地利人击溃，退到希腊后，阿皮斯在萨洛尼卡被捕，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和他一起处于被告地位的人中有穆哈迈德·迈赫迈德巴西克，他是唯一漏网的萨拉热窝阴谋者。在一个明显的阴谋中，黑手党的头子被控策划颠覆帕西茨政权，并与这个国家的敌人签订和约。相距萨拉热窝暗杀三周年纪念日还有两天，它的组织者就被塞尔维亚行刑队的步枪所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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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地利策划侵略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有进无退的一步  




　　在暗杀事件后一个多星期，奥地利外交部保持沉默，但许多报刊和其他机构却鼓动反塞尔维亚情绪。维也纳的广告牌宣称：“所有塞尔维亚人必定灭亡”。但这些似乎都是一时的爆发。在被杀害的假定继承人和他的妻子埋葬两天之后，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没有参加葬礼就回到他的夏季别墅去了。  
　　弗兰西斯·约瑟夫的侍从官、忠心耿耿的帕尔伯爵，对任何说他的君主要指望一场战争的暗示，都置之不理。他解释道，“这不过是又一次悲惨事件而已，它在皇帝的一生中是经常发生的。我不认为他会从任何别的见地来考虑这个事件。”帕尔提到的是1889年在迈尔林的悲剧，当时皇储鲁道夫开枪打死了他的十七岁情妇费特泽拉女男爵，然后自杀，他还提到九年后伊丽莎白皇后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所暗杀的事。  
　　帕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在维也纳，事情正在发生新的转折。除阿皮斯之外，对大公之死最为兴高采烈的人是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奥波尔德·冯·贝尔希多尔德伯爵，他长期以来就想伺机消灭塞尔维亚。和他一起的，是奥地利参谋总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男爵将军。几年前，康拉德就怂恿皇帝对塞尔维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但碰了钉子。  
　　贝尔希多尔德（他的知友称他为波尔迪）是个花花公子，他当上大臣的资格是他属于一个贵族的、富有的和有势力的家族。他现在求助于一个反对塞尔维亚的文件，这个文件早已准备好，只等待适宜的时机拿出来。但在他迫近有进无退的一步时，他请求德皇威廉帮忙。7月5日，德皇和他的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向贝尔希多尔德保证，奥地利可以“肯定地指望德国将作为一个盟国和友邦作它的后盾”。  
　　同一天，康拉德将军谒见奥地利君主，要他对开战点头，但是这位八十二岁的老皇帝仍旧能充分控制他的理智：“……如果它们全都向我们猛扑过来，特别是俄国，我们怎能开战呢？”对这个问题将军回答道：“但是我们不是有德国的再次保证吗？”这位谨慎的君主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问道，“你对德国有把握吗？”  
　　为得到必要的保证，贝尔希多尔德的内阁秘书亚历山大·霍于奥斯伯爵，乘车前往柏林，带了一封弗兰西斯·约瑟夫写给德皇威廉的询问信，由奥地利驻柏林使节马里希·施策居尼伯爵转交。弗兰西斯·约瑟夫询问，如果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它能依靠德国吗？施策居尼星期天在同德皇的一次愉快的午餐会上，得到了答复。会谈未作记录，但施策居尼大使报告，“即使事态发展到奥匈帝国同俄国开战的极端，我们依然得到保证，德国出于它通常作为一个盟国的忠诚，将站在我们一边。”  
　　德皇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参加这个宴会。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瑞士度假。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正在卡尔斯巴德饮用矿泉水。那天晚些时候，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高级官员。第二天，其他大臣都听到了他们皇上的具有约束力的许诺。尽管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威廉似乎急于想平息任何不安的情绪。他向海军首脑评论说，“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严重的战争发展。沙皇自己不会站在弑君者一边的。此外，俄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没有准备打仗。”  
　　处理了当天的许多问题后，威廉的白色和金黄色游艇向北驶去，穿过挪威峡湾作二十天的巡航。随着德皇的离去，大部分大臣也都度假去了。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冷冷地说，威廉的保证是“以整个德意志帝国资源为担保而随便填写的一张空白支票”。  
　　当弗兰西斯·约瑟夫收到德皇的空白支票时，他的和平感突然化为乌有。他喃喃自语说，“现在我们不能再回头了。将要有一场可怕的战争。”  
　　匈牙利总理伊斯特冯·蒂绍伯爵，担心入侵塞尔维亚会招致同俄国打仗。他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并吞了塞尔维亚之后，在二元君主国中，匈牙利的地位将降为奥地利的一个很小的伙伴。贝尔希多尔德庄严地保证塞尔维亚继续独立，但在他的卷宗中有许多肢解塞尔维亚的计画。蒂绍受了贝尔希多尔德的欺骗，勉强同意支持奥地利。  
　　7月23日下午6时正，奥地利使节弗拉基米尔·冯·吉斯尔男爵，代表他的国家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日期和时间都是事先决定的。八天前，法国总统雷蒙·彭加勒和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巡航到圣彼得堡作国事访问。他们预定在7月23日下午开始返航，贝尔希多尔德想在他们开船远离海岸之后作出他的要求。  
　　奥地利大臣击败和摧毁塞尔维亚的决心是这样的坚强，致使他的最后通牒排除了进行谈判的丝毫可能性。最苛刻的要求之一，是可以在塞尔维亚自由进出并由奥地利的官僚干预萨拉热窝的阴谋的调查。鉴于奥地利对阿皮斯及其黑手党全然无知，这种干涉塞尔维亚的内政，是奥地利人的蓄意挑衅。  
　　另一条坚持要贝尔格莱德放弃针对奥地利国民而发的“有害的宣传”，这项措施要由奥地利监督执行。贝尔希多尔德和他的同伙，只给塞尔维亚的屈服以四十八小时时间。当最后通牒的消息在第二天早晨传到威廉那里时，他正在北方水域他的游艇上逍遥。读了最后通牒文本后，他装作一副轻松的开玩笑神气。他嘲弄他的海军副官冯·米勒海军上将说，“一份神气活现的照会，可是吗？”  
　　在四十八小时限期届满之前几分钟，一个颀长、尊严、飘垂着白胡子的人出现在奥地利大使馆。帕西茨总理带来了他的政府的答复。这个文件证明大臣之间曾经历过许多痛苦的辩论。它经过反复修改，直到最后时刻。唯一的一架打字机被筋疲力尽的秘书用得发生故障，需要修理。帕西茨封套里的文本都是手抄的。  
　　对于一位总理来说，尽管他的国家小，充当信使是肯定不合外交惯例的。当递交文件的时间到来时，帕西茨求助于他的大臣们，但是由于他们都悲痛欲绝，这项任务无疑只有他来担当了。在帕西茨恭敬地宣读之前，吉斯尔大使对内容就揣测说，“你们的一部分要求我们接受了……至于其余要求，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作为奥地利将军的忠诚和骑士气概。”  
　　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是力求和解和充满希望的。它提醒维也纳它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爱好和平的态度。塞尔维亚准备正式谴责那些反奥地利的人的行动，但它不能接受侵犯其主权的两项要求。如果奥地利不满足，贝尔格莱德建议提请海牙法庭仲裁。  
　　威廉接受了这个答复。他宣称，因为塞尔维亚已经屈服，战争的原因消失了。他建议，奥地利应当把塞尔维亚作为“质押领土”，抵押给奥国直到它履行了保证为止。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也接受了塞尔维亚的答复，并建议同维也纳谈判。但是奥地利决心消灭塞尔维亚，并不满足于外交上的胜利。甚至在最后通牒限期四十八小时届满之前，奥地利部队已在塞尔维亚边境动员了。  
　　在公布最后通牒之后，传来了同塞尔维亚破裂的消息，这引起了欧洲大陆的惊慌。俄国通知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俄国的立即动员。由于贝尔希多尔德只打算对塞尔维亚进行局部性突击，他依赖他的德国盟友迫使俄国让步。他对近代史的误解，只能加速战争的到来。  
　　1908年，当奥地利并吞俄国的“小斯拉夫兄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圣彼得堡感到无可奈何的愤怒。那时沙皇政权由于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败于日本，接着在1906年又非常困难地镇压了革命起义，仍处于筋疲力尽中。但是到了1914年，俄国感到已经充分恢复过来，可以动员了。  
　　贝尔希多尔德的侵略性得到德国最高级人物的支持。冯·毛奇将军坚持认为，“难得的有利形势应当用来进行打击”，强调“法国的军事形势是十分困难的，俄国没有自信心，而且今年的时机是有利的”。  
　　柏林的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认为，奥地利的大胆加上德国的支持，“最有可能使俄国安静下来”。沙皇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不祥的：“俄国不能容许奥地利打垮塞尔维亚，变成巴尔干半岛诸国中最占优势的国家”。现在，德皇感到讹诈和威胁都已无济于事，极力主张通过商讨来解决争端。但是他自己的不可抗拒的黩武思想正在得势，已经无法阻止了。  
　　因为俄国和法国的同盟会加剧这场危机，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于7月26日参加进来，提议德、法、英、意开会调停奥、塞不和。柏林干脆拒绝了他的提议，说这一争端仅同两国有关。奥－德战略的中心一着，是使冲突局部化，在让奥地利摧毁塞尔维亚的同时，由德国的军事力量威慑俄国，使它不敢采取行动。  
　　7月27日，格雷再次建议调停。可能出于德皇的敦促，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在一封信中向贝尔希多尔德提议，要他重新考虑格雷的建议。他还说，如果拒不同意，会导致世界舆论以为奥地利和德国在故意发动一场战争。作为答复，奥地利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翌日，贝尔希多尔德答复说，他未能考虑格雷的建议感到抱憾，因为它“已被事变所压倒了”。  
　　为了使他的皇上在宣战书上签字，贝尔希多尔德把一份报告放在他面前，声称塞尔维亚士兵已经向多瑙河上奥地利的部队运输船舶开火。这个文件的末尾以妄自尊大的蔑视口吻说，“……更有甚者，塞尔维亚部队已经袭击在特梅斯－库宾的帝国皇家部队的一支分遣队。”没有一个塞尔维亚人开枪射击。这完全是谎言，旨在促使感到勉强的君主开战。  


有进无退的一步  
　　当俄国在7月29日下总动员令时，一切“局部化”的希望都被抛弃了。两天后，柏林向圣彼得堡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俄国被命令要“在十二小时内停止对奥地利和我们的每项战争措施”，并“明确地通知我们”。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说明，时限太短促，不能停止动员，但只要继续谈判，俄国部队将不越过他们的边境。  
　　对战争不感兴趣的沙皇尼古拉，打电报给威廉：“了解到你是被迫动员的，但愿从你那里得到象我给你的同样保证，即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将继续谈判……。”柏林的答复是在8月1日宣战。  
　　给法国的最后通牒，要求知道它“在俄德战争”中的态度。柏林给巴黎十八个小时答复，并挥舞着铁拳说，“动员就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战争。”德国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就策划对法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因为他们的总计划是按着两线作战设计的，法国总得被迫打仗。如果它宣布中立，柏林的使节奉命提出要求，凡尔登和土尔的要塞要受德国军事管制。  
　　虽然法国只有十八个小时要作出答复，德国却一直等到8月3日才宣战。威廉和他的总理——不象参谋总长那样——对两线作战疑虑重重，开始设法避免战争。他们抓住英国格雷大臣最后的建议，只要俄、奥、德之间还存在和平解决的希望，法国应当在军事上保持中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的文官政府下令边防部队撤到边境后面六英里多，作为和平意图的证明。但是在宣战之前四天，德国的巡逻队就开始越境进入法国了。  
　　8月2日早晨，贝耳福的一个法国哨兵，查问一个中尉率领的德国巡逻队的口令，中尉立即向这个士兵开枪。法国兵举起他的步枪瞄准和射击了三次，打死了那个军官。安德烈·珀若下士然后丢下他的枪，摇摇摆摆走了几步，就倒下来死了——这是西线上被杀的第一个士兵。当8月3日宣布公开敌对行动时，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准备了一个借口。他指责法国派了一个飞行员“在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的铁路上丢炸弹”。  
　　德国驻伦敦大使卡尔·利希诺夫斯基皇子，是他的国家和西方之间维护和平的热心拥护者。在一封与其说是表述事实不如说是表述主观愿望的给柏林的电报中，他说格雷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攻打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将保证法国的中立”。得意洋洋的德皇对着参谋总长毛奇宣称，“那末，我们的全部兵力前进吧，只向东方。”  
　　毛奇感到苦恼。据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极力主张他的君主打消这种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由几百万人组成的军队的前进……是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地工作的结果。一旦计划好之后，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对德皇的粗暴的反驳感到刺痛，“你的伯父会给我不同的回答”，这是指老一辈的毛奇，十九世纪为德国赢得军事胜利的大战略家。  
　　威廉最后对毛奇的恳求作出让步，但坚持越过卢森堡和法国的边境要推迟二十四小时。毛奇在他的日记中哀叹道：“这对我是巨大的震动，好象什么东西打击我的心脏一样。”到了傍晚，他的悲伤一扫而光，因为来自伦敦的“好消息”清楚地表明，英国不会保证中立。这位如释重负的参谋总长，立即下令按照入侵的时间表开动。他的军队的行动是高效率的，德军进入卢森堡比预定时间提前一整天。  
　　虽则英国希望大陆的争端用和平协定来解决，犹豫不决的内阁却既不能起指导作用，也不能起领导作用。强有力的警告说不定会使德国悬崖勒马的。法国总统彭加勒一次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告诉英国大使说：“如果英国立即声明它要支持法国，就不会有战争，而德国也将马上改变它的态度。”但是伦敦因循拖延，直到它的唯一选择是参战为止。  
　　由于法德边境的防御工事很坚强，不易入侵，德军不顾那个小公国的统治者的抗议，于8月2日首先侵入卢森堡。同一天，柏林要求比利时允许德军无限制地通过，以侵入法国。这是违反英德和其他国家于1839年签订，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公约的。阿尔贝国王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毫不含糊。比利时“不会牺牲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荣誉，同时背叛它对欧洲的责任”。它“一定要用它的力量击退对它的权利的每一个攻击”。  
　　英国的签订比利时中立公约，并不是单单为着对一个弱小国家的崇高关怀。它的海上优势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象德国那样）控制极为重要的海峡沿海地区，包括第一流的综合性港口安特卫普在内。当德国人于8月4日侵入比利时时，英国正式参战，成为当时唯一对德宣战的国家。英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变成交战国，南非也于1915年1月参战。  
　　贝特曼－霍尔韦格曾把伦敦保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称为为了“一片废纸”，现在对英国的参战非常愤怒。他的愚蠢的评论，会被协约国的宣传人员利用，产生破坏的作用。  
　　战争开始几天之后，他的前任伯恩哈德·冯·比洛皇子疑惑地问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贝特曼－霍尔韦格以绝望的姿势举起他的瘦长的胳臂咕哝着，“啊，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供认甚至在事后都缺乏认识，也没有使这位总理感到羞愧。数月后，他又转而预言：“我指望这场战争不超过三个月，也许充其量四个月，我们的整个政策正以此为根据。”  
　　战斗的阵容不久就包括其他国家在内。门的内哥罗加入塞尔维亚这一边，反对奥地利。长期以来对俄国的图谋君士坦丁堡感到惊慌的土耳其，同中欧强国结盟。意大利宣布中立，声称奥、德从事侵略已使它们所订的条约无效，并于1915年对它从前的伙伴宣战。保加利亚不久参加中欧强国的阵营，所有巴尔干国家最后都卷进去了。  
　　在远东，日本保证支持它的盟国英国，它乐于利用这个条约，把德国驻防军队从中国山东省的战略性口岸城市胶州赶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也自动地承担义务。三年之内，美国也将参战，它是世界各国卷进去的最后一个国家。

三、实力与战略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施里芬计划  
进攻学派  




　　普遍的兵役制和改进了的铁路网，使大部分交战国能迅即动员职业军队后面的后备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德国把它的常备军从七十九万一千增加到五百万；奥匈帝国从四十五万增加到三百三十五万；法国从七十九万增加到四百万；俄国从一百二十万增加到六百万。英国没有大量的常备军；十六万英国远征军后来增加到九十七万五千，包括自治领和殖民地部队在内。  
　　敌对的军队都组成相似的编队，但编队的规模不同。每个师从一万二千人到二万二千人不等。一个师通常由一位少将统率。两师或更多的师编为一军，由一位中将率领。两军或更多的军成为一个集团军，由一位上将率领。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以数字来表示军队的番号。集团军、军和师都有一个分成四、五个科的参谋部，通常包括后勤、情报、作战、补给和训练。  
　　再往下分，一师包括两个或更多的旅，每个旅由一位准将或旅长统率；一旅代表两个或更多的团，每团由一位上校管辖；一团等于三个或更多的营，营的首长是一位中校；一营由四个连组成，每连由一位少校或上尉统率；一连由四个排组成，每排由一位中尉指挥。  
　　大部分战斗是由步兵、骑兵和炮兵进行的，但技术进步产生了许多后勤部队，它们等于并且常常超过前线部队的数目。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如奥地利和俄国，仍然信赖过时的战争观念。从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骑兵，只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起了较大作用。一个骑兵旅通常包括由九千二百名骑兵和九千八百匹军马组成的三个骑兵团。  
　　在那些时候，骑兵代表军事上的精华。戴了华美头盔，用矛和飞舞的马刀冲锋的德国枪骑兵，只有密集的火力才能加以摧毁。法国和英国骑兵的进展也并不更好。由于机枪和榴弹的使用，不久就把马匹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后方和用于运输，使从前的骑士不得不默默无闻地徒步作战。  
　　炮兵由许多有四门到八门炮的炮兵连组成。三个到四个炮兵连组成一个炮群或炮兵营；两个或三个炮群等于一个炮兵团。当时射程已经增加得很远，炮兵能把炮弹射向远非炮手所能看到的目标，因此飞机和气球被用来测定敌方目标，并报告击中和不中。  
　　最初，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大炮方面胜过别国。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和波希米亚的斯科达工厂，是整个欧洲最杰出的兵工厂。法国的七十五毫米炮是轻便的，机动的，并且是当时大炮中最快的，但这种三英寸的炮只对无掩蔽的部队有效。它不适宜于长距离炮击，比不上威力很大的德国榴弹炮。此外，法国参谋部把炮兵看作是对步兵的次要的补充；他们认为，集体精神将更能补偿技术上的不足。(法国的眼光并不比美国内战时将军们的眼光进步多少，他们把炮兵看作多余的拖油瓶孩子。)  
　　1914年，德国有三千五百门中炮和重炮，而法国的大炮则不到三百门。每一个德国的军有三十六门一百零五毫米的榴弹炮，再加上十六门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德国还有四千五百多挺机枪，而法国只有二千五百挺。甚至在轻炮方面也是德国占优势，它有六千多门七十七毫米炮，而法国只有三千五百门七十五毫米炮。  
　　俄国对中欧强国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有六百万部队，但是那个大吹大擂的蒸气压路机，开动起来效率很差。大都是文盲的部队虽由勇敢的士兵组成，但他们由贵族和有钱的人组成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训练很差，那些人的战争知识，还局限于使用军刀和剑。另方面，他们的贪污本领却是高度发展的。  
　　由于俄国的辽阔的陆地面积和不发达的铁路系统，它的不利条件进一步增加了。它要进入海洋，则遭到冰块或敌人巡逻艇的封锁。前线常常缺乏火炮和机枪。很多士兵甚至没有步枪——部队作战时。有些人的武装往往只有缚在一根棒上的刺刀。  
　　1915年英国历史家伯纳德·佩尔斯访问了前线，一位俄国士兵忧愁地说，“先生，你知道，我们除了士兵的胸膛外，没有武器。”对此另一个士兵补充说，“先生，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第一年，俄国伤亡人数共计二百万。  
　　所有体格健全的德国青年都要服兵役，合格的青年尽管他们家族有权势，也无人能避免征召。需要服役两三年的时间，依服役的部门而定，接着是五年半的正规军后备军。然后转到战时后备军。这是第二后备军，时间十二年；到三十九岁时转到最后的后备军战时民兵，一直到他们的四十五岁生日为止。在这些人的后面，是除在后方和安全地带从事有限的任务外不适宜任何服役的男子部队。  
　　德国不象其他国家，它发展了一个由军官和军士组成的很有效率的核心，能把一大批新兵和后备军组成一支优秀的战斗力量。战争爆发时，约有二百万人结合在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士兵组成的核心周围。  
　　在民主国家军队中感到陌生的德国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密切友谊，是陆军元帅冯·毛奇在十九世纪中提倡的，并由其继任人继续推行。德国军官关心他们部队的福利，就象他们关心保养上了油的机枪一样。战争期间，当有些指挥官不必要地派士兵去送死时，德国将军们却是效率最高和最少浪费他们部队的。  
　　最初德国还在轻武器方面占优势。步兵用毛瑟枪装备，这种枪很坚实、准确，甚至在今天也是在运动员中最流行的枪支。德国参谋部也懂得马克沁机枪的战略价值。  
　　奥匈帝国有多种语言文字的不利条件。大部分军官都是日耳曼人，但部队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能讲德语。这个二元君主国既不关心，也不能团结它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奥地利的官方历史非常坦率地承认，“往往排长本人也不能使他所收集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人懂得他的话。”  


施里芬计划  
　　1870年，路易·拿破仑皇帝的法国政府，由于对普鲁士宣战而自我毁灭。普鲁士人在他们共同边境的战斗中摧毁了法军，然后长驱直入，包围和攻陷了巴黎。为了消除任何未来的法国军事威胁，新统一的德国并吞了阿尔萨斯，和包括要塞城市梅斯在内的洛林的一部分，使法国暴露于未来的入侵前面。  
　　法国军事工程师于是以沿着一百五十英里法德边界的四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从瑞士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阿尔卑斯山开始，坚固的混凝土堡垒从贝耳福、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伸展开来。在厄比纳尔和土尔之间设计了一个宽阔的缺口，作为准备敌人进入的巨大陷阱，然后用从掩护得很好的混凝土箱形掩体中发射的交叉火力加以歼灭。凡尔登以北约二十英里，就是卢森堡、比利时和崎岖的阿登森林。  
　　面对着这种难以克服的棱堡，从1891年到1906年任德国参谋总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设计了一个通过广阔的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的战略。这个小小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有充分铁路、公路、河流和运河的一条不费力的通路，而且它和法国的边境是不设防的。施里芬将军对于比利时在列日和那慕尔面向德国的设防据点感到愤怒，他抱怨它的军事防御旨在“……阻止德国侵入其领土，但它对法国的边境却不设防”。对于比利时担心德国而不担心法国的原因，这位将军装作不知道。  
　　施里芬这位能干的战略家，是军事史上博览群书的人之一。他从坎尼之战中得到许多启示，汉尼拔用包围两翼和后卫击败了较强的罗马人。施里芬将军的相似的计划集中在梅斯，这是一个最靠近法国边境的德国城市，距离巴黎一百七十八英里。  
　　以这个筑垒地区为枢轴，由七十九个师组成的右翼，将以闪电战经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后面马上由战时后备军之类的第二后备军跟上来。由八个师组成的较小的左翼，将留在法德边界。象一扇巨大的旋转门一样，德国人在这个绕着枢轴旋转的运动中，将一直横扫到法国沿海地区，从北面、西面和南面包围巴黎，然后转向东面。  
　　如果法国士兵离开他们的洛林要塞，把八个德国固定师赶向莱茵河，这样就更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东进的德国人将从后面来攻打法国人。法国的要塞炮只面对德国，不能转向西面来对付从法国方面进攻的德国人。  
　　施里芬制订的战略，包括一支十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和法国人协同作战”在内。考虑到俄国的原始铁路系统会造成蜗牛般步伐的动员，施里芬只在东线安排十个师以推迟沙皇部队的前进，直到法国被压倒为止。在他临终时，这位伟大的战术家据说曾强烈要求：“战争一定会来……要加强右翼。”  
　　他的继任人毛奇将军改变了这个计划，以应付他认为是不同的情况。他不去加强右翼，反而减少右翼的实力三分之一，在左翼增加了八个师——此举对法国是幸运的。由于其他障碍和延误，毛奇缩短了以梅斯为枢轴而转动的德国入侵战线，以致他的部队开到巴黎的东面而没有加以包围。几个星期后，当德国人企图用正面突击攻占巴黎时，他们在马恩之战中被击退了。  

图2施里芬计划  


进攻学派  
　　尽管法国的堡垒系统在那时是最好的，越来越多的年轻军官却开始对于在参谋部占优势的固定防御战略提出疑问。这个新的进攻学派找到了卢瓦佐·德·格朗梅松上校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他的观点影响了于1912年升为参谋总长的约瑟夫·霞飞将军。  
　　这个进攻到底的学说在1914年初被正式接受了，并被称为第十七号计划，因为它是1870年以来被批准的第十七个计划。这项计划甚至不包含临时凑合的土木工事和筑垒的规定。格朗梅松上校明确而中肯地说：“对进攻来说，只有两件事情是必要的：了解敌人在什么地方和决定应该怎么干。至于敌人想干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初期的战斗经验表明，第十七号计划糟糕得很。法国军队以十九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戴了白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军官走在他们部队前面六十英尺，部队则穿了暗蓝色短上衣和猩红色裤子。伴随他们的是团旗和军乐队，以使敌人胆战心惊。  
　　目击由此而造成的大屠杀的一位英国军官回忆道：“每当法国步兵前进，整个战线就立即完全被弹片所覆盖，倒霉的士兵象野兔般地被打翻。他们都很勇敢，不断冒着可怕的炮火冲锋前进，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人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二十码，就象阅兵行进那样安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五十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  
　　第十七号计划不久成为法国军事史上凋谢的一叶。也许它的恰当的墓志铭就是格朗梅松上校的弹痕累累的尸体，他是在一次轻率的步兵冲锋中被杀的。花了生命和领土的可怕的代价，法国参谋部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战争中，防御措施也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四、侵入比利时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陆军设计和发展的德国复杂的铁路系统，都派有军官监督每一条线路。从铁路区段到最短的支线，未经参谋总长批准，是不能铺设或改动的。通向西部边界的双轨，每天可容五百五十列列车通过莱茵河的桥梁；在二十天内，他们用一万一千列列车，运送了三百多万人。在战争的最初两周，每十分钟，就有一列长长的运兵列车通过科隆的桥梁。  
　　有一百二十多万士兵将要形成横扫比利时和卢森堡，进入法国的旋转的一翼。虽然有史里芬计划，因为荷兰的中立不能侵犯，这巨大的人流得通过一块大约七十五英里宽的地区前进。时间表不容许任何拖延——前进部队按照规定必须在法国有时间充分动员之前把它压倒。  
　　但是，不攻克列日，侵入比利时是不能成功的，在这个坚强设防的入口的那一边，横着广阔的平原和法国。有四条来自德国的铁路线在这个战略城市集中，然后扇形展开。列日建在横跨默兹河的一个高高斜坡上，对所有的通道都一览无遗。十二座威力强大的炮台——河的两边各有六座——把一块直径约十英里的地区围了起来。它们的相互支援体系受到各座炮台之间三英里缺口的限制，但在需要时候派出机动部队，被认为是有效的代替物。  
　　8月4日早晨，德国前进部队逼近默兹河上的维塞，正好发现桥已被炸毁，比利时士兵都聚集在西岸。统率两个骑兵团和六个步兵旅的奥托·冯·埃米希将军，立即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变通办法。两个骑兵团向南疾驰三英里，涉水过河。维塞的比利时守军生怕被围，迅即朝南向列日撤退。傍晚，德国步兵也在维塞渡过了默兹河，向堡垒进发。  
　　在德国人侵入的时刻，他们开始枪击平民，以报复冷枪狙击。人质都被兜捕起来处死；房舍遭到炮击或烧毁。如果发展成为逐屋战斗，野炮立即把村庄夷平。毛奇写信给康拉德将军说，“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忍的，但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谁挡路，就必须自食其果。”  
　　德国的战略设想是几乎不停顿地通过比利时，预计没有或很少抵抗。在比利时存在八十三年中，阿尔贝国王的国家从未打过一次仗，并且因为它的安全有赖于作为一个“永久中立国家”，军国主义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德皇威廉的战争恫吓，迫使比利时政府在1913年采取征兵制，这一措施更加降低了人们对军队的本来不高的尊敬。直到1910年为止，军队甚至没有一个总参谋部。  
　　阿尔贝国王新动员的军队由十六万五千人的部队组成，其中大约半数部署在列日和布鲁塞尔之间。比利时的战略依靠列日和那慕尔的炮台推迟敌军的前进，直到法、英军队能够到来。列日指挥官热拉尔·勒芒将军，得到派来的后备军的增援，使他的兵力达到四万人，并奉阿尔贝之命，防守列日“到底”。  
　　列日的筑垒是由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亨利·布里亚尔蒙特将军设计的，在1913年完成之前花了大约二十五年时间。它是由装有装甲炮塔的，形状象平坦的三角形小孤山的钢筋混凝土构成，拥有四百件武器，从机枪到八英寸大炮都有。这个结构本身的设计，是要经得起包括这种尺寸的炮弹的轰击。三角形的每一角，都装备着较小口径的速射炮的炮塔。  
　　每座炮台的周围，都是三十英尺深的干燥的深沟；加上强光的探照灯，以防止夜间的奇袭。这些灯和重炮一起，可以降到地面以下，那里有地下坑道把整个系统互相联系起来。所有的大炮都俯视着由德国来的四条铁路。勒芒将军留下二万五千名要塞部队，派了一个师去加强位于掩护布鲁塞尔的热特河畔的阿尔贝国王的军队。  
　　冯·埃米希仍然认为比利时人会不战而降，派了一位使者打着休战的旗帜，要求列日投降；否则的话，他宣称，这座城市将遭到空袭。勒芒服从他的国王的命令，拒绝了。几小时内，德军大炮狂轰东面炮台和城市本身，但仅仅削去一些混凝土而已。第二天，从附近科隆起飞的用内燃机推动的齐柏林飞船飞临上空，丢了十三颗炸弹，炸死了九个平民。这样，战争范围开始有了新的扩大。  
　　德军队潮涌般地反复冲锋，特别对东面的弗莱龙炮台和埃夫涅炮台，但是被火炮和机枪的联合火力所击退，炮台前的尸体堆积到齐腰高。所有默兹河上在列日南面和北面的桥梁都已被毁，企图用浮桥渡过默兹河的部队遭到炮火的扫射。  
　　只有德军的一次突击可算部分成功。当第十四步兵旅的指挥官被杀时，他的部队遇到第二集团军的副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立即担任指挥。第二天夜间，鲁登道夫率领他的部队，经由弗莱龙和埃夫涅之间的缺口进入列日。但是炮台仍都在比利时人手里；列日已被侵入，但还远没有被攻克。  
　　对炮台连续进行炮兵和步兵的突击都无效果，直到8月10日，那时冯·埃米希攻占了第一座炮台。二十四小时内，第二座炮台也陷落了。  
　　德国人于是搬来一门大炮，它将使炮台化为瓦砾，并使举世震惊。到那时为止，英国的十三英寸半的海军炮，是这种炮中间最大的。但是克虏伯的军械工人，设计了一门十六英寸半（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可以把一吨重的炮弹射到九英里外。每颗穿甲弹有一个定时信管，只在目标被穿透后才定时爆炸。这门榴弹炮是一种巨型炮，绰号“大贝尔塔”，是照弹药制造者的妻子贝尔塔·冯·克虏伯的名字命名的。(在以后的战争中，还出现一门惊人的巨型炮。)  
　　到了8月16日，十二座炮台中的十一座遭到连续猛轰后屈服了。那天晚些时候，勒芒指挥部所在的隆森炮台，被直接命中而摧毁，他本人也被打昏。他同平民比起来，受到俘虏者的尊重对待。冯·埃米希拒绝取下他的军刀，还接受代他带个信给阿尔贝国王。8月20日，胜利的德军开进布鲁塞尔。  
　　对勒芒的抵抗所引起的推迟，估计不一。英国军事史家把受挫时间定为“四、五天”。其他资料提出，入侵者只比预定时间晚一天或两天。英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列日是丢失了，但由于推迟了德国的进军，它对比利时的协约国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马恩之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保卫巴黎  




　　在8月份中，德国最高统帅部已习惯于几乎时时刻刻收到捷报了。8月间分别打了四仗，所谓边境之战，卷入了差不多三百五十万部队；不超过十天就结束了，德军沉重地打击了协约国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急于收复他们失去的省份，于8月14日越过边界进入阿尔萨斯-洛林，结果却被赶了回去。  
　　因为霞飞设想，部队不多的德军不能在卢森堡之西前进，所以法国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奉命于8月22日经由阿登森林前进。法国统帅部深信，德军将避免困难的阿登地形；结果，就没有想到要为全面战斗进行侦察或任何其他准备工作。一份给所有指挥官的命令说，“在8月22日，预料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对抗行动……哪里遭遇敌人，就在哪里打击他们。”进攻学派的策略，仍然支配着法国的战术。  
　　霞飞以为德军不过十八个师；他们的实际兵力，连同组成依轴线旋转经由比利时进入法国的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总共二十五个师。  
　　不象法军那样，德国前进部队对阿登森林进行了侦察，并在主力进入森林时布置哨兵。侦察告诫他们，法军正在迫近。在一次侧翼进攻中，德军攻击了毫不怀疑的法军，迫使他们在第二天赶快退却。  
　　8月22日至23日，在蒙斯之战中，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的第一集团军，除了击退赶向这个地区支援比利时人的法军外，还击退了英国远征军。在桑布尔河，法国第五集团军被德国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击溃。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四天之内，即从8月20日到8月23日。十天内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三十万，这是格朗梅松上校的年轻军官追随者们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南向马恩河和巴黎前进，打击他们路上遇到的任何协约国部队。8月26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在勒卡托之战中突袭英国远征军，迫使它进入疲惫的后卫战。三天后，德国统帅部从科布伦次迁往卢森堡。当帝国列车滚滚向西时，德皇的副官冯·米勒海军上将注意到他的皇上“……因流血而狂喜”，高兴地指着“六英尺高的尸堆”。  
　　在确信胜利的情况下，无论毛奇也好，他的幕僚也好，都未考虑到协约国撤到准备好的阵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法军和英军都已最后被打败了。间谍的报告表明，虽然平民都离开巴黎，部队却开到了，但毛奇没有把这个情报转送给两位关键性的陆军将领，即克卢克和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卡尔·冯·比洛。  
　　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其军队之间距离的拉长，无线电通讯变得更加杂乱了。在战争的那些早期日子里，德国最高统帅部限用一架粗制的，不用电线的(后来的无线电)接收机；第一集团军则限用一架发报机。结果，只能拍发最紧急的电讯。野战电话系统也并不发挥较多作用。它不是为长距离通讯设计的，而且破坏活动和事故损坏造成通讯的不断混乱。不久，克卢克不得不自己作出决定，但无法告诉毛奇他正在干什么。可是，退却中的法军不但能利用缩短距离的野战通讯设备，还能利用他们的民用电话系统。  
　　在法国的防务中，巴黎长期以来起着战略作用。所有主要铁路线都集中和通过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它由十四座内层炮台和二十五座外层炮台环绕保护着。但在法军被迫退到桑布尔河以前，很少想到要保卫巴黎。四个师和一个本土军旅(每师都有两个骑兵中队)，一个独立骑兵旅和六个炮群(七十二门大炮)，组成了巴黎驻防军队。尽管这些军队不久就增加了一倍，驻防军队要成功地抵抗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的攻击，在指挥上是不良的，在训练和装备上也是不够的。  
　　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于8月25日命令霞飞将军派遣“一支至少有三个军的军队……到巴黎的掘壕野营去保证防卫……如果我们的军队被迫退却的话”。梅西米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也许是由于霞飞习惯上对政府隐瞒不利的消息。第二天，军事危机尖锐化了，驱使政府进入近乎惊慌失措的境地，但放弃首都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巴黎的陷落将预示法国的崩溃。梅西米不满巴黎军事长官奥古斯坦·米歇尔将军的工作，用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来替换——此举是法国的一大幸事。  
　　霞飞拒不执行梅西米派遣三个军的命令，坚决主张他需要每一个士兵来阻止德军的前进。他答应派遣军队，但只有在巴黎立即受到威胁的时候。(实际上霞飞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不同德军斗争就投降。)同时，他下令莫里斯·萨拉伊将军从凡尔登撤退，只是由于梅西米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才使法国免于灾难。到了8月31日，政府计划迁往波尔多，让首都处于军事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务仍交给加利埃尼，但现在他归霞飞指挥。梅西米由亚历山大·米尔朗取代，他提出的需要更多部队的迫切要求，只是激起了霞飞如下的回答：“德军不是几天时间到得了巴黎的。”  
　　法军总司令那种海龟似的镇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战斗最激烈时刻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人怒不可遏。虽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霞飞却继续每天至少要吃两顿美餐，并且为了晚上入睡不受干扰，他保持他的晚上十时正就要休息的习惯。很少有一位将军敢于拿任何消息来打搅他。即使当德国人于1916年发动凡尔登战役，传送消息的信使却被简短地告知，霞飞已经就寝，不能惊醒他。  
　　霞飞还避免接电话。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过电话发布的，副官也接听所有打来的电话，这样给他以思考的机会。有时一位重要的部长要他亲自接电话，他也设法推托。除了听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评论；事实上，他几乎从不表示任何态度。他对任何信电或正式备忘录，也显出同样不信任，象是一个狡猾的乡巴佬，多疑地拒绝在任何书面上签字。据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霞飞的即刻反应是“把它里面翻到外面，检查每一个细节，常常唯恐落入陷阱或圈套”。  
　　当陆军部情报首脑卡朗瑟上校于1915年初谒见霞飞，为极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他的同意时，这位总司令和蔼地聆听着，偶尔点点他的大脑袋。受到鼓励的卡朗瑟，继续诉说许多事实和数字。越来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识到他是在独白；霞飞一言不发。他最后象慈父般地轻轻拍一下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情报军官，示意要他离去，含糊地评论说，“你总是喜欢你们的炮；那好极了。”  


保卫巴黎  
　　加利埃尼是另一种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他的无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岁年龄和衰退的健康。(在早些时候，他担任过马达加斯加总督，霞飞在那里是他的部下。)他对这座一半已经荒废的城市，发表了一份值得纪念的声明：“共和国政府的成员已经离开巴黎，去给国防以新的推动。我受命保卫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责任。这个责任我将贯彻到底。”后来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语地说：“政府已经迁往波尔多，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同居民一起，他们直到现在是受了骗人的公报的欺骗。”  
　　几小时内，一小支由士兵组成的队伍开始构筑堑壕和路障，并增援周围的炮台。回顾1870年巴黎围城时，饥民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里供玩赏的动物，加利埃尼在这个城市的体育场跑道上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绵羊、猪、山羊和马。乘机牟利是被坚决制止的，因为他说，“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还应吃到和现在同样的面包。”酒的供应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对可能资敌的任何机器或设备，都作出了迁移的安排。不但在爱弗尔铁塔下面，而且在横跨塞纳河、瓦兹河和马恩河的八十座桥梁下面都埋藏了炸药。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防守巴黎。一位飞行员在9月3日晚些时候回来报告说，德军纵队正在改变他们的进军路线。第二天清晨，空中侦察和骑兵侦察都证实，德国人的确修改了他们从正面攻击巴黎的计划，已经转向首都郊外的东南郊。对地图的简短研究向加利埃尼显示，德军的新路线提供了一个侧翼攻击的大好机会。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为真。”  
　　当五个德国集团军逼近巴黎时，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时断时续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了。除一起前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外，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准确地知道其他集团军的方位，现在毛奇的改变史里芬计划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原来计划的这个战略，是故意削弱德军的左翼，引诱法军右翼从筑垒的堑壕出击，然后转而受到绕着轴线旋转过来的德军右翼从背后的攻击。但面对法国堡垒系统的在左翼的德军将领，劝说毛奇加强他的队伍，这一违反史里芬计划的改变，却使法国士兵安全地守在他们的地下据点里。毛奇还抽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俄国人，从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为入侵是一个庞大的突然袭击的车轮运动，最外层的部队(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和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必须竭尽全力，较快和较猛地冲向前去，才能和内层的部队相呼应。缺乏作战情报的克卢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么地方同协约国军队对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国第六集团军正在迫近他的右侧翼，却接受比洛的建议，由他们实行联合的向内旋转的扫荡，以袭击法国第五集团军。当克卢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面和东面前进，而不是在巴黎的后面和西面前进时，史里芬计划又被进一步歪曲。这次调动还缩短了德军的右翼八十英里。  
　　与此同时，加利埃尼于9月3日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霞飞，告诉他这个有利形势，并争取他同意反攻，他刚从巴黎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布河畔巴尔回来。加利埃尼对霞飞及早作出决定的能力感到绝望，他本人乘车驶往英国人驻防的默伦，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  
　　英国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指挥部。连他的参谋长也不在。接着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情景。对他们这一个月的败绩感到焦躁和苦恼的英国参谋人员，鲁莽地告诉他们的不速之客说，如果英国稍微知道法国人在军事上的无能，它决意不会参战。恼火的英国人们没有心绪作出有鉴别力的判断，而加利埃尼的外貌又不象军事人员，他从一副夹鼻眼镜斜眼看人，在他争辩着想争取英国人支持时，眼镜不牢靠地颤动着。当参谋人员注视着他的不整洁的制服，蓬松的小胡子，黑钮扣的长统靴和黄色的护腿时，怀疑的态度增加了。后来一位英国将军评论说，“英国军官决不会同这样一个丑角式人物谈话的。”  
　　不久，弗伦奇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回来了，但表示对加利埃尼攻击德军右侧翼的计划“十分讨厌”，并告诉他，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作出决定。加利埃尼徒劳地等候英国指挥官回来，浪费了宝贵的三个小时。他离开时除了过后再打电话来的诺言外，一无所获，而过后再来电话这句话等于承认，英国人将在第二天继续退却。这个决定一部分是由于霞飞打电报给英国指挥官，他写道：“在目前形势下，我的意图是退到塞纳河后面。如果德军继续朝着东南偏南方向运动……也许你会同意，即你们的行动可能以运用于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的这条河的右岸为最有效。”既然打电报的人不能理解采取果断行动的需要，也就不能完全挑剔英国人把他们自己同德国人分隔开来了。  
　　9月4日一早，加利埃尼的电报就被放在霞飞面前，霞飞在批准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部署去攻打德军之前，等待了四小时。为了某些莫测高深的原因，这位总司令坚持在马恩之南进攻。在那天傍晚，他得知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准备参加这一攻势，可以在9月6日早晨开始积极的战斗，但霞飞除了吃一顿长时间的悠闲的晚餐外，既不作出决定，也不发布命令。  
　　9月5日正午，当克卢克集团军经过巴黎东面，可以望见爱弗尔铁塔时，他的右后方侧翼受到莫努里集团军前进部队的袭击。英国人在南面隔得太远，不能立即形成威胁，所以克卢克从这方面调了两个军去加强挣扎着想抵挡法军的那些军。一支单薄的骑兵屏护部队，被用来接防面对英军的二十英里宽的缺口。莫努里要求增援——这一要求启发加利埃尼组织战史上第一支摩托化纵队，即马恩出租汽车队。  
　　准备战斗的第七师刚刚到达巴黎，但没有通向前线的铁路运输可用。甚至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那里也太迟了。加利埃尼自有他自己的办法，发布命令征用“所有机动车，包括出租汽车在内”。在巴黎的各个地区，警察停住了出租汽车，命令乘客下车；他们征用了大约七百辆汽车。整个夜间，两汽缸出租汽车辘辘驶往前线。只走了两个来回，就输送了整个师。德军立即感到对他们后侧翼的压力加剧了。要是加利埃尼再得到他几天前迫切要求的两个军的支援——但它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开到——马恩以南的德军可能全部被包围起来。  
　　虽然克卢克全神贯注于击退莫努里的兵力，南面二十英里宽的缺口却使弗朗歇·德斯佩雷的士兵得以打击比洛暴露的侧翼，那时克卢克得悉英军正在迫近莫努里和德斯佩雷之间缺口的中心，这是使他计划退却的一个信号。弗伦奇将军和他的部队于9月9日到达。  
　　统率在东面面对法国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鲁普雷希特皇子，无法援助在马恩的入侵者。土尔和厄比纳尔法国炮台的威力强大的大炮，在奥古斯特·迪巴伊和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支援下，打死了巴伐利亚人队伍的大部分，迫使这位皇子于9月8日通知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军队不能再前进了。  
　　面对凡尔登东北萨拉伊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的德国皇储，他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从凡尔登炮台发射的势不可挡的炮火，迫使威廉皇子的第五集团军停止前进。其他两个德国集团军，即维滕贝格公爵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和马克斯·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在圣贡沼泽地带遭到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和费迪南·福煦将军部队的痛击。  
　　这种战斗很多是令人发愣的一系列残酷的散兵战，在小村庄里打进打出，受惊的居民发现他们已被交叉火力截住。德军不能得到他们十分需要的胜利，于9月8日拂晓，对福煦的军队发起大规模的白刃战。至少有一个军被迫退却，但法国炮兵的坚固的密集队伍，使德军的尸体在战场上堆积如山。对于福煦所表示的传奇式蔑视来说，这一战是值得纪念的；“我的侧翼被迂回了，我的中央撤退了，但我进攻！”  
　　以后没有多久，德军就从马恩地区开始撤退了。到了9月11日下午，已成为普遍的和持续的撤退，那时德军到达埃纳河北岸事先选好的阵地。马恩之战，大都由沿着二百英里前线无数凶猛的、短促的、混乱的冲突和战斗组成。协约国和德国的伤亡人数，每方大概估计为二十五万。在战斗期间和五十五英里的退却中，德国因被俘获而造成的损失，共达一万五千人和四十门大炮。为了避免在马恩溃散，德军退得井井有条，成功地击退了协约国的追兵。  
　　在德军中士气依然良好，但在最高统帅部却深感绝望。这一场败仗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它使毛奇丢失了前程，他本来是首先对这次大战负很大责任的。德皇威廉的自负也受到挫伤。由于毛奇保证鲁普雷希特皇子的巴伐利亚人将攻占南锡，威廉带着一队衣着灿烂、头戴华美盔帽、身上穿有浮雕胸甲的白色和金黄色制服的胸甲骑兵，等待举行他的入城仪式。但是法国炮兵用这样致命的准确性扫射着每一次进攻的潮涌般的人群，甚至毛奇也被这种屠杀吓呆了。9月11日，他下令鲁普雷希特停止这种自杀性的冲锋。南锡依然未被攻克。  
　　毛奇对于使他的君王失望感到心情沉重，第二天他写信给他的妻子：“形势大坏。巴黎东面的战斗对我们不利……战争开始时给我们的巨大希望已经粉碎……我们最后将在两线作战中疲于奔命！这同我们这个战役的辉煌的开端真是天差地别！现在这是个痛苦的幻灭，我们必须对这场浩劫付出代价。”  
　　德国参谋军官鲍尔上校，记下了一场难忘的情景：“绝望的惊慌严重地支配着全军，或者更正确地说，支配着较大部分领导人。看来……最高统帅部惊慌得最厉害。毛奇完全垮了。他坐在那里，苍白的面孔凝视着地图，对一切感觉都无反应，成了一个绝望的人。冯·施泰因将军(毛奇的副手)确曾说过，‘我们一定不要慌乱，’但他又不挑起担子来。他本人已经没有信心，他讲话中流露出他的感情，‘我们讲不出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在马恩之战中失利，毛奇丢脸地被免去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据前总理冯·比洛说：“后来，毛奇流着泪向我诉说，那时(1914年9月)他的健康已经受损伤，以致感到这些日子的苦恼是‘难以形容’的。皇帝……突然解除毛奇的指挥权，把此职给了他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这件事情暂时得保密，以免震惊全国。这就是为什么现已成为傀儡的毛奇，为了粉饰表面，每天不得不参加讨论战略的原因，在那里，没有人征询他的意见或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不得不坐在他从前的对手，现在是他的继任人的旁边，一言不发。后来他告诉我：‘但丁的地狱容纳不了我被迫在那时遭受的这些痛苦。’”  
　　如果约翰·弗伦奇爵士听从加利埃尼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马恩之战会以德国人的惨败而告终。西里尔·福尔斯在所著《大战》中写道：“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尽力把英国远征军前进的故事写得尽可能好些。事实上这次前进是爬行。主要的责备毫无疑问必须落在约翰·弗伦奇爵上头上，看来他从未感到他实际上是在进入一个空隙，而且也从未要他的部队猛进。还有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是，在法英部队中，有着某种小心谨慎，有时蜕化为懦怯。”  
　　“指挥官们不相信潮流已经转向，老是猜疑他们是否正在走进一个庞大的伏击圈内。不管怎样，从9月7日到9日，英国步兵一天前进的速度只有八英里左右，如果速度再加快一半，只要有十二英里，就足以切断克卢克的三个军同其余德国队伍的联系，并在莫努里正在进攻他们正面的同时，使英军得以从背后攻击他们。”  
　　六星期的战争造成法军的令人痛苦的损失。开头的时候，部队实力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到9月中，死伤或被俘的有六十万人，这对一个在人力上比较贫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瘫痪的打击。到了年底，法国的伤亡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万。  
　　德国用八十七个师参加战争(对法英的七十二个师)。史里芬计划曾规定，要有九十七个师才能征服法国，其中的七十九个师组成经过比利时的庞大突击旋转运动。毛奇却派七十八个师到西面，五十三个师进行旋转的攻击。他还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去东线，进一步削弱了这支部队。对于他们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德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六、东线，1914年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坦能堡会战  
加利西亚战役  






