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分享】奉命活下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52:52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
■内容提要
本书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续集。
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夕－－1945年4月底，希特勒自杀前，潜伏在德国帝国保安局第6处20年之久的苏军侦察员施季里茨（化名什际尔列茨）被敌人怀疑、监视的危险，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为苏联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主人公的原型，是前苏联著名情报专家，号称“千面谍王”的鲁道夫•阿贝尔，他凭借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惊人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为苏联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二战结束前，他因为对祖国的杰出贡献和在敌人面前的出色“表现”，居然同时获得苏联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和第三帝国颁发的最高奖章——铁十字勋章。此事在间谍史上空前绝后！冷战时期，他任苏联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站长，不幸被叛徒出卖遭中央情报局逮捕，但在美国人的诱降面前表现出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贞，最后作为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2飞机驾驶员的交换者回到了苏联，成为苏联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苏联作家谢苗诺夫（1931-）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他的小说所涉及内容均属苏联社会的禁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有组织的作案犯罪、希特勒的末日、斯大林与克格勃等。其作品的印数一般不低于10万册，出售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致使读者只好在图书馆提前填写借阅单耐心等待，或在黑市高价购买。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
■内容提要
本书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续集。
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夕－－1945年4月底，希特勒自杀前，潜伏在德国帝国保安局第6处20年之久的苏军侦察员施季里茨（化名什际尔列茨）被敌人怀疑、监视的危险，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为苏联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主人公的原型，是前苏联著名情报专家，号称“千面谍王”的鲁道夫•阿贝尔，他凭借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惊人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为苏联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二战结束前，他因为对祖国的杰出贡献和在敌人面前的出色“表现”，居然同时获得苏联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和第三帝国颁发的最高奖章——铁十字勋章。此事在间谍史上空前绝后！冷战时期，他任苏联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站长，不幸被叛徒出卖遭中央情报局逮捕，但在美国人的诱降面前表现出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贞，最后作为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2飞机驾驶员的交换者回到了苏联，成为苏联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苏联作家谢苗诺夫（1931-）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几乎全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他的小说所涉及内容均属苏联社会的禁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有组织的作案犯罪、希特勒的末日、斯大林与克格勃等。其作品的印数一般不低于10万册，出售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致使读者只好在图书馆提前填写借阅单耐心等待，或在黑市高价购买。
第一章 最后一出戏的开场
“去玛伊巴赫3号，”缪勒对司机吩咐道，“把车开快点儿，汉斯。”
“玛伊巴赫3号”是波茨坦市内一幢房子的代号，以盖伦为首的帝国总参谋部所属的“东方外军”情报局就没在这里；凯特尔元帅、古德里安参谋长的行辕，亨茨格将军的作战部和国防军智囊团——约德尔上将所管辖的机构，都设在此间的松林内。
缪勒坐在车内后排座位上。最近三年来，一直是汉斯给他开车，象家犬似的效忠于他。汉斯十分喜爱分队长的儿子弗里茨，常常不顾缪勒的制止，开着车顺路把孩子从学校送回家里，而且每个月都要回乡去，从父亲的农场里给缪勒弄一些上等的、地道农村风味的火腿。
六天前，弗里茨所上的那所学校的领导人——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经登记晋竭了分队长，将一名打入教师中进行活动的报告人所写的材料呈放在桌上。材料中写道：弗里茨将一把小梳子折断，夹在鼻子下，然后把一缕额发甩到额前，装成诋毁性影片《大独裁者》中扮演元首的那个美国丑角演员卓别林的样子，拉着希特勒的腔调，喊起了所有国社党人都至感神圣的口号：
“每个德国人都有权得到土地！”
“保证每个雅利安人都有工作干！”
“日耳曼大罗马帝国的每个臣民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愿为保卫自己的自由流尽最后一滴血！”
但是，弗立茨•缪勒还对这几条口号竟然都加上自己的注释：
第一条——“有权在基地上得到一块一平方米的土地”
第二条——“在最好的集中营内保证有工作干！”
第三条——“如有人胆敢拒绝，我们就立刻把他吊死在柱子上！”
区分所所长毕竟年轻，对德国现时处世接物的规矩不甚了然。因此，他天真地以为，这个只打了一份的材料(在报告的一开头，他就强调了这一点)必然会使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哩！
“谢谢，我的朋友，”缪勒说道，他觉得十指冰冷，太阳神经丛有一种压迫感。“您干得象个真正的党内同志…“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会先把报告人抓起来，再把他的报告烧掉，干得不露一点破绽，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这可就意味着养痈遗患了；那样在一个把自己全部时间统统奉献给我们民族大业的父亲家里娇惯坏了的狗崽子，不知将来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理，党卫军这个团体内，人与人的关系只讲真理二字，除此之外别无他言……我现在就任命您为柯尼希斯贝克市秘密警察局的副局长，祝贺您破格晋升，我还要祝贺您得到了卡尔登勃鲁纳大队长的嘉奖令……”
“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我的好朋友，希特勒万岁……我还有件事要求您办——纯粹是凭朋友关系而求助于您的。”
“愿为您效劳，分队长！”
缪勒冷笑道：“这很清楚，假如您不为我‘效劳’，睡觉时心里恐怕会发怵的……可您呢，净作美梦。您经常梦见的准是一些禽类——我敢打赌，是巴伐利亚秋天宁静的油田上飞翔的天鹅。”
“是不是天鹅，我记不清了，分队长……不过，一般来说，我对做过的梦都记不大清楚。往往一觉睡醒，头脑总会留下点让人高兴的事情，可后来日间的琐事纷纷扰扰，既把夜里梦见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白日作梦是根本没有的，”缪勒说道。“大白天打盹是因为肚子吃得太饱啦。不过，把肚皮吃得鼓起来，是要作恶梦的……这样吧，请您务必在今天把一件事办妥：让弗立茨这个坏蛋应召到区人民冲锋局，派他到东线打仗去。我再不愿在家里看到他啦，懂吗？不管是谁，对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我们前线与后方一切胜利的创造者做出不讲分寸的事来，我都不能宽恕。您办完这件事后，请给我来个电话，绍利茨副官会把您的电话接到我这里的。您要告诉我，弗立茨什么时间走，走哪条路线，被派到哪个部队。明白我的话吗？”
“遵命，分队长！”
他咔嚓地碰了一下鞋跟，转过身去。缪勒吁了一口长气：区分所所长的脑瓜太象汉斯了——他留着四周头发下垂的发式，脖子很长，却又根粗；脑袋仿佛是从体内拉出来的，不像是头颅……可是，有段时间，他还挺欣赏汉斯的脑袋。他常常专门坐在汽车后座上，就是为了能观赏司机的仪态……
他把干掉儿子的任务交给了里哈尔德•沙普斯。供缪勒驱使的“后备人员”中，不仅有二十年代他开始工作时接识的一批慕尼黑刑警局里的老朋友，而且还有三名刑事律师——搞突然袭击的专家——里哈尔德•沙普斯、罗伯待•格伦德列格尔和约瑟夫•鲁阿。通过刑警局第四处，他领导着这批专业特务，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狱中的被捕者和监外的假释人员，并向帝国安全总署报告正在隐发中的特大犯罪活动。
……那孩子是在离奥德河还远的地方被杀害的，这样做就可以向外报道，说小缪勒在为伟大日耳曼的事业和反对布尔什维克野蛮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
(后来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在柯尼希斯贝克被杀，这是约瑟夫•鲁阿做的手脚。那个打弗立茨书面报告的人及其三位密友被格伦德列格尔搞掉了，后者被杀是因为有关儿子胡来的消息有可能泄露给他们，当时正在住院的弗立茨的同桌皮捷尔•标涅什是在出院后被沙普斯干掉的。)
“如果一个孩子年过十五还不能成为你的朋友，”缪勒自语道，“如果他不能将自己的父亲时刻放在心上，那他就是个逆子。血缘问题让戈培尔研究去吧。因为这个看来还缺少自卫心眼的小畜牲，我早晚得在牢房里悬梁自尽——根据元首的新法律，等待着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是对我为之而生存的理想的背叛。假如施伦堡得知此事，今天我就可能在地下室遭到拷打。如果上帝想惩罚人，他就会让他失去理智——惩罚弗立茨的是上帝，而不是我。”
……在“东方外军”情报局一座两层红砖楼房附近，缪勒下了车，然后对着一个塑料小盒朝汉斯点了点头：“孩子，吃吧，夹心面包，还有高级香肠和味道相当不坏的肥猪油，虽然不是你喜欢的马格德堡货……我待的时间不会长，不必把车开进防空洞……”
“日安，将军先生。”
“希特勒万岁，分队长！”盖伦迎着缪勒从桌边站了起来，答道。
缪勒微微一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个中尉什么的倒比较保险，根本不应该当分队长，您认为对吗？”
盖伦耸了耸肩：“您是位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所以您总想把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一个按先后次序排列的公式。可是这个次序是不会有的，因为逻辑与情感一旦被分开，就会出现混乱。”
“我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关系，”缪勒答道，在盖伦对面的圈椅上坐了下来。
“太过奖了。假如您能立即看出我的关系来，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顶多也只待在东线的掩蔽部里挨冻。”
“您犯不着把我当作您的主要敌人，”缪勒答道。“您的敌人可比我强大得多，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然而您手中最可靠的王牌要算是熟悉俄国的情况，而绝不是什么人事关系。来，还是快一点对我这个天真的乡巴佬解释一下您那个逻辑的奥秘吧。”
“好吧，”盖伦也微笑丁一下。“人的情感是天生的，而逻辑却是后天得到的。当这两个孤立的东西合二为一的事情才可能成功。而我们这几年在生活中却仿佛被劈成了两半：情感要我们这样做，可是逻辑——服从指示与执行命令却总是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您同意吗？”
“当然。”
“所以您看……您——作为一位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总是徒劳地想把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兼蓄并容在一起，于是就陷入孕育着痛苦的非逻辑论了。”
“第一，我是巴伐利亚人，而不是德国人。第二，我远不是经常都把我们现在这个不合情理的逻辑与情感截然分开的，看来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还能活着。但我至今弄不明白，您为何突然说起什么‘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呢？”
“因为您总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方法强加于对方……不必争论了，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德国人——而是一个普鲁士混血儿，这一点别人不会看不出来……您考虑问题的方式是直线型的：一旦当了分队长或者将军——在敌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凶手，而中尉至多不过是半个狗崽子罢了。对吗？”
“对。”
“您当然比我更痛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憎根您。至于我，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极度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对我的事业所怀的那种贪婪的兴趣所补偿。”
“现在我算是完全明白啦。”缪勒吁了口气。“您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将军，您还能设法卖身投靠，而象我这样一个老淫妇，老缪勒爸爸，纵然变作一名中尉，也只有被俄国人和美国人枪毙的份了？”
“不，您根本不是巴伐利亚人，您是德国人，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您的祖先肯定出生在勃兰登堡或是汉诺威一带，我很怜悯您。我和您，分队长，正是我们俩，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帝国的一部史料。我是一部反克里姆林宫的史料，您是一部既反克里姆林官，又反唐宁街、白宫和爱丽舍宫的史料——枪杀我们是一种罪孽。”
“不，”缪勒摇了摇头，“不，将军；您把我和施伦堡两人混为一谈了。正是因为您有这种想法，才促使我来找您的……古德里安拒不把您的‘红色圣经’的副本交给我们。这是为什么？”
“古德里安只不过是签字罢了，分队长，拒绝交出的是我。”
他知道拒绝把一份“红色圣经”交给秘密警察的后果。在这本书中载有苏联政治活动家、设计师、部长——总之，所有该政权中坚人物的案卷，这些案卷是盖伦利用打进俄国的间谍所提供的材料，利用截获来的电话谈话和对俘虏的审讯记录汇集起来的(他同弗拉索夫在一起呆了两个月，同他及其周围最亲近的人员谈过话，对“圣经”中的材料作了校正，并把叛徒提供的新情况补充了进去)。
“红色圣经”是盖伦取得成功的一种机缘。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占有他和他的参谋部所掌控的这种情报，包括主要研究政治上瞬间即可发生的倾轧事件的施伦堡在内，没有一个情报机关的人知道盖伦所了解的情况。队长忘记了，也许他并不懂得，真正的情报机关往往要提前许多年就埋下日后才发生效力的缓燃地雷。不过，也应当可怜他——他是在希姆莱手下工作，而此人是动不动就跑去向元首报功的。但帝国军方却信奉着留有余地的法则：即便在胜利时也要想到可能的失败，并且预先作好报复、反击和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
“人们可能会对您产生误解的，将军，”缪勒说道。“我到这里来，目的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盖伦摇了摇头：“分队长，您还是别自视过高吧：希特勒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军队。你们曾经是帝国最有威慑力量的机器，但那是一年前，甚至是半年前的事了。现在如果没有我们，你们是毫无作为。眼下再也不会把我交给你们处治了。我再也不怕你们了。”
“嘿嘿，”缪勒说，“您其是好样的。我对好汉们一直是仰慕的。我从小就这样，因为自己过去也是个胆小鬼。正是胆小鬼才爱贴近秘密警察哩——他们是真正有势力的，不客气地说，就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命运……不过，您还是及早派两排人到图林根别墅您夫人和少爷那儿去，让他们象保护眼珠一样地去守卫您的家室吧——现在可是恐怖时期，打击往往会降临在不幸的妇女和小孩头上……”
缪勒说罢，慢悠悠地、艰难地站起身来，向房门走去。
“您疯啦！”盖伦喊道，“您疯啦！请回来！”
缪勒顺从地转过身子，重新坐在圈椅上——现在他俨然象主人似的，沉甸甸地坐了下来，然后和好地说：“说实在的，来一杯咖啡才好呢。”
盖伦控制住自己，答道：“我可以请您喝咖啡，但您似乎也不妨派一个班的秘密警察驻进您的公馆。因为您也有夫人和儿子。不是吗？”
“家倒有过一个，”缪勒回答说。“儿子已经在东线殉国了，但我准备豁出老婆来。您拦住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您为什么要‘红色圣经’呢？”
“想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简单：我打通了一条与莫斯科联系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红色圣经’向克里姆林宫抛出，就会在那里引起剧烈的风暴、极度的恐慌与疯狂的猜疑，其后果是难以预言的。西方将为莫斯科爆发的事件感到万分震惊。我听说，你们炮制了朱可夫、戈沃诺夫、罗科索夫斯基和航空人民委员沙胡林的材料，我们将把这些材料用适当方式奉献给对方。弗拉索夫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普通人易忘的事情，叛徒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逻辑和情感的真正融合，是一种让所有纯洁的人都给肮脏的自己垫背的尝试，背叛是个异乎寻常的范畴，卖国贼往往想当一名第三者——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时时在寻找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替身……您要是害怕，附带说一句，您怕是有道理的，您要是怕您的‘圣经’被我拿走会落到卡尔登勃鲁纳或希姆莱的保险柜里，那我就在这里——在您的办公室里用一用它……”
“一句话，您是在要我允许您参预那件我为之而献身的事业了？”
“哦！您的表述完全正确，将军，您说得太确切了！”
“既然如此，您必须助不幸的卡纳里斯一臂之力。”
“卡尔登勃鲁纳在亲自过问他的案情。”
“是的，然而在真正的德国的爱国者……和热爱元首的人备受折磨的那座集中营里，”盖伦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补充了一句，“就有您的人呀。要知道，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好一个逻辑啊，将军！您的逻辑到哪里去了？刚才您还说现在军队的势力无比强大，而我们，可怜的秘密警察，不屑为人一顾，怎么又突然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的人无所不能呢？”
缪勒看了盖伦一眼，明白自己说走了嘴——对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蛮干一通。这个出自普鲁士门阀和军队帮派的家伙，见他的鬼……
“好吧，”他说，“让我们这样商定：我保证已被处决的维茨勒本元帅和特莱斯科夫将军的亲属不会接元首的命令被杀害……我保证，根据元首命令而自尽的隆美尔元帅的家属不会照希姆莱的决定被送进集中营……至于不幸的卡纳里斯的命运，我将尽力搞清将来会如何处置他。我想试试看能否了解到为什么他至今未被处死，是谁拦住了刽子手，这样做对谁有好处。这样的协议能使您满意吗？”
盖伦拿起话筒，要副官送来两杯咖啡，然后打开保险柜，默默地、有点厌恶但又心疼地把书送给了缪勒。
缪勒翻阅了前面几页，微笑着说道：“这不是商品吗？！简直是件商品！”
“这不是商品，而是前途……”
当副官送上咖啡后，缪勒问道：“哪几页可以照相复制呢？”
“复制几页可以，整本材料可不行。”
“ 占多大比例？”
“四分之一。”
“就这样说定了。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有。”
“请讲。”
盖伦哼了一声，说道：“您以后肯定会发狂似地爱上一位女士，在您这样的年纪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对她的关心，将决不下于您对我家庭安全的关心……”
缪勒摇了摇头：“我经常读点马克思的著作，将军。他那‘商品——货币’的公式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成年男子们的慰籍，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掺杂任何情感……”
“您的咖啡要冷了……”
“我根本不喝咖啡，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应应景儿罢了，同时也愿意周围的人都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矩……”
……当缪勒回到普林查波列王子大街自己的家中后，吩咐绍利茨煮点浓茶，并问他有什么新闻。听完副官的回答后：他有点莫明其妙地耸了耸肩，然后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疲倦，他微笑了一下，便喂起小鱼来了。
令他困惑不解和高兴的是；施季里茨竟然要回到柏林来了，虽然他曾断定，施季里茨多半不可能回来；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他的私人观察站自瑞士发来的消息不是向别人，而正是向他确切地证实：施季里茨与俄国秘密机关有联系。
“去玛伊巴赫3号，”缪勒对司机吩咐道，“把车开快点儿，汉斯。”
“玛伊巴赫3号”是波茨坦市内一幢房子的代号，以盖伦为首的帝国总参谋部所属的“东方外军”情报局就没在这里；凯特尔元帅、古德里安参谋长的行辕，亨茨格将军的作战部和国防军智囊团——约德尔上将所管辖的机构，都设在此间的松林内。
缪勒坐在车内后排座位上。最近三年来，一直是汉斯给他开车，象家犬似的效忠于他。汉斯十分喜爱分队长的儿子弗里茨，常常不顾缪勒的制止，开着车顺路把孩子从学校送回家里，而且每个月都要回乡去，从父亲的农场里给缪勒弄一些上等的、地道农村风味的火腿。
六天前，弗里茨所上的那所学校的领导人——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经登记晋竭了分队长，将一名打入教师中进行活动的报告人所写的材料呈放在桌上。材料中写道：弗里茨将一把小梳子折断，夹在鼻子下，然后把一缕额发甩到额前，装成诋毁性影片《大独裁者》中扮演元首的那个美国丑角演员卓别林的样子，拉着希特勒的腔调，喊起了所有国社党人都至感神圣的口号：
“每个德国人都有权得到土地！”
“保证每个雅利安人都有工作干！”
“日耳曼大罗马帝国的每个臣民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愿为保卫自己的自由流尽最后一滴血！”
但是，弗立茨•缪勒还对这几条口号竟然都加上自己的注释：
第一条——“有权在基地上得到一块一平方米的土地”
第二条——“在最好的集中营内保证有工作干！”
第三条——“如有人胆敢拒绝，我们就立刻把他吊死在柱子上！”
区分所所长毕竟年轻，对德国现时处世接物的规矩不甚了然。因此，他天真地以为，这个只打了一份的材料(在报告的一开头，他就强调了这一点)必然会使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哩！
“谢谢，我的朋友，”缪勒说道，他觉得十指冰冷，太阳神经丛有一种压迫感。“您干得象个真正的党内同志…“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会先把报告人抓起来，再把他的报告烧掉，干得不露一点破绽，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这可就意味着养痈遗患了；那样在一个把自己全部时间统统奉献给我们民族大业的父亲家里娇惯坏了的狗崽子，不知将来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理，党卫军这个团体内，人与人的关系只讲真理二字，除此之外别无他言……我现在就任命您为柯尼希斯贝克市秘密警察局的副局长，祝贺您破格晋升，我还要祝贺您得到了卡尔登勃鲁纳大队长的嘉奖令……”
“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我的好朋友，希特勒万岁……我还有件事要求您办——纯粹是凭朋友关系而求助于您的。”
“愿为您效劳，分队长！”
缪勒冷笑道：“这很清楚，假如您不为我‘效劳’，睡觉时心里恐怕会发怵的……可您呢，净作美梦。您经常梦见的准是一些禽类——我敢打赌，是巴伐利亚秋天宁静的油田上飞翔的天鹅。”
“是不是天鹅，我记不清了，分队长……不过，一般来说，我对做过的梦都记不大清楚。往往一觉睡醒，头脑总会留下点让人高兴的事情，可后来日间的琐事纷纷扰扰，既把夜里梦见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白日作梦是根本没有的，”缪勒说道。“大白天打盹是因为肚子吃得太饱啦。不过，把肚皮吃得鼓起来，是要作恶梦的……这样吧，请您务必在今天把一件事办妥：让弗立茨这个坏蛋应召到区人民冲锋局，派他到东线打仗去。我再不愿在家里看到他啦，懂吗？不管是谁，对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我们前线与后方一切胜利的创造者做出不讲分寸的事来，我都不能宽恕。您办完这件事后，请给我来个电话，绍利茨副官会把您的电话接到我这里的。您要告诉我，弗立茨什么时间走，走哪条路线，被派到哪个部队。明白我的话吗？”
“遵命，分队长！”
他咔嚓地碰了一下鞋跟，转过身去。缪勒吁了一口长气：区分所所长的脑瓜太象汉斯了——他留着四周头发下垂的发式，脖子很长，却又根粗；脑袋仿佛是从体内拉出来的，不像是头颅……可是，有段时间，他还挺欣赏汉斯的脑袋。他常常专门坐在汽车后座上，就是为了能观赏司机的仪态……
他把干掉儿子的任务交给了里哈尔德•沙普斯。供缪勒驱使的“后备人员”中，不仅有二十年代他开始工作时接识的一批慕尼黑刑警局里的老朋友，而且还有三名刑事律师——搞突然袭击的专家——里哈尔德•沙普斯、罗伯待•格伦德列格尔和约瑟夫•鲁阿。通过刑警局第四处，他领导着这批专业特务，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狱中的被捕者和监外的假释人员，并向帝国安全总署报告正在隐发中的特大犯罪活动。
……那孩子是在离奥德河还远的地方被杀害的，这样做就可以向外报道，说小缪勒在为伟大日耳曼的事业和反对布尔什维克野蛮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
(后来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在柯尼希斯贝克被杀，这是约瑟夫•鲁阿做的手脚。那个打弗立茨书面报告的人及其三位密友被格伦德列格尔搞掉了，后者被杀是因为有关儿子胡来的消息有可能泄露给他们，当时正在住院的弗立茨的同桌皮捷尔•标涅什是在出院后被沙普斯干掉的。)
“如果一个孩子年过十五还不能成为你的朋友，”缪勒自语道，“如果他不能将自己的父亲时刻放在心上，那他就是个逆子。血缘问题让戈培尔研究去吧。因为这个看来还缺少自卫心眼的小畜牲，我早晚得在牢房里悬梁自尽——根据元首的新法律，等待着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是对我为之而生存的理想的背叛。假如施伦堡得知此事，今天我就可能在地下室遭到拷打。如果上帝想惩罚人，他就会让他失去理智——惩罚弗立茨的是上帝，而不是我。”
……在“东方外军”情报局一座两层红砖楼房附近，缪勒下了车，然后对着一个塑料小盒朝汉斯点了点头：“孩子，吃吧，夹心面包，还有高级香肠和味道相当不坏的肥猪油，虽然不是你喜欢的马格德堡货……我待的时间不会长，不必把车开进防空洞……”
“日安，将军先生。”
“希特勒万岁，分队长！”盖伦迎着缪勒从桌边站了起来，答道。
缪勒微微一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个中尉什么的倒比较保险，根本不应该当分队长，您认为对吗？”
盖伦耸了耸肩：“您是位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所以您总想把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一个按先后次序排列的公式。可是这个次序是不会有的，因为逻辑与情感一旦被分开，就会出现混乱。”
“我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关系，”缪勒答道，在盖伦对面的圈椅上坐了下来。
“太过奖了。假如您能立即看出我的关系来，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顶多也只待在东线的掩蔽部里挨冻。”
“您犯不着把我当作您的主要敌人，”缪勒答道。“您的敌人可比我强大得多，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然而您手中最可靠的王牌要算是熟悉俄国的情况，而绝不是什么人事关系。来，还是快一点对我这个天真的乡巴佬解释一下您那个逻辑的奥秘吧。”
“好吧，”盖伦也微笑丁一下。“人的情感是天生的，而逻辑却是后天得到的。当这两个孤立的东西合二为一的事情才可能成功。而我们这几年在生活中却仿佛被劈成了两半：情感要我们这样做，可是逻辑——服从指示与执行命令却总是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您同意吗？”
“当然。”
“所以您看……您——作为一位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总是徒劳地想把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兼蓄并容在一起，于是就陷入孕育着痛苦的非逻辑论了。”
“第一，我是巴伐利亚人，而不是德国人。第二，我远不是经常都把我们现在这个不合情理的逻辑与情感截然分开的，看来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还能活着。但我至今弄不明白，您为何突然说起什么‘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呢？”
“因为您总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方法强加于对方……不必争论了，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德国人——而是一个普鲁士混血儿，这一点别人不会看不出来……您考虑问题的方式是直线型的：一旦当了分队长或者将军——在敌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凶手，而中尉至多不过是半个狗崽子罢了。对吗？”
“对。”
“您当然比我更痛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憎根您。至于我，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极度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对我的事业所怀的那种贪婪的兴趣所补偿。”
“现在我算是完全明白啦。”缪勒吁了口气。“您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将军，您还能设法卖身投靠，而象我这样一个老淫妇，老缪勒爸爸，纵然变作一名中尉，也只有被俄国人和美国人枪毙的份了？”
“不，您根本不是巴伐利亚人，您是德国人，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您的祖先肯定出生在勃兰登堡或是汉诺威一带，我很怜悯您。我和您，分队长，正是我们俩，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帝国的一部史料。我是一部反克里姆林宫的史料，您是一部既反克里姆林官，又反唐宁街、白宫和爱丽舍宫的史料——枪杀我们是一种罪孽。”
“不，”缪勒摇了摇头，“不，将军；您把我和施伦堡两人混为一谈了。正是因为您有这种想法，才促使我来找您的……古德里安拒不把您的‘红色圣经’的副本交给我们。这是为什么？”
“古德里安只不过是签字罢了，分队长，拒绝交出的是我。”
他知道拒绝把一份“红色圣经”交给秘密警察的后果。在这本书中载有苏联政治活动家、设计师、部长——总之，所有该政权中坚人物的案卷，这些案卷是盖伦利用打进俄国的间谍所提供的材料，利用截获来的电话谈话和对俘虏的审讯记录汇集起来的(他同弗拉索夫在一起呆了两个月，同他及其周围最亲近的人员谈过话，对“圣经”中的材料作了校正，并把叛徒提供的新情况补充了进去)。
“红色圣经”是盖伦取得成功的一种机缘。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占有他和他的参谋部所掌控的这种情报，包括主要研究政治上瞬间即可发生的倾轧事件的施伦堡在内，没有一个情报机关的人知道盖伦所了解的情况。队长忘记了，也许他并不懂得，真正的情报机关往往要提前许多年就埋下日后才发生效力的缓燃地雷。不过，也应当可怜他——他是在希姆莱手下工作，而此人是动不动就跑去向元首报功的。但帝国军方却信奉着留有余地的法则：即便在胜利时也要想到可能的失败，并且预先作好报复、反击和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
“人们可能会对您产生误解的，将军，”缪勒说道。“我到这里来，目的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盖伦摇了摇头：“分队长，您还是别自视过高吧：希特勒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军队。你们曾经是帝国最有威慑力量的机器，但那是一年前，甚至是半年前的事了。现在如果没有我们，你们是毫无作为。眼下再也不会把我交给你们处治了。我再也不怕你们了。”
“嘿嘿，”缪勒说，“您其是好样的。我对好汉们一直是仰慕的。我从小就这样，因为自己过去也是个胆小鬼。正是胆小鬼才爱贴近秘密警察哩——他们是真正有势力的，不客气地说，就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命运……不过，您还是及早派两排人到图林根别墅您夫人和少爷那儿去，让他们象保护眼珠一样地去守卫您的家室吧——现在可是恐怖时期，打击往往会降临在不幸的妇女和小孩头上……”
缪勒说罢，慢悠悠地、艰难地站起身来，向房门走去。
“您疯啦！”盖伦喊道，“您疯啦！请回来！”
缪勒顺从地转过身子，重新坐在圈椅上——现在他俨然象主人似的，沉甸甸地坐了下来，然后和好地说：“说实在的，来一杯咖啡才好呢。”
盖伦控制住自己，答道：“我可以请您喝咖啡，但您似乎也不妨派一个班的秘密警察驻进您的公馆。因为您也有夫人和儿子。不是吗？”
“家倒有过一个，”缪勒回答说。“儿子已经在东线殉国了，但我准备豁出老婆来。您拦住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您为什么要‘红色圣经’呢？”
“想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简单：我打通了一条与莫斯科联系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红色圣经’向克里姆林宫抛出，就会在那里引起剧烈的风暴、极度的恐慌与疯狂的猜疑，其后果是难以预言的。西方将为莫斯科爆发的事件感到万分震惊。我听说，你们炮制了朱可夫、戈沃诺夫、罗科索夫斯基和航空人民委员沙胡林的材料，我们将把这些材料用适当方式奉献给对方。弗拉索夫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普通人易忘的事情，叛徒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逻辑和情感的真正融合，是一种让所有纯洁的人都给肮脏的自己垫背的尝试，背叛是个异乎寻常的范畴，卖国贼往往想当一名第三者——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时时在寻找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替身……您要是害怕，附带说一句，您怕是有道理的，您要是怕您的‘圣经’被我拿走会落到卡尔登勃鲁纳或希姆莱的保险柜里，那我就在这里——在您的办公室里用一用它……”
“一句话，您是在要我允许您参预那件我为之而献身的事业了？”
“哦！您的表述完全正确，将军，您说得太确切了！”
“既然如此，您必须助不幸的卡纳里斯一臂之力。”
“卡尔登勃鲁纳在亲自过问他的案情。”
“是的，然而在真正的德国的爱国者……和热爱元首的人备受折磨的那座集中营里，”盖伦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补充了一句，“就有您的人呀。要知道，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好一个逻辑啊，将军！您的逻辑到哪里去了？刚才您还说现在军队的势力无比强大，而我们，可怜的秘密警察，不屑为人一顾，怎么又突然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的人无所不能呢？”
缪勒看了盖伦一眼，明白自己说走了嘴——对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蛮干一通。这个出自普鲁士门阀和军队帮派的家伙，见他的鬼……
“好吧，”他说，“让我们这样商定：我保证已被处决的维茨勒本元帅和特莱斯科夫将军的亲属不会接元首的命令被杀害……我保证，根据元首命令而自尽的隆美尔元帅的家属不会照希姆莱的决定被送进集中营……至于不幸的卡纳里斯的命运，我将尽力搞清将来会如何处置他。我想试试看能否了解到为什么他至今未被处死，是谁拦住了刽子手，这样做对谁有好处。这样的协议能使您满意吗？”
盖伦拿起话筒，要副官送来两杯咖啡，然后打开保险柜，默默地、有点厌恶但又心疼地把书送给了缪勒。
缪勒翻阅了前面几页，微笑着说道：“这不是商品吗？！简直是件商品！”
“这不是商品，而是前途……”
当副官送上咖啡后，缪勒问道：“哪几页可以照相复制呢？”
“复制几页可以，整本材料可不行。”
“ 占多大比例？”
“四分之一。”
“就这样说定了。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有。”
“请讲。”
盖伦哼了一声，说道：“您以后肯定会发狂似地爱上一位女士，在您这样的年纪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对她的关心，将决不下于您对我家庭安全的关心……”
缪勒摇了摇头：“我经常读点马克思的著作，将军。他那‘商品——货币’的公式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成年男子们的慰籍，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掺杂任何情感……”
“您的咖啡要冷了……”
“我根本不喝咖啡，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应应景儿罢了，同时也愿意周围的人都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矩……”
……当缪勒回到普林查波列王子大街自己的家中后，吩咐绍利茨煮点浓茶，并问他有什么新闻。听完副官的回答后：他有点莫明其妙地耸了耸肩，然后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疲倦，他微笑了一下，便喂起小鱼来了。
令他困惑不解和高兴的是；施季里茨竟然要回到柏林来了，虽然他曾断定，施季里茨多半不可能回来；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他的私人观察站自瑞士发来的消息不是向别人，而正是向他确切地证实：施季里茨与俄国秘密机关有联系。
第二章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施季里茨从铺满赤褐色橡树叶的地上站了起来。有的地方，鲜艳得仿佛碧玉似的绿苗正破土出，他不知为什么竟为它担惊受怕起来——活象怕一个小姑娘会蒙受不幸一样，玛丽卡•罗克在唱着四月里十七个瞬间那一首歌的最后一段。歌中唱道：树木将旋转着跳起华尔兹。一只被湍急的浪花掀起的海燕行将溺死，可是谁也无法搭救。罗克的声音稍微有点嘶哑，因而听来显得特别柔情脉脉，充满了对人的信任感，这声音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一个谐音，片刻的寂静；播音员开始播出前线的战况；语调高吭而自豪：“坦克手的英勇，突击队勇士们的胜利，战无不胜的党卫军的凶猛反击……”
施季里茨走近车旁，关上了收音机，坐在方向盘后，向柏林驶去……
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柏林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施季里茨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萨申卡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施季里茨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施季里茨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元首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德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陛下，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伊萨耶夫，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柏林打出“必须同打入共和西班牙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瓜达拉哈拉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格里沙•瑟罗耶什金——1921年捷尔任斯基派伊萨耶夫去塔林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格里沙同他和爱沙尼亚的契卡领导人小舍列赫斯联系。
……瑟罗耶什金将他带到瓦伦亚里近郊一处小私宅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米哈依尔•科利佐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马姆苏罗夫、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和罗曼.卡尔缅等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马克西姆•伊萨耶夫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那时安东诺夫常到捷尔任斯基那里去；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就住在曾把伊萨耶夫送到海参崴的那位瓦西里•布柳赫尔处。他那时和现任共和国空军团问的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的行迹遍及中国，当时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中国人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巴维尔•波斯蒂舍夫、雅科夫•彼得斯、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米哈依尔•克德罗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然后，伊萨耶夫从那里搬出来，同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共住一个小房间——他是驻西班牙负责一切事务的总领事。
“马克西姆，”安东诺夫•奥弗先科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祖国，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法西斯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伊萨耶夫，然后吁了口气，末明其妙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我明白，”伊萨耶夫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马克西姆，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国家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纳粹党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施季里茨怎样统尽脑汁思索元首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希特勒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德国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钢盔党”和“德国民族党”。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希特勒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民族高人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老爷人种——日尔曼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人种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希特勒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哥德、瓦格纳、黑格尔、海涅、贝多芬和巴赫的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国内没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罪过都推到犹太人、茨岗人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希特勒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元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施季里茨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施季里茨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柏林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帝国的首都，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施季里茨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巴塞尔，然后越过边境，在第一家旅馆里躺下睡上一觉。这家旅馆距德国约两百米，在车站的正对面。那里虽能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但街上十分安静，而机车开动时发出凄楚的吼叫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有一次，爸爸带我到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似乎叫马拉霍夫卡的小车站去，我同他久久地听着火车来回奔驰时在钢轨结头处放出的那种独特的、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老兄，你现在可不能停车呀……回家去，冲一个澡，喝一点浓咖啡，立即着手工作吧……”
在离家还有三处拐弯的地方，施季里茨猛地刹住了车——瞪着一双绿色而又疯狂的眼睛的黑猫横穿马路跑了过去。
他知道，在这里是再不会有人超他的车了。在巴维尔斯贝格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汽车了——都被充公送到前方使用去了。那些不能作军用的车辆——农村使用的“德卡武什卡”拱体车都停在车库里，因为汽油是受严格控制的；他知道，要等来第一个行人横穿刚才那只黑猫狂奔过去的无形界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们只有在轰炸时才从家里出来往防空洞里躲；所有的人目前都深居简出，心心相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除外，因为他把人民当作自己个人所有的既无权利又不会说话的人质。这一点帝国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要等一会。”施季里茨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猫，再说还是从左方向右方跑去，就在我即将回到地狱前的下午——无论怎么说，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他的第二层意识使他明白，那黑猫只不过是促使他主要地、冷静而又有逻辑的第一层意识指挥他的手转动点火钥匙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思维的肌体，由于才能大小的不同，脑皮层上这些潜在层次的数量也常常因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沉重负荷而增多。
