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九一八后日本曾计划让犹太人在东北复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22:51:36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也称“河豚鱼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
日本曾计划向华输送500万日本移民
在实施“河豚计划”之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向中国输入日本国内的民众。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组织了19户48名日本人移居到大连附近的金州县，组成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但最后只有2户移民留在了“爱川村”，第一次向中国移民的计划破产了。1932年—1936年，日本又连续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制定大量输送满洲农业移民的计划，想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迁入500万日本人。同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加之日本虽然扶植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但他们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是抗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启动了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
日本想将5万欧洲犹太移民安置到中国东北
长期以来，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犹情绪。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德国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驱逐犹太人。但是日本却在战争初期对犹太人采取了“善待”策略，这是因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那时，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日本在战争中取胜后，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二战期间，日本接收犹太移民，除了那一点报答之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想使犹太人感激其“恩德”，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
当时，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实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1934年，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因为日本人一直喜爱食河豚鱼，但河豚鱼必须经专职厨师去掉有毒部分才可以食用。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千方百计拉拢犹太人为侵华效力
20世纪初，2万余名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以结交朋友为名，开始与考夫曼等人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侵华日军头目樋口喜一郎在会上大谈日犹友谊：“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
由于受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欺骗，出席这次会议的犹太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这项决议被送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中。1938年底，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两人在会上再次提出向犹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1939年5月，安江安排考夫曼医生赴东京访问，在访问期间考夫曼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特殊招待”，并被授予帝国勋章。
美国犹太人领袖坚决反对，“河豚计划”终破产
然而，日本政府大肆吹嘘的“优待”犹太人的行径并没有完全蒙蔽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寄给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领袖的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一直在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如在写给在华的犹太实业家齐克曼的信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但受到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开始离开欧洲，相当部分涌入了中国，这让在华的犹太人感到了生存压力。1939年12月，第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一项决议提到：“……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于是，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企图用犹太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也称“河豚鱼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
日本曾计划向华输送500万日本移民
在实施“河豚计划”之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向中国输入日本国内的民众。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组织了19户48名日本人移居到大连附近的金州县，组成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但最后只有2户移民留在了“爱川村”，第一次向中国移民的计划破产了。1932年—1936年，日本又连续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制定大量输送满洲农业移民的计划，想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迁入500万日本人。同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加之日本虽然扶植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但他们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是抗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启动了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
日本想将5万欧洲犹太移民安置到中国东北
长期以来，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犹情绪。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德国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驱逐犹太人。但是日本却在战争初期对犹太人采取了“善待”策略，这是因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那时，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日本在战争中取胜后，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二战期间，日本接收犹太移民，除了那一点报答之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想使犹太人感激其“恩德”，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
当时，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实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1934年，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因为日本人一直喜爱食河豚鱼，但河豚鱼必须经专职厨师去掉有毒部分才可以食用。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千方百计拉拢犹太人为侵华效力
20世纪初，2万余名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以结交朋友为名，开始与考夫曼等人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侵华日军头目樋口喜一郎在会上大谈日犹友谊：“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
由于受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欺骗，出席这次会议的犹太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这项决议被送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中。1938年底，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两人在会上再次提出向犹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1939年5月，安江安排考夫曼医生赴东京访问，在访问期间考夫曼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特殊招待”，并被授予帝国勋章。
美国犹太人领袖坚决反对，“河豚计划”终破产
然而，日本政府大肆吹嘘的“优待”犹太人的行径并没有完全蒙蔽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寄给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领袖的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一直在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如在写给在华的犹太实业家齐克曼的信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但受到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开始离开欧洲，相当部分涌入了中国，这让在华的犹太人感到了生存压力。1939年12月，第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一项决议提到：“……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于是，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企图用犹太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
日本曾计划向华输送500万日本移民
在实施“河豚计划”之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向中国输入日本国内的民众。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组织了19户48名日本人移居到大连附近的金州县，组成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但最后只有2户移民留在了“爱川村”，第一次向中国移民的计划破产了。1932年—1936年，日本又连续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制定大量输送满洲农业移民的计划，想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迁入500万日本人。同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加之日本虽然扶植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但他们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是抗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启动了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
日本想将5万欧洲犹太移民安置到中国东北
长期以来，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犹情绪。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德国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驱逐犹太人。但是日本却在战争初期对犹太人采取了“善待”策略，这是因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那时，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日本在战争中取胜后，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二战期间，日本接收犹太移民，除了那一点报答之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想使犹太人感激其“恩德”，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
当时，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实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1934年，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因为日本人一直喜爱食河豚鱼，但河豚鱼必须经专职厨师去掉有毒部分才可以食用。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千方百计拉拢犹太人为侵华效力
20世纪初，2万余名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以结交朋友为名，开始与考夫曼等人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侵华日军头目樋口喜一郎在会上大谈日犹友谊：“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
由于受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欺骗，出席这次会议的犹太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这项决议被送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中。1938年底，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两人在会上再次提出向犹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1939年5月，安江安排考夫曼医生赴东京访问，在访问期间考夫曼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特殊招待”，并被授予帝国勋章。
美国犹太人领袖坚决反对，“河豚计划”终破产