坦能堡会战  
　　俄国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一条共同边界，延伸一千一百余英里。那时是俄国一个省的波兰，形成一块二百五十英里宽的突出部，这个突出部向西突出二百英里，在西部和西北部与德国毗连，在南部则与奥匈帝国邻接。它的西部边界离柏林只有一百八十英里。它的北面是东普鲁士，这块八十英里宽的德国领土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之间。俄国一次胜利的大规模进攻，就能把它同整个德国切断。  
　　哈普斯堡皇室还有一个易受袭击的省份加利西亚，它的富饶土地被喀尔巴阡山脉同奥匈帝国的其余地方隔了开来。东线交战国家的战略，都旨在适应这些地理条件。  
　　在法国帮助下制订的俄国军事计划，为两种可能性作准备。如果德国先进攻法国，俄国就同时打东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另一个计划纯粹是防御性的，适用于德国最初向俄国强行推进。  
　　奥军也有两个计划。一个计划是设想只同塞尔维亚打仗，把奥地利六个集团军中的三个集团军用来进攻塞尔维亚，其余三个集团军用于加利西亚以挡住俄军。另一个计划是同俄国和塞尔维亚两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派两个集团军进攻塞尔维亚，四个集团军则驻守加利西亚战线。  
　　东普鲁士由堡垒地带拱卫，意在防止俄军越过波兰边境前进。沿着维斯瓦河上游和省会柯尼斯堡周围构筑了坚强的据点。穿过东部边境就是五十英里宽的马祖里湖，成为严格限制俄国进犯道路的天然障碍。奥地利利用喀尔巴阡山脉，从克拉科夫经过伦贝格(现在的利沃夫)到罗马尼亚边境，设置了筑垒防御工事。在俄国和它的波兰省之间，在平斯克这个中心的周围，都是普里皮亚特沼泽，有三万八千平方英里的沼泽地、杂树丛和几条泥土道路。  
　　德国的铁路系统包括十七条通向东普鲁士的路线，可以每天行驶五百列列车；这样的系统可以在短时期运送一支庞大的军队。多条支线从干线分叉到许多边境地区，以迅速调动部队应付突然事件。奥地利则造了七条铁路线经由喀尔巴阡山脉通向加利西亚，每天的运输量是二百五十列列车。俄国从主要内地城市到华沙只有六条铁路线，支线也太少，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为了拦阻来自西面的入侵，俄国铁路的轨距比德国所用的轨距宽。边境地带故意让它成为被森林和灌木丛隔断的半荒芜荒地，未铺砌的道路下大雨时就变成一片泥浆。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俄军走近这些边境地区时，它的运动慢得象运货马车的速度那样。这种运输系统使已经转动不灵的军事机器无限的紧张。当没有准备的俄军经法国坚决要求，轻率侵入东普鲁士，以减少德国对西线的压力时，事情就将更糟了。  
　　一直到1913年都担任俄国参谋总长并将统率参战军队的伊凡·吉林斯基将军，向法国保证，动员后两星期，八十万俄军就会作好战斗准备。到了8月中旬，有六十五万多人已经准备就绪，这一业绩使德国人感到惊愕和担心。初期德国在西线的胜利，引起法国人连续恳求俄国打击敌人。  
　　战争爆发后仅两天，法国使者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就敦促他的主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沙皇的伯父、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是一位专心致志的亲法者，他向大使保证说，“我甚至可以不等我的几个军全部集合。我一感到足够强大，我就进攻。”可是，这位热心的俄国人，忽视了为他们的军队准备充分的食物、补给或运输工具。  
　　吉林斯基的兵力共计三十个步兵师和八个骑兵师，分成两个集团军，由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将军和帕维尔·连年坎普夫将军统率。连年坎普夫统率第一(维尔纳)集团军，萨姆索诺夫统率第二(华沙)集团军，都以他们的城市基地命名。  
　　为了侵入东普鲁士，这两个集团军都必须走马祖里湖区域两边的固定路线，连年坎普夫沿着北部边界前进，于8月17日越过边境，萨姆索诺夫则预定两天后尾随前进，取道南部边缘地区。  
　　早些年代史里芬在马祖里湖花了很多时间，在考虑对付这种类型调动的最有效措施。他命令，集中充分兵力对付最先出现的俄军，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这一战术十分出色地简单，但在东普鲁士统率德国第八集团军的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害怕作出决定。懦怯加上情报不确，使他错误地分散兵力，然后对连年坎普夫的第一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而不是进行侧翼攻击。这一战役于8月20日在贡宾南（现在的古谢夫）附近展开；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第十七军首当其冲。连年坎普夫担心被包围，在他将要退却之际，得悉德军已经撤退。萨姆索诺夫同一天到达边境，他的部队和马匹饥疲交加，他的第二集团军显然不适合立即投入战斗。  
　　当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和他们筋疲力尽的情况被报告给普里特维茨时，他不可理解地疑虑重重。那天晚些时候，他告诉两位部下：“先生们，我想，你们从南方前线得知这个新消息的吗？军队正在脱离战斗，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去。”虽然有人力陈胜利是肯定的，也没有用处。普里特维茨厉声说，这是最后的决定，他说完就走了。与此同时，马克斯·冯·霍夫曼上校草拟了一个进攻计划给普里特维茨的参谋长瓦尔德泽伯爵，即打击萨姆索诺夫的左侧翼。三个师将从贡宾南撤出，以加强当地部队。  
　　在动员的第一天就被指派为第八集团军作战军官的霍夫曼，明显地比他的同僚高明。他是参谋部的俄国问题专家，他讲读俄语都很流利。多年来他积累了关于他的敌人的丰富知识，特别是连年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之间的对立。日俄战争期间，霍夫曼曾以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在场，那时他无意中目睹一场难忘的吵架。在满洲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两位怒目相视的俄国指挥官正在互相破口大骂。突然间，他们挥拳打了起来，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倒在地。(胜利者萨姆索诺夫曾引起这次争斗。当他的打得筋疲力尽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被迫放弃一座有价值的煤矿给日本军队时，连年坎普夫一再不顾要他以骑兵师去支援的命令。)霍夫曼猜测，连年坎普夫又将拒绝援助萨姆索诺夫，这次他将在贡宾南地区逗留不前。  
　　关于俄国人正在传送非密码电讯的报告，受到德国高层军官的深切怀疑。只有霍夫曼相信这不是一项策略——他在满洲看够了俄国人的散漫情况。在一位已死的吉林斯基参谋人员俄国军官身上发现的文件中所透露的设计的路线和部署，和被截获的这类电讯相一致。俄国野战军队是没有密码或密码人员的。俄国高级统帅部似乎没有想到过需要训练担任这种任务的报务员。  
　　数小时后，普里特维茨回来了，听取和批准了霍夫曼的计划；退却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命令已经遗忘了。第二天，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停止前进。两天后，普里特维茨正忙于为他的对付萨姆索诺夫的战役增添最后细节时，来自科布伦次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打击了第八集团军。毛奇发来的一个电报通知普里特维茨，他和瓦尔德泽被新总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和新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取代。半小时后，第二个电报通知麻木了的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退役，这好象是事后想起来的主意。  
　　这个秘密很快就解决了。普里特维茨于8月20日离开他的部下后，打电话给马肯森说想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然后又打电话给毛奇，报告他的决定。在他回到司令部后，他忘记告诉他的参谋人员他曾打过电话。这样，没有一个人把普里特维茨决定向萨姆索诺夫进攻一事打电话告诉毛奇。毛奇长期以来就想把普里特维茨撵走，这个宫廷宠臣的好吃的习惯要比他的军事才能有名得多，曾因此得到“胖家伙”的绰号。普里特维茨的高位，是德皇给这个擅讲故事和淫秽闲谈的人的奖赏。  
　　鲁登道夫被选择接替瓦尔德泽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是赏识他在列日转败为胜的作为。他在8月22日得悉他的升迁，那时他正在那幕尔附近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中，自从列日失守后那慕尔是比利时的最坚强的堡垒城市。德国最高统帅部在一封感谢电中告诉他：“你或许能够挽救东线的形势。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曾得到我这样的完全信赖。德皇也完全信任你。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  
　　鲁登道夫立即坐了一辆参谋部汽车，向科布伦次疾驰而去。路上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路经瓦弗。昨天它还是一个和平城镇。现在，它正在燃烧中。居民向我们的部队开枪。”在科布伦次的那天晚上，德皇和毛奇接见了他，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三小时后，他乘了一列专车开往东线。预定只在一个地方停车，就是在汉诺威，第八集团军的新指挥官将在那里和他会合。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在六十八岁时退役后再复役，他的年龄和其他现役指挥官的年龄相仿佛。  
　　兴登堡没有被请去科布伦次对他介绍情况或和他磋商。接受任命后，他只从电报上知道要他去乘鲁登道夫的列车，列车将在黎明前到达汉诺威。这种程序反映了德意志帝国军队的严格的等级观念。鲁登道夫是受命负责东线的人，但他的中下等阶级出身——可以从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冯”这个字看出——使他不能被任命为指挥官。  
　　鲁登道夫无意识地几乎使霍夫曼的计划流产，这个计划是他将要采纳和加以发展的。在离开科布伦次之前，他就通知第八集团军各军的指挥官，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主意作战，从而消除了普里特维茨的最后一点权威。在连年坎普夫战线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的第十七后备军和奥托·冯·贝洛将军的第一后备军，放慢了他们向西撤退的速度，停下来休息了一天。当第八集团军的指挥部从阿伦斯泰因迁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在那里下车的马里恩堡时，又耽搁了一下。  
　　8月24日，弗里德里希·冯·朔尔茨将军的第二十军在一次同萨姆索诺夫部队的小规模战斗中被打败，然后有一个师撤退到比较牢固的防御阵地。萨姆索诺夫误认为这种运动是第八集团军的全线退却，下令穷追，他的非密码电报被德国的信号兵截获了。实际上，朔尔茨并不面临直接威胁，因为萨姆索诺夫的部队非常疲劳，不能追击。据截获的无线电，有一个军在十二天中，经过深没脚踝的泥土“道路”，已经跋涉了一百五十多英里。  
　　马肯森和朔尔茨意识到这是决定性的一击，就向南面退去，只留一个象征性的骑兵师，面对连年坎普夫的二十四个步兵师。两天内，大批德军通过高效率的铁路运往一百多英里外的西南方，有九个师以上在面向东南的一条七十英里弧线上重新集结。萨姆索诺夫向着故意加以削弱的中心进发，继续追击“退却”中的敌军。当萨姆索诺夫开进那个软弱的，正在退让的中心时，德军的两翼已经加强，要对他的两个侧翼发动令他惊愕的打击了。  
　　俄国骑兵侦察的报告说，德国的阵线暗示要进行侧翼袭击，这使萨姆索诺夫减低了追击的速度。他发电给吉林斯基，建议暂停前进。吉林斯基深信德军正在按照普里特维茨的计划退却，把萨姆索诺夫的警告看成是懦怯。他安然坐在离前线近二百英里的沃尔克沃西克指挥部里，命令萨姆索诺夫不要再“扮演懦夫角色，继续进攻”。  
　　在8月25日到26日夜间向德军中心进发的萨姆索诺夫右翼，离开他的其余部队三十英里左右，同从贡宾南出发的德军两个军接触。虽然疲乏但吃得饱饱的德军，面对一支困乏和半饥饿的俄军。经过短暂和混乱的战斗后，俄军蹒跚后退，德军则如释重负地瞪着眼睛看，疲劳得不能追击了。  
　　一个俄国师的几个连，他们背向着伯绍湖，晕眩地走进了水里，有些人淹死了。德国宣传工作者把它渲染为传奇，说是兴登堡把萨姆索诺夫的军队驱入沼泽，死者数万人。在牵涉到他自己威信时总是注意使记载保持准确的鲁登道夫，斥之为“神话……附近根本没有沼泽”。  
　　8月27日黎明开始，对俄军来说是世界末日，那时埃尔芒·冯·弗朗索瓦将军的第一军，在乌斯道防区炮轰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德国信号兵截获了萨姆索诺夫求援的电讯，但吉林斯基和连年坎普夫都不理睬他的请求。饥饿和士气低落的俄军，无可避免地队伍溃散，惊慌逃走。尽管他的部队处境危险，萨姆索诺夫还是命令他的中央部队进攻，造成德国人的短暂的不安。但是饥饿和迷乱的俄军，让他们象羊群那样被兜捕起来。延伸四十英里的德军，只要把俘虏圈指点给这些勇敢的人们就行了，他们已经战斗到超过他们的耐力的地步。俄国第二集团军全部损失；五个军的指挥官中，二人被俘，三人因无能而被立即撤职。萨姆索诺夫没有遭到他们那样的命运。在8月28日傍晚，他独自闯进了森林里去，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被德国人埋葬的尸体，于1916年通过红十字会交给了他的妻子，以便埋葬在他的祖国。  
　　这一战役是德国的胜利，俄国的灾难。有九万二千多人被俘。被杀和失踪的估计有三万人。第二集团军约有五百门炮被毁或被缴获。吉林斯基关心萨姆索诺夫的命运，命令连年坎普夫去找现已不存在的第二集团军的方位。但是连年坎普夫掉头就逃，因为获胜的第八集团军对他的部队集中了火力。在二周后的马祖里湖战役中，德军肃清了东普鲁士的所有俄军。  
　　与德军伤亡一万人相比，连年坎普夫部队的伤亡共达十四万五千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损失感到歇斯底里的连年坎普夫，抛弃了他的军队，飞快逃回俄国。吉林斯基对他的懦怯行为大发雷霆，打电报给大公，极力要求把他立即撤职。据彼得格勒卫戍司令诺斯科夫说：“连年坎普夫……中断了他的进军，借以避免援助萨姆索诺夫。他甚至被指责为通敌：‘他是个德国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事情呢？’”总司令不但把连年坎普夫贬黜，还把吉林斯基撤职，“因为他失去理智，不能掌握作战”。  
　　毛奇谨慎地选择公布胜利消息的时间，以抵消在马恩的败北。当消息发布后，兴登堡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狂欢国家里受崇拜的人物。真正应当享受这次胜利荣誉的霍夫曼却被忽视了，但曾推敲过霍夫曼的战略的鲁登道夫，却分享了一些赞誉。可是，霍夫曼的才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注意。他晋升为少将，继鲁登道夫任东线参谋长，但他继续对兴登堡不满。在兴登堡去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霍夫曼假装敬畏的神情告诉到战地来访问的人说：“这里是战斗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期间他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后他睡觉的地方。”  
　　霍夫曼还领会到一个英雄名字的超凡魅力的价值。8月28日，鲁登道夫曾率众向一个叫弗勒格瑙的小村庄前进，他在萨姆索诺夫败北之前数小时，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发布命令。他和兴登堡认为这场战斗应当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命名。离此不到两英里是小村庄坦能堡。霍夫曼提议，没有比这个名字更合适的了，因为这里是1401年战斗的现场，那时条顿骑士团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打垮。坦能堡就是这样为人们所记忆的。  
　　当毛奇通知鲁登道夫，从西线派出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正在来东线途中时，胜利已在眼前了。受到普里特维茨忧虑的影响，毛奇削弱了他的右翼，提供不必要的支持去对付俄国，这一决定给了协约国在马恩获胜以充分的力量。  


加利西亚战役  
　　奥地利总司令康拉德将军，对发动一场战争要比打一场战争更为擅长。他在战前的计划，是压服塞尔维亚，同时派出大批军队到加利西亚，对俄国发动攻势。但当康拉德把他的六个集团军分到两线作战时，他实际上取消了胜利的机会。他派波蒂奥雷克去塞尔维亚战线，进一步减少了那些机会。波蒂奥雷克作为波斯尼亚总督，自从未能保护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不被暗杀以来，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现在他忧虑而懦怯，担心自己也可能遭到暗杀，拒绝在他部队前露面，而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作出他的“决定”。  
　　因为塞尔维亚的东邻保加利亚在1914年仍然中立，奥地利就只能在塞尔维亚的北部和西部边界进攻。这方面的进入受到多瑙河、萨瓦河和德里纳河这类天然障碍的阻挡，这些河流只能用小船或木筏渡过，而河那边又都是山区。在数量上被大大超过的塞尔维亚军队别无选择，只有进行阻滞战斗，直到协约国能够前来支援。塞尔维亚指挥官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将军，缺乏火炮、自动武器和运输工具，只能靠最近在巴尔干战争中经过战斗训练的老战士们来弥补这些不足。最重要的，普特尼克善于调动敌人在最有利于他自己的地形作战。  
　　8月12日，包括十九个师的三个奥地利集团军侵入塞尔维亚。（波蒂奥雷克错用一个军在波斯尼亚执行占领任务，并浪费其他部队去追击很熟悉山寨地形的门的内哥罗人。）普特尼克沿着河流边界驻扎一些部队，而把他的军队的主力集结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汇合处形成的一条弧线上。塞尔维亚军在奥地利的进攻下继续退却，一直退到适合普特尼克战术需要的防区为止。  
　　然后在8月16日，普特尼克沿着亚达尔河上一条三十英里的战线出击。在日落前，生还的奥军都拼命逃回德里纳河。然后普特尼克进击奥地利的左侧翼，它迅速溃散并退却，伤亡甚多。奥地利的溃败更为突出，因为六十七岁的普特尼克是个卧床不起的病人，时有病痛，他是在卧室里指挥这个战役的。  
　　康拉德不知道对他的部队的严重打击，在那天晚上坐火车来到加利西亚的设防城市普热米什尔。他第二天得知这个消息，就命令波蒂奥雷克从其多瑙河防区调第二集团军的一个军去增援面对塞尔维亚军的奥军。波蒂奥雷克需要整个第二集团军，但康拉德决定抽调这支军队的其余兵力到加利西亚来。（援军两天才开到战场，为时太晚，不能对波蒂奥雷克有什么帮助。）下一天在雅达尔继续战斗，在酷暑中持续了一周。在沙巴茨周围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8月30日。  
　　只有拼命的后卫战斗，才能使奥军摆脱出来。奥军于9月1日返回他们的本土，共计伤亡四万人，而塞尔维亚军则相对地未受什么损失。但后者在被奥军传染的斑疹伤寒流行病中，付出了惊人代价——到1916年4月这场灾害消退时，有七万多士兵和不知多少万平民死亡。  
　　康拉德现在把他的全部注意力转到俄军这边来。所有最初的有利条件都在他这方面。从约在维也纳东五十英里的多瑙河开始，喀尔巴阡山脉形成了一条八百英里弧线，直到罗马尼亚东南为止。它的宽度从七英里到二百三十英里不等，中部在七十英里左右。既没有天然道路也没有大河流域把这个障碍分开，但穿过山脉通向加利西亚的七条奥地利铁路线，可以不费力地防守或在必要时封锁。喀尔巴阡山脉以北，是克拉科夫、普热米什尔和雅罗斯瓦夫这些设防城市，还有维斯瓦河和桑河保卫着。  
　　如果康拉德要他的部队掘壕固守，俄国的冲击是闯不过这些障碍的。但他误信人言，以为俄国人尚未充分动员人力，易受攻击。他计划从加利西亚发动迅速的攻势，以攻占华沙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间的铁路线，但显然没有想到，如果俄国人实际上已被动员起来，在他的军队和他们接触时他们会干些什么。在战前十年间，俄国从它的高级间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那里获悉奥地利的各项有价值的军事秘密，他甚至在被任命为奥匈帝国陆军情报处主任以前，就有系统地把他的国家出卖了。雷德尔在 1913年是奥地利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那时他的间谍活动无意中暴露了。但是，如不全盘打乱中心战略，康拉德竭其全力也无法彻底改变他的基本作战计划来蒙骗俄国人。  
　　康拉德要求德国第八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发动攻势。他遭到毛奇的拒绝。哈普斯堡的统帅需要德军横扫涅曼河之东，然后打击俄国的右侧翼。他渴望把奥地利首战的胜利归功于他的皇帝，因此他继续深信，在他的军队抵达布格河时，德军一定会采取行动。  
　　康拉德轻率地派出三十个师，组成三个集团军，于8月22日向卢布林进发。在队伍前列奔驰的都是穿着彩色制服的轻骑兵，渴望去杀哥萨克人，这种轻骑兵是五色缤纷的十九世纪的遗物。但看不到哥萨克人。尼古拉·伊凡诺夫将军把他的骑兵放在后卫，表面上处于孤立地位，实际上他们都被安排在分隔四个俄国集团军的几条宽阔的走廊中，以引诱奥地利部队进入俄军侧翼将全部暴露的阵地。  
　　这种纵深防御战略非常适合俄国的辽阔领土，伊凡诺夫的战略仅仅同用来对付拿破仑的措施略有不同而已。当哥萨克军被入侵者望见后，他们就转而向东疾驰，其速度以快到不被奥军赶上为度，这样奥军就被诱入了一个危险地暴露的阵地。伊凡诺夫及其同僚指挥官阿列克赛·勃鲁西洛夫、尼古拉·鲁斯基和保加利亚出生的拉德科·德米特里耶夫，不象坦嫩堡的俄国指挥官，都是能干的战术家，他们谐和地计划和协同他们的战斗。  
　　到8月25日，奥军已经深入俄国的波兰。于是勃鲁西洛夫攻击奥地利的右翼，迫使其退入加利西亚，尽管他的部队在数量上被敌军超过。俄军紧紧跟踪追击，到达这个省的工商业中心伦贝格（利沃夫），于9月3日入城。勃鲁西洛夫然后分兵，遣其左翼迅速封锁喀尔巴阡山山口，以防奥军退入，并遣其中央部队和右翼直趋普热米什尔。与此同时，鲁斯基将军的军队有效地楔入了正要逃走的奥地利第三集团军和其国内基地之间。  
　　在伦贝格以西加利西亚主要铁路枢纽站腊瓦－鲁斯卡亚，德米特里耶夫将军的军队对奥军竭力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急调已经遭到连续猛击的第二集团军从塞尔维亚前来支援，但这支单薄的不可依靠的部队到达太迟了。俄军的联合起来的侧翼猛袭，把奥军赶回喀尔巴阡山一线，留下十五万多奥军在普热米什尔，这座城市在被包围六个月之后陷落了。当俄军入城时，大部分居民都站立不起来。饥饿已把他们化为活骷髅。与此同时，勃鲁西洛夫切断了他的经过布科维纳省的一条长而宽的地带，攻占了省会切尔诺夫策，然后向匈牙利进发。  
　　伊凡诺夫在加利西亚的胜利，把西里西亚暴露在俄国的入侵前面。因为西里西亚平原直接通向德国心脏，兴登堡觉得他必须行动，而且必须迅速行动。9月28日，一支专门组成的、由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领导的德国第九集团军，乘火车去增援奥军。康拉德对装备不良的塞尔维亚军队击败他的军队非常愤怒，要波蒂奥雷克于11月开始另一次入侵。战斗是断断续续的，但很残酷，俘虏很少。贝尔格莱德于12月1日陷落，但甚至这次胜利也是短暂的。普特尼克进行反击，肃清了首都的奥军，然后把他们赶出国去。伤亡估计在十七万五千人左右，双方约各占一半。即使在这个生活方式随随便便的政权下，波蒂奥雷克的无能毕竟也太过分了。他遭到撤职，并且被人遗忘了。

七、埃纳的初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堑壕战开始了  
奔向大海  




　　9月13日，在德军转而面向追击他们的协约国军队时，他们在西线有一个最坚强的阵地。在贡比涅和贝里奥巴克之间，河流蜿蜒向西，约有一百英尺宽，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深。两岸的低洼地延伸了一英里，突然上升为一条三、四百英尺高的悬崖，然后又缓缓下降到与高原相齐。德军驻守在离山顶两英里的较高的北面，藏身在覆盖着正面和斜坡的浓密的灌木丛后面。  
　　没有藩篱的乡村的低矮庄稼，使协约国军队没有天然的藏身之处。几条深长而狭隘的小路以直角插入悬崖，把渗入者暴露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北部高原的军队，俯临着广阔的射界。  
　　在9月13日至14日有浓雾的夜间，大部分英国远征军靠浮桥或部分炸毁的桥梁渡过埃纳河，在右边的布尔科曼和左边的韦尼泽尔登陆。在韦尼泽尔东面的希弗勒，是德军选来作为最坚强阵地的悬崖。与此同时，法国第五集团军在贝里奥巴克渡过埃纳河，攻占了东面最高点谢曼－德－达姆，这是一座峻岭，按路易十四为他女儿造的一条皇室马车路命名的。沿整个战线都设立了联络点。在谢曼－德－达姆的东面，法国第四、第五和第九集团军，只在他们于9月13日进驻的阵地外面稍微有了一点进展。  
　　在雾夜的浓雾掩护下，英国远征军朝着通向高原的小路前进。当雾在明朗的朝阳下消散时，他们遭到交叉火力的无情扫射。那些突入山谷得不到雾障保护的人，遭遇也并不好些。一国德国战士报道这场屠杀说：“在沿河的灌木丛那边，突然看到第二线散兵在前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步。我们的炮兵开炮了，每次至多打到一个人。这第二线步兵继续前进，总是推进得越来越近。在第二线散兵后面二百码，出现第三批和第四批人群。我们的炮兵疯狂射击，但很少效果。然后是第五线和第六线散兵，秩序井然，有同样考虑周详的非常精确的间隔。这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勇敢敌人的壮观的表现。我们都十分钦佩。”  


堑壕战开始了  
　　不久就很清楚，双方没有一方推得动另一方，而且既然没有一方想退却，就成为相持不下的僵局，使对抗的双方在今后四年中固定在一条狭长的地带上。9月14日，约翰·弗伦奇爵士下令全部英国远征军掘壕，但没有挖掘工具可用。士兵们到附近的农场和村庄搜索鹤嘴锄、铁锹和其他工具。部队没有经过阵地战的训练，不过在地上挖浅坑。最初只是想提供掩蔽，以防敌人的观察和炮火。不久，壕沟就挖深到七英尺左右。其他防护措施包括伪装和在壕壁上打孔，然后用木头支撑起来。  
　　堑壕战对德军来说也是新鲜的，他们的训练和装备旨在打一场在六周内获胜的运动战，但是他们很快就使他们的武器适应新形势。攻城榴弹炮现在把大量炮弹射入协约国军队的壕沟，熟练地使用迫击炮、枪榴弹和手榴弹（于9月27日第一次对英军使用），使德军能给协约国士兵以重大杀伤，而协约国士兵既无这些武器的训练，又无这些武器的装备。探照灯、照明弹和潜望镜本来都是用于其他用途的德国装备的一部分，但也被有效地移用于堑壕战。  
　　重武器的短缺妨碍了英军。只有他们发射六十磅重炮弹的炮（一个师有四门），其威力才足以从埃纳河南岸轰击敌人的炮兵阵地，而这些炮在口径、射程和数量上都比德国炮差。装备有六英寸炮的四个炮兵中队（共有十六门），急忙从英国调来。同德国的八英寸榴弹炮相比虽有逊色，但稍有帮助，如果不是有很大帮助的话。当代的一篇资料报道，“他们向德国人发射每一发这种炮弹，德军就要发射二十发炮弹。”防御火力只有步枪，和分配给每营的两挺机枪。英国正规军都是优秀的射手，但甚至他们总共的发射准确性，也不能与德国的机枪和手榴弹匹敌。  
　　英军很少在他们的飞机上装备无线电收发报机，那些最初装备的，只用于报告部队的运动。但飞行员认识到指示炮火或发现炮位的好处，是很自然的。9月24日，飞越德军战线的中尉B·T·詹姆斯和D·S·刘易斯，发现了给英国阵地以很大损害的三个隐蔽得很好的敌人炮兵中队。他们用无线电发回了炮兵中队的方位，然后嗡嗡地飞了一大圈，等待观测炮兵爆破弹的位置。下面是在空中记录的第一次指示方位的电文：  
　　“下午4时2分稍为不到一点。发射。发射。  

　　下午4时4分再发射。再发射。  

　　下午4时12分稍为不到一点，方向可以。  

　　下午4时15分不到。过了，过了，并且偏左。  

　　下午4时20分你们正好打在两个炮兵中队中间。在你们上一发炮弹的两边各搜索二百码。射程可以。  

　　下午4时22分你们打中了。  

　　下午4时20分打中。打中。打中。  

　　下午4时32分不到五十码左右，并偏右。  

　　下午4时37分你们上一发炮弹射在作战中的三个炮兵中队中间，在你们上一发炮弹周围三百码内搜索，你们就能打中。  

　　下午4时42分现在我正返航。”  

　　防空火力是散漫和不准确的。英国远征军只使用击发弹，据加拿大的资料，这种击发弹“几百颗中没有一颗打中空中目标，并且落地时往往落在英国防线的某些地点，在那里爆炸了”。  


奔向大海  
　　在意料不到的堑壕战后的三周期间，双方都放弃了正面袭击，逐渐开始企图包围对方的侧翼。这一时期被称为“奔向大海”。因为德军想打协约国军的左侧翼，协约国军则设法打德国的右翼。费迪南·福煦元帅写道，“这种对称运动的结果，北翼越来越加速向北海前进。这样下去，大海标志着运动的终点，尽管大海从未成为运动的目标。”  
　　因此西线成为四百多英里固定的、弯曲的、往往呈锯齿形的连续的堑壕系统。从比利时的海峡城镇纽波特开始，堑壕线向南伸展数百英里，在努瓦荣折向东南，经过兰斯、凡尔登、圣米耶尔和南锡，然后再折向南面，到贝耳福以东二十英里的瑞士北部边界。  
　　在埃纳之战中打得筋疲力尽的英国远征军，仍处于比较不活跃的状况。同德军在“奔跑”中交战的主要是法军，但英军在德军前进时日益感到惊慌。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心阻止德国人攻占其他海峡港口，这些港口能被用来作为袭击英国航运的基地。在9月下半月，他到法国去安排英国远征军转移到北面。到10月10日，除一个军外，所有部队都已到达圣奥梅尔—阿兹布鲁克防区的集结待运地区，最后一支部队在那里与主力部队会合。这个小心伪装的调动，一直到10月8日没有被德国空军侦察发现，到了发现时也为时已晚，不能集结适当兵力对付英军了。  
　　与此同时，当战斗北移时，比利时军日益成为对德军交通线的威胁。德军在9月28日策划攻占安特卫普港并摧毁比利时军。这座重要的海岸城市，由陈旧的堡垒系统拱卫着，甚至经不起六英寸炮弹的轰击。外圈的十八座堡垒离城从七英里到九英里不等，内圈堡垒离城一英里到两英里。每座堡垒有两挺机枪，但既缺乏电话通讯，也缺乏观察炮火的手段。每英里放置一门六英寸大炮，但没有一座堡垒有高爆榴弹或无烟火药，周围几千英亩地方都已肃清——入侵者将利用的防御措施——以提供没有障碍的射界。  
　　9月29日拂晓，在六十五岁时才被从退役中征召的汉斯·冯·贝泽勒将军，在一条面对外层堡垒圈的弧线上，摆了六个师。曾在列日和那慕尔摧毁防御工事的重型攻城榴弹炮，放在远离比利时炮兵射程之外的地方。在飞机指示定位的支援下，德国炮兵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目标。比利时大炮喷出一阵阵浓厚的黑烟，露出它们准确的方位，而被防守者肃清了的田野使堡垒毫无隐蔽。两座堡垒顷刻之间化为瓦砾，其他堡垒也一一相继陷落了。没有等待战争的结果，比利时政府和六万五千名部队当夜就迁往奥斯坦德，留下一支八万人的军队阻住敌人。第二天，全部外层堡垒都被打垮，促使大批平民向中立的荷兰撤退。英国一个皇家海军陆战师在德军进攻期间加入防守部队，但甚至这支联合兵力也不能挡住德军的大规模进攻。经过六天的顽强战斗，剩下的守卫部队越过斯凯尔特河，退到荷兰的南部边界，同时其余比利时军队向南退却，最后附属于福煦将军的第九集团军。

八、东线，1915年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二元君主国的军事命运不断衰落。到1915年4月，俄国在沿喀尔巴阡山脉的广阔战线上，支配着每一条通向匈牙利的公路，而且俄国的占领普热米什尔设防城市，威胁着奥地利的后方。康拉德认识到，单靠他的军队，是推不动尼古拉大公的军队的。此外，南面酝酿着的危机，使奥地利处于危险中。意大利尽管正式宣布中立，正在开始摆脱柏林和维也纳。  
　　俄军也不是诸事顺遂。他们在马祖里湖的冬季战斗中被逐出东普鲁士，德军于1月31日首次在马祖里湖战役中使用毒气。不管射向他们的氯气炮弹有多少，俄国人却丝毫没有提到这一新武器。也许零下的气温和设计不善使它不起作用。  
　　对于胜利者的新欢呼，为兴登堡赢得了陆军元帅的军阶，由他统帅东线的全部军队，鲁登道夫则成为他的参谋长。在德国人看来，这两个人代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用拼合文字"H_" [ 注 ] 来表示。两个人现在都坚决认为，如果手头有足够的部队，可以在一个战役中把俄国击败。法尔肯海因不同意。他深信战争将在西线取胜，决定把他的主力集中在那里，只有在奥地利出现困境后，他才勉强把四个军从法国调往加利西亚。  
　　这些军编入由坦能堡胜利者之一马肯森将军领导的第十一集团军，以及由陆军元帅、巴伐利亚皇子莱奥波尔德领导的第九集团军。从绝对数字来看，战斗的列阵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一百七十五万多俄军和一百三十万奥—德部队对峙着。可是，沙皇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其联合的敌人这件事无关紧要，因为它在质量上完全被敌人超过。  
　　等到战斗开始，德国人才充分认识到俄军的虚弱情况。三分之一以上的俄军连步枪都没有。其他人很多是用墨西哥、日本和夺来的奥地利武器装备，要建立任何有效的补给和分配系统都是不可能的。发给部队的弹药对他们的枪不适用，在战斗中损失的火炮，补充率很低，以致炮兵中队的炮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指挥官为了保存弹药，甚至奉命每门炮每天不得发射炮弹三发以上。  
　　在敌对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是一个开阔的丘陵地形，每一英亩都被这里许多村庄的居民用来种庄稼或放牧。哪一方都不多管平民的这种日常活动，在德军开始攻势之前几天从这个地区撤退所有非战斗人员时，俄军也显然漠不关心。前方的步哨彼此相距平均三千码的距离。俄军并不注意德军所挖掘的深沟，而满足于仅足以隐蔽跪着的士兵的堑壕。俄军还选择丘陵和村庄作为支援阵地——这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国为德国大炮很容易发现这些射击的目标。  
　　4月30日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国步兵前进到他们可以很快越过正面堑壕的阵地，发射榴霰弹火力，迫使俄军低下头来。拂晓时，德国炮兵进行了四小时雷鸣似的弹幕射击，德国飞机也突然出现，丢下了这次大战的第一批炸弹。到中午时刻，俄国最前面的几条防线已被攻占。大批被弹幕打得晕头转向的士兵，只是举起双臂踉踉跄跄向前走去。  
　　第二天，莱奥波尔德皇子的第九集团军所属的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发动有限的毒气进攻，以便分散俄军对马肯森准备攻占果尔利策和塔尔诺夫的注意力。圆筒的阀门打开后，氯气随着微风飘向俄国战线，但是风向的变动却把毒气吹回没有戴防毒面具的德军这一边。马肯森的军队未受这次挫折的影响，他能够联系奥地利的第四集团军，对果尔利策和塔尔诺夫之间的防线进行成功的联合进攻。当马肯森沿着整个加利西亚战线狠狠地把他们打回去时，俄军不久就大批退入喀尔巴阡山防区。到6月底，单单他的军队就俘获了十五万三千名俘虏和三百门火炮。  
　　现在德国人致力于布格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阔防区，大部分俄军集结在那里。在这次两路并进的大规模进攻中，兴登堡向东南前进，从东普鲁士越过那累夫河，直趋布格河，同时马肯森向北方前进，直趋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平行的卢布林—赫尔姆地区。冯·加尔维茨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把整个俄国第一集团军挤回到那累夫河，同时莱奥波尔德皇子的第九集团军正在迫近华沙。  
　　大公的唯一选择，是使他的军队从华沙这个突出部分脱身出来，留一支十万人的后备军在莫德林这个设防城镇，以掩护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退却。一个月来，德军重重打击了这支勇敢而虚弱的防守部队。他们的防御在8月20日终于崩溃了，就在俄军主力从华沙逃到维斯瓦河东岸十五天之后。所有幸存者都被得胜的德军俘获，他们现在占领了整个波兰，俘获了七十五万俘虏。  
　　大公军队的随军英国联络军官少将艾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预见到俄国的溃败。年轻的新兵只训练了四周，就被送去参战了，往往还没有摸过步枪，更不必说射击了。没有武装的后备军蹲在后方，等待从一位负伤或死亡的伙伴那里接过一支步枪。身居高位的俄国军官和官员，不去设法解决这样那样带关键性的军事问题，而是视若无睹。  
　　保加利亚于10月11日宣布加入中欧强国这一边，并且迅即和奥地利一起，向塞尔维亚进攻。但是因为法尔肯海因不愿把他的兵力分散得太单薄，他中止了德国在东线的所有主要攻势，把德国在那条战线的活动降低到局部性战斗的规模。到1915年底，东线从波罗的海的里加到邻近罗马尼亚边界的切尔诺夫策，绵亘六百英里。这一年俄国的损失，死伤逾一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人被俘。在1914年五个月期间的伤亡，是又一个二百万人。  
　　兴登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偶尔“在我们同俄国人的战斗中，我们不得不把堑壕前成堆的敌尸搬走，以肃清射界，来对付新的进攻浪潮”。  
　　9月初，沙皇尼古拉把大公撤职，由他亲自掌握军权。这是在沙皇皇后阿列克桑德拉和他们的“上帝的仆人格列戈里”——尼古拉这样称他——推动下作出的政治决定，格列戈里是一个半文盲的西伯利亚农民，他非常恰当地姓拉斯普庭(放荡的人)。拉斯普庭的催眠能力使沙皇夫妇的患血友病的儿子止血，博得了这位非常迷信和倔强的沙皇皇后的虔信，她把他推崇为现代基督。拉斯普庭利用她作为支配意志衰弱的沙皇的工具。  
　　阿列克桑德拉的信件，不断规劝她的丈夫显示“你的意志和权力的统治……把你放松了的缰绳抓得紧紧的……我对你容忍就象容忍一个幼弱的好心肠孩子那样……我是怎样地希望把我的意志注入你的血管……俄国喜欢受鞭策”。沙皇对他妻子的吩咐何等柔顺，在他签署的一封信中反映出来，“对严厉的训斥表示感谢……你的可怜的、小小的、意志薄弱的丈夫。”  
　　这位头上留下伤痕（他在本乡因为偷马而被棍子打的）、好色的酒鬼拉斯普庭，掌管着或者影响着大部分的高级任命和实际上所有的契约。他的权力遭到广泛的憎恨。拉斯普庭有一次想为部队作祈祷，曾写信给在莫吉廖夫司令部的大公，请他本人访问前线。尼古拉复信说，“马上来，我可以把你绞死！”使参谋部感到沮丧的是，拉斯普庭往往事先要知道一个进攻日子，以便“为胜利祈祷”，这个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它是通过沙皇皇后而来的。  
　　军务使沙皇感到厌烦。在大肆宣扬之后，他把自己安置在大公从前的司令部里，但把处理军务的时间限制为一天一小时。从上午1l时到中午，他静静地坐在镀金镶嵌细工的办公桌后面，那时由他的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夫将军向他报告。在沙皇偶尔发言时，这通常是传达沙皇皇后的命令或问题。战役都是由专心致志，辛勤工作的阿列克谢夫策划，而用沙皇名义宣布的。