“不过我还得再一次把全部情况考虑得周详一些，”施季里茨对自己说；“我从答应回来时起，就感到震惊。我明白，这一许诺显然意味着我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要知道，只有病态的人才没有恐惧感……这就是说，我在同意回来的时候，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不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在哪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在所有方面……这不算回答，老兄，这样回答问题过于简单了，别自我解嘲吧。你知道最致命的环节就是牧师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假如他们真被查出并被抓到秘密警察局，那我就没有活路了，这是第一。当然，要查出他们并不容易，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证件是绝对可靠的，而且眼看美国人就要进驻这块山地了。但是，我曾确信普列伊什涅尔会安全无虞，可是他却死了……。那牧师本人呢？他受到秘密警察的袭击了吗？未必……他们不可能把他弄出伯尔尼的，他们的力量已远非昔比了……尽管对他们的全部力量我并不了解……如果舒伦堡和缪勒合作；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卡尔登布鲁纳和鲍曼是怎么知道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我应该周密地考虑一道防线，可是我无法集中思想，而一只黑猫刚刚横穿马路绝了过去，所以我得坐一会儿，等有人第一个越过这个该死的地方……如果边防站使用了一种卑鄙的、新发明的装置，能把所有越过帝国边境的人都拍下来呢？那可就糟了！要是这样，那缪勒现在正在研究卡佳和我的照片吧？……我该如何回答呢？不过，他为什么要立即问我这个呢？他会安排监视工作，在接头处把我和在波茨坦或韦丁交给我的联络员一举捕获的，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施季里茨疲惫地抬起了双眼：在椭圆形的小镜内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他驳斥内心那个因为目前还无人监视因而十分放心的自我。“在这个国度里完全可以叫来三位邻居，委托他们记载我的车子每次经过的地方和到我这里来的所有车辆，记下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来的人们……须知，他们会老老实实地用笔记录下来，打电话报告……但是我回避了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舒伦堡是会向我提出来的……他将面带寻常的那副笑容，让我书面汇报在我暴露了沃尔夫的那些日子里在瑞士所做的工作。他会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内向他作汇报，——报告我同牧师会面的地址、电话号码……在伯尔尼他们完全有可能布置人对我进行管制性的监视……我曾相信，我会获准回家的，因而有失检点，你太不检点了，伊萨耶夫，所以你要回忆一下你在哪里留下了痕迹。第一，在普列伊什涅尔下榻的维尔吉尼亚膳宿旅馆。第二，缪勒曾答应我，要我同把我的密码电报送到秘密警察驻地勃柳缅大街的那个人面质……普列伊什涅尔——这位身材矮小，眼球外突的勇士没有让他得逞……”
但是，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有我曾去过他下榻的旅馆那件事，如果都被外面的监视哨记录了下来，我就完了——这正是我罪状里还缺少罪证的一环……是这样的，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很简单：舒伦堡会提问牧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逍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瑞士可以通过施拉格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舒伦堡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帝国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性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事……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缪勒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施季里茨！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缪勒，还是对舒伦堡，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鲍曼。把牧师弄到的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罗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鲍曼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缪勒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施季里茨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粗野的戈特利布”家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戈特利布本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可以立即认出来)，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局报告。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禁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日耳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施季里茨在地铁“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车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他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施蒂尔利庆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十分尼的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鲍曼，立刻就会得罪缪勒。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绍利茨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情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鲍曼打电话……好样的，施季里茨，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情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帝国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瑞土虽然读的是我们俄国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帝国内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这么一回事？
……同鲍曼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自然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施季里茨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回来对莫斯科方面有利……
施季里茨从铺满赤褐色橡树叶的地上站了起来。有的地方，鲜艳得仿佛碧玉似的绿苗正破土出，他不知为什么竟为它担惊受怕起来——活象怕一个小姑娘会蒙受不幸一样，玛丽卡•罗克在唱着四月里十七个瞬间那一首歌的最后一段。歌中唱道：树木将旋转着跳起华尔兹。一只被湍急的浪花掀起的海燕行将溺死，可是谁也无法搭救。罗克的声音稍微有点嘶哑，因而听来显得特别柔情脉脉，充满了对人的信任感，这声音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一个谐音，片刻的寂静；播音员开始播出前线的战况；语调高吭而自豪：“坦克手的英勇，突击队勇士们的胜利，战无不胜的党卫军的凶猛反击……”
施季里茨走近车旁，关上了收音机，坐在方向盘后，向柏林驶去……
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柏林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施季里茨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萨申卡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施季里茨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施季里茨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元首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德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陛下，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伊萨耶夫，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柏林打出“必须同打入共和西班牙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瓜达拉哈拉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格里沙•瑟罗耶什金——1921年捷尔任斯基派伊萨耶夫去塔林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格里沙同他和爱沙尼亚的契卡领导人小舍列赫斯联系。
……瑟罗耶什金将他带到瓦伦亚里近郊一处小私宅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米哈依尔•科利佐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马姆苏罗夫、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和罗曼.卡尔缅等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马克西姆•伊萨耶夫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那时安东诺夫常到捷尔任斯基那里去；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就住在曾把伊萨耶夫送到海参崴的那位瓦西里•布柳赫尔处。他那时和现任共和国空军团问的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的行迹遍及中国，当时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中国人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巴维尔•波斯蒂舍夫、雅科夫•彼得斯、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米哈依尔•克德罗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然后，伊萨耶夫从那里搬出来，同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共住一个小房间——他是驻西班牙负责一切事务的总领事。
“马克西姆，”安东诺夫•奥弗先科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祖国，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法西斯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伊萨耶夫，然后吁了口气，末明其妙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我明白，”伊萨耶夫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马克西姆，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国家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纳粹党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施季里茨怎样统尽脑汁思索元首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希特勒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德国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钢盔党”和“德国民族党”。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希特勒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民族高人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老爷人种——日尔曼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人种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希特勒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哥德、瓦格纳、黑格尔、海涅、贝多芬和巴赫的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国内没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罪过都推到犹太人、茨岗人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希特勒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元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施季里茨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施季里茨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柏林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帝国的首都，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施季里茨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巴塞尔，然后越过边境，在第一家旅馆里躺下睡上一觉。这家旅馆距德国约两百米，在车站的正对面。那里虽能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但街上十分安静，而机车开动时发出凄楚的吼叫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有一次，爸爸带我到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似乎叫马拉霍夫卡的小车站去，我同他久久地听着火车来回奔驰时在钢轨结头处放出的那种独特的、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老兄，你现在可不能停车呀……回家去，冲一个澡，喝一点浓咖啡，立即着手工作吧……”
在离家还有三处拐弯的地方，施季里茨猛地刹住了车——瞪着一双绿色而又疯狂的眼睛的黑猫横穿马路跑了过去。
他知道，在这里是再不会有人超他的车了。在巴维尔斯贝格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汽车了——都被充公送到前方使用去了。那些不能作军用的车辆——农村使用的“德卡武什卡”拱体车都停在车库里，因为汽油是受严格控制的；他知道，要等来第一个行人横穿刚才那只黑猫狂奔过去的无形界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们只有在轰炸时才从家里出来往防空洞里躲；所有的人目前都深居简出，心心相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除外，因为他把人民当作自己个人所有的既无权利又不会说话的人质。这一点帝国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要等一会。”施季里茨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猫，再说还是从左方向右方跑去，就在我即将回到地狱前的下午——无论怎么说，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他的第二层意识使他明白，那黑猫只不过是促使他主要地、冷静而又有逻辑的第一层意识指挥他的手转动点火钥匙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思维的肌体，由于才能大小的不同，脑皮层上这些潜在层次的数量也常常因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沉重负荷而增多。
“不过我还得再一次把全部情况考虑得周详一些，”施季里茨对自己说；“我从答应回来时起，就感到震惊。我明白，这一许诺显然意味着我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要知道，只有病态的人才没有恐惧感……这就是说，我在同意回来的时候，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不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在哪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在所有方面……这不算回答，老兄，这样回答问题过于简单了，别自我解嘲吧。你知道最致命的环节就是牧师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假如他们真被查出并被抓到秘密警察局，那我就没有活路了，这是第一。当然，要查出他们并不容易，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证件是绝对可靠的，而且眼看美国人就要进驻这块山地了。但是，我曾确信普列伊什涅尔会安全无虞，可是他却死了……。那牧师本人呢？他受到秘密警察的袭击了吗？未必……他们不可能把他弄出伯尔尼的，他们的力量已远非昔比了……尽管对他们的全部力量我并不了解……如果舒伦堡和缪勒合作；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卡尔登布鲁纳和鲍曼是怎么知道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我应该周密地考虑一道防线，可是我无法集中思想，而一只黑猫刚刚横穿马路绝了过去，所以我得坐一会儿，等有人第一个越过这个该死的地方……如果边防站使用了一种卑鄙的、新发明的装置，能把所有越过帝国边境的人都拍下来呢？那可就糟了！要是这样，那缪勒现在正在研究卡佳和我的照片吧？……我该如何回答呢？不过，他为什么要立即问我这个呢？他会安排监视工作，在接头处把我和在波茨坦或韦丁交给我的联络员一举捕获的，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施季里茨疲惫地抬起了双眼：在椭圆形的小镜内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他驳斥内心那个因为目前还无人监视因而十分放心的自我。“在这个国度里完全可以叫来三位邻居，委托他们记载我的车子每次经过的地方和到我这里来的所有车辆，记下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来的人们……须知，他们会老老实实地用笔记录下来，打电话报告……但是我回避了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舒伦堡是会向我提出来的……他将面带寻常的那副笑容，让我书面汇报在我暴露了沃尔夫的那些日子里在瑞士所做的工作。他会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内向他作汇报，——报告我同牧师会面的地址、电话号码……在伯尔尼他们完全有可能布置人对我进行管制性的监视……我曾相信，我会获准回家的，因而有失检点，你太不检点了，伊萨耶夫，所以你要回忆一下你在哪里留下了痕迹。第一，在普列伊什涅尔下榻的维尔吉尼亚膳宿旅馆。第二，缪勒曾答应我，要我同把我的密码电报送到秘密警察驻地勃柳缅大街的那个人面质……普列伊什涅尔——这位身材矮小，眼球外突的勇士没有让他得逞……”
但是，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有我曾去过他下榻的旅馆那件事，如果都被外面的监视哨记录了下来，我就完了——这正是我罪状里还缺少罪证的一环……是这样的，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很简单：舒伦堡会提问牧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逍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瑞士可以通过施拉格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舒伦堡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帝国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性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事……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缪勒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施季里茨！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缪勒，还是对舒伦堡，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鲍曼。把牧师弄到的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罗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鲍曼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缪勒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施季里茨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粗野的戈特利布”家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戈特利布本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可以立即认出来)，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局报告。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禁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日耳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施季里茨在地铁“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车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他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施蒂尔利庆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十分尼的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鲍曼，立刻就会得罪缪勒。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绍利茨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情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鲍曼打电话……好样的，施季里茨，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情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帝国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瑞土虽然读的是我们俄国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帝国内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这么一回事？
……同鲍曼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自然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施季里茨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回来对莫斯科方面有利……
第三章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真正地怀疑您
“您好，施季里茨，见到您我异常高兴。请坐。”缪勒说道，由于他不时地挤眉弄眼，左面颊抽搐了起来。“想不想喝一点我的苹果伏特加？”
“好的”
“想品尝一下真正的马格德堡的腌猪油吗？”
“那就更好了。”
缪勒从放在大书架中间的冰箱内取出一瓶上面蒙着水汽的巴伐利亚木瓜洒，一小木盘切得根细的粉红色腌猪油和一听贻贝罐头；把这些摆到休息室内的小桌上以后，说道：“假如非抽烟不可的话，那就悉听尊便了。”
“谢谢！”施季里茨笑了笑说。
缪勒飞快地向他瞟了一眼，“你为什么发笑？”
“我在笑我的记性……我读过一本犹太作家绍洛姆•阿列伊赫姆的作品……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不可能，但又很想做，那末，就不妨做做看。’”
“妙极了。”缪勒说罢举起了高脚杯，“为您的顺利归来，为您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为您的语文才能干杯。”
施季里茨饮了—杯，又吃了两口腌猪油……这个菜的确非同寻常，一不禁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说‘语文才能’呢？”
“因为我知道在德国出版过记载着所有犹太人的名字的书籍。其中并没有绍洛姆•阿列伊赫姆这个人。只有俄国出版过他的书。”
“不错。还有巴黎的加里马尔也曾经三次出版过他的作品。”
“让这个阿列伊赫姆滚他的蛋吧，我现在也不反对在我的亲戚中找出一个犹太人来，不用很久的时间，当犹太人从美国涌来以后，这一点就会起作用了，那时斯大林也会派爱伦堡来做他的总督的……算了，您还是说说和鲍曼谈话的情况吧……您没作笔记吗？”
“没有，往后我也不打算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从我同他第一次会面之后，他对您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您是不是在我对他讲过您的一片忠心以后才去会见他的呢？”
“他告诉过您这件事情吗？”
施季里茨耸了耸肩：“还有谁能告诉我呢？”
“譬如说，您的上司，我的朋友舒伦堡？”
“看来我的上司，您的朋友舒伦堡要把我交给帝国人民法庭审判了，因为我帮助施拉格牧师同英美进行了卖国的谈判……”
“施拉格代表什么人？难道他的背后还有靠山不成？他和我们有关系吗？或者说他与党有什么关系？他曾经当过叛徒，现在依然是个叛徒。舒伦堡知道应该派什么人去伯尔尼……不管怎么说，舒伦堡直到目前还没有让我把您当作“敌人的帮凶”来对待……”
“他会让您这么干的。”
”您把这件事告诉过鲍曼没有？”
“当然告诉过。”
“他的反响如何？”
“他说，他需要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您好象事先已经同他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了……”
缪勒又分别给两只酒杯斟上了酒，对着光线望了望自己的杯子，摇了摇头：“施季里茨，我们何苦介入政治呢？”
“我们算什么政治家？不过是间谍而已……”
“在当今的世界上真正的政治家恰恰就是间谍：他们知道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说，知道绝对的真理，而政治家们却象蛇一样地弯来弯去，总想把鹰和字都铸造到一个平面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您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种工作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说到底达还是一种幻觉，但人们往往还热衷于它哩……”
“鲍曼的确要求过我保证您的安全，您又算猜对了……您在瑞士睡得还好吗？”
“和在这里—样。”
“但是那里没有轰炸，很安静……。”
“我对轰炸一向无所谓。”
“您是一位宿命论者？”
“您随便怎么说都行，”施季里茨吁了一口气。
“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这么做的。”缪勒温和而厚道地表示了赞同。“好啦，坦白地说，他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看来舒伦堡还在瑞士继续进行着他自己的事业，同时还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干出一番新的业绩。”
“您作为一位破坏谈判的专家是不是受命参与了舒伦堡的这项图谋？”
“是的。”
“无论鲍曼还是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正是这样。”
“那么秘密警察缪勒，善良的老缪勒是否该帮你们一把了？”
“应当。”
“他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他怎么啦，他不是绝顶聪明吗？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接近您的上司。我已经动了一天多的脑筋了，但仍旧思不出什么办法来。施季里茨，您还是坦白地说一说您的看法吧，您既聪明又机灵……想到什么，就大胆地和盘端出来，我来做修正……”
“分队长，假如连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末，尽管我再狡滑，也无济于事……”
“施季里茨，我不喜欢扭扭扭捏……我想您也不合扭捏作态，从事这种工作您的聪明是绰绰有余的……您对我再谈谈沃尔夫活动的情况吧……从头谈起……英国人在法庭审判时用的类推法，这不无道理……我现在听您说……”
施季里茨心里明白：审查就要开始了。“他想听听我对全部情况的看法……再根据情报机关的汇报和我电话谈话的释译以及监视站的报告重新审核这种说法……他现在该站起身来走向藏有录音按钮的柜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了……但他未必敢坐在我的对面用于在衣裳里摸录音机的按钮，他是一个十分内行的职业家，对于自己的对手往往是心中有底的……”
可是，缪勒并没有从圈椅中站起身来，只是把桌上的操纵台拉到自己的跟前，又按了一下电钮，说道：“我把您说的话录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如果有什么症结之处听不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分析。您同意吗“”
“当然赞同，”施蒂尔利茨说，这种情况已经有过多次了，他现在又一次对于这个人和他那十分独特的逻辑感到惊讶。“就这样，交给了我一项利用牧师进行活动的任务，看来舒伦堡早就想到了他，一旦同杜勒斯的谈判陷于失败，或者谈判的消息传到了元首的耳朵里，就利用他来掩护沃尔夫……我同施拉格一道进行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位有声望的人物，既有独立的见解，又无所畏惧，只要德国人能尽早获得和平，他宁愿赴汤蹈火……在和平主义运动中施拉格的交往很广，在梵蒂冈也颇有一点名气，和前大臣布吕宁格又是旧交……据外界传闻，由于他说出了一连串参与和谈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应该由他去同杜勒斯进行接触，这是因为——用杜勒斯谍报人员的话来说——他在帝国没有一支能够保持稳定，又能使德国按照雅尔塔的协议不致完全被俄国所宰割的实际力量作后盾。施拉格从布留宁格处得到了杜勒斯已经开始同沃尔夫大队长进行谈判的消息。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最重要的，也就是我来找您的本意，这件事我没有对鲍曼谈到过，我的忠诚就请您自已去评说吧——施拉格估计，沃尔夫行动的策划者不仅有您的朋友和我的上司，而且还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中一批很重要的人物……
“事实呢？”缪勒猛地咳嗽了起来，接着问道。
施季里茨内心明白，他是有意大声咳嗽的，因为他不愿意把声音留在录音带上，咳嗽可以使话音变得无法使人辩识，可是施季里茨发觉他意外说出的那件关于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官员的事情正中了缪勒的兴趣，所以缪勒要他立即列举出事实来。“这没有什么，我可以给你举出事实来，维一不妙的是我没有对牧师谈过我的想法，我想他们会马上悄悄地去找他……应该千方百计让缪勒就是说让缪勒本人委派我去瑞士一趟。在审讯时(很清楚，这是一场审讯)我应当这样行事，目的是把缪勒急须想得到的某些情况深深地隐瞒起来……现在需要的是钓钩；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只要我能牵着他走，只要能让这个疲惫不堪的人想入非非就好了……可是如何才能使他想入非非呢？应当晓之以利，晓之以私利。他是个聪明人，但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名人质而己。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人质，都是浑身发颠的躁狂病人手中的一群胆怯而卑微的人质……真是可悲！为什么会这样呢？常言说得好：‘别给自己制造崇拜的偶象’。他们曾经想过，这座偶象肯定会使他们称霸全世界，并且会把人类统统踩在他们的脚下……文化修养上的欠缺，缺乏真知灼见，这往往只能产生这样的理法，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郁愿意学习，可是他们有时还强迫着孩子们读历史和抠外文哩……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对象，都是—些懒汉和一些最喜欢体育游戏，广播游艺节日和在工作之余在晚间来上一杯啤酒的人们……”
“这些事实在太离奇了，”施季里茨说。“虽然施拉格还远远没有向我全部披露——他还想保留很多东西用来进行交易哩——即使这样他的逻辑结构还是无懈可击的。它的要点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去年年底沃尔夫被撤去了总队长私人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呢？难道这是垮台和降职，不对吧？”
施季里茨用眼瞟了一下缪勒，等待着他的回答；但他沉默不语。施季里茨清楚地想象到录音机上的带子缓慢而又沙沙地转动着的情景，嘲讽地问道：“分队长，您不想让您和我的声音录在一条带子上吗？”
缪勒默默点了一下头。
“好的，我明白了。我刚才说的‘分队长’这个词很容易被剪掉，瑞典录音带似乎粘合性能好，在听录音时不会出现磁带断头的现象……我继续说……所谓沃尔夫的‘降职’就是在柏林这一幢建筑物内策划出来的第一步行动……第二步是打通参谋部的关系，参谋部必须同意任命沃尔夫为北意大利集团军副总司令。军方——由古德里安上将签字——同意照办。记录按惯例要求，沃尔夫来意大利一事应通过外交渠道事先同墨索里尼政府商定。这一问题的来往信件现存外交部档案室。沃尔夫巧妙地将我们这身惹人注目的党卫军的黑制服换成了绿军装——摇身一变成了军人；变成军队派系的人物了，在所有时代，敌对双方军队的将领们坐到谈判桌旁是常事……再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在阿登地区向盟军发动攻势的前夕。可见，确是早有预谋了吧？此外，施拉格认为，在舒伦堡逮捕卡纳里斯时两人在私下没有见证在场的情况下，海军上将可能向他提供过一些保证沃尔夫与杜勒斯安全地进行接触的人事关系，如果不是我……不，譬如说不是你和我对牧师做了工作的话，谈判肯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您要我讲出事实，我就对您讲出了牧师的逻辑思维结构——如果您愿意听，这就是事实。不过还需要对它认真地加以审查：具体是谁在国防军司令部替古德里安起草关于沃尔夫的命令？舒伦堡肯定是通过私人关系做了工作的，而且有可能是通过军内最可信赖的情报机构干的。与古德里安最接近的是盖伦。他的工作与舒伦堡的第二处有联系。可能就是他——盖伦吧？”
缪勒关上录音机，走近施季里茨问道：“施拉格对您提到过盖伦的名字吗？”
“没有。”
“您根据什么认为盖伦是舒伦堡的密友呢？”
“没有……只是一种揣测。”
“您在玩弄花招吧？”
“我象孩子一样直率。”
缪勒蓦然恐惧起来，他的惊恐来得确实突然，——这已经有过多次了——他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似乎施季里茨对于他的想法了如指掌，而且还诡密地掌握了他的一切行动，好象事先就知道他瞒着别人谋划了些什么。以前在他获悉施季里茨与秘密机构——很可能是俄国的——有联系的材料之前(凭看这个材树现在就足以把施季里茨就地枪决在办公室里)类似这样的猜测就一直在困扰着他，眼下他却感到了可怕，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因为那个可悲的奥地利精神病患者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要是现在当面质问他和俄图人的关系好吗？”缪勒想。“他肯定会颤抖起来。那么，我将亲眼看见他畏惧的表情，那我再也不会象刚才那样惊恐了。”不，他自言自语地：“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施季里茨是你手中一张王牌，你可以打出这张牌来吃掉任何的爱司。但是，前面还有一场流血的角逐，如果他揣测到我的想法，并感觉到我知道他一些事情但又不说出来，那将是无法补偿的失招。”
“好，盖伦这件事真有些蹊跷，施季里茨，是否事先已经和牧师约定了联系的方法？”
“是的。”
“是双边联系吗？”
“是的。”
“您可以把他的地址给我吗？”
“当然可以。”
“现在还有件事……边防哨所报告说您并不是一个人越过边界的，还有一位太大，对吗？”
“不，由我带过边境的不仅有基尔什坦因太太，有她的两个孩子。”
“她是谁？”
“是难民。她的丈夫过去在我们克虏伯工厂工作，是一位钟表工艺专家，瑞士人……后来阵亡了……野蛮人的空袭刚刚结束，她就站在马路上……”
“两个孩子多大岁数？”
“都是吃奶的婴儿。唉，我也弄不清他们的年龄……他们哭叫得很厉害……”
“她在瑞士什么地方下车？”
“伯尔尼。”
“在一个旅社附近吗？”
“是的。”
“叫什么名字？”
“‘金色王冠’。”
缪勒耸耸肩膀说，
“为什么在瑞士共和国这么热衷使用和极权政治相联系的国土名字呢？”
“我想，不用过很久，和现在相反，我们这里所有的旅馆都将使用比共和还共和的名称……每个人对于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总是特别地感兴趣……
“恩，很有可能。到那时柏林大概就会出现一些什么‘俄罗斯宫’、‘绣球花’、‘茶炊’之类的旅馆了……”
“在慕尼黑就会出现‘华道夫•西斯多里亚’、‘潘西利瓦尼亚旅社了’。”施季里茨补充道。
缪勒点点头，伸了伸懒腰，问道：“您在‘维吉尼亚’旅社找过人吗？”
“你们在瑞士盯过我的稍？”
“我掩护了您。”
“既然这么说，我就回答您：找过一位和牧师有联系的教授。”
“为什么牧师不去‘维吉尼亚’？”
“因为我指示过他，要他注意采取安全措施，教授……我记不住他的名字……没有来同牧师会面……他的消息极灵通，他代表帝国内部某个极为秘密的团体……不知因为什么他已经自尽了……”
缪勒懒散而缓慢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放在施季里茨面前的桌子上说：“就是他把这个密码送到我们秘密住所来的……记得吧，在我不得不让您蹲监狱时还给你看过？真离奇，不是吗？这个密码同作收报员工作的那位迷人而又年轻的母亲的密码一模一样……”
“如果他让我用左手写字就糟了。”施季里茨仔细地望了望自己的密码，想了想。“应该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充了吗？事出偶然吗？或者他在玩把戏？如果缪勒把他的疑点告知了鲍曼，那么鲍曼就未必会象过去那样和我交谈了。”
“您对我有怀疑吗？分队长。”
“有那么一点。”
“有多少呢？” ；
“我怀疑您做起戏来了，您知道‘米尼沃尔非阿达’这种游戏吗……为什么不是呢？从人的角度来说我能够理解您——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国度里，现在每个人只关心自己。”
“如果我确实在演戏，又怎么样？”施季里茨性条斯理地问。“如果我对您说，我是在做戏，这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大信得过您，尽管您准备一旦当这里响起了盟国的炮声就逃走的计划对我很相宜；而且还因为直到现在您还没有对我说过：我们要和谁一起出走？究竟跑到那里去？又是如何走法？您想当企业主，但我投进您企业的决不是金钱，而是生命啊。所以我对牧师才这般诚惶诚恐和认真。”
“您大胆地把他的妹妹和小崽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弄得阿伊斯曼差一点没上吊。她在哪里？”
“在瑞典。”
“别扯谎。”
“那末，就请您别再问下去了。”
“如果我找到了她，牧师能不能接受我入你们的伙呢？”
“如果您能批准我和他工作，他一定会按受你入伙。确切地说这是连续性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让他——施拉格——而不是让舒伦堡成为帝国实际力量的代表人物。”
“您认为杜勒斯敢下换马的决心吗？您以为对他来说我的名字比沃尔夫更加诱人吗？——无论是希姆莱还是总参谋部和外交官员们都不让我沾边，而去用沃尔夫……这傻瓜都知道，我是个让人害怕沾包的人物。”
“但您能搜罗到军方司令部那些人的材料，逼使他们完全绝望，并迫使他们和我们一齐干……不管沃尔夫是否会令人遗憾地遭到失败，杜勒斯仍然能和他们在会谈桌旁坐下来。”
“您约定什么时候同舒伦堡见面？”
“您还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听到他的电话。”
“十九点三十分。”
“您找个机会问他：“‘斯大林从谁那里得知在伯尔尼进行着谈判？’”
“您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施季里茨，我要您问舒伦堡提出问题并听取他的回答。这样就行了……”
“您相信我能活着走出他的办公室吗？”
“我相信。我不相信的是，明天一早您能不能在您的巴贝尔斯贝格醒过来，我真不相信的是这个。正因为如此，我要指派我的司机跟随您的左右……是的，是的，派一名司机，您的右手腕疼痛，开车不方便，您把这件事告知舒伦堡……。”
缪勒按了一下控电板上的按钮，绍利茨立刻出现在门旁。
“汉斯在那里？”
“他正在待命。”
“请他来一下。”
司机走进来。
“汉斯，从今天起你当这位的保姆。”缪勒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你就在他家的一层楼过夜，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活东西，都别开门；我的相识者无权用生命来冒险，你应紧随左右，就像对我和我那不幸的孩子一样伺侯他。全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分队长。”
“您好，施季里茨，见到您我异常高兴。请坐。”缪勒说道，由于他不时地挤眉弄眼，左面颊抽搐了起来。“想不想喝一点我的苹果伏特加？”
“好的”
“想品尝一下真正的马格德堡的腌猪油吗？”
“那就更好了。”
缪勒从放在大书架中间的冰箱内取出一瓶上面蒙着水汽的巴伐利亚木瓜洒，一小木盘切得根细的粉红色腌猪油和一听贻贝罐头；把这些摆到休息室内的小桌上以后，说道：“假如非抽烟不可的话，那就悉听尊便了。”
“谢谢！”施季里茨笑了笑说。
缪勒飞快地向他瞟了一眼，“你为什么发笑？”
“我在笑我的记性……我读过一本犹太作家绍洛姆•阿列伊赫姆的作品……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不可能，但又很想做，那末，就不妨做做看。’”
“妙极了。”缪勒说罢举起了高脚杯，“为您的顺利归来，为您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为您的语文才能干杯。”
施季里茨饮了—杯，又吃了两口腌猪油……这个菜的确非同寻常，一不禁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说‘语文才能’呢？”
“因为我知道在德国出版过记载着所有犹太人的名字的书籍。其中并没有绍洛姆•阿列伊赫姆这个人。只有俄国出版过他的书。”
“不错。还有巴黎的加里马尔也曾经三次出版过他的作品。”
“让这个阿列伊赫姆滚他的蛋吧，我现在也不反对在我的亲戚中找出一个犹太人来，不用很久的时间，当犹太人从美国涌来以后，这一点就会起作用了，那时斯大林也会派爱伦堡来做他的总督的……算了，您还是说说和鲍曼谈话的情况吧……您没作笔记吗？”
“没有，往后我也不打算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从我同他第一次会面之后，他对您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您是不是在我对他讲过您的一片忠心以后才去会见他的呢？”
“他告诉过您这件事情吗？”
施季里茨耸了耸肩：“还有谁能告诉我呢？”
“譬如说，您的上司，我的朋友舒伦堡？”
“看来我的上司，您的朋友舒伦堡要把我交给帝国人民法庭审判了，因为我帮助施拉格牧师同英美进行了卖国的谈判……”
“施拉格代表什么人？难道他的背后还有靠山不成？他和我们有关系吗？或者说他与党有什么关系？他曾经当过叛徒，现在依然是个叛徒。舒伦堡知道应该派什么人去伯尔尼……不管怎么说，舒伦堡直到目前还没有让我把您当作“敌人的帮凶”来对待……”
“他会让您这么干的。”
”您把这件事告诉过鲍曼没有？”
“当然告诉过。”
“他的反响如何？”
“他说，他需要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您好象事先已经同他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了……”
缪勒又分别给两只酒杯斟上了酒，对着光线望了望自己的杯子，摇了摇头：“施季里茨，我们何苦介入政治呢？”
“我们算什么政治家？不过是间谍而已……”
“在当今的世界上真正的政治家恰恰就是间谍：他们知道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说，知道绝对的真理，而政治家们却象蛇一样地弯来弯去，总想把鹰和字都铸造到一个平面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您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种工作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说到底达还是一种幻觉，但人们往往还热衷于它哩……”
“鲍曼的确要求过我保证您的安全，您又算猜对了……您在瑞士睡得还好吗？”
“和在这里—样。”
“但是那里没有轰炸，很安静……。”
“我对轰炸一向无所谓。”
“您是一位宿命论者？”
“您随便怎么说都行，”施季里茨吁了一口气。
“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这么做的。”缪勒温和而厚道地表示了赞同。“好啦，坦白地说，他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看来舒伦堡还在瑞士继续进行着他自己的事业，同时还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干出一番新的业绩。”
“您作为一位破坏谈判的专家是不是受命参与了舒伦堡的这项图谋？”
“是的。”
“无论鲍曼还是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正是这样。”
“那么秘密警察缪勒，善良的老缪勒是否该帮你们一把了？”
“应当。”
“他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他怎么啦，他不是绝顶聪明吗？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接近您的上司。我已经动了一天多的脑筋了，但仍旧思不出什么办法来。施季里茨，您还是坦白地说一说您的看法吧，您既聪明又机灵……想到什么，就大胆地和盘端出来，我来做修正……”
