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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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

        提供:59特射
        整理:林苑竹


特别说明

        近日,得到杨和亭老前辈的家人授权,将杨和亭回忆文集《红日照陕北》(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1996年12月第1版)部分章节进行节选和整理后,在飞扬军事网站首次发表,以供历史爱好者参考。文中内容,除个别标点符号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外,未作任何改动。

        本文版权归提供者“59特射”所有,请转载和引用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使用本文资料时注明提供者,平面媒体转载请事先与提供者或本人联系,共同维护知识产权。

        在此,特向提供者“59特射”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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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亭简历

杨和亭,名善谦,字和亭,号益斋,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杨家园子镇人。1910年7月1日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27年夏投身革命,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并帮助农民协会工作。1928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一说转党时间为1933年。经组织核查,确定为1931年。——林注)
1925年,在杨家园子镇小学上学,1929年6月任该校团支部委员。同年任安定县东区团区委委员、副书记兼支部书记。
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安定县东区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主席。
1935年1月任陕北特委和西北组织部干事,7月任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特派员和第一分区党委组织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12月任神府特委书记和第一作战分区政委。
1937年任神府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9年任绥德特委组织部长。
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巡视团团长、延安直属十县管理委员会书记。
1942年任中共西北局秘书处副处长兼西北局机关支部书记,绥德、佳县、米脂、吴堡、清涧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科长和武装科长。
1943年至1949年任绥德分区副专员、专员,兼法院分庭庭长、民兵司令员。
1949年任绥德地委书记兼专员。同年调任甘肃省委委员、临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50年任临夏地委书记兼专员。
1952年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兼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妇委会主任。
1955年调任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农办主任。
1956年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兼农办主任,
1965年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政法主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7年任哈尔滨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968年受到迫害,1971年得到平反,任黑龙江省体委副主任。
1973年任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长。
1977年任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
1979年调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正省级——林注)。
1983年离休。
1993年选任(原文如此——林注)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2003年5月9日1时20分在西安逝世,终年93岁。(林注).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

        提供:59特射
        整理:林苑竹


特别说明

        近日,得到杨和亭老前辈的家人授权,将杨和亭回忆文集《红日照陕北》(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1996年12月第1版)部分章节进行节选和整理后,在飞扬军事网站首次发表,以供历史爱好者参考。文中内容,除个别标点符号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外,未作任何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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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特向提供者“59特射”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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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亭简历

杨和亭,名善谦,字和亭,号益斋,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杨家园子镇人。1910年7月1日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27年夏投身革命,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并帮助农民协会工作。1928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一说转党时间为1933年。经组织核查,确定为1931年。——林注)
1925年,在杨家园子镇小学上学,1929年6月任该校团支部委员。同年任安定县东区团区委委员、副书记兼支部书记。
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安定县东区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主席。
1935年1月任陕北特委和西北组织部干事,7月任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特派员和第一分区党委组织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12月任神府特委书记和第一作战分区政委。
1937年任神府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9年任绥德特委组织部长。
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巡视团团长、延安直属十县管理委员会书记。
1942年任中共西北局秘书处副处长兼西北局机关支部书记,绥德、佳县、米脂、吴堡、清涧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科长和武装科长。
1943年至1949年任绥德分区副专员、专员,兼法院分庭庭长、民兵司令员。
1949年任绥德地委书记兼专员。同年调任甘肃省委委员、临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50年任临夏地委书记兼专员。
1952年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兼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妇委会主任。
1955年调任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农办主任。
1956年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兼农办主任,
1965年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政法主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7年任哈尔滨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968年受到迫害,1971年得到平反,任黑龙江省体委副主任。
1973年任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长。
1977年任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
1979年调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正省级——林注)。
1983年离休。
1993年选任(原文如此——林注)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2003年5月9日1时20分在西安逝世,终年93岁。(林注)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