九、伊普雷，1915年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毒气战  






毒气战  
　　自1914年晚秋以来，西线变得沉静起来了，尤其是比利时的佛兰德省，企图突破的顽强的德军不断被击退。进展都以码计，往往在又一次凶猛的小战斗中被夺回。在这个防区中，有一座古老的有护城河的城镇伊普雷，它位于形成十七英里纵深突出部的一条协约国战线后面，这条战线从斯唐斯特拉特西北五英里开始，弯曲地绕到伊普雷南面约三英里的圣埃卢瓦。炮轰几乎摧毁了有五百年之久的历史性大教堂伊普雷的克洛思会堂，但德军为这一行动辩护说，这些建筑物的塔楼被用作观察哨。  
　　双方所用战术基本上受到佛兰德地形的制约，德军认为这种地形“不利于从东到西的进攻”。低洼地被半圈丘陵所破坏。在伊普雷西南山脊上五百英尺高的康默尔山，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价值。如果德军能够攻占这个阵地，这座城镇就将陷落。山脊为火炮集中射击提供了观察和置放场所，可以轻易地使炮群不被在较低地方的守军所看见，同时增援部队和补给从后面运上来又不会被敌人看到。  
　　8月中旬，一个加拿大旅开到伊普雷突出部，使法国人得到非常需要的休整，在加拿大军看来，法国的堑壕工事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长长的堑壕没有护墙为纵射炮火提供防御。在低地区域，地下高水位使掘到两英尺以上就不能再掘下去了，还迫切需要把胸墙用沙袋或泥土堆高到四英尺或者更高些。那些法军筑的胸墙，其厚度不足以抵挡子弹，有些堑壕连这种薄弱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没有一条战壕有防护来自后面炮火的背墙。  
　　法国的士气还从卫生设施中反映出来，据加拿大官方历史宣称，这些设施都“处于可悲和非常污秽的状况，所有下面塌陷的小堑壕，都用来作为公共厕所和埋葬尸体的地方……他们后面的堑壕和地面，都乱扔着死人，有的已埋葬，有的未埋葬，许多浅葬的坟墓严重妨碍着挖壕”。  
　　不久，胸墙都加高和加厚了。在有可能的地方，加拿大军就加深现有的堑壕，还开辟护墙和新的交通壕。所有堑壕都互相沟通，人们可以走到任何防区去，不致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连续的有刺铁丝网，保卫着整个系统。  
　　在加拿大军调来防守伊普雷的同时，按照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的命令，奥—德军队集中在加利西亚，“永远消灭俄国人的进攻力量”。为了转移协约国可能的怀疑，他命令西线德军进行各种活动，结合“留在那里的为数不多的兵力所能发起的进攻”。这种性质的方案并不含有实质性的前进，而是试验新计谋或新武器的绝好机会。德国军史记载，“在4月22日开始的伊普雷之战，德国方面的起因是想在前线充分试验毒气这一种新武器。”  
　　1915年4月22日是晴朗温暖的星期四，但在伊普雷突出部很不宁静。前三天，从可畏的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发射的一吨重高爆炮弹，已把周围土地打得天摇地动。德国在伊普雷和附近村庄的目标，大部分是非军事性的：街道、公路和桥梁被选为目标，但威力强大的炮弹也摧毁了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和生命。炮击区域主要在伊普雷的北面和东面。平静阶段从早晨晚些时候到下午4时结束，那时起这座城镇北面的法国防区受到猛烈的轰击，弹幕再徐徐移到加拿大军前线。  
　　九十分钟后，炮击停止了。在朗热马尔克和伊泽运河之间的阿尔及利亚狙击兵和非洲轻步兵，注意到有一片奇怪的、略呈绿黄色的云徐徐地向他们袭来。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片云飘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开始窒息，痛苦地喘不过气来，许多人倒下来，闷死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好象被酸性物质烧灼似的感到烫痛。有一百六十多吨氯气，从德国堑壕特置的圆筒里放了出来。这种毒气差不多比空气重三倍，它乘轻微的东北风，沿地面滚滚而来，坠入堑壕。当英国部队看到发出尖叫声的幸存者抓住喉咙，盲目地四散奔跑时，他们首先认识到这个新武器。但受到毒气窒息而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加拿大军，顽强地保住了这条战线。受毒气袭击的法军留下了四英里半没有防卫的缺口，但德军前进了两英里就停住了，等待毒气飘过去。法尔肯海因断言，及早开始毒气进攻，比突破敌人战线前进更为重要。  
　　那天深夜，加拿大军狂热地工作着，填补这个缺口，并把火炮拉进阵地，德军照明弹照亮了夜空，使他们暴露于炮火之下。尽管还有氯气的余迹，加拿大军把他们的左侧翼延伸到法国防区，构成一条薄弱的战线。一等兵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建立了高度英雄主义的功绩，他带了一挺机枪一步步地前进，阻住敌人。他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英国最高奖赏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要是德军沿着这个没有防卫的缺口前进，他们就可以把伊普雷突出部分割开来，包围五万英国和加拿大部队。  
　　德军使用毒气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尽管协约国固执地漠视警告。法军前一个月俘获的俘虏，就提到毒气筒，但不知道所用化学品的类型。这个情报刊登在3月30日于皮卡迪印行的《法国第十集团军新闻简报》上，但是法国指挥官没有采取行动。4月13日，一名德国逃兵向朗热马尔克附近的法国第十一师提出了更强烈的警告。两天后，法国第五军经过师一级下达到营一级的《情报摘要》报道，“俘虏所说的装有窒息性毒气的管子，已经放在炮群中，沿前线每四十公尺有二十管。”他拿出发给这种装置操作者的一个简单防毒面具，给俘获者看。  
　　一个从敌人战线后方回来的比利时间谍宣称，德军将用毒气进攻，但他既不知道毒气的名称，也不知道使用的日期。比利时陆军新闻简报报道，德军在根特的一份高度优先的命令，要准备二万个防毒面具，以“保护士兵不受窒息性毒气的影响”，但这种毒气的名称不知道。这个报道还明确指出德军的进攻位置恰恰就是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个地方。  
　　但只有一个人——指挥第十一师的费里将军——相信这个危险是真的，并把他的关心转达给邻近的英国指挥官们。费里还通知了他的上级，他的军指挥官带了一名从法国司令部来的联络军官来访问他。费里因为他没有经过霞飞司令部的正式渠道，而擅自直接向英军提出警告而受到申斥。他建议炮击德国堑壕以减少毒气进攻的危险，却遭到拒绝，并奉命要祛除他心里的非非之想。(后来费里被撤销了指挥权，就是因为他是正确的。)  
　　最后的警告来自德军本身，他们在4月17日的无线电广播中谴责英国人说，“昨天在伊普雷东面，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的炮弹和炸弹。”在采取任何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统帅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报复作辩护。  
　　英国人为侦查警告的证据作了草草的尝试，但对德军堑壕的空中侦察一无所得，圆筒伪装得很好。英军指挥官休伯特·普卢默将军爵士，怀疑德国人是否会采取这种不义的行动，他只是把这种“姑妄听之”的警告转达给他的部下，而对这个问题置之度外。  
　　4月24日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被加拿大军挫败，他们认出略呈绿黄色的气体正在向他们徐徐飘来。但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怀疑毒气的效力，就认为最初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但他们却不适当地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  
　　匆忙地临时准备的防毒面具发给了士兵，但是由于还不知道这种化合物的化学成分，这些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与此同时，一位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正在摸清敌人这个使人惊骇的武器。吕西托伪装成德国的旅行推销员，进入莱茵兰去获取德国军火生产的报道。克虏伯在埃森和曼海姆的巨大工厂是最严格保密的。在曼海姆，这位情报人员看不到有毒气压缩在大小合适的圆筒中运往前线，但铁路油槽车正在向东北方向驶去。  
　　吕西托不久就知道这些车辆开往何地和为什么要开去。他向地图一瞥，就知道油槽车是开往埃森的。这位情报人员装成一个出入于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的人。他很善于窃听，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转而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吕西托结识了克虏伯工厂的一位孤独的老警卫，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的耐心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这个警卫不久就谈到一次确实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这个特务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提议按一笔吸引人的赌注打赌。这位工厂警卫为赢得二千马克，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邀请他一起去亲眼日睹一次实际的军事演习区的实验。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引人注意，但可清楚地看到实验场的地方。载运德皇威廉和军政高级官员的一长列汽车停了下来。军乐队演奏军事歌曲，同时一支仪仗队举枪致敬。  
　　一门巨大的海军炮和一门三英寸炮作好表演的准备，在将近一英里外山丘上一群在吃草的绵羊就是目标。野战炮射出的炮弹，爆炸时声音较轻，完全不同于标准的爆炸。几秒钟内，海军炮射击了。每个炮弹都没有向羊群瞄准，但每次爆炸后，有一阵略呈绿黄色的云状毒气徐徐升起，向羊群飘去，象低低地移动的雾一样覆盖在它们的身上。在雾散开后，所有绵羊都死了，集合的人群也走了。  
　　几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巴黎实验室里，他的分析应能使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来，然而早期的防毒面具都不起作用。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化学处理的废棉花。另一种防毒面具是“救火帽”式的，就是一个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  
　　在协约国手中，有逃兵供给的虽然简单但较有效的德国防毒面具，但他们在从事毫无价值的设计中却不加以利用。当步兵在了解到没有有效的防护物可用时，他们对毒气的恐惧加剧了。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报道，“毒气是个可怕东西，没有人相信防毒面具的功效。……标着‘紧急’字样的粉红色军队打印信件，不断从司令部寄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防毒面具。信件都是前后矛盾的。最初说防毒面具都要浸湿，后来又说要保持干燥，然后规定要把它们放在小背包里，旋又规定不要用小背包。”到了仲夏，研制了一种改进的防毒面具，但直到1915年11月，协约国才得知敌人怎样做防毒面具的。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被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915年1月对俄国人发射毒气炮弹的效果微不足道，使德国人感到失望，在埃森试验的那些毒气炮弹是新型的。乘风向的毒气进攻后来被放弃了：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不久，固定的圆筒被毒气炮弹取代，这种炮弹可以打进敌人的防线，使部队没有时间来躲避这致命的雾。这种炮弹的弹药装得少些，以便为液体毒气留出空间，而在爆炸时液体就变为气体。  
　　炮弹设计得可从所有火炮和迫击炮发射，少装弹药的炮弹把射程限制在五英里左右。这种炮弹飞行时不稳定地旋转，爆炸时声音较轻，是容易辨认的。后来德国人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协约国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但德国人保持了主动权。1917年7月，他们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大战期间，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德国炮弹都充了毒气。双方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一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死亡。  
　　德国对于泄露了即将进行毒气进攻的那个逃兵，是决不饶恕的。第十一师的前指挥官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轻率地提到他的名字。根据这个证据，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判处他监禁十年。他是不可能恢复自由的，1933年1月，纳粹掌权了。

十、加利波利战役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是马虎策划和错误判断的结果。除曾敦促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外，这个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报答俄国的支持时，才激发了陆军部的兴趣。不过五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现在俄国同时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争斗。大公企求“某种对付别处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地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六十英里长，四到十三英里宽。这条几乎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四十英里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入爱琴海，宽度从一千四百码到四英里不等。在古代以海莱斯蓬特著称的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使航行成为难事。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主要的英国人。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英国最近一次演习是在八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这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行动。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推迟了五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目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因为英国计划人员没有把飞机定位包括在内，他们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充其量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战果。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附近船上的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藉。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末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两千之数，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当炎夏于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使死亡增加。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小时，那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数字多少，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了，在未来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名誉。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毫无疑问的信任了。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丘吉尔穿上军服，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宠信，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十一、地狱：凡尔登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当1915年行将结束时，中欧强国指望未来的一年是有希望的一年。奥德部队同他们的新盟国保加利亚一起，压倒了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军队，迫使其残部在希腊寻求庇护。沙皇尼古拉的军队败北后仍然晕头转向，容许德军把将近五十万军队调往西线，现在德国可以放手驱动它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在防守上的战术据点，而不致危及另外地方的阵地了。  
　　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是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它“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尔肯海因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耳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凡尔登是个约有一万四千人口的沉沉欲睡的法国省属城镇，由一个凸入德国防线的大规模堡垒综合体保卫着。如果法国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的话，凡尔登还令人不安地接近(十二英里)德国的主要铁路系统。法尔肯海因还计算到，凡尔登是巴黎的西北入口，离巴黎一百三十五英里左右。  
　　这个战役的代号是“处决地”行动计划，预定1916年2月21日开始。为了保证得到德皇同意，法尔肯海因建议，派皇储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领先进攻，他自马恩河之战以来就已经面向凡尔登了。法尔肯海因没有把备忘录原文给皇储或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看。而给他们一份一般命令，要求“向凡尔登方向，进攻默兹地区”。皇储把这个命令认作为他的目标是攻占凡尔登，这却恰恰是法尔肯海因所不要的。如果堡垒在猛攻之下陷落了，他的“使法国把血流尽”的伟大战略就不能实现了。  
　　增援军从德国军队中久经沙场的部队抽调。三个军于1916年1月转给皇储指挥。在休养营地作短暂休息后，勃兰登堡第三军开到了。到2月中，有十三个多师部署在阿尔贡、香巴尼和洛林中间或周围的突出部，在一块二十平方英里左右的防区，集中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兵力。虽然皇储保持了名义上的指挥权，关键性的决定却是八十岁的陆军元帅戈特利布·冯·黑泽勒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作出的。整个战役的中心战略，依然由法尔肯海因将军制订。  
　　德国为这个庞大攻势所作的准备，先是惊人地把大炮从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工厂等处集中起来。排列在进攻现场周围的，有五百四十二个掷雷器。连同翼侧的武器，有一千四百多门大炮排列在不到八英里长的战线上！在这些大炮中间，有十三尊震天动地的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  
　　特别凶恶的是掷雷器，它发射装有一百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可以看到雷在一个高高的弓形物上一个连一个滚动着，但看到这种前兆往往为时已晚。爆炸摧毁了整段整段的堑壕系统。另一种可怕武器是一百三十毫米的“小口径高速炮”，它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五点二英寸的榴霰弹，使法军来不及觉察到就丧了命。德军并不满足于这些武器会实现其预期效果，还采用了喷火器。  
　　围绕凡尔登所进行的精心准备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但法国情报军官提供的攻势已在眼前的警讯，被霞飞所忽视，他全神贯注于即将来到的索姆战役。在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被大贝尔塔炮攻陷之后，霞飞认为凡尔登堡垒在军事目的上已无用处。有四千多门炮撤离炮台，其中至少二千三百门是大口径火炮。迟至1916年1月，大炮还从炮塔上拆下来，用于另外地方。法国指挥部不去支持凡尔登，使它成为法国最坚强的要塞，而是实际上拆除了它的全部防卫措施。  
　　由于对凡尔登是否不可战胜有相互矛盾的报告，政府于1915年7月派了一个陆军委员会去现场调查。指挥凡尔登防区四周的东线集团军群的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向议会代表团断言，堡垒系统的防卫是充分的。另一位证人凡尔登军事长官库唐索将军，提供了相反证明，他因此而被无礼地免职。  
　　1915年底，南锡议员和卓越的军事分析家埃米尔·德里昂上校所写的一份报告，送到了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加利埃尼将军手中。报告强调迫切需要更多的炮、人力和补给，甚至包括有刺铁丝网在内。陆军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凡尔登，进行调查研究。一份给加利埃尼的肯定了的报告被送往霞飞那里，请他提出意见。霞飞以罕见的愤怒斥责说，“在我统率下的军人，越级把有关执行我命令的怨言或抗议送到政府面前……蓄意深切地扰乱陆军的纪律精神……”在保卫凡尔登的最初时刻，德里昂英勇殉职。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六英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十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两百多万发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以凡尔登、布拉邦特和奥尔内的村庄为界的十四英里左右的三角形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光了。经过十二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匍匐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3日夜间，德军没有什么新成就。尽管数量上的优势在火炮方面是七比一，部队方面是三比一，他们只前进了两英里，俘获了不过三千名俘虏。第二天，他们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一万名俘虏，六十五门大炮和大量机枪。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轮轮相接，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由于进攻的猛烈和零下的气温，法军的士气麻木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征集的轻步兵，即习惯于阿尔及利亚炎热气候的坚强的殖民地居民，在零下十五度时，变得脆弱不堪。2月24日清晨，一营法国轻步兵冻僵到不省人事，当时指挥的少校也倒下了。于是由一个上尉担任指挥，部队不理睬他，背转身来就逃。由于一小队机枪在他们背后开火，士气才告“恢复”。  
　　法国参谋总长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对这种越来越深的危机感到吃惊，直接和霞飞加以干预，以任命亨利·贝当将军指挥凡尔登的保卫，来制止这个严重危险。贝当于2月25日就新职，同天杜奥蒙被攻占。这座炮台的失陷，是使士气沮丧的一个打击；用贝当的话来说，杜奥蒙是“整个凡尔登防御系统的希望之所寄”。至于其他炮台，霞飞把守军减到不到二十四个中年炮手操纵一座炮塔，还有一个管理人。  
　　在杜奥蒙炮台的斜甲板——围绕着二十四英尺宽的干壕河的陡斜坡——前掘壕固守的一个轻步兵师，在连续的炮击下，已经溃散。勃兰登堡军的一支九人巡逻队，在风雪交加和硝烟弥漫中，跋涉到已被放弃和放下来的吊桥处。其他士兵也跟进，直到有三百个感到惊愕的德军在这座炮台的坑道里徘徊。未发一弹，就攻占了这座强大的杜奥蒙堡垒——但是它却经受过十二万发德国炮弹。  
　　德国政府号召用它掌握的所有夸张词汇，宣扬“靠强攻”占领了杜奥蒙炮台，这是德皇亲自目睹的一个功勋。当一个搞错了的电话报告使德方误称沃炮台于3月9日陷落（它直到6月7日才被攻占）时，事情变得更怪诞了。兴高采烈的德皇，把德意志帝国最高勋章“功勋”章颁给用电话报告消息的师指挥官及其并未攻占沃炮台的部下。  
　　没有补给，保卫是不可能的。除一条二十英尺宽，从凡尔登到西南约三十五英里的巴勒杜克城的次要公路外，德国大炮把所有的路都切断了。沿这条公路有一条单向窄轨铁路，为和平时期的守军运输补给，但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了。公路旁开辟了采石场，几千名本土军士兵和成群平民一起工作，用铁镐和铁锹拓宽和铺砌路面。  
　　与此同时，贝当把前线分成若干防区，以分配重炮、枪弹和其他补给。每二十四小时有六千辆卡车可以通过这条公路——平均每十四秒钟有一辆卡车，因此有“圣路”之称。有五十多万部队和十七万头供拖曳之用的牲畜沿着圣路运往前线，这应该归功于贝当在后勤工作上的革新。  
　　经过几天的暂时平静后，德国第五集团军于3月5日在另一个地方，即在默兹河的西(左)岸，重新进攻。贝当欢迎这一战术上的失策，因为那条防线是由他最新开到和补给最好的部队防守的。现在陷入默兹河对岸翼侧大炮阵地的凶猛交叉炮火射击下的德军，不得不沿着河的东岸延长他们的战线了。  
　　在控制西岸，被称为“死人”的陡岸周围血战中，双方都遭受可怕的生命损失。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装备和瓦砾象谷壳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熔化了，在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横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一个法国炮手无意中击中了有四十五万多颗大口径炮弹的德国兵工厂，引起了这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这批为法军所不知的弹药，被隐藏在斯潘库尔森林里，但不小心地装上了引信。到4月初，整个防区的德军的每一门十五英寸和十六点五英寸的大炮，都被法国炮兵摧毁。法国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家帕拉将军断定，在最后击败入侵者中，这两件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由罗贝尔·尼韦尔将军接替，他在他的部队中灌输坚决进攻的态度。后来，在敌人被止住在凡尔登后，尼韦尔的口号“他们不得通过”，成了这个国家的战斗口号。德国继续取得轻微的但意义深长的胜利，直到夏季为止，那时协约国的索姆攻势，使法尔肯海因改变他派遣人力和物资的方向。从那时候起，既没有新到的师也没有大量弹药运往凡尔登。  
　　法国于10月24日，用十七万部队、七百多门火炮和一百五十架飞机进行大规模反击，夺回了杜奥蒙炮台。这是夏尔·芒让将军和尼韦尔将军的胜利。从那时起，德军不断地被一码一码打回去。到12月18日，筋疲力尽的入侵者把凡尔登丢给法军。在十个月的残杀中，双方军队发射了四千多万颗炮弹，加上难以数计的成百万子弹。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喷火器、毒气和白刃战的步兵冲锋不能撼动防守者时，德国工兵在法国阵地下面挖洞，爆炸了威力很大的爆破地雷，炸成了许多有十层楼深的坑。  
　　法国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的伤亡人数，合计在五十五万人以上。德国在类似的伤亡中，损失了四十五万人以上。到仲夏，德皇已很明白，法尔肯海因的战术，也是使德国把血流尽。他于8月28日被迫辞职，毫无保全面子的托词。前一天，使德国大为惊奇的是，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因为法尔肯海因曾断言，这个国家在9月中收获庄稼前是不会参战的。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把降级的法尔肯海因推到罗马尼亚战线的集团军指挥官的职位上。兴登堡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以鲁登道夫为他的第一陆军军需兵司令，这个职位相等于他的副手。

十二、索姆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第一次使用坦克  




　　索姆之战(1916年7月至11月)，是霞飞发动的。他的目的在迫使德国从俄国战线撤出部队，予德军以致命打击，并减轻对凡尔登的压力。由于索姆地区没有什么战略目标，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最初被告知这个战役时，宁愿选择更便于进攻的象佛兰德这样的防区。虽然他并不属霞飞管辖，但他的方针是，如果他感觉不到什么灾祸临头时，在法国以听从法国指挥官的意愿为宜。不久，黑格就完全被霞飞的计划争取过去了，他忘记了选择索姆防区是缺乏战术考虑的，并宣告这条战线是通向胜利的门路。  
　　1916年1月，英国的志愿应募制为征兵制所取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进一步抽调援军。黑格提议推迟这个战役，直到这些后备军使协约国占巨大的优势。他还等待更多的枪炮、弹药和一种新的秘密武器——为了保密，诨名叫做“坦克”的机枪破坏器——的到达。但霞飞不听这些。黑格在他的5月26日日记上写道：“我提到的时间是8月15日，霞飞马上很激动，大声说，‘如果到那时我们还无所作为，法国军队就要消灭了。’”进攻日期定为7月1日。  
　　霞飞的原来计划是提供两个法国集团军和一个英国集团军，在一条六十英里的战线上进攻。但当法国军队在凡尔登被击溃时，参加索姆的法军锐减了。最后的阵容是，法国部分在一条二十四英里的战线上收缩到八英里。霞飞开头答应分配的四十个师被减少到十六个师，但在进攻那一天，只有五个师到场。从一开始，这个战役的担子就由英国人挑起了。他们最初所占的份额，增加到一个集团军和一个军，共计二十一个师。八个师的后备军，其中五个师是骑兵，都驻守在后方。  
　　自1914年以来，索姆河是比较平静的。如果这一点促动了霞飞的话，他没有看到德国在沿河的两个方向为加强阵地所作的准备。在坚实的白垩土中，他们精心构筑了分隔开来的地下坑道网，深度有四十英尺。这些堡垒包括厨房、洗衣房、急救站等设施，和庞大的弹药储备。电灯——那时在平民中是罕有的奢侈品——由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即使最沉重的轰击，也不会打穿这个地下综合体。  
　　对防守者来说，索姆防区提供了最好的有利条件。进出口都隐蔽在村庄住房和附近树林中，而对面山腰上露天堑壕线的白垩土的轮廓十分分明。德军还可以在五千码的距离内，对协约国一览无遗。防御堡垒逐个升高，迫使协约国的进攻者要冒着火力一级一级地爬上来。德军在白垩土丘陵地带的据点，还有蜂窝状的钢筋混凝土重炮炮位，横断交通壕和防御地堡。  
　　英国派来的一个集团军，是为索姆攻势征召的平民，是没有实战经验的训练不足的士兵，他们不能理解老兵的狡猾。这些青年人想象他们跃出战壕，冲向柏林。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第一天的冲锋中就死去了。  
　　为进攻所作的精心准备，并没有逃过德军的注意。鲁普雷希特皇子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包括来自马德里和海牙的情报在内的许多证明材料，都是引证协约国武官轻率地透露出来的议论。当法国部队向前沿阵地移动时，任何怀疑都消除了。德军差不多猜准了进攻的日子，并迅速作好应战的准备。  
　　6月24日开始，协约国对德国防线进行雷鸣般的炮兵弹幕射击。在六天炮击期间，发射了比大战头十一个月在英国制造的炮弹还要多的炮弹——一百五十万发。这是惊人的场面。许多协约国士兵在夏夜爬出他们的堑壕，就是要亲自看看在敌人阵地上象星星那样闪亮的爆炸。  
　　在索姆，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在后来成为知名人士的那些人中间，有伯纳德·蒙哥马利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诗人埃德蒙·布伦登、罗伯特·格雷夫斯、约翰·梅斯菲尔德和西格弗里德·萨松。在德国堑壕里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的，是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被热情所陶醉……并且承认，我跪了下来衷心地感谢上苍，为了荣幸地允许我活在这样的时候。”  
　　后来，梅斯菲尔德在他的《旧时战线》一书中，回忆那些时刻：“差不多在这条旧时战线的每一部分，我们的士兵都得爬上山丘去进攻……敌人有了望哨，具有俯瞰法国的良好视域和优越感。我们的士兵都在下面，除了就在上面的堡垒又堡垒外，什么也看不到，堡垒每天都在加固。”  
　　在弹幕射击的最后几天，下雨使堑壕成为泥沼。德国炮火使英军不得不蹲在胸墙下面，加剧了他们的不适。1916年7月且日上午7时30分，军官们吹起口哨，部队开始离开他们的堑壕。灼热的太阳晒干了士兵，把他们的军服和装备都粘上了泥块。他们一开头就很苦恼。每个士兵有六十六磅的负担，包括两个沙囊、二百二十发弹药、一支步枪、两颗炸弹和其他东西，这个重量比全副武装行军时负荷的重量还重。许多人还装载着额外的工具，如野战电话设备、铁镐、铁锹和装有通信鸽的箱子。毫不奇怪，他们很少人能够准确地射击。  
　　黑格保存着连续的记事录。进攻半小时后，口哨响了，他高兴地记下，所有报告都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部队处处都越过了敌人的正面堑壕”。实际上，在德军火力下，在到达正面堑壕线之前，他的部队成千上万地倒下来了。德军根据地图上的座标线，把枪炮火力准确地对准无人地带的每一平方码发射，到日落时，无人地带遍布着六万多死伤的英军。在过去历史上的战役中，没有在一天之内有这种惊人损失的记录。马里·法约尔将军的法国部队，比英国人的遭遇好些。他们的炮兵进攻是节奏均匀的，但数量上太少，不能在德国防线上打出一条通道来。  
　　尽管遭受重大损失，英军还是掘壕固守，并因澳新军和加拿大军的到来而得到加强。个人的英雄主义业绩是不少的，有些很杰出。9月初，加拿大下士利奥·克拉克正在肃清康布雷公路以南攻占的五百码德国堑壕系统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同伴非死即伤。在堑壕里面，克拉克遇到两个军官率领的一队二十个士兵的德军。下士在两次把他的左轮手枪子弹打光以后，用两支被丢弃的毛瑟步枪的子弹射击，打死了一个把刺刀刺进克拉克腿部的军官。在其余德军逃走之前，至少又有十六个德国人被打死或打伤。这个加拿大人向残存的五个德国兵射击，打死了四个。这第五个人和唯一的幸存者，也被俘了。克拉克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在把这个消息告知他之前，他已经阵亡了。  


第一次使用坦克  
　　初期战役中德国自动火力引起的高度伤亡率，推动协约国研制了“机枪破坏器”，它能越过堑壕，并夷平有刺铁丝网障碍物。1916年9月15日，英军采用了他们的秘密武器——坦克。这是这次大战中最革命的武器，比攻城榴弹炮或毒气意义要大得多。主要创始人是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这位作家在战前写的文章，就想象一架自动推进的机器，类似美国的履带拖拉机那样，能在一条连续的带子上前进。  
　　但英国陆军大臣基切纳勋爵拒绝接受坦克，认为它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但价值非常有限”。要不是丘吉尔干预，这个计划也许永远不会离开制图板。在他倡导之下，那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非法为海军建筑总监筹集资金，生产一个操作模型。为了蒙蔽间谍，这个象运水车的车辆，被称为坦克。  
　　到1916年8月，制造出来的四十九辆坦克，仍处于试验阶段，坦克的驾驶人员也大都未经训练，那时黑格不顾参加设计和制造的斯温顿和其他人的意见，命令它们参加战斗。即使是首相阿斯奎斯和现任陆军大臣劳合-乔治的辩解，也劝阻不了他。四十九辆坦克中，只有十八辆到达战场。其中拨给加拿大军的六辆，在战斗前或战斗中都毁坏了。约有十辆坦克隆隆地向吓慌了的德军驶去。一辆坦克的驾驶人员攻占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夺取了一条堑壕和俘获了三百多名俘虏。  
　　丘吉尔报告说，黑格的决定“以这样小的规模把这一巨大秘密暴露给敌人……使他震惊”。在坦克在机械上还不完善，数量上还不充分和还没有适当训练的驾驶员的情况下，就过早使用它们，用英国历史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话来说，黑格“……不仅危及坦克的未来的有效使用，还坐失了在敌人还没有准备任何对策之前突然袭击的机会。其后果是延长战争的苦难和损失”。  
　　在坦克到达前不久，劳合-乔治访问了黑格和霞飞。看到了几千匹军马促使他说，对密集的自动炮火进行骑兵冲锋是屠杀，可是指挥官们恳切地告诉他说，文官对军事问题的知识，充其量也是无足轻重的。但黑格还有些理解能力。9月16日，他把五个骑兵师中的三个师调往后方，即调到阿尔贝尔城的后面。其他两个师留在前方——以防万一。  
　　索姆的战斗，是打了一系列仗最后退化为局部性的残酷袭击。到1916年11月，双方都衰弱得无以为继了。单是英国的损失——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就达四十二万人。法国类似的伤亡是二十万零四千人，德军则共达六十七万人。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军队已经战斗到停顿不前，现在完全筋疲力尽了。”  
　　协约国的所得和所付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六英里宽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狭长地带，而缺乏能进攻战略目标的任何有价值的阵地。霞飞的军事经历随着索姆而告终。在政府大改组中，新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决定霞飞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黑格不但经受住了政治大风暴，甚至还升为陆军元帅。可是，作为索姆攻势的间接结果，劳合-乔治取代赫伯特·阿斯奎斯而担任首相。

十三、海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福克兰的灾难  
袭击舰“爱姆登号”  
多格尔沙洲之战  




　　战争爆发时，偶然的机会和温斯顿·丘吉尔的高明判断，使英国舰队得以把大部分德国海军包围在基尔港和威廉港。当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被暗杀时，皇家海军已在进行每年一度的演习。丘吉尔预料会有麻烦，下令舰队继续保持满员的战时编制。这一措施，最后使英国远征军能安全运往法国北部。  
　　柏林海军部知道德国的海上力量在公开战斗中对付不了皇家海军，就靠海上突击舰和潜艇来击沉协约国的船舶。英国则用搜索和歼灭措施来反击，同时部署主力舰队封锁德国。海战主要是孤立的和有限的战斗——有时在遥远的大洋中——使英海军控制了海上航道。但潜艇成为不断增长的威胁，一直到1917年都不能有效地反击，那时成批船舶才由用深水炸弹武装起来的美国快速驱逐舰护航。  


福克兰的灾难  
　　格拉夫·马克西米利安·冯·斯佩海军上将的亚洲中队，是1914年8月驶离本国水域的德国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的装甲巡洋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和两艘轻巡洋舰“爱姆登号”和“尼恩贝格号”，都碇泊在山东半岛的青岛，这是德国在远东的唯一殖民地。斯佩知道，如果取道最短的路——英国支配下的苏伊士运河——他的舰只就永远到不了德国。沿太平洋和南大西洋向东行驶，他的安全机会就增多了。在舰长的请求下，“爱姆登号”作为一只单独的袭击舰出发，去摧毁印度洋上的海运商业。  
　　斯佩并没有把他的向祖国返航局限为消极的航行。他在圣诞岛和马克萨斯群岛停下来，切断英国在范宁岛横渡大洋的电缆，并炮击塔希提岛。但他不能在德国的萨摩亚群岛抛锚，因为它已被新西兰部队占据，这个海军中队于10月1日到达复活节岛，与巡洋舰“德累斯顿号”和“莱比锡号”会合。一周内，这些战舰在智利以西五百英里左右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与运煤船会合，然后向南大西洋航行。  
　　英国人有点觉察到斯佩的路线和目的地，派海军中将克里斯托弗·克拉多克爵士去进攻这个海军中队。他的兵力是一艘陈旧的战列舰，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一艘轻巡洋舰，于11月1日在智利沿海城市科罗内尔外的海面上，与德海军相遇。战列舰的最高航速是每小时十五海里，用来作战是太慢了。克拉多克不用战列舰的十二英寸大炮支援，就莽撞地冲向敌舰。在短促而激烈的战斗中，“好望号”和“蒙默思号”连同全部士兵包括海军上将在内，都沉入了海底。只有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逃掉。  
　　伦敦的海军部大为震惊，动员了三十艘战舰，包括九艘法国和日本的战舰，巡航斯佩可能进入的大洋航路。这些部队的部署，将使德国海军中队遇到任何一批战舰时招架不住。率领攻击兵力的弗雷德里克·斯特迪海军上将，向南美洲的东海岸行驶。同时，装有十二英寸大炮的战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从其南海巡逻中全速前进。它的装备和速度加在一起，单独就能摧毁斯佩的海军中队。  
　　与此同时，在德国于瓦尔帕来索殖民地举行的胜利庆祝中，斯佩和他的部下都是贵宾，智利官员也出席了。斯佩其余的三只船，那时绕过合恩角进入南大西洋，驶向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他打算在那里夺取补给，并破坏无线电塔。由于巧合，斯特迪的海军中队于12月8日刚在港口内，那时“尼恩贝格号”的舱面军官从望远镜中窥视，看到了那几艘战斗巡洋舰的明确无误的三角桅杆。  
　　德国海军立即转向和逃走，较快的英国舰只则在后面追赶，良好的可见度和平静的海面提供了优良的战斗条件。要击沉“沙恩霍斯特号”，用十二英寸炮弹进行三小时的猛击才告成功，两小时后，“格奈泽瑙号”也步了它的后尘。英国炮弹的低劣的穿甲能力——一碰着铁板就爆炸，而不是先穿过外壳——需要消耗极大量的弹药。  
　　较快的“尼恩贝格号”和“莱比锡号”后来在夜间被赶上，在反复齐射下倾覆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损失了四艘战舰、两只运煤船和二千三百名船员——包括斯佩海军上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内。只有快速的“德累斯顿号”在黑暗和大雨的掩护下逃脱了。四个月后，它被追踪到德国船常爱去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遭到击毁。  


袭击舰“爱姆登号”  
　　三个月来，“爱姆登号”在南太平洋掳掠。舰长卡尔·冯·米勒的三千五百吨袭击舰是快速的，装有十门四点二英寸的炮。米勒打算，不但要击沉货船和切断印度的贸易使它处于饥饿水平，还要在亚洲人中间散布日耳曼人的仁慈比英法帝国主义较为可取的言论。在这一战役的头两周中，“爱姆登号”在孟加拉湾俘获了三十艘商船。米勒把他的这只三个烟囱的船，伪装成有四个烟囱。  
　　虽然“爱姆登号”留下了毁坏的痕迹，使协约国恐怖异常，米勒和他的三百六十一名水手却表现得很有礼貌，在国际法条文的范围内对待他俘获的船员。但是，袭击舰的日子不长了。它的最后使命是炸毁爪哇西南约五百英里可可群岛的无线电塔和港口设施。当地报务员对这只船的伪装烟囱感到怀疑，在“爱姆登号”的报务员能够进行干扰之前，就发出了“在进口处外面有只怪船”的警报。那时一支登陆队破坏了无线电塔和播送装置。米勒不知道已经发出了电报，在等待一只运煤船为他的船加煤。  
　　在五十英里左右外，一支澳新军的大护航队于1914年11月9日早晨接到了电报，澳大利亚轻巡洋舰“悉尼号”立即全速驶往现场。米勒把地平线上的黑烟误认为是运煤船的黑烟，等他认识到这是一艘胜过“爱姆登号”的敌船时，为时已晚了。“悉尼号”除二千吨重量的优势外，每小时较快三海里，并且装有八门六英寸大炮。开炮后不久，“爱姆登号”就成为一大堆熊熊燃烧的木材。为了拯救幸存者，米勒把船的残骸冲上暗礁。由于他曾宽待俘虏，被俘的舰长和他的军官被允许保存他们的军刀。  


多格尔沙洲之战  
　　在战争第一个月中，被击沉的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使协约国发了一笔横财。在波罗的海海底清查这只船的内部时，俄国潜水员刚巧碰到了一只铅制的箱子，里面有德国电报密码和北海平方面积海图。一份密码被送给了英海军，因此他们能够破译德国海军的机密无线电通讯。后来德军更换了密码，但还是瞒不了英国皇家海军，它们同时研制了定向无线电接收机，来确定敌舰的位置。  
　　除在远洋建立优势外，英海军决心控制北海。1914年8月底，海军中将戴维·贝蒂爵士组织了一次对在赫耳果兰附近巡逻的德国战舰的袭击，这个戒备森严的设防岛屿保卫着约四十英里以东的德国海军基地。由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支援的贝蒂的快速战斗巡洋舰，从雾里猛扑出来，击沉了三艘德国轻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在威廉港的德舰能够启航之前，英国海军中队已经撤走。这次出击大大增强了英国的士气。  
　　德海军对苏格兰和英国沿海地区采取打了就跑的不定期袭击，使自己保持戒备状态。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平民，而不是防卫得很好的英国军港。1914年12月，德海军在近乎平射射程内，炮击约克郡的两个港口，至少打死了五百个平民。然后他们继续去考验英国的北海防务。1915年1月23日，在没有月光的夜间，海军中将弗兰茨·冯·希佩尔的四艘战斗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十九艘驱逐舰的海军中队，溜出了威廉港。他的目标是多格尔沙洲的英国海军巡逻艇和渔船，这里是英国和丹麦之间北海中途的一片广阔沙洲，以鳕鱼驰名。  
　　英海军靠截获的无线电得知这次袭击，派出一支舰队。来迎击掳掠者。第二天清晨，在赫耳果兰以西约一百九十英里，从福思湾的罗赛斯开来的五艘战斗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同从驻守在哈里奇的部队开来的另外三艘轻巡洋舰和三十艘驱逐舰会合。在贝蒂的指挥下，这个海军中队开出去迎击德国的袭击舰。英国主力舰队司令官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从斯卡帕弗洛驰来和贝蒂会师，但到达太迟，未能赶上这次战斗。  
　　作为希佩尔的先头侦察舰，德国轻巡洋舰“科尔贝格号”从东南上驶，在上午7时过后不久，看到了英国轻巡洋舰“阿雷苏萨号”。互相炮击引起了第一次相遇的贝蒂和希佩尔的注意。他们将在日德兰的有史以来最大海战中再次相逢。希佩尔看到这样一支出乎意外的兵力吃了一惊，立即倒转航程，全速返航到威廉港的安全地区。在接着五小时连续战斗中，速度稍快的英国舰只逐渐缩短了距离。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速度冲在前面的贝蒂旗舰“狮号”，缩短了对希佩尔最慢的战斗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的射程，于上午8时62分进行第一次齐射。不久，大部分敌对舰只都全力搏斗起来。英国人感到这是一个有把握的猎获物，把他们的炮对准“布吕歇尔号”。在一个多小时内，这只船因内部爆炸而剧烈摇晃起来，但不肯下沉。  
　　战斗巡洋舰“德弗林格尔号”上的炮手，向贝蒂的旗舰发射许多十一英寸和十二英寸的穿甲炮弹，迫使“狮号”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落在后面，同时其他英舰追击逃敌。希佩尔不再受到“布吕歇尔号”的妨碍，尽量利用机会加速返航。贝蒂不能用战斗力受到削弱的“狮号”来追击，指定统率“新西兰号”的穆尔海军上将领导追赶，并打旗号“攻击敌人的后方”。小心谨慎到胆小程度的穆尔，看错了贝蒂的命令，集中炮轰已经受创到不能进行任何抵抗的“布吕歇尔号”。  
　　贝蒂立即再打旗号“向敌人靠近些”，于是穆尔就把他的中队向运气不好的“布吕歇尔号”靠近些。现在从船头到船尾都着了火、几门小炮还在无规律地发射的“布吕歇尔号”，于下午12时15分徐徐倾覆了。当希佩尔的舰只在东南地平线上消失时，贝蒂把他的司令旗移至快速驱逐舰“攻击号”，赶上了他的中队，再把他的司令旗移至战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下午12时30分，海军部的电报警告他，德国的整个公海舰队已经开出，要把希佩尔的舰群护送进耶德湾。在贝蒂向英国返航时，主力舰队开到现场，协助把打坏的“狮号”拖回罗赛斯修理。  
　　多格尔沙洲之战未能以更有决定性的英国胜利告终，多半由于无能的穆尔海军上将，他立即被撤职。德海军的损失是一艘战斗巡洋舰击沉，其他两艘受损，九百五十四名船员阵亡。英国的伤亡包括两艘船受损和十五人阵亡。德国海军部最不安心的是英国人预先知道它的海军行动。此后十八个月中，德国公海舰队入港停泊，把重点放在潜艇活动方面。