“分队长，假如连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末，尽管我再狡滑，也无济于事……”
“施季里茨，我不喜欢扭扭扭捏……我想您也不合扭捏作态，从事这种工作您的聪明是绰绰有余的……您对我再谈谈沃尔夫活动的情况吧……从头谈起……英国人在法庭审判时用的类推法，这不无道理……我现在听您说……”
施季里茨心里明白：审查就要开始了。“他想听听我对全部情况的看法……再根据情报机关的汇报和我电话谈话的释译以及监视站的报告重新审核这种说法……他现在该站起身来走向藏有录音按钮的柜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了……但他未必敢坐在我的对面用于在衣裳里摸录音机的按钮，他是一个十分内行的职业家，对于自己的对手往往是心中有底的……”
可是，缪勒并没有从圈椅中站起身来，只是把桌上的操纵台拉到自己的跟前，又按了一下电钮，说道：“我把您说的话录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如果有什么症结之处听不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分析。您同意吗“”
“当然赞同，”施蒂尔利茨说，这种情况已经有过多次了，他现在又一次对于这个人和他那十分独特的逻辑感到惊讶。“就这样，交给了我一项利用牧师进行活动的任务，看来舒伦堡早就想到了他，一旦同杜勒斯的谈判陷于失败，或者谈判的消息传到了元首的耳朵里，就利用他来掩护沃尔夫……我同施拉格一道进行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位有声望的人物，既有独立的见解，又无所畏惧，只要德国人能尽早获得和平，他宁愿赴汤蹈火……在和平主义运动中施拉格的交往很广，在梵蒂冈也颇有一点名气，和前大臣布吕宁格又是旧交……据外界传闻，由于他说出了一连串参与和谈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应该由他去同杜勒斯进行接触，这是因为——用杜勒斯谍报人员的话来说——他在帝国没有一支能够保持稳定，又能使德国按照雅尔塔的协议不致完全被俄国所宰割的实际力量作后盾。施拉格从布留宁格处得到了杜勒斯已经开始同沃尔夫大队长进行谈判的消息。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最重要的，也就是我来找您的本意，这件事我没有对鲍曼谈到过，我的忠诚就请您自已去评说吧——施拉格估计，沃尔夫行动的策划者不仅有您的朋友和我的上司，而且还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中一批很重要的人物……
“事实呢？”缪勒猛地咳嗽了起来，接着问道。
施季里茨内心明白，他是有意大声咳嗽的，因为他不愿意把声音留在录音带上，咳嗽可以使话音变得无法使人辩识，可是施季里茨发觉他意外说出的那件关于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官员的事情正中了缪勒的兴趣，所以缪勒要他立即列举出事实来。“这没有什么，我可以给你举出事实来，维一不妙的是我没有对牧师谈过我的想法，我想他们会马上悄悄地去找他……应该千方百计让缪勒就是说让缪勒本人委派我去瑞士一趟。在审讯时(很清楚，这是一场审讯)我应当这样行事，目的是把缪勒急须想得到的某些情况深深地隐瞒起来……现在需要的是钓钩；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只要我能牵着他走，只要能让这个疲惫不堪的人想入非非就好了……可是如何才能使他想入非非呢？应当晓之以利，晓之以私利。他是个聪明人，但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名人质而己。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人质，都是浑身发颠的躁狂病人手中的一群胆怯而卑微的人质……真是可悲！为什么会这样呢？常言说得好：‘别给自己制造崇拜的偶象’。他们曾经想过，这座偶象肯定会使他们称霸全世界，并且会把人类统统踩在他们的脚下……文化修养上的欠缺，缺乏真知灼见，这往往只能产生这样的理法，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郁愿意学习，可是他们有时还强迫着孩子们读历史和抠外文哩……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对象，都是—些懒汉和一些最喜欢体育游戏，广播游艺节日和在工作之余在晚间来上一杯啤酒的人们……”
“这些事实在太离奇了，”施季里茨说。“虽然施拉格还远远没有向我全部披露——他还想保留很多东西用来进行交易哩——即使这样他的逻辑结构还是无懈可击的。它的要点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去年年底沃尔夫被撤去了总队长私人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呢？难道这是垮台和降职，不对吧？”
施季里茨用眼瞟了一下缪勒，等待着他的回答；但他沉默不语。施季里茨清楚地想象到录音机上的带子缓慢而又沙沙地转动着的情景，嘲讽地问道：“分队长，您不想让您和我的声音录在一条带子上吗？”
缪勒默默点了一下头。
“好的，我明白了。我刚才说的‘分队长’这个词很容易被剪掉，瑞典录音带似乎粘合性能好，在听录音时不会出现磁带断头的现象……我继续说……所谓沃尔夫的‘降职’就是在柏林这一幢建筑物内策划出来的第一步行动……第二步是打通参谋部的关系，参谋部必须同意任命沃尔夫为北意大利集团军副总司令。军方——由古德里安上将签字——同意照办。记录按惯例要求，沃尔夫来意大利一事应通过外交渠道事先同墨索里尼政府商定。这一问题的来往信件现存外交部档案室。沃尔夫巧妙地将我们这身惹人注目的党卫军的黑制服换成了绿军装——摇身一变成了军人；变成军队派系的人物了，在所有时代，敌对双方军队的将领们坐到谈判桌旁是常事……再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在阿登地区向盟军发动攻势的前夕。可见，确是早有预谋了吧？此外，施拉格认为，在舒伦堡逮捕卡纳里斯时两人在私下没有见证在场的情况下，海军上将可能向他提供过一些保证沃尔夫与杜勒斯安全地进行接触的人事关系，如果不是我……不，譬如说不是你和我对牧师做了工作的话，谈判肯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您要我讲出事实，我就对您讲出了牧师的逻辑思维结构——如果您愿意听，这就是事实。不过还需要对它认真地加以审查：具体是谁在国防军司令部替古德里安起草关于沃尔夫的命令？舒伦堡肯定是通过私人关系做了工作的，而且有可能是通过军内最可信赖的情报机构干的。与古德里安最接近的是盖伦。他的工作与舒伦堡的第二处有联系。可能就是他——盖伦吧？”
缪勒关上录音机，走近施季里茨问道：“施拉格对您提到过盖伦的名字吗？”
“没有。”
“您根据什么认为盖伦是舒伦堡的密友呢？”
“没有……只是一种揣测。”
“您在玩弄花招吧？”
“我象孩子一样直率。”
缪勒蓦然恐惧起来，他的惊恐来得确实突然，——这已经有过多次了——他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似乎施季里茨对于他的想法了如指掌，而且还诡密地掌握了他的一切行动，好象事先就知道他瞒着别人谋划了些什么。以前在他获悉施季里茨与秘密机构——很可能是俄国的——有联系的材料之前(凭看这个材树现在就足以把施季里茨就地枪决在办公室里)类似这样的猜测就一直在困扰着他，眼下他却感到了可怕，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因为那个可悲的奥地利精神病患者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要是现在当面质问他和俄图人的关系好吗？”缪勒想。“他肯定会颤抖起来。那么，我将亲眼看见他畏惧的表情，那我再也不会象刚才那样惊恐了。”不，他自言自语地：“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施季里茨是你手中一张王牌，你可以打出这张牌来吃掉任何的爱司。但是，前面还有一场流血的角逐，如果他揣测到我的想法，并感觉到我知道他一些事情但又不说出来，那将是无法补偿的失招。”
“好，盖伦这件事真有些蹊跷，施季里茨，是否事先已经和牧师约定了联系的方法？”
“是的。”
“是双边联系吗？”
“是的。”
“您可以把他的地址给我吗？”
“当然可以。”
“现在还有件事……边防哨所报告说您并不是一个人越过边界的，还有一位太大，对吗？”
“不，由我带过边境的不仅有基尔什坦因太太，有她的两个孩子。”
“她是谁？”
“是难民。她的丈夫过去在我们克虏伯工厂工作，是一位钟表工艺专家，瑞士人……后来阵亡了……野蛮人的空袭刚刚结束，她就站在马路上……”
“两个孩子多大岁数？”
“都是吃奶的婴儿。唉，我也弄不清他们的年龄……他们哭叫得很厉害……”
“她在瑞士什么地方下车？”
“伯尔尼。”
“在一个旅社附近吗？”
“是的。”
“叫什么名字？”
“‘金色王冠’。”
缪勒耸耸肩膀说，
“为什么在瑞士共和国这么热衷使用和极权政治相联系的国土名字呢？”
“我想，不用过很久，和现在相反，我们这里所有的旅馆都将使用比共和还共和的名称……每个人对于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总是特别地感兴趣……
“恩，很有可能。到那时柏林大概就会出现一些什么‘俄罗斯宫’、‘绣球花’、‘茶炊’之类的旅馆了……”
“在慕尼黑就会出现‘华道夫•西斯多里亚’、‘潘西利瓦尼亚旅社了’。”施季里茨补充道。
缪勒点点头，伸了伸懒腰，问道：“您在‘维吉尼亚’旅社找过人吗？”
“你们在瑞士盯过我的稍？”
“我掩护了您。”
“既然这么说，我就回答您：找过一位和牧师有联系的教授。”
“为什么牧师不去‘维吉尼亚’？”
“因为我指示过他，要他注意采取安全措施，教授……我记不住他的名字……没有来同牧师会面……他的消息极灵通，他代表帝国内部某个极为秘密的团体……不知因为什么他已经自尽了……”
缪勒懒散而缓慢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放在施季里茨面前的桌子上说：“就是他把这个密码送到我们秘密住所来的……记得吧，在我不得不让您蹲监狱时还给你看过？真离奇，不是吗？这个密码同作收报员工作的那位迷人而又年轻的母亲的密码一模一样……”
“如果他让我用左手写字就糟了。”施季里茨仔细地望了望自己的密码，想了想。“应该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充了吗？事出偶然吗？或者他在玩把戏？如果缪勒把他的疑点告知了鲍曼，那么鲍曼就未必会象过去那样和我交谈了。”
“您对我有怀疑吗？分队长。”
“有那么一点。”
“有多少呢？” ；
“我怀疑您做起戏来了，您知道‘米尼沃尔非阿达’这种游戏吗……为什么不是呢？从人的角度来说我能够理解您——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国度里，现在每个人只关心自己。”
“如果我确实在演戏，又怎么样？”施季里茨性条斯理地问。“如果我对您说，我是在做戏，这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大信得过您，尽管您准备一旦当这里响起了盟国的炮声就逃走的计划对我很相宜；而且还因为直到现在您还没有对我说过：我们要和谁一起出走？究竟跑到那里去？又是如何走法？您想当企业主，但我投进您企业的决不是金钱，而是生命啊。所以我对牧师才这般诚惶诚恐和认真。”
“您大胆地把他的妹妹和小崽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弄得阿伊斯曼差一点没上吊。她在哪里？”
“在瑞典。”
“别扯谎。”
“那末，就请您别再问下去了。”
“如果我找到了她，牧师能不能接受我入你们的伙呢？”
“如果您能批准我和他工作，他一定会按受你入伙。确切地说这是连续性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让他——施拉格——而不是让舒伦堡成为帝国实际力量的代表人物。”
“您认为杜勒斯敢下换马的决心吗？您以为对他来说我的名字比沃尔夫更加诱人吗？——无论是希姆莱还是总参谋部和外交官员们都不让我沾边，而去用沃尔夫……这傻瓜都知道，我是个让人害怕沾包的人物。”
“但您能搜罗到军方司令部那些人的材料，逼使他们完全绝望，并迫使他们和我们一齐干……不管沃尔夫是否会令人遗憾地遭到失败，杜勒斯仍然能和他们在会谈桌旁坐下来。”
“您约定什么时候同舒伦堡见面？”
“您还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听到他的电话。”
“十九点三十分。”
“您找个机会问他：“‘斯大林从谁那里得知在伯尔尼进行着谈判？’”
“您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施季里茨，我要您问舒伦堡提出问题并听取他的回答。这样就行了……”
“您相信我能活着走出他的办公室吗？”
“我相信。我不相信的是，明天一早您能不能在您的巴贝尔斯贝格醒过来，我真不相信的是这个。正因为如此，我要指派我的司机跟随您的左右……是的，是的，派一名司机，您的右手腕疼痛，开车不方便，您把这件事告知舒伦堡……。”
缪勒按了一下控电板上的按钮，绍利茨立刻出现在门旁。
“汉斯在那里？”
“他正在待命。”
“请他来一下。”
司机走进来。
“汉斯，从今天起你当这位的保姆。”缪勒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你就在他家的一层楼过夜，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活东西，都别开门；我的相识者无权用生命来冒险，你应紧随左右，就像对我和我那不幸的孩子一样伺侯他。全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分队长。”
第四章 发人深思的情报（奥杰萨①）
建立这个秘密组织的主意是缪勒想出来的。他知道，如果现在，就是说在1945午3月，还不筹办一所企业的话，当帝国崩溃之后再来拯救党卫军的干部，那就是一件棘手的和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了。只要这一主张一经获准，立即可以拨款修建一条党卫队员撤向拉丁美洲、西班牙、葡萄牙和亲纳粹的各阿拉伯王国的可靠渠道。要在那里建设党卫军的根据地，需要托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购置私宅，汽车、快艇和小旅社，就要招募一批为该组织工作的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警察机关、世界的铁路、航空、海洋公司中筹建一些可靠的情报机关。
①奥杰萨是目前仍在进行活动的党卫军分子极为诡秘的组织。
缪勒手下有一批和梵蒂冈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情报人员，而且他也知道鲍曼的孩子——二十岁的阿洛伊斯新近获得了神甫的教职，这是件违背纳粹信条的事情。但他并不是离经叛道，而是经过希特勒批准采取这一行动的。缪勒猜想，一定是副总裁用软磨的办法使元首相信，孩子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牺牲了‘世俗前途’打入亲近教庭的教派阶层，而决不是对于这一思想的背叛。
只是在3月末缪勒才得到一份情报，这才使他相信鲍曼正在筹划修建一条把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中特别忠于他的成员转移到全世界去的秘密渠道，因为他认为，为了这一目的他可以利用从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就和柏林发生联系的梵蒂冈外事部门的某些神甫的关系。
缪勒一直想弄清楚，鲍曼是怎样建设秘密转移渠道的。可是副总裁一直守口如瓶。但缪勒最终还尽弄到了一些可以证明许多驻中立国大使馆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人员，正在竭尽全力秘密地把所有可能被定为战犯的人员、转移到世界各地去的材料。
于是缪勒暗示鲍曼他还知道更多的情况。
“那有什么？”副总裁连眼皮也不抬地问道。“就算是我手下的人这么做了，您怀疑他们中间有谁图谋不轨？自私自利？对我隐瞒了真相？还是撒谎？”
“他什么时候才对我口吐真言？”缪勒想，”他老是半吞半吐，担心会弄出什么事来，谁都信不过……那么又何必邀请我参与他搞的一切名堂呢？又出于什么用心——在同施蒂尔利茨会面后——又说了一番必须经常合作以便协调行动的话呢？什么时候他才明白，不相互信任是不行的？何时才能说真话呢？”
“副总裁，我无论对谁都不怀疑，尤其在谈到您的部下时更是如此。我不过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般技术性问题不应当由您来搞。即便此事关国家社会主义工党成员命运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一样。搞技术是我这样的技术人员的职责，而不是政治家的事情……如果对您心怀不满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就会立即告发您犯有失败主义的罪行，他们将强调说现在有一个以鲍曼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国外组织，有什么必要成立双重组织？布尔什维克人即将被歼在柏林城下，胜利已经迫近啦，如此等等……可是我的商行有权申请成立一个秘密备用中心。一旦战局不利，就能挽救数十万名国家社会主义战士。我会这样来论证这种工作的必要，即现在我们有不少外交官员和军人认为有可能单独媾和，这种叛党分子无权在国外为所欲为：应立即把我的部下派出国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监视这些败类，挫败他们的一切罪恶企图……为此目的，我甚至打算向舒伦堡索取拉丁美洲反美国佬起义的种子正趋成熟的材料；我想肯定会使元首感兴趣——因为这是进攻的观点，现在对他就仿佛在伤口上贴上了一贴镇痛药……
“什么？”鲍曼搔了搔耳垂。“好建议。由您来起草一份备忘录，我来设法使元首相信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您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设想？”
“从花园向安全地区秘密疏散有用人员的渠道我已经安排停当。在欧洲有一些旅馆不必花钱便可到手，在拉丁美州的港口停舶着用半价就可从远亲处买到的无主快艇……一切我都推备就绪，我要求批准行动。您也知道，舒伦堡驻国外的间谍头子会立即查觉我的部下在国外的频繁活动，因此希姆莱准会问我：这是什么用意？为谁干的？是谁批准的？”
“好，如果我先向您提出您已经提到的前两个问题，该如何曾复呢？”
“我这样回答您……现在我经管着七万件重要证件：——有巴拉圭、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埃及、新加坡、智利等国的护照、驾驶执照、公证文件……还和七千名对我们未来工作有用的党卫军队员谈过话：他们积极而又聪明，年轻并且机灵……为了对部分疏散渠道进行一次试验，经我批准搞过一项游戏：派出了一名同行奉命执假护照穿过德国全境，秘密越过了我们同瑞士的边境，然后到意大利潜入罗马，把我颁发的胶合木板换成了梵蒂冈的真护照。”
“您部下的什么人在梵蒂冈？”鲍曼难堪地问道。
“我准备向您提供一批名单，我弄不大清楚意大利的姓氏。”
“谢谢。我很想看看，对于梵蒂冈我一无所知，”鲍曼说。
(于是缪勒想：你有什么必要老是扯谎？有什么益处？难道你的儿子阿洛伊斯对梵蒂岗一无所知？)
“说下去，”鲍曼请求道，“我在听您说。”
“我事先给此人打过招呼”，缪勒吁了一口气说，“万一事情败露——无论在帝国还是在瑞士和意大利一线都不会搭救他，那时我将矢口否认而且还要出卖，一切都应像在战时一样……”
缪勒在几个衣袋里摸索了一阵，从中掏出了一强揉皱了的国际电报纸，伸手递给了鲍曼。
“这是什么？”他问道。
“您看看吧……这是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发来的消息……不需看电文……译文是这样写：经安排我现在西班牙‘库埃利亚’商行任广告代办人。在彭塔雷纳斯附近荒凉的地区可望搞到两套房屋，该处可修理中型船只和潜艇。需四万美金。拟安插三名同事。在梵蒂冈换取证件颇为理想。”
“您以为到处都可以这样组织党卫军新的国外间谍机构吗？”
“在俄国——未必可行，”缪勒哼了一声。“但在拉丁美洲是可以的，在那里我们的根基十分牢固，完全行得通。”
“您那位同仁前往那里，行程用了多少时间？”
“五个月”。
“那就是说，早在去年十一月份，您就考虑到战败之后该怎样拯救您的下属了？您着手埋葬帝国未免太早了一点吧？”
“我早就明白，”缪勒生硬地答道，“早在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葬礼就等待着帝国了。”
“您敢放肆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可是，副总裁，您的部下动手干同样的工作还要更早一些哩……”
“我的下属过去、现在和将来一贯忠于确信胜利在望的元首。”
缪勒用手掌心捂住了嘴，咳嗽了一下：“往往当我感到不受信任时就沉不住气……以我看，不以诚相待的时代已经结束……总该相见以诚了吧……”
鲍曼站起身来在办公室踱了一圈，然后在窗前止步，额头贴在玻璃上，连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说：“您对我谈谈组织的结构。它由哪些分支部门组成，又是怎样通过谁与外国人保持联系。吸收进来的成员有多少——目前的和以后的人数。挑选成员的原则，由谁确定候选人员，对其家属制定了一些什么规约，世界各地组织成员间的联系形式，司令部将设在哪里。司令部的结构，由谁颁布命令，命令的形式……”
缪勒又咳了一声，他想关于司令部和它的构成是个主要问题，用标准的语言来说，那就是秘密组织的头头由谁来干——鲍曼一直到最后才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是把它当作一件次要的事情附带说出来的，显而易见真正使他感兴趣的莫过于这件事了。
但是，缪勒还是接过了副总裁打过来的牌(小心，可不能接呀！)，根据鲍曼的提问依次开始回答。
“以我看，组织的结构最好是双层的。一开始我们就创造—种气氛，说它是一个秘密银行团体，必要时，负有确保救援党卫军中所有那些——根据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的宣言——只要曾在帝国安全总署和军队中供过职，就—古脑儿被认为是战争罪犯的军官。因为我的部属要在德国潜伏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些抛头露面的人物，而我们知道，国家遭到失败之后，出卖的活动总是十分猖獗的，所以问题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把党卫军中最宝贵的斗士布置到国外去。但是，第二层，即真正的组织结构却在于目前就应该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建立我们的据点，以便将来继续我们的斗争。由我们立即重新部署的军官来加强同忠实于我们的外国人之间的联系；戈培尔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从远处看到的一切与近处所见的情况完全不相同。再说，好在有文化的人并不多。人们多半相信传闻，所以现在还有可能在阿根廷，巴拉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极为有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日本盟友在新加坡，印度，缅甸和加里曼丹一带的条件哩。可是，正因为在那里从传统上说集中着一些与伦敦和加拿大有来往的巨大贸易集散地，所以是一条打入欧美两洲的良好途径……我想，您一定会谅解我不经核准就擅自行动的这种行为。我已和我们的汽车、化学和航空垄断组织中的朋友们谈道在亚洲的那些地区建立分支机构远景计划中的某些问题……当然，盟国最初决不会放弃狠命搞你一下的作法，可能要对我们的工业家进行制裁，但是经济终究比情感更有力量，西方没有德国能行吗？”
“垄断组织向您提交过书面意见吗？”
缪勒微笑了一下：“难道他们能这么做吗？副总裁。”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他们害怕管理委员会中您的那些代表们；如果他们能够获准，那又当别论了，更详尽的建议将在一周之内拟好……” ，
“活又说回来，盟过也会知道这些建议的……他们将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个姓缪勒的人对这样一份远景草案那么感兴趣……管不了那么多啦，反正情况总会好起来的，”
“好，我说完了，”缪勒长吁了一口气。
“副总裁，尽管您现在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就是说我没有考虑到情报有可能泄漏出去这一层，但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
“也就是说，鲍曼也不总是错误的了？他的一些想法有时也不总是完全无益的？——请继续说下去。”副总裁冷笑了一下。
“至于目前的党卫军秘密组织成员的数目，现时我还难于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据我初步估计，约近三万人……”
“初步估计的原则是什么？”
“这又是马后炮了，如果我敢于老实地说出一两年前就应当认真地做一次统计，而且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又能把不只允许成功而且还允许失败当作一条确定不移的规定的话，本来我是会想出一套办法的。而且请您相信，这还是一套相当不错的办法……而我现在只好采用十分原始的办法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的机关中有一百五十人必须得到挽救……我那一批负责俄国、乌克兰、波兰、法国、犹太、西班牙事务的科室领导人还有监督工业和银行、主持思想、教会和青年组织工作以及领导集中营事务的所有人员。当然，如果您赞成我的想法的活，现在就必须把人员部署到事先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心去……我负责搞好巴塞尔、阿斯卡、米兰、梵蒂冈、帕尔马德马利奥尔克、巴塞罗那、马德里、里斯本、布谊诺斯艾利斯、亚松森等地助根据地……”
鲍曼看了一下世界地图说：“是一条很具体的路线……不错……”
“至于说到挑选的原则，那么，当然又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因素需要作一定的取舍……秘密警察各部门的领导人远不都是我的人：卡尔登勃鲁纳常常任命一些受他庇护——以他作靠山的人……使我无法指望我的下属在各地区行使他们的管辖权利……但在汉堡、慕尼黑、奥斯陆、汉诺威、吕贝克、哥本哈根、弗伦斯堡、不来梅、荷茨堡、米兰、魏玛，德诺斯堡一带我的下后是完全可靠的，我绝对信很过他们，他们的想法和我一样。如果您许可的话，由我委托他们制定名单。”缪勒哼了一声。“当然是口头来制定的，无论如何不能载入文件……至予对候选人员的批准，则要请您委托我来做初步的挑选工作，然后再由您最后核准。至于党卫军中将入选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家属问题，从一开始就应让他们确信不疑，当家人已经阵亡了……只能这样，虽然这是残酷的……否则他们就要四处寻找了……但是寻找将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全部事业将因此而被暴露。至于未来各地区小组间的联系形式问题，它与您说的司令部问题有关系。我认为司令部只好由我来领导……假如您能批准我再担任上一个职务——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元首鲍曼的党卫军事务特别助理，这样就会给我从事的事业增添份量，就职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必要的工作。当然，这种职务，”缪勒微微一笑，“起码现在同样不宜载入文件……” ’
“您把我的朋友希姆莱的姓名忘掉了……谁也没有撤掉他党卫军总队长的职务……”
“会被撤掉的，应该被撤掉，”缪勒不动声色地说。“您明白，总队长那种不受欢迎的处境使他不能转入地下……而且还加上……”
“什么？”
缪勒耸耸肩，叹了口气。
“请您把话说完嘛，”鲍曼生气地说，“说半句话，欲言又止是不礼貌的。”
“他是您的敌人，副总裁为什么要考虑他呢？应将他除外才对。”
“卡尔登勃鲁纳怎么样？”鲍显沉思着问道。”为什么他不能担任组织的首脑，而由您来当他司令部的参谋长和副手呢？”
“因为我不信任卡尔登勃鲁纳，
“您有什么根据？”
“有。”
“请谈谈。”
缪勒摇了摇头：“我不能说，请您谅解，而且我也不能这样做……我从来不当告密者，别难为了……只有在您自己对卡尔登勃鲁纳做过考察后才会明白我的话是可信的……”
“怎样考验呢？”鲍曼认真地询问道。
“您可以请他做做卡纳里斯的工作。”
鲍曼不禁奇怪起来：“为什么只做卡纳里斯的工作？”
缪勒生硬地回答：“我认为应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副总裁。”
鲍曼耸了耸肩头，站起来在办公室里绕了一圈，道：“您打算给我们这个党卫军军官的秘密组织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按第一组字母叫：奥杰萨……您能把奥杰萨当作我们组织的名称，那就太谢谢您了……”
“缪勒，放手开展工作吧……好好考虑一下，让我们的奥杰萨航线就从柏林这里的总理府开始吧……把这条航线在柏林的几个备用司令部赶快装备起来，因为巷战即将开始，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地下室、地铁、地下交通线——所有的一切您都应该十分熟悉，便于您在这个迷宫中辨认方向，就像牧师能够弄通旧约一样……”
建立这个秘密组织的主意是缪勒想出来的。他知道，如果现在，就是说在1945午3月，还不筹办一所企业的话，当帝国崩溃之后再来拯救党卫军的干部，那就是一件棘手的和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了。只要这一主张一经获准，立即可以拨款修建一条党卫队员撤向拉丁美洲、西班牙、葡萄牙和亲纳粹的各阿拉伯王国的可靠渠道。要在那里建设党卫军的根据地，需要托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购置私宅，汽车、快艇和小旅社，就要招募一批为该组织工作的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警察机关、世界的铁路、航空、海洋公司中筹建一些可靠的情报机关。
①奥杰萨是目前仍在进行活动的党卫军分子极为诡秘的组织。
缪勒手下有一批和梵蒂冈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情报人员，而且他也知道鲍曼的孩子——二十岁的阿洛伊斯新近获得了神甫的教职，这是件违背纳粹信条的事情。但他并不是离经叛道，而是经过希特勒批准采取这一行动的。缪勒猜想，一定是副总裁用软磨的办法使元首相信，孩子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牺牲了‘世俗前途’打入亲近教庭的教派阶层，而决不是对于这一思想的背叛。
只是在3月末缪勒才得到一份情报，这才使他相信鲍曼正在筹划修建一条把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中特别忠于他的成员转移到全世界去的秘密渠道，因为他认为，为了这一目的他可以利用从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就和柏林发生联系的梵蒂冈外事部门的某些神甫的关系。
缪勒一直想弄清楚，鲍曼是怎样建设秘密转移渠道的。可是副总裁一直守口如瓶。但缪勒最终还尽弄到了一些可以证明许多驻中立国大使馆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人员，正在竭尽全力秘密地把所有可能被定为战犯的人员、转移到世界各地去的材料。
于是缪勒暗示鲍曼他还知道更多的情况。
“那有什么？”副总裁连眼皮也不抬地问道。“就算是我手下的人这么做了，您怀疑他们中间有谁图谋不轨？自私自利？对我隐瞒了真相？还是撒谎？”
“他什么时候才对我口吐真言？”缪勒想，”他老是半吞半吐，担心会弄出什么事来，谁都信不过……那么又何必邀请我参与他搞的一切名堂呢？又出于什么用心——在同施蒂尔利茨会面后——又说了一番必须经常合作以便协调行动的话呢？什么时候他才明白，不相互信任是不行的？何时才能说真话呢？”
“副总裁，我无论对谁都不怀疑，尤其在谈到您的部下时更是如此。我不过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般技术性问题不应当由您来搞。即便此事关国家社会主义工党成员命运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一样。搞技术是我这样的技术人员的职责，而不是政治家的事情……如果对您心怀不满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就会立即告发您犯有失败主义的罪行，他们将强调说现在有一个以鲍曼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国外组织，有什么必要成立双重组织？布尔什维克人即将被歼在柏林城下，胜利已经迫近啦，如此等等……可是我的商行有权申请成立一个秘密备用中心。一旦战局不利，就能挽救数十万名国家社会主义战士。我会这样来论证这种工作的必要，即现在我们有不少外交官员和军人认为有可能单独媾和，这种叛党分子无权在国外为所欲为：应立即把我的部下派出国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监视这些败类，挫败他们的一切罪恶企图……为此目的，我甚至打算向舒伦堡索取拉丁美洲反美国佬起义的种子正趋成熟的材料；我想肯定会使元首感兴趣——因为这是进攻的观点，现在对他就仿佛在伤口上贴上了一贴镇痛药……
“什么？”鲍曼搔了搔耳垂。“好建议。由您来起草一份备忘录，我来设法使元首相信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您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设想？”
“从花园向安全地区秘密疏散有用人员的渠道我已经安排停当。在欧洲有一些旅馆不必花钱便可到手，在拉丁美州的港口停舶着用半价就可从远亲处买到的无主快艇……一切我都推备就绪，我要求批准行动。您也知道，舒伦堡驻国外的间谍头子会立即查觉我的部下在国外的频繁活动，因此希姆莱准会问我：这是什么用意？为谁干的？是谁批准的？”
“好，如果我先向您提出您已经提到的前两个问题，该如何曾复呢？”
“我这样回答您……现在我经管着七万件重要证件：——有巴拉圭、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埃及、新加坡、智利等国的护照、驾驶执照、公证文件……还和七千名对我们未来工作有用的党卫军队员谈过话：他们积极而又聪明，年轻并且机灵……为了对部分疏散渠道进行一次试验，经我批准搞过一项游戏：派出了一名同行奉命执假护照穿过德国全境，秘密越过了我们同瑞士的边境，然后到意大利潜入罗马，把我颁发的胶合木板换成了梵蒂冈的真护照。”
“您部下的什么人在梵蒂冈？”鲍曼难堪地问道。
“我准备向您提供一批名单，我弄不大清楚意大利的姓氏。”
“谢谢。我很想看看，对于梵蒂冈我一无所知，”鲍曼说。
(于是缪勒想：你有什么必要老是扯谎？有什么益处？难道你的儿子阿洛伊斯对梵蒂岗一无所知？)
“说下去，”鲍曼请求道，“我在听您说。”
“我事先给此人打过招呼”，缪勒吁了一口气说，“万一事情败露——无论在帝国还是在瑞士和意大利一线都不会搭救他，那时我将矢口否认而且还要出卖，一切都应像在战时一样……”
缪勒在几个衣袋里摸索了一阵，从中掏出了一强揉皱了的国际电报纸，伸手递给了鲍曼。
“这是什么？”他问道。
“您看看吧……这是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发来的消息……不需看电文……译文是这样写：经安排我现在西班牙‘库埃利亚’商行任广告代办人。在彭塔雷纳斯附近荒凉的地区可望搞到两套房屋，该处可修理中型船只和潜艇。需四万美金。拟安插三名同事。在梵蒂冈换取证件颇为理想。”
“您以为到处都可以这样组织党卫军新的国外间谍机构吗？”
“在俄国——未必可行，”缪勒哼了一声。“但在拉丁美洲是可以的，在那里我们的根基十分牢固，完全行得通。”
“您那位同仁前往那里，行程用了多少时间？”
“五个月”。
“那就是说，早在去年十一月份，您就考虑到战败之后该怎样拯救您的下属了？您着手埋葬帝国未免太早了一点吧？”
“我早就明白，”缪勒生硬地答道，“早在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葬礼就等待着帝国了。”
“您敢放肆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可是，副总裁，您的部下动手干同样的工作还要更早一些哩……”
“我的下属过去、现在和将来一贯忠于确信胜利在望的元首。”
缪勒用手掌心捂住了嘴，咳嗽了一下：“往往当我感到不受信任时就沉不住气……以我看，不以诚相待的时代已经结束……总该相见以诚了吧……”
鲍曼站起身来在办公室踱了一圈，然后在窗前止步，额头贴在玻璃上，连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说：“您对我谈谈组织的结构。它由哪些分支部门组成，又是怎样通过谁与外国人保持联系。吸收进来的成员有多少——目前的和以后的人数。挑选成员的原则，由谁确定候选人员，对其家属制定了一些什么规约，世界各地组织成员间的联系形式，司令部将设在哪里。司令部的结构，由谁颁布命令，命令的形式……”
缪勒又咳了一声，他想关于司令部和它的构成是个主要问题，用标准的语言来说，那就是秘密组织的头头由谁来干——鲍曼一直到最后才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是把它当作一件次要的事情附带说出来的，显而易见真正使他感兴趣的莫过于这件事了。
但是，缪勒还是接过了副总裁打过来的牌(小心，可不能接呀！)，根据鲍曼的提问依次开始回答。
“以我看，组织的结构最好是双层的。一开始我们就创造—种气氛，说它是一个秘密银行团体，必要时，负有确保救援党卫军中所有那些——根据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的宣言——只要曾在帝国安全总署和军队中供过职，就—古脑儿被认为是战争罪犯的军官。因为我的部属要在德国潜伏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些抛头露面的人物，而我们知道，国家遭到失败之后，出卖的活动总是十分猖獗的，所以问题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把党卫军中最宝贵的斗士布置到国外去。但是，第二层，即真正的组织结构却在于目前就应该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建立我们的据点，以便将来继续我们的斗争。由我们立即重新部署的军官来加强同忠实于我们的外国人之间的联系；戈培尔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从远处看到的一切与近处所见的情况完全不相同。再说，好在有文化的人并不多。人们多半相信传闻，所以现在还有可能在阿根廷，巴拉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极为有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日本盟友在新加坡，印度，缅甸和加里曼丹一带的条件哩。可是，正因为在那里从传统上说集中着一些与伦敦和加拿大有来往的巨大贸易集散地，所以是一条打入欧美两洲的良好途径……我想，您一定会谅解我不经核准就擅自行动的这种行为。我已和我们的汽车、化学和航空垄断组织中的朋友们谈道在亚洲的那些地区建立分支机构远景计划中的某些问题……当然，盟国最初决不会放弃狠命搞你一下的作法，可能要对我们的工业家进行制裁，但是经济终究比情感更有力量，西方没有德国能行吗？”
“垄断组织向您提交过书面意见吗？”
缪勒微笑了一下：“难道他们能这么做吗？副总裁。”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他们害怕管理委员会中您的那些代表们；如果他们能够获准，那又当别论了，更详尽的建议将在一周之内拟好……” ，
“活又说回来，盟过也会知道这些建议的……他们将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个姓缪勒的人对这样一份远景草案那么感兴趣……管不了那么多啦，反正情况总会好起来的，”
“好，我说完了，”缪勒长吁了一口气。
“副总裁，尽管您现在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就是说我没有考虑到情报有可能泄漏出去这一层，但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
“也就是说，鲍曼也不总是错误的了？他的一些想法有时也不总是完全无益的？——请继续说下去。”副总裁冷笑了一下。
“至于目前的党卫军秘密组织成员的数目，现时我还难于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据我初步估计，约近三万人……”
“初步估计的原则是什么？”
“这又是马后炮了，如果我敢于老实地说出一两年前就应当认真地做一次统计，而且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又能把不只允许成功而且还允许失败当作一条确定不移的规定的话，本来我是会想出一套办法的。而且请您相信，这还是一套相当不错的办法……而我现在只好采用十分原始的办法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的机关中有一百五十人必须得到挽救……我那一批负责俄国、乌克兰、波兰、法国、犹太、西班牙事务的科室领导人还有监督工业和银行、主持思想、教会和青年组织工作以及领导集中营事务的所有人员。当然，如果您赞成我的想法的活，现在就必须把人员部署到事先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心去……我负责搞好巴塞尔、阿斯卡、米兰、梵蒂冈、帕尔马德马利奥尔克、巴塞罗那、马德里、里斯本、布谊诺斯艾利斯、亚松森等地助根据地……”
鲍曼看了一下世界地图说：“是一条很具体的路线……不错……”
“至于说到挑选的原则，那么，当然又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因素需要作一定的取舍……秘密警察各部门的领导人远不都是我的人：卡尔登勃鲁纳常常任命一些受他庇护——以他作靠山的人……使我无法指望我的下属在各地区行使他们的管辖权利……但在汉堡、慕尼黑、奥斯陆、汉诺威、吕贝克、哥本哈根、弗伦斯堡、不来梅、荷茨堡、米兰、魏玛，德诺斯堡一带我的下后是完全可靠的，我绝对信很过他们，他们的想法和我一样。如果您许可的话，由我委托他们制定名单。”缪勒哼了一声。“当然是口头来制定的，无论如何不能载入文件……至予对候选人员的批准，则要请您委托我来做初步的挑选工作，然后再由您最后核准。至于党卫军中将入选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家属问题，从一开始就应让他们确信不疑，当家人已经阵亡了……只能这样，虽然这是残酷的……否则他们就要四处寻找了……但是寻找将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全部事业将因此而被暴露。至于未来各地区小组间的联系形式问题，它与您说的司令部问题有关系。我认为司令部只好由我来领导……假如您能批准我再担任上一个职务——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元首鲍曼的党卫军事务特别助理，这样就会给我从事的事业增添份量，就职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必要的工作。当然，这种职务，”缪勒微微一笑，“起码现在同样不宜载入文件……” ’
“您把我的朋友希姆莱的姓名忘掉了……谁也没有撤掉他党卫军总队长的职务……”
“会被撤掉的，应该被撤掉，”缪勒不动声色地说。“您明白，总队长那种不受欢迎的处境使他不能转入地下……而且还加上……”
“什么？”
缪勒耸耸肩，叹了口气。
“请您把话说完嘛，”鲍曼生气地说，“说半句话，欲言又止是不礼貌的。”
“他是您的敌人，副总裁为什么要考虑他呢？应将他除外才对。”
“卡尔登勃鲁纳怎么样？”鲍显沉思着问道。”为什么他不能担任组织的首脑，而由您来当他司令部的参谋长和副手呢？”
“因为我不信任卡尔登勃鲁纳，
“您有什么根据？”
“有。”
“请谈谈。”
缪勒摇了摇头：“我不能说，请您谅解，而且我也不能这样做……我从来不当告密者，别难为了……只有在您自己对卡尔登勃鲁纳做过考察后才会明白我的话是可信的……”
“怎样考验呢？”鲍曼认真地询问道。
“您可以请他做做卡纳里斯的工作。”
鲍曼不禁奇怪起来：“为什么只做卡纳里斯的工作？”
缪勒生硬地回答：“我认为应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副总裁。”
鲍曼耸了耸肩头，站起来在办公室里绕了一圈，道：“您打算给我们这个党卫军军官的秘密组织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按第一组字母叫：奥杰萨……您能把奥杰萨当作我们组织的名称，那就太谢谢您了……”
“缪勒，放手开展工作吧……好好考虑一下，让我们的奥杰萨航线就从柏林这里的总理府开始吧……把这条航线在柏林的几个备用司令部赶快装备起来，因为巷战即将开始，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地下室、地铁、地下交通线——所有的一切您都应该十分熟悉，便于您在这个迷宫中辨认方向，就像牧师能够弄通旧约一样……”
第五章 包围圈中的窒息感
“您为什么不对准自己的额头射进一粒子弹呢？旗队长。”舒伦堡把他那柔软而纤弱的手搭在施季里茨的肩上问道。“我保证为您举行盛大的葬礼。”
“我是个逻辑学家，”施季里茨答道，“象我这号人害怕过分加快事件的进程：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一小时后才明白过来，活着的人还需要你哩……”
“可是，您死了对我来说恰恰更有利。”
“那么，就有人承担沃尔夫与杜勒斯谈判失败的责任了？”
舒伦堡叹了一口气：“当然喽……好啦，坦白地说，您和缪勒谈了些什么？”
“在瑞士的活动情况。”
“说老实话，他用什么办法制服了您？”
“用知识。他比我知道的还多，他什么都知道。”
“假如他全都知道，您可就要被吊死在拷问架上了，我也就要同卡纳里斯关在一起了。他只不过只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罢了。现在我又需要您的牧师了……还有一个人，通过他能把假话报送给您的新靠山——缪勒。您感兴趣的是，尽管您把事情办糟了，为什么我还能开诚布公地和您谈话吧？”
“不是我办糟的。”
“那么是谁呢？”
“我们，我们大伙。首先是沃尔夫。”
“您想过您说的话吗？”
“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常常在想……那您又是为什么不顾我把事情搞坏还仍然对我这么坦率呢？”
“因为您已经清楚：把自己和缪勒牢牢地缚在—起是不理智的。我们谍报人员将来可以脱身。他是秘密警察，注定要溺死……你真的去过他那里吗？”
“是的。”
“他叫您去的吗？还要背着我？”
“这一切您本来就很清楚，队长……我认为在巴塞尔附近我送施拉格牧师过境处我们那个‘窗口’的边防军官已被缪勒收买了，无论怎么说，这个‘窗口’是您私人的，没有在秘密警察的材料中备过案……缪勒通过这个军官发现了牧师。他们在老头的背后安上了‘尾巴’。因为目前巴伐利亚人在瑞士的阵地仍然很强大，根据我和您的计划，牧师猎取的目标是杜勒斯。他让牧师与沃尔夫接上了头；年青的国家刚刚开始搞谍报工作，还缺乏经验——所以暴露了。因为牧师是我名下的人，所缪勒把我退得无路可走了。他告诉我的事情还不到他知道的百分之一，可是他什么都知道，我必须把我们的谈话向他报告……我们买卖弱肉强食的法则是可恶的，但买卖毕竟不是我开的……”
“也不是我开的……关于我们的谈话，您要告诉他们些什么呢？”
“您所许可的部分……”
“缪勒在为帝国部长鲍曼工作，这您很清楚。”
“这一阶段没有出现鲍曼的影子，旅队长。”
“由于他对周围人的鄙视，可怜的鲍曼他的心都碎了，施季里茨，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继续生活。”
“这是为了进行某种阴谋在摆布我。”施季里茨心里说，“他们都了解这件事，而我却无法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在戏弄我，倘若我不明白每一步棋的份量，那我的死期显然快到了。缪勒也好，舒伦堡也好，为什么都在耍弄着自己的把戏呢？他们交换了看法？看来是这样，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谈吐上太相同了，没有丝毫两样。不过，这对我还是有利的。一种狂热的力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各自明确了自己的作用，他们的谈吐必然结结巴巴、相互重复。”
“哪里，”施季里茨终于又开口了，“如果肝、肾、大脑机能正常，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也能对付着活一阵子。如果一个人由于傲慢的鄙视而心碎的话，他头脑中有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他就能生存。”
“恩！聪明！您是个聪明人，所以我原谅您，若是别人，无论是谁我也不会原谅的。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向您隐瞒什么。如果我证实了您的叛逆，您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们不是学生啦，在打架前还要用些空话彼此恫吓。就是这样，如果您知道我和您的上司希姆莱在想什么，元首的继承人戈林元帅在想什么，古德里安、蒂佩尔斯基希和盖伦在办公室里谈论什么的话，那么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无法了解鲍曼的心思。他在十分具体地考虑着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事情，您没有发现？”
“我想您搞错了，他同元首不可分离。”
“施季里茨，不需要。他和元首的助手施特劳塞形影不离，然而却出卖了他。他同纳粹的偶像冲锋队首脑罗姆关系密切，却参与了处死他的行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坦率地和您谈话吗？要知道我们从未这样清楚地披露问题的实质，明白吗？”
“不明白。”
“朱可夫马上要进攻柏林，施季里茨，这就是结局，尽管我们可以在塞洛夫高地延缓他们坦克的行动。昨天晚上盖伦向元首报告，俄国人的兵力超出我们四倍。就是这样。我亲耳听到的。您打算死在帝国大厦的废墟下吗？我是不想，所以我向您伸出了手，您要是抓住它并起誓，您只为我的事业效力，那我们俩就离开这里，也许是我们三人……”
“谁是第三者？”
舒伦堡迟迟没有出声：“如果是缪勒呢？”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已建立了良好关系？”
“和他不会有什么良好关系，但可以有工作关系。他的事业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他准备为此豁出性命。”
“可您不觉得缪勒是使您陷于灭顶之灾的法码吗？”
“是使我们，”舒伦堡在纠正他的话，“我们，施季里茨，不应该独往独来，不应当。缪勒有的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情报。他处理俄国人的‘红色乐队’案件，我只是参加了国外行动。他单独在柏林进行调查，他留了一手，他绝不会拆掉所有的桥。我深信，他留下了某个支撑点，等着莫斯科来的新客人。”
“也许打入韦丁和波茨坦的报务员也在等客人？”施季里茨心里想，“为什么不是？头一个客人就是我。”
舒伦堡点燃一支“骆驼”牌香烟，认真地看着涂蜡火柴燃尽，然后右手象乐队指挥似的一场，把火柴梗扔在烟灰缸内。他接着说，“他同俄国谍报机构的秘密小组打过交道，1940年底我去过，您大概记得这项工作——”