永坪会议

        1935年夏,张庆孚来陕北,他是由蔡子伟从西安护送来的。此人常戴眼镜,身体胖,大家称他“张胖子”。平时作风不扎实,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西北工作委员会在赤源县柳渠将他逮捕。他坚持原则,宁死不胡说乱扯,并对审讯人员严词反驳,始终没有承认他有政治问题。
        1935年7月,朱理治(煌岗)到了陕北。西北工作委员会在秀延县东区七家里召开会议,由朱理治传达北方局指示。8月,聂洪钧从上海到达陕北。先后在文安驿和永坪开过两次扩大会议(文安驿是前委召开的,永坪是西北工作委员会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我没有参加。据说,朱理治、聂洪钧作了长篇报告,他们以“左”的指导思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会议精神自然是不正确的。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延川永坪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9月17日,在永坪娘娘庙西北红军干校住地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代表团的3个成员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主持。参加大会的有20多人。地方党政干部有惠子俊、郭洪涛、崔田夫、王达成、张秀山、李静波等;军队干部有徐海东、刘志丹、高岗、戴季英、郭述申等;群众团体的干部有慕纯农、白治民、史秀蓉、白茜、王月明、刘英勇等。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团的3个人都讲了话,朱理治、聂洪钧讲得又多又长,点名批判了惠子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主要是批判刘志丹,批判的很严厉,气氛非常紧张。高岗、张秀山、王月明、慕纯农、史秀蓉等也发了言。刘志丹始终一言不发,看得出他是表示抵制的。徐海东对会议不感兴趣,也没有发言,只是打瞌睡。

        会议除了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省委组成人员由郭洪涛宣布: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了。从此,西北工作委员会结束。会议还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戴季英为参谋长兼保卫局长,并决定由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3个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会议从17日下午1时开始,到18日上午9时结束。
        18日上午,在永坪炼油厂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和庆贺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大会。会上,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先后讲话,宣布成立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以及西北军事委员会人事更动问题。
        永坪这次会议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在组织上掌握了实权。劳山战役后,开始了错误的肃反,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对上述资料作点补充。

永坪会议召开时,杨和亭时任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特派员和第一分区党委组织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会议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刘志丹和高岗、张秀山等人,与传主关系不甚大。
相关情况,可以参见郭洪涛、张秀山回忆录,等。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


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


        1935年11月底,中央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董必武、博古、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戴季英等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张闻天说,中央召开这次活动分子会议,主要是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代表团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他请王首道将情况向大家讲一讲。王首道讲了错误肃反的经过和处理意见,讲了1个多小时。后来又让戴季英讲话。戴的态度很不好,不承认错误。大家都很气愤。杨琪、杨森等边说边哭,大家都流了眼泪。戴季英执行“左”倾路线,用体罚、拷打、鼻子灌辣椒面、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残酷手段迫害革命同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还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到会的很多同志都很气愤,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
        这时刘志丹站起来发言,他的思想境界很高,讲话的大意有三点:
        1、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到陕北,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
        2、中央领导全国,大家都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3、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
        刘志丹讲完话后,会场上气氛好多了,哭声也停了。
        后来张闻天又让戴季英发言,并说如果讲得不好,只能讲3分钟,戴季英的态度仍然不好。董必武、邓发、李维汉等高声制止了他的发言,让别的同志讲。接着朱理治、郭洪涛等发言后,宣布了冤案的处理决定。
我作点补充:这次对陕北肃反冤案的处理并不彻底,对刘、高、张等主要受害人是留了尾巴的。
呵呵,林版怎么样?我说过的,对此感兴趣的人不多的。不过。我还得兑现诺言,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把春华版里答应的笔记补上。
原帖由 59特射 于 2007-8-28 09:09 发表
呵呵,林版怎么样?我说过的,对此感兴趣的人不多的。不过。我还得兑现诺言,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把春华版里答应的笔记补上。

跟进回复不多,不一定代表感兴趣的人就很少。认真研究、平和讨论的学风需要慢慢培养,目前栏子里经常来的几位都是很好的,相信朋友会越来越多。
那些日记可是宝贝哦,真得抽时间好好整理下,时间再放得久了,担心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