十四、日德兰之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1916年1月，好斗的赖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德国公海舰队总司令。他长期以来对于英国对德国的“饥饿封锁”感到发愁，当德皇在美国干预的威胁下减低潜艇封锁的速度时，他的沮丧加剧了。尽管舍尔好斗，他却避免同较强的英国海军进行全面战斗。他沿着英国沿海地区开始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意欲吸引英舰追击，如果形势对他有利的话，他就要向这些英舰进攻。  
　　英国有三十七艘无畏战舰级的战列舰和战斗巡洋舰，对付德国的二十三艘主力舰，在大炮威力方面甚至占更大优势——一百六十八门十三英寸半和十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和一百零四门十二英寸口径大炮，对德国的一百七十六门十二英寸口径大炮。英国还有三十四艘重、轻巡洋舰，对德国的十一艘巡洋舰，驱逐舰的对比是八十艘对六十三艘。  
　　舍尔派出小批巡洋舰对付英国沿海城市，多雾的天气阻止了英海军的追击。5月30日，他订出一个方案，想把皇家海军诱入圈套。他的诱饵是游弋在挪威海岸的弗兰茨·冯·希佩尔海军上将指挥的由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海军中队。他推论，英国人是不会派出整个舰队来拦截一次有限的侵袭的。在五十英里之后跟踪着的，是舍尔指挥的公海舰队的全部力量。如果英海军出击，希佩尔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后就转舵，把追击者引进舍尔的大舰队的射程内。  
　　德国的出航计划在前一天就被英海军知道了，但舍尔的目的依然是个谜。威廉港的无线电台，继续用舍尔的旗舰“腓特烈大帝号”的呼号广播，使英国海军部认为德国的主力公海舰队仍在港内。将近5月底，英国海军译电员截获了突然出现的大量无线电通讯，表明有异常的海军活动。在看到苏格兰海岸外有一队潜艇时，更增加了英海军的怀疑。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和海军中将戴维·贝蒂都感觉到有意外的行动，想出了实际上是一样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诱使舍尔攻击表面上较弱的英国部队，经过短暂的互相炮击后，英国部队将退向潜伏在地平线外的英国主力舰队。  
　　5月31日破晓前，希佩尔的旗舰二万六千吨的“吕措夫号”，率领诱敌深入的海军中队驶向丹麦海岸直到斯卡格拉克，这个北海伸出的八十英里宽的一条海峡，把丹麦和挪威分割开来。舍尔所以选择这条路线，在于使沿海地区众多的英国间谍，得以报告德国部队的所在。为了进一步表明他的方位，希佩尔的无线电发报机不停地发报。德国人透露的东西确实比他们想透露的多。英国东海岸的无线电探向站，辨出二万八千吨的“巴伐利亚号”是德国海军的主要无线电通讯部队。  
　　5月30日夜，英国主力舰队循着岔开的路线向东行驶，在挪威海岸以西约五十英里处再和贝蒂的舰群会合。贝蒂的诱敌深入舰队由四艘战列舰和六艘战斗巡洋舰组成，而希佩尔的海军中队则包括五艘战斗巡洋舰。双方都有轻驱逐舰进行侦察。  
　　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即由丘纳德轮船公司的旧轮船改装的“坎帕尼亚号”，已经装上四十码的飞行甲板，预定随同贝蒂的舰群航行，但由于发生差错，母舰舰长直到贝蒂离开以后九十分钟才接到他的命令。杰利科在午夜首先得知“坎帕尼亚号”不在，那时它单独驶进黑暗中；到上午2时，他才知道它已经离开斯卡帕弗洛。杰利科注意到这艘母舰是在没有护航的，潜艇很多的水域中航行，命令它返回港口。由此而造成的缺乏空中侦察，对日德兰之战起了重大作用。  
　　贝蒂海军上将的航线，大致与杰利科保持一致，但在再往南约七十英里。5月31日下午2时后不久，贝蒂转而向北，于傍晚在斯卡格拉克和主力舰队会合。那时，希佩尔的小舰队在以东三十五英里，按平行的航线向北行驶，同时舍尔的主力舰队以五十英里的距离跟踪在后。这两位德国海军军官都不知道贝蒂就在眼前。  
　　几分钟后，贝蒂的舰只转而向北，东侧翼的一艘轻巡洋舰“加拉蒂号”上的了望员，看到远方的丹麦不定期货船“N·F·弗约尔号”喷出异常多的蒸汽。“加拉蒂号”离开编队，前往查看。与此同时，希佩尔的掩护两侧翼的轻巡洋舰“埃尔平号”，看见了这同一只船，转轮向它驶去。这两艘轻巡洋舰差不多同时候互相认出来了，火速向各自舰队发出警讯，“敌人在望！”  
　　要是航空母舰同贝蒂的中队一起航行，对德海军有利的这场遭遇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敌对双方很可能在再往北的地方遭遇，那就在杰利科的主力的射程之内了。“加拉蒂号”和“埃尔平号”相向全速行进，于下午2时52分相互齐射后停止战斗。只有一发哑弹落在英国船上，当一个水手拣起炮弹，扔向船外时，他的手被烫焦了。在夜幕降临前，二百六十五艘战舰——英国一百四十九艘，德国一百十六艘——和十万名左右海军，在四百多平方英里的洋面上，展开了一场大战。  
　　贝蒂指挥所有舰只“处于全面待战状态”，然后急忙下了一道轻率的命令。他命令他的六艘战斗巡洋舰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最高速度走在前面，同时他的四艘较慢但更有威力的战列舰则落在后面。贝蒂企图同包括希佩尔的“吕措夫号”在内的敌军五艘战斗巡洋舰交战，而牺牲了他在数量上近乎两对一的优势。  
　　希佩尔被英海军看到了，就遵照舍尔的计划，折向东南，向等在那里的主力公海舰队驶去。贝蒂的中队尾随着，希佩尔在二万一千码处开炮。这位德国海军上将主要关心的，是英国十三英寸半和十五英寸炮群对付他的十一英寸和十二英寸大炮，但在短暂的互射中，德海军的射击技术大大胜过英海军。贝蒂的旗舰“狮号”和“虎号”一再被击中。  
　　几乎每次德国齐射都未中目标，或者夹叉射击得这样接近，以致爆炸使英国的船壳钢板都变形了。下午4时，一弹洞穿“狮号”炮塔中部，爆炸了。只有炮塔指挥官、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F·J·哈维在爆炸中幸存下来，他活命的时间足以拯救这条船。爆炸炸开了炮塔的炮闩，使火药袋着了火。他的双腿炸掉了，垂死的哈维通过传声管下令向弹药库放水。因为他的英勇，哈维少校死后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英海军由于损失了“玛丽女王号”，受到使人震惊的打击，这是一艘装有十三英寸半大炮的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吨的战斗巡洋舰。德海军穿甲炮弹的一次齐射，穿过了它的九英寸厚的钢板，据一位目睹者说，引起了“一小阵看来象煤灰那样的尘雾……这就是它被击中的地方，但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直到几分钟以后，前面又冒出可怕的黄色火焰和一大片浓密的黑烟，而‘玛丽王后号’本身则再也看不见了”。它的一千二百七十五名船员中只有九名生还。  
　　几分钟后，“不屈号”被从力量相等的二万一千吨的“冯·德·塔恩号”射出的两枚射弹击中。三十秒钟后，看不到烟，也看不到火，这只船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连同一千零十七名船员葬身海底。象“玛丽王后号”那样，弹药库爆炸了。附近友舰上的人惊呆地看到，“各种东西都被炸到高空，一只五十英尺蒸汽推动的舰载水雷艇……被炸到约二百英尺高”。  
　　帽子漂亮地歪戴着的贝蒂，在“狮号”的舰桥上徐步，眺望海上的景色。被击中舰只上的火焰直冲天空。炮弹飞入水中爆炸就象它们击中钢板那样，涌起百英尺高的喷泉。死鱼在水面飘浮，远至目力所能及。在它们中间上下簸动的是挣扎着的人们，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船的碎片。他的两只船已被击沉，除“新西兰号”外，其余的船也都受伤。贝蒂决心继续小规模战斗，深信四艘无畏级战舰不久就会和他会合。德国炮弹突然击中“皇家公主号”，把它包围在烟雾和火焰之中。这位海军上将转过脸来，露出烦恼的神色对他的海军将官评论说，“查特菲尔德，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有点毛病。向左转动两个罗经点”，这个方位其实是向着敌人开去。  
　　不久，贝蒂就和海军上将埃文-托马斯的战列舰中队——“巴勒姆号”、“马来亚号”、“勇敢号”和“战仇号”——会合。舍尔的伏击贝蒂的方案现在已被挫败。这位德国海军上将不是去把英国中队诱人希佩尔的战斗巡洋舰和他的主力舰队之间的陷阱，而是不得不伸出他的手来使希佩尔免于必然的毁灭了。  
　　离“狮号”两英里远的一艘轻巡洋舰，在下午4时望见了舍尔的大舰队，立即通知杰利科和贝蒂。贝蒂继续按原来方向航行，直到德国主力舰队隐隐呈现在地平线上为止，然后一百八十度转弯，全速向北行进，以谋求杰利科的大炮的保护。埃文-托马斯没有看见转向的旗号，他的战列舰成为敌舰炮火的目标，在避开德海军之前，遭受了损伤和伤亡。“巴勒姆号”和“马来亚号”被数次击中，“战仇号”的操舵装置也暂时失灵了。英海军也惩罚了敌人；“冯·德·塔恩号”的每一门炮都被扭曲成无用的残铁，“吕措夫号”勉强靠自己的蒸汽继续航行。  
　　下午5时30分，德国先遣驱逐舰看到几艘英国轻型舰只从东北向它们驶来。这些舰只都是侦察舰，属于海军少将霍勒斯·胡德指挥的由三艘战斗巡洋舰组成的舰群，是杰利科派来加强贝蒂的中队的。在短暂的交锋中，德国轻巡洋舰“威斯巴登号”连续遭到猛击，和它的大部分船员沉没了。两艘驱逐舰，即德国的V-48和英国的“鲨鱼号”，也同归于尽。  
　　两艘陈旧的英国巡洋舰，一万四千六百吨的“防御号”和它的姊妹舰“勇士号”，在六千码处和希佩尔的战斗巡洋舰交战。四分钟内，“防御号”被炸裂，它的九百零八名船员牺牲了；第二天，“勇士号”在被拖进苏格兰港口时也沉没了。到此时为止，德国的成绩是击沉对方三艘战列舰、两艘战斗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自己只损失了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这两支大舰队现在正互相向对方冲去，但只有英海军知道这回事。杰利科不断和伦敦海军部通讯，那里的破译专家——被缴获的德国海军密码簿放在他们面前——截住舍尔、希佩尔和柏林海军部之间往返的电讯。依靠无线电探向器和德国海军的北海平方面积海图，英国技术人员确定公海舰队正在变动中的方位。下午5时45分，杰利科接到通知，知道敌人在一小时一刻钟之前在什么地方。  
　　英国舰队以每四艘战列舰成一行、六行并列的队形向南航行前进。每行相距二千码，每只船相隔五百码。这种队形是不合战斗需要的，因为只有少数炮能向前射击；只有各舰依舷侧排成一行，容许每舰的船头炮群和船尾炮群同时瞄准，才能发挥最大限度的火力。  
　　要把战列舰部署成舷侧单行，需要四分钟，但这种动作的先决条件是要敌舰正好在前面，并且已经知道它的准确距离。如果敌人迫近左侧翼或右侧翼，则用另一机动动作，使舰队可以向进攻的兵力列成舷侧单行。杰利科不能决定他的机动动作，直到他知道舍尔的航向和方位。  
　　下午6时，杰利科的“铁公爵号”和贝蒂的“狮号”互相望见了。舰队总司令发信号问道，“敌人的作战舰队在哪里？”但没有接到回答。贝蒂把舍尔的部队丢失了。十分钟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在贝蒂用闪光灯信号回答之前，四分钟过去了：“已经望见敌人作战舰队的方位西南偏南。”敌舰正好向英国主力舰队的右侧翼行进。杰利科稍为研究了一下罗盘，然后下令向左舷散开。几秒钟内，他的左纵队全速向前行进，其他五个纵队顺利地鱼贯而行，直到二十四艘无畏级战舰排成一条一万五千码长的作战单行，向东南行驶。  
　　这一机动动作完成之前，舍尔并不知道英国主力舰队就在这个区域。当东北地平线变成一片银白色和桔黄色闪光的全景，继之以一阵冰雹般的巨大爆炸炮弹时，他的轻型侦察舰只几乎来不及向他发信号。杰利科正在做“T”字的战略机动动作，使舍尔的一艘接着一艘的成行舰只，在发挥炮火威力方面大大受到阻碍，而英国主力舰队却能够用所有大炮轰击它们。  
　　皇家海军是在有利条件下射击的。除炮口发出的闪光外，杰利科的舰只被东方天空的阴暗和德舰烟囱里吹向东方的浓密煤烟所遮蔽。十分钟内，舍尔的前沿舰只至少受到十二次使丧失战斗力的命中。“柯尼格号”燃起大火，“吕措夫号”的船头几乎在水线以下，它后来沉没了。“冯·德·塔恩号”的上层结构崩塌，大炮歪倒在躺满着已死和垂死的人的甲板上。  
　　舍尔没有浪费时间。下午6时36分，他发出了标准的海军命令“转向右舷作战”，根据这项命令作战队形转向右舷，倒转航向，各舰一齐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然后在薄雾中消失。在逃走之前，德海军进行了一次突击。虽然“德弗林格尔号”已被命中数次，它向胡德的旗舰“无敌号”发射了临逃前的一次齐射。雷鸣般的爆炸把这艘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吨的船裂为两半。船首和船尾冲向天空一百英尺，然后这两半截连同全体船员一千零二十六名都沉没了。  
　　德国海军退却后，杰利科惟恐他的舰只遭到敌人丢在后面的水雷(德国海军一个水雷都没有带)或驱逐舰发射的鱼雷的损害，命令他的舰队倒转航向。两个对手谁都望不见谁了。在接着发生的短暂平静阶段，杰利科把他的舰队改编成六个纵队，并把航向改为西南，意欲使他的舰只在公海舰队和德国之间成为一道障碍。航向的稍稍改变，又使杰利科的舰队在舍尔和他的国内基地之间组成一个浅浅的新月状队形。时间在消逝，天色在变暗，薄雾也浓起来了。  
　　下午7时，又见德舰正从西面迫近。舍尔决定穿过英海军的后面向本土突进，但他计算错误，又慌慌张张地撞进了杰利科的大舰队。这时他的“T”字形比以前更有威胁性了。条件再一次于杰利科的舰队有利。舍尔的舰队在西方仍然光亮的天色下现出轮廓，而在德国观测目标的人员看来，英国舰队却只有模糊的形状。  
　　在发现德海军四分钟后，杰利科稍稍改变航向以便缩短射程，并在九千码外开炮。此后的十五分钟，是大炮怒吼和炮弹爆炸的震耳欲聋的地狱景象。舰只象幽灵般地从薄雾中钻出，齐射了一两次，然后又消失了。前沿的德舰都被集中的炮火所覆盖。除炮口的闪光外，舍尔不能看到他的敌人。  
　　为转移英国对他的主力舰队的注意，舍尔下令施放烟幕，以便德国驱逐舰发射鱼雷，但所有鱼雷都没有中的。随后，舍尔指挥他的战斗巡洋舰“冲向敌人；直接冲去”。在这个保护性的烟幕后面，公海舰队的其余舰只再一次倒转航向。当最后一批舰只赶快驶离英海军后．巡洋舰也脱离战斗，和它们的舰队会会。损坏得很厉害的“吕措夫号”被丢下来任其沉没，同时希佩尔换乘“毛奇号”。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德国海军总司令。  
　　希佩尔的已经遭到连续猛击的舰只，进一步受损。大量海水涌进裂口。他的所有战斗巡洋舰都载着一千吨或更多的海水；“赛德利茨号”甲板下面虽有五千吨水危险地晃动着，它还是继续航行。(这些船在三个月内都能修复，回去服役，它们设计师的技能是值得称颂的。)在“德弗林格尔号”上，躺着五百多个死人，主炮塔成为一片废墟。戴着防毒面具的幸存船员，踉踉跄跄地躲避下面的火焰发出的致命烟气。  
　　杰利科担心鱼雷，转向与向西逃的德国人相反的方向。距离扩大着，直到下午8时，那时英国海军上将感到已够安全，可以掉头跟踪德国人了，但黑暗使他剩下的胜利机会消失了。下午8时25分，贝蒂的快速战斗巡洋舰开到向西航行的若干德国舰队的射程内，并且开炮。德海军以若干次齐射回击，但不久双方都望不见对方了。  
　　夜间，杰利科不愿恢复战斗。他的较长的大炮射程和数量上的优势，对付偷偷摸摸地进入鱼雷射程的小船，占不到便宜。进一步的危险在于，在黑暗中的意外碰撞或互相射击将危及他的舰只。他知道，舍尔返航的航线将是通过德国布雷区的三条水道中的一条。他打算在舍尔和德国诲岸之间的几条途径巡逻到清晨，在白天结束战斗。  
　　英国大舰队改编成三个平行的纵队，把驱逐舰部署在船尾九千码的地方，以防鱼雷。任何被那支纵队看见的战舰，就要被认为是敌人。下午9时17分，这个编队向南巡航，以贝蒂的中队为前卫。一只布雷艇驶到丹麦海岸外面去封锁合恩礁水道，这是舍尔三条可能逃遁的途径之一。  
　　在那天夜间早些时候，这两支敌对舰队按大致平行的航线航行，相距六英里，每方都不知道对方。舍尔十分希望避免再一次战斗或更远离德国海岸。他决心必要时冲过英国的前哨线，于9时10分向合恩礁水道行进。  
　　这次战斗的最后一幕于11时30分开始，那时朝着合恩礁东驶的德国舰队的先头部队，和英国的后卫驱逐舰遭遇。随之而来的是双方混乱的碰撞，在照明弹、探照灯和着火舰只的眩目光辉下进行疯狂的战斗。午夜后几分钟，英国巡洋舰“黑太子号”向重型舰只的模糊轮廓驶去，显然相信它们都是友舰。伯纳姆舰长发出信号，要求对方回答当天的秘密口令。回答来得很快。强烈的光束笼照住了这艘巡洋舰，四艘敌人的战列舰从舷侧开炮，使它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在震撼夜空的爆炸声中，“黑太子号”连同三十七名军官和八百二十五名水手消失了。  
　　一艘英国驱逐舰向陈旧的“波默恩号”射出鱼雷，这是德国在这次战斗中丧失的唯一主力舰。希佩尔的轻巡洋舰“埃尔平号”在和战列舰“波森号”的一次意外相撞中沉没。英国驱逐舰“喷火号”撞上了德国战列舰“纳绍号”。只有几个人侥幸生还。英国驱逐舰“蒂珀雷里号”——后来沉没——的舰长温图尔匍匐下来；一颗敌弹飕的一声窜过他的头顶，打掉他的帽子，在他头皮上留下一条浅槽。  
　　舍尔的舰队脱身出来，继续向合恩礁驶去，在上午3时30分到达。两艘英国战列舰在不到三英里距离的地方监视着，但没有通知杰利科。英国海军部发来的电报通知他，公海舰队可能向合恩礁航行，但细节则模糊不清。伦敦还忘了通知他，舍尔要求派飞机侦察合恩礁——他的计划的明确证明。拂晓时，杰利科恢复他对脱离主队舰只的搜索，但一无所得。4时15分，海军部报告说，舍尔将要安全到达合恩礁。最后把英国的幸存者都打捞完毕后，失望的杰利科向斯卡帕弗洛驶去。  

图3 日德兰海战  
　　日德兰之战结束了，每方对于双方的自称胜利展开激烈的争论。从有形的标准来看，德海军所受的损害较小，伤亡也较少。英海军共计损失三艘战斗巡洋舰，三艘轻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六艘其他舰只受到重创，伤亡人数六千九百四十五人；德海军损失一艘过时的战列舰，一艘战斗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四艘其他舰只受到重创，伤亡人数三千零五十八人。在实际吨位上，英海军损失十一万五千零二十五吨，德海军损失六万一千一百八十吨。  
　　德国在技术上的熟练显然胜过英国人；他们装有定时信管的穿甲弹穿过英国船壳爆炸，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英国炮弹不能穿过敌舰钢板，往往碰上就炸。德国船的上甲板在长射程的炮战中提供了较好的防护，鱼雷在它们加固了的舷侧爆炸，造成的损伤也较小。而且，德国在信号技术、测距和夜战设备方面，也都超过英国主力舰队。  
　　在至关重要的防火系统方面，德海军更是优越得多。炮弹在德国炮塔里爆炸，不会引起进一步的损害；防护得很好的垂直通道，防止火势下窜到弹药库。至少三艘英国战斗巡洋舰的炸裂，是由于炮弹在炮塔里爆炸时，引起了下至火药甲板的一系列炸药的爆炸。没有一艘德国船因这类缺陷而丧失。英国海军设计师集中注意力于速度和大口径大炮，而忽视了其他必要的改进，在这次战斗中是很明显的。  
　　舍尔在他给德皇的报告中说，德意志帝国海军能“予敌以巨创，但……即使在公海上取得最有利的战果，也不能迫使英国和解……我们的地理位置与岛国相比的不利之处……不能靠我们舰队来补偿……”。他最后说。无限制潜艇战是必不可少的，“那怕冒同美国作战的风险也罢”。同英国人自称的相反，德国公海舰队并没有被围困在港内。1916年8月和10月，以及1918年4月，舍尔领导了三次突围，出击协约国的航运。英国海军无力摧毁德国海军，从而粉碎了把波罗的海向俄国开放的一切希望，这也许加速了沙皇政府的垮台。  
　　象贝蒂这种身份的人，就吐露过对皇家海军的缺陷感到惊恐，这种缺陷他在日德兰之战前早就应该知道了。在他于1916年11月接替杰利科的一个月前，贝蒂就忧郁地承认，如果德国进攻丹麦，英国主力舰队不能提供什么援助。1918年初，贝蒂在海军部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必须认为，德国的战斗巡洋舰中队的确比我们的优越。”他还说，日德兰之战后订购的新穿甲弹，在夏季之前，还不能供英国主力舰队使用。  
　　谈到海军力量的有效使用时，这位海军上将断言，“英国主力舰队的正确战略，不再是不惜任何代价力求使敌舰出战，而是使它留在基地，直到……形势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

十五、潜艇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卢西塔尼亚号”中了鱼雷  
伪装猎潜舰  




　　德国是认识潜艇潜力的第一个交战国家。海军军官原来把这种舰艇看作是侦察部队，或保卫港口对付来自海上进攻的防御船只。在大战最初几个星期中，潜艇被用于以机枪扫射北海的英国拖网渔船，但在英国船也装上机枪，或由武装巡逻艇护航时，就不再这样使用了。大战开始时，英国有三十六艘潜艇，全都限作海岸巡逻之用。德国有二十八艘，但只有十艘能巡航到二千英里的地方。  
　　当大战还不到两个月时，潜艇就已显出它的能耐来。U-9潜艇，是三十二岁的奥托·韦迪根在他第一次出勤时指挥的。1914年9月22日拂晓，他的航海日志记录着二百英里平静无事。韦迪根躺在荷兰海岸外水面下六英尺，决定在返回威廉港之前，通过潜望镜作最后一瞥。从朦胧的轮廓立即辨认出是三艘英国装甲巡洋舰的形态。上午6时30分，在水下十二英尺左右，当“阿布柯尔号”驶入他的射线时，韦迪根发射了一枚鱼雷。“阿布柯尔号”的舰长误以为是水雷爆炸，发信号给其他两只船靠近些，以搭救幸存者。但这只船沉没得太快，甚至没有来得及放下救生艇。  
　　在“克雷西号”放下救生艇时，U-9发射了又一枚鱼雷。韦迪根没有移动方位，把第三枚鱼雷射入了“霍格号”，这条船当时正在向四周乱开炮。只有“克雷西号”仍然半浮地在榜徨着。U-9艇长使潜艇浮上水面，把“克雷西号”消灭了。到这时候，幸存者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战斗有一千六百多人丧生。  


“卢西塔尼亚号”中了鱼雷  
　　德国没有什么行动象击沉“卢西塔尼亚号”那样激怒美国舆论的了。在一千一百九十八名牺牲者中，有二百九十一名妇女，九十四名婴孩和儿童。1915年5月1日，星期六，这艘巨型邮船从赫德森河的停泊处回来，驶向利物浦。那一天，德国潜艇U-20从埃姆登溜出来，搜捕协约国的航轮。不列颠诸岛周围的水域，被德国政府宣布为战区，所有船只，不论是敌人的或中立国的，都将被送往海底。  
　　丘纳德轮船公司自豪地称赞“卢西塔尼亚号”是“现在在大西洋中航行的最快和最大的轮船”。它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二十五海里，比任何潜艇快两倍。英国海军部考虑到这种有利条件，在1915年4月16日致船长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强调指出：  
　　“快速轮船可以靠曲折的航行，大大减少潜艇突击成功的机会。当战舰在潜艇经常出没的区域巡航时，总是采取这种航线的。潜艇的水下速度很低，除非它能记住和预知被攻击船只的航线，要进入发动攻击的方位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有这种警告，丘纳德公司的董事们命令“卢西塔尼亚号”以四分之三的速度航行，以节省煤和劳动。由于某种原因，船长威廉·特纳也忽视在显然危险的水域里采取曲折的航线。  
　　5月7日，指挥U-20的瓦尔特·施魏格尔，把潜艇浮在离爱尔兰东南海岸金塞耳老岬约十二英里的海面上，它已经击沉了两只英国轮船和一只帆船。当U-20正在返回基地时，它的了望员望见了一艘轮船。U-20潜到水下四十四英尺，以全速前进，开到轮船前面的攻击方位。  
　　一小时后，潜艇已在这艘七百八十五英尺长的轮船的半英里内，施魏格尔发射了一枚鱼雷。“卢西塔尼亚号”上的大部分乘客午餐刚毕，都在甲板上眺望爱尔兰海岸。他们恐怖地看到鱼雷激起的一道泡沫。鱼雷击中后十八分钟，“大西洋王后”消失于波涛之下。施魏格尔记下了它的苦难：  
　　“成功地击中了右舷的舷门后面，看到了非常强烈的爆炸，引起一片巨大的烟云，喷得比烟囱还高。随着鱼雷爆炸之后，很可能发生了第二次爆炸（锅炉，煤，火药？）。中弹点上面的上层结构和舰桥，都被炸得粉碎。燃起了大火。这只船立即停航，右舷倾侧得很厉害，船首很快下沉。看来好象它任何时候都会倾覆。船上很乱。许多救生艇被放下来了，显然是那些已经不知所措的人放的。索具放松很不平衡，以致有时装满了人的小艇从船首或船尾先碰到水，立即沉没。”  

　　德国为这次鱼雷攻击辩护，指责“卢西塔尼亚号”是一艘装运炸药和军火的战舰。（这只船的舱单列出不过四千二百箱轻武器子弹，和一千二百七十一箱退膛的榴霰弹。）灾难消息在整个德国被欢呼为伟大胜利，可以《科隆人民报》为代表：“我们以欢乐的自豪，注视着我国海军的这一最近功绩。”颁发了“卢西塔尼亚号”奖章，以纪念这次事件。  
　　反德偏见迅即传播在向来宽容的整个英国。人群打破了为德国人所有的店铺的橱窗，捣毁了店里的东西，警察感到有趣地在旁边看着。德国出生的人被从伦敦交易所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交易所驱逐出来。政府清查了已经登记的一万九千名敌侨，并把年龄在十七岁和四十五岁之间的所有德国男人都拘留起来。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给柏林的一份严厉照会中，抨击这次击沉是违反国际法和对人类的犯罪。他强调指出，美国为了保卫中立国的国民为非军事问题到他们乐于去的任何地方旅行的权利，“不会省略任何言论或行动”。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中立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如此愤怒地向一个交战国挑战的。  
　　威尔逊的警告只不过使德国外交部清醒起来，它害怕美国的军事潜力。但海军军官们加以嘲笑，他们确信能够在公海上轻易地打败美国。为了准备答复威尔逊，外交部要求海军部提供关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所有资料，后者则甚至不答理这个要求。海军将官们对德皇的影响，导致继续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终于将改变对德国的形势。  


伪装猎潜舰  
　　当德国破坏协约国贸易的战役达到危机水平时，急得走投无路的英国海军部研究和拒绝了无数建议。一位无名英雄提供了解决办法。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针对武装商船的，不加警告就把它们击沉了。可是，对非武装商船特别是帆船，在船员登上救生艇之前是不予击沉的。敌人的登船队接着上船掠夺战利品，然后用炮火把这只船击沉，以节省鱼雷。伪装猎潜舰就是设计出来反击这种做法的。  
　　望见一只陈旧的不定期货船沿着贸易航线笨重地缓缓航行时，德国指挥官把他的潜艇升上水面，向货船的船首开一炮，令它停航。事前经过排练的“惊慌的一伙”军官和水手急忙冲到救生艇那边。有时这些伪装人员中间，有一个穿了船长服装的水手冲出来，高举着装在鸟笼里的一只色彩鲜明的（剥制的）鹦鹉，这一景象往往把德国人逗乐了。  
　　与此同时，隐藏的十二磅炮都瞄准载了掠夺队靠近过来的潜艇。当潜艇进入射程时，大炮周围伪装的护墙随着铰链倒下，英国皇家海军旗也扯上了桅杆。在潜艇能够发射它的甲板炮或急速潜没之前，它成为致命的炮火的目标。只有潜艇被击沉，并且这个事件没有报告给柏林知道时，这种做法才有效。  
　　尤勒斯·西尔伯是德国最机敏的战时间谍之一。他离开本国生活已久，讲得一口正确的英语，的的确确被认为是加拿大人。西尔伯的语言才能使他被欢迎去担任邮政检查工作，虽然事先没有受过任何间谍训练，他的丰富常识使他没有受到怀疑。  
　　有一天，西尔伯打开一个信封，偶尔发现一件突出的情报。寄信人在信里写着，他的哥哥是位海军军官，驻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重要基地。他正在执行一个将结束潜艇威胁的秘密方案。西尔伯意识到这是一个有高度优先价值的机密，就到写信人所在的港口，以政府检查员的官方身份去访问她，对她在通讯中泄露机密情报提出警告。这位妇女恳求他不要再采取任何将危及他哥哥的前程的步骤。在他们谈话中，检查员套出了许多细节。伪装猎潜舰——每艘都凭秘密的Q号数来辨认——都是不定期货轮、帆船和经过修理适于航海的拖网渔船。伪装船乘上穿着不伦不类商船船员服装的海军船员，装有隐蔽的大炮和鱼雷发射管。西尔伯把情报送到了柏林。  
　　不久，潜艇指挥官摒弃了豪侠作风。没有警告就发射鱼雷。潜艇船员们再也没有苏格兰威士忌酒和英国烟这些乐事了。为了在不相等的战斗中依然能够不沉，伪装船用木材和软木保持浮起。在向不定期航轮发射鱼雷时，敌人的潜艇先观察它所受的损害，然后浮起用炮弹把这只船击沉。  
　　对伪装猎潜舰的舰长来说，他奉命要等到潜艇进入射程时才得开火，是一个关键时刻。任何可疑的姿态都会使潜艇急速潜没，随之而来的是会使伪装船完蛋的又一枚鱼雷。军官和水手“惊慌的一伙”互相推挤地爬进救生艇，放到水面上，拼命划离受损的船。这类机动动作有时使潜艇敢于浮到水面上来。这时炮手就可开炮了。  
　　伪装船Q—5沿着贸易航线曲曲折折地航向利物浦，那时一枚不告而放的鱼雷在它的船壳上打了一道裂缝。严重灼伤的人在机器舱里坚守岗位，直到涌进来的海水迫使他们登上甲板，他们隐蔽地躺在那里，不顾身上痛苦的创伤。将近半个小时，炮手们站在深水中，那时Q—5在徐徐下沉；没有人做过一个错误的动作。  
　　仍然潜在水里的U—83缓缓向它的猎物驶去，对于没有危险威胁感到满意，然后在平射程内浮上水面。潜艇舰长刚从驾驶指挥塔里露出身来，第一发炮弹就把他打死了。中了三十多发炮弹，这只潜艇很快沉没。到掠夺者被送往海底之后，被淹没的Q—5方才呼救。附近的驱逐舰和单桅小帆船赶来营救，驱逐舰把这个半沉没的胜利者拖回港口。  
　　有一百八十多只各式各样和大小不一的伪装船被装备起来，同潜艇作斗争。英国海军部不完全相信它们的能力，最初只作小规模的试验。等到海军部完全承认它们的价值时，德国人也知道这个秘密了。但从1915年7月到1918年11月，伪装猎潜艇仍然击沉了十一艘潜艇，击伤了至少六十艘。  
　　大战期间，约有二百艘德国潜艇被击沉，英国人自称其中一百四十五艘要归功于他们。皇家海军动员了五千多只辅助船舶，数百英里长的钢丝网，也许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深水炸弹、水雷、炸弹、大炮和炮弹，才取得这样的战绩。

十六、空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空军振翼而飞  
砖块、投箭和手枪  
齐柏林飞临伦敦  






空军振翼而飞  
　　1914年8月，交战国的总参谋部认为飞机只有有限的作用。法国对航空的兴趣，只在少数民间运动员中持续下去。霞飞和福煦都对飞行没有一点信心，后者在几年前就不予考虑，认为飞行“对运动来说一切都很好，但对军队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英国军事当局对飞机作为一种武器的威力，也同样抱怀疑态度。  
　　根据一切军事上的考虑，德国在空军方面应该是远远领先的。几年来，德国人为准备战争，已经把他们的资源编入预算了。然而，即使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过把飞机看作是个观察哨，在通信兵中给予空军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到1911年，德国有两个虽小而发达的飞机公司，制造用优良的达伊姆勒和梅塞德斯水冷式发动机发动的阿尔巴特罗斯飞机和阿菲亚蒂克飞机，并且至少还有十四所私立飞行学校。  
　　欧洲进入战争时，最多有三百七十五架可用的战斗机。德国有一百八十架适于执行观测任务的飞机，再加三百架教练机和十三只齐柏林飞船。法国只有一百三十架，英国是六十五架。这些飞机不是为军用而设计的，没有武装，全都用木料和金属线制造，机翼和机身用涂上胶的布覆盖。飞行员比飞机多，但即使如此，只有不到一百个军人懂得怎样飞行。航空军官提出支援地面部队，屡次遭到拒绝。侦察是骑兵的任务，他们抱怨说，低飞飞机发动机的喧声，使他们的马受惊了。  
　　没有本身的传统，处于萌芽状态的空军得临时凑合和发展他们的技术。空中观测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技术。大部分观测员都是炮兵和骑兵的志愿军官，但飞行员往往是应募入伍的士兵，他们在看到地上的模糊轮廓时，完全不熟悉行进中的部队、大炮装置、弹药堆集等等的形状。由于飞机设计上的原因，要准确地看出敌军集中或运动就更复杂了。观测员从双翼飞机上俯视的视线，常被下翼挡住。他向前看的视线，被发动机、排气管和散热器遮断。从其他角度观测，也被使双翼牢固的支柱和金属线的骨架构造弄模糊了。  
　　毫不奇怪，大战最初几周的航空报告几乎都是一致不准确的，在已经抱有怀疑的指挥官眼中，这对缺乏经验的空军是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德国观测员也不比法国和英国的观测员好些。在8月7日那一周，一支十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开到法国，然后向东北进发，他们行进了十二天，才被克卢克将军的部队看见。尽管德国飞机每天出动，飞过这个地区，却没有一个空军观测员看到英国军队。（不久之后，空中观测员变得如此熟练，以致部队不得不在夜间行军。）  
　　在1914年，空运士兵的生活是愉快的。飞越敌区是愉快的插曲，那时敌对的驾驶员相互轻快地招招手。哪一方都没有能力做更多别的事情。飞机都没有武装，但驾驶员带有随身武器，主要表明他们是在服军役。每个飞行员都有专职的机械士和个人勤务员。他们全都驻扎在防线后面至少二十英里。德国驾驶员的待遇特别好。他们驻在被占领的法国，挑选不论哪个他们爱好的大别墅或供应丰盛的旅店居住。由于这样的娇养，在1914年，驾驶员飞行时经受的不便比危险更多。因为在寒冷气候下发动机的油凝结到脂肪的稠度，就用不凝结的蓖麻油来代替发动机的润滑油，这样烟雾就从发动机里直接喷到飞行员的脸上。吸入这种烟雾一小时，对人体的影响就和吃了几汤匙泻药一样。  
　　由三十七架陈旧的运动用飞机组成的皇家飞行队，于1914年8月13日飞越英吉利海峡，在亚眠附近着陆。两周后，皇家飞行队打落了第一架敌机，象是牧童包围一条逃跑的小公牛那样。空军上尉H·D·哈维—凯利，由他中队中的两架飞机陪同，正高飞着作例行的巡逻，看到一架德国飞机飞行在下面几千英尺的地方。哈维—凯利使他的两个驾驶员处于戒备状态之后，向他的猎物俯冲。  
　　德国人怕野蛮的英国人撞到他，就向地面飞去。当他平飞时，瞥见哈维—凯利就在他的上面和后面。其他两个英国驾驶员迅即领会了这个战术，从侧翼包围德国人，迫使他着陆。这个吓慌了的驾驶员在他的飞机还在滑跑着的时候，跳了出来，在一片树林里消失了。英国人把飞机烧毁后飞回基地，把这个机动动作教会他们的同伴。皇家飞行队一再运用这种战术对付其他敌机，直到飞机装上机枪为止。  


砖块、投箭和手枪  
　　1914年9月的一天，一位驾驶员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游戏，拔出他的手枪，向一架飞过去的敌机射击，而不是招招手。此后不久，双座飞机的法国观测员开始携带步枪，但烈风和发动机的剧烈震动，大大地损害了它们的准确性。其他观测员带了砖块去扔德国的螺旋桨——甚至去扔驾驶员。有些观测员则用一筒筒的投箭——铅笔形的小钢箭——武装起来，去投掷敌机飞行员。毕竟，这些东西还是用于投箭比赛比较成功。  
　　试用小炸弹和手榴弹获得有限的成功。那时还没有投弹瞄准器，驾驶员或观测员是在飞机边上拿着发射物用眼睛瞄准的。没有考虑到速度或风力影响。皇家飞行队的调查表明，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为使部队调动陷于瘫痪，曾用一百四十一颗炸弹对铁路车站进行袭击，只有三颗炸弹获得成功。  
　　气球观测员用过降落伞，但飞行员和他们的观测员没有用过。飞机座舱太小，容纳不了降落伞，也没有人想到把飞机的座舱设计得大些，足以容纳它们。如果一架损坏的飞机不能平安地滑行到地面，驾驶员往往就死在飞机残骸里。为了保护飞行员不受低飞敌机或地面部队的子弹射击，他们坐在铸铁的火炉盖上。  
　　随着步枪和手枪相互射击的日益增加，有些协约国驾驶员开始装置机枪。因为还没有人想出办法来通过旋转的螺旋桨发射子弹，机枪被装在双翼飞机的上翼，或装在推进式飞机的前面，这种飞机的螺旋桨是装在后面的。刘易斯机枪的沉重重量，往往使协约国飞机不能飞到非武装飞机所能达到的高度。德国驾驶员不久就学会了不去理睬看不到有机枪的协约国飞机，而对于那些看上去有武器的飞机，则飞在它们的前面和上面。  
　　1915年2月某时，四架返航基地的德国双座观测机，看到一架单座法国飞机对着它们飞来。因为它没有飞行观测员，也看不到有武器，八个德国人在这架飞机飞近时，唯有好奇地看着它。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突然通过螺旋桨迸发出黄色的火焰。第一个回合就打死一名德国驾驶员，他的飞机往下旋冲，在火焰中摔毁了。  
　　法国飞机稍稍机动一下，把第二架德国飞机打得爆炸起来。子弹打裂了它的燃料管路，使汽油喷向发热的发动机，大部分易损的机身在残骸碰到地面之前已经燃烧起来。其余几架飞机看够了。它们掉转机尾，赶快飞回基地，所讲的情节受到听者的怀疑。谁听说过子弹会射过旋转的螺旋桨呢！简单的数学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机枪发射子弹的速度是一分钟六百发。根据任何标准来计算，这样一串子弹是不能通过一分钟旋转一千二百转的双叶螺旋桨的。  
　　以后几周内，其他德国飞机也被飕飕地穿过法国螺旋桨的子弹击落。不论编队的德国飞机有多少，一见法国飞机对着它们飞来，所有飞机都急忙飞回基地。但几周以后，战争的好运给德国人以青睐了。一架法国单座飞机在前线巡逻时，由于发动机爆裂和停止转动，飞机迷失了所在的高度。驾驶员慌张起来，滑翔到敌人防线后面着陆。在他还来不及把飞机烧毁时，德国士兵向他猛扑过来。  
　　他是罗朗·加罗斯，战前就以表演特技飞行的驾驶员闻名。他的飞机装备一挺霍奇基斯机枪——由一个美国人发明——装在座舱前面，径直向木制螺旋桨瞄准。面向着枪口的叶片，用楔形的钢片保护着，使打在螺旋桨上的子弹转向。这种设计对于驾驶员几乎象对于他的敌人一样的危险，因为反跳的子弹会击毁发动机或驾驶员。直到他无可奈何地着陆为止，加罗斯已经用他的新奇技术击落了六架德国飞机。  
　　加罗斯的小小的莫拉内飞机，是因汽油管路阻塞而被迫降落的。这根管道弄干净后，用飞机载往柏林，以备参谋部军官和从德国北部什未林飞机工厂赶来的一位青年荷兰平民的检查。把一件标准步兵武器，即一挺帕拉贝卢姆气冷式机枪给了这个荷兰人，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复演法国驾驶员的绝技。安东尼·福克被公认为那时欧洲最好的飞机设计师，但他从来没有处理过机枪，更不要说射击了。然而在规定时间内，福克和他的机械士试制了同步机枪，能够射过螺旋弧而不致击中叶片。他的发明包含一个凸轮系统，容许武器只在螺旋桨不和机枪成一直线时射击。福克和他的助手都从未进过机械工程学校。每个问题都是靠高度的机械才智解决的。  
　　福克是荷兰籍，对于提高飞行机器的性能早就表现出显著的才能。1910年，他在二十岁时，就制造和驾驶当时最快和最坚固的单翼飞机。他先把这架飞机献给荷兰军队，但只遭到冷遇，他然后转向法国、英国和俄国。象在荷兰一样，军事当局对福克的年轻和缺乏技术教育，比对他的飞机的固有价值要注意得多。只有德国人承认他的能力，在他们国土上为他提供生产设备。  
　　1915年初，双方都在生产专为军用设计的新的改进的飞机。这是一个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项革新都被防御的或进攻的发展所抵消，使新的有利条件归于无效，不论它是一架飞得较快、较高的飞机或是一件新武器。福克E-1型单翼飞机及其同步机枪出现六个月后，德国人也以法国人的同样方式，丧失了他们在战术上的优势。为了防止协约国知道福克的机枪的秘密，甚至禁止德国驾驶员飞近前线。但一位飞行员在雾中迷失方向，在协约国领土上着陆。象加罗斯那样，他没有来得及烧毁自己的飞机就被俘了。  
　　数周后，法国和英国飞机都装备了美国发明的刘易斯气冷式机枪，这种机枪能同步射过旋转的螺旋桨。后来，当福克E-111型装备双管施庞道机枪时，德国人暂时恢复了他们的优势。德国在飞机方面的领先，大部分归功于福克，他在1914年和1918年间，设计了近六十种不同型式的飞机。英国人迟迟地认识了他的才能，向他书面提出，如果他到英国来为皇家飞行队设计飞机，就送他一千万美元，但福克直到大战结束后才知道这件事。德国情报机关截获了这封信，当然把它扣留了。  
　　如果说空战最初未给将军们留下深刻印象，它却很快抓住了公众的想象。空中力量在那时还不能成为胜利的决定因素，但它却有军方预见不到的士气价值。德国最高统帅部首先认识航空英雄能使平民群众很高兴。航空功绩被突出地加以报道，报纸上的宣传运动鼓励民间与王牌驾驶员通信。  
　　奥斯瓦尔德·伯尔克和马克斯·伊梅尔曼都是首先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人，随后是比较不知名的爱德华·冯·施莱希，绰号“黑武士”，因为在一位亲密战友战死后，他把他的阿尔巴特罗斯双翼飞机漆成黑色。他在大战中幸存下来，获得了三十五次空战胜利，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空军的一位将军。在空战中，伯尔克打死四十个人，伊梅尔曼打死十五个人。  
　　协约国也产生它们的空战英雄。法国宣扬，勒内·丰克的记录是七十五架敌机；乔治·居内梅，五十四架；夏尔·农热塞，四十五架；还有许多较小王牌驾驶员。但英国和加拿大的英雄不大著名，因为典型的英国人的缄默，对他们的名字不予张扬。只是在后来，英国公众和全世界才知道他们伟大的空中战士的名字：爱德华·曼诺克，七十三次胜利；加拿大人威廉·毕晓普，七十二次；雷蒙德·科利肖，六十次；还有一批别的战士。  
　　当战争拖长到1916年时，双方厌战的人民都被新生英雄的功勋激起了热情。1916年，报纸登载拉斐德飞行分队美国人的混战的篇幅，要比登载凡尔登和索姆关键性战斗——如果失利，形势将变成于协约国不利——的篇幅多。在美国成为交战国后，前汽车比赛者埃迪·里肯巴克上尉(二十六次胜利)的许多传奇，一再被人添油加酱地传说。  
　　对美国工业力量的信心，使法国人和英国人振作起来，他们热切地注视着天空，指望天空会被来自西方的飞机巨伞所遮暗。可是，当美国宣战时，它的空中力量合计只有一百零九架飞机，大致由海军和陆军的信号兵平分。每架飞机都是为训练目的而设计的，没有一架经受得起即使是短暂的战斗。  
　　航空的骑士风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开头，飞行员对他们的盟友和敌人，都同样以骑士身份来对待。驾驶员的不成文法，可以马克斯·伊梅尔曼举例来说明，那时他击伤的一个英国飞行员被强迫着陆。在附近着陆后，伊梅尔曼把他的敌手从残骸中救了出来，并照料他的伤势。这个英国人里德中尉被带往伊梅尔曼的指挥部，他在那里所受的待遇，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客人。两天中间，里德和他的俘获者一起吃饭，喝最好的法国酒。举行了庆祝活动后，这个英国人被软禁在为被俘飞行员准备的俘虏营的舒适营房里。当伊梅尔曼于1916年被击毙时，德国为之举哀。  
　　并不是所有驾驶员都具有伊梅尔曼的豪侠品质。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是德国最大的空中英雄，据他的日记透露，他有两个爱好——杀人和杀动物。由于他的阿尔巴特罗斯双翼飞机漆上深红色，他被称为“红色男爵”，里希特霍芬常请假到德国森林去猎野猪和牡鹿。他还击毁了八十架协约国飞机，打死了八十七人，这是这次大战中任何飞行员最高的纪录，每次胜利之后，他订购一只银杯，上面刻有击落飞机的日期和型式。  
　　这个二十六岁的红色男爵，于1918年4月被击落，英国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棺材由六名上尉（里希特霍芬的军阶）和一队驾驶员护送，一个荣誉鸣枪队向他致告别敬礼。他的满盖花卉的坟墓的照片和讣告，由一名英国驾驶员投扔在德国防线后方。  
　　把红色男爵击落，据称归功于两个协约国人。皇家空军归功于加拿大人罗伊·布朗，但据澳大利亚官方历史，里希特霍芬是由第五澳大利亚师第五十三炮兵连的地面炮火把他击落的。  
　　据协约国第四等王牌驾驶员雷蒙德·科利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皇家加拿大空军的空军副元帅——回忆，没有比法国和比利时泥泞战场上空战斗的驾驶员的表演更能吸引观众注意了。  
　　科利肖把空中敌手描绘为“跳华尔兹舞的舞伴”，闪避相互发射的子弹，他回忆道，“当双方的驾驶员战士表演给从下面堑壕里向他们欢呼的步兵观众看时，舞台就在云端。当一架飞机钉住另一架飞机的尾部，华尔兹舞开始了。两架飞机飞行的圈子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有一架飞机能向另一架飞机开炮，舞蹈才告结束。敌机驾驶员坚守住飞机不放，即使翼隔靠拢，也拒不离开，就象山羊被蛇呆住那样，直到他被击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设计出来的最著名的机动动作，是所谓伊梅尔曼转。驾驶员在跃升中看来好象要翻筋斗，但在顶点时却来一个半滚，然后改平飞，向与预料相反的方向疾驰。在人名辞典、百科全书和有些军事历史著作中，这一机动动作被归功于伊梅尔曼。但许多幸存的战斗机驾驶员声称，伊梅尔曼从未完成过这个机动动作。  
　　在这样说的人中有科利肖。他写道：  
　　“皇家飞行队的驾驶员总知道，伊梅尔曼并没有发明这个归功于他的机动动作，而是著名的皇家飞行队第六十中队的特技表演者阿姆斯特朗于1916年设计出来的。伊梅尔曼转开头并不包含迅速跃升回转，到了环飞顶点时继之以半滚。开头，它用满方向舵迅速跃升，当飞机在回转的顶点失速时，它向地面降落，以恢复飞行速度，在这样做的时候飞机来了个向后转。  