“记得。”施季里茨回答。
(怎么会记不得呢——该小组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脑袋，一个地下工作者经不住拷打变节了，提供了证词，幸亏施季里茨从未和他接过头，他的接头人从检查员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了。)
“他主管舒尔茨——博依森和哈尔纳克一案，他知道这个小组中行人留下潜伏起来。他负责安东•基夫科夫案件——我就不提七月二十日阴谋的参加者了，他们许多人的情况缪勒都知道。西方有人想窥探俄国谍报机关在帝国的秘密，他们对上述情况不大感兴趣，此人是杜勒斯，但是将来这种兴趣会变得贪婪而不可遏止。”
“杜勒斯现在关心的是与将军阴谋有关的一切，旅队长，”施季里茨指出，“他需要一个神话，他对此案很有兴趣，消您相信。您是正确的，现在杜勒斯满脑子想的都是帝国内的俄国情报网。您认为，假如缪勒把我们的案卷随身带走，就不会被绞死吗？”
“如果在失败后他马上被擒，那他们可能匆匆忙忙把他绞死。但要知道，在我们任务的条件中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要被捕，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以后就不那么可伯了，人们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情绪稳定后就需要做事情了，做正经的事。”
“您认为，缪勒也知道怎样逃走？”
“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准备得都好。”
“有事实吗？”
“有事实。我知道这些家史，施季里茨，而且我已经暗示过他。他在估价各种力量，他已对我的力量进行了估价。他对俄国问题的了解使我们的联盟尤为宝贵，我们将成为某种咨询事务所——‘项目完成之后用现金支付，款子汇入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我们保证质量。为了使我的没想逐步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两个人，其小一人必须有犹太血统，当然不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四分之一的血统，假如是八分之一的就更好啦。艾希曼有一套出色的卡片。他必须搞这些卡片。在此之前，派他去参加一次行动。”
“究竟是什么行动？”
“您派他去瑞士。他在里干什么，我以后再说，我会给他提供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什么目的？我想拯救那些注定要在集中营里被消灭的犹太宗教狂。”
“首先，我眼下不知道我和谁打交道，旅队长；其次，我无法想象我准备让此人干什么，我们假没艾希曼是一个有用的人物。”
舒伦堡又点上一支烟，似乎没有听到施季里茨提的问题，接着自己的话头往下说：“第一个人叫塔格玛•弗莱塔尔，”舒伦堡把桌上一个案卷推到施季里茨面前，“您在日己办公室里看一下，完了要还给我。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首先她很美，其次她很能干。她的母亲是瑞典人！您必须在二三天内让她学会联络方法，并派住斯德哥尔摩，不能迟于这个期限。在那边，她化装为文学博士、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古代文化的专家。她要做的主要是去找贝纳尔多特伯爵，而不是呆在图书馆钻研日尔曼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共同性。明白吗？我这一轮华尔兹舞要从伯爵开始，施季里茨。缪勒暗示，鲍曼已知道您的名字，您与我们驻伯尔尼使馆负责党务的参赞见过面，不是这样吗？鲍曼显然对您产生了兴趣，所以您受到了保护——在一段时间内，避开了来自卡尔登布龙纳或者缪勒方面的各种意外事情。不过，要是鲍曼对贝纳尔多特的了解危害到我的事业，我就要亲自处死您，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被挤进了死角，旅队长。我认为，我的每一步都将受到监视，我觉得有人在我说的每句话里寻找不实之词。怎么，这甚至比生存更有意思？不过处死我，而且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是不合适的，这会使您遭到难以补救的可怕回击。我可以走了吗？”
舒他堡两眼发直，日光中流露出病态的神情，用讥讽但宽厚的口吻问：“您疯啦？”
“我和大家一样肯定要死的，但千万别是由于神经错乱。”
“请问，您对我的恐吓指的是什么？”
“不，我不会告诉您。”
“您怎么敢，施季……”
“我敢！”施季里茨打断舒伦堡的话，站起身，“一切都结束了，旅队长，一切。没有长官，没有下属。有聪明人也有傻瓜，有博学多识的人也有愚昧无知的人。随着失败，社会在分裂，美好与野蛮暴露出来，没有什么宽恕，惟有真理。肩膀上长着脑袋，能够认识和记忆的人都会活下去。因此，现在您对我的兴趣决不逊于我对您的兴趣。倘若不是，愿上帝保佑您。我不怕死。因为我暗中祈祷至高无上的神，尽管元首禁止这样做。”
舒伦堡从桌旁站起，有气无力地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尔后他站在窗的前面（玻璃上用纸条贴成“米”字，防止玻璃被爆炸气浪冲破，碎片四处飞溅）。他叹了口气，痛苦地说：“我更喜欢您了，施季里茨。好一个坏蛋！总而言之，一切的确如此，我们，上层人把国家输掉了。您有权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行使自己的权力。走吧，在艾希曼那里为我找出一个聪明、不幸并且已经绝望的犹太人。他必须在蒙特勒同瑞士的犹太教牧师接头，并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同瑞土前总统穆吉接触。在您向我报告‘他准备行动，如果他出卖我们，我就自杀’之后，我将告诉您，他要去做一笔什么交易，开的是什么价钱。绕这么个弯子您有什么想法？”
施季里茨站起来，懒洋洋地说：“嗨，希特勒！”
……缪勒迟钝地盯着施季里茨，满面愠色。
“是的，”他终于说话了，“您正确地看出了我的每一步棋。我的确已开始行动。是的，我的确同舒伦堡就协调某些步骤达成了协议。是的，我的确准备好可以在近期内同杜勒斯的人做交易的案卷。是的，我的汉斯的确要向我报告您的一举一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您去做舒伦堡吩咐的事情时不要被舒伦堡收拾了。所以您别着急，施季里茨，不要着急！而且不要想在鲍曼面前暴露自己，象在我面前一样。咳，我和舒伦堡必须去判断别人的想法。鲍曼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发号施令很容易，执行命令却很难。”
缪勒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拧开厚厚的柜门，取出一部卷宗，放在施季里茨面前。
“这是卡纳里斯将军的案卷。别去管方法上的混乱。这个不幸的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但这里所收集的东西将说明我希望得救的原因。我指的是美国人同俄国人的厮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继续存在。看看吧，我相信您就象相信我自己，看看吧，对此您应当有所了解。”
“接近白宫的情报来源通知我，早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罗斯福总统就下令组建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收集政治情报、进行反宣传的组织。
“该机构由五十八岁的比尔•约瑟夫．杜诺万自责。按照罗斯福最初的设想，战略情报局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杜诺万最终使战略情报局从军队中分离了出来。
这件事的主持者是胡佛总统系统被人称作“蛮子”的共和党人，即“铁腕”人物的崇拜者五十八岁的杜诺万；他是执政的罗斯福民主党的公开反对者，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其性格来说是一个否认任何权威，当然不包括自己的权威在内的叛逆者。他是一位百万富翁，一位为华尔街无冕之王们效劳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被任命为战略局局长后，“蛮子比尔”立即和罗斯福的一位亲信——戏剧家罗伯特•舍尔武德发生了冲突，此人是总统的所有讲活重点的起草者，所以也是被派往“局”里的第一个人。
“您为什么不对准自己的额头射进一粒子弹呢？旗队长。”舒伦堡把他那柔软而纤弱的手搭在施季里茨的肩上问道。“我保证为您举行盛大的葬礼。”
“我是个逻辑学家，”施季里茨答道，“象我这号人害怕过分加快事件的进程：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一小时后才明白过来，活着的人还需要你哩……”
“可是，您死了对我来说恰恰更有利。”
“那么，就有人承担沃尔夫与杜勒斯谈判失败的责任了？”
舒伦堡叹了一口气：“当然喽……好啦，坦白地说，您和缪勒谈了些什么？”
“在瑞士的活动情况。”
“说老实话，他用什么办法制服了您？”
“用知识。他比我知道的还多，他什么都知道。”
“假如他全都知道，您可就要被吊死在拷问架上了，我也就要同卡纳里斯关在一起了。他只不过只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罢了。现在我又需要您的牧师了……还有一个人，通过他能把假话报送给您的新靠山——缪勒。您感兴趣的是，尽管您把事情办糟了，为什么我还能开诚布公地和您谈话吧？”
“不是我办糟的。”
“那么是谁呢？”
“我们，我们大伙。首先是沃尔夫。”
“您想过您说的话吗？”
“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常常在想……那您又是为什么不顾我把事情搞坏还仍然对我这么坦率呢？”
“因为您已经清楚：把自己和缪勒牢牢地缚在—起是不理智的。我们谍报人员将来可以脱身。他是秘密警察，注定要溺死……你真的去过他那里吗？”
“是的。”
“他叫您去的吗？还要背着我？”
“这一切您本来就很清楚，队长……我认为在巴塞尔附近我送施拉格牧师过境处我们那个‘窗口’的边防军官已被缪勒收买了，无论怎么说，这个‘窗口’是您私人的，没有在秘密警察的材料中备过案……缪勒通过这个军官发现了牧师。他们在老头的背后安上了‘尾巴’。因为目前巴伐利亚人在瑞士的阵地仍然很强大，根据我和您的计划，牧师猎取的目标是杜勒斯。他让牧师与沃尔夫接上了头；年青的国家刚刚开始搞谍报工作，还缺乏经验——所以暴露了。因为牧师是我名下的人，所缪勒把我退得无路可走了。他告诉我的事情还不到他知道的百分之一，可是他什么都知道，我必须把我们的谈话向他报告……我们买卖弱肉强食的法则是可恶的，但买卖毕竟不是我开的……”
“也不是我开的……关于我们的谈话，您要告诉他们些什么呢？”
“您所许可的部分……”
“缪勒在为帝国部长鲍曼工作，这您很清楚。”
“这一阶段没有出现鲍曼的影子，旅队长。”
“由于他对周围人的鄙视，可怜的鲍曼他的心都碎了，施季里茨，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继续生活。”
“这是为了进行某种阴谋在摆布我。”施季里茨心里说，“他们都了解这件事，而我却无法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在戏弄我，倘若我不明白每一步棋的份量，那我的死期显然快到了。缪勒也好，舒伦堡也好，为什么都在耍弄着自己的把戏呢？他们交换了看法？看来是这样，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谈吐上太相同了，没有丝毫两样。不过，这对我还是有利的。一种狂热的力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各自明确了自己的作用，他们的谈吐必然结结巴巴、相互重复。”
“哪里，”施季里茨终于又开口了，“如果肝、肾、大脑机能正常，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也能对付着活一阵子。如果一个人由于傲慢的鄙视而心碎的话，他头脑中有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他就能生存。”
“恩！聪明！您是个聪明人，所以我原谅您，若是别人，无论是谁我也不会原谅的。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向您隐瞒什么。如果我证实了您的叛逆，您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们不是学生啦，在打架前还要用些空话彼此恫吓。就是这样，如果您知道我和您的上司希姆莱在想什么，元首的继承人戈林元帅在想什么，古德里安、蒂佩尔斯基希和盖伦在办公室里谈论什么的话，那么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无法了解鲍曼的心思。他在十分具体地考虑着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事情，您没有发现？”
“我想您搞错了，他同元首不可分离。”
“施季里茨，不需要。他和元首的助手施特劳塞形影不离，然而却出卖了他。他同纳粹的偶像冲锋队首脑罗姆关系密切，却参与了处死他的行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坦率地和您谈话吗？要知道我们从未这样清楚地披露问题的实质，明白吗？”
“不明白。”
“朱可夫马上要进攻柏林，施季里茨，这就是结局，尽管我们可以在塞洛夫高地延缓他们坦克的行动。昨天晚上盖伦向元首报告，俄国人的兵力超出我们四倍。就是这样。我亲耳听到的。您打算死在帝国大厦的废墟下吗？我是不想，所以我向您伸出了手，您要是抓住它并起誓，您只为我的事业效力，那我们俩就离开这里，也许是我们三人……”
“谁是第三者？”
舒伦堡迟迟没有出声：“如果是缪勒呢？”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已建立了良好关系？”
“和他不会有什么良好关系，但可以有工作关系。他的事业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他准备为此豁出性命。”
“可您不觉得缪勒是使您陷于灭顶之灾的法码吗？”
“是使我们，”舒伦堡在纠正他的话，“我们，施季里茨，不应该独往独来，不应当。缪勒有的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情报。他处理俄国人的‘红色乐队’案件，我只是参加了国外行动。他单独在柏林进行调查，他留了一手，他绝不会拆掉所有的桥。我深信，他留下了某个支撑点，等着莫斯科来的新客人。”
“也许打入韦丁和波茨坦的报务员也在等客人？”施季里茨心里想，“为什么不是？头一个客人就是我。”
舒伦堡点燃一支“骆驼”牌香烟，认真地看着涂蜡火柴燃尽，然后右手象乐队指挥似的一场，把火柴梗扔在烟灰缸内。他接着说，“他同俄国谍报机构的秘密小组打过交道，1940年底我去过，您大概记得这项工作——”
“记得。”施季里茨回答。
(怎么会记不得呢——该小组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脑袋，一个地下工作者经不住拷打变节了，提供了证词，幸亏施季里茨从未和他接过头，他的接头人从检查员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了。)
“他主管舒尔茨——博依森和哈尔纳克一案，他知道这个小组中行人留下潜伏起来。他负责安东•基夫科夫案件——我就不提七月二十日阴谋的参加者了，他们许多人的情况缪勒都知道。西方有人想窥探俄国谍报机关在帝国的秘密，他们对上述情况不大感兴趣，此人是杜勒斯，但是将来这种兴趣会变得贪婪而不可遏止。”
“杜勒斯现在关心的是与将军阴谋有关的一切，旅队长，”施季里茨指出，“他需要一个神话，他对此案很有兴趣，消您相信。您是正确的，现在杜勒斯满脑子想的都是帝国内的俄国情报网。您认为，假如缪勒把我们的案卷随身带走，就不会被绞死吗？”
“如果在失败后他马上被擒，那他们可能匆匆忙忙把他绞死。但要知道，在我们任务的条件中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要被捕，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以后就不那么可伯了，人们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情绪稳定后就需要做事情了，做正经的事。”
“您认为，缪勒也知道怎样逃走？”
“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准备得都好。”
“有事实吗？”
“有事实。我知道这些家史，施季里茨，而且我已经暗示过他。他在估价各种力量，他已对我的力量进行了估价。他对俄国问题的了解使我们的联盟尤为宝贵，我们将成为某种咨询事务所——‘项目完成之后用现金支付，款子汇入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我们保证质量。为了使我的没想逐步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两个人，其小一人必须有犹太血统，当然不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四分之一的血统，假如是八分之一的就更好啦。艾希曼有一套出色的卡片。他必须搞这些卡片。在此之前，派他去参加一次行动。”
“究竟是什么行动？”
“您派他去瑞士。他在里干什么，我以后再说，我会给他提供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什么目的？我想拯救那些注定要在集中营里被消灭的犹太宗教狂。”
“首先，我眼下不知道我和谁打交道，旅队长；其次，我无法想象我准备让此人干什么，我们假没艾希曼是一个有用的人物。”
舒伦堡又点上一支烟，似乎没有听到施季里茨提的问题，接着自己的话头往下说：“第一个人叫塔格玛•弗莱塔尔，”舒伦堡把桌上一个案卷推到施季里茨面前，“您在日己办公室里看一下，完了要还给我。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首先她很美，其次她很能干。她的母亲是瑞典人！您必须在二三天内让她学会联络方法，并派住斯德哥尔摩，不能迟于这个期限。在那边，她化装为文学博士、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古代文化的专家。她要做的主要是去找贝纳尔多特伯爵，而不是呆在图书馆钻研日尔曼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共同性。明白吗？我这一轮华尔兹舞要从伯爵开始，施季里茨。缪勒暗示，鲍曼已知道您的名字，您与我们驻伯尔尼使馆负责党务的参赞见过面，不是这样吗？鲍曼显然对您产生了兴趣，所以您受到了保护——在一段时间内，避开了来自卡尔登布龙纳或者缪勒方面的各种意外事情。不过，要是鲍曼对贝纳尔多特的了解危害到我的事业，我就要亲自处死您，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被挤进了死角，旅队长。我认为，我的每一步都将受到监视，我觉得有人在我说的每句话里寻找不实之词。怎么，这甚至比生存更有意思？不过处死我，而且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是不合适的，这会使您遭到难以补救的可怕回击。我可以走了吗？”
舒他堡两眼发直，日光中流露出病态的神情，用讥讽但宽厚的口吻问：“您疯啦？”
“我和大家一样肯定要死的，但千万别是由于神经错乱。”
“请问，您对我的恐吓指的是什么？”
“不，我不会告诉您。”
“您怎么敢，施季……”
“我敢！”施季里茨打断舒伦堡的话，站起身，“一切都结束了，旅队长，一切。没有长官，没有下属。有聪明人也有傻瓜，有博学多识的人也有愚昧无知的人。随着失败，社会在分裂，美好与野蛮暴露出来，没有什么宽恕，惟有真理。肩膀上长着脑袋，能够认识和记忆的人都会活下去。因此，现在您对我的兴趣决不逊于我对您的兴趣。倘若不是，愿上帝保佑您。我不怕死。因为我暗中祈祷至高无上的神，尽管元首禁止这样做。”
舒伦堡从桌旁站起，有气无力地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尔后他站在窗的前面（玻璃上用纸条贴成“米”字，防止玻璃被爆炸气浪冲破，碎片四处飞溅）。他叹了口气，痛苦地说：“我更喜欢您了，施季里茨。好一个坏蛋！总而言之，一切的确如此，我们，上层人把国家输掉了。您有权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行使自己的权力。走吧，在艾希曼那里为我找出一个聪明、不幸并且已经绝望的犹太人。他必须在蒙特勒同瑞士的犹太教牧师接头，并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同瑞土前总统穆吉接触。在您向我报告‘他准备行动，如果他出卖我们，我就自杀’之后，我将告诉您，他要去做一笔什么交易，开的是什么价钱。绕这么个弯子您有什么想法？”
施季里茨站起来，懒洋洋地说：“嗨，希特勒！”
……缪勒迟钝地盯着施季里茨，满面愠色。
“是的，”他终于说话了，“您正确地看出了我的每一步棋。我的确已开始行动。是的，我的确同舒伦堡就协调某些步骤达成了协议。是的，我的确准备好可以在近期内同杜勒斯的人做交易的案卷。是的，我的汉斯的确要向我报告您的一举一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您去做舒伦堡吩咐的事情时不要被舒伦堡收拾了。所以您别着急，施季里茨，不要着急！而且不要想在鲍曼面前暴露自己，象在我面前一样。咳，我和舒伦堡必须去判断别人的想法。鲍曼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发号施令很容易，执行命令却很难。”
缪勒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拧开厚厚的柜门，取出一部卷宗，放在施季里茨面前。
“这是卡纳里斯将军的案卷。别去管方法上的混乱。这个不幸的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但这里所收集的东西将说明我希望得救的原因。我指的是美国人同俄国人的厮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继续存在。看看吧，我相信您就象相信我自己，看看吧，对此您应当有所了解。”
“接近白宫的情报来源通知我，早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罗斯福总统就下令组建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收集政治情报、进行反宣传的组织。
“该机构由五十八岁的比尔•约瑟夫．杜诺万自责。按照罗斯福最初的设想，战略情报局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杜诺万最终使战略情报局从军队中分离了出来。
这件事的主持者是胡佛总统系统被人称作“蛮子”的共和党人，即“铁腕”人物的崇拜者五十八岁的杜诺万；他是执政的罗斯福民主党的公开反对者，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其性格来说是一个否认任何权威，当然不包括自己的权威在内的叛逆者。他是一位百万富翁，一位为华尔街无冕之王们效劳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被任命为战略局局长后，“蛮子比尔”立即和罗斯福的一位亲信——戏剧家罗伯特•舍尔武德发生了冲突，此人是总统的所有讲活重点的起草者，所以也是被派往“局”里的第一个人。
任何主张都是在负责日常事务者的影咱下在实际中得以贯彻的，往往修改甚至是最好计划的人并不是提出设想的人，而恰恰是那些负责把设想变为事实的人。
根据罗斯福最初的没想，战略局应隶属陆、海．空三军联合参谋部，但作为曾获美国三次最高奖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老杜诺万，竟然能使战略局与陆海军脱离了关系。
杜诺万是一位卓越的战术家，他擅于玩弄手碗，他把许多出身于西点军校即被认为属陆军系统的干部军人搜罗到战略局——这种做法稳住了将军们；然后“蛮子比尔”又把战略局的大门向“文职人员”打开——这些人是代表行会和银行利益的。因为美国早有这么一种惯例，即学校的财政资助通常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行会，而学校则须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偿还这笔资助，因而各最有名望学府的名教授和工业、财政界的领袖都参加了战略局。
当杜诺万把忠于自己的人组成的参谋团集中到自己的周围后——最初其中有名的人物有“美国钢铁公司”的代表路易斯•里姆、夏威夷的资本巨头千万富翁闽毙勿阿捷尔顿•理查尔茨、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弗顿•罗杰斯、纽约银行家詹姆斯•瓦尔布格，——战略局局长说：
“朋友们，要着手做任何一件工作，都应该弄明白，我们想看到一个什么结局。如果看着国务院官僚们的眼色行事，我们将寸步不前。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不仅要了解罗马，曼谷和柏林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为美国所需要的秘密情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德国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杜诺万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我唯一的遗憾，”他在小范围的朋友们中曾多次说过：“1918年我在俄国，在我们的远征军团服役时，那时过于年轻；我们那些蠢人竟然想入非非——布尔什维克眼看就要自己垮台，——可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己垮台的，如果当时我有权大干一下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把克伦斯基送回彼得堡。”)，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情，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杜诺万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斯大林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希特勒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西点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谢尔曼•肯特和埃弗区•基尔克帕特里克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杜诺万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而惯充当国内秘密部门太上皇的胡佛，对于全部国外活动被来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抢走一事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即便说成立工人处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仅有军队还有纽约参议员华格纳•罗伯特作靠山的赫别尔•勃兰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他的庇护人杜鲁门参议员论证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请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国家机关就够了！可他竟任命了一个犹太法学家阿瑟•戈德堡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祖辈是从俄国到我们这里侨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答，不时说上两句笑话搪塞着，但却把有的名字分别记在儿张小纸片上。
从之，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杜诺万让戈德堡进请了几个曾在西班牙与俄国人并肩为反对佛朗哥元帅和帝国元帅戈林的飞行员而战的“林肯营”的参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还录用了一些在早些时候积极反对过垄断组织并且主持过罢工的工会人士。
但是，杜诺万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德国共产党人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尔库泽那样能就帝过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左翼分子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纳粹分子并在欧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欧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杜诺万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詹姆士．迈尔菲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左翼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罢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杜诺万作证词的那几天，战略局的首批新闻简报开始送到了白宫。这批简报是由战略局阿尔图尔•什列辛泽尔，列奥纳尔德•米克尔和莱伊.克拉因等一批年轻人编写的；情报有趣而客观；人们不再揪住杜诺万不放了，他正好也达到了目的；手脚放开了，开始向伦敦、非洲、中国和印度派遣情报人员，真正长远的工作开始了。
然后，杜诺万又建立了一个精神作战处即心理作战参谋部，在这里编写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纲要，也给欧洲抵抗运动印制传单，为地下活动拟制报纸宣传要点，物色未来的编辑、评论员和主要的记者，即在做与欧洲知识界的联系工作。
由于精神作战处中应吸收一批思想左倾人士，因为思想右倾的人在内心总是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的)，杜诺万出于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侦察处和特别行动处。就这样他安排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工作，以便使左倾哲学家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经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给亿万富翁朱尼乌斯•摩根或他的亲兄弟亨利，或亿万富翁凡杰尔比利特、或亿万富翁杜耶，这些人先后都出任过他的上司，均以右倾和坚决反俄而著名。
波斯顿银行副总裁控制着与希腊和南斯拉夫地下活动的一切联系。美国一家最大的广告商行——瓦尔特•汤普森•爱德威尔泰辛格•爱德任西——提名自己的人担任战略局计划处处长；杜诺万把驻伦敦精神作战处，战略局开罗组和卡萨布兰卡‘黑色宣传”处等领导职位给予了这个代理机构。标准石油公司要求把战略局驻西班牙和瑞士机构的领导职位给自己，以便打通和布加勒斯特地下运动的联系，并组织一个罗马尼亚石油产地监视网。
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泥拉蒙影片公刁——则要求得到战略局驻瑞典间谍组织领导职位，因为正是通过它与欧洲有着良好关系的中立国家可以为以后赢得一个推销自己产品的巨大市场。
银行组织“哥德曼——萨契斯公司”为战略局投资两分万美元，帮助杜诺万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组；战前这些银行家在当地曾获取过重大利益；为了未来应该花钱——所以预先投进了资本。
梅隆银团要求得到战略局在卢森堡、马德里和日内瓦驻外机构的关键职位；还曾签订过一项协议，在盟国解放巴黎后把战略局驻法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也交给梅隆家族。保罗•梅隆的妹抹阿丽萨，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嫁给了参议员的儿子百万富翁戴维•勃柳斯，他是战略局参谋部的成员和驻伦敦机构的头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关键职位。
因为战略局是作为所谓“美国反纳粹倾向”的产儿而建立的，因为俄国人是反对德国国防军队的主力，因为左翼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地下运动在反对帝国的游击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最终也因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会要求组织对抗措施，因此“蛮子比尔”在战略局内部纠合了一个主要依靠侨民的“俄国小组。”
胡佛因为不知道美国右翼力量领导人所了解的情况所以心里总是不平静的；当一九四二年元月战略局的两个年轻工作人员收买了西班牙使馆的警卫人员，潜入最神圣的外交使团密码译电员名为“被保护”的房间内，正要对密码簿拍照时，胡佛的秘书喊醒了胡佛——杜诺万插手联邦调查局事务的“背信弃义”的消息事关重大；胡佛给其副手通了一个电活说：
“对‘蛮于比尔’采取一次行动，他干得太过分了，真是忘乎所以！”
事过数月，杜诺万的属员又一次潜入佛朗哥的使馆，联邦调查局的几部汽车奉胡佛命令包围了楼房，拉响了警报器；战略局数名谍报人员被逮捕了。一个对美国在比利牛斯采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义的破译密码的计划破产了。
早上，狂怒的杜社诺万来到白宫。
胡沸被请来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情说：“亲爱的比尔，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馆里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是战略局的伙伴们在那里执行任务！只要您说一句话，哪能出这么一件事！但您完全把自己忠实的老朋友胡佛给忘掉了……”
数月后，杜诺万让胡佛获悉了一次外交行动的内幕，而且随即战略局在国外发动了一次战役行动。此后“敌人”才重归于好。杜诺万这次行动的用意在于查清：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并向德国国防军发起攻势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佛朗哥是否允许德军通过西班牙，让帝国打击进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腹部，切断其与非洲北部沿海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佛朗哥保持中立。显而易见，虽然佛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情德国，但他面临着一个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如果允许德国国防军通过，他可能会失去独裁者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国就要沦为被占领的领土，尽管元首作过什么一个德国土兵也不会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证；他也明白，如果拒绝柏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博得伦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国人和英园人停止抵制并承认他佛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但帝国的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马德里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佛朗哥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杜诺万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佛朗哥采取有利于盟国的行动方针。
杜诺万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马德里，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斯季尔，他立刻在马德里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格列戈里•托马斯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比利牛斯山那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佛朗哥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多乌恩斯在伦敦会见了西班牙共和目前总统涅格林，多乌恩斯说，如果佛朗哥追随轴心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西班牙外长召见了美国大使哈伊耶斯：“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正在我国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马德里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佛朗哥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西班牙的大门。”
佛朗哥由于害怕游击斗争，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帝国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向佛朗哥保证，派遣“共产党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共和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多乌恩斯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杜诺万及其下属的哈伊耶斯大使同“蛮子比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7”缪勒问，“卡纳里斯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施季里茨把卷宗还给缪勒，“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四二年吗？”
缪勒哼一声：“施季里茨，我是那种收集情报至死方休的人。”
舒伦堡也好，缪勒也好，或者纳粹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杜诺万的地位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欧洲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出任托马斯•杜威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红色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杜诺万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库普金斯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池，高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根据罗斯福最初的没想，战略局应隶属陆、海．空三军联合参谋部，但作为曾获美国三次最高奖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老杜诺万，竟然能使战略局与陆海军脱离了关系。
杜诺万是一位卓越的战术家，他擅于玩弄手碗，他把许多出身于西点军校即被认为属陆军系统的干部军人搜罗到战略局——这种做法稳住了将军们；然后“蛮子比尔”又把战略局的大门向“文职人员”打开——这些人是代表行会和银行利益的。因为美国早有这么一种惯例，即学校的财政资助通常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行会，而学校则须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偿还这笔资助，因而各最有名望学府的名教授和工业、财政界的领袖都参加了战略局。
当杜诺万把忠于自己的人组成的参谋团集中到自己的周围后——最初其中有名的人物有“美国钢铁公司”的代表路易斯•里姆、夏威夷的资本巨头千万富翁闽毙勿阿捷尔顿•理查尔茨、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弗顿•罗杰斯、纽约银行家詹姆斯•瓦尔布格，——战略局局长说：
“朋友们，要着手做任何一件工作，都应该弄明白，我们想看到一个什么结局。如果看着国务院官僚们的眼色行事，我们将寸步不前。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不仅要了解罗马，曼谷和柏林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为美国所需要的秘密情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德国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杜诺万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我唯一的遗憾，”他在小范围的朋友们中曾多次说过：“1918年我在俄国，在我们的远征军团服役时，那时过于年轻；我们那些蠢人竟然想入非非——布尔什维克眼看就要自己垮台，——可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己垮台的，如果当时我有权大干一下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把克伦斯基送回彼得堡。”)，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情，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杜诺万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斯大林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希特勒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西点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谢尔曼•肯特和埃弗区•基尔克帕特里克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杜诺万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而惯充当国内秘密部门太上皇的胡佛，对于全部国外活动被来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抢走一事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即便说成立工人处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仅有军队还有纽约参议员华格纳•罗伯特作靠山的赫别尔•勃兰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他的庇护人杜鲁门参议员论证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请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国家机关就够了！可他竟任命了一个犹太法学家阿瑟•戈德堡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祖辈是从俄国到我们这里侨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答，不时说上两句笑话搪塞着，但却把有的名字分别记在儿张小纸片上。
从之，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杜诺万让戈德堡进请了几个曾在西班牙与俄国人并肩为反对佛朗哥元帅和帝国元帅戈林的飞行员而战的“林肯营”的参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还录用了一些在早些时候积极反对过垄断组织并且主持过罢工的工会人士。
但是，杜诺万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德国共产党人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尔库泽那样能就帝过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左翼分子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纳粹分子并在欧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欧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杜诺万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詹姆士．迈尔菲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左翼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罢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杜诺万作证词的那几天，战略局的首批新闻简报开始送到了白宫。这批简报是由战略局阿尔图尔•什列辛泽尔，列奥纳尔德•米克尔和莱伊.克拉因等一批年轻人编写的；情报有趣而客观；人们不再揪住杜诺万不放了，他正好也达到了目的；手脚放开了，开始向伦敦、非洲、中国和印度派遣情报人员，真正长远的工作开始了。
然后，杜诺万又建立了一个精神作战处即心理作战参谋部，在这里编写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纲要，也给欧洲抵抗运动印制传单，为地下活动拟制报纸宣传要点，物色未来的编辑、评论员和主要的记者，即在做与欧洲知识界的联系工作。
由于精神作战处中应吸收一批思想左倾人士，因为思想右倾的人在内心总是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的)，杜诺万出于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侦察处和特别行动处。就这样他安排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工作，以便使左倾哲学家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经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给亿万富翁朱尼乌斯•摩根或他的亲兄弟亨利，或亿万富翁凡杰尔比利特、或亿万富翁杜耶，这些人先后都出任过他的上司，均以右倾和坚决反俄而著名。
波斯顿银行副总裁控制着与希腊和南斯拉夫地下活动的一切联系。美国一家最大的广告商行——瓦尔特•汤普森•爱德威尔泰辛格•爱德任西——提名自己的人担任战略局计划处处长；杜诺万把驻伦敦精神作战处，战略局开罗组和卡萨布兰卡‘黑色宣传”处等领导职位给予了这个代理机构。标准石油公司要求把战略局驻西班牙和瑞士机构的领导职位给自己，以便打通和布加勒斯特地下运动的联系，并组织一个罗马尼亚石油产地监视网。
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泥拉蒙影片公刁——则要求得到战略局驻瑞典间谍组织领导职位，因为正是通过它与欧洲有着良好关系的中立国家可以为以后赢得一个推销自己产品的巨大市场。
银行组织“哥德曼——萨契斯公司”为战略局投资两分万美元，帮助杜诺万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组；战前这些银行家在当地曾获取过重大利益；为了未来应该花钱——所以预先投进了资本。
梅隆银团要求得到战略局在卢森堡、马德里和日内瓦驻外机构的关键职位；还曾签订过一项协议，在盟国解放巴黎后把战略局驻法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也交给梅隆家族。保罗•梅隆的妹抹阿丽萨，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嫁给了参议员的儿子百万富翁戴维•勃柳斯，他是战略局参谋部的成员和驻伦敦机构的头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关键职位。
因为战略局是作为所谓“美国反纳粹倾向”的产儿而建立的，因为俄国人是反对德国国防军队的主力，因为左翼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地下运动在反对帝国的游击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最终也因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会要求组织对抗措施，因此“蛮子比尔”在战略局内部纠合了一个主要依靠侨民的“俄国小组。”
胡佛因为不知道美国右翼力量领导人所了解的情况所以心里总是不平静的；当一九四二年元月战略局的两个年轻工作人员收买了西班牙使馆的警卫人员，潜入最神圣的外交使团密码译电员名为“被保护”的房间内，正要对密码簿拍照时，胡佛的秘书喊醒了胡佛——杜诺万插手联邦调查局事务的“背信弃义”的消息事关重大；胡佛给其副手通了一个电活说：
“对‘蛮于比尔’采取一次行动，他干得太过分了，真是忘乎所以！”
事过数月，杜诺万的属员又一次潜入佛朗哥的使馆，联邦调查局的几部汽车奉胡佛命令包围了楼房，拉响了警报器；战略局数名谍报人员被逮捕了。一个对美国在比利牛斯采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义的破译密码的计划破产了。