        在西北工作委员会

        1935年2月,我由安定东区调到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工作,那时郭洪涛任西北工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仅我1个干事。五六个月后又来了高再增(佳县人)和老贺(是王达成的亲戚)。
        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住的都比较近,当时大的问题都由西北工委决定。西北军委领导带主力红军打仗,主要是军委秘书范子文留机关。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同时是西北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兼组织部长,张秀山来前还兼宣传部长。3个部门工作人员都在一块,关系很密切。
        西北工委成立后,随之撤销的陕北特委办公地址成了西北工委的办公处。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也就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各县,有绥德、米东、佳县、吴堡、清涧、延水、秀延、赤源、延安、延长、延川、神木、府谷、靖边、安塞,还有保安、甘泉好象也管,共十六、七个县。
        7月西北工委派我当特派员。从2月至7月五个月中,我在西北工委做了如下工作:
        1、管理组织工作。办理派出县委书记、巡视员或向外派出人员的任命、介绍和组织手续。当时就我一个,常是由我拟写办理。组织部、宣传部分工也不像现在这么细,宣传部长张秀山,干事是李静波、乔鼎铭、蔡子伟。当时工作主要在农村,机关常仅有三、四人,我不在时,宣传干事也办理组织工作,协作得很好,从不误事。回来吃饭时大家端着大碗蹲在院子里边吃边谈,团结得很。
        2、管理干部。一是与派出和抽调回来的干部谈话,交待工作任务,谈话后都很顺利的办理手续前往工作岗位。二是管理巡视员工作。当时的巡视员有李静波、白如冰,他们巡视回来,主要负责人不在,就向我汇报工作情况。三是安排基层、外地或远方(山西)来的同志。当时佳县、米东被敌人“围剿”,撤退到安定的有佳县的高长久、曹华山、乔备果、张鹏图,米东的郭文华、张汉武。我向郭洪涛征求意见后,就决定让他们先住党校,10多天后,哪里需要便派到哪里去,或留任巡视员等。当时干部一谈便根据组织安排,整装待发。
        3、给党校上课。当时党校是随西北工委机关流动办学。上半年在向沟岔、柳渠、高家砭等地,7月后到永坪镇就相对稳定了。党校校长是王士英。我在党校授课较多,李静波、蔡子伟也讲过课。
        4、派出检查工作。5月间,杨家园子战斗后,西北工委决定让我去安塞处理县苏维埃政府王聚德的问题。先是马明方,后来刘志丹、高岗和我都谈了,说王有作风问题,要我从当地另选干部。接受任务后,我连机关也没回,就步行两天到了安塞。提拔曹九德当了安塞县县委书记,刘汉鼎当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又开了整整一夜的会议,帮着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工作计划。当时一支队政委刘国良也来参加了会议。返回后向西北工委汇报,同意我的处理。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检查工作。6月,西北工委仍住白庙岔,我们住在柳渠。
        5、机关支部工作。当时我是党小组长,那里党内民主生活很正常,不管书记、党员,谁有错误,大家都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一次崔田夫到绥德检查工作,把绥德团县委的干部都调到安定来,处理不当。开支部会,我即对老崔处理干部的方法提出批评。一开始就形成辩论,但我摆事实讲道理,终于使老崔承认了错误。当时崔田夫是西北工委代书记,外号称“老掌柜”,威信很高。但工作中有错误,我们普通干事一样进行批评,他也接受。
        6、抄写上级指示、文件,拟定战斗捷报。杨家园子、马家坪战斗捷报就是我写的。当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胆子大,写了捷报到处散发。其后,北方局、河北省委来了几封信,很长,都是用碘酒密写在《三国演义》之类的书藉里,用面汤一涂,字迹便显出了。当时我、老贺、李静波、乔鼎铭几个人通宵达旦搞了几天,费了好大劲,才翻译出来,又是我复写的。翻译出来后,大家看法不统一,议论开了。当时陕北、陕甘边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原陕北特委个别同志曾向北方局写了个报告,讲陕甘边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有右倾。报告一上去,就来了这封信。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对陕甘边实际情况不了解,就下文件,定了调子。后来红二十五军上来,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认为陕甘边是右倾。
        7、筹办西北工委、军委卫生所。5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白庙岔会师后,没有医务室和医生,当时我们在杨家园子镇上没收了个兴盛荣药店。我也开个双盛荣小药店兼卖中药。我向西北工委和军委建议,将这两个药店的医药品拿出来,合办个医务所,我还认识崔明月和吴广兴两个医生。得到组织同意,我回到杨家园子镇上。把两处药店的药、钱合起来,搞了一驮子药,办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卫生所,所长、医生就由崔和吴分别担任。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节选)