然而，日本政府大肆吹嘘的“优待”犹太人的行径并没有完全蒙蔽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寄给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领袖的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一直在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如在写给在华的犹太实业家齐克曼的信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但受到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开始离开欧洲，相当部分涌入了中国，这让在华的犹太人感到了生存压力。1939年12月，第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一项决议提到：“……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于是，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企图用犹太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也称“河豚鱼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
日本曾计划向华输送500万日本移民
在实施“河豚计划”之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向中国输入日本国内的民众。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组织了19户48名日本人移居到大连附近的金州县，组成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但最后只有2户移民留在了“爱川村”，第一次向中国移民的计划破产了。1932年—1936年，日本又连续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制定大量输送满洲农业移民的计划，想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迁入500万日本人。同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加之日本虽然扶植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但他们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是抗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启动了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
日本想将5万欧洲犹太移民安置到中国东北
长期以来，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犹情绪。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德国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驱逐犹太人。但是日本却在战争初期对犹太人采取了“善待”策略，这是因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那时，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日本在战争中取胜后，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二战期间，日本接收犹太移民，除了那一点报答之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想使犹太人感激其“恩德”，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
当时，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实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1934年，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因为日本人一直喜爱食河豚鱼，但河豚鱼必须经专职厨师去掉有毒部分才可以食用。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千方百计拉拢犹太人为侵华效力
20世纪初，2万余名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以结交朋友为名，开始与考夫曼等人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侵华日军头目樋口喜一郎在会上大谈日犹友谊：“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
由于受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欺骗，出席这次会议的犹太人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这项决议被送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中。1938年底，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两人在会上再次提出向犹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1939年5月，安江安排考夫曼医生赴东京访问，在访问期间考夫曼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特殊招待”，并被授予帝国勋章。
美国犹太人领袖坚决反对，“河豚计划”终破产
然而，日本政府大肆吹嘘的“优待”犹太人的行径并没有完全蒙蔽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寄给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领袖的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一直在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如在写给在华的犹太实业家齐克曼的信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但受到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开始离开欧洲，相当部分涌入了中国，这让在华的犹太人感到了生存压力。1939年12月，第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一项决议提到：“……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于是，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企图用犹太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
犬冢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冢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复国梦破
“复国梦”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
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亚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时与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们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被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冢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冢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冢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冢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冢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复国梦破
“复国梦”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
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亚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时与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们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被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冢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冢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冢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冢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冢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冢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命运突变
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
考夫曼离开时忧心忡忡，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 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
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苦难再次降临。
犬冢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冢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冢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冢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 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纮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命运突变
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
考夫曼离开时忧心忡忡，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 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
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苦难再次降临。
犬冢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冢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冢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冢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 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纮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
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人越来越多，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新生儿被迫送人，男人们无所事事——对于犹太人来说，靠施舍或者靠妻子养家，比杀了他还难受。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种种，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梦回锡安
“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域里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锡安山：
在圣经里，古代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东边的一座叫锡安山，在《旧约》中，用来指代耶路撒冷。用这个称呼，多数的时候带有诗的、或者预言的意味，锡安山就是上帝的居所。大约三千年前，大卫王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耶路撒冷一致保持着都城的地位。经过很多世纪，“锡安”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代称。
坐在巴比伦河边的希伯莱诗人曾经立过这样的誓言：“如果我忘怀了你，耶路撒冷，就让我的右臂忘了怎么动作吧。”这句誓言，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记得，都反复立同样的誓。这句誓言，它的产生比基督教诞生要早七百年，比伊斯兰教诞生要早一千二百年。
两千多年来，犹太人颠沛流离，流浪的足迹遍布全球，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纳粹的疯狂迫害造成六百万犹太人的死亡，而西欧和美国没有一个能站出来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安全。于是犹太复国运动悄然兴起，根植在每个犹太人灵魂深处对锡安山的渴望被唤起，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惟有自救。
终于在公元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国，此年为犹历5709年。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
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人越来越多，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新生儿被迫送人，男人们无所事事——对于犹太人来说，靠施舍或者靠妻子养家，比杀了他还难受。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种种，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梦回锡安
“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域里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锡安山：
在圣经里，古代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东边的一座叫锡安山，在《旧约》中，用来指代耶路撒冷。用这个称呼，多数的时候带有诗的、或者预言的意味，锡安山就是上帝的居所。大约三千年前，大卫王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耶路撒冷一致保持着都城的地位。经过很多世纪，“锡安”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代称。
坐在巴比伦河边的希伯莱诗人曾经立过这样的誓言：“如果我忘怀了你，耶路撒冷，就让我的右臂忘了怎么动作吧。”这句誓言，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记得，都反复立同样的誓。这句誓言，它的产生比基督教诞生要早七百年，比伊斯兰教诞生要早一千二百年。
两千多年来，犹太人颠沛流离，流浪的足迹遍布全球，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纳粹的疯狂迫害造成六百万犹太人的死亡，而西欧和美国没有一个能站出来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安全。于是犹太复国运动悄然兴起，根植在每个犹太人灵魂深处对锡安山的渴望被唤起，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惟有自救。
终于在公元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国，此年为犹历57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