早上，狂怒的杜社诺万来到白宫。
胡沸被请来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情说：“亲爱的比尔，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馆里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是战略局的伙伴们在那里执行任务！只要您说一句话，哪能出这么一件事！但您完全把自己忠实的老朋友胡佛给忘掉了……”
数月后，杜诺万让胡佛获悉了一次外交行动的内幕，而且随即战略局在国外发动了一次战役行动。此后“敌人”才重归于好。杜诺万这次行动的用意在于查清：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并向德国国防军发起攻势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佛朗哥是否允许德军通过西班牙，让帝国打击进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腹部，切断其与非洲北部沿海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佛朗哥保持中立。显而易见，虽然佛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情德国，但他面临着一个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如果允许德国国防军通过，他可能会失去独裁者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国就要沦为被占领的领土，尽管元首作过什么一个德国土兵也不会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证；他也明白，如果拒绝柏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博得伦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国人和英园人停止抵制并承认他佛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但帝国的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马德里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佛朗哥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杜诺万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佛朗哥采取有利于盟国的行动方针。
杜诺万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马德里，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斯季尔，他立刻在马德里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格列戈里•托马斯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比利牛斯山那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佛朗哥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多乌恩斯在伦敦会见了西班牙共和目前总统涅格林，多乌恩斯说，如果佛朗哥追随轴心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西班牙外长召见了美国大使哈伊耶斯：“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正在我国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马德里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佛朗哥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西班牙的大门。”
佛朗哥由于害怕游击斗争，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帝国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向佛朗哥保证，派遣“共产党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共和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多乌恩斯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杜诺万及其下属的哈伊耶斯大使同“蛮子比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7”缪勒问，“卡纳里斯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施季里茨把卷宗还给缪勒，“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四二年吗？”
缪勒哼一声：“施季里茨，我是那种收集情报至死方休的人。”
舒伦堡也好，缪勒也好，或者纳粹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杜诺万的地位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欧洲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出任托马斯•杜威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红色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杜诺万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库普金斯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池，高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第七章 未来报复的基础
黎明时分，鲍曼离开了柏林。
他驱车前往波茨坦。在那里的森林中有一座建筑，四周是高高的围坡，由五名纳粹党老战士和绍勒派来的三名党卫军军官负责警卫。门格尔博士在这里建立了“AE—2”特别实验室，它的编制是野战医院。这是鲍曼的超级机密，连元首也不知道。
深夜，遮住车窗的汽车把候选的人送到这里。他们那是按鲍曼的吩咐挑选出来的最忠于他的人。
门格尔在这里实施整形外科手术，第一个接受手术的是党卫军突击大队长格罗斯。他是“老战士”的儿子，父亲是鲍曼的朋友，在二十年代的那次审判中保护过鲍曼。他私下暗不过律师们，认定鲍曼进行谋杀是同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斗争的自卫行为。二十二年后的今天，鲍曼帮助小格罗斯了解今后在美国犹太人中的工作。小格罗斯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他曾在艾希曼手下干过，帮助过瓦尔吉鲁•劳福试验杀人汽车，这种车用来杀害犹太儿童。
门格尔改变了格罗斯鼻子的轮廓，把鼻梁变低了，并刺上“1597842”的冲锋队号码：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被害之前都被刻上这类号码。
鲁道夫•维特洛夫第二个被送进“AE—2”实验室。他在俄国受过教育，父亲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销售部门厂作。他从小在俄国学校上学，俄语说得很好，曾在缪勒主管的“红色乐队”案件小组实习。门格尔在维特洛夫的额头搞了一道伤疤，刺上斯大林像和“死亡属于德国占领者”的字。
今天门格尔要进行的第三例手术是克劳斯•诺伊曼，他准备打入阿拉伯反君主主义极端分子之中。
鲍曼要分别同这三个人谈话。根据秘密活动原则，这三个人彼此不能见面。
鲍曼的汽车人疮痍满目的城市中行驶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做出决定，在同三个人谈话时，是否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他在犹豫：是仅仅让自己的人深入敌后隐蔽起来呢？还是应当说出人人都已清楚的话——我们失败了，假如不出现奇迹，今后几个月内战争就要结束，你们最最重要的任务是献身于复兴纳粹的事业。我们的运动的魔力在于：我们公开地一心一意地向雅利安人的优秀代表宣扬争取强者地位斗争的可行性。是的，看来我们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过份强调了一些日尔曼人的绝对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应当在全球一切可能首先燃起希望之火的地方，点燃国家社会主义独特的火焰。是的，今后我们将清算这种错误，而你们，正是你们将成为保存火种的人。当全球燃起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之火时，德国人将成为统治者。没有任何阶级，这是带有犹太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任和将来都不会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处处游说的国际主义友谊。每个人只考虑自己，没有任何社会矛盾，如果这是一个民族组成的社会，那么血缘的纯正就是雅利安人社会幸福生活的保证。
鲍曼明白，倘若此刻他不对他派遣的人讲实话，那么他这位真正的、尽管尚未宣布的元首继承人的事业将蒙受一定的损失，但他考虑到，为他挑选的这些人受到的完全是盲目疯狂祟拜希特勒的教育，如果坦白地说帝国的末日近了，那么要预见这些人对此有何反应是不可能的。他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些人中会有人写信给元首，指控鲍曼叛变，散布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且要求对他进行审判。已有过一些儿子告发父亲的案例：“他竟敢说是元首输掉了这场战争。”帝国法庭庭长弗莱斯列尔让鲍曼看了这些信，激动得泪水满面：“有这些孩子一样的爱国者，我们能战胜任何敌人！”
鲍曼不再去想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是个有毅力的人，不仅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善于驾驭自己的思维。但是三月初他到奥地利的林茨去了两天，处理有关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安置和保存问题的纳粹党事务。这些从俄国、波兰、法国掠来的珍品价值九亿七千万美元。他看到了后撤的帝国外交部所在的大楼和保加利亚、赫尔瓦迪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的大楼。此时他感到一种对昔日的威风的惋惜。他完全清楚——一切都结束了。一种无力的感觉让他心灰意冷，这不是由于战场上的溃败，也不是由于缪勒的盖世太保关于全面破坏的工作报告和纳粹党各地方组织有关饥饿和疾病状况的报告。眼下他呆在暗堡里，追随元首左右。日程表日复一日，严格重复：通讯联络畅通，希特勒自如地使用地图和各部门的报告——他，鲍曼感到平静。在帝国的地下办公室听不到炸弹的巨响。他有一间很好的办公室。党卫军军官象以往一样衣着整洁，将军们不时赶来报告情况，强大的幻觉尚未打破，帝国仍然占领着丹麦、意大利北部、荷兰和挪威。党卫军的部队驻扎在奥地利，继续守卫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东部的局势令人忧虑，然而民族必须殊死奋战，谁愿意自杀？
红军会杀掉所有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德国人将保卫每一幢楼房，每一条街巷，每一块田野，每一座板棚——说到民族的肉体的存在，占优势的是血液中神秘的因子……
就在离开林茨的时候，鲍曼第一次考虑业已发生的事情。他第一次不等元首下令，独自做出决定。也就在这里，他的头脑中开始艰难而胆怯地考虑自己的救生计划。起初，他不敢承认这个计划在他心中已经成熟。他把这个念头抛到脑后，他很会这样做。然而，在朱可夫元帅开始准备进攻柏林时，在罗森堡给他读完《红星报》和《真理报》译文专辑之后，鲍曼明白，犹豫不定的时期结束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戈培尔多少也帮了些忙，他现在已经加入了联盟，这样就彻底排除了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罗森堡。
四月份戈培尔来找鲍曼，他拿来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文章译文，题目是“爱伦堡同志看得太简单了”。
“俄国人在请德国人跳华尔兹。”戈培尔欣喜地说。
鲍曼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内容是说德国人是不同的，不仅仅有敌儿现在是在注定的胜利之后决定两国之间将是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了。
戈培尔接着大谈斯大林的天真，德国人永远是野蛮的亚细亚人的敌人．而鲍曼被一种意外的想法搞得浑身发凉——如果莫斯科真的向他伸出手呢？
为什么这篇文章中就不包含这层意思呢？
在三月底，鲍曼已经拟定了自己的救生计划，以自己的派遣行动为基础。
他决定从现在起绝不再妨碍希姆莱或者舒伦堡同西方建立联系。同时，缪勒也将在这种联系中给予帮助，尽量不动谈判者一根毫毛。不过需要让有关谈判的情报经常不断地送到莫斯科，送到斯大林手上。让他等着吧，让他去认为，希姆莱和杜勒斯就要在某一良辰订立城下之盟。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应当让希姆莱在谈判中真的搞出些实质性结果，让他去干好啦。应当劝元首把所有的作战部队从西线调往东线。还要向总参谋部施加压力，赶走古德里安，把克莱勃斯安排在这个位置。克莱勃斯会讲俄语，曾在莫斯科担任驻苏武官。一旦西线敞开，美军长驱直入柏林，就应当向斯大林提出和平建议。是的，一方面用希姆莱来威胁，另一方面用帝国武装力量和古德里安、凯塞林、盖伦这样的高层指挥宫的失控来恫吓，向斯大林提供一些文件，证明雅尔塔协定是一纸空文。要让斯大林认
为，克里姆林宫可以做出有选择的决定：要么是美国人占领柏林，并以此占领欧洲；要么是鲍曼的新德国，是的，正是他的德国，这个国家准备赶走美国财阀的军队，一旦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立即同俄国媾和。
“时间不多了，”鲍曼心中说，“时间少得可怜，而我要过的关卡太多。紧迫时无法循序渐进，不过，倘若我最终能把握住节奏，那我就有机会去考虑继续我毕生的事业，而不是逃命。”
……正是这时他想到了施季里茨。
就在他返回柏林之后，他打电话叫来缪勒，吩咐准备古德里安和盖伦的材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鲍曼向缪勒询问，谁能将希姆莱和他的班子进行的秘密接触告诉克里姆林宫。
恰恰是这个原因，才使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后没有立即被捕。他是鲍曼开始进行的阴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帝国的官员在官场上被安排在严格明确的位置上，一旦明确了权力和职责之后，便成为一部机器上的某些零件，他们在保证这部机器协调运转。现在，在帝国崩溃前夕，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如何从行将倾覆的车厢中跳出去，如何躲藏起来。
既然那些丧失社会意识的人有良心上的矛盾，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丧失原则、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出卖失意的朋友、压制健全的理性和逻辑，已经在他们为元首效劳时所获得的利益中得到补偿，那么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局势则更使这些官员为了自身肉体的得救而停止了内部倾轧。从“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开始，每个人都准备把受到崇拜的元首抛在一边，哪怕只是得到他自己活命的徒有虚名的保证。
……听完鲍曼的话，缪勒立即明白绝不能告诉他施季里茨同俄国秘密机构的接触。
缪勒有自己的救生计划，然而他没想到，他的计划与鲍曼不谋而合，于是他说；“假如您有时间见到施李里茨，帝国部长，假如他决定返回德国，给您打电话并顺利到达您指定的地点，那么我请求您，在帮助他理解未来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您现在的主要任务与已经完成的任务绝对不同；您的任务是保护舒伦堡和他的人，您必须绝对保守他们谈判的秘密，不仅是避免元首失望，而且．是为了不让这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目前还不清楚谁在真正利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谈判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让莫斯科知道进行这些谈判的事实，这是顶顶重要的。”
当时鲍曼用特殊的——审慎而估量——目光望着缪勒，不过他没有提问题，他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样，喜欢遵守儿童游戏的规则：不说“是”与“否”，不指明“黑”与‘白”。如果缪勒认为有必要谈谈他所想要知道的关于施季里茨的情况的话，他会这样做的。让缪勒去管吧，他知道这个计谋是如何安排的。难道他会让一个值得怀疑的人参与这一讨论吗？当然不会。可如果他这样做了呢？那又会怎样呢？他是行家，会考虑等待他的是什么。随他去吧。应当学会抛开多余的东西，在头脑中只保留重要思想的轮廓，具体细节由行家们负责。我，政治家马丁．鲍曼提出构想，我的助手的任务是把它变成现实。显然，他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的道德与法律的精神。我与欧洲息息相关，让秘密警察去考虑怎样在我的事业中帮助我。执行者要为细节负责，否则唯他们是问。思想是不受管辖的。
一到“AE—2”实验室，鲍曼立即找到了同候选人谈话的第三种方式，这也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愉快、友好的方式，去进行一次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光辉理想而斗争的同志式的坦率谈话。
接头暗语、银行帐号，一句话，所有细节他的人都已经知道。联络方式已经商定，只剩下话别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不过，格罗斯没什么说的了。在自己的工作方面，他是了不远的专家——艾希曼比罗森堡更在行。实践者总是比理论家更懂行，维特洛夫非常了解俄国，缪勒和卡尔登布龙纳对他的业务素质评价很高。诺伊曼在亚历山德里亚长大成人，他的父亲与鲁道夫•赫斯一家交情甚好。同每一个人的谈话都应当这样进行，以便使他们注意在世界各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复苏的征兆。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十分准确、没有任何幻想地加以说明，仅仅是对现实的冷静分析，而不是别的什么。
……在大门口迎接鲍曼的门格尔说：“您今天情绪真好，帝国部长！”
“是这样。”鲍曼回答，拍了拍门格尔的脖颈。
黎明时分，鲍曼离开了柏林。
他驱车前往波茨坦。在那里的森林中有一座建筑，四周是高高的围坡，由五名纳粹党老战士和绍勒派来的三名党卫军军官负责警卫。门格尔博士在这里建立了“AE—2”特别实验室，它的编制是野战医院。这是鲍曼的超级机密，连元首也不知道。
深夜，遮住车窗的汽车把候选的人送到这里。他们那是按鲍曼的吩咐挑选出来的最忠于他的人。
门格尔在这里实施整形外科手术，第一个接受手术的是党卫军突击大队长格罗斯。他是“老战士”的儿子，父亲是鲍曼的朋友，在二十年代的那次审判中保护过鲍曼。他私下暗不过律师们，认定鲍曼进行谋杀是同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斗争的自卫行为。二十二年后的今天，鲍曼帮助小格罗斯了解今后在美国犹太人中的工作。小格罗斯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他曾在艾希曼手下干过，帮助过瓦尔吉鲁•劳福试验杀人汽车，这种车用来杀害犹太儿童。
门格尔改变了格罗斯鼻子的轮廓，把鼻梁变低了，并刺上“1597842”的冲锋队号码：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被害之前都被刻上这类号码。
鲁道夫•维特洛夫第二个被送进“AE—2”实验室。他在俄国受过教育，父亲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销售部门厂作。他从小在俄国学校上学，俄语说得很好，曾在缪勒主管的“红色乐队”案件小组实习。门格尔在维特洛夫的额头搞了一道伤疤，刺上斯大林像和“死亡属于德国占领者”的字。
今天门格尔要进行的第三例手术是克劳斯•诺伊曼，他准备打入阿拉伯反君主主义极端分子之中。
鲍曼要分别同这三个人谈话。根据秘密活动原则，这三个人彼此不能见面。
鲍曼的汽车人疮痍满目的城市中行驶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做出决定，在同三个人谈话时，是否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他在犹豫：是仅仅让自己的人深入敌后隐蔽起来呢？还是应当说出人人都已清楚的话——我们失败了，假如不出现奇迹，今后几个月内战争就要结束，你们最最重要的任务是献身于复兴纳粹的事业。我们的运动的魔力在于：我们公开地一心一意地向雅利安人的优秀代表宣扬争取强者地位斗争的可行性。是的，看来我们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过份强调了一些日尔曼人的绝对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应当在全球一切可能首先燃起希望之火的地方，点燃国家社会主义独特的火焰。是的，今后我们将清算这种错误，而你们，正是你们将成为保存火种的人。当全球燃起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之火时，德国人将成为统治者。没有任何阶级，这是带有犹太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任和将来都不会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处处游说的国际主义友谊。每个人只考虑自己，没有任何社会矛盾，如果这是一个民族组成的社会，那么血缘的纯正就是雅利安人社会幸福生活的保证。
鲍曼明白，倘若此刻他不对他派遣的人讲实话，那么他这位真正的、尽管尚未宣布的元首继承人的事业将蒙受一定的损失，但他考虑到，为他挑选的这些人受到的完全是盲目疯狂祟拜希特勒的教育，如果坦白地说帝国的末日近了，那么要预见这些人对此有何反应是不可能的。他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些人中会有人写信给元首，指控鲍曼叛变，散布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且要求对他进行审判。已有过一些儿子告发父亲的案例：“他竟敢说是元首输掉了这场战争。”帝国法庭庭长弗莱斯列尔让鲍曼看了这些信，激动得泪水满面：“有这些孩子一样的爱国者，我们能战胜任何敌人！”
鲍曼不再去想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是个有毅力的人，不仅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善于驾驭自己的思维。但是三月初他到奥地利的林茨去了两天，处理有关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安置和保存问题的纳粹党事务。这些从俄国、波兰、法国掠来的珍品价值九亿七千万美元。他看到了后撤的帝国外交部所在的大楼和保加利亚、赫尔瓦迪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的大楼。此时他感到一种对昔日的威风的惋惜。他完全清楚——一切都结束了。一种无力的感觉让他心灰意冷，这不是由于战场上的溃败，也不是由于缪勒的盖世太保关于全面破坏的工作报告和纳粹党各地方组织有关饥饿和疾病状况的报告。眼下他呆在暗堡里，追随元首左右。日程表日复一日，严格重复：通讯联络畅通，希特勒自如地使用地图和各部门的报告——他，鲍曼感到平静。在帝国的地下办公室听不到炸弹的巨响。他有一间很好的办公室。党卫军军官象以往一样衣着整洁，将军们不时赶来报告情况，强大的幻觉尚未打破，帝国仍然占领着丹麦、意大利北部、荷兰和挪威。党卫军的部队驻扎在奥地利，继续守卫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东部的局势令人忧虑，然而民族必须殊死奋战，谁愿意自杀？
红军会杀掉所有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德国人将保卫每一幢楼房，每一条街巷，每一块田野，每一座板棚——说到民族的肉体的存在，占优势的是血液中神秘的因子……
就在离开林茨的时候，鲍曼第一次考虑业已发生的事情。他第一次不等元首下令，独自做出决定。也就在这里，他的头脑中开始艰难而胆怯地考虑自己的救生计划。起初，他不敢承认这个计划在他心中已经成熟。他把这个念头抛到脑后，他很会这样做。然而，在朱可夫元帅开始准备进攻柏林时，在罗森堡给他读完《红星报》和《真理报》译文专辑之后，鲍曼明白，犹豫不定的时期结束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戈培尔多少也帮了些忙，他现在已经加入了联盟，这样就彻底排除了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罗森堡。
四月份戈培尔来找鲍曼，他拿来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文章译文，题目是“爱伦堡同志看得太简单了”。
“俄国人在请德国人跳华尔兹。”戈培尔欣喜地说。
鲍曼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内容是说德国人是不同的，不仅仅有敌儿现在是在注定的胜利之后决定两国之间将是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了。
戈培尔接着大谈斯大林的天真，德国人永远是野蛮的亚细亚人的敌人．而鲍曼被一种意外的想法搞得浑身发凉——如果莫斯科真的向他伸出手呢？
为什么这篇文章中就不包含这层意思呢？
在三月底，鲍曼已经拟定了自己的救生计划，以自己的派遣行动为基础。
他决定从现在起绝不再妨碍希姆莱或者舒伦堡同西方建立联系。同时，缪勒也将在这种联系中给予帮助，尽量不动谈判者一根毫毛。不过需要让有关谈判的情报经常不断地送到莫斯科，送到斯大林手上。让他等着吧，让他去认为，希姆莱和杜勒斯就要在某一良辰订立城下之盟。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应当让希姆莱在谈判中真的搞出些实质性结果，让他去干好啦。应当劝元首把所有的作战部队从西线调往东线。还要向总参谋部施加压力，赶走古德里安，把克莱勃斯安排在这个位置。克莱勃斯会讲俄语，曾在莫斯科担任驻苏武官。一旦西线敞开，美军长驱直入柏林，就应当向斯大林提出和平建议。是的，一方面用希姆莱来威胁，另一方面用帝国武装力量和古德里安、凯塞林、盖伦这样的高层指挥宫的失控来恫吓，向斯大林提供一些文件，证明雅尔塔协定是一纸空文。要让斯大林认
为，克里姆林宫可以做出有选择的决定：要么是美国人占领柏林，并以此占领欧洲；要么是鲍曼的新德国，是的，正是他的德国，这个国家准备赶走美国财阀的军队，一旦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立即同俄国媾和。
“时间不多了，”鲍曼心中说，“时间少得可怜，而我要过的关卡太多。紧迫时无法循序渐进，不过，倘若我最终能把握住节奏，那我就有机会去考虑继续我毕生的事业，而不是逃命。”
……正是这时他想到了施季里茨。
就在他返回柏林之后，他打电话叫来缪勒，吩咐准备古德里安和盖伦的材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鲍曼向缪勒询问，谁能将希姆莱和他的班子进行的秘密接触告诉克里姆林宫。
恰恰是这个原因，才使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后没有立即被捕。他是鲍曼开始进行的阴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帝国的官员在官场上被安排在严格明确的位置上，一旦明确了权力和职责之后，便成为一部机器上的某些零件，他们在保证这部机器协调运转。现在，在帝国崩溃前夕，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如何从行将倾覆的车厢中跳出去，如何躲藏起来。
既然那些丧失社会意识的人有良心上的矛盾，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丧失原则、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出卖失意的朋友、压制健全的理性和逻辑，已经在他们为元首效劳时所获得的利益中得到补偿，那么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局势则更使这些官员为了自身肉体的得救而停止了内部倾轧。从“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开始，每个人都准备把受到崇拜的元首抛在一边，哪怕只是得到他自己活命的徒有虚名的保证。
……听完鲍曼的话，缪勒立即明白绝不能告诉他施季里茨同俄国秘密机构的接触。
缪勒有自己的救生计划，然而他没想到，他的计划与鲍曼不谋而合，于是他说；“假如您有时间见到施李里茨，帝国部长，假如他决定返回德国，给您打电话并顺利到达您指定的地点，那么我请求您，在帮助他理解未来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您现在的主要任务与已经完成的任务绝对不同；您的任务是保护舒伦堡和他的人，您必须绝对保守他们谈判的秘密，不仅是避免元首失望，而且．是为了不让这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目前还不清楚谁在真正利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谈判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让莫斯科知道进行这些谈判的事实，这是顶顶重要的。”
当时鲍曼用特殊的——审慎而估量——目光望着缪勒，不过他没有提问题，他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样，喜欢遵守儿童游戏的规则：不说“是”与“否”，不指明“黑”与‘白”。如果缪勒认为有必要谈谈他所想要知道的关于施季里茨的情况的话，他会这样做的。让缪勒去管吧，他知道这个计谋是如何安排的。难道他会让一个值得怀疑的人参与这一讨论吗？当然不会。可如果他这样做了呢？那又会怎样呢？他是行家，会考虑等待他的是什么。随他去吧。应当学会抛开多余的东西，在头脑中只保留重要思想的轮廓，具体细节由行家们负责。我，政治家马丁．鲍曼提出构想，我的助手的任务是把它变成现实。显然，他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的道德与法律的精神。我与欧洲息息相关，让秘密警察去考虑怎样在我的事业中帮助我。执行者要为细节负责，否则唯他们是问。思想是不受管辖的。
一到“AE—2”实验室，鲍曼立即找到了同候选人谈话的第三种方式，这也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愉快、友好的方式，去进行一次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光辉理想而斗争的同志式的坦率谈话。
接头暗语、银行帐号，一句话，所有细节他的人都已经知道。联络方式已经商定，只剩下话别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不过，格罗斯没什么说的了。在自己的工作方面，他是了不远的专家——艾希曼比罗森堡更在行。实践者总是比理论家更懂行，维特洛夫非常了解俄国，缪勒和卡尔登布龙纳对他的业务素质评价很高。诺伊曼在亚历山德里亚长大成人，他的父亲与鲁道夫•赫斯一家交情甚好。同每一个人的谈话都应当这样进行，以便使他们注意在世界各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复苏的征兆。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十分准确、没有任何幻想地加以说明，仅仅是对现实的冷静分析，而不是别的什么。
……在大门口迎接鲍曼的门格尔说：“您今天情绪真好，帝国部长！”
“是这样。”鲍曼回答，拍了拍门格尔的脖颈。
第八章 可怜的人，可怜的女人——(一)
“喂，这同古代民歌、壮士歌和神话有什么关系？”塔格玛．弗莱达尔大笑着，笑声低沉。“喝点伏特加，您就忘了这些？”
她双腿压在身子下边，象日本人一样坐着。她确实象施季里茨想象的那样，个子很高，但更漂亮。
“您究竟在说什么？”施季里茨带着一种连他也感到奇怪的愉快心情喝了一杯发甜的瑞典伏特加，然后问道。
“一切都很简单。”塔格玛答说道，“一个好的家庭的女孩子应当有个职业，妇女解放嘛。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参谋，我非常喜欢拟定战役计划，我玩的不是木偶，而是锡铸成的士兵，现在我保存有欧洲较好的收藏品，里边还有红军士兵，以后我给您看。愿意吗？”
“愿意。”
“就是这样……爸爸和妈妈为找安排了当语文学家的未来。可那算什么科学？那不是科学，只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就如同—个有审美观的工匠装饰饭店，他知道该怎么用浸染过的木头，怎样在大厅的角落让人想起西班牙——洁白的墙壁、古老的马车上的零件和许多领色暗淡的铜币。”
“好啦，好啦。”施季里茨微微—笑，“只有您的范围狭窄的专业——斯堪的纳维亚和日尔曼文学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参谋性职业。您可以证明词根一致、词义相同吗？能！这同宣布瑞典与帝国合并差不多。”
“我的天，我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至今也没有合并！后来我推论俄国的大部分壮士歌也产生在我们那里。俄国的贵族社会阶层最初是我们斯堪的纳维亚——日尔曼人，是他们，我们的祖先把史待的作品带到那里，当斯拉夫人赶上我们时，他们又把他们的壮土歌带到这里，带到西方……”
“这是依据科学的结果吗？也许又是您的锡制的总参谋部，为的是更容易地为我们与俄国的合并找到根据？”
“不管怎样，为德国与俄国合并找根据的是红军总参谋部。”这个女人发出了奇怪的笑声，“绝不是我们的总参谋部。”
“请再来一杯伏特加，好吗？”
“您想吃面包吗？我有奶酪。”
“天晓得……大概我还是想吃。”
塔格玛轻盈地站了起来，她的裙子短得象运动裙。施季里茨看到了这女人那双很美的腿。他曾经得到一条奇怪、令人苦恼的定律：面容美丽的，身材一定难看；双手柔软的，一定有一双麻杆似的腿，有一头蓬松漂亮的秀发，而脖颈则一定粗得不象样子。
“这女人全身都这样匀称。”施季里茨想。“大自然赋予了她一切，而不是按照那很残酷的逻辑一人一份。”
塔格玛的面包烤得很香，奶油不是薄薄地涂在上面，而是厚厚—层，奶酪虽说切得很薄，却堆得象小山。
“喝吧，吃吧。”她说着又轻盈地坐在椅子上，“我很喜欢看男人吃东西。活着并不那么可怕。”
“您给我讲讲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壮士歌吧。”施季里茨说。
“只有在一番纯理性的谈话之后，您才叫女人上床吗？我准备立即和您上床。”
“真的吗？”
“您好象自己不知道……您这样的男人会立刻被女人爱上的。”
“为什么？”
“您有一种可靠感。”
“这就是女人需要的一切？”
“您还能提出什么？那么您去给我买一个颈圈， 我作您的狗好啦。”
“您喜欢狗？”
“这是意大利人提的问题，”塔格玛耸耸肩，“或者是西班牙人，反正不是德国人。难道有哪个德国人不喜欢狗？”
“我给您起个新绰号——‘剃刀’。您同意吗？”
“随便。”
“那么，谈谈壮士歌。”
“您有香烟吗？”
“当然喽。”
“我想抽一支。”
“但您是不抽烟的呀？”
“我戒了。中学时我抽过烟，何止抽烟，我还喝伏特加。一切都成为过去……”
“好样的。学习很苦，打仗容易。”
“俄国将军苏沃洛夫说过这话。”
“完全正确。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是元帅。”
“您记错了。他是最高统帅。”
“听我说，我很高兴到您这里作客。”
“您不是来作客。依我看，您有公务在身。”
“让那公务见鬼吧。不过，您会干得很漂亮，对此毫不怀疑。以前您和我的哪位同事联系？”
“我想，这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吧？我的保护人警告过我。”
“可以告诉我。”
“可以是可以。”塔格玛谈然一笑：“叫埃果•劳伦斯。”
“他的确叫埃果•劳伦斯。您觉得他怎样？”
“一个可爱的人，他曾尽力帮助过我丈夫，或者他曾经做出努力的样子……总之，他很有分寸。”
“为什么您谈到他时使用过去式时态？”
“他现在躺在野战医院。爆炸的气浪把他冲倒，内伤。”
“还是谈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俄国史诗吧。这可真有意思。再干一杯吧。”
“您喜欢酗酒的女人？”
“天晓得……别感到拘束。这就好象在网球场与一个和你水平相同的人打球。”
“您为什么对史诗感兴趣？”塔格玛耸耸裸露的肩膀。
“因为您使我感到愉快。一个人只有在他谈论自己的事业时才可能真正地被认识。”
“您这说的是男人。女人只有在恋爱、哺育孩子、为男人做饭、看着自己丈夫忧郁地入睡叫才可能被认识……不，我不是心理学家，真的……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得好好地看看您。”
“所以我才问么。”
“请继续谈谈吧。”
“您会俄语吗？”
“能看书，得依靠翻字典。”
“您读过芬兰史诗吗？或者是爱沙尼亚的？卡累利阿的呢？《卡利维史诗》是很美的名字，您知道吗？”
“不，不知道。偶然听说过。我们翻译了吗？”
“我们翻译不了，只有俄国人才能巧妙地翻译。”
“为什么这是他们的特权？”
“俄国地处欧亚交界处，多种语言混杂，有商队进入波斯、印度、中国，有可萨人、斯基福人；拜占庭、美味的热汤…—
“所以有了《卡利维史诗》……”
“俄国有一支歌颂科利瓦普的壮士歌。我进行了对比分析，二者十分相似。他们歌颂穆洛姆查的美妙的壮土歌与我们的更相似。”
这个女人发言纯正，她说俄国名字没有德国人的口音。施季里茨迫使自己死盯着手中捏着的香烟，担心又去看她的脸。
“总之，壮士歌是有趣的。”塔格玛叹了口气，“它们得出结论，在生活中，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要活下去，而且不仅是活下去，还要争取胜利，要进取，要争取荣誉。只有在这时死亡才不可伯，因为你的名字将留给后代。你上升得愈高，避免埋没的保证便愈可靠……不，是真的！您为什么笑？”
“听您说话我很高兴。”
“喝酒吧？”
“我快把您的伏特加喝光啦。”
“我可以到瑞典大使馆的商场去买，那里很便宜。”
“接着说吧。”
“什么叫‘接着’？俄国有个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给人民洗礼。他成了圣人，绰号叫‘红色太阳’。大公愈是出名，就愈要赞美他，描写他的壮士歌写得就愈美。他的名望的光辉出照亮了他的亲人——他的叔父杜布雷尼亚、朋友和战友穆洛姆查；待描写这场战争的史诗完成时，民族领袖的荣耀也将落在您身上。很精彩吧，不是吗？”
“非常精彩。只不过逻辑哪里去啦？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杜布雷尼亚叔父和勇士穆洛姆查吗？”
“我毕竟是个女人，我们女人是一种情感，而你们男人才是逻辑。比如说，俄国有一首壮士歌讲的是穆洛梅茨和他的儿子鲍里斯争斗——尽管人们有内叫他兹布特，有时叫索科尔尼科后来又叫日多温——拼杀时，伊利亚得知日多温是自己的亲人后，他放了日多温，可儿子却决定在父亲睡熟时杀死他，但没有成功。穆洛梅茨的具有魔力的十字架救了他的命。这个七岁龄的老人有着令人雄以置信的力量。”
“什么叫‘七岁龄’的老人？”
“按照斯拉夫人古老的计算方法，从四十岁算起到五十五岁，这是充满智慧的年龄……现在您和描写吉尔登布兰吉之子阿列市兰吉在贝尔尼附近大战的日尔曼传说比较一下，象不象？非常相象。父亲也是同儿子拼杀，不过，当老人拔出刀，刺死自己孩子的那一瞬间他们和解了。年轻的勇士对老人讲出了母亲告诉他的事情。她告诉儿子谁是他的父亲。泪水．欢乐，告别——而描写勇土基扎洛拉与其于卜尔东的《克勒特史诗》呢？更接近于俄国史诗。他从瓦兰人那里来到希腊人中间，而不是从日尔曼人那里来到波斯人中间。在拼杀中他也象穆洛梅茨一样杀死了儿子，不过他知道他杀死的是谁，他伏在尸体上哭了三天，然后他自杀了。您看，我们都差不多。”
施季里茨耸耸肩；“怎么，到了该联合的时候了？”
“您知道，我为什么希望您留在我这里？”
“我猜到了。”
“您说说看？”
“您感到害怕，所以您希望我呆在身边。”
“是这样。不过实际上是另一码事。男人们生活在对他们心目中的漂亮女人的憧憬之中。这些女人知道一切，很会讲话，不仅仅是在床上。所有的人都需要真正的朋友。我们女人是思路非常敏捷的出谋划策的人，超过你们。您知道，倘若我们能象男人那样写作，我们就会写出这样的书，而且是非常好的书。我觉得，您早已在我的心目中，您现在来了……”
他醒了。他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目光一直在盯着他。
塔格玛坐在床沿上，望着他的面孔。
“您在说梦话。”她喃喃地说，“这不大好。”
“我在抱怨生活？”
她叹了口气，谨慎地望着他的额头，问：“要抽支烟吗？”
“我可是德国人，”他说，“不喝一口咖啡我是不抽烟的。”
“咖啡早煮好了。”
“塔格玛，关于我们的工作舒伦堡说了些什么？”
塔格玛吃惊地望看他。施季里茨明白，舒伦堡同她没有见面。
“谁对您说我必须来见您？”
“那人没报名字。”
“秃顶，留着胡子，左边的脸不时痉挛。”
“是的。”女人答道，“尽管我认为，不应当告诉您。”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去喝咖啡吧，完了我们还有事干，不是吗？”
“在瑞典我家有个保姆，是俄国人，她告诉我，在他们那里进行洗礼时，神甫把婴儿的一缕头发包在蜡里，然后投进银制的圣水盘内。如果蜡团没有沉下去，就意味着婴儿长命幸福。您的妈妈大概告诉您说，您的蜡团没有沉下去，是吧？”
“我从设见过妈妈，塔格玛。”
“可怜的人。没有妈妈的生活该有多么可怕。爸爸呢？您还清楚地记得他吗？”
“是的。”
“他又结婚了？”
“没有。”
“谁给您做饭？”
“爸爸干这个是行家，后来我也学会了。但是以后我雇了女佣人。”
“是个年轻的？”
“是的。”
“叫亚历山德琳？还是叫萨沙？”
“不，这是同我联络的女人的名字。”
“夜里您说到了她。”
“显然不单是这个晚上。”
“我真猜不透您。所以，今天傍晚以前，您不要去见那个贼眉鼠眼的黑发男人。那是黑桃王，他会给您带来不幸。”
女人到厨房去了。厨房收治得很整齐，用木头装修。施季里茨站起来，望了望窗外空荡而寂静的街道。他想：“我是这场游戏的目标，这是干真万确的。可我不明白，这场游戏如何收场。我接受了缪勒和舒伦堡提出的条件，而且显然我做得对。不过，在这种日子，他们只玩我这一张牌真是太少了。他们很狡猾，他们的阴谋是远射程的。我弄不明白，他们企图打击哪里，用什么炮和到底对准谁？我会不会被他们识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如果他们最终看透了我，那他们就不会放弃长期的行动——最后的钟声敲响了，他们浪费了几分钟。当我不顾一切和舒伦堡一起出发时，我的确感到那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然而如果舒伦堡早已觉察到我的决心呢？不过，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舒伦堡提到塔格玛的名字，而缪勒又事先告诉了她有关我的事？问题就在这里！”
“喂，这同古代民歌、壮士歌和神话有什么关系？”塔格玛．弗莱达尔大笑着，笑声低沉。“喝点伏特加，您就忘了这些？”
她双腿压在身子下边，象日本人一样坐着。她确实象施季里茨想象的那样，个子很高，但更漂亮。
“您究竟在说什么？”施季里茨带着一种连他也感到奇怪的愉快心情喝了一杯发甜的瑞典伏特加，然后问道。
“一切都很简单。”塔格玛答说道，“一个好的家庭的女孩子应当有个职业，妇女解放嘛。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参谋，我非常喜欢拟定战役计划，我玩的不是木偶，而是锡铸成的士兵，现在我保存有欧洲较好的收藏品，里边还有红军士兵，以后我给您看。愿意吗？”
“愿意。”
“就是这样……爸爸和妈妈为找安排了当语文学家的未来。可那算什么科学？那不是科学，只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就如同—个有审美观的工匠装饰饭店，他知道该怎么用浸染过的木头，怎样在大厅的角落让人想起西班牙——洁白的墙壁、古老的马车上的零件和许多领色暗淡的铜币。”
“好啦，好啦。”施季里茨微微—笑，“只有您的范围狭窄的专业——斯堪的纳维亚和日尔曼文学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参谋性职业。您可以证明词根一致、词义相同吗？能！这同宣布瑞典与帝国合并差不多。”
“我的天，我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至今也没有合并！后来我推论俄国的大部分壮士歌也产生在我们那里。俄国的贵族社会阶层最初是我们斯堪的纳维亚——日尔曼人，是他们，我们的祖先把史待的作品带到那里，当斯拉夫人赶上我们时，他们又把他们的壮土歌带到这里，带到西方……”
“这是依据科学的结果吗？也许又是您的锡制的总参谋部，为的是更容易地为我们与俄国的合并找到根据？”
“不管怎样，为德国与俄国合并找根据的是红军总参谋部。”这个女人发出了奇怪的笑声，“绝不是我们的总参谋部。”
“请再来一杯伏特加，好吗？”
“您想吃面包吗？我有奶酪。”
“天晓得……大概我还是想吃。”
塔格玛轻盈地站了起来，她的裙子短得象运动裙。施季里茨看到了这女人那双很美的腿。他曾经得到一条奇怪、令人苦恼的定律：面容美丽的，身材一定难看；双手柔软的，一定有一双麻杆似的腿，有一头蓬松漂亮的秀发，而脖颈则一定粗得不象样子。
“这女人全身都这样匀称。”施季里茨想。“大自然赋予了她一切，而不是按照那很残酷的逻辑一人一份。”
塔格玛的面包烤得很香，奶油不是薄薄地涂在上面，而是厚厚—层，奶酪虽说切得很薄，却堆得象小山。
“喝吧，吃吧。”她说着又轻盈地坐在椅子上，“我很喜欢看男人吃东西。活着并不那么可怕。”
“您给我讲讲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壮士歌吧。”施季里茨说。
“只有在一番纯理性的谈话之后，您才叫女人上床吗？我准备立即和您上床。”
“真的吗？”
“您好象自己不知道……您这样的男人会立刻被女人爱上的。”
“为什么？”
“您有一种可靠感。”
“这就是女人需要的一切？”
“您还能提出什么？那么您去给我买一个颈圈， 我作您的狗好啦。”
“您喜欢狗？”
“这是意大利人提的问题，”塔格玛耸耸肩，“或者是西班牙人，反正不是德国人。难道有哪个德国人不喜欢狗？”
“我给您起个新绰号——‘剃刀’。您同意吗？”
“随便。”
“那么，谈谈壮士歌。”
“您有香烟吗？”
“当然喽。”
“我想抽一支。”
“但您是不抽烟的呀？”
“我戒了。中学时我抽过烟，何止抽烟，我还喝伏特加。一切都成为过去……”
“好样的。学习很苦，打仗容易。”
“俄国将军苏沃洛夫说过这话。”
“完全正确。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是元帅。”
“您记错了。他是最高统帅。”
“听我说，我很高兴到您这里作客。”
“您不是来作客。依我看，您有公务在身。”
“让那公务见鬼吧。不过，您会干得很漂亮，对此毫不怀疑。以前您和我的哪位同事联系？”
“我想，这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吧？我的保护人警告过我。”
“可以告诉我。”
“可以是可以。”塔格玛谈然一笑：“叫埃果•劳伦斯。”
“他的确叫埃果•劳伦斯。您觉得他怎样？”
“一个可爱的人，他曾尽力帮助过我丈夫，或者他曾经做出努力的样子……总之，他很有分寸。”
“为什么您谈到他时使用过去式时态？”
“他现在躺在野战医院。爆炸的气浪把他冲倒，内伤。”
“还是谈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俄国史诗吧。这可真有意思。再干一杯吧。”
“您喜欢酗酒的女人？”
“天晓得……别感到拘束。这就好象在网球场与一个和你水平相同的人打球。”
“您为什么对史诗感兴趣？”塔格玛耸耸裸露的肩膀。
“因为您使我感到愉快。一个人只有在他谈论自己的事业时才可能真正地被认识。”
“您这说的是男人。女人只有在恋爱、哺育孩子、为男人做饭、看着自己丈夫忧郁地入睡叫才可能被认识……不，我不是心理学家，真的……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得好好地看看您。”
“所以我才问么。”
“请继续谈谈吧。”
“您会俄语吗？”
“能看书，得依靠翻字典。”
“您读过芬兰史诗吗？或者是爱沙尼亚的？卡累利阿的呢？《卡利维史诗》是很美的名字，您知道吗？”
“不，不知道。偶然听说过。我们翻译了吗？”
“我们翻译不了，只有俄国人才能巧妙地翻译。”
“为什么这是他们的特权？”
“俄国地处欧亚交界处，多种语言混杂，有商队进入波斯、印度、中国，有可萨人、斯基福人；拜占庭、美味的热汤…—
“所以有了《卡利维史诗》……”
“俄国有一支歌颂科利瓦普的壮士歌。我进行了对比分析，二者十分相似。他们歌颂穆洛姆查的美妙的壮土歌与我们的更相似。”
这个女人发言纯正，她说俄国名字没有德国人的口音。施季里茨迫使自己死盯着手中捏着的香烟，担心又去看她的脸。
“总之，壮士歌是有趣的。”塔格玛叹了口气，“它们得出结论，在生活中，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要活下去，而且不仅是活下去，还要争取胜利，要进取，要争取荣誉。只有在这时死亡才不可伯，因为你的名字将留给后代。你上升得愈高，避免埋没的保证便愈可靠……不，是真的！您为什么笑？”
“听您说话我很高兴。”
“喝酒吧？”
“我快把您的伏特加喝光啦。”
“我可以到瑞典大使馆的商场去买，那里很便宜。”
“接着说吧。”
“什么叫‘接着’？俄国有个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给人民洗礼。他成了圣人，绰号叫‘红色太阳’。大公愈是出名，就愈要赞美他，描写他的壮士歌写得就愈美。他的名望的光辉出照亮了他的亲人——他的叔父杜布雷尼亚、朋友和战友穆洛姆查；待描写这场战争的史诗完成时，民族领袖的荣耀也将落在您身上。很精彩吧，不是吗？”
“非常精彩。只不过逻辑哪里去啦？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杜布雷尼亚叔父和勇士穆洛姆查吗？”