　　“在1918年发展的所谓伊梅尔曼转，又被认为是皇家飞行队的阿姆斯特朗设计出来的。1918年的说法包含在环飞的顶点来一个半滚。目的是迅速改变航向。索普威思·卡梅尔式飞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允许在遭到攻击时采取这种机动动作，旨在对一个敌手转守为攻，这个敌手……那时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1918年的驾驶员，特别是卡梅尔中队的美国人，把1916年所谓伊梅尔曼转的动作和作用，同1918年在环飞顶点作半滚混淆起来，所以他们称1918年的机动动作为‘伊梅尔曼转。’”  

　　科利肖继续写道：  
　　“1916年的福克式艾因德克尔(伊梅尔曼的飞机)在结构上太脆弱，经不起在环飞顶点作半滚的机动动作。可是，更为肯定的是，福克式单翼飞机所装的发动机，其马力不足以担当这个动作。  

　　“从趣味上来讲，人们可以说，在环飞的顶点作半滚，并不是一个从事实战的战斗机驾驶员为了要打乱敌人的枪炮瞄准所高兴做的事情。遭到攻击的驾驶员得到的最初警讯，往往是敌弹的响声和冲击。受攻击的驾驶员会立即采取猛烈的闪避动作——往往造成顷刻的失去控制，但这可以有效地抵消敌驾驶员的瞄准。当攻击来自背后时，从容地把机头向下，以得到作一次环飞和半滚所必需的速度，这显然是愚蠢的。敌驾驶员只要压低他的机头，并轻而易举地跟踪他的目标，直到它转向上飞开始环飞为止。在遭到射击时，需要的是瞬即采取迅速的闪避动作。”

齐柏林飞临伦敦  
　　德国齐柏林飞船于1915年1月开始空袭伦敦，但只取得零星的战果。它们的任务是飞临英国大城市和投弹，企图迫使政府把部队和武器撤离法国，以保卫英国。伦敦在5月31日夜间，遭到林纳茨上尉指挥的LZ—38飞船的第一次轰炸。探照灯不能照到飞很高的飞船。德国炸弹使七人丧生和三十人受伤，还破坏了一些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建筑物。林纳茨证明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在前一次进攻中，他没有能够飞到首都，袭击者丢下了一张纸片警告说：“你们英国人。我们已经来过，而且还要再来。不投降就是死。德国人。”  
　　这个时期被称为“齐柏林大恐慌”。可是，德国人所指望的这种恐惧，由于和二十五年后同样的原因，在1915年也失败了：英国人这个民族，是不会发生恐慌的。而况齐柏林飞船的施虐能力，被它们固有的不利条件所抵消：齐柏林飞船只能在最有利的天气飞行。而且，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他们的比飞机飞得高的齐柏林飞船，是英国战斗机攻击不到的。实际上，这些“超级武器”完全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追击飞机不可能达到硬式飞船的高度，但在巨大的飞船能高飞到安全的高度之前，它们能够轻易地用燃烧弹把它打得满是窟窿。一点火星碰到了非常易燃的氢气，就会使飞船变成地狱，连铝制框架都要熔化。  
　　大飞船还不能在大风中维持稳定。十一艘齐柏林飞船于10月20日夜间飞往伦敦，有三艘一去不返。强风使它们毁灭了。一艘飞船丢下炸弹未获效果，被吹往法国，在那里被高射兵器的火力打落。另一艘在皮卡迪利广场丢了一颗炸弹后，也被吹得失去控制，在法国南部摔毁。第三艘被阵风刮过法国森林，切断了前吊舱及其乘员。然后它被吹往高空，最后看到它在地中海上空失去了控制。  
　　最初对齐柏林飞船的防御表明，英国当局没有对它们予以重视。原来的高射兵器都是向上瞄准的步枪和机枪，没有人相信一架装备机枪的飞机能消灭这个空中巨物。战术是在反复试验中发展的。曾企图飞到齐柏林飞船上面投掷小炸弹，但这些炸弹往往滚离了飞船。  
　　英国情报机关在战前从未去了解齐柏林飞船是如何建造的。伦敦被炸后的某些时候，英国人根据没有逻辑的理由，认为每艘齐柏林飞船在外层和内层之间有厚厚一层惰性气体，也许是氮气，因此可以耐火。当他们最初的轰炸尝试未能使飞船爆炸时，他们又感到迷惑了。后来，进攻飞机装备了十六磅有尖叉的燃烧弹，结果就不同了。同时，有人发明了燃烧(机枪）弹，许多飞抵伦敦的齐柏林飞船就此一去不返。一艘艘飞船象燃烧着的柴堆那样落下去了。  
　　中尉利夫·鲁宾逊在埃塞克斯上空看到第一艘齐柏林飞船的被击落，他的两挺机枪都装有开花弹和燃烧弹。当飞船浮在厚厚的云层下面观察目标地区时，鲁宾逊飞在上面，沿着船身扣两挺机枪的扳机。飞船在一片火焰中垂直落向地面。由于这一功勋，鲁宾逊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一周终了前，L—32飞船又被F·索厄里中尉以同样方式击落，得分增加了。第三艘飞船L—33，同时成为飞机和地面高射炮火力的目标。飞船不可思议地没有燃烧，带着微伤着陆了。  
　　英国空军首脑决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派出几架飞机到齐柏林的国内基地去消灭它们，其中一个基地位于比利时的埃维尔。中尉J．P·威尔逊和J．S·米尔斯驾了法曼式飞机，刚好在黎明前到达齐柏林根据地，在这个地区盘旋以等待有了足够的光线去轰炸机库。地面部队认为它们都是友机，不射击它们。当最初的日光勾出长长的棚厂的轮廓时，两个驾驶员都在二千英尺高度。威尔逊用眼睛瞄准，向这个建筑物的中心扔了三颗六十五磅的高爆炸弹。然后米尔斯把火力对准目标，但被高射火力牵制住了。他升高到五千英尺，径向他的伙伴轰炸升起的烟柱飞去，丢了四颗二十磅的炸弹。一阵眩目的闪光照亮了地面，棚厂里被击中的齐柏林飞船，碎成一堆不成形状的金属。被击中的飞船是L-38，它的指挥官曾于几周前在英国留下了他的拜访名片。  
　　当威尔逊和米尔斯在炸毁L-38时，另一位驾驶员雷金纳德·沃内福德中尉负有破坏比利时的第二个齐柏林基地的使命。沃内福德于6月7日午夜飞近奥斯坦德，使他惊异地眨眼睛。一艘齐柏林飞船徐徐地在前面巡航。这艘新L-37正在进行夜间试验，一批从齐柏林飞船工厂来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登上飞船检查技术上的细节。五百二十一英尺长的飞船由二十八位乘员运转，飞船的浮起靠充了九十五万三千立方英尺氢气的十八个副气囊。驻守在每座发动机吊舱内的机枪手不使沃内福德接近，有几粒子弹打穿了他的飞机的不重要部位。  
　　半小时后，他偷偷地飞在“齐柏林飞船后面，但比它高得多”，后来沃内福德在他的飞行日志上写道，“那时高度到了一万四千英尺，关闭了我的发动机，向它的上面下降。当接近……七千英尺时，我丢下我的炸弹(六颗二十磅的燃烧弹)，在丢最后一颗时，一阵爆炸把我的飞机举了起来，翻了个身。”着火的飞船摔毁在根特附近的女修道院，死了两个修女。齐柏林飞船的乘员，除一人外，统统死了。  
　　沃内福德被迫在敌人防线后面着陆，他决定没有出现德国人就不烧毁飞机。检查了飞机，发现发动机只有一根汽油管折断了。他赶快用自己香烟嘴上的金属包头，临时凑成一个接头。一个人靠转动螺旋桨来开动发动机不是容易的，因为发动机没有空转的速度———只有断断续续地转。在飞机轰鸣着起飞之前，一个单干的驾驶员必须以极大的敏捷跃进座舱，但沃纳福德都对付过去了，安全回到国内。英国感激地授予他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可是十天后，当他从一架新的法曼式双翼飞机的座舱里被抛出来时，摔死了，那时安全带仍然很少。  
　　轰炸伦敦的最后一艘齐柏林飞船是L—31，由德国最使人害怕的袭击者、机长海因里希·马蒂中尉指挥。W．J．坦佩斯特中尉在一万四千五百英尺高度时，看到飞船在十五英里外陷入十二道强光探照灯闪光的包围中。为了飞到他的目标那里，坦佩斯特得飞过“一片爆炸炮火的真正的地狱”。在他离开目标只有五英里时，向油箱供应气压的机械燃油泵停止转动了。这位驾驶员改用紧急备用的手力唧筒，这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是需要巨大的努力的。(那时在空气稀薄的高度还没有氧气系统来支持飞行员。)  
　　这位驾驶员全凭决心，继续用手打气直到他飞进射程，但齐柏林飞船刚刚投弃了它的炸弹，飞得很快。坦佩斯特尽他的余力“给我的油箱以极大的抽动，对飞船笔直俯冲，射出一阵炮火……在我进入射程的时候。当我从它的下面飞过时，我又射出一阵炮火，然后使我的飞机倾斜飞行，在飞船的尾部下面占了位置，沿着飞船下层拼命地把子弹向它打过去。当我正在扫射时，我注意到飞船内部开始变成红色，象一盏巨大的中国灯笼。我已经使飞船燃烧起来。它喷出火焰有二百英尺左右，停了下来，在我来得及避开之前，发出呼啸声直对我冲下来。我竭尽全力垂直俯冲，齐柏林飞船随着我猛闯过来”。坦佩斯特“设法盘旋避开，那时飞船象火炉一样轰鸣着，从我旁边掠过”。当L－31在一丛火花中坠地时，他把飞机作水平飞行，在空中注视着它。  
　　到1916年10月，德国最高统帅部认识到，飞船战是无效的。在十八个月中，只进行了五十一次袭击，在此期间投下了一百九十六吨炸弹，炸死了五百五十七人，伤了近一千三百六十人——在人力和物力严重不足时期，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简直是不值得的。估计有八十般飞船被毁于协约国的炮火和暴风。在报酬递减法则对齐柏林飞船袭击生效之前很久，柏林战略家已在制订计划，制造比空气还重的轰炸机了。  
　　伦敦是德国喜欢轰炸的目标。除由于伦敦是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外，还因为它是武装部队的重要中心。到1917年6月，德国人已经有足够的新轰炸机来恢复轰炸袭击了。戈塔式飞机是当时的巨型飞机，可载一个驾驶员和两个炮手，其中一个兼任投弹手。它的翼展近七十八英尺，机身长四十一英尺。它由两具二百六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发动，能载运半吨炸弹飞到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  
　　十四架轰炸机飞离比利时根特基地，编成菱形队形，飞往有一百七十五英里航程的伦敦。在中午的明朗阳光下，它们投下了炸弹，造成近六百人的死伤。约有九十五架驱逐机起飞，但已卸重担的戈塔机迅速获得高度和速度，逃之夭夭。可是，这个宏大战略又一次弄巧成拙。企图迫使英国撤出大陆保卫伦敦，最后差一点造成德国空军的灾难。  
　　由于连续袭击，飞机的损失增加了，最后迫使德国人停止所有的白昼轰炸。改进了的驱逐机和更有力的高射炮，使戈塔机飞得这样高，以致轰炸又回复到早期的丢了就跑。接着英国人制造了四架大轰炸机，即汉德利·佩奇O／100，以资报复。他们的飞机和建造是拼命保密的；但1917年1月飞往法国的第一架飞机，原封未动地在一个德国机场着陆。驾驶员犯了航行上的错误。  
　　到停战日，已有五十多架飞机袭击伦敦，投下七十三吨炸弹，炸死了差不多八百六十人，伤了二千零六十人。虽然英国人为击退侵略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在法国的兵力，但德国也几乎没有得到好处。英国人变得更加决心打到底了，并且认识到建立一个空军部的必要。直到那时为止，空军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由没有执行权的空军委员会指导。空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反对建立一个独立单位，担心“空军部会用不切实际的理论来进行管理”。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扮演主要角色，可是，它在以后的战争中引进了决定性的立体战争。

十七、尼韦尔的进攻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反抗的序幕  
贝当恢复士气  






反抗的序幕  
　　在轻视和不信任部队方面，没有其他西方总参谋部超过法国的了。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军事领导人估计，后备役军人约有百分之十五将拒绝征募。实际上，这个数字比百分之一稍多一点，而成群结队冲进新兵征募办事处的志愿兵，逾三十五万人。更使最高统帅部感到惊异的，和平时期的三千名逃兵又自动地返回他们的部队。  
　　在一个被政治抗争分裂的国家里，甚至最得人心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让·若雷斯的被杀害，也没有引起国内的混乱。同社会党国际的德奥区分部破裂的若雷斯，公开敦促他的追随者参加“为了我们可爱的法国的神圣战争……”，1914年7月31日，在动员前不到二十四小时，若雷斯被一个发狂的青年人打死了。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的暗杀会激起全国的罢工和骚动，但由于大战迫在眉睫，事情变了。自共和国于1871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  
　　8月4日，雷蒙·彭加勒总统带了他的战争咨文来到国民议会。在彭加勒发表他的战争演说时，曾经是他的批评者和敌手的人都和他一起站着。他不断被欢呼声和喝彩声打断，勉励所有法国人不管政见不同，团结成一个“神圣联盟”，并“在共同的爱国信念中象兄弟般地联合起来”。  
　　长期以来对军事派系抱怀疑态度的法国政治家现在大大转变，把他们国家的命运付托给将军们。根据从1878年起生效的法律，总统宣布，由于“外国战争或武装侵略所引起的迫近的危险”，处于“戒严状态”是有理由的。虽然这项法令等于在整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宣布戒严法，国民议会没有辩论就批准了。  
　　不久就很清楚，把这个权力付托给总参谋部是不适宜的。在所有西线部队中，由于他们将军的无能，法国人遭受最不幸的失败。  
　　1916年秋，双方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和平。德国许多主要人物承认，全面胜利不可能，小心谨慎地探听如何按照过得去的条件结束战争。即使是鲁登道夫将军，也不再夸口可以获得决定性结果了。协约国方面，黑格保证在1917年实现最后胜利。如果任何人怀疑这一点，罗伯逊将军就生气。霞飞保证，德国人会被消耗得筋疲力尽，他指望由英国人抵挡战争的冲击。  
　　但霞飞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他铸成的大错使法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的影响正在迅速下降。1916年头十个月，法国部队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的，逾八十六万一千人。在法国国民议会里，霞飞由于伤亡人员增加和他对他们不关心而受到议员们的抨击。1916年初，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军事上的挫折。愤怒的议员们反映大众的情绪，必要时准备推翻政界和军界的最高层人物。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自己的前程也在危险中，仅仅由于以撤换霞飞为条件，才获得信任票。  
　　10月将终时，凡尔登之战看来要失败了，当地指挥官罗贝尔·尼韦尔将军下令进行奇袭。德军措手不及，退出了早些时候他们攻占过的所有地方。对尼韦尔来说，这是鸿运高照的时刻。法国人渴望有一位英雄，就把他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在白里安的印象中，他是霞飞的适当代替人，于是把霞飞“升迁”为法国元帅，随后把他放归田园去了。尼韦尔夸口说，他掌握着胜利的关键，但他拒绝透露他的战略。白里安也不催逼他。由于霞飞退休，眼下的任务已经足够地完成了。  
　　罗贝尔·尼韦尔将军在被任命为法国陆军总司令时，已六十岁了，他出生于一个具有长期军事传统的家庭。他进过索米尔的骑兵学校，后来又改学炮兵，成绩优良。大战开始时，尼韦尔的军阶是中校，升为上校后，在马恩之战期间，他的大口径大炮知识，得到了用武之地。因为在他前面的法国步兵崩溃，他命令他的炮兵穿过被破坏的防线向前推进，向冯·克卢克将军的部队进行近距离射击。  
　　1916年4月的索姆攻势之前，霞飞已经不满意贝当在凡尔登的战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贝当提升，领导中央集团军群，而以尼韦尔来代替他。不久，这位炮兵专家就着手使德国人停止前进。引起所有协约国遐想的有名的口号“他们不得通过”，虽然常被人认为是贝当所创造，其实是尼韦尔创造的。把他的战略集中于把德军赶回去的尼韦尔，和他的主要助手夏尔·芒让将军筹划了一个计划。他们想收复德军在最初进攻凡尔登期间夺取的杜奥蒙炮台。  
　　五百多门大炮布置在可以俯瞰杜奥蒙炮台的高地上。运来了满员的三个新编步兵师和三营经过战斗考验的非洲部队，他们在一个与杜奥蒙地形相似的地区受过集中训练。把他们分成若干突击部队，为每支突击部队规定了目标，并进行操练，直到所有人都能在黑夜里定出目标的方位为止。以前的战术都被摒弃。这些部队现在都不需翼侧，因为在黑夜里军队是无需保护的。他们只要紧紧跟在迅速推进的炮兵弹幕射击后面，然后出击。  
　　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巨大的爆炸弹幕向炮台发射，几乎达一周之久。1916年10月22日，下午2时，炮火突然改变为先行于前进部队的徐进弹幕射击。于是伪装起来的六百三十门德国重炮开始猛烈轰击。  
　　但并没有部队出现。法国的炮轰，是吸引德军炮火和暴露德军炮位的牵制战术。法国炮手针对他们的目标，予敌人以大量破坏。两天后，半数以上的德国炮群都被炸得粉碎。法国突击部队借助于罗盘，现在恰好在破晓之前用迫击炮冲击前进。没有遇到反抗。两小时内，法国的三色国旗就飘扬在杜奥蒙炮台的上空。这是1914年8月以来的首次大捷，付出的生命代价是比较少的。几周之内，尼韦尔的战略迫使德军退到数月前他们首先攻击凡尔登的防线之后。  
　　尼韦尔于1916年12月12日去尚蒂伊担任法国陆军的最高统帅时，充满了信心。为他的“凡尔登战法”所震惊，人们对他的堂皇宣告是没有争议的：“这个经验是确定了的。我们的战法已经经过试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定胜利。”  
　　尼韦尔不象霞飞和贝当，是能说会道的，这使他说服了许多政客同意他的观点。议会陆军委员会的一位年轻和好议论的成员阿贝尔·费里对尼韦尔写道：“印象良好，清澈的眼睛直视着你，清楚而精确的思想。说话不虚张声势，对每件事都通情达理。”  
　　彭加勒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尽管他俩不信任军人，也都被尼韦尔的风度所迷惑。他甚至迷惑首相，把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置于他的属下，并批准他于1917年筹划的酿成大灾难的攻势。  
　　尼韦尔负责一个复杂的、三头的指挥部。他的两旁，一边是达朗松上校，一边是夏尔·芒让将军。达朗松上校被一位观察家描绘为“非常颀长和瘦骨嶙峋，长着一张桔皮脸和引人注意的眼睛……往往服装不整，头发和胡须凌乱，在走廊散步时把手放在裤带里，目中无人，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具有一个忧郁的吉诃德的气氛。……”  
　　第一次会见达朗松有令人吃惊的感受。他的全神贯注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突出的颧骨和非常倾斜的前额被绷紧的淡黄色的皮肤所覆盖。他是个患肺病将死的人，但只有他知道。尼韦尔将军完全受他的影响。达朗松被炽热的信念所驱使着，这个信念就是他是命定要拯救法国的。  
　　他吟诵着，“在我死之前必须赢得胜利，而我活着的时间为日无多了。”达朗松主要策划1917年谢曼—德—达姆的毁灭性战役，这一战役打得法国陆军一片混乱，并导致动摇这个国家的兵变。一个有逻辑头脑的人是会拒绝达朗松的计划的，但在尼韦尔的外观背后隐藏着一团冲动的激情。  
　　尼韦尔的另一个助手芒让将军，是法国陆军中最顽强的指挥官。他的部队给他的绰号是：“吃人的人”和“屠夫”。他是藐视生命的，甚至藐视他自己的生命。四十九岁的芒让是专为战争而活着的，他统率尼韦尔的第三军的第五师。从他的青年时期起，他就把他一生很多时间消磨于海外殖民地，以“平定”不安定的土著。  
　　从芒让回到法国率领一个旅对付德国人时起，他几乎总是睡在沙漠帐篷里。芒让自称非常赞赏他的非洲部队，可是他毫无内疚地命令他们冲向猛烈的机枪火力。他是个职业战士的原型。他的脸和颈项被撒哈拉的风和烈日吹晒成黑色和起了皱纹。一张阔而薄唇的嘴，象是刀的砍痕。他走路时步伐急速，有如雀跃。芒让采取拿破仑的习惯，站立时把手放在背后，头向前伸着，对他周围的人怒目而视。  
　　在凡尔登之战以前，在被他无情地压迫的黑人本土军溃散之后，芒让已由尼韦尔予以复职。此后这两个人的生涯就纠缠在一起，直到尼韦尔的星宿黯然失色。1917年与他的上级一起垮台和失宠，他要求准许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继续作战无疑是真诚的，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1917年元旦后不久，劳合—乔治首相、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和一批意大利政界高级人物在罗马开会，讨论大战的令人失望的发展。当时没有将军们在场，这就反映了他们对他们的军事领导人缺乏信心。所达成的唯一明确的协议，是拒绝批准将军们所赞同的即使夺得一个小地区也甘愿大量流血的主张。他们还承认，德奥重新开展的攻势，将迫使意大利人退出大战。为了拯救他们的南方盟国，某种法—英战役是必要的，但没有一个领导人提得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尼韦尔将军于1月15日谒见劳合—乔治，提出他的包括迅速而集中突击的彻底新攻势的计划，与已在凡尔登成功地证明了的计划相似。英国文职领导人都对这位英俊的将军印象良好。他是新教徒和他的母亲是英国人，构成了又一种联系。没有任何潜在的仇英心理会损害彼此的关系。  
　　尼韦尔的计划引起了首相和有关人员的兴趣。他们了解他的夺回杜奥蒙炮台的战略，对他想大规模应用这同一方法表示赞同。可是，英国总参谋部的有些成员却并不感到有什么吸引力。他们认为，把对杜奥蒙之类单独的要塞进行的个别的、成功的进攻，重复用来对付象德国主要堑壕系统这样疏开的战线，是不一定有效的。  
　　尼韦尔得胜了。劳合—乔治深信他有大胆的想象力，同他手下的将军们说，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计划，他将倾听。他告诫他们，政府不会批准又一次索姆战役，这是几个月前黑格和霞飞递交的唯一计划。黑格及其在法国的部队，奉命对法国总司令要“遵从其意见”，以“执行所有与作战实施有关的命令”。这样，黑格就从属于尼韦尔了。  
　　许多年来最冷的冬天降临西欧。难得有一天气温升到零上十度。四肢和身体冻伤是普通事情。部队被迫处在这样痛苦的环境中，立即滋长反抗的情绪。  
　　尼韦尔从检查堑壕中士兵邮件的情报处和邮政检查处获悉，“士兵不再知道他为什么在打仗。他对自己防区以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了解。他已经丧失信心和热情。他把他的生活和犯人的生活相比拟。他机械地执行任务。他会变成最沮丧的受害者，显示出最有害的弱点。”  
　　尼韦尔暂时为这些低沉的怨声分了心，从他豪华的大别墅写信给陆军部长利奥泰说：  
　　“我荣幸地通知你，我已把下述持消极态度者的阴谋报告了内务部长M·马尔维。面临这种对部队士气的严重威胁，我相信必须采取认真的措施。如果你去和M·马尔维联系，立即决定采取措施来终止这些阴谋，我将表示感谢……。  

　　“一年多来，已经有小册子……发到部队手里。它们的分发，已达到流行的程度。在两周期间，我们截获的小册子比1916年我们在三个月期间截获的还多。……它们对于士兵们正在为之而战斗的事业的正义性提出怀疑……断言胜利不可能。……其他小册子都是些最危险的消息和最有害的意见。……这些谩骂攻击的出版物败坏士兵的情绪，使他们气馁和沮丧。……有些士兵和有做宣传工作嫌疑的人经常通讯。……”  

　　在达朗松的敦促下，尼韦尔加快了准备攻势的步伐。法国军队分成几个集团军群：由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由贝当将军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由米什勒将军率领的强击部队，即后备集团军群。第四个集团军群，是由卡斯特尔诺将军率领的东方集团军群。  
　　尼韦尔的集团军群将领不断接到他关于这个战役的指令。他的基调是明确的：“我坚持，暴力、残忍和迅速的标志必须成为你们攻势的特征，尤其是，第一步的突破，必须一举而夺取敌人阵地和靠他们的炮兵占领的所有地区”(着重点是尼韦尔加的)。  
　　尼韦尔的计划，包括由法军与英军对一个巨大的、无掩护的德国突出部位进行双管齐下的强击。在索姆之战期间，协约国曾削弱沿着埃纳河由东至西形成曲线的德军防线。这个突出部现在仍易受到来自北面的英军和来自南面的法军的攻击。  
　　这个全面计划要求英军先法军几天向前猛冲，以吸引德国防守者向北移动。那时南面，即无掩护的德国侧翼，将受到法军的冲击，预期他们将冲过去，在这个将被埃纳河水所淹没的德国堑壕系统中打开一个七十英里的缺口，然后以决定性的胜利结束。  
　　尼韦尔的计划并不是没有优点的。德国的突出部兵力配备薄弱，易受攻击，在1916年夏的索姆之战，防御部队牺牲惨重。但是，如果德军事先知道，胜利是不可能的。  
　　好几个师被调往德国突出部的南面，以接受凡尔登战法的训练。还开到了新坦克，与徐进弹幕射击配合作战。闪电速度是尼韦尔取得胜利的基础，要在德国炮台能被用来对付进攻的法军之前，就把它们碾碎。  
　　指挥官们被要求估算他们部队随着徐进弹幕射击前进的速度。他们把乐观代替了判断，订出了不可能实现的速度。芒让将军夸说，他的部下能以一分钟三十码以上跑步前进，并且能继续保持这种步伐至少几英里。尼韦尔把这种步伐定为标准。对身肩重负的部队能保持这种速度表示怀疑的军官，发表意见都受到压制。  
　　部队训练得要不断换班前进，以攻击敌人，由生力军走在疲乏的部队前面。两个士兵就能轻易操纵的三十七毫米轻野炮，分配到几千门，想用以把机枪打哑。指望在攻击开始后七小时就能渗透德军最后方阵地的部队，没完没了地被灌输“不断前进”这个中心口号。后勤工作是惊人的。堆积如山的补给被运往前方，构筑机场，巨大的炮位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望不到它们的尽头。  
　　很清楚，前头是一场大争夺战，甚至空气里都充满着激动。精锐的塞内加尔部队被调来针对着坚强的据点当进攻的先锋。从法属西非的各部族中，征集了约三十五个营。  
　　加入这种五花八门军队的其他部队，包括几个俄国旅，是派来增援人数大为减少的法国陆军的，并且每个人都染上革命情绪。他们的法国军官穿了俄国军服，古怪地以为这样就能鼓励服从。  
　　在凡尔登，是靠对进攻计划进行沉静但充分的说明，来鼓动部队热烈献身的。这一次，尼韦尔担心不那样做他的部队就会背叛，下令进行堪与好莱坞报刊宣传员相比的宣传运动。对战略和目标加以提纲挈领的作战计划都发给士兵。军官对士兵作宣传讲话，以引导他们对决定性的胜利抱有信心。  
　　无可避免，德军也得到了这个情报。在例行的堑壕袭击中，缴获了两份关键性文件，文件表明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强击的确切界线。威廉皇储记下了这个好运气：  
　　“在里蓬以南第三集团军防区，由第五十一后备师于3月3日所执行的出色的进展，使我们除大量战利品外，还得到了法国陆军的命令。……  

　　“这个计划是尼韦尔于1916年12月16日制订的。这份备忘录含有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很清楚，这一次不是有限的进攻，而是考虑到大规模突破性攻势。……备忘录的重要透露，首先是这次进攻所考虑的这次奇袭的特殊性质。这次奇袭是以据说是我方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的，即我们的防御炮火……对进攻之前的炮火准备只进行微弱的回击。……我们敢于指望这次奇袭这样就可能遭到最有效的抵抗，并且拔掉最初进攻中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强有力的。……”  

　　在西线互相对峙的，是协约国的一百八十个师对德国的一百五十个师。德军知道他们经受不住对他们无掩护突出部的钳形攻势，撤出了。现在他们的前线是直线，避免了来自两边猛插的危险。而且，多出来的部队可以用来增援平直的防线。  
　　尼韦尔是如此沉浸于他的方案，他从未想到他的敌手会自动放弃七十英里宽的突出部。他也忽视了敌人缴获他的地图、计划和命令的可能性。而他却没有试图去收集德国军事行动的情报。  
　　2月9日天未明时开始，德军开始从突出部撤出。按照以尼伯龙英雄传奇中恶毒的侏儒命名的“阿尔布雷希 [ 注 ] 行动计划”，开始进行井井有条的破坏计划。德军放弃他们苦战得来的地区，决心让它成为废墟。  
　　没有留下一幢建筑物。拆毁了几千幢农舍和住房，砍倒了果树，炸毁了桥梁和铁路车站，水库和水井都下了毒。当所有部队退到兴登堡防线时，以德国人的彻底性，把大地化为焦土。这个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从阿腊斯以南延伸到可以俯瞰埃纳河的起伏不平的山丘，法国的后备集团军群就驻在那里。  
　　这里德国防线沿着称为谢曼—德—达姆的山脊，弯向西去。这是一个天然的战术据点，运送补给不会被协约国看见。在战史上，以前的防御体系没有再比兴登堡防线坚不可摧的了。

村庄的夜色消失在火焰中，这是德军放弃他们的突出部的最初证明。在前线的指挥宫建议立即进攻这条受到削弱的防线时，尼韦尔得知敌人撤退的消息。但尼韦尔和他的僚属认为这些报告近似煽动性言论。法国总参谋部发出命令，禁止这类“不服从谣言”的传播。如果尼韦尔要现实地估计敌人的撤退，他就不得不把过去几个月发展起来的复杂的战略，一笔勾销。  
　　分阶段有组织地撤退的德军，在每天午夜开始撤退。到上午4时，大部分士兵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堑壕线，留下一个小队机枪哨，来扫射任何前进的部队。破晓时，哨兵们也撤走了。到3月19日，突出部已经空无德军。撤退已经没有损失地完成了。  
　　当法国部队进入这块烧焦了的突出部时，在他们周围的土地是不能居住和危险的。到处都是陷阱。在士兵和装备能够前进之前，得重建被破坏了的公路和桥梁。饥饿的平民需要食物和栖身之所。在地上出没的老鼠比人还多，在吞食死马和德军杀死的其他牲畜。  
　　收复这个突出部，使尼韦尔博得他的国人的欢呼。在各种集会和社交聚会上，平民们都为国家幸而有这样一个杰出战略家来担任总司令而互相祝贺。可是，前线士兵感到，他们的进军不大象是胜利。尼韦尔找不到突出部可资打击，宣称战役将按计划进行，但主要打击方向将是兴登堡防线南端的谢曼—德—达姆。  
　　尼韦尔认为撤走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作一些战术上的修改就行了。与此同时，他将遇到国内战线上的另一个问题。白里安总理的政府，已于3月19日被一位八十岁老政治家亚历山大·里博的政府所取代。里博卓越地任命保罗·潘勒韦为陆军部长，他同他的前任是迥不相同的。  
　　因为他负责全面管理战争，潘勒韦坚持要有相当的权力，不象以前的部长们那样，他们从不过问总参谋部的决定。潘勒韦在其他方面也不一样。在青年时期，他就以数学家闻名。这位矮小的学者现在五十三岁，语调尖锐，开始审查尼韦尔的总计划。潘勒韦不象许多政客那样，他是天然襟怀坦率的。也许他的数学天才的国际声望使他除为法国服务外，没有其他个人野心。  
　　当潘勒韦刚到部视事的时候，他就会见尼韦尔，了解他的计划。简短的寒暄后，率直的潘勒韦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他在霞飞被解职时担任部长，他将选择贝当担任总司令。然后，他转到军事问题上。他告诉尼韦尔，他得悉他的作战计划包括进攻的准确日期4月16日在内，在整个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别的地方谈论着，他感到不安。  
　　这位部长认为，除敌人有可能知道细节和确切日期外，随着德军的撤走，这个计划当然已被取消。而且，沙皇尼古拉已于3月15日退位，让俄国准备媾和，从而使许多德国师解脱出来，支援西线。当尼韦尔肯定攻势只要稍作变动时，潘勒韦惊讶得直眨眼睛。  
　　尼韦尔解释道，因为突出部不再存在，法国的大炮和部队将去德国前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在迷惑了的敌人后面扇形展开，以摧毁其堑壕体系。尼韦尔继续说道，法国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兴登堡防线经受不住法国攻城炮的锤打。  
　　尼韦尔说，“我不担心人数，人数越多，胜利越大。”潘勒韦感到迷惑不解。当尼韦尔宣布他的计划时，这个计划听上去好象是霞飞在西线两年造成灾难的智略的重演。  
　　潘勒韦有一种灾难将临的感觉，开始仔细审查尼韦尔的计划。他容许关于他的意图的谣传散布开来。各方面的指挥官立即向他提出许多怀疑。潘勒韦听他们说，由于德国从突出部撤退出来，尼韦尔的全部战略需要修改。这位部长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迫在眼前的俄国的垮台，将使许多强大的德国师来加强已经严密设防的兴登堡防线。  
　　美国对德国日益敌对的态度，被引证为放弃尼韦尔计划的关键性理由。法国不需要单独流血，而应等待到美国参战为止。协约国得到了增援，就能粉碎德国军队。当潘勒韦听到他的前任陆军部长路易·利奥泰曾嘲笑尼韦尔的计划，可能是流行笑剧“热罗尔斯坦大公妃的军队”设想出来的计划时，他的惊恐加深了。但利奥泰没有把他的怀疑当面向尼韦尔提出。  
　　如果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那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国政界人物夏尔·德弗雷西内提供的。3月25口，他把属于后备集团军群的一位高级军官写的备忘录，递交潘勒韦。据说是代表所有高级参谋集体意见的这份报告，宣称德国人已对法国的攻势作好充分准备。如果德国人击退了进攻，“陆军中几个最好的军，即第一军、第二十军、第二殖民军、第三十二军和此外更多的军，将大批遭到击毙”。  
　　拼命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潘勒韦，采取了一个不寻常行动。他召见了尼韦尔的三位最高集团军指挥官，请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在3月28日被接见的米什勒将军，公然不赞成这次进攻。第二个被接见的是贝当将军。他也看不出尼韦尔的计划会取胜。第三位指挥官弗朗歇·德斯佩雷也同样表示悲观。  
　　为日无多了，潘勒韦决定，说理可能劝阻尼韦尔，于4月3日请他到陆军部赴宴。其他客人包括里博总理和安德烈·马奇诺殖民部长。潘勒韦机智地向尼韦尔说明了所有不利于他的计划的事实，强调了等待美国参战的巨大利益。  
　　尼韦尔重复了他决定进攻的理由。德国撤退，只需要对法国计划作些小变动，任何相反的观点都是无知的产物。尼韦尔再次向他的听众保证，这场大规模进攻将在数周内结束这次大战。  
　　虽然美国离宣战只有三天，尼韦尔低估它作为一个盟国所起的作用。他坚持说，美国提供的任何军事援助不会来到，至少要到下一年。话题回到德国的防御时，尼韦尔充满信心。他说，兴登堡防线在第一次猛攻下就要崩溃。  
　　这位统帅暂停了一下，然后走到一幅巨大的西线挂图前面，手中拿着一根教鞭，横扫了一道宽阔的弧线。他高傲地宣称，所有这一切几天内将是我们的。尼韦尔是充分了解他的听众的。他是在和渴望获得那怕是一点点胜利也好的领导人谈话。差不多三年了。法国只知道失败，耻辱和失望。  
　　潘勒韦部长拉了尼韦尔的手，说道：“将军，如果你进攻的结果，只是归还我们这片广大的领土和它所包含的一切，政府和国家将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并将大大地感谢您。”尼韦尔报之以微笑：“那没有什么，不足道的小小的战术胜利而已。我在埃纳河聚集的一百二十万士兵、五千门炮和五十万匹马，不是为了这样一点点的战果的。这场比赛是不上算的。”  
　　但是德国的防御体系现在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是以完全新的战略为基础的。传统的纵深一英里或更多的一系列堑壕，已为数千个布满机枪的混凝土碉堡所取代。对任何机枪碉堡的袭击，将招致周围机枪碉堡的火力。在机枪碉堡后面，是除天然岩洞外，包含数千个地下掩蔽部的复杂的设置，这些地下掩蔽部在猛烈轰击期间将掩蔽部队。在弹幕射击停止时，防守者将冲向前去，击退可能越过机枪碉堡的任何法国部队。德军的所谓“弹性防御”，是设计出来迅速而彻底地挫败尼韦尔发动的战役的。  
　　尼韦尔应对另一个严重挫折负责。他原来的计划假定，他的四十四个法国师将大大胜过敌人的九个师。但德国已从俄国和其他战线抽调足够的兵力，集合了四十三个满员师，沿着兴登堡防线布防。把这个新比例告知尼韦尔时，他不理会，认为这个情报是不相干的。  
　　在尼韦尔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还有一个阻碍必须要解决。潘勒韦安排了和尼韦尔的最后一次会议。许多指挥官，甚至平民，都把备忘录送给他，指出进行这次攻势的愚蠢。彭加勒总统出席了这次会议。  
　　4月6日上午10时，在大炮行将轰鸣之前十天，这批人集合在贡比涅的总统个人专用的铁路车辆上，总司令部就在近处，是最近为了准备进攻而迁来的。为鼓励坦率，会议不作记录。只有最高级的政界和军界人物参加。尼韦尔知道会议的目的，现在显得非常冷淡地有礼貌。  
　　彭加勒首先表明，在人力方面已感贫乏的法国，应当避免这个很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为如果冒险失败，国家会遭到重大的损失。总统是尊重人的，他给尼韦尔提供了一个放弃这个计划的机会，但仍可保持他的权力和威信。潘勒韦陆军部长讲了同样语调的话。  
　　在所有人表示了同意后，尼韦尔作了答词。他的态度冷淡而超然，并不企图去回答他们的反对意见。他宣称，“我不会在任何借口下，卷入又一次索姆之战的。”他预示，进攻将摧毁法国的消极态度，接着作了甚至他也一定知道不能实现的许诺。为了缓和对丧失人力的担心，这位将军许诺，如果他的进攻在四十八小时内不成功的话，他将终止这场战斗，撤回所有部队。  
　　尼韦尔的话是对着沉默和并不相信的听众讲的。他的集团军群指挥官被要求发表他们的意见。在总司令的冷眼凝视下，可以理解，他们是不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的，只有贝当是例外。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没有执行这个计划的人力物力。……即使这个计划成功，我们也不能扩大这个计划的战果。我们有五十万生力军来作这样一次前进吗？没有。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尼韦尔打断贝当，说道：“既然我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同意，又不能得到我部下的同意，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道路是辞职。”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他们的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部长们知道，在大战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们是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总司令的辞职的。尼韦尔如果离去，有人将随之而提出组织新内阁的要求。  
　　部长们关心的是保持国家的协调和他们自己的职位，他们自圆其说，即使尼韦尔只获得一点点胜利，风险将自行消灭。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尼韦尔已经许诺，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不成功的话，他将放弃进攻。  
　　4月15日，进攻的前夕，黑暗降临，寒冷的被风刮来的雨开始转为雨夹雪，气温迅速下降。士兵们步履艰难地走向他们的阵地，泥深没踝，上衣被雨打得湿透，慢慢地耗尽了精力。到达他们的攻击位置后，他们在大下特下的雨雪下缩成一团，同时连队指挥官宣读尼韦尔当天的命令：“时间已经来到！勇敢和信心！法兰西万岁！”  
　　在敌人防线后面，德军统帅，巴伐利亚的皇子鲁普雷希特，向士兵们宣读德皇的电报：“你们军队正在经受猛烈的炮击。法国步兵的大进攻每个小时都能到来。整个德国正在期待地注视着它的勇敢的儿子们。为我问候他们。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  
　　在法国炮兵通宵弹幕射击期间，数十万部队向前移动。尽管冻雨刺骨，士兵们感到一种新的力量，人们对巨大的武力炫耀感到敬畏。那天早些时候，两边的蓝色军服毫不夸张地延伸到地平线。自1914年8月以来，士气从来没有这样高昂过。  
　　拂晓前当突击的哨子吹响时，部队攀登壕内的梯子“登上壕顶”。后备营挨着前进，指望把敌人杀光。但当他们在泥淖中溅着泥水行进时，他们开始感到非常失望。尽管法国大炮的数量庞大，它们轰击不到全部敌区。德国的有刺铁丝网都挂上母牛的颈铃，当法国士兵在黑暗中往铁丝网上绊了一下时，颈铃就发出叮铃铃的响声来。  
　　在法国爆炸的炮弹把有刺铁丝网炸掉的地方，德国人就在当场燃起黄色的火焰来。在火光笼罩下，进攻部队都被火炮和机枪的火力所击倒。以芒让的计算为依据，徐进弹幕射击比士兵能够前进的速度快。没有炮火的掩护，法国士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法国士兵不能绕过防守的战术据点和进攻后方的德国阵地，就倒伏在灌满泥浆的弹坑里。爆炸的炮弹和机枪子弹向他们射来。到上午7时，尼韦尔的时间表乱成一团糟。法国的各个营，预定每隔十五分钟就进入进攻堑壕。由于部队步履蹒跚和爬了回来，那些在他们后面堑壕里的人无法前进，而跟上来的人又倒在他们身上，乱成一堆。  
　　在他们指挥部里，总参谋部的成员不懂得已经陷入的绝境，以为有些讨厌的机枪碉堡造成了延误，但这些碉堡很快就会被打哑的。芒让又发出了催促前进的命令。他的被派去执行正面进攻的第六集团军，奉命“……不要容许敌人建立连续的机枪防线。你们必须利用缺口，通过抵抗据点”。  
　　留下的缺口不多，而缺口也都是成千上万法国人走向来世的通道。到中午，雨雪和雪下得很密，使目视通讯和空中观察都不可能。炮手们看不到他们前进的部队。根据混淆的报告而行动的炮兵指挥官，以为士兵们还没有离开堑壕。他们就把掩护弹幕拉回到出发点，并把数以吨计的炮弹向前进中的法国部队猛射。  
　　这是法国人大规模使用坦克的第一次战斗。这种坦克按照制造它们的兵工厂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施乃德”，二百辆坦克的大部分陷入泥沼，成为炮火易于命中的目标。下午2时30分，德军大举反击。到黄昏时刻，法军前进了六百码，而不是尼韦尔规划的六英里。只是由于法国部队的勇敢，才阻止了德军进一步把他们赶回来。象皇储威廉这样的一个敌人也赞扬“法国兵的个人的英勇”。  
　　勇敢的塞内加尔人，第一次辜负了他们的法国伙伴。冰冷的雨雪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冻伤的手不能拿步枪，他们蹒跚地前进，直到他们的军官被打死。然后他们转过身来，急忙奔向后方。  
　　最为悲惨的，是效率向来低的法国医疗勤务的完全垮台。已经为一万五千名伤员作好准备，但第一天的伤亡人数共达九万人。一所医院只有四只体温表要供三千五百只病床使用。缺乏甚至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照顾伤员，只得让他们躺在泥沼中。  
　　尼韦尔司令部发出的公报，都是为欺骗国民而捏造的。四十八小时倏忽逝去，迫使尼韦尔又一次自食其言。就象卡努特国王不能止住大海一样 [ 注 ] ，他也不能撤退他的部队。当形势恶化时，再多的欺骗也掩盖不了真相了。  
　　尼韦尔前进得最远是在4月17日，那时他的部队占领了马尔梅松要塞，这是二英里半的进展。实际上，这是德军为了重新集结而从这一突出部撤走的。此后两周，德军和法军在几乎是固定的战线上激战。在谢曼—德—达姆遭到屠杀的报道在士兵中传遍而被胡乱夸大了。更多地听到孤立的口号声，“打倒战争！”“打倒笨拙的将军！”休假的部队挥舞红旗，口唱革命歌曲。  
　　甚至军官也开始对尼韦尔的战略提出抗议。当陆军部长潘勒韦巡视埃纳防区时，他的最坏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从军官们那里听到第一手的报告，他们申诉道：“这是倒退。我们没有学到一样东西。我们还在坚持1915年的战法。当然，我们将得到传令嘉奖和勋章，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宁愿把它们扔到领导人的头上。我们关心的不是荣誉，而是可以节约更多人命的较明智的政策。”  
　　最后，连尼韦尔也认识到，他的攻势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危机时刻，尼韦尔的真相毕露了。他寻找替罪羊，向潘勒韦和其他部长暗示，这次溃败是芒让的过失，但他的企图推卸责任遭到无情的拒绝。  
　　尼韦尔显然是歇斯底里大发作，跑到多尔曼的阿尔弗雷德·米什勒将军的指挥部去，在会议室里大发雷霆，当着后者的僚属面前，尖声谴责他的部下。但米什勒不是一个静静地忍受责骂的人。他不顾军阶，攻击他的总司令。他大声喊道，“你想要我对你的错误负责，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错误提出告诫。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他责问着。“嘿，这叫做懦怯！”尼韦尔在他的部下的唇枪舌剑下退缩了，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钻进他的汽车，开走了。  
　　在尼韦尔进攻期间，法国官方历史列出的伤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人，这是很不可能的。法国军事历史家里夏尔·图曼将军，报告法国的伤亡人数是十八万。图曼在战时担任过前线军官。他对他的同事和同地位的人是完全同情的，没有理由造出这个数字来，使他们丢脸。其他人把损失定在二十万人以上，至于德军，他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比他们受到的打击多，承认十六万的伤亡人数。  
　　在二十一个月的战争中，法军伤亡人数已达三百万以上。法国部队都是勇敢的，对战争所引起的苦难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们再也不肯被赶去受屠杀了。在谋求补救的一切合法手段遭到否定之后，部队爆发了反抗。在此后两个月中，法国陆军处于瘫痪状态。  