        马家坪战斗

        1935年5月7日,刘志丹带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义勇军在杨家园子、吴家寨子歼敌郭子峰1个营加1个连,取得很大胜利。这时,驻在清涧的高桂滋1个辎重营三四百马驮着军火、军饷、衣服、医药给瓦窑堡李少棠团部运送。途经马家坪,九支队在单头打了几枪,敌人不敢走了,住在马家圪硓(原文用的是“土+劳”,经老卡哥提示:以“圪硓”代替,异体字,一个意思;或以“崂”字代替亦可。——林注)。九支队在单头、史家沟、韭园沟把敌人围起来。
        这时赤卫大队用鸡毛信迅速集合了几个县的赤卫队员,有安定东区的、清涧的、延川的、米西老君殿那边的,把周围山都围住。到处是红旗和口号声,敌人不知究竟有多少人,只好按兵不动。同时赤卫队还请了绥德花岩寺湾的几个神枪手。敌人马匹很多,马家圪硓的水不够饮马,。想过马家坪到大河里饮马,结果出来一个,被打死一个,敌人就更不敢行动。
        当时男女老少齐心要消灭白军。老百姓倒尿盆也念叨着“白军死光,红军胜利”,把尿一倒盆一扣,说把白军都扣在下面了。晚上,赤卫队员摸哨,捉了一个哨兵,缴获一支枪。他们在在步枪弹壳里装了火药用湿土封口,再装到土枪的火药上,土枪一打先“突”响一声,子弹在空中受热后又“啪”一响。敌人不知是什么武器,问群众,群众说这“炮”可厉害了,如果打到这儿。一连人就消灭了。这样敌人就越发害怕了。从7日上午直至9日下午,整整围了两天两夜。
        赤卫队人山人海,斗志很高,说就是抬着、拉着也要请刘志丹带主力红军打马家坪的敌人。刘志丹了解情况后,9日下午命令红二十七军从杨家园子川正面下去,由红二团担任主攻,义勇军从山后下去,两个小时把敌人全部消灭。缴获20多挺轻机枪,1个团薪饷、衣服、药品,好几万白洋;还俘虏了医生及李少棠等敌军官3个姨太太。战斗后清涧又上来两个连(敌人——林注)准备援助,在韭园沟寨子山上看了一下,九支队打了几枪,就吓跑了。
        战斗结束后在玉家湾开了祝捷大会,刘志丹、郭洪涛讲了话。大会还有好几百俘虏,集合在一起,大会中吹了号,我们都起立向俘虏致礼,使他们非常感动。对俘虏我们实行宽待政策:有的当了红军,有的发饷送回家,有的派回附近敌人驻军据点,宣传红军宽待俘虏、一个不杀的政策。只镇压了3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由省保卫队总队长谢绍安执行。会后组织派我去对李少棠等敌军官3位姨太太谈了两次话:一次是劝她们进食,一(原文缺了个“次”字——林注)是训导她们回去做点统战工作。后来即妥善将她们送回瓦窑堡。
        杨家园子和马家坪战斗,是高桂滋损失最惨的一次,也是红军和赤卫队充分开展人民战斗的一个范例。没有游击队、赤卫队,马家坪敌人就逃跑了。这次战役大大装备了红军,军衣红军穿不完,给西北工委等地方的同志每人也发了一套。从那时起,我才学会刷牙漱口、穿衬衣。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7-8-24 10:12 发表
我作点补充:这次对陕北肃反冤案的处理并不彻底,对刘、高、张等主要受害人是留了尾巴的。

比如张秀山,他一直是老人的上级(虽然不在一个部),平反后分到神府,却成了下级。看来他对此还是挺在意的。
再一个,单头其实应是丹头,是凤凰之头的意思,传说古时有个凤凰国,其南端就在那里。俺们家祖墓就在丹头。
原帖由 59特射 于 2007-8-29 17:14 发表
比如张秀山,他一直是老人的上级(虽然不在一个部),平反后分到神府,却成了下级。看来他对此还是挺在意的。

是的。令尊的回忆录如果与张秀山回忆录互相参照着看,有些事情就更明了。
最近挺忙的,待我稍空闲,再把张回忆的相关部分整理发上来,做个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