“我毕竟是个女人，我们女人是一种情感，而你们男人才是逻辑。比如说，俄国有一首壮士歌讲的是穆洛梅茨和他的儿子鲍里斯争斗——尽管人们有内叫他兹布特，有时叫索科尔尼科后来又叫日多温——拼杀时，伊利亚得知日多温是自己的亲人后，他放了日多温，可儿子却决定在父亲睡熟时杀死他，但没有成功。穆洛梅茨的具有魔力的十字架救了他的命。这个七岁龄的老人有着令人雄以置信的力量。”
“什么叫‘七岁龄’的老人？”
“按照斯拉夫人古老的计算方法，从四十岁算起到五十五岁，这是充满智慧的年龄……现在您和描写吉尔登布兰吉之子阿列市兰吉在贝尔尼附近大战的日尔曼传说比较一下，象不象？非常相象。父亲也是同儿子拼杀，不过，当老人拔出刀，刺死自己孩子的那一瞬间他们和解了。年轻的勇士对老人讲出了母亲告诉他的事情。她告诉儿子谁是他的父亲。泪水．欢乐，告别——而描写勇土基扎洛拉与其于卜尔东的《克勒特史诗》呢？更接近于俄国史诗。他从瓦兰人那里来到希腊人中间，而不是从日尔曼人那里来到波斯人中间。在拼杀中他也象穆洛梅茨一样杀死了儿子，不过他知道他杀死的是谁，他伏在尸体上哭了三天，然后他自杀了。您看，我们都差不多。”
施季里茨耸耸肩；“怎么，到了该联合的时候了？”
“您知道，我为什么希望您留在我这里？”
“我猜到了。”
“您说说看？”
“您感到害怕，所以您希望我呆在身边。”
“是这样。不过实际上是另一码事。男人们生活在对他们心目中的漂亮女人的憧憬之中。这些女人知道一切，很会讲话，不仅仅是在床上。所有的人都需要真正的朋友。我们女人是思路非常敏捷的出谋划策的人，超过你们。您知道，倘若我们能象男人那样写作，我们就会写出这样的书，而且是非常好的书。我觉得，您早已在我的心目中，您现在来了……”
他醒了。他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目光一直在盯着他。
塔格玛坐在床沿上，望着他的面孔。
“您在说梦话。”她喃喃地说，“这不大好。”
“我在抱怨生活？”
她叹了口气，谨慎地望着他的额头，问：“要抽支烟吗？”
“我可是德国人，”他说，“不喝一口咖啡我是不抽烟的。”
“咖啡早煮好了。”
“塔格玛，关于我们的工作舒伦堡说了些什么？”
塔格玛吃惊地望看他。施季里茨明白，舒伦堡同她没有见面。
“谁对您说我必须来见您？”
“那人没报名字。”
“秃顶，留着胡子，左边的脸不时痉挛。”
“是的。”女人答道，“尽管我认为，不应当告诉您。”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去喝咖啡吧，完了我们还有事干，不是吗？”
“在瑞典我家有个保姆，是俄国人，她告诉我，在他们那里进行洗礼时，神甫把婴儿的一缕头发包在蜡里，然后投进银制的圣水盘内。如果蜡团没有沉下去，就意味着婴儿长命幸福。您的妈妈大概告诉您说，您的蜡团没有沉下去，是吧？”
“我从设见过妈妈，塔格玛。”
“可怜的人。没有妈妈的生活该有多么可怕。爸爸呢？您还清楚地记得他吗？”
“是的。”
“他又结婚了？”
“没有。”
“谁给您做饭？”
“爸爸干这个是行家，后来我也学会了。但是以后我雇了女佣人。”
“是个年轻的？”
“是的。”
“叫亚历山德琳？还是叫萨沙？”
“不，这是同我联络的女人的名字。”
“夜里您说到了她。”
“显然不单是这个晚上。”
“我真猜不透您。所以，今天傍晚以前，您不要去见那个贼眉鼠眼的黑发男人。那是黑桃王，他会给您带来不幸。”
女人到厨房去了。厨房收治得很整齐，用木头装修。施季里茨站起来，望了望窗外空荡而寂静的街道。他想：“我是这场游戏的目标，这是干真万确的。可我不明白，这场游戏如何收场。我接受了缪勒和舒伦堡提出的条件，而且显然我做得对。不过，在这种日子，他们只玩我这一张牌真是太少了。他们很狡猾，他们的阴谋是远射程的。我弄不明白，他们企图打击哪里，用什么炮和到底对准谁？我会不会被他们识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如果他们最终看透了我，那他们就不会放弃长期的行动——最后的钟声敲响了，他们浪费了几分钟。当我不顾一切和舒伦堡一起出发时，我的确感到那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然而如果舒伦堡早已觉察到我的决心呢？不过，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舒伦堡提到塔格玛的名字，而缪勒又事先告诉了她有关我的事？问题就在这里！”
第九章 必然性是无情的
艾希曼果然有一双尖厉、深陷进去的小眼睛；鬓角上的头发也果然是墨色的，很象黑桃老K。他侧耳听着远处的爆炸声——韦丁区的工厂遭到轰炸。他缩着头，好象在给这位末见过面，但颇受尊敬的交谈者鞠躬。
“从早晨起我便在等侯您，施季里茨。”他说，“见到您很高兴，请坐。”
“谢谢，谁对您说我要在早晨来找您？”
“舒伦堡。”
“奇怪。我对谁也没说我打算首先来找您。”
艾希曼叹了口气，说：“要是直觉呢？”
“您相信？”
“就因为这样我才活到现在。我为您准备了两个候选人，施季里茨。”
“只有两个吗？”
“其余的都溜了。”艾希曼笑了起来，“他们随着火葬场的烟升天了，只有这几个人啦。”
他递给施季里茨两个档案袋，然后打开电炉，从柜子里取出咖啡。他间施军里灰喝咖啡喜欢加糖还是不喜欢。他惊奇地耸耸肩，“糖精对肾脏不好，一点好处也没有。”
他煮好了两杯咖啡，然后点燃一支烟，说：“我不明白您要这些败类有什么用？不过我建议您格外留心瓦尔特．鲁宾纳乌——少有的滑头。”
“可为什么不是赫尔曼•门格尔？”
“这个人有些莫名其妙。”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太让人捉摸不透了，很难说……他是个工艺师，和他哥哥一起发明了巧妙的航空汽油净化装置。当时举行一个竞赛，大家都看出他们是混血儿，但还是让他们参加了。他的设计方案是一项优秀的世界性发明。不过帝国元帅却因他们的相貌警觉起来。在他们个人档案里有一些照片，元帅担心他们是犹太人。然而元首说，只有雅利安人才能搞出这样杰出的发明，犹太人不可能这样大胆地进行思维。赫尔曼是弟弟，在他们串连式装置中他负责推销工作。他反应灵敏，所以我才向您提到他，其它的品质不必说了。自然，他没有戴上黄星。我们为他准备了委内瑞拉护照。您不安指望他来干特殊的工作。他是那种压不服的人。他们又发明了什么东西，是前所未有的。不过我认为，这些混蛋在拖延，在等待……”
“等待着什么？”
艾希曼在杯子里又斟满咖啡，然后说：“我们最后战胜敌人，施季里茨，还能等什么呢？”
“舒论堡没有告诉您，为什么我需要这些人？”
“他讲了一个人的情况。”
“不过他向您解释过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人吗？”
“没有。”
“于是您向我推荐瓦尔特.鲁宾纳乌？”
“是的。”
“您认为可以信任他？”
“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也不能信任犹太人，施季里茨。不过．可以利用他们。如果元首不把我的全部谍报人员关进集中营，我会证明我能干出什么来。”
“对于您的工作我有所耳闻。”施季里茨笑了笑，心中想：“哼，恶棍，你是个坏蛋，是个下流的冒险家。你足一个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由希特勒和希姆莱推上台的坏蛋。”
“您在想什么？”艾希曼担心地问。
“我在想您的工作。装有炉子的集中营里的事正是您的工作，您的工作就是要使这个组织的机械兴奋起来……”
“我感到一种幻觉。”
“您不是住帝国宣传部的机构里，艾希曼。他们在寻找幻觉，而您应当用眼睛看事实。象我一样，不要把事情弄糟——当众上帝保佑，幻觉不象想象的那么可怕。”
在第一次被捕之前，瓦尔特.鲁宾纳乌是一名律师。在帝国部长汉斯以逮捕和处分相威胁，下令禁止所有犹太医生、珠宝商、律师、药剂师、糖果点心商、护土、面包师、按摩师、导演、记者和演员从事自己的工作之后，鲁宾纳乌决心想方设法脱身，并开始了秘密的辩护人工作。
七天之后，他被捕入狱。帝国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
一九四一年在达豪他被送进一座破木板房，里边关押着一些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柏林、科隆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鲁宾纳乌当时不行了，沃尔德玛尔•吉尔什费尔德用自己的口粮救活了他，使他没有饿死。
与鲁宾纳乌的囚服上的六角星不同，吉尔什费尔德前胸和后背部有红色标记，这是表示共产党员的符号。
军士长把他的六角星撕掉，说：“虽说你的血统是可恶的犹太人，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你没有权力有民族。我们要瞄况红色的靶子，它的尺码比黄色的大。”
吉尔什费尔德，在排干沼泽地积水后，吉尔什费尔德由于“企图逃跑”被打死了。他连走路都很闲难，根本跑不动，两腿肿着，尤其是小腿肚，向外凸出，样子非常可怕，双肩象鸟儿一样，仿佛是做体操旋转的孩子。
负责领导鲁宾纳乌的是阿勃拉姆•绍尔。他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科隆区委地下活动部成员。象死去的吉尔什费尔德一样，他明白，象鲁宾纳乌这样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偶然被投入集中营的人意志薄弱，如果不扶他一把，不去影响他，那么他可能会屈服。因此，同志们通过在集中营工作的地下党员把鲁宾纳乌从干最繁重的苦工的地方调到了活计较好的病房。
绍尔的六角星标记也被撕掉，同大部分政治犯一样，他注定要挨枪子儿。但是盖世太保得到了情报，说他的妻子、共产党员法伊娜•绍尔跑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援助希特勒集中营监禁者红十字会”中工作，并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建立了联系；她两次前往莫斯科和国际革命战土救济会，访问过斯德哥尔摩，见到过布莱希特、保罗.毕加索、埃吕埃尔、阿扎贡，得到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赞成、帮助和支持，她还在英法报界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盖世太保命令在达豪集中营的人研究利用绍尔诱使他妻子返回德国的可能性。
第四处特别代表、党卫军突击队队长、警卫队的利克斯多弗翻阅了绍尔的档案。他明白，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同他耍滑头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把克劳斯安插在绍尔身边作为眼线。尽管克劳斯手段高超、精明能干，但也不能奈何这个犯人，话题一扯到妻子身上，绍尔马上缄口不语。
利克斯多弗给柏林总部发电，请求批准他吸收鲁宾纳乌参加行动。假如鲁宾纳乌有八分之一、最好是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而且不是母系而是父系的话，利克斯多弗就敢自己担风险吸收他参加情报工作了，但是假如问题涉及到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血统，那么按照海因里希的指示，就需要呈报最高领导。直至全国领袖。一般地说，希姆莱禁止吸收此类人参加行动，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向卡纳里斯让步。当时，军事情报局在西班牙同马尔其财团的一名成员接触，马尔其本人向佛朗哥提供大批资金购买最新式的武器，条件只有一个：长枪党胜利后，西班牙领袖不得对破坏行为听之任之。
利克斯多弗认为，党卫军总部会拒绝他的请求。不过，如果让刚刚在保安总局巨头海德里希手下崭露头角的舒伦堡了解法伊娜•绍尔的确是帝国的危险人物，她同莫斯科、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的关系日益给帝国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害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他可以向海因里希证明诱使法伊娜回国，对她进行审判并处死的行动的重要性——迁居在国外的共产主义分子再不敢把水搅浑，他们会逃之夭夭，就象老鼠一样乖乖地呆着吧！
基于这一原因，瓦尔特•鲁宾纳乌被列入非雅利安人的卡片。
利克斯多弗抓了鲁宾纳乌的妻子艾娃•舒尔茨和两个孩子——爱娃与保里，一个十岁，另一个七岁。他们被关人慕尼黑监狱。鲁宾纳乌也被押到那里。
利克斯多弗把他叫到审讯室，说：“到窗前去看看放风的地方。”
鲁宾纳乌看到一个院子，厚厚的石墙把院子截为两段，墙上装着铁蒺藜，一边是他的孩子，穿着肥大的不合体的囚衣，另一边是他的妻子。
鲁宾纳乌的头嗡地一响，一阵眩晕，昏倒过去。
医生使他苏醒过来后，利克斯多弗说：“你想让他们获得自由吗？”
鲁宾纳乌哭了。
“啊？我还没听到回答，混蛋！” 利克斯多弗喉道。
鲁宾纳乌点了一下头。
“你为这什么都肯干吗？”
鲁宾纳乌默不作声，仍然在啜泣，浑身颤抖。
利克斯多弗走到他面前，双手扶在他的肩上，盯住他的眼睛用更轻的声音说：
“我没有听到答复。你必须说‘是’，这样我们还能接着谈下去，假如你还不吭声，那现在就决定你孩子的命运，当着你的面。”
“我什么都干，”鲁宾纳乌嘴里嘟哝着，“不过放了我那不幸的孩子和妻子。”
“等你干完我所吩咐的事，就放他们。”
“我会完成，我能完成。可是您在骗我，所以我要等他们自由之后才去干您吩咐的事，如果不行那您就处死我吧。”
“为什么要处死你？”利克斯多弗奇怪地说，“我要当着你的面处死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向来说活算数。”
秘密警察这部可怕的机器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原理在运转的，即便临死前的人也还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安的结局。有一次海因里希对亲信们说：“我劝你们每个人顺便到我们各门诊所住着癌证病号的各病区去看看。可以观察一下，当病人不愿意，正确些说，是已经不能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客观分析时的那一种‘自暴自弃’的有趣过程……被我们逮捕的罪犯——同癌症病人一样。你们越使他感到疼痛，就越是能更快地压服他，他也就越顺从，只要你善于向他暗示他可以获释，他就会抱有出去的幻想。”
结果鲁宾纳乌屈服了，他从绍尔那里拿到写给妻子的信。绍尔不知道，鲁宾纳乌已经在为盖世太保做事了。
鲁宾纳乌调出达豪集中营，安排在野战医院，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被派住布拉格。于是，一场针对法伊娜的阴谋开始了。法伊娜•绍尔通过鲁宾纳乌同丈夫取得了联系，用鲁宾纳乌的话说，联系是通过可靠渠道进行的。法伊娜同意与所谓帮助政治犯逃跑的“地下组织”的代表见面。这次会面约定在边境进行。法伊娜的两个随从被打死，她本人被捕，押到柏林后同丈夫一道被处决。
参加这个阴谋的人得到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赞赏。但是在忙乱中人们忘记了利克斯多弗。
他漫不经心地给海因里希写了封信：“从鲁宾纳乌布拉格之行的效果看，做混血儿的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我的经验是在其它集中营推广。”
海因里希勃然大怒：“这个白痴被布尔什维克搞昏了头？他想让个别情况高于原则？他公然要假设民族才是决定一个人的主要因素？不，不能做混血儿的工作，而他，利克斯多弗被俄国人的阶级意识的致命毒药毒害了。这种阶级意识永远是我们以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学说的敌人！”
利克斯多弗被开除出党卫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申诉，他当上了不来梅的消防队队员。他开始酗酒。一次酒力发作时，他吊死在啤酒馆的卫生间。他脑前贴着一张纸条，他用自己的血在上边写道：我是希特勒统率下的可恶的犹太人的牺牲品！为了一个被毁灭的雅利安人清算他吧！”
舒伦堡监视鲁宾纳乌。他的妻子和孩子暂时获释，允许他们住在特别居住区。每日提审一次鲁宾纳乌，在送往城里的途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自己的家人。
他两次参与了盖世太保谋害他的犹太兄弟的行动。最近一次艾希曼把他带到布达佩斯，在那里艾希曼与同西方有联系的犹太教牧师进行了谈判。犹太人答应从集中营每放出一个犹太教牧师便付给党卫军和希姆莱一辆卡车外加二十桶汽油。艾希曼把这些车交给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使用。罗森堡用这批车把从俄国、波兰和法国掠来的文化珍宝从德国运到林茨地区和奥斯汀的矿井。
艾希曼奉命将鲁宾纳乌交给施季里茨领导。
“您好，鲁宾纳乌。”施季里茨请他坐在固定在屋子中央的圆凳上，然后说。他明白，他的话会只字不差地被录下来。他不为自己胆心。他要搞清楚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我姓博尔金，我也是为数不多真正想帮助您的人。不过，为了您的利益您要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您准备这样做吗？”
“我准备不准备无关紧要，我已经学会这样做了。我的家人是你们的人质，所以我只能坦白地回答，没有其它办法。”
“那么让我们看吧。首先，有谁比我们，比我的组织，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更让您憎恨呢？”
鲁宾纳乌的脸可怕地抽搐了一下，眉毛向上挑起，使额头变得窄了些，布满了皱纹，好象是一只干瘪的苹果，他的手不安地在发肿的膝盖上搓着。
“您提了个可怕的问题，博尔金先生。”
“鲁宾纳乌，您显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向您提的是一个只有一种含义的问题，请同样地回答我。”
“我最恨那些把德国引向危机的不负责任的人。”
“是指现在？”
“您说什么呀？我指的是二十年代的危机。”
“从我国的报刊报道看，二十年代把德国引向危机的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犹太人和美国银行资本。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回答吗？”
“是的，我正是想这样回答。”
“不，对您的回答我完全可以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德国不能有左派和犹太人，或者相反，让这些人变得更机智，更团结，更强大，这样我们就不会取得政权，您就可以免遭您现在的经历……”
“啊，不是，博尔金先生。您解释得太随便……”
“您在对我说谎！您憎恨我们，就象一个受折磨的人必然要憎恨折磨他的人一样。如果您反对，那我就中止讨论，把您送回牢房，您一家人的命运就要由另一个人安排，但绝不是我。怎么样？”
“刚坐牢时我的确恨那些想不公正地……”
“听着，鲁宾纳乌，我现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您同意就向我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从左向右摇头。不过如果您想更舒服些，可以由右向左摇。就这样。现在您一定这样想：你这个纳粹杂种、暴徒，你折磨我和我的全家不会长久，你们就要完蛋。你们这群匪徒！你们想当着我那身陷困国的妻儿的面摧毁我的意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你们是一帮畜牲，为了你们那荒谬的思想，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没有关系，畜生们，没关系。你们以强凌弱，我终将回报。别以为你们送我去布拉格和鹿特丹时我会对别人说什么！我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了法伊娜•绍尔，所以她赴约时带了两个持枪的朋友，只不过你们这些匪徒人多，又懂得如何在边境上抓住这两个幼稚的地下工作者罢了……没关系，畜生们，没关系。在鹿特丹我也告诫前来接头的人有危险，我干得丝毫不敢马虎，我比你们聪明。我知道，你们残暴的组织终究要破产。我想的很实际，而你们这些被理想种族主义迷惑的人甚至连明年也不愿意去想……艾希曼带我去布达佩斯时，我和犹太牧师低声交谈了两句。他完全明白了。我会得到宽恕，而你们谁也不会得到！”
鲁宾纳乌恐惧地望着施季里茨，额头和鬓角渗出大粒的汗珠，手指无力地捏拢，一个个骨节泛着青色。
“是从右向左摇呢？”施季里茨问，“还是从左向右摇？”
“您为什么又开始折磨我？为什么？”
“他们折磨了法伊娜•绍尔。当着她丈夫阿布拉姆的面，他们强奸她。阿布拉姆曾经救活了您，把自己的芜青汤分给您喝。他们这么折磨她，当着阿布拉姆的面搞这些勾当，可不论是法伊娜还是阿布拉姆都没说出您的名字。不过，这只是首抒情诗，与我的工作和您的未来没有关系。在我刚才说出您那种可以得到理解、最终在去世前得到宽恕的隐秘的念头时，我得出结论，我们俩都必须得到宽恕。如果我们能把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不被当作宗教狂消灭的话，我的一些朋友出会得到宽恕，尤其是允许这些人前往瑞士的话。譬如说，由我或者我的朋友来组织，但是同瑞士人的按触，问你们财政要人的接触要由您来保证。感觉如何？不错，不是吗？”
“可家呢？我的孩子怎么办？”
施季里茨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护照扔到面前的桌子上。
“过来翻开看看。”
鲁宾纳乌怯生生地走上前，询问似的望望施季里茨毫无表情的脸，打开护照，看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上面是否有瑞士政府的签证。他确信签证已办好之后，哽咽着说：“不过没有你们的批准。”
“您难道认为，在我和您平安从瑞士回来之前我会放他们？”
“您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会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回来的，我重新进牢房，一家人呆在慕尼黑的监狱！”
“不，您不会的，因为我们必须接待从瑞士来的可敬的先生们，就在帝国境内，在这里，还要领他们转一转集中营，以通过我和您的代价极高的冒险来组织运送获释的人。待第一批使者同我们谈判结束，我们就把您的妻子同他们一起送走。”
“不，”鲁宾纳乌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送走她，送孩子们……”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把您的妻子同第一批来接获释的人的瑞士使者一起送走，同第二批使者一起送走您的大孩子。”
“您说的不是真话！护照上写的是两个孩子！”
“我怎么能把艾娃送到那里去？或者是鲍尔？那男孩儿听力超群，七岁时就举办了音乐会，饶了他吧，他会为德国效劳的，他，还有爱娃。”
“随您的便吧。您为什么说谎要放他们，如果……。”
施季里茨背靠在坚硬的椅背上：“您想的很对，鲁宾纳乌，象条好汉！这一点我没想到，准确地说，是那些做技术准备的人考虑不周。明天白天我会给您看一份鲁宾纳乌•舒尔茨夫人的新护照，她一人的，还有两个孩子的，每人一份。”
“好吧，那什么时候让我第二个孩子出国？让鲍尔先走吧。如果上帝让他活着，就让他活下去吧。什么时候办这件事？”
施季里茨反问：“他们不让您看报纸？”
“是的。”
“我要吩咐他们给您报纸，而且允许您听前线的消息。不过眼下您要在这张纸上写上这段话；我，瓦尔特•鲁宾纳乌，同意谍报军官施季里茨的建议，参加释放集中营一批犯人。保证在今后所有人道主义行动中协助施季里茨及其上级，我知道，我的背叛将意味着我的家人和我迅速无条件地死亡。鲁宾纳乌。写上日期。”
施季里茨叫来卫兵，把鲁宾纳乌送囚牢房。他给监狱长打了电话，询问能否为鲁宾纳乌准备一顿丰盛的饭，发给他三支烟和两块糖。他又给舒尔茨打了电话，请他转告分队长，如有可能，近期内请分队长接见他。
艾希曼果然有一双尖厉、深陷进去的小眼睛；鬓角上的头发也果然是墨色的，很象黑桃老K。他侧耳听着远处的爆炸声——韦丁区的工厂遭到轰炸。他缩着头，好象在给这位末见过面，但颇受尊敬的交谈者鞠躬。
“从早晨起我便在等侯您，施季里茨。”他说，“见到您很高兴，请坐。”
“谢谢，谁对您说我要在早晨来找您？”
“舒伦堡。”
“奇怪。我对谁也没说我打算首先来找您。”
艾希曼叹了口气，说：“要是直觉呢？”
“您相信？”
“就因为这样我才活到现在。我为您准备了两个候选人，施季里茨。”
“只有两个吗？”
“其余的都溜了。”艾希曼笑了起来，“他们随着火葬场的烟升天了，只有这几个人啦。”
他递给施季里茨两个档案袋，然后打开电炉，从柜子里取出咖啡。他间施军里灰喝咖啡喜欢加糖还是不喜欢。他惊奇地耸耸肩，“糖精对肾脏不好，一点好处也没有。”
他煮好了两杯咖啡，然后点燃一支烟，说：“我不明白您要这些败类有什么用？不过我建议您格外留心瓦尔特．鲁宾纳乌——少有的滑头。”
“可为什么不是赫尔曼•门格尔？”
“这个人有些莫名其妙。”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太让人捉摸不透了，很难说……他是个工艺师，和他哥哥一起发明了巧妙的航空汽油净化装置。当时举行一个竞赛，大家都看出他们是混血儿，但还是让他们参加了。他的设计方案是一项优秀的世界性发明。不过帝国元帅却因他们的相貌警觉起来。在他们个人档案里有一些照片，元帅担心他们是犹太人。然而元首说，只有雅利安人才能搞出这样杰出的发明，犹太人不可能这样大胆地进行思维。赫尔曼是弟弟，在他们串连式装置中他负责推销工作。他反应灵敏，所以我才向您提到他，其它的品质不必说了。自然，他没有戴上黄星。我们为他准备了委内瑞拉护照。您不安指望他来干特殊的工作。他是那种压不服的人。他们又发明了什么东西，是前所未有的。不过我认为，这些混蛋在拖延，在等待……”
“等待着什么？”
艾希曼在杯子里又斟满咖啡，然后说：“我们最后战胜敌人，施季里茨，还能等什么呢？”
“舒论堡没有告诉您，为什么我需要这些人？”
“他讲了一个人的情况。”
“不过他向您解释过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人吗？”
“没有。”
“于是您向我推荐瓦尔特.鲁宾纳乌？”
“是的。”
“您认为可以信任他？”
“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也不能信任犹太人，施季里茨。不过．可以利用他们。如果元首不把我的全部谍报人员关进集中营，我会证明我能干出什么来。”
“对于您的工作我有所耳闻。”施季里茨笑了笑，心中想：“哼，恶棍，你是个坏蛋，是个下流的冒险家。你足一个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由希特勒和希姆莱推上台的坏蛋。”
“您在想什么？”艾希曼担心地问。
“我在想您的工作。装有炉子的集中营里的事正是您的工作，您的工作就是要使这个组织的机械兴奋起来……”
“我感到一种幻觉。”
“您不是住帝国宣传部的机构里，艾希曼。他们在寻找幻觉，而您应当用眼睛看事实。象我一样，不要把事情弄糟——当众上帝保佑，幻觉不象想象的那么可怕。”
在第一次被捕之前，瓦尔特.鲁宾纳乌是一名律师。在帝国部长汉斯以逮捕和处分相威胁，下令禁止所有犹太医生、珠宝商、律师、药剂师、糖果点心商、护土、面包师、按摩师、导演、记者和演员从事自己的工作之后，鲁宾纳乌决心想方设法脱身，并开始了秘密的辩护人工作。
七天之后，他被捕入狱。帝国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
一九四一年在达豪他被送进一座破木板房，里边关押着一些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柏林、科隆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鲁宾纳乌当时不行了，沃尔德玛尔•吉尔什费尔德用自己的口粮救活了他，使他没有饿死。
与鲁宾纳乌的囚服上的六角星不同，吉尔什费尔德前胸和后背部有红色标记，这是表示共产党员的符号。
军士长把他的六角星撕掉，说：“虽说你的血统是可恶的犹太人，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你没有权力有民族。我们要瞄况红色的靶子，它的尺码比黄色的大。”
吉尔什费尔德，在排干沼泽地积水后，吉尔什费尔德由于“企图逃跑”被打死了。他连走路都很闲难，根本跑不动，两腿肿着，尤其是小腿肚，向外凸出，样子非常可怕，双肩象鸟儿一样，仿佛是做体操旋转的孩子。
负责领导鲁宾纳乌的是阿勃拉姆•绍尔。他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科隆区委地下活动部成员。象死去的吉尔什费尔德一样，他明白，象鲁宾纳乌这样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偶然被投入集中营的人意志薄弱，如果不扶他一把，不去影响他，那么他可能会屈服。因此，同志们通过在集中营工作的地下党员把鲁宾纳乌从干最繁重的苦工的地方调到了活计较好的病房。
绍尔的六角星标记也被撕掉，同大部分政治犯一样，他注定要挨枪子儿。但是盖世太保得到了情报，说他的妻子、共产党员法伊娜•绍尔跑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援助希特勒集中营监禁者红十字会”中工作，并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建立了联系；她两次前往莫斯科和国际革命战土救济会，访问过斯德哥尔摩，见到过布莱希特、保罗.毕加索、埃吕埃尔、阿扎贡，得到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赞成、帮助和支持，她还在英法报界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盖世太保命令在达豪集中营的人研究利用绍尔诱使他妻子返回德国的可能性。
第四处特别代表、党卫军突击队队长、警卫队的利克斯多弗翻阅了绍尔的档案。他明白，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同他耍滑头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把克劳斯安插在绍尔身边作为眼线。尽管克劳斯手段高超、精明能干，但也不能奈何这个犯人，话题一扯到妻子身上，绍尔马上缄口不语。
利克斯多弗给柏林总部发电，请求批准他吸收鲁宾纳乌参加行动。假如鲁宾纳乌有八分之一、最好是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而且不是母系而是父系的话，利克斯多弗就敢自己担风险吸收他参加情报工作了，但是假如问题涉及到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血统，那么按照海因里希的指示，就需要呈报最高领导。直至全国领袖。一般地说，希姆莱禁止吸收此类人参加行动，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向卡纳里斯让步。当时，军事情报局在西班牙同马尔其财团的一名成员接触，马尔其本人向佛朗哥提供大批资金购买最新式的武器，条件只有一个：长枪党胜利后，西班牙领袖不得对破坏行为听之任之。
利克斯多弗认为，党卫军总部会拒绝他的请求。不过，如果让刚刚在保安总局巨头海德里希手下崭露头角的舒伦堡了解法伊娜•绍尔的确是帝国的危险人物，她同莫斯科、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的关系日益给帝国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害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他可以向海因里希证明诱使法伊娜回国，对她进行审判并处死的行动的重要性——迁居在国外的共产主义分子再不敢把水搅浑，他们会逃之夭夭，就象老鼠一样乖乖地呆着吧！
基于这一原因，瓦尔特•鲁宾纳乌被列入非雅利安人的卡片。
利克斯多弗抓了鲁宾纳乌的妻子艾娃•舒尔茨和两个孩子——爱娃与保里，一个十岁，另一个七岁。他们被关人慕尼黑监狱。鲁宾纳乌也被押到那里。
利克斯多弗把他叫到审讯室，说：“到窗前去看看放风的地方。”
鲁宾纳乌看到一个院子，厚厚的石墙把院子截为两段，墙上装着铁蒺藜，一边是他的孩子，穿着肥大的不合体的囚衣，另一边是他的妻子。
鲁宾纳乌的头嗡地一响，一阵眩晕，昏倒过去。
医生使他苏醒过来后，利克斯多弗说：“你想让他们获得自由吗？”
鲁宾纳乌哭了。
“啊？我还没听到回答，混蛋！” 利克斯多弗喉道。
鲁宾纳乌点了一下头。
“你为这什么都肯干吗？”
鲁宾纳乌默不作声，仍然在啜泣，浑身颤抖。
利克斯多弗走到他面前，双手扶在他的肩上，盯住他的眼睛用更轻的声音说：
“我没有听到答复。你必须说‘是’，这样我们还能接着谈下去，假如你还不吭声，那现在就决定你孩子的命运，当着你的面。”
“我什么都干，”鲁宾纳乌嘴里嘟哝着，“不过放了我那不幸的孩子和妻子。”
“等你干完我所吩咐的事，就放他们。”
“我会完成，我能完成。可是您在骗我，所以我要等他们自由之后才去干您吩咐的事，如果不行那您就处死我吧。”
“为什么要处死你？”利克斯多弗奇怪地说，“我要当着你的面处死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向来说活算数。”
秘密警察这部可怕的机器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原理在运转的，即便临死前的人也还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安的结局。有一次海因里希对亲信们说：“我劝你们每个人顺便到我们各门诊所住着癌证病号的各病区去看看。可以观察一下，当病人不愿意，正确些说，是已经不能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客观分析时的那一种‘自暴自弃’的有趣过程……被我们逮捕的罪犯——同癌症病人一样。你们越使他感到疼痛，就越是能更快地压服他，他也就越顺从，只要你善于向他暗示他可以获释，他就会抱有出去的幻想。”
结果鲁宾纳乌屈服了，他从绍尔那里拿到写给妻子的信。绍尔不知道，鲁宾纳乌已经在为盖世太保做事了。
鲁宾纳乌调出达豪集中营，安排在野战医院，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被派住布拉格。于是，一场针对法伊娜的阴谋开始了。法伊娜•绍尔通过鲁宾纳乌同丈夫取得了联系，用鲁宾纳乌的话说，联系是通过可靠渠道进行的。法伊娜同意与所谓帮助政治犯逃跑的“地下组织”的代表见面。这次会面约定在边境进行。法伊娜的两个随从被打死，她本人被捕，押到柏林后同丈夫一道被处决。
参加这个阴谋的人得到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赞赏。但是在忙乱中人们忘记了利克斯多弗。
他漫不经心地给海因里希写了封信：“从鲁宾纳乌布拉格之行的效果看，做混血儿的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我的经验是在其它集中营推广。”
海因里希勃然大怒：“这个白痴被布尔什维克搞昏了头？他想让个别情况高于原则？他公然要假设民族才是决定一个人的主要因素？不，不能做混血儿的工作，而他，利克斯多弗被俄国人的阶级意识的致命毒药毒害了。这种阶级意识永远是我们以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学说的敌人！”
利克斯多弗被开除出党卫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申诉，他当上了不来梅的消防队队员。他开始酗酒。一次酒力发作时，他吊死在啤酒馆的卫生间。他脑前贴着一张纸条，他用自己的血在上边写道：我是希特勒统率下的可恶的犹太人的牺牲品！为了一个被毁灭的雅利安人清算他吧！”
舒伦堡监视鲁宾纳乌。他的妻子和孩子暂时获释，允许他们住在特别居住区。每日提审一次鲁宾纳乌，在送往城里的途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自己的家人。
他两次参与了盖世太保谋害他的犹太兄弟的行动。最近一次艾希曼把他带到布达佩斯，在那里艾希曼与同西方有联系的犹太教牧师进行了谈判。犹太人答应从集中营每放出一个犹太教牧师便付给党卫军和希姆莱一辆卡车外加二十桶汽油。艾希曼把这些车交给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使用。罗森堡用这批车把从俄国、波兰和法国掠来的文化珍宝从德国运到林茨地区和奥斯汀的矿井。
艾希曼奉命将鲁宾纳乌交给施季里茨领导。
“您好，鲁宾纳乌。”施季里茨请他坐在固定在屋子中央的圆凳上，然后说。他明白，他的话会只字不差地被录下来。他不为自己胆心。他要搞清楚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我姓博尔金，我也是为数不多真正想帮助您的人。不过，为了您的利益您要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您准备这样做吗？”
“我准备不准备无关紧要，我已经学会这样做了。我的家人是你们的人质，所以我只能坦白地回答，没有其它办法。”
“那么让我们看吧。首先，有谁比我们，比我的组织，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更让您憎恨呢？”
鲁宾纳乌的脸可怕地抽搐了一下，眉毛向上挑起，使额头变得窄了些，布满了皱纹，好象是一只干瘪的苹果，他的手不安地在发肿的膝盖上搓着。
“您提了个可怕的问题，博尔金先生。”
“鲁宾纳乌，您显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向您提的是一个只有一种含义的问题，请同样地回答我。”
“我最恨那些把德国引向危机的不负责任的人。”
“是指现在？”
“您说什么呀？我指的是二十年代的危机。”
“从我国的报刊报道看，二十年代把德国引向危机的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犹太人和美国银行资本。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回答吗？”
“是的，我正是想这样回答。”
“不，对您的回答我完全可以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德国不能有左派和犹太人，或者相反，让这些人变得更机智，更团结，更强大，这样我们就不会取得政权，您就可以免遭您现在的经历……”
“啊，不是，博尔金先生。您解释得太随便……”
“您在对我说谎！您憎恨我们，就象一个受折磨的人必然要憎恨折磨他的人一样。如果您反对，那我就中止讨论，把您送回牢房，您一家人的命运就要由另一个人安排，但绝不是我。怎么样？”
“刚坐牢时我的确恨那些想不公正地……”
“听着，鲁宾纳乌，我现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您同意就向我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从左向右摇头。不过如果您想更舒服些，可以由右向左摇。就这样。现在您一定这样想：你这个纳粹杂种、暴徒，你折磨我和我的全家不会长久，你们就要完蛋。你们这群匪徒！你们想当着我那身陷困国的妻儿的面摧毁我的意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你们是一帮畜牲，为了你们那荒谬的思想，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没有关系，畜生们，没关系。你们以强凌弱，我终将回报。别以为你们送我去布拉格和鹿特丹时我会对别人说什么！我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了法伊娜•绍尔，所以她赴约时带了两个持枪的朋友，只不过你们这些匪徒人多，又懂得如何在边境上抓住这两个幼稚的地下工作者罢了……没关系，畜生们，没关系。在鹿特丹我也告诫前来接头的人有危险，我干得丝毫不敢马虎，我比你们聪明。我知道，你们残暴的组织终究要破产。我想的很实际，而你们这些被理想种族主义迷惑的人甚至连明年也不愿意去想……艾希曼带我去布达佩斯时，我和犹太牧师低声交谈了两句。他完全明白了。我会得到宽恕，而你们谁也不会得到！”
鲁宾纳乌恐惧地望着施季里茨，额头和鬓角渗出大粒的汗珠，手指无力地捏拢，一个个骨节泛着青色。
“是从右向左摇呢？”施季里茨问，“还是从左向右摇？”
“您为什么又开始折磨我？为什么？”
“他们折磨了法伊娜•绍尔。当着她丈夫阿布拉姆的面，他们强奸她。阿布拉姆曾经救活了您，把自己的芜青汤分给您喝。他们这么折磨她，当着阿布拉姆的面搞这些勾当，可不论是法伊娜还是阿布拉姆都没说出您的名字。不过，这只是首抒情诗，与我的工作和您的未来没有关系。在我刚才说出您那种可以得到理解、最终在去世前得到宽恕的隐秘的念头时，我得出结论，我们俩都必须得到宽恕。如果我们能把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不被当作宗教狂消灭的话，我的一些朋友出会得到宽恕，尤其是允许这些人前往瑞士的话。譬如说，由我或者我的朋友来组织，但是同瑞士人的按触，问你们财政要人的接触要由您来保证。感觉如何？不错，不是吗？”
“可家呢？我的孩子怎么办？”
施季里茨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护照扔到面前的桌子上。
“过来翻开看看。”
鲁宾纳乌怯生生地走上前，询问似的望望施季里茨毫无表情的脸，打开护照，看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上面是否有瑞士政府的签证。他确信签证已办好之后，哽咽着说：“不过没有你们的批准。”
“您难道认为，在我和您平安从瑞士回来之前我会放他们？”
“您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会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回来的，我重新进牢房，一家人呆在慕尼黑的监狱！”
“不，您不会的，因为我们必须接待从瑞士来的可敬的先生们，就在帝国境内，在这里，还要领他们转一转集中营，以通过我和您的代价极高的冒险来组织运送获释的人。待第一批使者同我们谈判结束，我们就把您的妻子同他们一起送走。”
“不，”鲁宾纳乌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送走她，送孩子们……”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把您的妻子同第一批来接获释的人的瑞士使者一起送走，同第二批使者一起送走您的大孩子。”
“您说的不是真话！护照上写的是两个孩子！”
“我怎么能把艾娃送到那里去？或者是鲍尔？那男孩儿听力超群，七岁时就举办了音乐会，饶了他吧，他会为德国效劳的，他，还有爱娃。”
“随您的便吧。您为什么说谎要放他们，如果……。”
施季里茨背靠在坚硬的椅背上：“您想的很对，鲁宾纳乌，象条好汉！这一点我没想到，准确地说，是那些做技术准备的人考虑不周。明天白天我会给您看一份鲁宾纳乌•舒尔茨夫人的新护照，她一人的，还有两个孩子的，每人一份。”
“好吧，那什么时候让我第二个孩子出国？让鲍尔先走吧。如果上帝让他活着，就让他活下去吧。什么时候办这件事？”
施季里茨反问：“他们不让您看报纸？”
“是的。”
“我要吩咐他们给您报纸，而且允许您听前线的消息。不过眼下您要在这张纸上写上这段话；我，瓦尔特•鲁宾纳乌，同意谍报军官施季里茨的建议，参加释放集中营一批犯人。保证在今后所有人道主义行动中协助施季里茨及其上级，我知道，我的背叛将意味着我的家人和我迅速无条件地死亡。鲁宾纳乌。写上日期。”
施季里茨叫来卫兵，把鲁宾纳乌送囚牢房。他给监狱长打了电话，询问能否为鲁宾纳乌准备一顿丰盛的饭，发给他三支烟和两块糖。他又给舒尔茨打了电话，请他转告分队长，如有可能，近期内请分队长接见他。
第十章 参阅资料——(二)
情报中心需要了解在盟国首都也仅有少数人才知道的情况，这是促使莫斯科派伊萨耶夫上校前往柏林的原因。情报负责人远没有将所有情况告诉自己国家的首脑。
丘吉尔常常回忆起他对莫斯科的初次访问。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令人不安的夏天。斯大林又重新提到赫斯的命运，谈到他飞往苏格兰的真正动机，也提到伦敦的反对派在这件事情中是十分可疑的。
丘吉尔按照事先同情报机构助手商定的口径向斯大林元帅做了回答。
这位俄国领袖眉头紧锁地说：“对这种解释我并不满意。我确信，我的情报人员也没有把一切部告诉我，也许他们做得对。按照他们职业的原则，秘密工作不是犯罪，相反是一种需要。”
莫斯科有理由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待美国情报机构在瑞士表现出的愈来愈大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由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并且因为他的兄弟曾宣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敌人，况且这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一九四四年严峻的战事之秋，是在德国进攻阿登地区被粉碎之前。当时德军还占领着荷兰、挪威、丹麦、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而红军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南斯拉夫同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
苏联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往往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法西斯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杜勒斯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莫斯科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杜诺万的瑞士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德国的活动。
引起莫所科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美国防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莫斯科也了解第二个事实——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法国陷落后，希特勒来到巴黎。出卖了伟大民族思想的已近垂暮之年的贝当元帅将政权交给了通敌者海军将军让•达兰。这位海军将军没有参加过一次海战。当时美国大使威廉•莱基匆匆飞抵法国北部，同行的还有武官罗伯特•肖和文化参数罗伯特•墨菲。墨菲早已是杜诺万的亲密助手，也是“职业外交官”，他与战略情报局的关系连国务院也不知道。
正是他曾同北非总督马克西姆•威根将军进行了谈判，内容包括在法国战败投降后，向处境危险的法国侨民提供食品衣物援助。但是墨菲对此援助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维希政权要允许美国向阿尔及利亚派代表，以防美国物资落入“不可靠的人”手中。
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监督蛋粉和饼干落入谁人之手。美国人不过是要在北非建立谍报网。他们知道，希特勒为了封锁地中海并把它变成纳粹的“内湖”，完全有可能入侵北非。
战略情报局最初的考虑是明智而且理由充分的。从种种迹象看，这毕竟是有利于反希特勒斗争。
维希政权接受了墨菲的条件。于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十二名“生产顾问”飞抵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尽管卡纳里斯、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公开表示不悦，但是由于美国与第三帝国当时还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因此问题仅只是表示不满而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红军在莫斯科城下给予希特勒第一次毁灭性打击。此时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华盛领会晤。正是在这时候第一次提出了向北非空降远征军的问题。起初这个行动的目的是支援起义的法国人，墨菲接受委托去见威根，建议他承担指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的使命。尽管戴高乐在伦敦积极地工作，共产党人在法国国内进行英勇的地下斗争，但无论是戴高乐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受到注意——战略情报局代表眼中注意的是保守分子，是具有浓厚君主制思想信念的人。
显然，威根表示了拒绝；“我不能出卖我的朋友贝当，在困难的时候离开他，这对他是不公正的。”
墨菲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操纵北非的法国人的爱国斗争。三K党人帮了墨菲的忙，他们把住在阿尔及尔的雅克•莱梅格一戴布留伊叫做大老板。此人接近法国的纳粹分子——喀古尔分子。这些人从希特勒驻巴黎的间谍奥托•阿贝茨手中得到武器和经费，曾经试图举行过反对勒昂、布吕姆社会主义政府的武装暴乱。
鉴于当前亟待解决盟军在北非的登陆问题，杜诺万向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派去了最可靠的间谍。
首先派去的是罗伯特•索博。他是曾在沙皇军队服役的波兰将军之子。这位将军在德国战场负伤后，被派往俄国驻美军事使团。这时俄国爆发了革命。作为一个君主主义者，他没有返回俄国，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美国驻巴黎武官，随后又应邀担任“阿姆科钢铁公司”驻法国代表。法国投降后，他常常使用美国护照在德国旅行，将报告寄给在伦敦的大英帝国秘密机构，而不是寄往华盛顿。杜诺万请他加入战略情报局并派他负责在里斯本的间谍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索博同墨菲取得联系，奉命与北非的法国及阿拉伯地下级织进行接触，为盟军的进攻建立桥头堡。
杜诺万派出的第二名间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威庞•埃迪上校。他在叙利亚接受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丹吉尔、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等地他有庞大的关系网。在几个月之内，埃迪可以在突尼斯搞一次宫庭政变，其结果将是出现一位新首相——美国的傀儡。但墨菲否定了这个设想，尽管杜诺万已经支付给埃迪五万美元用来收买向自己同胞开枪的王族。
“莱梅格手下的喀古尔分子不会原谅我们干涉法国侨民的事务。”墨菲对杜诺万说，“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争取法国人，而不是搞阿拉伯的宫庭游戏。让喀古尔分子去开枪吧，他们是行家，我们眼下要坐山观虎斗。”
五万美元扔掉了，国王暂时还在宫里，同他的七个王妃在一起。人们全力装备北非的法国军队起事反对希特勒，并领导法国流亡政府。这样一来，便有可能把戴高乐和共产党巴黎地下组织置于死地。
杜诺万为这个方案耗费了一百万美元，一大批公司尤其是关心非洲大陆战后关系的公司提供了资助。
钱收到了，计数器已经开始工作，必须找出一位领袖人物。
就在这时，安利•希洛将军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刚刚从德国人的狱中逃出，隐居在法国。
与此同时，过去宣称自己是左派部长的比埃尔•赖伐尔投靠了希特勒分子。他在维希电台发表了宣传歧视异族的讲话，要求制定更严酷的排犹法规，于是被舒伦堡和斯科采尼的人拥上台。达兰得到了军事部长的位子，但后来被排挤到北非，取代了年迈的威根。
否掉了希洛将军后，杜诺万决定要打一张“公开的牌”，即寻找可以接近投敌变节分子达兰的关键。