贝当恢复士气  
　　反抗于1917年4月29日开始。情绪愠怒，气氛沉重，但军官们装作不见。连队指挥官也不训斥他的不修边幅的士兵，他们留着五天的胡须，故意走过他的面前而不向他敬礼。奉命开赴前线的部队，利用混乱慢慢向后方走去。喝醉了的士兵吊儿郎当地走过军官面前，非常轻蔑地向他们瞪眼。别的士兵喝着从店里抢来的酒，到处横冲直撞，高喊“打倒战争！”反抗甚至蔓延到享受特权的部队，如第六十轻步兵营。这种营由特种士兵组成，每个步兵师都配属一个这样的营。  
　　军事领导人蒙骗政府——但时间不长——错误地称这种反抗为“集体无纪律”行为。总司令部不了解各师的所在。派去逮捕流浪的反抗者的宪兵队，表现得有勇无谋。闹事的人一声狂吼，扯下他们的武器，用连环拳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把他们倒挂在路灯柱上。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只有两个可靠的师屹立在巴黎和德军之间，德军一点也不知道使法国人震惊的那种混乱现象。法国最高统帅部担心德军可能向俘虏搜集重要情报，不断调动前线的部队。所有被俘的士兵连提也没有提到过这次反抗的事。法国兵反抗无能的领导——但他们不是叛国的人。  
　　当一支经过苦战的部队，只获得短暂的休息，就奉命回到前线时，不服从就往往表面化了。对下级军官——中尉和上尉——并不表示敌意，他们只是传递命令，并且象他们自己那样，也遭受堑壕战的苦楚。但部队对参谋军官公开敌视，抨击他们是“喝血的人”。  
　　在反抗表面化的同一天，惊恐的政府得出结论，如果法国要生存下去，尼韦尔必须滚蛋。没有大吹大擂或仪式，亨利·菲利普·贝当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和“政府的技术顾问”，办公处就设在陆军部。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一宣布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尼韦尔及其参谋人员却看作是凶事的预兆。  
　　在尼韦尔的战役转为大屠杀后，有人率直地要他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辞职。他决心不让政府省事，坚持要公开解除职务。陆军部长一直支吾到5月15日，然后正式提名贝当为总司令。这对一个六十岁的职业军人，是使人眩目的提升，他在大战开始时，还是离退休已不远的一个无名的上校。  
　　贝当立即把他的前任的参谋人员解职，代之以炮兵人员，他们和他的观点相同，即赢得战争要靠大量使用大口径炮和节约人力。直到他取得指挥权为止，炮兵是次于步兵突击的。大部分炮术训练学校都已停办，把干部放出来投入4月攻势。现在建立了一个炮兵研究中心，在那里把步炮协作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教。  
　　贝当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陆军的内部危机，处理了不满的主要根源——士兵的休假。在这次大战前，军队从不关心休假问题。进攻派的领导认为，闪电般的胜利将使士兵解放几个月，如果不说几周的话。在堑壕战陷于胶着状态时，从理论上说，士兵在前线作战每四个月，就可以休假一星期。但日益增加的伤亡导致人力缺乏，军队就靠削减假期来克服，在进攻之前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内，所有部队都取消了假期。休假被认为是特权，而不是权利，给假很吝啬。许多士兵在前线过了十八个月而没有得到一次休假。  
　　获准休假七天的士兵，不知道仅仅回家一次要花费多少休假时间。他们被背包和步枪压得重重地，拖着缓慢的步子走好几英里到最近的铁道线，等候火车得等上几小时或几天。除暂时离开敌人的火力外，其他条件都和前线一样。连满足起码的舒适的供应都没有，士兵就在寒冷、雨雪或雨中闲荡和睡觉。车站没有住宿或洗澡的设备。食物很难得到——战时飞涨的物价使士兵无力购买大部分食物。  
　　贝当命令他的指挥官“保证每个人每四个月有七天休假。……要极小心地订出休假时间表……并公布出来让那些有关的人检查”。接着下了另外一些命令。要为休假部队准备充分的卡车运输，把他们从基地运往火车站。增开列车来减少他们等候的时间。在火车站设置专供士兵使用的设备——低价膳食、理发店、盥洗室、免费医疗服务和床铺。  
　　不满的根源都有组织地加以消除，直到陆军的战斗素质——除部队的实力外——得到恢复。贝当使他的战略依据于现在已是盟国的美国的人力。他告诉部下说，“我们必须等待美国人。”在他的统帅下，法国陆军的指导口号是：“多用钢铁，少流鲜血。”  
　　也许法国指挥官没有比贝当更了解部队的性格了。他访问了将近九十个师，听取控诉和消除其原因。如果一项证明是正确的控诉受到忽视，他将指责最高级的师属军官。医疗勤务完全改组，部队指挥官要对它们的有效工作亲自负责。到6月底，秩序和士气都恢复了。  
　　直到最近几年为止，法国最为严密保守的机密之一，就是1917年的这段反抗情节。除法国官方历史有简短记载外，军队用保持缄默把这件事情包起来。贝当难得提起这一事件，也没有留下回忆录。历史家理查德·瓦特认为，“……积极反抗的至少有十万人，也许更多。”  
　　官方报告列举有四百十二个反抗者受到惩罚，其中二十三人被枪毙——就卷入的部队人数而论，这是难以置信的。有多少人经过或未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就被处死，依然不得而知。其他反抗的人都流放到魔鬼岛和非洲的劳役营，后来经政府大赦，于1924年回到法国。

十八、伊普雷，1917年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从来不完全相信，机枪和坦克已使骑兵袭击成为历史陈迹，并且似乎在宣扬这种观点似的，在整个大战中，他的发亮的长统靴总是带着踢马刺的。他为进攻佛兰德的伊普雷防区战役拟订的1917年计划，使一个日夜渴望的梦想复活了——在夺取奥斯坦德和泽布腊赫德国潜艇基地而向比利时海岸进行扫荡中，来一个大突破，这将使他“有机会大量使用骑兵”。  
　　经过多少世纪的辛勤劳动，佛兰德的田野已从原始的沼泽中开垦出来。但初期战斗的轰击破坏了复杂的排水和堤防系统，后来的雨淋和炮击把伊普雷周围地区搅成一片泥海，星罗棋布着阴暗、污浊的池塘，从活人以及人与动物尸体的废物和垃圾中散发着恶臭。比利时人给总司令部的报告，强调这个地形不适合军事行动。如果马匹和大炮不及时控制住，就会陷进淤泥里去。但黑格却对这个地区的干燥的地图更为神往。  
　　在这一防区，德军沿着从帕尚达埃尔的村庄延伸到梅西纳村庄的一条八英里天然高地掘壕固守。这个山脊的两半边都是以最近的村庄名字命名的。劳合—乔治首相和英国内阁，唯恐黑格选择这种对德军没有战略价值而对英军则充满着危险的作战地点。但黑格受到第一海务大臣杰利科的支持，他关心来自海峡口岸的潜艇威胁，黑格得胜了。  
　　自1914年以来，伊普雷突出部一直由足智多谋的休伯特·普卢默爵士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防守。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在挡住英军突出部东南侧翼的一连串山脊的梅西纳那一边挖掘地道，把它炸掉，这实际上是把它消灭了。威尔士矿工和其他部队劳动了两年之久，这是军事史上最惊人的坑道作业。  
　　在没有遮蔽的明亮灯泡的闪光下，挥舞铁镐和高举铁锹挖掘深至一百二十五英尺的竖井，同时水泵不断嘎嚓地响着。除五英里横坑道外，共挖了十九条坑道，有些近半英里长。这种挖掘出来的坑道中，在紧要的敌人阵地下面，塞满了一百万磅剧烈的爆炸药阿芒拿。  
　　德军也想到用炸药在英军阵地下面挖坑道，他们可能结束这种僵持局面，但他们的坑道作业着手晚得多，从来没有赶上过普卢默的矿工。有些地方，德军挖到六十英尺深。在德国挖洞者朝他们挖来时，英国监听员借助扩音器担心地听着——有一次，德国的一条横巷，其尽头离英国的坑道不到两英尺。在每一口竖井上面，英国人作了记号，写上“深井”字样，但德军没有受骗。  
　　地面上为突袭作准备可以清楚地被观察到，被俘的英国俘虏也谈到这一点——有的甚至透露突袭的日期，6月7日，在此以前要进行七天的炮击。但没有一个人提起坑道方案，在被询问时也全都否认这类冒险行动。怀疑的德军派出突击队，取来了从坑道中挖出来的粘土，这些标本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英军挖掘的深度。然而并未尝试从梅西纳山脊撤出，因为德军相信英军埋藏得这样深的炸药不过能引起震颤而已。  
　　6月6日夜，普卢默赞许地评价这个工作，并说：“先生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将在明天造成历史，但我们肯定将改变地理。”  
　　发动进攻的时刻是上午3时10分。半小时前，所有英国大炮都停火，同时部队的枪上了刺刀，在堑壕里待命。3时差几分，德国的绿色和黄色信号弹照亮了夜空，给炮火发出信号。对英国防线进行一阵简短的炮击后，前线又沉寂了。到了发起进攻时刻，电池外壳的插棒式铁心被塞了进去，同时引爆了所有十九条坑道的炸药。当泥土冲向高空时，震波穿过海峡，甚至伦敦唐宁街十号的首相都感觉到。德国防线上炸成的弹坑，直径达三百英尺，近一百英尺深，炸死或炸伤的德军在二万以上。当黎明时天空中最初出现的光线照亮烟尘形成的柱子时，九个师——包括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师——上了出鞘的刺刀冲锋。最初的前进没有遇到抵抗，但前线后面的抵抗愈来愈强。到了一整天战斗结束，俘获了七千三百名俘虏，但几天后，普卢默军队的死伤达到二万五千人，未有寸进。  
　　黑格想在8月的骤雨使伊普雷突出部陷入泥淖之前，完成这个军事行动。他的计划包括攻占山脊，然后向海峡口岸前进。普卢默将军已经执行了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但他对付加强的抵抗缺乏进展，促使黑格提出由休伯特·高夫将军及其第五集团军分享和普卢默同等的指挥权，但实际上由高夫将军指挥这次突击。  
　　不但高夫及其参谋人员不熟悉伊普雷周围的地形，而且第五集团军是一支组织松弛的部队，它的几个师里都有新兵。在接着而来的部队重新组合中，由于普卢默的第二集团军调往右面而左面阵地由第五集团军防守，高夫的大量补给不是到达太迟，就是卸在很不合适的待运地区。  
　　在高夫对面的，是西克斯特·冯·阿尼姆将军及其能干的参谋长弗里茨·冯·洛斯贝格上校指挥的德国第四集团军。英军不知道，德军正在应用洛斯贝格首创的弹性防御新战略。在这种计划下，容许敌人稍有前进，但只有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之后。  
　　第四集团军的防御包括六条堑壕线，由上面盖着混凝土和排列成菱形的机枪弧形窗加以支持。因为习用的堑壕体系实质上已经放弃，代之以一系列钢筋混凝土碉堡，每个碉堡甚至能经受一颗八英寸炮弹——虽则在直接命中时常常使里面的人受到震荡而死亡。  
　　前沿阵地只配备少量人员，但是当进攻部队进入后方地区时，抵抗越来越强。高夫也不知道德军的新武器——在炮弹中发出芥子气。连鲁普雷希特皇子也是乐观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进攻我心里是十分安定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配置过这样坚强的后备军，他们受过十分良好的训练，知道在被进攻的战线上应尽的职责。”  
　　为使他们的防御更为坚强，德军还把陆地淹没，使每个碉堡的三面都被水包围。每个碉堡的后面有几条小路，以便防守者迅速退却，而进攻者不得不缓慢地前进，从一个水坑跳到另一个水坑，直至距离近到能把手榴弹扔进发射机枪的狭孔中。在以后的战斗中，协约国将使用同样的防御方法。  
　　对黑格的战役计划抱有怀疑的劳合—乔治，组织了一个由内阁阁员、民间知名人士和军界人物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目的在于限制黑格的权力。当简·克里斯琴·史末资将军和寇松勋爵两人支持黑格时，他失败了。劳合—乔治再次决定不使他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冒险。  
　　在战场上，英军的三千三百多门大炮面对着德军的一千五百门炮。7月22日，英军开始十天的密集轰击，发射了一百五十万发以上的炮弹。7月30日，开始下起季节雨来，使战场成为一大片沼泽。派来侵扰德军防御工事的坦克，无可奈何地陷入困境，它们的装甲钢板太薄，经受不住密集的德军炮火。派来进攻的四十八辆坦克，只有十九辆能勉强投入战斗，其中十七辆迅即被击毁。即使如此，高夫的步兵在一条十五英里的战线上前进了几千码。然后一次反击，迫使他们几乎退到出发的防线。第一天，英军伤亡人数达三万二千人。  
　　黑格的指挥部继续发回欺骗的电报，诸如“在全线进攻中，我们已经突破德军防线”，但最后高夫不得不承认，他的部队无望地陷入困境。于是黑格命令普卢默将军及其第二集团军尽他们的所能去营救，但为时已晚。这个战役拖过秋天，直到11月20日，那时零度以下的气温和地上结冰，为结束这一战役提供了借口。  
　　黑格的冲到英吉利海峡的宏大计划，结果只得到几平方英里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包括荒芜的帕尚达埃尔村庄在内。黑格的老对手劳合—乔治在他的辛酸的回忆中写道，这场战斗“连同索姆和凡尔登的战斗，将列为战史上所曾进行过的最残忍、最无益和最血腥的战斗”，并说，这是“在所有灾难记录中无与伦比的顽固和狭隘的自高自大”的结局。

十九、俄国的崩溃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俄国革命  




　　俄国的最后一次大进攻，是在它的最能干的指挥官阿列克赛·勃鲁西洛夫的领导下，于1916年6月4日发动的。对意大利转向协约国方面感到愤怒的奥军，在一次奇袭中，猛攻特兰提诺的意军，使他们退到伦巴第平原。面临肯定的灾难的意大利国王，打电报恳求沙皇来拯救他的政权。尼古拉二世下令对奥匈军队发动东部战役。  
　　勃鲁西洛夫没有提出警告，就沿着二百英里战线出击。他不用大炮弹幕射击准备，完全用奇袭来打击敌人。俄国兵力共计五十一万人，包括四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师和一千七百七十门大炮。这个实力大体上和敌人的实力相等，但当俄军向他们的目标——重要的科韦耳和伦贝格(利沃夫)铁路中心，加利西亚的工业首府——猛冲时，奥地利的防御崩溃了。被出其不意的突击打晕了的奥匈第四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一支不稳定的多民族的混合物）溃散奔逃了。  
　　勃鲁西洛夫的胜利，使他总司令部的首脑们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进攻抱有信心，也没有准备为他提供后备军或物资。当他们的进攻在6月底势头稍低时，疲乏的俄军已经俘获了二十万以上的俘虏，他们的前进部队已经望见喀尔巴阡山的山口。要是他得到人力和补给的增援，勃鲁西洛夫很可能使崩溃中的二元君主国当时当地垮台的。  
　　虽然兴登堡极度需要他在凡尔登和索姆的所有后备军，他迅速抽调十五个师来防止奥地利的垮台。俄国总司令部也给勃鲁西洛夫送去为时过迟的支援，但这些支援是用马拉货车在满布车辙的泥路上费力地慢慢运来的，而德国人则沿着高效率的铁路向东疾驰。  
　　到7月中，奥德联军已把战线稳定下来，对俄国的薄弱据点的反复反攻已夺回了许多小块土地，尤其在卢茨克周围。尽管缺乏充分的后备军和军火，勃鲁西洛夫不但固守从奥军手中夺来的六十英里土地的大部分，而且反复进攻。战斗直到9月的第二周才结束，那时奥军和德军的死伤已逾二十五万人，被俘者人数相仿。俄国人则付出了一百万人的惊人代价。俄国农民总是没有武器或弹药的。有时他用刺刀缚在一根棍棒上冲锋，并且缺乏最普通的工具，甚至不得不赤手去折断有刺铁丝网。  


俄国革命  
　　沙皇的军事政策不是屠杀便是停滞不进。随着冬天到来，开小差的士兵在一百万人以上。士气十分低落，开小差的士兵公然住在家里，不受当局的干涉。腐败和低效率沾染到社会的各部分。军队的承包商收了钱只供应补给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质量差的。  
　　可是，对于他的三百年皇朝可能遭到危险的这类预兆，沙皇仍然无动于衷。有人谋求指点他，他都不加理会。当杜马议长提出警告，叛乱正在席卷这个国家时，尼古拉二世写信给皇后：“这个大腹便便的罗德江科，又给我写了一篇胡话，我甚至不愿回答。”连杜马中最保守的党派，也同意必须除掉沙皇。温和的社会党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提倡“必要时用恐怖分子的手段”来一个反沙皇的政变，参谋总长阿历克谢夫着手策划逮捕皇后，迫使沙皇进行改革。但事变的发展代替了他的作用。  
　　1917年3月初，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粮食骚动。派去了军队，但他们和起义者亲如兄弟。这个政权无论哪里都得不到支持，专制统治等不到被推翻便突然垮台了。3月15日，沙皇把他的退位书送给他最近非常藐视的杜马议长。  
　　以温和派为首的临时政府肯定了它对协约国的忠诚，保证继续作战。工人和士兵组织称为苏维埃的委员会，起初同新政权合作，但不久他们进一步向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左翼靠拢，布尔什维克要求结束战争和废除私有财产。德国谋求同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集中所有军队。为达到这一目的，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鲁登道夫，采取有意的冒险行动，以使俄国退出战争。  
　　除坚守他们的防线外，德军停止了东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鲁登道夫高兴地注视着温和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扩大裂痕。他知道非正式停战阻止这两个派别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俄国。政治上老练的德国特务，伪装成士兵，聚集在前线，双方在温暖的阳光下交起朋友来。俄国士兵干脆不理会作战的命令。  
　　为加速使俄国退出战争，鲁登道夫安排尼古拉·列宁和一批革命家经德国从瑞士到波罗的海小口岸城市扎斯尼茨，再从那里赴瑞典的马尔默。在德国的请求下，由瑞典政府把他们运往那时仍是俄国一个省的芬兰。外交部的指令说，“如果不准俄国人进入瑞典，陆军最高统帅部准备使他们经过德国防线进入俄国。”列宁于4月16日到达俄国首都。  
　　俄国稍稍转为左倾。5月中改组的政府由社会党的多数组成，包括担任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俄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协约国却认为没有什么要紧，它通知新政权：不打仗，就不支援！法国特别坚持要从东面进攻德军。它被反抗所震撼，担心——有充分理由——再受到大规模突击就将失败。主要由于作为一个激进演说家而享盛名的克伦斯基，访问前线以提高士气和激励士兵作战，但人家对他的雄辩充耳不闻。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比同德国人打仗有大得多的号召力。  
　　克伦斯基的忠于协约国，是毁灭俄国的民主的祸根。他下令由新总司令勃鲁西洛夫发动进攻。这位将军以伦贝格为目标，从精锐的高加索团、芬兰团和西伯利亚团中调集了二十万部队。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但没有可靠的步兵后备军可用。  
　　俄军于7月1日开始进攻，没有遭到德军的抵抗，他们以为停战仍然有效。在开始的奇袭中，俘获德军一万七千人以上，以后几天又俘获了一万多人。在奥德军队于第二周迅速作好进攻准备后，伦贝格未被攻陷。他们因新开到的后备军而得到加强，使用大量野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这对俄军来说是受不了的。在有计划的猛轰下，从有秩序的退却变为全线溃退，德军则在后面穷追。不到一周，在1916年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俄军所获得的全部领土，实际上都被收复。在7月底以前，俄国永久退出这次大战了。  
　　前线的纪律荡然无存。开小差成为如此普遍，以致军队自行解散了。在东线至少仍有八个德奥师，但所有追击都已停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估量了这个形势，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俄国人联合起来的措施。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席卷俄国，不等土地改革就把庄园夺取了；工人没收了工厂；俄国受到混乱的震撼。  
　　7月失败后，克伦斯基无法制止内乱，人民支持他的一点残余都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列宁于11月7日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得不到公众的赞同，但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得到武装赤卫队支持的苏维埃。11月8日，列宁发布和平令。11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然后于12月初在德军占领的俄国铁路线终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平谈判。  
　　由莱昂·托洛茨基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拒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即俄国放弃波兰和其他西部领土。而且，托洛茨基认为德国革命迫在眉睫，声明他自己不向代表团讲话，而向德国工人讲话。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坚持要求承担协定的义务，托洛茨基不作明确答复，后来声明俄国不能接受德国人的条件。他的“不战－不和”的声明，激怒了霍夫曼。  
　　由于没有抵抗，于是德军更加深入俄国领土。列宁用不着进一步的敦促。2月19日，在德国人进军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位苏联领袖发出电报，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全部条件。可是，霍夫曼将军又前进了两周，他的军队已进到普莱普斯湖和纳尔瓦，使彼得格勒面临入侵的危险。其他德军扫荡到乌克兰的谷仓。  
　　霍夫曼深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再拖延时间，于3月3日再同他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谈。苏联人给予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自治，而乌克兰和其他俄国领土则继续置于德国占领之下。托洛茨基试图哄骗霍夫曼的策略，代价是高昂的。俄国还不得不把巴统、阿尔特温和卡尔斯等地区交给土耳其。（八个月后，战败的德国放弃了所有征服的领土。）

二十、意大利战线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都是猎取领土的投机者。当它于1940年进攻战败了的法国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抨击这一行动是一支“伤人的暗箭”。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也是完全如此，那时，它在加入据其判断最有可能取胜的阵营之前，先在一旁守候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是“三国同盟”的签字国，“三国同盟”是一个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内的共同防御公约。尽管德国人对意大利不存什么妄想，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却征询了这个盟国的态度。因为二元君主国要对塞尔维亚进行侵略战争，意大利答复它将援引使它免于军事行动的防御条款。  
　　1914年奥地利人在东线的挫折，使德国不得不去支撑其盟国，以对付即将冲过喀尔巴阡山山口和扫荡匈牙利平原的俄国人。二元君主国对塞尔维亚的另一次轻率的进攻也同样是损失惨重。由于奥匈帝国屡战屡败，意大利人显得不大想再持中立了，而德国最高统帅部担心，意大利成了协约国一方的交战国，会改变形势，使奥地利遭受摧毁。  
　　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德国极力主张，意大利应当得到它所要求的领土，以作为其中立的代价。由于这块领土属二元君主国所有，奥地利反对这样做，但谈判仍继续进行。与此同时，意大利正在秘密同协约国谈判，这些谈判不久就变得更须认真对待了。  
　　俄国的猛攻预示着奥匈帝国的失败。这种前景使意大利人寒心，因为除非他们在奥地利垮台之前正式加入协约国，否则他们就不能参预对它的瓜分。另一个诱因是，在对奥地利的领土上协约国比奥地利自身更为慷慨。结果，1915年4月，罗马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于一个月后宣战。  
　　这个条约规定，作为对协约国军事援助的报偿，将给予意大利以蒂罗尔、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部分和希腊人聚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还允许意大利扩大其非洲的殖民地和参预瓜分奥斯曼帝国。  
　　意大利人于1915年5月22日对奥匈帝国开战，但财政枯竭和惧怕德国，使它的军事野心受到约束。罗马得到它的新盟国的同意，不对德宣战，直到1916年8月28日，那时它感到更为安全，不怕报复了。柏林对这种两面派行径并不奇怪，但在整个二元帝国，意大利的行为被视为背叛。此后，康拉德将军只能称这个敌人为“背信弃义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非非之想被战争的现实打断了。在经济上，这个国家是协约各国的负担。要履行它在军事上承担的义务，意大利的装备太拙劣了，既缺乏生产重武器的手段，又没有钱购买。英国过去分享着法国的煤，法国东北部的煤矿而今都落在德国战线后面了。现在，英国不得不把宝贵的燃料运给意大利，以供其工业和船舶之用，因为意大利海军能把奥地利潜艇围困在亚得里亚海。  
　　仍得医治其从1912年利比亚战争中受到的创伤的意大利军队，还远未作好参战的准备，它的八十七万部队缺乏充分装备。在一个厚道和灵活的领导人手下，意大利军队本可装备充分的。但总司令卢伊季·卡多纳将军不是这样的人。  
　　康拉德将军对意大利发出一连串的威胁，但没有力量付之实施。奥军正在俄国战线挣扎求存，只能抽出十万士兵来守卫共同边界（同意大利中立时部署在这些阵地上的人力几乎一样多）。奥地利知道，要对付由多洛米特、卡尼克、尤利安等阿尔卑斯山脉拱卫的掘壕固守的兵力，任何意大利的突袭将是上坡的战斗。奥地利人还知道，其他战线上的压力一有减弱，就会有部队解脱出来，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长驱下坡，穿越北部的意大利平原。  
　　地形图上奥—意战线四百八十英里长、成曲线的山脉障碍，显示了意大利1915年面临的问题所在。南部和东北部环形战线上的任何进攻或防御，都有利于奥军。卡多纳知道，向多洛米特或卡尼克山脉突击，将招致全部毁灭。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脉有险峻的山口和隘路，只有最有训练的阿尔卑斯山部队才能攀登。  
　　在西北部，深深地突入并形成对意大利威胁的特兰提诺(南蒂罗尔的一部分)，有奥军在参差不齐的山顶后面掘壕固守。意军要在这里进行任何突击，得攀登深沟高垒的阿迪杰山谷，只会在特兰托狭长深谷或再北面甚至更为崎岖的勃伦纳山口遇到伏击。  
　　在东面，的里雅斯特——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唯一港口——的入口也有天然的障碍相阻隔。这里似乎为进军提供了某种希望，但只是与两个其他防区对比而言。伊松佐河从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峡沟倾泻而下，然后缓慢地流成沼泽，最后注入亚得里亚海。奥军的据点，就设在伊松佐河东岸所有的渡口上。  
　　在这些集中防御的中央，是戈里齐亚这个在高处的设防城市；在它的北面是巴因西扎高原；这个城市的南面是海拔九百英尺、陡峭、荒芜、尖削的石灰石悬崖的卡尔索高原。  
　　在这些障碍后面，是高入云端的阿尔卑斯山峰，由训练有素的阿尔卑斯军守卫着。一位战略家总结道，意大利的困境是，“不攻占山脉，伊松佐河是不能渡过的，而不渡过这条河，山脉是不能攻占的”。  
　　在对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和其他领土提出要求之后，意大利政府知道，这些领土首先要靠武力征服来获取。卡多纳将军没有其他的便当办法，不得不在特兰提诺和沿着伊松佐河发动攻势。  
  
图4 奥－意边境  
　　伊松佐河战役，包括从1915年6月到1917年9月间在一条六十英里战线上分别进行的十一次血腥而徒劳的战斗。当然，西方协约国是唆使卡多纳进行此类冒险的。英、法认为，如果能够迫使奥匈帝国两线作战——东面对付俄国，南面对付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个二元君主国就要倒霉。即使协约国估计有误，德军也得从西线调兵，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奥军。但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  
　　卡多纳无视伊松佐河缓慢地蜿蜒流向亚得里亚海时沿途的泥淖平地和沼泽，只看到相去不远的平坦的平原。他毫不注意由设防的戈里齐亚城堡所保卫着的笔直的高山悬崖，而这个城堡座落于伊松佐河缓慢地流着所形成的一片沼泽和平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所宣布的“战役的首要大目标”中，意大利人试图夺取面对戈里齐亚的六十英里宽的桥头堡。卡多纳还决定沿着一百二十五英里特兰提诺前线进攻。  
　　伊松佐河防区的指挥权表面上由大公欧根·冯·哈普斯堡掌握，但实际上在斯拉夫将军博罗耶菲茨·冯·博伊纳手中，他的部队包括有经验的山地战士在内。卡多纳用两个集团军来对付这些山地部队，徒劳地力求消灭特兰提诺突出部。经过代价高昂的战斗，于1915年攻占了突出部的边缘，但在别处，意军则唯有失败。沿伊松佐河的战斗于6月23日开始，尽管战斗的剧烈程度时时有变，但结果是依然不变。的里雅斯特在招手，然而对卡多纳来说，它的到不了手有如巴黎之于德国人。卡多纳不怕意军尸如山积，继续进攻，但他动不了奥军。由于戈里齐亚不过是通向悬崖绝壁的巴因西扎和卡尔索的门户，纵使该城被攻占，他得到的也将是一个牺牲极大的胜利。  
　　意军在人数上两对一的优势，不足以抵消奥军防御阵地的有利条件。自6月下半月开始的血战，历经夏秋两季，其间只有短暂的间歇期以补充人员、器材和给养。到12月初这个防区冰封之时，意大利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只在敌人防线上留下几处孤立的突入点。  
　　在1915年末到1916年初这一个冬天，奥匈战线相对说来处于休战状态。但春天阳光的温暖，激起了康拉德将军要直向罗马进军的雄心。他集合了阿尔卑斯军的两个师，乘春天融雪的时刻发动进攻，直扑没有准备的意军。胜利的奥军把意军赶过伦巴第平原，但他们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也同时播下自己失败的种子。它促使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要求沙皇发起进攻，结果，勃鲁西洛夫将军进攻了，意大利战役的奥匈部队被抽调去对付俄国人。  
　　二元君主国的多民族军队中的斯拉夫人，对俄国人并无恶感，同他们松松垮垮地作战，有时，竟至对他们自己的日耳曼军官捣乱。但他们对意大利的背叛的忿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是他们在沿意大利战线获胜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经被调往东线后，剩下来的奥军就退守山区了。卡多纳利用这个情势的有利条件去进攻特兰提诺，但他唯一的所获是几平方英里的阿尔卑斯山的岩石而已。在1916年余下的那段时间里，只有些边界的小接触。  
　　1917年夏，俄国的崩溃使德国和奥地利得以腾出手来向意大利发动联合进攻。到9月，奥托·冯·贝洛将军已经组成一支包括精锐的阿尔卑斯军在内的八个德国师和九个奥地利师的军队。贝洛应用了新的突击战术，这个战术是奥斯卡·冯·胡蒂埃尔将军所发明，在里加用来制服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的。  
　　部队的集结给卡多纳将军提示了充分的进攻警讯，但他置之不顾。9月初，两个开小差的罗马尼亚军官带来了详细的计划，表明进攻将从卡波雷托地区开始。卡多纳对来犯仍没有作多少准备。他命令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构筑纵深防御阵地，但未再费心去监督他们的部署。  
　　由于卡多纳对于着军服的或不着军服的农民和工人的福利都不甚关心，大大地损害了他不论有多大的能力。这位皮埃蒙特伯爵、六十五岁的将军，要他的士兵工作到非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并且还拒绝给他们提供甚至最基本的休息设施。他的军事纪律观念，可用古老的皮埃蒙特格言来概括：“上级总是对的，越是错时越是对。”  
　　唯恐士兵忘却，卡多纳向他的指挥官发出纪律指令，劈头一句就是：“最高统帅部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铁的纪律应当统治全军。”至于对违犯规章的处分，他采用了文明军队废弃已久的野蛮刑罚。  
　　卡多纳的专制主义造成他的指挥官们对他的不敬。他除颁发一般的命令外，很少再做其他事，而这些命令有时则被持不同看法的下级所忽视。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卢伊季·卡佩洛将军，无视卡多纳保卫卡波雷托的命令，而准备在卡波雷托东南十英里左右的一个村庄托尔米诺附近进行反击，因此在防线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卡多纳正在巡视其他战线，直到10月19日，即敌人开始进攻之前的五天，才来到伊松佐河防区。那时以前他一直不知道有缺口；在他不在期间，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报告他。  
　　卡佩洛把他的最不可靠的部队派到了托尔米诺战线。士兵大部分都是工厂工人，这些工人是最近才征集来的，作为对他们参加要求结束战争的罢工的惩罚，现在他们正以其“今冬不要有一个人在堑壕里”的口号，把革命思想传布给其他士兵。早在5月，意大利的进攻就逐渐消失，那时士兵们自发地投降敌人。有一次，三整团士兵扔掉武器，跟在一面白旗后面，投往奥军那边去。  
　　1917年10月24日破晓前，约有二十五万奥—德军蹲伏在卡波雷托待命，他们对于卡佩洛将军留下的缺口知道得一清二楚。滂沱的寒雨和浓雾为他们提供了隐蔽。事先就把目标对准意军阵地的奥—德大炮，开始用烟幕弹和毒气榴霰弹交替密集轰击。有些炮弹散发浓烟或恶臭，使防守者难受而疏忽了防毒面具。而后，他们又都被芥子气所窒息，意大利防毒面具对于这种毒气不起保护作用。  
　　当惊慌失措的意军盲目地东冲西突，窒息而乱成一团时，贝洛将军开始徐进弹幕射击，一小时不到一公里地缓缓推进，后面紧紧跟着用手榴弹和轻机枪装备的突击部队。当火力达到它的射程限度时，部队就冲过意大利防线的缺口，绕过孤立地区的抵抗，从后面包围残敌。当意军想摸索着逃跑时，高爆炮弹就劈头盖脑地打来。意军溃退下来，卡波雷托战线垮了。  
　　到24日下午，贝洛的军队已渡过伊松佐河，意军全面溃退。下一天奥—德军队的前进，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有秩序的退却才能挽救这个局势。但卡多纳又耽搁了两天，那时已经太晚了。他到10月27日才下令撤退，那时卡佩洛的二十五个师已遭受严重打击。在向堑壕线进攻的差不多每一点上，意军或则立即投降，或则——如果时间许可的话——逃掉。  
　　当幸存者向后跑了七十英里，在皮亚韦河后面重新集结时，卡波雷托的灾难告终了。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五十五个师，在一次突击中，一举夺回了意军以一百万人死伤的代价、沿着伊松佐河进行了十一次血战所得到的几平方英里领土。有时被称为伊松佐河第十二仗的卡波雷托之役，几乎使意大利屈膝。这次伤亡计一万人死亡，三万人负伤，二十九万五千人被俘，此外还丧失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如同以前几次战斗那样，成千的意大利人急于投降。而今，他们向俘获者欢呼，“奥地利万岁！”“向罗马进发！”  
　　在意军逃往皮亚韦后，协约国急忙调了六个法国师和五个英国师去支持他们的伙伴。由于这些增援，意军得以坚守在皮亚韦河后面，以对抗奥—德部队。最后，12月26日，入侵者因兵力耗竭而撤退了。未能在意军逃跑前捕住他们，使奥军和德军懊丧不已，他们的追击由于步兵缺乏铁路或汽车来运输并且大炮只能用马拉而受到阻碍。在另方面，没命而逃的意军把装备和重武器丢下之后，一无羁绊。如果德军和奥军当时能够集合起两三个新的骑兵师和装甲车辆，意大利也许已被逐出战争。  
　　卡多纳为阿曼多·迪阿兹将军所取代，迪阿兹或许称不上一个较好的战略家，但至少比较关怀他的部队。在改编军队中，意大利的国土上出现了敌军，这一点帮了迪阿兹的忙，举国上下又出现了一片民族团结的气象。工厂工人放弃他们的革命教义，宣布暂不罢工。  
　　把意大利从灾难的边缘拉回，对协约国说不上有多大的安慰。意大利侥幸脱险，而在这同时俄国人却被打败了，大批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投入了西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意大利继续进行战争。美国已经积极参战，然而，它的军事力量的全部分量在1918年春以前是不会被感觉到的。费迪南·福煦将军急急赶往罗马，同意大利人协调法—英各师的行动计划。  
　　在11月7日于拉巴洛召开的高级紧急会议上，英、法、意的首相和总理，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特使，在融洽的精神中会晤。组成了以福煦为主席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协约国急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是促成1918年胜利的指挥权统一的前驱。  
　　与此同时，协约国采取措施，保护意大利对付又一个卡波雷托。迪阿兹将军的军队，得到英国第十集团军，三个英国师，加上两个法国师和美国第八十三师第三十二团的支持。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这些联合兵力很便当地打败了沮丧的奥军。

二十一、康布雷坦克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英国第三集团军指挥官，朱利安·宾爵士将军于1917年9月中旬奉命组织一次攻势，以把德军的兵力从伊普雷防区引开。宾和皇家坦克部队指挥官休·埃尔斯爵士将军，采纳了总参谋部主要军官、后来成为闻名的军事作家的J·F·C·富勒上校于8月里提出的建议。由于坦克在佛兰德的泥沼中被证明没有价值，富勒寻求和找到了能大量部署机动装甲部队和发挥巨大影响的干燥场所。  
　　他在康布雷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形，康布雷是法国北部帕尚达埃尔—梅西纳战场南四十五英里的一个城镇。该城的南面和西面是一片被小溪和狭堤割裂的白垩土的结实土地。富勒发现，诺尔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之间边缘曲折的六英里旷野，是适合于坦克机动的。宾的目标所在是兴登堡防线。  
　　受宾的指挥用于这次进攻的有十九个师。防卫这个防区的巴伐利亚皇子鲁普雷希特有六个师，其中两个师驻防在这两条运河之间。包括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的骑兵旅的五个骑兵师，将扩大坦克突破的战果。紧靠英国防线后面的阿夫兰科特大森林，为大量坦克提供了掩蔽。为不让敌人知悉，在保密上尽了一切努力。进攻之前，坦克不准驰近德国的前哨一英里之内。  
　　英军在准备战斗时，他们低飞的飞机不停地在前线上空嗡嗡回旋，以压倒坦克出动时的隆隆声。美术家用最新彩色斑纹技术把车辆伪装起来。除军官外，部队的其他人，直到进攻前四十八小时都不知道坦克的事。即使到那时候，他们也没有获知坦克的实际作用。如果在奇袭之前有士兵被俘，也不会泄露造成损害的机密——即使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  
　　突击的主要战术目的，是沿着六英里的前线使用机动装甲车辆，正面猛冲敌人的防线，把两条运河之间的敌人一网打尽，并攻占康布雷镇。并没有次要目标。英军的意图不在于要一次决定性的突破，其战术上的突击实际上是一次佯攻，为的是牵制其他战线的德国兵力。埃尔斯将军认为，这有限的进攻计划需要修改。不是将坦克的行动限制于两条运河之间的地区，他要求把坦克沿着广阔的前沿，部署成展开的梯级队形，为前进中的步兵提供庇护。他的建议被拒绝了。  
　　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天还只蒙蒙亮，能见度限于二百码左右。那时，三百八十一辆坦克的发动机同时轰鸣起来，车辆沿着夜间用线带标志好的车道隆隆前进了。  
　　喧闹的坦克向前线堑壕前进时，有刺铁丝的密集障碍物都被碾平了。每条堑壕已被掘到十二英尺宽，就是为了阻止坦克越过堑壕，但富勒上校克服了这种陷阱。所有英国坦克都携带着用链条缚紧的长长柴捆，把它们投在堑壕里，作为临时的便桥。英军省却了经常预示进攻的弹幕射击，使德军受到了一次完全出于意料的袭击。前哨地区的部队投降或逃走了，在夜幕降临前，第三集团军已在六英里的战线上渗入七千码。这一行动是个无可争辩的胜利——英军以不寻常的四千人伤亡的轻微代价，攻占了敌人的堑壕。六十五辆坦克被德国炮火击毁了，另外有一百十四辆坦克抛锚或倾覆在堑壕里，然而，俘获了七千五百名左右德国俘虏。下午6时，夜幕降临，突击部队已占领了他们突出部的广阔地带。没有坦克的支援，这些德军失陷的阵地几乎是不可能受到攻击的。  
　　黑格在西线很少打过胜仗，他看来对于扩大在康布雷取得的战果全然不知所措。没有更多的后备军，他无法前进，然而又不愿放弃他已经夺得的领土。但是，如果英军留在原地，他们将危险地暴露于三面进攻之下，而且寒冷和多风暴气候的来临，不久将使作战季节告终。黑格仍然犹豫不决。他告知宾，不要指望任何后备军。英国部队需要去支撑卡波雷托的士气低落的意军。宾就这样地落到了要在精力递减和没有生力军的状况下打一场有限制的仗的为难境地。（把五个作好战斗准备的师调往意大利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情报或有错误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因为于11月10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奥—德参谋人员已议决，在冬季风暴逼近时，逐渐减少在意大利战线的作战。)  
　　为庆祝康布雷的胜利，伦敦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在大战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后方战线还不知道，胜利只是短暂的。诚然，与索姆和佛兰得的情况相较，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德军不失时机地从他们在佛兰得的第四集团军那儿得到了增援。其他后备军也从平静的东线启程前来。因为增派了兵力来康布雷，战斗退化为孤立的、常常是混战的小冲突。加拿大军象往常一样，继续成为战斗的前卫。第三集团军因为缺乏后备军而丧失了动力，而补充了兵力的德军却能有力地作战。在11月30日的一次密集队形的反击中，德军夺回了第一天失却的一些地方。到12月3日，英军后退，使他们占有的突出部减少到一半。  
　　12月的第一周，暴风雪阻止了所有军事行动。两周来的战斗使英军伤亡了四万五千人，德军损失的人员大致相同。有一万一千多名德军被俘，英军被俘的约九千。最重要的是，坦克在康布雷的战术部署表明，适当使用充分数量的机动装甲车辆能够转变战斗形势。  
　　对德国的溃败，鲁登道夫最初的反应是慌乱，但他不久就充分恢复过来，命令援军急速开往这个防区。后来他说，新武器“是够讨厌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兴登堡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评价，他写道：“英国在康布雷的进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进行大规模奇袭的可能性……它们能够越过我们未遭破坏的堑壕和障碍物，这不能不对我们部队有显著的影响……步兵感到他对坦克的装甲侧面实际上无能为力。机动车辆一突破我们的堑壕线，防守者就感到他的后方受到威胁而离开了他的岗位。”  
　　当德国反攻和后来英国撤退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欢乐转为沮丧。德国生力军开上来时，英军眼看他们的骑兵大批被打死，他们的步兵受到攻击，因为所处的地形实际上对坚守和战斗或安全撤退都不能提供掩蔽。当英国在康布雷的挫折告一段落时，开了调查庭。象往常一样，它断定一切都是下级军官和军士们的过失。将军们当然都是无可指责的。（战斗记载揭示，许多下级军官都深深觉察到反攻的迫近，但他们的警报均遭上级指挥官忽视。）

二十二、中东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当土耳其于1914年11月1日与中欧强国结盟时，英国在中东的兵力包括一个为保护英波石油公司的财产而驻守在波斯湾的阿巴丹岛的印度旅。为寻求一个更适于军事行动的基地，这个旅向北前进，去夺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处的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的主要港口巴士拉。这座城市于11月22日落入英军手中，但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  
　　几个月后，印度陆军的高级军官约翰·尼克松爵士将军把他的部队从印度的西北边境省调往美索不达米亚，他在那里率领一个军，包括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土耳其的实力和英国人的相等，计有阿瓦士附近的部队八千人和幼发拉底的一万八千人。可是，英国人仍然低估土耳其的战斗力，并且不注意热病盛行、干旱贫瘠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所特有的作战危险。  

图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东  
　　尼克松派统率第六印度师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去追逐力量不均地分布在整个地区的土耳其主力，汤申德向底格里斯的东岸前进，于6月3日以微不足道的损失攻占了阿马拉。土耳其人宁愿往后撤退，重新集结更多的兵力，而不为一个缺乏任何战略价值的城镇去战斗。  
　　汤申德的特遣部队不顾敌人的扰乱，烘炉般的温度和疾病，沉重缓慢地上溯底格里斯河，于1915年9月夺取库特伊马拉，然而，由于缺乏充分的医药设备，许多伤员不必要地死亡了。汤申德继续沿着底格里斯河前进，遇到的抵抗日益增加，10月初进入阿齐齐亚，那时河谷深处往往干涸为泥泞的细流。谨慎的尼克松感到进一步前进的困难，命令汤申德把他的部队停下来，但后者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英国内阁为转移公众对加利波利灾难的注意力，要尼克松攻占巴格达。10月3日，一封电报告知这位指挥官说，他“可以向巴格达进军，如果他相信他使用的兵力能胜任作战的话”。这是一个狡猾的手法，因为伦敦完全了解尼克松没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尼克松将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胜利则将增加政府的信誉。  
　　在不熟悉地形作战的汤申德的印度士兵，在巴格达东南二十英里、牢加设防的古代吉泰西普洪遗址与土耳其军遭遇。两天的战斗，一万四千人的英—印军队伤亡了四千五百人。于是，汤申德的筋疲力尽的部队带着只有两个月的存粮退到库特伊马拉，他们的唯一希望是掘壕防守，等待增援。  
　　追击的土耳其军包围了库特伊马拉，粉碎了一切援救守军的尝试。1916年1月，芬顿·艾尔默爵士将军试图和他的伙伴会合，遭受了六千人的伤亡。3月，他又作了一次努力，再次损失了近五千人。此刻，汤申德下令宰了一千一百匹马，使他的饥饿的士兵吃到东西。到4月末，守军面临了被歼灭的命运。根据汤申德用无线电发出的迫切请求，基切纳勋爵准其向敌方投降，这也许是一个可怕的失着，因为伤员和瘦弱的被俘人员经过沙漠时一路受到残酷的鞭打。  
　　土耳其之未能于1915年攻占埃及，促使英国人加强他们在那里的部队以对付重新开始的进攻，而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失败，使土耳其部队解脱出来，作又一次进攻埃及的尝试。这一次，土耳其人在苏伊士运河被击退，已经渡过这条水道的前进部队大批被击毙。在亲土耳其的埃及人于1916年春发动的地方叛乱被征服后，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将军于是继续向干透了的西奈半岛进军。  
　　默里的目的是保护苏伊士运河，并为从西南打击土耳其军创造条件。当部队于1916年5月到达西奈时，他的士兵和一大群土著劳工，开始了筑造一条通向西奈海岸的铁路和输水管道的费时的作业。在工程缓慢进行时，土耳其的出击部队都被一一打退。到1916年底，默里的部队攻占了阿里什，他们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以保护铁路和水管。1917年1月，水管终于在巴勒斯坦边界的拉法完工。这儿离土耳其据守的去巴勒斯坦的入口的加沙约有二十五英里，但沿着这片连绵的沙漠没有可用的水源。  
　　1916年6月，当地人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人的叛乱正在势头上，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伊本—阿里，发动了历时三天的叛乱，宣布这个十五万平方英里的汉志省为独立王国。  
　　1916年8月，弗雷德里克·S·莫德爵土将军奉命指挥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部队。他的任务是策划夺取巴格达的战役，默里则受命于1917年春攻占加沙以开始对巴勒斯坦的入侵。英国的优势在十比一以上，但他们是在不能保证有充足供水的情况下进攻巴勒斯坦的。  
　　1917年3月26日晨雾中，默里的四万二千步骑兵靠罗盘定方位，向敌军开去。四千土耳其守军在排得紧紧的、多刺的仙人掌树篱的天然栅栏后面掘壕固守着。沿加沙南四英里山脊的几个据点被攻占了，但因为缺水，两个骑兵师被迫退出了战斗，由此攻势开始逡巡不前。参谋人员的错误决定，使部队不当地撤出了苦战得来的阵地。于是默里将军下令蛮冲，试图挽回挫败。不出一周，英军退却了，损失了四千五百人，土耳其军的伤亡为二千二百人。  
　　有时，情绪是会影响历史的。黑格非常不喜欢在西线的英国第三集团军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将军。后者一向随机改变战略以适应变化中的需要，多半是这点引起了他的上级的反感。黑格总是留意着想从身边除去这个有想象力的下级，在1917年4月的阿腊斯之战后，发现他的机会来了，阿腊斯的战斗开始是胜利的，但因德国援军远比艾伦比的多，后来失败了。黑格知道劳合—乔治首相需要一位中东方面的指挥官，就赞成艾伦比去担任这个职务。  
　　劳合—乔治百感交集地注视着东地中海的作战。他对默里进入巴勒斯坦感到高兴，但对他在加沙前面失败又感到恼火。与此同时，莫德将军继续上溯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前进。在一次计划周详的突击中，英国炮兵同观察弹着和进行轻轰炸的飞机协同作战，同时底格里斯河上炮舰小队的支援炮火，掩护着由两个骑兵旅前导，后面跟着密集队形步兵的翼侧进攻。  
　　这场争斗是短暂的，于1917年3月11日结束，那时这座炎热晒干了的城市陷落了。据莫德估计，土耳其以三万五千左右的兵力，抵挡他的十二万人的军队。俘获的俘虏在九千人以上，但其余人的下落没有报告，他们大概不是被杀就是逃走了。这是一次代价很大的战役，英军伤亡了四万人。疾病也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莫德将军本人罹霍乱而死。  
　　对英国内阁来说，耶路撒冷是最受珍视的。英国人知道，夺取这个城市在政治上既对奥斯曼帝国是致命的，又可提高英国士气，补偿在西线的逆势。但默里将军于3月和4月夺取加沙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战斗不到三天就结束了，然而英军仍付出了六千五百人的伤亡代价，土耳其军的伤亡则是二千人。于是默里陷于停滞状态。在劳合—乔治看来，在中东没有一个别的将级军官能够担起这一任务。在接受艾伦比将军时，劳合—乔治告诉他：“我希望你攻占耶路撒冷，作为献给国家的圣诞节礼物。”  
　　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受阻于从加沙延伸到比尔谢巴的二十英里宽阔的土耳其堡垒线。不象西线的连绵不断的堑壕系统那样，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包括三个等距离的设防地区，用一连串警戒堑壕联系起来。右侧翼向地中海逐渐稀疏展开，同时左侧翼通向朱迪亚山丘的灌丛和岩石。英国远征军固守他们的铁路和水管所在的巴勒斯坦边界的沿海狭长地带。  
　　直到1917年6月艾伦比到达以接替默里，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如何去对付土耳其军的防御工事。艾伦比不象他的前任那样留在开罗的豪华住所里，而是和他的士兵一起生活在战场上。他很快就看出，第一目标该是比尔谢巴——七口水井的所在地。没有这些水的储备，他的部队、马匹和骆驼就不能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漫长、干旱的征途中生存下去。  
　　夺取比尔谢巴，要用翼侧突击来对付敌人的中央据点。后面跟着步兵的密集队形的骑兵，要冲过缺口，到达敌人后面，并包围比尔谢巴。其他纵队要从左面向加沙进击。艾伦比手下有战斗品质和马术为众所敬服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骑兵旅可资调遣。并有由印度和萨洛尼卡抽调来的两师部队为增援。此外，还征集了每头可用的骆驼和每个驾驶牲口的人。艾伦比的计划需要时间、准备和战争策略。进攻开始日定于10月底，那时，由于降雨，土耳其军将会一心只顾其到处积水的堑壕。  
　　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崩溃使最精锐的土耳其部队解脱出来开赴巴勒斯坦前线，土耳其的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要用他们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巴格达。恩韦尔·帕夏的意见被法尔肯海因将军所推翻，后者在粉碎罗马尼亚军队后，被派来这里策划土耳其的防务。法尔肯海因预见，打败艾伦比将使土耳其军守住耶路撒冷，并保持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神秘性。并且，这位德国指挥官担心来自沙漠方面的威胁。  
　　得到英国的黄金和红海中战舰支持的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用他的亲英的穆斯林部队夺取了这个伊斯兰最神圣的城市。而后，他领导了对沿着汉志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奥斯曼驻军的打了就跑的袭击，这两条线路是土耳其在西部阿拉伯的唯一运输和通讯工具。侯赛因的成功主要由于得到了二十九岁的托马斯·E·劳伦斯上校的帮助，后者是考古家和沙漠游击战的创新者。在战前年代里，劳伦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发掘考古，他获得了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的广博知识。  
　　劳伦斯于1914年作为开罗的一个居民，在阿拉伯部族中间参预煽动反叛。当艾伦比来到中东时，劳伦斯已经在沙漠的游牧部族中吸收游击队，并忙于指挥破坏和扰乱整个阿拉伯半岛上的土耳其军。他组织的叛乱开始于亚喀巴，而后向北部蔓延，使死海南端的奥斯曼驻军陷于瘫痪之中。  
　　在这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是没有前途的。在这孤寂的荒原上，那里每天的气温可以升到一百四十度，唯一的战略目标是死海南端两岸的两块绿洲。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远征队尾随劳伦斯，被劳伦斯设下埋伏而歼灭了。  
　　与此同时，艾伦比正在把他的计划拼合起来。因为土耳其人在雨季到来之前将继续控制天空，大部分英国部队都集中加沙前面的沿海地带，以欺骗敌人，使他们假定进攻将从那里开始。大约就在同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将自己暴露——并不是危险地——在一支土耳其巡逻队前面，巡逻队向他开枪。他装作被击中，在马上象是摇摇欲坠，和他的坐骑匆匆跑了。  
　　土耳其军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个军官的公文递送箱，内藏有夺取加沙的“机密”计划。当土耳其军开始向预期的突击防区调动和集中他们的兵力时，艾伦比真感到高兴。  
　　10月31日，艾伦比集结他的兵力，向加沙发动第三次进攻。英国的实力计七万五千步兵和七千骑兵，敌方为四万二千步兵和一千五百骑兵。第一次打击不是落在加沙的沿海地区，而是内陆比尔谢巴。短暂的密集的弹幕射击，在土耳其军中炸开了一些宽阔的缺口，艾伦比的骑兵冲过去，在防守者后面扇形展开。接着土耳其军都被跟在骑兵后面进行白刃战的步兵击溃。  
　　在日落以前，比尔谢巴及其水井都被英国陆军所占领。艾伦比现在转向加沙，加沙也受到英国战舰的重炮轰击。一周后，这个联合突击把土耳其军压倒了。约有一万土耳其人被俘。那些没有伤亡的人向北退却了好几十英里并重新集结起来，但仍无喘息余地。到11月中，他们通向关键性铁路枢纽站的路被切断，该站是雅法－耶路撒冷铁路线和另一条向南通往比尔谢巴的铁路线的交接点。疲乏的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前面的朱迪亚山丘——这个自圣经时代以来的历史上有名的防卫地作了最后一次的抵抗。然后在12月9日，他们突然结束了一切抵抗，向北逃走。  
　　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使首相如愿以偿，并且把这个圣诞节礼物献给了英国。这位胜利的指挥官穿了简朴的军服，徒步走进这座圣城。他的行为同早些时候德皇的表演适成对照。德皇进城，着了一件上面缀有十字军战士的十字的白色披风，骑了一匹阿拉伯的种马。另一次，在城墙上挖开了一个缺口，好象是被炮火击开似的，这位君主骑着马慢慢地通过。  
　　1917年是英国受挫和伤亡人数剧增的一年，夺取耶路撒冷是该年唯一的重大胜利。艾伦比的一击，如首相所预期的，提高了士气，并使土耳其不再成为中欧强国有力的成员。巴格达的英国部队，毫不费力地控制住土耳其军。的确，他们感到强大到足以向北朝摩苏尔进军了。为使恩韦尔·帕夏的部队免于全部崩溃，鲁登道夫派了德国另一个军到中东来，但土耳其人的士气低落已无法补救。到1918年6月，据接替法尔肯海因的利曼·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记载，逃兵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仍服军役的人。

二十三、美国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美国成为交战国  




　　在1914年，美国的舆论大部分是中立的，然而，德国的残忍无情导致美国人同情于协约国。华盛顿的逐渐卷入大战开始于1915年，那时德国潜艇向载有美国国民的商船发射鱼雷。英国的海上封锁是要求船停下，接受检查并没收违禁品；但德国的做法却是潜艇不发警告地就把商船击沉，而且，德国潜艇的每一“胜利”，总有美国人为此丧命，这就加深了对德国的敌视。  
　　为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双方都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但柏林的特务机关主持人得到的大都是一些关于美国人情绪的错误报告。他们认为，贪求金钱的美国人会宁可多次受辱，而不打一场耗费极大的战争，他们还深信，在美国的几百万美籍德国人会拒绝拿起武器来反对祖国，并且实际上还会破坏任何这类的努力。  
　　为了阻止美国的战争物资运抵协约国，德国特务机关策划了广泛的工业破坏活动，包括把定时炸弹藏入协约国的船舶里而在海上到时爆炸，煽动群众罢工和炸毁军火工厂。如果进行得谨慎和机灵，德国特工可能得到一些成功，但在美国的德国特工人员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无能。  
　　即使较机灵的特工，在美国只要活动了短短的一段时期，就都被察觉了。例如，隶属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德国海军情报军官弗兰茨·冯·林特伦上校，领导着一批把炸弹放到协约国船舶上去的破坏者。但英国人破译了林特伦的密码，1915年，用一封假电报把他诱返德国。在他乘坐的荷兰船进入英国水域时，他被检查队抓住了，在美国参战后他被押回美国，服了四年徒刑。  
　　奥地利大使康斯坦丁·杜姆巴忙于策动钢铁厂罢工，以使其瘫痪。他给他的政府写了一封信，信内详细描述了他的方案，然后，托了一个途经丹麦去德国的美国人转交。英国检查队在一次停船检查中发现了这封信。信被送交给威尔逊总统，他在将此事广为宣扬之后，在1915年9月提出了把杜姆巴召回的要求。三个月后，德国的陆军武官弗兰茨·冯·巴本和海军武官卡尔·博伊—埃德，都同炸毁军火工厂的密谋有关。  
　　这类不利的公开事件，使德国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大为苦恼。他懂得美国人的心理和性情。（他后来发表的同柏林的通讯透露，他是竭力反对德国潜艇攻击中立国船舶的。）可是，他的建议被柏林所忽视。  
　　由于有大宗款项供他们支配，德国宣传工作人员花钱很慷慨，常常被当场捉住。他们偷偷摸摸地买下了一家日报纽约《邮报》，结果却暴露了他们的所有权。无论他们组织和平主义组织，或是资助此类已有的组织，经费总是很快地被查出来自德国。他们最大的一次错误是德国在美国宣传机关的秘密头子海因里希·阿尔贝特医生自己犯的。1915年7月一个酷热的下午，阿尔贝特乘上纽约市的一列高架火车。紧跟着坐在他后面的是美国特工人员弗兰克·伯克，他是被派来钉这位忙碌的医生的梢的。当火车驶进他要下车的车站时，阿尔贝特还在全神贯注地看报。直到火车将要离站时，他才抬起头来，意识到他得在车门关上之前赶快出去。在匆忙中，他忘掉了他的公事皮包，伯克立即将皮包拿了过去。  
　　政府官员对公事皮包内所显示的有罪内容感到吃惊，决定应予以最广泛的宣扬。这些文件被提供给纽约的《世界报》，该报每天披露一些，使德国人感到耻辱。  
　　战后，于1915年受雇于阿尔贝特的一位德裔美国人格奥尔格·聚尔韦斯特·菲雷克写道：“阿尔贝特文件的公布，是德国的一个大灾难。它使德国的宣传戏剧化了。从此以后，协约国宣传工作者可以随心所欲了。宣传的印记牢牢地打到了德国人的身上……阿尔贝特的公事皮包泄露了德国人每项策划了一半的计划。……”  
　　协约国宣传工作者轻易地胜过了对手。煽动罢工或破坏活动的，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是通过报刊开展的。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和海底的全球电缆网，可侦听并检查报道而得到有力的效果。此外，协约国的做法更富有想象力。同语不惊人的“入侵比利时”的陈词相对照，“洗劫比利时”这一提法是更能起损伤感情的作用的。  
　　有关德国的暴行，在向美国公众报道时都是添油加酱的。作者竭尽其想象力，把包括神父在内的比利时人质大批枪决，作为使人寒心的故事的主要成分。德国兵挖出平民的眼睛，砍下姑娘们的手，或虐杀被俘的协约国官兵的报道，都广为流传，虽然从未提供过证据。  
　　当协约国的创造力衰退时，笨头笨脑的德国人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可利用的新机会。1915年，德国人指控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帮助恢复健康的协约国士兵从被占领的比利时逃往荷兰。至于她也护理了无数德国伤员恢复健康就不提了——她的德国病人被禁止为她作证。她于10月11日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这一行为激怒了大西洋两岸的舆论。  
　　伊迪丝·卡维尔之死，比活著对英国的贡献更大。英国人志愿应征本来已在低落中，当有关她的命运的消息传来时，推动了成千人入伍——足以组成一个整师。要是她只不过被遣送回英国，德国就理直气壮得多了。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敦促“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许多尝试依然没有实现，哪一方都不接受。柏林感到它在大陆上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而协约国则不接受一个由德国支配的和平。在威尔逊领悟不讲军事力量的外交是一无成果的这一点之前，他得到的只是更多的失望。他就海上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提出的抗议，遭到柏林的漠视，他的“确有这样的事，自尊使人不屑战争”的声明，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误以为美国不会成为一个强敌。  
　　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917年1月31日，柏林突然声称，从下一天开始，德国潜艇将向早些时候规定为战区里的所有船只不发警告就发射鱼雷。可是，德国提出一个“让步”。准许一艘美国轮船开进英国的法尔默思港——别处不准——进港只能在星期天，而离开则不能迟于下周三。  
　　对预定作每周海峡横渡的船只有详细的标志规定。船壳和上层结构必须漆成红白相间的垂直条纹，每条条纹的宽度为一公尺。每根桅杆上一定要飘扬着一面大的红白色方格旗帜——厨房里的台布倒挺适用——美国旗则挂在船尾。如果华盛顿保证这类船只不运载柏林公布清单上所列的违禁品，就允许其继续航行而不加以干扰。  
　　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主张立即同柏林破裂，但威尔逊感到这违背了他的爱好和平的感情。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他迟疑了三天。在2月3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词中，总统暗示，也许德国人并不真想贯彻他们的警告。而后他又声明，任何导致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的行动，将遭到武力抵抗。在批准美国的商船架设大炮后，他等待了几周，看看是否德国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恫吓。  
　　那时，另一事件推动了美国更加靠向协约国。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为使墨西哥和日本卷入反对美国的战争策划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计划。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情报处在所有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上安装了窃听器。1月19日，窍听员截获了一份看来象是一件外交通讯的德国密码电报。英国密码员把这件由齐默尔曼签署的译出的信件，交给了海军情报处首脑威廉·霍尔海军上将。霍尔读了以后，暂时把它搁置起来。他知道，柏林于1月10日有密令给德国海军指挥官，命令他们于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选择时机的观念使他下令把齐默尔曼的电报扣留，直到美国感觉到这个密令的充分影响为止。2月23日，这份信件交到了华盛顿。  
　　齐默尔曼的这封信是给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的，命令他，如果美国拒绝接受无限制潜艇战的话，就谋取墨西哥政府作为反美的军事同盟国。除答应慷慨的财政援助外，还许以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还给墨西哥。为加强这个同盟，要求墨西哥总统诱使日本抛弃协约国并进攻美国。  
　　许多美国官员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仔细检查了原来的密码电报后，断定了它是真实的。德国外交部长承认墨西哥是个军事上的盟国，这一点使华盛顿感到惊讶，因为那个国家被革命搞得四分五裂，正徘徊于混乱的边缘。  
　　齐默尔曼的信件由美联社于3月1日发表，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在一个颇为罕见的，因而使人极为困惑的自供中，柏林的德国总理府后来证实了这个信件的真实性。在美国从这两个指令——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的阴谋——中恢复镇静之前，德国已采取直接导致战争的行动了。  


美国成为交战国  
　　威尔逊总统等待德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海上威胁是徒劳的。将近2月底时，载有美国国民的英国班轮“拉科尼亚号”没有接到警告就被鱼雷击沉。3月中，美国船舶“孟菲斯城号”和“伊利诺斯号”也被击沉，又死了不少人。于是，威尔逊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认可美德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天后，参议院以八十二票对六票通过了参战的决议，4月6日，众议院以三百七十三票对五十票，作了类似的表决。  
　　同德国打仗现在已是正式的了，同奥匈帝国的外交关系于4月8日断绝，但直到12月7日方才宣战。同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断绝外交关系，但从未对它们正式宣战。  
　　德国和美国冲突的进程是由鲁登道夫带头的，他于1917年掌握了军政大权。德皇仍然保持着最高军事领袖的神话地位，然而所有决定都是鲁登道夫作出的，这使他的名义上的上司陆军元帅兴登堡松了一口气。  
　　在交战双方的指挥官中，很少有人在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方面比得上鲁登道夫的。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用有才华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蒙·泰勒的话来说，“……在他这一代，算得上是欧洲文明的最主要的破坏者。在他陷入受人尊敬的迈境之前……他在把霍亨索伦王朝推向毁灭，把纳粹这个可怕事物投向世界，以及保证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后在俄国胜利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鲁登道夫的无限制潜艇战的冒险，似乎产生了称心的战果。在1917年的头三个月中，一百三十万吨以上的协约国和中立国船舶被击沉。4月份的损失近九十万吨。这种成就多数是出自英国海军部顽固地反对采取护航制的原故。只剩下仅够六周食粮的英国，迫切需要美国支援，以与德国潜艇的威胁搏斗。美国宣战后三天，威廉·西姆斯海军上将前往伦敦，在那儿，现在是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杰利科海军上将承认，“如果象这种损失继续下去，我们无法继续战争。”  
　　劳合—乔治首相不象海军将官那样为不愿革新的恶梦所扰。劳合—乔治断然命令海军部，于5月初在北海和直布罗陀航路开始试验性的护航。它立见成效。到该月底，海上损失骤降到二十万吨以下。在实行护航制度前，损失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实行护航制度后，损失不到百分之一。从1917年秋季开始，英美所造的船舶，开始稍稍多于以前损失给敌人潜艇的船舶，而且它们击沉的德国潜艇，不久就比德国所能建造的为多。  
　　美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授予约翰·J·潘兴将军，他于1916年开始受到公众的注意，那时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击墨西哥的潘乔·比利亚 [ 注 ] 匪帮，以对他们袭击哥伦布、新墨西哥和开枪射击一些美国人进行报复。在对墨西哥的群山和荒地搜索了九个月之后——常常受到当地部队的阻碍——潘兴和他的部队回到美国。比利亚的几个助手遭了伏击，但美国人终未能抓到比利亚本人。  
　　潘兴之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常识，也许因为他有游击战的经历，在旧方法失败时，他愿意尝试新方法。他于188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并曾在骑兵中服役，抗击飘忽无定的阿帕切 [ 注 ] 酋长杰罗尼莫。他还攻打和镇压1890年西奥克斯 [ 注 ] 的起义。  
　　潘兴选拔詹姆斯·哈博德少校为他的参谋长，哈博德不是西点军校出身，而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潘兴带了六十名参谋官员、六十七名士兵和三十二名战地办事人员，于1917年6月29日乘上班轮“波罗的号”，从纽约启航。这位指挥官于7月4日到达巴黎，人们把“拉斐德 [ 注 ] ，我们都在这里！”这句话归功于他。事实上，这句激动人心的话，是查尔斯·斯坦顿上校站在拉斐德墓前说的。  
　　美国于1917年4月所作的准备很差。人口在一亿以上，它的军事实力却只有十九万六千人，其中七万七千人是陆军正规军，其余是国民警卫队。军事装备不是过时，就是没有。没有单独的空军——陆军的五十五架飞机是通讯兵的一部分，连执行侦察任务也是不牢靠的。用马刀劈砍的骑兵部队是陆军的精锐，甚至连造辆坦克的蓝图也没有考虑过。军事首脑不了解军、师或旅的组织。自南北战争以来，陆军仍保持其团的建制。  
　　陆军内外，没有一个人曾受过堑壕战的训练。西线固定战线的战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战争。当代战争是辅之以机枪、手榴弹和白刃战的使人丧魂落魄的可怕的炮战。美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数百名英法军官横渡大西洋，去训练新兵的攻守方法，但美国人到达法国，才是真正训练的开始。  
　　威尔逊总统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说服国会对每一个二十一岁至三十一岁的体格健全者实行征兵制，后来年龄改为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将有四百多万人在陆军服役，八十万人在海军服役。潘兴重建他的部队，决定每一个美国师应包含二万八千人，约两倍于相应的英法部队。他的命令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欧洲人的观念，即美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大手大脚的。  
　　在西线施放的唯一美国造的火炮，是装在铁路车辆上的四门十四英寸的海军大炮。所有其他的火炮都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坦克也是如此。向美国汽车制造厂订购了近四千五百辆坦克，但只有十三辆到达法国——而且它们的到达已在停战以后。同样地，美国飞机也发展得太迟了，所以美国飞行员驾驶的是协约国制造的飞机，虽然有些飞机装上英国设计而在底特律制造的DH-4“自由式发动机”。重武器和有关物资都向协约国“购买”，用食物和种类繁多的补给支付。  
　　由于有这个国家的资源供它支配，陆军着手狂购乱买，出乎人们的想象。陆军有八万六千匹马，虽自1915年以来，西线就从未用过骑兵，但陆军部依然买了一百万条马毯，二百万只饲料袋，九十四万五千副马鞍和二百八十万个马笼头。订购了二千多万顶蚊帐，但在法国从未需要过。在法国的几英里方圆的货栈，堆满了各式各样无用的东西，这对潘兴将军来说是太难堪了。他通知陆军部停止装运浴缸、书橱、地板蜡、割草机、办公桌、活梯和痰盂。

二十四、米夏埃尔行动计划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协约国指挥权的统一  




　　鲁登道夫决意使1918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他打算在西线集中他所能用的全部兵力，在美国的干预能决定结果之前，粉碎协约国或赢得有利的和平。由于俄国永久退出大战，整个冬季运兵列车滚滚向西，东线只留下几个师以保证把谷物运往德国和密切注意仍然无足轻重的赤卫队。  
　　在增强彼此都有的幻想，即胜利是必然的这一点上，德国高级人物中，很少有人例外。冯·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向帝国军事委员会致词时，保证德国潜艇不会让一个美国士兵在西欧登陆。但是，即使一长列一长列的火车运来俄国谷物，也不能抵消协约国封锁对德国人民所起的影响。关键性的食物短缺烦扰着国内战线。大部分德国人呆呆地面对着他们战时的第四个冬天，但在匮乏的情况下有些人的耐心已逐渐消失。1918年1月，在一些最大城市里，约有五十万工厂工人对恶化中的物质条件发动罢工。政府并不在谈判上花时间，部队很快就把罢工工人送回去工作。然后鲁登道夫密令所有军队指挥官要保持两个营处于待命状态，以对付平民的骚乱。  
　　到1918年2月中，鲁登道夫在西线摆开了一百七十八个师，但它们比协约国的一百七十三个师在数量上并不多。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兵力，包括一百二十三万二千步兵，二万四千骑兵，五千五百门重型野炮和八千八百门轻型野炮。同这些兵力对抗的，是协约国的一百四十八万步兵，七万四千骑兵，六千八百门重炮和八千九百门轻炮。但德军在每个师的步兵武器方面占优势：重型和中型机枪，德国是三百五十挺，协约国为六十四挺；迫击炮，德国是五十门，协约国为三十六门。协约国的空军力量比德国将近强三倍——在英国防区是一千二百五十五架对德国的一千零二十架；在法国防区约为二千架对四百七十架。但德国战术家在他们需要的地方集中使用他们的飞机，因而抵消了这种优势。  
　　一百二十五英里以上的战线分派给英国四个集团军——从北到南是第二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包括后备军和两个葡萄牙师在内，共计五十九个师。至少有九十七个法国师展开在一条三百英里长的战线上。十个比利时师和五个美国师补充了协约国的兵力。  
　　整个冬季，德国士兵接受渗透战术的训练，该战术曾被设计出来用于夺取里加的战斗，并在此后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得以再次运用。强调必须保持冲劲。突击部队的营或较小些的分遣队，绕过抵抗激烈的据点，被训练来渗透缺口和防守薄弱的阵地。此后，由团预备队从正面向顽抗的孤立据点发起突击，同时，扇形展开的突击部队则从后面进攻。鲁登道夫向鲁普雷希特皇子解释说，“我们打开一个缺口。其余部队跟踪而进。我们在俄国就用这种方法。”  
　　鲁登道夫打算给英军以最有力的打击。英国是协约国的柱石。他指望没有受过弹性防御训练的英军，将被德国的猛攻所粉碎。虽然这种防御至少已经用了一年，但对英国统帅部来说仍然是一无所知。从俘虏和逃兵中缴获的德国训练手册，已交给英国主要将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和采取预防措施，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得其要领，这一点在紧接而来的进攻中是明显可见的。  
　　按照德国的训练，前线部队的机动性是这样保证的，即只派三分之一部队守战术据点，同时三分之二留在地下掩蔽部或其他后方堑壕，准备击退在他们防区任何一点上的进攻者。可是，英国将领所组成的委员会，把这个制度倒转过来，他们建议，把三分之二英国部队分派在前线的防御阵地上。  
　　从3月10日开始，德军炮轰香巴尼的法国防御工事，并对凡尔登和兰斯两地发动牵制性突击。那天英国的空中观察员报告，有大批敌军乘火车和经公路向与英国第三和第五集团军对峙的防区运动。而且，对弹药集积所的观察和来自逃兵的情报，都证实了对迫在眉睫的进攻的猜疑。德国的准备工作到3月19日都已完成。突击于3月21日开始。  
　　指定突破英国防线的三个德国集团军是，北面冯·贝洛将军的第十七集团军，中央格奥尔格·冯·德尔·马维茨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和南面胡蒂埃尔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威廉皇子统率的部队实行佯攻，以欺骗法军，使他们料想将在瓦兹河南发起突击。  
　　鲁登道夫打算连续猛攻到索姆河上省辖城镇佩罗内的两岸，然后德国右翼向北横扫英国的侧翼。这次代号称“米夏埃尔行动”的进攻，是在一条五十英里战线上开始的。从瓦兹到拉费尔的那个紧靠圣康坦北面的防区，是分派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同时从那里到阿腊斯附近的斯卡尔珀河阵线，则由第二和第十七集团军进攻。德国兵力总计七十一个师，但只挑选三十二个师携带二千五百门火炮投入战斗。  
　　面对德国第二和第十八集团军的是高夫的第五集团军，由十二个师组成，稀疏地展开在一条四十二英里的战线上，从法国第六集团军的侧翼向北延伸到佩罗内—康布雷公路。朱利安·宾爵士将军比较幸运。他的集团军有十四个师，防守着一条不过二十八英里的战线，与德国第十七集团军和仅仅是第二集团军的右翼相对峙。德军是充满信心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参谋长写道：“用不到预料，法军会落荒而逃，并会立即仓皇求助于他们的协约国同伴。”  
　　1918年3月21日上午4时40分，早已对准第五和第三集团军防区的几千门德国大炮和迫击炮，连续六小时猛烈发射高爆炮弹和毒气炮弹。到第五小时，炮轰改为徐进弹幕射击，那时由后面另外二十八个师紧密配合的三十二个师，在被辛辣的烟和毒气加浓的雾气中开始进攻。因为德国炮手都是按地图发射，他们射击的准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英军的防御工事和交通线成为一片废墟，很多破坏是由于他们未能采用弹性防御原理而造成的。即使是突击部队的小分遣队，因为是从后面进攻，也压倒了坚强防守的孤立地区。第一天战斗结束时，整个英军防线崩溃了。二十四小时后，高夫的第五集团军已被击退。为防止进一步的灾难，高夫下令他的集团军残部退到索姆河后面。  
　　宾的第三集团军尽管在前沿遭到局部损失，仍有纵深防御地区，能够使德国的第十七和第二集团军除已从高夫那里夺走的领土外，不能再获得多大的领土。因为德国两个集团军未能照鲁登道夫所期望的那样进展，他修改了他的策略，利用保护着第二和第十七集团军南侧翼的胡蒂埃尔的第十八集团军所取得的进展来扩大战果。  
　　胡蒂埃尔奉命沿着索姆河两岸向海岸进击，同时向北和向南展开，猛攻英军和法军。鲁登道夫推测，在法国的优先程序单中，保卫巴黎将居首位，而英国主要关心的，将是确保海峡港口。这些不同的利益所在将把任何联合行动的需要置于一边。  
　　当小股的单独的法国分遣队前来支援高夫的阻滞作战时，胡蒂埃尔最初沿着索姆河南岸的顺利推进的速度放慢了。3月25日，一支英法混合部队，在埃米尔·法约尔将军的率领下，出现在索姆河之南。同时，六个法国师开了上来，但在胡蒂埃尔前进之前，他们退向了西南，好象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巴黎。他们的行动表示，贝当最为关心的确实是动用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保卫巴黎。贝当自己的后备军部署在苏瓦松和兰斯之间，他怀疑德国将在那里开始对巴黎的大规模进攻。  
　　3月27日，胡蒂埃尔向法国首都进行了一次最深入的挺进，他部下的几个师攻占了距巴黎约三十二英里的蒙迪迪埃镇。但是筋疲力尽和补给不足使德国人放慢速度。马维茨的第二集团军选择亚眠作为目标，但后方战线的后勤部队，包括两个美国工程兵连，冲了上来把他阻止了。乔治·G·S·凯利将军率领的、迅速集结起来的兵力表现不错，取得极为重要的成果。从3月28日至30日，德军对凯利部队防守的堑壕线徒劳地冲击了三天。4月4日，在进行了同样无效的第二次进攻后，他们疲乏地退走了。  
　　然而，鲁登道夫在1918年的第一次攻势，仍是作战技术的杰出范例。他的军队在八天中冲过了四十英里领土，这在长期的静态防御战争中是创记录的。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英军，约有十六万五千五百人伤亡，法国方面是七万七千。英法的被俘人员共计七万人，被夺去的野炮在一千一百门以上。当迅速前进的德军缴获了他们的两百万瓶威士忌酒时，通常沉默寡言的英国人也震惊了！  
　　可是，从更广的前景来看，鲁登道夫赢得的胜利是不可靠的。他损失了二十三万九千部队，其中许多士兵都受过突击部队渗透战术的高度训练，这是无法再弥补的。德国的人力严重不足，而美国部队却不断增援协约国。5月25日，潘兴将军把在人力上等于八个法国或英国师的四个美国师交由贝当调度。因为他们缺乏战斗经验，法国指挥官把他们送往平静的防区，以换下法国师开赴主要战线参战。  
　　鲁登道夫第一次开始失望了。他发现“敌军抵抗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决不能被拖进一场消耗战中去”。当战斗逐渐减少时，德军精力消耗得太多，不能追击退却中的协约国军了。当气喘吁吁的英国人停下来休息时，许多追击的德国人也在附近躺了下来，疲乏得不能用他们的步枪来射击。  
　　鲁登道夫的军事丰碑出现了其他裂缝。德国小说家和诗人鲁道夫·宾丁，在他的战争日记中记下了喝醉酒的德军在阿尔贝尔附近劫掠的情景，“士兵们都摇摇晃晃，士兵们简直不能行走……街道上淌着酒。军官们对喝醉酒的滋事之徒毫无办法。”宾丁记道，当德国人“因喝酒而振作起精神，于第二天开出阿尔贝尔时，他们都立即被几挺英国机枪扫倒在铁路路堤上”。  


协约国指挥权的统一  
　　英国第五集团军的实际毁灭和其他部队的普遍遭劫，迫使协约国作出拖延了很久的决定——建立单一的指挥部，以向敌军最强的地方迅速地调配增援部队。最高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力。该委员会是为了防止又一次卡波雷托而成立的，它无权支配法—英指挥官将应急部队相互调遣。  
　　当委员会领导人建议，给他们掌握三十个师作为后备军时，黑格曾立即加以反对，说他无法满足他的定额。他解释说，“我可以同一个人打交道，但不能同一个委员会打交道，”这位英国指挥官提议，他和贝当互相支援——而这一安排曾在战斗中垮台。在敌军猛击高夫的第五集团军时，黑格再三催促贝当支援，可是援军从未来到。  
　　贝当担心德军可能在兰斯前线发起攻势而突破，然后向巴黎前进。他要他的几个师迅速向西南撤退，以保卫首都。黑格答复说，这样的决定将在英军和法军之间留下一个大缺口，为德军扇形展开和歼灭协约国军造成机会。贝当听了无动于衷。  
　　根据迟做总比不做好的精神，3月26日，英法领导人匆匆于杜朗这个小镇集会。雷蒙·彭加勒总统主持会议。英国战时国务大臣艾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和克列孟梭先在一个角落里简短商量后，再同彭加勒商榷。根据法国总理的提议，委员会宣布：“福煦将军负责协调亚眠周围战线英军和法军的行动。”黑格和贝当一起，极力主张授予福煦全权统率西线的全部协约国军。4月14日，福煦被正式任命为在法国的所有协约国军的总司令。  
　　黑格渴望自己从属于福煦，这有效地挫败了英国首相想把他免职的意图。不过，深信“黑格是个华而不实的人物”的劳合—乔治，不得不谨慎行事了。下院保守党的支持对于劳合—乔治的政治生涯是极为重要的，而他们是全都赞同黑格的，并且黑格还得到了英皇乔治的信任。黑格的从属角色，现在已使劳合—乔治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把他免职了。