自然，罗斯福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战略情报局的这个阴谋。但从他得到的报告明显可以看出，戴高乐刚愎自用，如果支持他，美国将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伦敦与巴黎的殖民要求，非洲仍将是美国“民主试验”的空白地带。希洛的“军人”味太浓，同他无法达成协议。
不过，杜诺万把自己的家业建立在不求赞扬的基础上，总统得到报告就足矣。信任问题是政治中问题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战略情报局把赌注押在变节者达兰身上之后，试探与戴高乐的人接触的杜诺万的间谍罗森博格确信，所有在国外领导法国人斗争的人中间，戴高乐是唯一重要的人物。
战略情报局计别处支持罗森博洛的意见。这个部门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是：设计政策的人们不能说假话——哪怕真实的情况是最痛苦的，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此时，战略情报局间谍谢尔巴德开始同追随戴高乐分子的左派艾马努埃尔进行更具体的谈判。艾马努埃尔从法国南部来到伦敦。
“我们这些手执武器为法国自由而战的人们、绝不会同达兰打交道。甚至连值得尊敬的吉罗也不能成为战斗的法兰西的领袖，因为我们大家唯一拥戴的人是夏尔•戴高乐。”
但杜诺万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撤销拟定的计划。固执对注重形态和色彩真实的画家是有益的，愚蠢地坚持选定的路线的政治家则迟早要失败。及时改变方针的能力也是才能的一部分。杜诺万是一个能干的间谍，但绝不是有才能的政治家。
没有人接受罗森伯格和谢尔巴德的意见。计划处的人被劝告说：不要手忙脚乱地寻找主顾，杜诺万的设想必须实现——就是这样！
禁止向戴高乐通报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日期。
战略情报局得到通知放弃了同戴高乐的人的接触。
吉罗将军秘密从法国来到北非，然而直到英美军队登上非洲大陆的第二天，他才走出潜艇，在直布罗陀登陆。
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和战略情报局少校雷昂托斯吉尔隆重地欢迎了吉罗。
但是吉罗要求盟军迅速在法国南部登陆并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他这位新领袖。这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墨菲在阿尔及尔会见了贝当的最高代表达尔朗，并准备同他进行一笔交易：让这位亲纳粹分子、法国的叛徒、阴险的歧视异族的人和希特勒的同情者以及空降的英美部队媾和，利用战略情报局的支持，宣布自己是北非的北非。
年轻的保皇党人费尔南•博涅•沙贝尔由于刺杀了达尔朗，二十八小时后被处死，吉罗将军拒绝了他的赦免请求。
次日，吉罗任命了一个最反动的将军担任调查达尔朗遇刺案的特别法庭头子。
此后，戴高乐分子及其外围力量受到了猛烈攻击。
所有支持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人均遭逮捕并被关入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集中营，流放到沙漠地带。
战略情报局发展壮大的道路是由政治家的尸体铺成的。
“伙计们，”杜诺万反复说，“一切都是可能的，都是无条件的，如果这的确有利于美国。”
希姆莱和他的镇压机关“有利于美国”，有利于那些幻想在战后统治德国的公司。因此，苏联情报中心极其认真地注视着杜诺万所走的每一步和他在伯尔尼的先遣小分队。
“柏林。尤斯塔斯。速报党卫军大队长卡尔•沃尔夫的下落。据我们的情报，他已返回意大利北部。确否？中心。”
情报中心需要了解在盟国首都也仅有少数人才知道的情况，这是促使莫斯科派伊萨耶夫上校前往柏林的原因。情报负责人远没有将所有情况告诉自己国家的首脑。
丘吉尔常常回忆起他对莫斯科的初次访问。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令人不安的夏天。斯大林又重新提到赫斯的命运，谈到他飞往苏格兰的真正动机，也提到伦敦的反对派在这件事情中是十分可疑的。
丘吉尔按照事先同情报机构助手商定的口径向斯大林元帅做了回答。
这位俄国领袖眉头紧锁地说：“对这种解释我并不满意。我确信，我的情报人员也没有把一切部告诉我，也许他们做得对。按照他们职业的原则，秘密工作不是犯罪，相反是一种需要。”
莫斯科有理由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待美国情报机构在瑞士表现出的愈来愈大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由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并且因为他的兄弟曾宣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敌人，况且这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一九四四年严峻的战事之秋，是在德国进攻阿登地区被粉碎之前。当时德军还占领着荷兰、挪威、丹麦、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而红军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南斯拉夫同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
苏联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往往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法西斯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杜勒斯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莫斯科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杜诺万的瑞士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德国的活动。
引起莫所科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美国防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莫斯科也了解第二个事实——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法国陷落后，希特勒来到巴黎。出卖了伟大民族思想的已近垂暮之年的贝当元帅将政权交给了通敌者海军将军让•达兰。这位海军将军没有参加过一次海战。当时美国大使威廉•莱基匆匆飞抵法国北部，同行的还有武官罗伯特•肖和文化参数罗伯特•墨菲。墨菲早已是杜诺万的亲密助手，也是“职业外交官”，他与战略情报局的关系连国务院也不知道。
正是他曾同北非总督马克西姆•威根将军进行了谈判，内容包括在法国战败投降后，向处境危险的法国侨民提供食品衣物援助。但是墨菲对此援助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维希政权要允许美国向阿尔及利亚派代表，以防美国物资落入“不可靠的人”手中。
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监督蛋粉和饼干落入谁人之手。美国人不过是要在北非建立谍报网。他们知道，希特勒为了封锁地中海并把它变成纳粹的“内湖”，完全有可能入侵北非。
战略情报局最初的考虑是明智而且理由充分的。从种种迹象看，这毕竟是有利于反希特勒斗争。
维希政权接受了墨菲的条件。于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十二名“生产顾问”飞抵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尽管卡纳里斯、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公开表示不悦，但是由于美国与第三帝国当时还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因此问题仅只是表示不满而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红军在莫斯科城下给予希特勒第一次毁灭性打击。此时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华盛领会晤。正是在这时候第一次提出了向北非空降远征军的问题。起初这个行动的目的是支援起义的法国人，墨菲接受委托去见威根，建议他承担指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的使命。尽管戴高乐在伦敦积极地工作，共产党人在法国国内进行英勇的地下斗争，但无论是戴高乐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受到注意——战略情报局代表眼中注意的是保守分子，是具有浓厚君主制思想信念的人。
显然，威根表示了拒绝；“我不能出卖我的朋友贝当，在困难的时候离开他，这对他是不公正的。”
墨菲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操纵北非的法国人的爱国斗争。三K党人帮了墨菲的忙，他们把住在阿尔及尔的雅克•莱梅格一戴布留伊叫做大老板。此人接近法国的纳粹分子——喀古尔分子。这些人从希特勒驻巴黎的间谍奥托•阿贝茨手中得到武器和经费，曾经试图举行过反对勒昂、布吕姆社会主义政府的武装暴乱。
鉴于当前亟待解决盟军在北非的登陆问题，杜诺万向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派去了最可靠的间谍。
首先派去的是罗伯特•索博。他是曾在沙皇军队服役的波兰将军之子。这位将军在德国战场负伤后，被派往俄国驻美军事使团。这时俄国爆发了革命。作为一个君主主义者，他没有返回俄国，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美国驻巴黎武官，随后又应邀担任“阿姆科钢铁公司”驻法国代表。法国投降后，他常常使用美国护照在德国旅行，将报告寄给在伦敦的大英帝国秘密机构，而不是寄往华盛顿。杜诺万请他加入战略情报局并派他负责在里斯本的间谍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索博同墨菲取得联系，奉命与北非的法国及阿拉伯地下级织进行接触，为盟军的进攻建立桥头堡。
杜诺万派出的第二名间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威庞•埃迪上校。他在叙利亚接受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丹吉尔、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等地他有庞大的关系网。在几个月之内，埃迪可以在突尼斯搞一次宫庭政变，其结果将是出现一位新首相——美国的傀儡。但墨菲否定了这个设想，尽管杜诺万已经支付给埃迪五万美元用来收买向自己同胞开枪的王族。
“莱梅格手下的喀古尔分子不会原谅我们干涉法国侨民的事务。”墨菲对杜诺万说，“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争取法国人，而不是搞阿拉伯的宫庭游戏。让喀古尔分子去开枪吧，他们是行家，我们眼下要坐山观虎斗。”
五万美元扔掉了，国王暂时还在宫里，同他的七个王妃在一起。人们全力装备北非的法国军队起事反对希特勒，并领导法国流亡政府。这样一来，便有可能把戴高乐和共产党巴黎地下组织置于死地。
杜诺万为这个方案耗费了一百万美元，一大批公司尤其是关心非洲大陆战后关系的公司提供了资助。
钱收到了，计数器已经开始工作，必须找出一位领袖人物。
就在这时，安利•希洛将军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刚刚从德国人的狱中逃出，隐居在法国。
与此同时，过去宣称自己是左派部长的比埃尔•赖伐尔投靠了希特勒分子。他在维希电台发表了宣传歧视异族的讲话，要求制定更严酷的排犹法规，于是被舒伦堡和斯科采尼的人拥上台。达兰得到了军事部长的位子，但后来被排挤到北非，取代了年迈的威根。
否掉了希洛将军后，杜诺万决定要打一张“公开的牌”，即寻找可以接近投敌变节分子达兰的关键。
自然，罗斯福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战略情报局的这个阴谋。但从他得到的报告明显可以看出，戴高乐刚愎自用，如果支持他，美国将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伦敦与巴黎的殖民要求，非洲仍将是美国“民主试验”的空白地带。希洛的“军人”味太浓，同他无法达成协议。
不过，杜诺万把自己的家业建立在不求赞扬的基础上，总统得到报告就足矣。信任问题是政治中问题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战略情报局把赌注押在变节者达兰身上之后，试探与戴高乐的人接触的杜诺万的间谍罗森博格确信，所有在国外领导法国人斗争的人中间，戴高乐是唯一重要的人物。
战略情报局计别处支持罗森博洛的意见。这个部门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是：设计政策的人们不能说假话——哪怕真实的情况是最痛苦的，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此时，战略情报局间谍谢尔巴德开始同追随戴高乐分子的左派艾马努埃尔进行更具体的谈判。艾马努埃尔从法国南部来到伦敦。
“我们这些手执武器为法国自由而战的人们、绝不会同达兰打交道。甚至连值得尊敬的吉罗也不能成为战斗的法兰西的领袖，因为我们大家唯一拥戴的人是夏尔•戴高乐。”
但杜诺万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撤销拟定的计划。固执对注重形态和色彩真实的画家是有益的，愚蠢地坚持选定的路线的政治家则迟早要失败。及时改变方针的能力也是才能的一部分。杜诺万是一个能干的间谍，但绝不是有才能的政治家。
没有人接受罗森伯格和谢尔巴德的意见。计划处的人被劝告说：不要手忙脚乱地寻找主顾，杜诺万的设想必须实现——就是这样！
禁止向戴高乐通报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日期。
战略情报局得到通知放弃了同戴高乐的人的接触。
吉罗将军秘密从法国来到北非，然而直到英美军队登上非洲大陆的第二天，他才走出潜艇，在直布罗陀登陆。
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和战略情报局少校雷昂托斯吉尔隆重地欢迎了吉罗。
但是吉罗要求盟军迅速在法国南部登陆并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他这位新领袖。这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墨菲在阿尔及尔会见了贝当的最高代表达尔朗，并准备同他进行一笔交易：让这位亲纳粹分子、法国的叛徒、阴险的歧视异族的人和希特勒的同情者以及空降的英美部队媾和，利用战略情报局的支持，宣布自己是北非的北非。
年轻的保皇党人费尔南•博涅•沙贝尔由于刺杀了达尔朗，二十八小时后被处死，吉罗将军拒绝了他的赦免请求。
次日，吉罗任命了一个最反动的将军担任调查达尔朗遇刺案的特别法庭头子。
此后，戴高乐分子及其外围力量受到了猛烈攻击。
所有支持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人均遭逮捕并被关入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集中营，流放到沙漠地带。
战略情报局发展壮大的道路是由政治家的尸体铺成的。
“伙计们，”杜诺万反复说，“一切都是可能的，都是无条件的，如果这的确有利于美国。”
希姆莱和他的镇压机关“有利于美国”，有利于那些幻想在战后统治德国的公司。因此，苏联情报中心极其认真地注视着杜诺万所走的每一步和他在伯尔尼的先遣小分队。
“柏林。尤斯塔斯。速报党卫军大队长卡尔•沃尔夫的下落。据我们的情报，他已返回意大利北部。确否？中心。”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较量
确信施季里茨同莫斯科有联系之后，缪勒完全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所以，见到施季里茨后，他说：“好朋友，到自己住处换一下衣服。您的柜子里有晚礼服，对不？”
“您的人把枕头部拆开了。他们还看了我在棉垫肩里藏了什么没有，”施季里茨答道，“您要警告他们，要用线缝上。我是很机警的，分队长，我惯于发现蛛丝马迹。”
“他们目无纪律。”缪勒叹了口气，“我会处罚他们的。我亲自指示过他们。”
“穿晚礼服做什么？”
“听音乐会。”缪勒说，“帝国战时经济部部长施贝尔博士下令电站保证音乐厅的灯光，他特别喜欢冯•维斯捷曼的乐队，甚至因此和戈培尔吵了一架：戈培尔下令把所有乐队编入‘后备军人’，而施贝尔喜欢音乐。今晚就举办那个人的作品音乐会… 天呐，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啊，就是那个聋子老头。”
“贝多芬，”施季思茨说。他难过地望着缪勒。“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施季里茨，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 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施季里茨。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缪勒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柏林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穿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缪勒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施季里茨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缪勒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奏《艾格蒙特序曲》时，施季里茨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巴黎的“弗里德曼”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季里茨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德国。不过德国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纳粹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纳粹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冯•卡拉扬由于希特勒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戈培尔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希特勒反驳说：
“卡拉扬在模仿我同纳粹党人讲话的风格。请不要妨碍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他宣传的仅仅是伟大的日尔曼人。据我所知，他从未在音乐会上指挥独奏过柴可夫斯基和拉威尔的音乐。”
在希特勒占领的巴黎，听到俄国人演奏的《艾格蒙特序曲》时，施季里茨感到一种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头硬咽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俄罗斯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探索的飞跃。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可曾有过这样的飞跃？
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冈察洛夫斯基、普洛科菲耶夫、雅什维利、叶塞宁、维尔托夫、拉德琴科、帕斯捷尔纳克、科洛文、勃洛克、艾尔•利西茨基、塔伊洛夫、麦尔赫尔德、肖洛霍夫。他想起了电影《夏伯阳》、《母亲》、《我们来自喀朗什塔特》、《愉快的年轻人》。它们旋风般飞遍了世界。有哪一种艺术能有如此令人羡慕的运气——五十年间涌现出这样多伟大的名字，而他们又在整个世界中产生出了多少追随者啊？
缪勒俯身对施季里茨说：“《艾格蒙特序曲》显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了妥协。”
“难道纳粹党人可以同敌人妥协？”
“我就会马上接受刽子手的建议。”缪勒低声说，奇怪地向施季里茨递了个眼色。
音乐会中断了十分钟。英国人开始空袭，柏林人立即辨别出英国“蚊”式轰炸机的轰鸣。
他们步行走回普林查波莱赫大街。
缪勒默默走了很久才说：“听着，亲爱的朋友，您是个聪明人，对一切都理解得很准确，包括我同那些思考世界大战的人联合的尝试，以及我同您的上司之间的新关系，但主要的东西您不了解，而这似乎又不是大问题。我不了解主要的东西，所以我把您拉来听饿着肚子的合唱队员在台上大喊大叫。在那间您十分熟悉的办公室里我工作了许多年，我不再相信别人，施季里茨。我甚至不相信自己，明白吗？不，不，这是真的，不要这样想，我现在不是和您做游戏…鲁宾纳乌、塔格玛、中断的谈判重新恢复——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显然为了把谈判继续下去。”
缪勒懊恼地挥了一下手：“谈判一直在进行，施季里茨，一分钟也没有中断。早在一九四四年舒伦堡就飞往斯德哥尔摩，在，‘总统’饭店同美国人休特讨论了单独媾和的问题。他安排瑞士前副总统穆吉同希姆莱会晤。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昨天，也不是通过鲁宾纳乌，这发生在五个月以前，在我们向阿登地区的英美军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在英美军队后退时，他们达成了办议。希姆莱允许从我们的集中营中撤走有钱的犹太人和有名望的法国人。明白吗？他们订了君子协定。希姆莱打电话之后，舒伦堡来找我，从我这里得到释放两干名肮脏的法国人的许可。可我军随后开始了反击，盟军四处溃散，于是希姆莱中断了同穆吉的一切联系．只有舒伦堡还在奔波。在我的案卷中有关于此事的全部材料。一月份斯大林开始进攻克拉科夫，救了美国人的命。我们只能从西线调回部队对付科涅夫。党卫军全国领袖再次会见穆吉，这是在佛雷堡附近的黑林山。二月十二日，在您前往瑞士之前，新的协议签订了。您明白吗？根据协议每两周要释放一千二百名有钱的犹太人，并用头等车厢把他们送住瑞土。为此，犹太银行家们答应在他门控制的美国报纸上停止反德宣传。唉，如果希特勒一年前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就好啦！如果……这些银行家肯定要通过穆吉总统付给国际红十字会黄金，而穆吉自然要用这笔钱为我们买汽油、汽车和医疗器械。这些东西已运到了帝国，所以我们的飞机又飞上了天，施季里茨，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开自己的汽车。除此之外，希姆莱还同银行界的美国犹太人签订了协定。这协定向希姆莱提供了庇护权。向调查的结果一样，这是因为他这个党卫军全国领袖拯救了希特勒要消灭的不幸的人，让他们替他说情吧——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说情，请您相信。”
施季里茨摇摇头：“您不要以为世界是健忘的。”
缪勒痛苦地冷冷一笑：“记忆是不存在的，施季里茨，记住这一点吧。让我去编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节吧，一个月内我就会向德国人证明，以前进行的排犹运动是对伟大元首的命令的不能允许的破坏。元首从未号召进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一切都是敌人的宣传。元首只希望；关心不幸的犹太人摆脱竞争者的愤怒‘记忆’，忘掉这个词吧。是的，不能忘记旧怨，但这与记忆这个概念毫无关系，那仅仅是一种痛苦的复仇愿望。就是这样。我们是可以破坏希姆莱的协议的。‘我们’是什么意思？是指卡尔登布龙纳，而不是我。依我看，让犹太人当总理好啦，全盘输掉了，听其自然吧……我觉得卡尔登布龙纳似乎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了解西线和希姆莱身边发生的事情。一句话，我截获了发往马德里的法国密码电报，内容涉及穆吉同希姆莱的谈判。卡尔登布龙纳自然向他的上司报告了达个情况，而他的上司下令：‘对所有向集中营的犹太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提供帮助的人格杀勿论。’”
“如果是波兰、法国或者南斯拉夫的犯人呢？”
“施季里茨，提问题要在您头脑里想好后再提。‘如果是俄国犯人会怎么样呢？’您想提这个问题吧？答案您早就清楚了，别装模作样了。您可真狡猾。”
“恰恰是一些狡猾的人搞的这个把戏。”
缪勒停住脚步，掏出一张纸片，看完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空袭过后．”他仍然带着笑意说，“尤其是在春季，柏林城里弥漫着巴黎秋天的气息，只不过在巴黎烤的是栗子，而我们这里烧焦的是尸体。让我们继续谈吧，我想听听您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施季里茨，问题是舒伦堡怂恿我们集中营管理处长、党卫军冲锋大队长伯格尔进行合作。伯格尔答应一定拒绝执行希特勒的疏散命令，‘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处死所有犯人的命令而且穆吉从舒伦堡口中已经得知此事。不过穆吉不只是了解情况，他满足了您的上司的请求，拜见了艾森豪威尔，把标有我们所有集中营位置的地图交给了他。舒伦堡把地图带去，是他亲自带的。他显然得到了美国人赦免的保证。现在他试图释放法国的部长赫里欧和他的同僚雷诺及吉罗将军的家人。卡尔登布龙纳禁止我释放这些人，于是我报告了您的上司。舒伦堡现在正在说服希姆莱。舒伦堡不敢作主，对元首的恐惧威慑着他。就是这样，施季里茨。在瑞士方面的工作，一切进展顺利。瑞典大使向里宾特洛甫报告的关于贝纳尔多持希望会晤希姆莱的电文被截收，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月了，是同希姆荣会晤——我知道，里宾特洛甫派自己的顾问瓦格纳博士去找舒伦堡，问这是什么意思，您的上司当然回答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正是他的人挤到贝纳尔多特跟前，强加给他与党卫军全国领袖会晤的想法。里宾特洛甫去找希姆莱，全国领袖回答他说，贝纳尔多特是个实力人物，让他们去谈吧。希姆莱亲自命令卡尔登布龙纳派菲格莱因去找元首，请求批准同瑞典人接触。希特勒听自己的连襟讲完，摆摆手说；‘大战期间同有爵位的人说废话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舒伦堡还是让贝纳尔多特不等里宾特洛甫的答复，就飞到柏林。在那里他会见了里宾特洛甫、舒伦堡，还有——您认为还有谁？卡尔登布龙纳。贝纳尔多特再次请求会晤希姆莱，强调说，丹麦、挪威、荷兰等国的命运使他感到不安。于是舒伦堡把贝纳尔多特领到希姆莱在霍汉里汉的住处。他们商定，把所有丹麦和挪威犯人——违反元首命令——集中到德国北部的一个集中营。为此瑞典开始向我们军队和党卫军提供汽油。即使这样我也要问，舒伦堡为什么借口打算恢复中断的关系把您也拖进这可怕的游戏里？”
……直到昨天，直到与舒伦堡见面之前，缪勒还不知道这些谈判的全部真实情况。当然，他得到了部分情报，但是为了准备同施季里茨进行赌博，他没有向舒伦堡摊牌，他请求‘亲爱的瓦尔特’向他更详尽地解释局势。舒伦堡注意到自己同缪勒的良好关系，没有猜出这个人有自己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是向这位盖世太保头子披露了他认为适宜披露的情况。
同时舒伦堡不知道缪勒已得知施季里茨的情况。缪勒象爱护眼球一样爱惜这张王牌，因为他的行动与此密切相连，这个行动是他今后的救命良药。他的针对俄国的设想将会轰动一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会谈论这件事。西方最有权势的人将保护他这位设计妙计的人。他们善于评价一些能够采取最重要的行动的识时务的聪明人。缪勒是有能力的，盖伦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干，一句话，因为盖伦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
……听着缪勒的话，施季里茨油然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强烈欲望，他的手指冰凉，但他克制住自己：“这么说，我在伯尔尼的全部努力对于某种非常重要、我难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徒劳的，是一个幌子喽？”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您在伯尔尼不是徒劳的，您帮我和鲍曼弄清了传动带的复杂结构。唤，我们还是没弄清这个复杂结构的内容，尽管有一条传动带已经截断。”
“可倒霉的沃尔夫怎么办？”
“他们暂时把他拉出了这场游戏。我觉得他们似乎把沃尔夫视为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因为他毕竟控制着意大利境内的五十万大军，这是值些钱的。”
“那么这就是舒伦堡拉我去恢复还未道到破坏的东西的原因吗？”
“对这件事我的兴趣比您还大，施季里茨。在一个濒于破产的极权机构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关心整体，而不是个人。”
“您希望我去问舒伦堡吗？”
“他会马上处死您，一秒钟也不会耽误。不行，不能这样。您考虑一下，您有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这以后您再来找我一起探讨—下。”
三小时后，缪勒看到施季里茨向中心报告缪勒谈话内容的密电。
“妙极啦！”缪勒微微一笑，“让斯大林去想吧，让他去考虑那些现在在柏林反对希姆莱的人吧，让他去考虑美国人，考虑希姆莱即将与杜勒斯订立同盟的事情吧；让他做出选择，他现在可以进行选择——我向他推荐自己，鲍曼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反对罗斯福并公开仇视克里姆林宫的力量越来越强。”
确信施季里茨同莫斯科有联系之后，缪勒完全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所以，见到施季里茨后，他说：“好朋友，到自己住处换一下衣服。您的柜子里有晚礼服，对不？”
“您的人把枕头部拆开了。他们还看了我在棉垫肩里藏了什么没有，”施季里茨答道，“您要警告他们，要用线缝上。我是很机警的，分队长，我惯于发现蛛丝马迹。”
“他们目无纪律。”缪勒叹了口气，“我会处罚他们的。我亲自指示过他们。”
“穿晚礼服做什么？”
“听音乐会。”缪勒说，“帝国战时经济部部长施贝尔博士下令电站保证音乐厅的灯光，他特别喜欢冯•维斯捷曼的乐队，甚至因此和戈培尔吵了一架：戈培尔下令把所有乐队编入‘后备军人’，而施贝尔喜欢音乐。今晚就举办那个人的作品音乐会… 天呐，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啊，就是那个聋子老头。”
“贝多芬，”施季思茨说。他难过地望着缪勒。“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施季里茨，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 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施季里茨。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缪勒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柏林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穿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缪勒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施季里茨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缪勒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奏《艾格蒙特序曲》时，施季里茨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巴黎的“弗里德曼”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季里茨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德国。不过德国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纳粹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纳粹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冯•卡拉扬由于希特勒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戈培尔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希特勒反驳说：
“卡拉扬在模仿我同纳粹党人讲话的风格。请不要妨碍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他宣传的仅仅是伟大的日尔曼人。据我所知，他从未在音乐会上指挥独奏过柴可夫斯基和拉威尔的音乐。”
在希特勒占领的巴黎，听到俄国人演奏的《艾格蒙特序曲》时，施季里茨感到一种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头硬咽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俄罗斯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探索的飞跃。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可曾有过这样的飞跃？
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冈察洛夫斯基、普洛科菲耶夫、雅什维利、叶塞宁、维尔托夫、拉德琴科、帕斯捷尔纳克、科洛文、勃洛克、艾尔•利西茨基、塔伊洛夫、麦尔赫尔德、肖洛霍夫。他想起了电影《夏伯阳》、《母亲》、《我们来自喀朗什塔特》、《愉快的年轻人》。它们旋风般飞遍了世界。有哪一种艺术能有如此令人羡慕的运气——五十年间涌现出这样多伟大的名字，而他们又在整个世界中产生出了多少追随者啊？
缪勒俯身对施季里茨说：“《艾格蒙特序曲》显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了妥协。”
“难道纳粹党人可以同敌人妥协？”
“我就会马上接受刽子手的建议。”缪勒低声说，奇怪地向施季里茨递了个眼色。
音乐会中断了十分钟。英国人开始空袭，柏林人立即辨别出英国“蚊”式轰炸机的轰鸣。
他们步行走回普林查波莱赫大街。
缪勒默默走了很久才说：“听着，亲爱的朋友，您是个聪明人，对一切都理解得很准确，包括我同那些思考世界大战的人联合的尝试，以及我同您的上司之间的新关系，但主要的东西您不了解，而这似乎又不是大问题。我不了解主要的东西，所以我把您拉来听饿着肚子的合唱队员在台上大喊大叫。在那间您十分熟悉的办公室里我工作了许多年，我不再相信别人，施季里茨。我甚至不相信自己，明白吗？不，不，这是真的，不要这样想，我现在不是和您做游戏…鲁宾纳乌、塔格玛、中断的谈判重新恢复——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显然为了把谈判继续下去。”
缪勒懊恼地挥了一下手：“谈判一直在进行，施季里茨，一分钟也没有中断。早在一九四四年舒伦堡就飞往斯德哥尔摩，在，‘总统’饭店同美国人休特讨论了单独媾和的问题。他安排瑞士前副总统穆吉同希姆莱会晤。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昨天，也不是通过鲁宾纳乌，这发生在五个月以前，在我们向阿登地区的英美军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在英美军队后退时，他们达成了办议。希姆莱允许从我们的集中营中撤走有钱的犹太人和有名望的法国人。明白吗？他们订了君子协定。希姆莱打电话之后，舒伦堡来找我，从我这里得到释放两干名肮脏的法国人的许可。可我军随后开始了反击，盟军四处溃散，于是希姆莱中断了同穆吉的一切联系．只有舒伦堡还在奔波。在我的案卷中有关于此事的全部材料。一月份斯大林开始进攻克拉科夫，救了美国人的命。我们只能从西线调回部队对付科涅夫。党卫军全国领袖再次会见穆吉，这是在佛雷堡附近的黑林山。二月十二日，在您前往瑞士之前，新的协议签订了。您明白吗？根据协议每两周要释放一千二百名有钱的犹太人，并用头等车厢把他们送住瑞土。为此，犹太银行家们答应在他门控制的美国报纸上停止反德宣传。唉，如果希特勒一年前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就好啦！如果……这些银行家肯定要通过穆吉总统付给国际红十字会黄金，而穆吉自然要用这笔钱为我们买汽油、汽车和医疗器械。这些东西已运到了帝国，所以我们的飞机又飞上了天，施季里茨，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开自己的汽车。除此之外，希姆莱还同银行界的美国犹太人签订了协定。这协定向希姆莱提供了庇护权。向调查的结果一样，这是因为他这个党卫军全国领袖拯救了希特勒要消灭的不幸的人，让他们替他说情吧——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说情，请您相信。”
施季里茨摇摇头：“您不要以为世界是健忘的。”
缪勒痛苦地冷冷一笑：“记忆是不存在的，施季里茨，记住这一点吧。让我去编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节吧，一个月内我就会向德国人证明，以前进行的排犹运动是对伟大元首的命令的不能允许的破坏。元首从未号召进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一切都是敌人的宣传。元首只希望；关心不幸的犹太人摆脱竞争者的愤怒‘记忆’，忘掉这个词吧。是的，不能忘记旧怨，但这与记忆这个概念毫无关系，那仅仅是一种痛苦的复仇愿望。就是这样。我们是可以破坏希姆莱的协议的。‘我们’是什么意思？是指卡尔登布龙纳，而不是我。依我看，让犹太人当总理好啦，全盘输掉了，听其自然吧……我觉得卡尔登布龙纳似乎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了解西线和希姆莱身边发生的事情。一句话，我截获了发往马德里的法国密码电报，内容涉及穆吉同希姆莱的谈判。卡尔登布龙纳自然向他的上司报告了达个情况，而他的上司下令：‘对所有向集中营的犹太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提供帮助的人格杀勿论。’”
“如果是波兰、法国或者南斯拉夫的犯人呢？”
“施季里茨，提问题要在您头脑里想好后再提。‘如果是俄国犯人会怎么样呢？’您想提这个问题吧？答案您早就清楚了，别装模作样了。您可真狡猾。”
“恰恰是一些狡猾的人搞的这个把戏。”
缪勒停住脚步，掏出一张纸片，看完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空袭过后．”他仍然带着笑意说，“尤其是在春季，柏林城里弥漫着巴黎秋天的气息，只不过在巴黎烤的是栗子，而我们这里烧焦的是尸体。让我们继续谈吧，我想听听您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施季里茨，问题是舒伦堡怂恿我们集中营管理处长、党卫军冲锋大队长伯格尔进行合作。伯格尔答应一定拒绝执行希特勒的疏散命令，‘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处死所有犯人的命令而且穆吉从舒伦堡口中已经得知此事。不过穆吉不只是了解情况，他满足了您的上司的请求，拜见了艾森豪威尔，把标有我们所有集中营位置的地图交给了他。舒伦堡把地图带去，是他亲自带的。他显然得到了美国人赦免的保证。现在他试图释放法国的部长赫里欧和他的同僚雷诺及吉罗将军的家人。卡尔登布龙纳禁止我释放这些人，于是我报告了您的上司。舒伦堡现在正在说服希姆莱。舒伦堡不敢作主，对元首的恐惧威慑着他。就是这样，施季里茨。在瑞士方面的工作，一切进展顺利。瑞典大使向里宾特洛甫报告的关于贝纳尔多持希望会晤希姆莱的电文被截收，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月了，是同希姆荣会晤——我知道，里宾特洛甫派自己的顾问瓦格纳博士去找舒伦堡，问这是什么意思，您的上司当然回答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正是他的人挤到贝纳尔多特跟前，强加给他与党卫军全国领袖会晤的想法。里宾特洛甫去找希姆莱，全国领袖回答他说，贝纳尔多特是个实力人物，让他们去谈吧。希姆莱亲自命令卡尔登布龙纳派菲格莱因去找元首，请求批准同瑞典人接触。希特勒听自己的连襟讲完，摆摆手说；‘大战期间同有爵位的人说废话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舒伦堡还是让贝纳尔多特不等里宾特洛甫的答复，就飞到柏林。在那里他会见了里宾特洛甫、舒伦堡，还有——您认为还有谁？卡尔登布龙纳。贝纳尔多特再次请求会晤希姆莱，强调说，丹麦、挪威、荷兰等国的命运使他感到不安。于是舒伦堡把贝纳尔多特领到希姆莱在霍汉里汉的住处。他们商定，把所有丹麦和挪威犯人——违反元首命令——集中到德国北部的一个集中营。为此瑞典开始向我们军队和党卫军提供汽油。即使这样我也要问，舒伦堡为什么借口打算恢复中断的关系把您也拖进这可怕的游戏里？”
……直到昨天，直到与舒伦堡见面之前，缪勒还不知道这些谈判的全部真实情况。当然，他得到了部分情报，但是为了准备同施季里茨进行赌博，他没有向舒伦堡摊牌，他请求‘亲爱的瓦尔特’向他更详尽地解释局势。舒伦堡注意到自己同缪勒的良好关系，没有猜出这个人有自己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是向这位盖世太保头子披露了他认为适宜披露的情况。
同时舒伦堡不知道缪勒已得知施季里茨的情况。缪勒象爱护眼球一样爱惜这张王牌，因为他的行动与此密切相连，这个行动是他今后的救命良药。他的针对俄国的设想将会轰动一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会谈论这件事。西方最有权势的人将保护他这位设计妙计的人。他们善于评价一些能够采取最重要的行动的识时务的聪明人。缪勒是有能力的，盖伦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干，一句话，因为盖伦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
……听着缪勒的话，施季里茨油然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强烈欲望，他的手指冰凉，但他克制住自己：“这么说，我在伯尔尼的全部努力对于某种非常重要、我难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徒劳的，是一个幌子喽？”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您在伯尔尼不是徒劳的，您帮我和鲍曼弄清了传动带的复杂结构。唤，我们还是没弄清这个复杂结构的内容，尽管有一条传动带已经截断。”
“可倒霉的沃尔夫怎么办？”
“他们暂时把他拉出了这场游戏。我觉得他们似乎把沃尔夫视为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因为他毕竟控制着意大利境内的五十万大军，这是值些钱的。”
“那么这就是舒伦堡拉我去恢复还未道到破坏的东西的原因吗？”
“对这件事我的兴趣比您还大，施季里茨。在一个濒于破产的极权机构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关心整体，而不是个人。”
“您希望我去问舒伦堡吗？”
“他会马上处死您，一秒钟也不会耽误。不行，不能这样。您考虑一下，您有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这以后您再来找我一起探讨—下。”
三小时后，缪勒看到施季里茨向中心报告缪勒谈话内容的密电。
“妙极啦！”缪勒微微一笑，“让斯大林去想吧，让他去考虑那些现在在柏林反对希姆莱的人吧，让他去考虑美国人，考虑希姆莱即将与杜勒斯订立同盟的事情吧；让他做出选择，他现在可以进行选择——我向他推荐自己，鲍曼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反对罗斯福并公开仇视克里姆林宫的力量越来越强。”
第十二章 领袖和他周围的人
如同所有著名政治家一样，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相信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在拟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间出现的微小阴影也将给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
因此，在收到俄国领袖就英美情报机关在瑞土与沃尔夫的人接触一事发来的措词强烈的信件后，总统思考了很久。必须向亲信们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须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内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俄国领袖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不安和愤怒——在俄国领袖的信反反映出了这种不安和愤怒。
总统明白，现充在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俄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克里姆林官的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肯特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伯尔尼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神职学校受过教育的斯大林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罗斯福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斯大林只字不提丘吉尔同德国人的来往。从杜诺万的报告来看，亚历山大元帅领导的英国人是第一小提琴手。其次，关于这些谈判，丘吉尔为什么对他罗斯福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战略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选和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驻巴黎的英国人和英国驻美使馆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罗斯福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俄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希特勒惨无人道的极权制度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纳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俄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军方使总统相信，没有一个美国军事指挥员参与同纳粹的接触。与此同时，昼夜忙于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大会的国务院也向白宫提交了一份纪要。从中可以看出，原则上讲，同敌人进行试探性接触是适宜的，哪怕是沃尔夫这样令人厌恶的纳粹分子。但是外交官们坚决主张美国在欧洲的代表与他们接触时不得惹人注意。“况且，我们不能排除一些中立国的学者和实业家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可能，纪要中指出，“他们关心战后欧洲局势，尤其是在红旗即将飘扬在柏林上空的时候。这种个人的试探恰恰是由于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感到不安而进行的……”
罗斯福注意到“实业家”这个词，立即想到传说中的杜勒斯兄弟的传闻。罗斯福总统改变了邀请杜诺万参加晚会的壬意。他谓副官准备伯尔尼活动站的详细档案。“现在，情报局局长无所不知，而总统则少见寡闻。这种状况未必有利于美国。”
听了罗斯福这番愤愤不平的话后，杜诺万立即和他的老朋友戴维.兰斯讲妥，晚上七点在“迈克尔•基尔克”饭店吃饭。
在那里杜诺万向朋友介绍了情况。
“那么好吧，”兰斯边说边把餐巾铺在尖瘦的膝盖上，“我明白，局势不是乐观的，不过，杜勒斯的行动连法律的边也没沾。”
“让他触犯法律才好呢，”杜诺万打断了兰斯的话，“这样有关这件事的情报就不会落到罗斯福手初他束缚在正人君子的道德规范中，我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的艾伦•杜勒斯的全部买卖该如何收场。”
“它不能不以美国的最大利益而结束，比尔，您十分清楚……如果罗斯福在雅尔塔同意俄国人进入柏林，并由此提前几十年获得反希特勒主要胜利者殊荣的话，如果他批准建立由斯大林组阁的共产党波兰的话，如果他承认铁托是南斯拉夫头号人物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中有谁能认真考虑我们的未来？在我们同沃尔夫建立联系后，我立即得到了切实保证，从现在起德国所有的港口已经可以分配给我们的公司。此外，施罗德报告了林茨地区矿井的位置，那里集中了从法国、俄国、波兰、意大利的陈列馆掠来的著名大师的绘画，价值数千万美元。”
“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美元。”杜诺万阴沉着脸更正说，“已经估算过了。这个地区有我的人。”
“是吗？祝贺您。不过据我们所知，英国人和当地反政府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在林茨没有合法政府。”杜诺万打断了话头。
“唉，从字面上看，而不是从本质亡讲，目前纳粹毕竟是合法政府的化身，比尔，他们是选举出来的。”
“您同我一样，知道德国的选举是怎么回事。”
“是的。但是我们国家同这样选举出来的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在柏林举行招待会，向希特勒发了生日贺电。”