二十五、巴黎大炮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随着战争艰难地进入1918年，白天空袭巴黎成为自取灭亡。首都和敌军战线之间的防御地带，遍布着经过改进的高射炮群和高速战斗机。用戈塔式轰炸机进行夜袭逐渐增多，但除月明之夜外，准确性几等于零。城市不但灯光熄灭，而且遍布高射炮，进袭者只能高飞，而对他们的目标也就不准确了。在飞机来到前，有效的警报系统使每个人有了充分的准备。  
　　保卫巴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依着流动着的塞纳河的轮廓，在马恩河环形地带的两岸，建造了一个模拟的城市，以欺骗德国飞行员。还加上明显的界标，以便敌机驾驶员易于认识。但德国人并未长期受骗。  
　　3月23日，上午7时后几分钟，巴黎城北街道上突然一声爆炸，建筑物震动，窗户碎裂。没有伤人，这件事故留交例行调查。二十分钟后，相距一英里半，在加雷德莱斯特附近，发生第二次爆炸，八人被炸死，十三人受重伤。  
　　不久，法国人就认识到，二十分钟间歇的爆炸，是敌人以某种方法造成的。对现场找到的和从尸体中取出的金属碎片进行检查，发现碎片太厚了，不象是炸弹。军火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粗糙的金属厚块都是来自炮弹弹壳。但相距最近的敌人阵地差不多在六十五英里之外，而最重型大炮的已知射程不会远于二十英里。法国人还不了解的是，德国设计师已经研制了三门大炮，每门有七十五英里射程——恰为从巴黎到置放大炮的所在地圣戈班森林的距离。  
　　为了达到这个距离，克虏伯的军械工人造了一支差不多有十二层大楼高的炮筒——长一百十八点二英尺，炮口直径八点二六英寸。它的二百七十六磅重的炮弹，是由堆到十二英尺高的四百三十磅火药发射的。以每秒钟五千五百英尺的初速把炮弹推向二十多英里高的上空，它在极高的同温层中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地猛冲，然后借助引力向巴黎作弧形下坠。发明人埃贝哈特博士运用数学计算来推定所有因素——炮弹、火药量、三分钟空中飞行和大地的曲率——间的相互关系。  
　　如此特长的炮筒是不能支撑它的自重的——不论该钢材的刚性多么好，在近炮口处炮筒无可避免地要下垂几英寸的。埃贝哈特用悬臂支架支撑炮筒，克服了这个问题。设计了可以沿着铁路轨道滚动的有轮缘的车轮，为其提供机动性。这个怪物总重三百七十五吨，大炮本身就有一百八十吨。炮筒按固定的五十度的角度升高，而射程的增加或减少则由改变黑色火药的数量来调节。巨大的铁路旋车盘可使炮架和大炮作水平面的旋转以改变方向。  
　　然而，即使埃贝哈特的天才也无法预言将击中巴黎的哪一个地区。炮轰开始前几天，德国特工人员就接到了报告每发炮弹击中的地方的命令，但根据他们的报告进行的计算，甚至无法使一发炮弹击中战略目标。所有炮弹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在公园、公共建筑物、住宅和医院。仿佛要表明它的非战略目的似的，巴黎大炮于3月29日耶稣受难日，作了它最悲剧性的一次发射。下午4时30分，教堂里到处都是跪着做礼拜的人，那时，一枚对着巴黎中心的圣热尔韦教堂飞来的炮弹中止了其行程而落在屋顶上。  
　　支撑拱顶天花板的一根大柱断裂丁。数以吨计的石块哗啦一声坍了下来，压死了八十八人，内中有六十九个妇女，三个儿童；另有六十八人受了重伤。4月2日，星期二，举行了大规模葬礼，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参加。鲁登道夫下令巴黎大炮在那天下午保持沉默，但德皇却兴高采烈地乘汽车驶往圣戈班，他亲自向炮手们祝贺。  
　　有一门大炮爆炸，炸死了五个炮手。在其余两门大炮被探出大致的坐落地点时，法国人动用了他们最为强大的炮队，将雨点般的炮弹射向该森林。德国人料到有这一着，在离秘密地点几英里的地方发射空炮弹，以此迷惑法国人。并在秘密地点上面张了伪装网，来防止空中观测员对巨炮进行弹着观察。  
　　在发射五十发到七十五发炮弹后，用旧了的炮筒被运到克虏伯厂，把炮口口径扩大到九点一五英才。这种安排使火线上每次只能有一门大炮。在三十九天内发射了一百八十发炮弹后，大炮得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在那里再恢复对巴黎的炮击。每次法国人接近新地点时，德国人就再转移。  
　　到了月底巴黎大炮终于结束其短暂的恐怖统治时，已向这个首都发射了约三百七十发炮弹。在1917年发生过失败主义和反抗之后，法国人对于动摇士气的危险深为警惕。工人机动小组奔赴每一发炮弹爆炸的地点，运走碎片，重新铺筑街道。为了抹去德国任意射击所造成的一切可能的伤痕，损毁的公共建筑物总是修复成它们以前的样子。军事设施则从未被击中过。

二十六、埃纳攻势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贝莱奥森林  




　　在探索取胜之道时，鲁登道夫判定英国人是不能在又一次大败中生存下去的，他准备在佛兰德发起打击。因为那个地区的英法联合部队极为强大，足以击退那里的任何进攻，鲁登道夫策划了一个方案，设法把一部分法国兵力吸引到别处去，从而使形势对德国人有利。他选择了谢曼－德－达姆，该处是1917年尼韦尔将军遭遇不幸的地方。  
　　贝当将军曾一向担心德国人可能企图攻占这十五英里长的陡峭山脊，但终于被消除了担心，认为这个地方会依然是一个“平静的防区”。法国驻防部队剧减，以支援其他战线的部队，四个受到严重挫败的英国师派到谢曼—德—达姆去休整。  
　　鲁登道夫仔细周到地制订他的计划。在攀登这三百英尺毫无遮蔽的斜坡之前，他的部队首先得渡过埃莱特河，以及穿越其周围的分布着积水弹坑的沼泽地带。在攻占山脊后，德军下一步得渡过二百英尺宽的埃纳河，并在协约国援军到达之前夺取南岸。取胜要靠奇袭。  
　　采取了精心安排的预防措施，特别要避开每天作侦察飞行的协约国飞机以便把备战的行动隐蔽起来。所有去集结待运地的部队调动都在夜间进行，在白天，不准有超过一个营以上的兵力编队或行进。大炮和马匹都隐蔽在靠近树木多的地方，给牲口喂料和饮水都分小批进行。夜间活动留在地上的踪迹都擦掉。在前方地区，运货车和炮架的轮子为了消声，都用锯屑袋作“轮胎”。在突击发动前一天晚上，工程兵们装配桥梁时，在沼泽中青蛙的一片呱呱的受欢迎声中完成了这件工作。  
　　炮兵的展开归格奥尔格·冯·布鲁赫米勒上校指挥。突击前不到两周，潘兴的战斗部署处首脑塞缪尔·T·哈伯德少校提出告诫，敌军的下一目标将是谢曼—德—达姆防区。在战斗情报方面是位新手的哈伯德推断德国将选择这个地区，因为该地实际上是协约国伤员和筋疲力尽的人的休养营地。哈伯德还说，这个防守薄弱的山脊是个明白的标志，即协约国并不以为那个地方会受到进攻。  
　　福煦和贝当把哈伯德看作是个未经战斗考验的新手，而竟敢在复杂的情报专业方面进言。最后，哈伯德说服了法国情报处首脑德·库安特上校。但是，库安特象他在凡尔登的前任一样，未能说服统帅部，而统帅部是赞同第六集团军指挥官德尼·迪歇纳将军的意见的，谢曼—德—达姆防区就在该将军的辖区内。  
　　迪歇纳的集团军由七个法国师和四个英国师组成。由连遭挫败的部队和无经验的新兵补充的英国师，防守谢曼—德—达姆山脊的东半部，法军则防守西半部。面对协约国军的是两个德国集团军——贝洛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马克斯·冯·伯恩将军的第十七集团军——包括前线十七个师和后方十三个师。  
　　1918年5月27日午夜后一小时，四十英里前线上的四千门德国大炮同时向法国第六集团军开火，使整个谢曼—德—达姆处在炮火和毒气下透不过气来。轰击开始后头几个小时里，迪歇纳的全部指挥系统就陷于混乱了。他的前沿地区的指挥部、军火库、通讯中心和铁路末站，都被最初的炮火击中。  
　　迪歇纳对下级和部队的残暴，使得无人为其尽忠。他还不顾贝当的在纵深系统运用弹性防御的指示，墨守把大部分步兵分派在前沿防线的战术，致使前线甚至在德军前进前就已死伤累累了。  
　　当熹微的晨光照射到滚滚烟火时，大量德国步兵出现在弹幕后面。不到一小时，他们就占领了半个谢曼—德—达姆。迪歇纳甚至没有时间炸毁横跨埃纳河上的桥梁——桥上早巳挤满大量步行赴南岸的德军了。到日暮时，德军窜犯的地方比堑壕战开始以来哪一天都多，他们跨过了三条河——埃莱特河、埃纳河和韦斯勒河——到了十三英里外的菲斯默村。  
　　鲁登道夫的时间表要求他的牵制性挺进在菲斯默停下来。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协约国后备军急忙抽调上来阻止他的部队，而鲁普雷希特皇子则做好一切准备向空虚的佛兰德防区发起打击。但鲁登道夫抵不住可能的惊人胜利的诱惑，他允许继续进攻。在他们滚滚向前时，德国部队展开来，占领了苏瓦松的关键性的铁路中心。到5月30日，德军又到达马恩河畔的夏托－蒂埃里，离巴黎还有三十七英里，在四年前他们曾在这个地方被赶走。  
　　在法国统帅部，迪歇纳的声望依然是高的，直到他的被打败和士气涣散的第六集团军丢下巴黎，让它暴露于入侵敌军前为止。他的成千的惊慌失措的士兵，扔掉了武器和军装，然后消失在络绎不绝经过首都南行的成群结队的平民中。  
　　法国人求助于潘兴将军，于是潘兴派美国第三师增援迪歇纳的第六集团军。这个没有经验的师那时正在一百英里以外接受基本训练。6月1日，乘火车和卡车火速赶赴马恩河的这支庞大部队，从久经沙场的德军那里接受炮火的洗礼。以后七十二小时，开初吃惊，继而目瞪口呆的德军被阻止渡越马恩河。在夏托—蒂埃里以西向巴黎前进的德国部队只得同美国第二师对阵。这是一场反复的争夺战。短兵相接的血战，突然把进攻者制止了。鲁登道夫于6月6日结束攻势。这次攻势是他在西线的杰出的战术上的成就。  
　　德军在5月28日受到严重的心理上的打击，那时美国第一师攻占了康蒂尼村。这是第一次美国的独立作战，德军在半小时稍多一点的短暂而猛烈的战斗中被击溃。这一场所的损失是关键性的。康蒂尼座落在一块高地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协约国阵地，同时屏障德国的后方区域。  


贝莱奥森林  
　　在急忙赶往具有威胁性的德国突出部的协约国后备军中，有美国第二师的第四海军陆战旅，这个突出部由苏瓦松、兰斯和夏托—蒂埃里形成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美军被派往夏托—蒂埃里西北、靠近贝莱奥森林的战线，在那儿，法国部队正从有利的陡坡阵地上溃退下来。6月3日傍晚，退却中的法军在这个防区外几英里的地方遇见了海军陆战队。一位法国少校去见劳埃德·威廉斯上尉，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敦促他退却。威廉斯反驳道，“退却，他妈的！我们刚到这里！”他手下的一位排长回忆，他的话“如燎原之火迅速地传遍部队”。  
　　紧挨着这个同名城镇南面的贝莱奥森林，树木茂密，矮树丛生，其间遍布岩块和大的砾石，临着通向吕西—勒博卡热村和布雷舍村的麦田。德军用面向村庄的三重堑壕线把这座森林布防起来。象棋盘般地排列的互相支援的机枪掩体，把进攻者置于来自所有方向的火力之下。沟壑、溪谷和狭路，都由发射纵射火力的马克沁重机枪来控制，狙击手的散兵坑都隐蔽在紧紧缠绕着的灌木丛后面。一排一排的有刺铁丝保护着这个系统。  
　　一份错误的法国报告，使海军陆战旅指挥官詹姆斯·哈博德准将错误地以为贝莱奥森林除东北角外是没有德军的。海军陆战队缺乏通常来自战斗经验的起码的谨慎态度，忽视了对这个地区进行搜索。  
　　6月6日拂晓，海军陆战队开展进攻。当士兵们排成四行——每人相距十五英尺，每行相距六十英尺——大踏步前进时，德国枪手看了简直不能相信。然后连续的机枪把他们扫倒了。然而，海军陆战队不愿认输。他们反复向前进，为夺取这个地区一码一码地战斗着。贝莱奥森林是很适合狙击行动的，而这是许多美国人的普通技能。  
　　经过三周的战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敌人赶出了森林。德军是很少碰到这种战士的，他们怀着勉强的钦佩称他们为“魔犬”。美国第二师计伤亡九千七百七十七人，其中五千一百八十三人是海军陆战队员。  
　　从军事标准来看，贝莱奥森林之战的成果是不大的，但它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随着夏托—蒂埃里胜利之后，协约国目睹德国在美国的打击之下垮掉了。  
　　按照法国政府的指示，接替迪歇纳的让·德古特将军把这座打成了秃山坡的森林重新命名为“海军陆战旅森林”。现在归美国政府所有的这座森林，仍是大战期间在欧洲作战的所有美军的纪念物。

二十七、德国的暗淡日子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埃纳—马恩攻势  
亚眠  
圣米耶尔  




　　美国参战后，慷慨地支援协约国。到1918年夏，运往海外的食物和补给，增加到每月近一百万吨。但是，望眼欲穿的部队运输船只直到1918年春才开始到达。即使在那个时候，协约国军事领导人仍低估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工业潜力。当福煦预言大战将持续到1919年秋时，很少有人持不同的意见。  
　　后来年代的大部分英法著作家，写美国参战都只限于不足道的寥寥几笔。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记事巨著《世界危机》，分了四卷出版。如果把他讲到美国武装部队的篇幅加在一起，它们总计十页左右。这不是有意贬低。在持续了足足四年多的战争中，美国人只在最后六个月中参战，而且与协约国的惊人损失相比，美国的伤亡是微小的。  
　　开头的时候，美国部队都和英法军队编在一起。潘兴曾同意这种安排，但保留他的组成一支独立美国军队的计划。在威尔逊总统和牛顿·D·贝克陆军部长的支持下，潘兴说服现在是协约国军总司令的福煦，得到他的同意，在8月10日组成了独立的美军指挥部。福煦最初对美国的作战能力是有怀疑的，现在称赞他的新盟国了。潘兴同意福煦的要求，第七十七师继续归协约国指挥。在以后几周中，美国军队防守了整个战线的近四分之——比筋疲力尽的英军防守的战线长得多。  
　　德国的最后战役以3月21日的米夏埃尔行动为开始，包括1914年第一个大战役曾夺取过的很多领土。但是当美国的人力壮大了协约国军队后，鲁登道夫的大规模进攻就逐渐减弱了。他最后一次的被称为第二次马恩之战的进攻开始于7月15日，不过两天之后就告终——1918年四个月的战斗，使德军付出了八十万无法补偿的部队的代价，而美军则轻易地补充了协约国方面合计的三十五万人的损失。  


埃纳—马恩攻势  
　　德国未能有喘息的机会。自7月18日开始，德军连续遭受猛击，被迫采取守势。福煦策划的反击，要攻下敌人的三个突出部，收复经过前线、把亚眠和阿兹布鲁克这两个战略接合点连接起来的铁路线。最初的矛头都指向以前德国大规模进攻期间形成的突出部——来自第一次进攻的亚眠突出部；第二次突击造成的埃纳—马恩；以及自1914年以来已经存在的圣米耶尔。  
　　派了四个法国集团军去袭击埃纳—马恩突出部的环形防线。面对突出部西边的是夏尔·芒让统率的第十集团军（他在尼韦尔的大败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后，已从默默无闻中恢复过来），以及让·德古特将军统率的第六集团军，其次是马里·德米特里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和亨利·贝特洛将军的第五集团军。支援这些部队的，是八个美国师，四个英国师和两个意大利师。  
　　芒让用他的二十个师，包括两个美国师和两个英国师，率先冲击，他熟练地使用三百五十辆坦克，向具有战略意义的苏瓦松和苏瓦松—夏托—蒂埃里公路大规模进攻，威胁着要瓦解德军的交通。德军抵不住芒让的冲击而退却，用后卫作战来阻滞协约国部队。  
　　苏瓦松以南的美国第一师和第二师，深入到敌人的突出部，但顽强的、由激烈的肉搏战进行的抵抗，推迟了他们的前进。于是八个美国师(二十二万四千人)参加进来，把突出部压成平直，迫使德军退到埃纳河和韦斯勒河。  
　　把敌人赶出埃纳—马恩突出部，为巴黎带来了欢庆，这座城市不再面临入侵的威胁了。8月6日，不到三小时，协约国就夺取并掌握了主动。那一天，感激的法国政府给予福煦以法国元帅的司令杖。  


亚眠  
　　埃纳—马恩突出部被攻陷后两天，福煦和黑格开始削平亚眠突出部。在这一主要由英军担承的攻势中，亨利·罗林森爵士的第四集团军，得到马里·德伯内和乔治·洪贝尔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支援。他们又都得到一支强大的部队——一个有四个师的加拿大军，一个有五个师再加上三个骑兵师的澳大利亚军，和一个美国师——的支持。此外，他们的机动装甲部队包括最新式的六百辆坦克，他们还有二千门大炮。空中支援方面计有八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对付这支强大的部队，鲁登道夫只能集结马维茨的第二集团军和胡蒂埃尔的第十八集团军，共计二十个师，青少年和年纪较大的后备役军人也包括在内。  
　　协约国于8月8日上午4时20分进攻。罗林森的大量坦克，使他能重演在康布雷和以后坦克突击中曾取得显著成果的奇袭。没有用预告进攻的炮火轰击。想把敌人打死或打晕过去的这类炮击，常常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它提醒防守者躲入战壕等待冲上来的步兵。在徐进弹幕射击的掩护下，罗林森的装甲纵队和步兵突然前进。象在康布雷那样，发出铿锵声的车辆使防守者士气涣散，不到两小时，英军就捕捉了一万五千名俘虏和缴获了约四百门大炮。这次进攻甚至出乎比较高级的指挥阶层的意外，一个师级参谋人员正在吃午饭时被俘。到黄昏时，进攻者已越过德军防线九英里。  
　　协约国比较容易地突破防线，揭示了德军的困境。大为沮丧的鲁登道夫终于认识到不可能获胜了，甚至有利的和平也不再行得通了。  
　　他写道，“8月8日是德军的暗淡日子……，……士气已今非昔比。敌人缴获了许多对他们有无可估量价值的文件。……退却中的部队遇上一个新近开来投入战斗的师，就向他们大呼，‘捣蛋鬼’，‘你们在拖延战争’，——一再听到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军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左右之力，听任自己被推着走……8月8日那天还使双方参谋人员的眼睛看清楚了，我的眼睛肯定已经看清楚了。”这位将军不再轻视美军了，承认形势“随着更多的美军参加进来，必然会愈来愈不利”。  


圣米耶尔  
　　自1914年以来，德军就在凡尔登以南的默兹河和摩泽尔河之间守住一个楔形的突出部，以保护梅斯和布里埃铁矿的关键性中心，该矿是德国炼钢所需矿石的丰富源泉。这个突出部插入法国的右侧翼达十六英里，既切断了凡尔登—土尔铁路，又切断了巴黎—南锡铁路。要在默兹河和阿尔贡森林之间的防区进行任何成功的大规模进攻，消除这个突出部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防区已被选作为下一个目标。肃清圣米耶尔突出部的德军，已成为美军在其自己指挥下的第一个行动了。  
　　从突出部的顶端圣米耶尔起，它的西边成斜线地延伸到默兹河东的树木茂密的高地，它的南边从圣米耶尔延伸到摩泽尔河横切河两岸的高地。在高地之间是沃夫勒平原，它被小溪、沼泽、大的池塘和一片片的林地所切隔，不易通行，尤其是在雨天。  
　　潘兴的最后计划要求同时向两边推进，突击的重点放在南边。牵制性的进攻将指向突出部的顶端。为了大规模进攻，集结了超过五十五万的美军和十一万法军的兵力。在参加这次进攻的三个美国军和九个附加的师中，两个军和九个师都无战斗经验。  
　　空军集结了一千五百架飞机，大都是由法国人和英国人提供的，这是为一次攻势所曾集结的最大数量。在突出部的两边，集中了约四百辆法国坦克。三千门以上大炮和三百三十万发炮弹，保证进攻者将使用高爆炸药把敌人阵地彻底炸遍。  
　　德国防御力量包括在火线的八个师和两个旅，以及作后备的五个师。即使潘兴强调采取煞费苦心的保密措施，德军也开始意识到部队和物资的集中预示一次进攻。预料到这一打击将势不可挡，他们于9月11日逐步从突出部撤走了。  
　　下一天上午6时，轰击从突出部的南边开始。三小时后，从西边开始第二次弹幕射击。尽管多方设法，德军仍不能完全免于潘兴仔细安排的结果。工兵用特制的爆破筒——装满三硝基甲苯的长铁管——炸开一排排的有刺铁丝。以锋利的钢丝钳和斧头装备起来的其他士兵，则在密集的有刺铁丝中开出宽阔的缺口。给前进中步兵作保护衬垫用的一卷卷小方格的铁丝网，铺在障碍物上。  
　　进攻部队这样快速地通过乱糟糟的有刺铁丝网，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人的创造性在实战中的运用使法国人感到惊愕。几天后，数百名军官到现场访问，学习这是怎么搞的。潘兴回忆：“其中有一个军官在踏勘之后，一本正经地议论说，美国人比法国人优越之处是他们腿长脚大。”  
　　为截断他的敌手的退路，潘兴下令两路钳形强行推进。在二十四小时内，从南面来的第一师和从西面来的第二十六师在维纳勒村会师。到傍晚，这个突出部基本上被攻陷了。仅仅因为以前同福煦有过协议，使美军未能向梅斯推进。  
　　在不到三十小时的战斗里，德军有一万六千人被俘，四百五十门大炮被缴获并失地约二百平方英里；他们士兵的伤亡数不详。美军的伤亡计七千人。

二十八、默兹—阿尔贡攻势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8月份以来德军的连连败北，使福煦深信胜利能够在1918年赢得，而不是他以前预期的要一年以后了。协约国作战是要瓦解从伊普雷东北的海岸延伸到瑞士边界的兴登堡防线。（这个战役本身并没有扩大到凡尔登以东。）预定在9月26日发动的攻势，打算夺取或切断德军赖以调动部队和补给的铁路线。丧失了它的运输系统，已经削弱的军队将进一步被削弱。  
　　载运德军和物资到前线的铁路，从梅斯向西北延伸到梅济埃尔、奥努瓦、莫伯日、蒙斯、根特和布鲁日等主要接合点，那里有许多支线通向不同防区。福煦的计划要夺取包括梅济埃尔和奥努瓦这两个铁路接合点在内的五十英里狭长地带，截断德国退路，从而把他们暴露在一次次突击之前。这一机动意在实施钳形攻击——法英部队从西面向奥努瓦推进，与从南面的默兹—阿尔贡向梅济埃尔大规模进攻的法美部队会合。  
　　协约国在默兹—阿尔贡的作战胜利将使他们占领铁路系统，并阻断分开的敌军部队之间所有地上交通。这一打击将使德军只得走经列日和莱茵河流域的迂回费时的路线，来恢复他们支离破碎的联系。  
　　鲁登道夫认识到，在快速前进的猛攻下，他的部队简直不可能指望有秩序地通过列日的拥塞隘道而撤退。因此，德军继续进一步加强已经戒备得非常森严的默兹—阿尔贡地区。每一个树林和村庄都变成一大片障碍物，并在前方阵地后面还建立了好几道防线。在分派给潘兴进攻的防区那里，铁路线比较靠近前线，面对该防区，已经构筑了纵深十英里的堑壕防御系统。  
　　德军的有利条件，在于默兹—阿尔贡地形是天然适合防御的。正好在默兹河的东面，就是科特—德—默兹的陡峭高地，这是优良的炮兵射击阵地，并且是进攻者几乎攻不破的障碍。阿尔贡的峭壁和有很深裂缝的山丘，由在防线之间来回迂回的几英里的有刺铁丝、混凝土机枪掩体、重机枪和各式各样障碍物连成一个设防地区。  
　　在默兹和阿尔贡的中途，有一座能够看到周围地区全貌的戒备森严的蒙福孔山丘。二十英里的正面已被加强固守，唯一可行的突击方法，是猛攻蒙福孔两边防线的突出部，用侧翼进攻来扩大突出部，然后威胁防守者的后方以迫使他们退却。  
　　不象以前的法国和英国攻势那样，在进攻之前要作几个月的准备，九个美国师在仅仅一周内就向前线推进。只有三个师有过进攻经验，并且，四个被派有炮火支援的师同他们的支援部队既未曾一起作过战，也未曾一起受过训练。还有三个师在近处作为后备队。在从圣米耶尔短距离调动部队中发生了运输上的意外困难，到进攻那一天，只容一个经过战斗考验的师开抵前线。可是，美军以八对一的比例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德军。  
　　在向德军全线发起的进攻中，默兹—阿尔贡仅仅是其中一个防区，同时有比利时军和英军在佛兰德进攻，和英军在康布雷－圣康坦绵亘的田野。法军在中央的香巴尼进击。协约国合起来的兵力有二百二十个师——一百零二个法国师，六十个英国师，四十二个美国师，十二个比利时师，两个意大利师和两个葡萄牙师。除美军外，全都不满员。在决定行动计划时，福煦是个热忱的人。他的战斗口号是“人人作战”，他派出一百六十个师到前线，六十个师作后备军。  
　　对付协约国部队，德军只能集结起一百九十七个师——一百十三个师在前线，八十四个师作后备军。除兵力的严重缺额外，这支军队同以往几年一度不可一世的力量相较，已大不相同了。来自国内战线的饥饿的传闻，加剧了部队自身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  
　　在夜间，有近六十万美军进入默兹—阿尔贡作战地区，同时，法军守卫着前哨，直到战斗爆发，成功地使德军无法逼近以进行侦察。支援美军的，有二千七百门法国制造的大炮（半数都由法国炮手操纵），八百二十一架飞机和一百八十九辆法国小型坦克。  
　　9月26日清晨5时30分，在三小时的炮击后，进攻发动。亨利·古罗将军的法国第四集团军首先前进，继之以潘兴的第一集团军。行动受到清晨的浓雾、数千个弹坑、有刺铁丝网、滑脚的沟壑和密林的阻碍。  
　　黄昏以前，第一道防线已被美军攻下，美军还大规模进攻蒙福孔两边远离主阵地的突出部，并在第二天中午前由第五军的第七十九师占领它。除阿尔贡森林外，美军在同一天还占领了德军的第二个阵地。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急忙从西线其他防区增调了七个师。  
　　到10月1日，顽强的抵抗制止了大规模进攻，但有经验的士兵代替新兵后，在10月4日恢复了攻势。在以后四周中，美军进行顽强的正面战斗，以不断增加伤亡的代价，夺取了第三道防线。  
　　对许多在国内从事狩猎的美国人来说，在茂密和错综的矮树丛中与难于辨认的敌人交手，并不是什么新经历。他们带来了关于武器的知识。在近距离战斗中，没有比12毫米口径锯短的猎枪更致命的了，德国人称使用这种武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这种叫嚷被置之不理。  
　　军队中不断增加的麻烦引起了许多问题，潘兴把他的兵力一分为二，迅速解决了这些问题，第一集团军的指挥权交给亨特·利格特中将，负责默兹—阿尔贡战线；第二集团军交给罗伯特·布拉德中将，防守默兹以东的战线。  
　　10月31日，阿尔贡森林陷落给美军，他们已从进攻阵地向前推进了十英里。同一天，古罗的部队到达离出发阵地二十英里的埃纳河。美国的压力，迫使鲁登道夫动用他的二十七个最精良的后备师，以增援其摇摇欲坠的默兹—阿尔贡战线。美军吸引了这许多部队来对付美军，因此大大地减轻了在其他防区的盟军的负担。

二十九、停战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协约国对兴登堡防线的打击，使德军摇摇欲坠。在德军差不多已从法国的全部和比利时的一部分土地上撤出时，战斗转化为猛烈的后卫战。德国的人力在下降中——约为协约国兵力的百分之三十七。在10月底，只有一个新建师列入后备军，拥塞的铁路使军事运输成为爬行，有五十多万士兵都处在离前线很远的地方，许多部队简直就开了小差。自8月协约国削平亚眠突出部的“暗淡日子”以来，除伤亡外，约有三十万德军被俘，鉴于人力的极度缺乏，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从陆军名册上勾销了三十二个师。  
　　当春季攻势的收获到9月丧失时，鲁登道夫的权威消逝了。9月26日，正当默兹—阿尔贡进攻发动的时候，保加利亚退出了大战，这对他是一个双重的打击。两天后，他在精神上垮掉了。本来开始时是例行的参谋人员检讨军事形势的会议，却变成了一阵阵悲叹的会议，鲁登道夫在会上为德国的困境，责备除他自己以外的每一个人。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激烈的议论时，他的为难的下属坐立不安。最后，他因虚脱而倒在地板上。那天傍晚，仍然颤抖不已的鲁登道夫以他模糊的仅能被人听懂的言词，劝告兴登堡从所有占领的西方领土撤退，并根据看来是他曲解了的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建议中所表示的条件求和。兴登堡同意，并告知德皇，“形势要求立即停战以避免一场大灾难。”  
　　与此同时，德国的同盟国都垮了。协约国在西线的前进，使希腊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又有了希望，深信奥地利军队不能再指望得到增援，他们在自己的不同战线上出击。连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取胜的艾伦比将军，结束了奥斯曼帝国。  
　　德国和奥地利现在都单独作战了。得到协约国部队增援的意军进击皮亚韦河，迫使奥军退出意大利。不满情绪蔓延在整个哈普斯堡帝国，它的一些隶属国家宣布独立。处于革命动乱中的奥地利，于11月3日投降。  
　　为寻找适当的代言人同协约国打交道，德国政府于10月4日任命巴登的马克斯皇子为总理，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由派观点。二十四小时内，和平试探者经由瑞士政府被派往华盛顿，但威尔逊总统推迟了两天才答复，没有通知协约国，他仅仅问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马克斯皇子于10月12日发出了他的第二个照会，原则上接受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他还说，他代表德国新政府和人民发言。威尔逊总统有接受的倾向。  
　　可是，那一天，客轮“伦斯特号”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中了鱼雷，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的四百余人丧生。威尔逊在10月14日的答复中余怒未息，在德国继续奉行其“不合法和不人道的做法”时，他断然拒绝考虑任何谈判。  
　　德国的情况一天天变得更加危急了。半饥饿折磨着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流行性感冒的传播夺去了成千个受害者的生命，而煤、煤气和其他燃料的缺乏则预示着困境的加剧。当国内战线看到军事上失败时，信心开始消失了。德皇不再被人尊敬为至高无上。“打倒德皇”成了富人和穷人的共同想法。威廉现在被看成了和平的主要障碍。  
　　德皇于10月27日试图通过迫使鲁登道夫辞职来顶住失败。但他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下一天，威廉港爆发了海军反抗，并蔓延到基尔的公海舰队。红旗飘扬在战列舰的樯上，成千的水兵唱着马赛曲，在街道上行进。军官很少见到，偶尔遇到的都解除了武装，并被强行戴上红帽章。到11月4日，起义已席卷整个德国的北部，并迅即蔓延到南部和西部；所有的莱茵河上的渡口都被反抗者占领。11月7日，由中央党的领袖、新任国务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开始同福煦元帅在贡比涅的火车车厢里谈判。  
　　11月9日，兴登堡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总部一次正式会面的场合，告诫他的君主，德国军队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并说，“我必须劝告陛下退位，并前往荷兰。”在不到四十八小时内，震惊的威廉接受了劝告。在兴高采烈的协约国军能够集结起来侵入德国之前，一个共和国宣告诞生，停战条约于11月11日签订。  
　　德国同意从所有侵入的领土撤出，包括于1871年从法国夺取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它还保证遣返所有协约国的军人和平民俘虏而不要求立即交换，并交出大量战争物资，内中包括五千门大炮和二万五千挺机枪。可是，对德国工业未加触动。  
　　十艘战列舰、六艘战列巡洋舰、八艘轻巡洋舰和五十艘驱逐舰的公海舰队连同全部潜艇，都被扣留。后来，这些水面舰只驰往斯卡帕弗洛的英国海军基地。法国人指望接收其中大部分舰只作为赔偿的一部分，但1919年6月，英国人毫无办法地瞪着眼看着德国水手把他们的战舰凿沉了。  
　　在德国崩溃时，将军们隐退了，避免在有条件的投降中扮演任何角色。没有高级军界人物参加停战的进程。鲁登道夫生怕有人会杀他，穿起便服和戴上黑眼镜化了装逃亡瑞典。埃茨贝格和他的同事担负着指引德国走向停战的重任。  
　　受克制的宣传运动强调指出，德国并没有被打败，而最高统帅部求和，为的是防止进一步流血和结束对妇女儿童的饥饿封锁。后来，在这种虚构逐渐消失时，军队则指责说，它被国内战线卖国贼“在背后捅了一刀”。军人反诘道，停战线不是终究在比利时和法国领土上吗?（根据停战条件，协约国部队占领了莱茵兰，但没有占领德国其余地方。）  
　　鲁登道夫于1919年回国，并象他的政治上同伙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捡起这个口号。在战败和怀恨的德国人中，没有什么口号比“背后捅了一刀”这一说法更易于触人心弦的了，这个主题成了纳粹教义的一根支柱。埃茨贝格是他们这种鼓吹的一个早期受害者。1921年，两名前军官把他当作签订停战条约的“卖国贼”，开枪把他打死了。  
　　很少有人同意潘兴将军的意见，即把停战——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谈判—一同无条件投降混淆起来是有潜在危险的。这位美国指挥官于1918年10月30日致函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他的意见：“从军事观点上来看……究竟是否应该同意德国的停战要求。”  
　　他说，“在协约国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同意停战，宁愿接受一个谈判的和平的原则而不愿接受一个强制的和平的原则，协约国将伤害它们现在所持的道义立场，并可能丧失机会，来确保建立在持久基础上的世界和平。我认为，完全胜利只能靠继续战争直到我们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得到。……”潘兴建议的含意，是对这个国家实行全部军事占领，这个建议被听取了，但被忽视了。  
　　二十七年后，当盟国拒绝纳粹领导人安排停战的企图时，潘兴看到他的意见得到了肯定。这一回相反，“由德国最高统帅部授权”的德国参谋总长和德国海军总司令，被迫“向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政治上  
1914年  
6月  28日  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暗杀。  
27日  德国拒绝英国的调停新提议。  
29日  俄国动员。  



宣战  
1914年  
7月28日  奥匈对塞尔维亚。  
8月  1日  德国对俄国。  
3日  德国对法国。  
4日  德国对比利时；英国对德国。  
6日  奥匈对俄国；塞尔维亚对德国。  
9月  12日  英国对奥匈。  
13日  法国对奥匈。  
23日  日本对德国。  
11月  1日  俄国对土耳其。  
5日  英国和法国对土耳其。  
1915年  
5月23日  意大利对奥匈。  
8月21日  意大利对土耳其。  
10月  14日  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  
15—16日  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对保加利亚。  
19日  意大利和俄国对保加利亚。  
1916年  
8月  27—28日  罗马尼亚对奥匈，德国对罗马尼亚，意大利对德国。  
30日  土耳其对罗马尼亚。  
9月1日  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  
1917年  
4月6日  美国对德国。  
7月2日  希腊对中欧强国。  
12月7日  美国对奥匈。  



西线  
1914年  
8月  2日  德军侵入卢森堡。  
4日  比利时被侵。  
7日  英军在法国登陆；法军侵入阿尔萨斯—洛林。  
14日  边境之战。  
16日  德军攻克列日。  
20日  德军进入布鲁塞尔。  
22日  蒙斯之战。  
26日  勒卡托之战。  
9月  3日  法国政府自巴黎迁波尔多。  
5日  马恩之战。  
13日  第一次埃纳之战，导致“奔向大海”。  
10月  9日  安特卫普失陷给德军。  
11日  第一次伊普雷之战。  
1915年  
3月14日  圣埃卢瓦之战。  
4月22日  第二次伊普雷之战。德军采用毒气。  
5月9日  佛兰德和阿图瓦的法—英战役。  
9月25日  在香巴尼和洛的法—英攻势。  
1916年  
2月  21日  凡尔登之战。  
25日  杜奥蒙炮台被德军攻占。  
7月1日  索姆之战。  
9月15日  英军在索姆首次使用坦克。  
10月24日  杜奥蒙炮台被收复。  
11月18日  索姆之战结束。  
12月  12日  罗贝尔·尼韦尔将军取代霞飞。  
18日  凡尔登之战结束。  
1917年  
4月  9日  阿腊斯之战；维米山脊被攻占。  
16日  尼韦尔的攻势(第二次埃纳之战)。  
29日  法国军队中爆发反抗。  
5月15日  亨利·贝当将军取代尼韦尔担任法军总司令。  
6月  7日  梅西纳山脊之战。  
25日  第一批美军到达法国。  
7月31日  第三次伊普雷之战。  
11月  6日  第三次伊普雷之战结束；加拿大军攻占帕尚达埃尔山脊。  
7日  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  
20日  康布雷之战；首次密集队形的坦克突击。  
1918年  
3月  21日  把英同和法同的军队分隔开米的第一次德军攻势(米夏埃尔行动)。  
23日  德军经过圣康坦向索姆大规模进攻；巴黎遭到炮击。  
27日  德军攻占距巴黎三十二英里的蒙迪迪埃。  
4月14日  费迪南·福煦将军被任命为协约国军最高统帅。  
5月  27日  在四天内冲至马恩河的第三次德军埃纳攻势。  
28日  美军攻占康蒂尼。  
6月  2日  夏托—蒂埃里之战。  
6日  比莱奥森林之战。  
7月  15日  第二次马恩之战；德军攻势在两天内被制止。  
18日  协约国反击，攻陷德军埃纳—马恩突出部。  
8月8日  亚眠之战。  
9月  13日  美国第一集团军攻占圣米耶尔。  
26日  协约国对兴登堡防线的最后一次战役。  
27日  兴登堡防线被攻破。  
10月  4日  德国伸出和平触角。  
27日  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辞去德国最高统帅之职。  
11月  3日  法—美军队把德军赶出默兹—阿尔贡；奥地利投降。  
4日  起义在德国蔓延开来；所有莱茵河渡口被反抗者占领。  
7日  德国停战委员会会见福煦。  
11日  停战条约于上午5时签订。上午11时停火。  



东线  
1914年  
8月  10日  奥地利军从加利西亚侵入俄国波兰。  
12日  奥地利军侵入塞尔维亚。  
17日  俄军在第一次同德军的冲突中侵入东普鲁士。  
18日  俄军侵入加利西亚。  
26日  坦南堡之战。  
9月  3日  俄军攻占伦贝格。  
10日  第一次马祖里湖之战。  
11日  加利西亚的腊瓦—鲁斯卡亚之战。俄军把奥地利军赶回喀尔巴阡防线，孤立普热米什尔。  
10月  6日  德军把俄军赶回波兰和加利西亚。  
12日  德军迫近华沙不到十英里。  
21日  德军撤离华沙。  
11月2日  德军被赶出波兰；俄军侵入东普鲁士。  
1915年  
1月31日  德军在马祖里湖的冬季之战中首次使用毒气。  
2月28日  德军从上波兰退却。  
3月22日  普热米什尔失陷给俄军。  
5月4日  奥—德攻势在果尔利策和塔尔诺夫之间攻破俄军战线。  
6月  2日  德军进入普热米什尔。  
22日  奥地利军夺回伦贝格。  
8月  4日  德军攻占华沙。  
20日  德军占领整个波兰。  
9月5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统率俄国军队。  
1916年  
6月4日  俄军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南的攻势。  
9月20日  奥—德军队制止俄军前进。  
1917年  
3月12—15日  俄国革命；沙皇退位。  
7月1日  勃鲁西洛夫在加利西亚的攻势。  
11月6—7日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12月22日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开始和平谈判。  
1918年  
2月  10日  托洛茨基拒绝同德军谈判。  
18日  德军重新对俄国开战。  
3月3日  苏维埃政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和约。  



巴尔干战线  
1914年  
7月29日  奥地利军炮轰贝尔格莱德。  
8月  12日  奥地利军侵入塞尔维亚。  
16日  塞尔维亚军在亚达尔之战中击溃奥地利军。  
9月8日  奥地利军第二次浸入塞尔维亚遭到失败。  
11月11日  奥地利军第三次侵入塞尔维亚遭到失败。  
12月  2日  奥地利军进入塞尔维亚军撤出的贝尔格莱德。  
3日  塞尔维亚攻势迫使奥地利军再退过边界。  
1915年  
10月  7日  奥—德军队侵入塞尔维亚。  
11日  保加利亚军侵入塞尔维亚。  
14日  中欧强国打败塞尔维亚军。  
1916年  
7月25日  塞尔维亚残军到达萨洛尼卡。  
8月27日  罗马尼亚参战。  
9月1日  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多瑙河部队侵入罗马尼亚。  
9月20日  俄军和罗马尼亚军制止德军。  
12月6日  德军击溃俄—罗军队；攻占布加勒斯特和普洛耶什蒂油田。  
1917年  
6月22日  亲德的希腊国王孔斯坦廷一世被迫退位，让亲协约国的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担任总理。  
12月9日  罗马尼亚同德国签订停战条约。  
1918年  
9月  14日  法—塞军队开进塞尔维亚。  
29日  保加利亚签订停战条约。  
11月  1日  塞尔维亚军收复贝尔格莱德。  
3日  奥地利人同意塞尔维亚的条件。  



意大利战线  
1915年  
4月26日  英、法、俄签订秘密的伦敦条约，为使意大利加入协约国，给它以慷慨的领土报偿。  
5月23日  意大利对奥匈宣战。  
6月23日  第一次伊松佐之战发动；到1917年9月12日，共打了十一仗。  
1917年  
10月24日  卡波雷托之战；有时被称为伊松佐第十二仗。  
1918年  
6月15日  皮亚韦之战。  
10月24日  维多利亚—威尼托之战。  
11月4日  奥地利人同意大利签订停战条约。  



中东  
1915年  
4月25日  英国和澳—新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  
8月6日  英国部队在苏弗拉湾登陆。  
12月19日  澳—新部队和苏弗拉湾的撤退开始。  
1916年  
1月9日  所有协约国部队撤尽；加利波利战役完全失败。  



美索不达米亚  
1914年  
11月22日  英军攻占巴士拉。  
1915年  
4月12日  土耳其企图夺取巴士拉失败。  
6月3日  英军攻占底格里斯河的阿马拉。  
9月28日  英军攻占库特—伊马拉。  
11月22日  吉泰西普洪之战；英—印军队向库特—伊马拉退却。  
12月7日  库特—伊马拉被土耳其军包围。英国援军大规模进攻失败。  
1916年  
4月29日  库特—伊马拉的英军向土耳其军投降。  
1917年  
2月24日  新到的英国军队夺回库特—伊马拉。  
3月11日  英军占领巴格达。  
1918年  
10月31日  土耳其的抵抗告终。  



埃及和巴勒斯坦  
1914年  
12月18日  埃及成为英国保护国。  
1916年  
5月  英军在西奈诲岸开始铺设铁路和水管。  
6月5日  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组织反对土耳其的武装叛乱。  
2月21日  英军攻占阿里什。  
1917年  
1月  通向拉法的铁路和水管竣工。  
3月26日  第一次加沙之战。  
4月17日  第二次加沙之战。  
6月  艾伦比统率英国军队。  
10月31日  比尔谢巴失陷给英军。  
11月7日  英军赢得第三次加沙之战。  
12月9日  英军攻占耶路撒冷。  
1918年  
10月30日  土耳其人签订停战条约。  



海战  
1914年  
9月22日  英国战舰首次被德国潜艇击沉。  
11月  1日  德海军在智利的科罗内尔附近打败英海军。  
2日  英军把北海作为战区布雷。  
9日  “悉尼号”和“爱姆登号”交战。  
12月8日  福克兰群岛之战；海军中将冯·施佩的德国中队覆没。  
1915年  
1月23—25日  多格尔沙洲之战。  
2月  18日  德国人宣布英国周围的水域是战区。  
9日  英国海军袭击达达尼尔。  
3月  1日  协约国封锁德国。  
3日  协约国在达达尼尔登陆被击退。  
18日  四艘英国和法国的战舰在进攻达达尼尔中被击沉。  
5月7日  “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  
1916年  
5月31日  日德兰之战。  
1917年  
1月31日  德国人宣布，从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争。  
1918年  
4月23日  英国舰只袭击泽布腊赫和奥斯坦德的德国潜艇基地。  
5月9日  英海军在泽布腊赫运河凿沉巡洋舰“复仇号”。  
10月28日  德国海军水手在威廉港反抗；起义蔓延到整个公海舰队。  
11月21日  德国公海舰队驶往斯卡帕弗洛，向英国人投降。  
1919年  
6月21日  德国舰队被它的海员凿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