“戴维，”杜诺万皱着眉头说，“想一想，我该怎样同罗斯福谈话，这是个难干的差事。在我去找他之前，我想找您试试。”
“请吧，试一试……”
“从各种迹象看，莫斯科已了解了杜勒斯的行动，尽管我们慎重精心地为这桩买卖涂上了伪装色。我不能保证克里姆林官不会了解到贝纳尔多特和杜勒斯通过穆吉副总统重新在蒙特勒开始行动的情报。”
“您不觉得这非常之妙？”
“什么意思？”
“让罗斯福和斯大林相互争吵吧。比尔，让他们去吵吧！甚至让斯大林知道得更多些才好！”
“这是一孔之见，戴维，不去阻碍才是正确的。在我们的部门有人主动帮忙时，聪明的对手就会觉察我们的兴趣，还有您的利益。真正使我感到不安的只有一点：如果罗斯福得知您现在同加罗德的接触怎么办？他会气得两眼发黑。如果有人在他的桌上放上一推材料，证明正是施罗德从一九三三年起就担任‘希姆莱之友’小组主席，而杜勒斯至今仍与他友情不断的话……”
“这就糟了，”兰斯说，“要洗刷干净。罗斯福总是妨碍我们的事。所有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宜他去任何地方的议论，恰恰是他安抚那些察觉到他与斯大林进行游戏、将这个国家拖向深渊的人们的手段。”
杜诺万摇摇头：“没有必要，戴维。罗斯福用他的温情和绅士手段为这个国家争得了许多东西，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使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成果一定要归我们，而不是归他们。总统的健康状况目前的确很好。”
“消息准确吗？”
“完全准确。我通过一位明友和他的医生交谈过。”
兰斯喝了口水，耸耸肩膀，面孔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比尔，每一项决定都是命运的表现。命运是用来表达内在的可信性的词汇。这里未来与生命相联系，必要性连接着死亡。”
杜诺万的身子离开椅子背，轻声地说：“您疯啦！”
他让服务员拿来一包香烟，撕了半天烟盒的封口，然后喘着粗气抽了一口烟，又重复了一强自己的话：“您疯啦，戴维。我想弄明白，怎样才能更可靠地保护艾伦，只不过如果把他从欧洲撤回来，那么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这无论如何不行。”
“假如罗斯福得知现在与施罗德的接触，您明白，那我们就保不住艾伦了。所以我希望您考虑是否应当让俄国人得到点风声，了解到被格罗弗斯监护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在干什么？”
杜诺万嘴里粗重地哼了一声：“怎么？好主意，声东击西，这手段真高明！我看，您在葡萄牙的那些商人同赤色的俄国人的外贸组织有可靠的途径，可以把情报泄露给莫斯科。这就是格罗佛斯和胡佛的事了，与我们无关。我不认为，我们搞的轰炸日本的玩意儿会引起斯大林特殊的兴趣，但他会首先想，我们为什么向他隐瞒了可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器的研制工作。好呀，戴维，这主意太好啦！”
但是在分别时，兰斯又说：“我很荣幸。比尔，您赞成转移视线的方法是有吸引力的。不过这毕竟只是止痛剂，应当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
他们带着这个念头分手了。
兰斯三番五次提到的那件事，杜诺万不许自己再去考虑。“疯子比尔”准确地制订出同总统谈话的战术。是的，同沃尔夫在伯尔尼的接触确有其事，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卡纳里斯身陷囹圄之后，维茨勒本被希特勒送上了天，而格特莱尔或许被绞死了，或许被关入地下监牢，特别是在希特勒的帝国行将崩溃的最后日子，必须准确无误地了解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这是必要的。
谈话的纲要是准确的，得到了高度的评价——罗斯福对他所有的助手提出了这种要求：“首先是品格，它包含着理想与行为的一致、幽默、善良、有目的性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施罗德呢？如果罗斯福深究施罗德的事，那他必然会了解到在杜勒斯抢救纳粹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时杜诺万所给予的掩护，同时也会了解到达个与美国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可怕的人的一切。
次日，罗斯福在收到杜诺万简短的纪要后，请他给杜勒斯发了密电，命令停止同德国人的一切谈判——从现在起无限期地停止
同时总统把致俄国领袖的信件副本转给战略情报局头子，通过副官向他发出了警告：“给斯大林的信是以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为依据的，这一点他要负全部责任，当然令人难以承担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倘若出现此种情况，总统将和他杜诺万一起分担。”
绝密•斯大林元帅亲览
加里曼大使通知我，他收到了莫洛托夫先生的信、信中提及验证意大利境内部分或全部德军投降的可能性一事。鉴于该项工作没有苏军军官参加，故莫洛托夫先生要求将在瑞士进行的这项检查工作应当主即予以停止。
我相信，由于误解的缘故，致使您未能得到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的正确报告。事实是：数日前，来自瑞士的未经证实的情报称：基于某些德国军官的主张，在意大利抵抗其兵联军的德军有向亚历山大将军统帅的先头部队投降的可能。
华盛顿得到情报后，亚历山大将军已奉命派遣一名或数名参谋军官检验该情报的准确性。如情报确凿，就将与德军主管军官接触，在亚历山大将军的大本营内进行谈判，讨论受降的具体细节。此次协商之事如若谈妥，自然会欢迎苏联代表参加。
在瑞士进行的有关验证的情况将会及时转告苏联政府。一旦在伯尔尼最后商定在卡塞塔举行类似会议以讨论受降细节时，责政府将得到通知，后时苏联军官将被允许参加在亚历山大将军处与德方进行的协商。
截至目前，我方代表同德国军官的会晤尝试尚未成功，但会晤的可能性仍将存在。
如您所知，鄙政府当会全力协助全体盟军军官。因他们认为，在其地区内的敌军有可能被迫投降。如因我所采取的立场扣容忍而拖延了时间并造成美国武装力量的损失，需知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则证明我的行为缺乏明智。作为军人，您定会理解，为不失时机，行动必须迅速。反之如在柯尼希斯贝格和丹吉格的敌军打着白旗来见您的将军，情况亦同。
敌人武装力量的投降绝不违背我们所决定的需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也不包含任何政治因素。
在讨论敌军投降细节对，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美军司令官听取参加讨论的贵方军官的经验扣忠告，然而我不能同意莫洛托夫先生以我完全不理解的理由反对并禁止探讨敌军投降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已经谈到的可能性不会带来多大收益。但为避免发生误会，请您向有关的苏联领导人解释我们为实现美军接受敌军面降而毫不拖延地采取迅速有效行动的目的和必要性。
我相信，在苏军战场如出现此种可能性时，您也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并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弗•罗斯福
如同所有著名政治家一样，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相信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在拟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间出现的微小阴影也将给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
因此，在收到俄国领袖就英美情报机关在瑞土与沃尔夫的人接触一事发来的措词强烈的信件后，总统思考了很久。必须向亲信们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须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内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俄国领袖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不安和愤怒——在俄国领袖的信反反映出了这种不安和愤怒。
总统明白，现充在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俄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克里姆林官的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肯特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伯尔尼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神职学校受过教育的斯大林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罗斯福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斯大林只字不提丘吉尔同德国人的来往。从杜诺万的报告来看，亚历山大元帅领导的英国人是第一小提琴手。其次，关于这些谈判，丘吉尔为什么对他罗斯福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战略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选和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驻巴黎的英国人和英国驻美使馆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罗斯福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俄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希特勒惨无人道的极权制度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纳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俄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军方使总统相信，没有一个美国军事指挥员参与同纳粹的接触。与此同时，昼夜忙于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大会的国务院也向白宫提交了一份纪要。从中可以看出，原则上讲，同敌人进行试探性接触是适宜的，哪怕是沃尔夫这样令人厌恶的纳粹分子。但是外交官们坚决主张美国在欧洲的代表与他们接触时不得惹人注意。“况且，我们不能排除一些中立国的学者和实业家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可能，纪要中指出，“他们关心战后欧洲局势，尤其是在红旗即将飘扬在柏林上空的时候。这种个人的试探恰恰是由于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感到不安而进行的……”
罗斯福注意到“实业家”这个词，立即想到传说中的杜勒斯兄弟的传闻。罗斯福总统改变了邀请杜诺万参加晚会的壬意。他谓副官准备伯尔尼活动站的详细档案。“现在，情报局局长无所不知，而总统则少见寡闻。这种状况未必有利于美国。”
听了罗斯福这番愤愤不平的话后，杜诺万立即和他的老朋友戴维.兰斯讲妥，晚上七点在“迈克尔•基尔克”饭店吃饭。
在那里杜诺万向朋友介绍了情况。
“那么好吧，”兰斯边说边把餐巾铺在尖瘦的膝盖上，“我明白，局势不是乐观的，不过，杜勒斯的行动连法律的边也没沾。”
“让他触犯法律才好呢，”杜诺万打断了兰斯的话，“这样有关这件事的情报就不会落到罗斯福手初他束缚在正人君子的道德规范中，我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的艾伦•杜勒斯的全部买卖该如何收场。”
“它不能不以美国的最大利益而结束，比尔，您十分清楚……如果罗斯福在雅尔塔同意俄国人进入柏林，并由此提前几十年获得反希特勒主要胜利者殊荣的话，如果他批准建立由斯大林组阁的共产党波兰的话，如果他承认铁托是南斯拉夫头号人物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中有谁能认真考虑我们的未来？在我们同沃尔夫建立联系后，我立即得到了切实保证，从现在起德国所有的港口已经可以分配给我们的公司。此外，施罗德报告了林茨地区矿井的位置，那里集中了从法国、俄国、波兰、意大利的陈列馆掠来的著名大师的绘画，价值数千万美元。”
“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美元。”杜诺万阴沉着脸更正说，“已经估算过了。这个地区有我的人。”
“是吗？祝贺您。不过据我们所知，英国人和当地反政府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在林茨没有合法政府。”杜诺万打断了话头。
“唉，从字面上看，而不是从本质亡讲，目前纳粹毕竟是合法政府的化身，比尔，他们是选举出来的。”
“您同我一样，知道德国的选举是怎么回事。”
“是的。但是我们国家同这样选举出来的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在柏林举行招待会，向希特勒发了生日贺电。”
“戴维，”杜诺万皱着眉头说，“想一想，我该怎样同罗斯福谈话，这是个难干的差事。在我去找他之前，我想找您试试。”
“请吧，试一试……”
“从各种迹象看，莫斯科已了解了杜勒斯的行动，尽管我们慎重精心地为这桩买卖涂上了伪装色。我不能保证克里姆林官不会了解到贝纳尔多特和杜勒斯通过穆吉副总统重新在蒙特勒开始行动的情报。”
“您不觉得这非常之妙？”
“什么意思？”
“让罗斯福和斯大林相互争吵吧。比尔，让他们去吵吧！甚至让斯大林知道得更多些才好！”
“这是一孔之见，戴维，不去阻碍才是正确的。在我们的部门有人主动帮忙时，聪明的对手就会觉察我们的兴趣，还有您的利益。真正使我感到不安的只有一点：如果罗斯福得知您现在同加罗德的接触怎么办？他会气得两眼发黑。如果有人在他的桌上放上一推材料，证明正是施罗德从一九三三年起就担任‘希姆莱之友’小组主席，而杜勒斯至今仍与他友情不断的话……”
“这就糟了，”兰斯说，“要洗刷干净。罗斯福总是妨碍我们的事。所有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宜他去任何地方的议论，恰恰是他安抚那些察觉到他与斯大林进行游戏、将这个国家拖向深渊的人们的手段。”
杜诺万摇摇头：“没有必要，戴维。罗斯福用他的温情和绅士手段为这个国家争得了许多东西，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使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成果一定要归我们，而不是归他们。总统的健康状况目前的确很好。”
“消息准确吗？”
“完全准确。我通过一位明友和他的医生交谈过。”
兰斯喝了口水，耸耸肩膀，面孔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比尔，每一项决定都是命运的表现。命运是用来表达内在的可信性的词汇。这里未来与生命相联系，必要性连接着死亡。”
杜诺万的身子离开椅子背，轻声地说：“您疯啦！”
他让服务员拿来一包香烟，撕了半天烟盒的封口，然后喘着粗气抽了一口烟，又重复了一强自己的话：“您疯啦，戴维。我想弄明白，怎样才能更可靠地保护艾伦，只不过如果把他从欧洲撤回来，那么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这无论如何不行。”
“假如罗斯福得知现在与施罗德的接触，您明白，那我们就保不住艾伦了。所以我希望您考虑是否应当让俄国人得到点风声，了解到被格罗弗斯监护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在干什么？”
杜诺万嘴里粗重地哼了一声：“怎么？好主意，声东击西，这手段真高明！我看，您在葡萄牙的那些商人同赤色的俄国人的外贸组织有可靠的途径，可以把情报泄露给莫斯科。这就是格罗佛斯和胡佛的事了，与我们无关。我不认为，我们搞的轰炸日本的玩意儿会引起斯大林特殊的兴趣，但他会首先想，我们为什么向他隐瞒了可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器的研制工作。好呀，戴维，这主意太好啦！”
但是在分别时，兰斯又说：“我很荣幸。比尔，您赞成转移视线的方法是有吸引力的。不过这毕竟只是止痛剂，应当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
他们带着这个念头分手了。
兰斯三番五次提到的那件事，杜诺万不许自己再去考虑。“疯子比尔”准确地制订出同总统谈话的战术。是的，同沃尔夫在伯尔尼的接触确有其事，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卡纳里斯身陷囹圄之后，维茨勒本被希特勒送上了天，而格特莱尔或许被绞死了，或许被关入地下监牢，特别是在希特勒的帝国行将崩溃的最后日子，必须准确无误地了解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这是必要的。
谈话的纲要是准确的，得到了高度的评价——罗斯福对他所有的助手提出了这种要求：“首先是品格，它包含着理想与行为的一致、幽默、善良、有目的性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施罗德呢？如果罗斯福深究施罗德的事，那他必然会了解到在杜勒斯抢救纳粹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时杜诺万所给予的掩护，同时也会了解到达个与美国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可怕的人的一切。
次日，罗斯福在收到杜诺万简短的纪要后，请他给杜勒斯发了密电，命令停止同德国人的一切谈判——从现在起无限期地停止
同时总统把致俄国领袖的信件副本转给战略情报局头子，通过副官向他发出了警告：“给斯大林的信是以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为依据的，这一点他要负全部责任，当然令人难以承担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倘若出现此种情况，总统将和他杜诺万一起分担。”
绝密•斯大林元帅亲览
加里曼大使通知我，他收到了莫洛托夫先生的信、信中提及验证意大利境内部分或全部德军投降的可能性一事。鉴于该项工作没有苏军军官参加，故莫洛托夫先生要求将在瑞士进行的这项检查工作应当主即予以停止。
我相信，由于误解的缘故，致使您未能得到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的正确报告。事实是：数日前，来自瑞士的未经证实的情报称：基于某些德国军官的主张，在意大利抵抗其兵联军的德军有向亚历山大将军统帅的先头部队投降的可能。
华盛顿得到情报后，亚历山大将军已奉命派遣一名或数名参谋军官检验该情报的准确性。如情报确凿，就将与德军主管军官接触，在亚历山大将军的大本营内进行谈判，讨论受降的具体细节。此次协商之事如若谈妥，自然会欢迎苏联代表参加。
在瑞士进行的有关验证的情况将会及时转告苏联政府。一旦在伯尔尼最后商定在卡塞塔举行类似会议以讨论受降细节时，责政府将得到通知，后时苏联军官将被允许参加在亚历山大将军处与德方进行的协商。
截至目前，我方代表同德国军官的会晤尝试尚未成功，但会晤的可能性仍将存在。
如您所知，鄙政府当会全力协助全体盟军军官。因他们认为，在其地区内的敌军有可能被迫投降。如因我所采取的立场扣容忍而拖延了时间并造成美国武装力量的损失，需知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则证明我的行为缺乏明智。作为军人，您定会理解，为不失时机，行动必须迅速。反之如在柯尼希斯贝格和丹吉格的敌军打着白旗来见您的将军，情况亦同。
敌人武装力量的投降绝不违背我们所决定的需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也不包含任何政治因素。
在讨论敌军投降细节对，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美军司令官听取参加讨论的贵方军官的经验扣忠告，然而我不能同意莫洛托夫先生以我完全不理解的理由反对并禁止探讨敌军投降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已经谈到的可能性不会带来多大收益。但为避免发生误会，请您向有关的苏联领导人解释我们为实现美军接受敌军面降而毫不拖延地采取迅速有效行动的目的和必要性。
我相信，在苏军战场如出现此种可能性时，您也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并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弗•罗斯福
第十三章 参阅资料——(三)
苏联情报机关上校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被中心从伯尔尼派往柏林的另一个原因是莫斯科想了解盟军对欧洲署名物理学家采取的奇怪举动。
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的美国研究人员的详细探问引起了研究利用核裂变为基础制造新式武器的可能性的法国科学家的不满。
约里奥•居里受到的探问最多。他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作反希特勒的盟友，因此乐于同他们探讨各种问题，但当他很自然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时，美国人却缄口不语。
“这是不道德的。”约里奥•居里当即指出，“谈话变成了审讯的手段。可我是法国人，是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而不是俘虏。作为一个法国人，一个爱国者，我不能让我的祖国在科学进步中落后。如果你们无法解释你们对我的工作感兴趣的原因，那么显而易见，你们在搞自己的方案、不想与我们合作。可见你们打算阻止法国取得她所应有的世界地位。那样的话法国除了指望俄国之外别无它路。戴高乐将军会赞成我和我的同行的观点的。”
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莫斯科讨论与“核方案”有关的问题。这是—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迷。很难说美国人是怕德国人还是更怕苏联这位盟友。显然，这不能不让克里姆林宫警觉起来。不过莫斯科更关心的是美国情报机关在德国的神秘行动。
……
同戴维•兰斯共进晚餐后，杜诺万回到家。吃饭时兰斯提出了一个警告莫斯科的大胆计划：把有关新武器设计工作的情况泄露给莫斯科。他心中一直在权衡利弊。他准备采纳朋友的建议。
是的，杜诺万的确仔细考虑过了，如果帮助俄国情报机关了解到比它所了解的还多的情况，就将使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出现十分冷淡的关系。对于杜诺万和他的同僚所提出的未来设想来说，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有利的。其实罗斯福象斯大林一样也是变化无常的人。杜诺万很清楚，斯大林会就核方案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为了什么？何种目的？针对何人？从何时开始？”杜诺万推测，罗斯福也会做出答复。总统身边的人自然会找出一些十分圆滑的漂亮话。很清楚，核方案的负责人格罗弗斯将军可以拉上自己的所有强大的靠山，从马歇尔到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把大部分资本投入核工业的百万富翁杜邦的班子也可能向接近白宫的人施加必要的压力。
杜诺万知道，美军刚刚进攻西西里岛，格罗弗斯就派间谍和科学家同先头部队一起出发。他知道，格罗弗斯把许多意大利物理学家运回美国，关押起来，仔细审问。他知道，格罗弗斯的人差一点第一个冲入巴黎。他知道，从二月底起，格罗弗斯将军的小分队就潜入德国境内，开始执行猎取德国物理学家以及他们的资料、图书和袭击铀矿石仓库、“重水”贮存库的计划。
打入格罗弗斯部门的战略情报局的人告诉杜诺万，近几周来核方案负责人越来越担心提炼铀和“重水”的纳粹工厂的命运。这些工厂所在的地区肯定要落入俄国人手中。
杜诺万对格罗弗所将军的胆识给予一定的评价。格罗弗斯对注定要落入俄国人手中的奥技宁堡的奥埃格吉沙弗工厂采取了大胆非凡的行动。帝国正在这座工厂里进行着很有前途的研究，并已提炼出了钠和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格罗弗斯找到美国空军司令，和他的情报人员一起仔细制订了一个引入注目的计划；为了使俄国人放松警惕，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对两个目标进行猛烈袭击，空袭彼茨坦附近的帝国参谋部措森和奥埃格吉沙弗工厂。对措森的轰炸是为了转移别人视线，并安抚俄国盟友，而六百架“空中堡垒”足以把奥拉宁堡的那些可以使俄国人得到铀的工厂从地球上抹掉，这才是主要的目的。
空军司令斯巴特斯极慎重地组织了这次空袭，因为马歇尔将军下达了“务必立即满足格罗弗斯的请求”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三月格罗弗斯的小分队空降到德国，包围了海德堡，抓获了一批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在审讯时，物理学家博吉交待了他那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料存放在萨克森盐矿的巷道里。
格罗弗斯的人凑在地图前，发现俄国军队离这个地点只有三公里。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中，格岁弗斯的人要求迅速在那一地区实行空降。
格罗弗斯拿来了报告。马歇尔将军支持他的建议，但国务院表示拒绝，借口说斯大林不会容忍如此公开的不友好举动，由此可能产生政治纠葛。
格罗弗斯暴跳如雷，“你们要明白，一旦核方案变为现实，我们解决一切政治纠葛就要容易一千倍！如果我们手里有家伙，克里姆林宫就不敢和我们争吵。归根到底，只有实力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
“等你们有了那玩意儿的时候，可能已经用新的方法来评价政治可能性了。”他得到回答，“现在我们必须遵循火药外交的原则，而不是核外交。”
——同戴维•兰斯分手后的那天使里，杜诺万始终举棋不定，不知如何是好。
思路始终围绕着通知艾伦.杜勒斯的问题。他会寻找机会放出风声，接着马上会传到克里姆林宫。
“可罗斯福会怎么做呢7”杜诺万不止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罗斯福对斯大林开诚布公怎么办？如何应付？难道是戴维•兰斯说得对，我们只有一个出路，一个最重要的实施外科手术的出路？难道政治把残酷作为消除障碍的主要手段？难道不能妥协？”
杜诺万明确地做了回答：是的。同罗斯福妥协的确是不可能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象孩子一样，相信善意可以解决一切，而这孩子似的人依照美国法律还可以有四年时间说服别人相信调解，让人们去思考，而不是怒发冲冠。
“胡佛。”杜诺万终于在心里说道，“我需要胡佛。我还不知该怎样同他谈，我还没想好这次谈话的方式。但我明白，我必须问他：‘约翰，如果总统推荐您去做共和党的助手，您怎么办？’”
杜诺万了解胡佛。他知道，他这位“兄弟般的对手”会做出什么反应。只应当下定决心，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与其说是罗斯福带领我们战胜希特勒，不如说是向莫斯科投降。”
苏联情报机关上校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被中心从伯尔尼派往柏林的另一个原因是莫斯科想了解盟军对欧洲署名物理学家采取的奇怪举动。
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的美国研究人员的详细探问引起了研究利用核裂变为基础制造新式武器的可能性的法国科学家的不满。
约里奥•居里受到的探问最多。他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作反希特勒的盟友，因此乐于同他们探讨各种问题，但当他很自然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时，美国人却缄口不语。
“这是不道德的。”约里奥•居里当即指出，“谈话变成了审讯的手段。可我是法国人，是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而不是俘虏。作为一个法国人，一个爱国者，我不能让我的祖国在科学进步中落后。如果你们无法解释你们对我的工作感兴趣的原因，那么显而易见，你们在搞自己的方案、不想与我们合作。可见你们打算阻止法国取得她所应有的世界地位。那样的话法国除了指望俄国之外别无它路。戴高乐将军会赞成我和我的同行的观点的。”
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莫斯科讨论与“核方案”有关的问题。这是—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迷。很难说美国人是怕德国人还是更怕苏联这位盟友。显然，这不能不让克里姆林宫警觉起来。不过莫斯科更关心的是美国情报机关在德国的神秘行动。
……
同戴维•兰斯共进晚餐后，杜诺万回到家。吃饭时兰斯提出了一个警告莫斯科的大胆计划：把有关新武器设计工作的情况泄露给莫斯科。他心中一直在权衡利弊。他准备采纳朋友的建议。
是的，杜诺万的确仔细考虑过了，如果帮助俄国情报机关了解到比它所了解的还多的情况，就将使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出现十分冷淡的关系。对于杜诺万和他的同僚所提出的未来设想来说，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有利的。其实罗斯福象斯大林一样也是变化无常的人。杜诺万很清楚，斯大林会就核方案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为了什么？何种目的？针对何人？从何时开始？”杜诺万推测，罗斯福也会做出答复。总统身边的人自然会找出一些十分圆滑的漂亮话。很清楚，核方案的负责人格罗弗斯将军可以拉上自己的所有强大的靠山，从马歇尔到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把大部分资本投入核工业的百万富翁杜邦的班子也可能向接近白宫的人施加必要的压力。
杜诺万知道，美军刚刚进攻西西里岛，格罗弗斯就派间谍和科学家同先头部队一起出发。他知道，格罗弗斯把许多意大利物理学家运回美国，关押起来，仔细审问。他知道，格罗弗斯的人差一点第一个冲入巴黎。他知道，从二月底起，格罗弗斯将军的小分队就潜入德国境内，开始执行猎取德国物理学家以及他们的资料、图书和袭击铀矿石仓库、“重水”贮存库的计划。
打入格罗弗斯部门的战略情报局的人告诉杜诺万，近几周来核方案负责人越来越担心提炼铀和“重水”的纳粹工厂的命运。这些工厂所在的地区肯定要落入俄国人手中。
杜诺万对格罗弗所将军的胆识给予一定的评价。格罗弗斯对注定要落入俄国人手中的奥技宁堡的奥埃格吉沙弗工厂采取了大胆非凡的行动。帝国正在这座工厂里进行着很有前途的研究，并已提炼出了钠和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格罗弗斯找到美国空军司令，和他的情报人员一起仔细制订了一个引入注目的计划；为了使俄国人放松警惕，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对两个目标进行猛烈袭击，空袭彼茨坦附近的帝国参谋部措森和奥埃格吉沙弗工厂。对措森的轰炸是为了转移别人视线，并安抚俄国盟友，而六百架“空中堡垒”足以把奥拉宁堡的那些可以使俄国人得到铀的工厂从地球上抹掉，这才是主要的目的。
空军司令斯巴特斯极慎重地组织了这次空袭，因为马歇尔将军下达了“务必立即满足格罗弗斯的请求”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三月格罗弗斯的小分队空降到德国，包围了海德堡，抓获了一批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在审讯时，物理学家博吉交待了他那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料存放在萨克森盐矿的巷道里。
格罗弗斯的人凑在地图前，发现俄国军队离这个地点只有三公里。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中，格岁弗斯的人要求迅速在那一地区实行空降。
格罗弗斯拿来了报告。马歇尔将军支持他的建议，但国务院表示拒绝，借口说斯大林不会容忍如此公开的不友好举动，由此可能产生政治纠葛。
格罗弗斯暴跳如雷，“你们要明白，一旦核方案变为现实，我们解决一切政治纠葛就要容易一千倍！如果我们手里有家伙，克里姆林宫就不敢和我们争吵。归根到底，只有实力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
“等你们有了那玩意儿的时候，可能已经用新的方法来评价政治可能性了。”他得到回答，“现在我们必须遵循火药外交的原则，而不是核外交。”
——同戴维•兰斯分手后的那天使里，杜诺万始终举棋不定，不知如何是好。
思路始终围绕着通知艾伦.杜勒斯的问题。他会寻找机会放出风声，接着马上会传到克里姆林宫。
“可罗斯福会怎么做呢7”杜诺万不止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罗斯福对斯大林开诚布公怎么办？如何应付？难道是戴维•兰斯说得对，我们只有一个出路，一个最重要的实施外科手术的出路？难道政治把残酷作为消除障碍的主要手段？难道不能妥协？”
杜诺万明确地做了回答：是的。同罗斯福妥协的确是不可能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象孩子一样，相信善意可以解决一切，而这孩子似的人依照美国法律还可以有四年时间说服别人相信调解，让人们去思考，而不是怒发冲冠。
“胡佛。”杜诺万终于在心里说道，“我需要胡佛。我还不知该怎样同他谈，我还没想好这次谈话的方式。但我明白，我必须问他：‘约翰，如果总统推荐您去做共和党的助手，您怎么办？’”
杜诺万了解胡佛。他知道，他这位“兄弟般的对手”会做出什么反应。只应当下定决心，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与其说是罗斯福带领我们战胜希特勒，不如说是向莫斯科投降。”
第十四章 应当学会用假情报渠道
施季里茨跨进缪勒的房间，缪勒伤心地摇摇头尔后满面狐疑地冷笑说：“您有什么收获呀，您欺骗了可怜的汉斯。有多少回您在家过夜？三次？五次？怎么回事？您找到了百万马克的金库啦？得到委内瑞拉护照，可以不经检查到世界各地去啦？”
施季里茨叹了口气，伸手去拿香烟：“我有个建议，分队长。”
“讲吧。”
空袭警报又一次可怕地响起来。
缪勒说：“到地下室去吧。”
“瞧您说的，我无所谓。”
“只有傻瓜才不会害怕，可您不是傻瓜。”
“我是宿命论者……这是一回事。”
“那我们就留下。喂，您有什么建议？”
“把我关进我呆过的监狱，那里有我的房间。早上我出去干活，晚上回来坐牢。不过要根据您的部门的决定进行，免得在被红军或者美军逮捕之后把帐算在我的头上。”
“您打算活下去？”缪勒问，“恩……”
缪勒几次控制住自己，没有脱口提问，如果他——缪勒开始帮助施季里茨为俄国情报机关效力，那还需要等待什么？他好不容易没有说出这句话，因为他内心不时而起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觉得机会就象在漏沙计时器中流过。假如歌德曾有过这些感觉，理解了这种独特的残酷性，那他就绝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停住吧，瞬间！”这句话多么可怕，它产生了幻觉，然而时间是无法停止的。表面上是可以的，但没有比表面上的东西更可怕的了。缪勒曾经想仔细研究一下施季里茨个人的档案，好弄清他第一次接触俄国人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方面，在什么事情上俄国人控制了他。但是施季里茨进行活动的那些城市已被美军占领，他的党员档案保存在主管国家社会主义党国外组织的部门，因为他是在美国参加的运动。在普林查被列什大街的案卷中翻这些纸片毫无意义，它所提供的情况只是：“有自制力，雅利安人，值得注意…’。”琐碎的小事．算不上材料。
缪勒自己明白，他应当问施季里茨同俄国人的关系，要求莫斯科提供保证，作为为他们做事的交换，中心的答复定会是否定的。无疑是否定的。也许他们会保留他的性命，难道呆在监狱里等待末日，这就是生命吗？不，要保证正常生活就只能富希望于政治解决。希姆莱和舒伦堡在同西方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成功地签订了单独媾和协议，那么他——缪勒就可以在阳光下有一席之地，平安地到中立国去。在不同银行的存款单上他用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九个。他还有七份护照放在保险柜里。如果希姆莱的“救生”行动失败，就让鲍曼参加进来，让他去找斯大林，用部署在柏林方向的一百个师的实力作筹码，把这些部队调往西线——可同俄国人一起，也可用不着俄国人——打击英美军队，那么在两三周内英美军队就会掉到沟里夫、鲍曼很困难。他必须把元首留在柏林，而不是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这是第一点。他必须使元首把权力交给他，而不是按照党在一九四四年做出的决定交给戈林，这是第二点。第三，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掉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换上熟悉俄国人的克莱勃斯将军。而他——缪勒则必须进行环形防卫，以实现这一构想。所以他有责任在不超过明天的时间为鲍曼准备好诋毁古德里安和盖伦的材料——“他们是悲观主义者”，“失去了对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信仰”。所以他无权向施季里茨提出那个几乎脱口而出的问题：如果他开始为莫斯科效力，是否能得到关于他——缪勒不受侵犯的保证。因此他必须要同施季里茨这条渠道打交道，使之变为捍卫自己的战役的可靠因素——以此恫吓莫斯科，迫使莫斯科考虑今明两天帝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协议即将签订，那时将有七十多个师调到东线，投入柏林之战，而且将赢得这场战争。对于已经受了四年战争煎熬的红军来说，这可能是一场震动，后果难以预料。舒伦堡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主意：叫他的人从伦敦报告，由于波兰的原因，克里姆林宫与西方之间产生了严重磨擦。缪勒的间谍已打入波兰政府在伦敦的人中间，是通过一个西班牙商人同他保持联系的，此人已被盖世太保用五幅从海牙和哈尔科夫抢来的维拉斯科斯的画收买。给间谍的通知前天已经发出，这意味着今天或者明天在伦敦的波兰人就要开始向丘吉尔身边的人施加压力了。如果关系的牢固性不可靠，要集中力量进攻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
是的，他无权向施季里茨促出使他不安的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能看到全部电文的时候。上帝保佑，俄国情报中心也使用同一密码拍发电报。他在阅读时能轻而易举地破译出莫斯科的指示和询问。至于是谁拍发的电报——契卡还是红军情报局——完全无关紧要。
施季里茨是这场游戏的宝贵的目标，应当予以重视。任何一个可疑的举动都会给缪勒带来致命的打击。
“说说吧，您为什么要编我那天真善良的汉斯？您让他在精神上放松了警惕，您要干什么？”
“要是人家盯着我看，我就不好受，我会语无论次干傻事。如果我开始做塔格玛的工作，却发现您的汉斯无聊地呆在汽车里，我就什么也干不成。”
“您可以把他请到塔格玛家。怎么？那儿没有其他房间？”
施季里茨笑了起来：“那我就设法干事了。”
“她长得什么样？”
“您没看见过？”
“从照片上看，她很可爱。”缪勒半真半假地说。施季里茨马上发现，他的回答巧妙、准确。
“她本人更出色。”施季里茨说。他认为最好别听到缪勒做出同样的回答。缪勒是否和这女人发生了关系？塔格玛向他讲起过缪勒。可他对缪勒说，自己开始同她工作，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让她承认，是谁让她在瑞典做事。有时应当回避其实情况，因为知情过多只能碍事。
“您几时派她出去？”
“明天就可以。”
“为了行动进展迅速，请保证她的经费。从她的档案上我了解到她会开车。让她在瑞典买一辆车，开车去哥本哈根或者佛伦斯堡接头，最好在佛伦斯堡、那里与我的办公室有直线联系。我不相信丹麦人。那里到处是英国人，他们在技术方面是行家，会在某个地方安上窃听器。但愿他们向丘吉尔报告。不然的话还得要逐级上报；从军士到中尉，每个小兵都梦想成为上尉，他不会把情报交给少校，而是交给有用的人，那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缪勒等着施季里茨表示反对。他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一个女人很难在渡口到斯德哥尔摩那段糟透了的公路上开车跑几百公里。他，施季里茨，是驾车的老手，他很爱鼓捣汽车，二十四小时里他可以到那边跑一个来回。然而施季里茨没有表示反对。
“我曾经很担心，”他说，“您会逼我一周内跑两趟瑞典，搞得精疲力尽。”
“可您说我不重视您。我很器重您，让那个瑞典血统德国人或者确切地说是德国籍瑞典人去吧。周游这个国家是一种乐趣，公路旁有一家家饭馆，可以提供美味的肉食，而且—不必在俄国歼击机攻击时慌忙地躺在排水沟里。但是您必须和这个犹太人去两趟瑞士，我无法委托其他人同他联系，无论是我还是舒伦堡，您明白。请不要反对，去那里很近，您要约他在巴塞尔见面。哦，关于我们在音乐会后谈的事，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觉得，”施季里茨答道，“您所说的那些问题无法回答。”
“为什么？”
“因为舒伦堡和您都没有诚意。也不知道细节。他是希姆莱的宠儿，他在打自己的牌，他可以绕过您。为了完成他的委托，我需要尽可能更深人地了解他的秘密。显然，他在利用我，作为一只诱捕用的鸭子，他让战略情报局和契卡把箭对准我。我觉得倘若塔格码和鲁宾纳乌成了我的朋友，并开始出色地工作的话，许多事情就可以搞清。是您说的，我向舒伦堡询问那些无耻勾当等于毫无价值地在他的办公室送命。倘若注定要死的话，最好让我知道是为了什么？”
“为了活着．”绪勒嘴里咕哝了一句，又说：“所以您必须考虑两条路，一条是这个瑞典女人，另一条是在瑞士的鲁宾纳乌。您要到那里和自己的牧师接上头，不知为什么我深信，只有在瑞士您才能深入地工作。”
“我相信”施季里茨心中想，“他向我敞开了去瑞土的大门。也许，我有些大惊小怪？如果他怀疑我，绝不会提什么瑞士！瑞士和瑞典有什么区别呢？不过，瑞典离家里更近些，经过芬兰，那里已经是我们的了。那又怎样？从日内瓦坐火车五个小时就到巴黎。咳，我真是发傻！在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部有苏联大使馆嘛，最后就这么办！”
缪勒看了看表，从桌旁站起来，走到鱼缸前面：“鱼比人更守时间，施季里茨。我应当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而不是警察。如果我的父母有钱供我上大学，我会成为一个科学家。您的鲁宾纳乌怎么样啊？”
“您已经听说了？”
缪勒给鱼投了些食，对着那条最伶俐的鼓眼泡鱼笑了一下，回答说：“还没有。昨天我们送一个营的小伙子去捷罗斯高地。所以各个部门上班都晚了十五分钟。也许会马上把材料送来。不过，您亲自给我讲讲吧，您干得漂亮。我仔细研究过您同俄国报务员的对话，水平真高！”
“您把所有做俘虏工作的人都录了音？”
“瞧您说的，是挑个别的，经过挑选……”
“在什么人中间挑选？”
“最聪明的人，施季里茨。可要是这个人摆脱你们跑到瑞士怎么办？”
“我们扣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绝不会逃跑。让您的人到威廉大街去要孩子们的证明，并给他妻子搞一份新护照。”
“您想放掉他们？”
“我想让他相信我，我答应他根据他完成我们任务的程度决定是否让他全家离开。”
“如果他跑到伯尔尼去找俄国人，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要求为他们效力，请求他们帮助他全家呢？”
“他们怎么帮他？给您写信？向里宾特洛甫提照会？”
缪勒大笑起来：“您要在牢房里继续做他的工作吗？也许您认为有一处秘密住所更好些。”
“现在您显然很难有饭菜可口的住所。”
“不要惹盖世太保缪勒生气，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占领者进了城；我也起码保持有十多个完全可靠的窝。您为什么要向我请示？自己去干好啦。您知道，我可不是您的军师，象一条蟒蛇，从头到尾一环环组成。”
“我认为三天之后可以送他到边境。我想我没有必要立即去瑞土。他要有两天的时间建立联系，去找那些盟友和犹太教牧师，去找穆吉，试探一下。”
“可是我认为，您务必从一开始就与他形影不离。当然这要和好伦堡商量一下。不过，如果您想征求我的意见的话，那就请原谅：不能对他撤手不管，艾希曼带他去布达佩斯时，就地终看着他。”
舒伦堡耸耸肩：“我绝不会把他单独撒出去……一开始就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反应。他在我这里呆够了，会去投靠美国人或者俄国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莫斯科会了解到一切，我们最后的希望就耍落空。”
“谁来和弗莱达格联系呢？缪勒要我在哥本哈根或者佛伦斯堡同她联系。”
“她准备出发了？”
“是的。”
“你们要说好，五天之后您在佛伦斯堡等她。这种情报最好从我们的使馆发。她的联系是惊人的，在各大学部有联系。不过眼下这些地方也是一团槽。人们在等待我们的毁灭，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不过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毁灭。请相信吧，瑞典人不会妨碍她的行动，再说她找的不是别人，而是贝纳尔多特，她也不会去俄国大使馆，要去也只能是德国使馆。”
舒伦堡把施季里茨送到门口，象往常一样拉着施季里茨一只手，用柔和的音调问：“假如缪勒突然派自己的人去找俄国人，向他们献上我的头，还有元首、卡尔登布龙纳和您的头，象您认为的那样，去同俄国人接触呢？”
“我认为不会。”施季里茨毫不迟疑地用平稳的语调回答，好象心中已经思考过。“他们对您更感兴趣。”
“我知道，不过我没向那边派人，我是欧罗巴人，可缪勒来自巴伐利亚农村，而且我听说，他的母亲是普鲁士人。他隐瞒了这件事，因为所有普鲁士人多少都算是俄国人。那么，您认为对他来说，目前还没有料到来自背后的打击？”
施季里茨耸耸肩：“天晓得。我想，大家都没有。上次您对我说，假如艾希曼挑选的人在瑞土背叛了我们，我就要对自己脑门开枪，而且在此之后您才真的告诉我这项工作的实质——我准备为鲁宾纳乌担保。”
“我想试一试全面摊开犹太人这张牌，施季里茨。我决定用我们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做一笔买卖，作为交换条件，我打算要求西方保证我和您的性命，并且保证德国人的和平。不过，为了避免卡尔登布龙纳或者缪勒又要开始反对我们的下一轮活动，尽管我和缪勒已经握手言和，我要向西方提出第二个很容易接受的条件：把每一个犹太人都开个价，而不仅是犹太牧师。价格用发动机的功率和燃料的公升数计算。一句话，我要向军队提供汽车，我们要帮助前线，手段是否正确要用目的证明。把爱国主义加以伪装比在伯尔尼采取行动更为可靠。只是，我现在害怕莫斯科，只有克里姆林宫能破坏我们的行动，如果它重新对盟国施加压力的话。”
“您认为，他们会施加压力？’
“别提啦，”舒伦堡说，“情报不是伪造的，非常可靠，来自伦敦。好啦，现在您全都知道了。我等着您做完鲁宾纳乌的工作，从瑞士向我报告穆吉副总统准备在什么时候同我和希姆莱会晤，这是一。您做完塔格玛的工作后要报告贝纳尔多特推备在何时从斯德哥尔摩前往帝国，这是二。好啦，祝您成功。”
“谢谢您的祝福。但是这远远不是全部，旅队长。鲁宾纳乌通过谁去找穆言副总统？他怎么办，去打电话？就说：晚上好，副总统失生，我是瓦尔特•鲁宾纳乌，我有个解救在纳粹魔掌中的犹太人的主意，不过为此您耍付给我二百辆汽车和汽油。”
舒伦堡象平日一样愉快而有感染力地笑了起来。
“听着，施季里茨，您是个幽默的人，善于这么伤感地开玩笑，让人无可奈何地开怀大笑。谢谢，亲爱的，我好象在卡尔施巴德洗了矿泉浴。不，鲁宾纳乌当然不用给穆言扫电话。他们完全不用接触，副总统的‘副’字平平常常，可‘总统’的含义就重要了。穆吉有他的地位——瑞士人尊敬领导他们国家的人。和您在一起的希拉克会给穆吉打电活，请求他接见地下活动的代表，这些人与党卫军绿衫队和警察中的健康力量有关系，有可能拯救不幸的人。在此之前，鲁宾纳乌要揭访犹太教牧师蒙特里奥，告诉他救人的价格。一开始他要报一个不很大的数字——五百万法郎．但牧师会表示拒绝。我认为，提出释放一大批犯人的条件之后，他会同意付二百万法郎。我想，他对释放犹太族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感兴趣——犹太教牧师不喜欢竞争者，而且有许多搞科学的犹太人向往马克思主义。我看牧师内心深处感兴趣的是让我们除掉犹太人中的唯智论者，对付他们太麻烦了。至于说塔格玛……”
施季里茨打断了他的话。他明白，舒伦堡在内心深处已被彻底击垮，他需要平衡，这作他才能从中汲取一点未来的希望。
“塔格玛是您的人还是缪勒的人？”
“她是您的人，施季里茨。不用再发挥寻求真理的人的作用了，他们都是些歇斯底里的人。热爱真理的人总是诞生在被压迫的民族中。自由的人不是在探索真理，而是在证明他们自己。个人是现实的最高真理。”
“妙哇，把这段话用打字机打好，送给元首本人。”
“您疯啦！”舒伦堡一本正经地说。
“我有希拉克的报告。”施季里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没有拍下副本，这是沃尔夫同杜勒斯谈话的速记稿，自己看去吧——‘舒伦堡作为一个竞争者，极端仇但元首……。’关于塔格玛，您有什么对我说的吗？”
施季里茨跨进缪勒的房间，缪勒伤心地摇摇头尔后满面狐疑地冷笑说：“您有什么收获呀，您欺骗了可怜的汉斯。有多少回您在家过夜？三次？五次？怎么回事？您找到了百万马克的金库啦？得到委内瑞拉护照，可以不经检查到世界各地去啦？”
施季里茨叹了口气，伸手去拿香烟：“我有个建议，分队长。”
“讲吧。”
空袭警报又一次可怕地响起来。
缪勒说：“到地下室去吧。”
“瞧您说的，我无所谓。”
“只有傻瓜才不会害怕，可您不是傻瓜。”
“我是宿命论者……这是一回事。”
“那我们就留下。喂，您有什么建议？”
“把我关进我呆过的监狱，那里有我的房间。早上我出去干活，晚上回来坐牢。不过要根据您的部门的决定进行，免得在被红军或者美军逮捕之后把帐算在我的头上。”
“您打算活下去？”缪勒问，“恩……”
缪勒几次控制住自己，没有脱口提问，如果他——缪勒开始帮助施季里茨为俄国情报机关效力，那还需要等待什么？他好不容易没有说出这句话，因为他内心不时而起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觉得机会就象在漏沙计时器中流过。假如歌德曾有过这些感觉，理解了这种独特的残酷性，那他就绝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停住吧，瞬间！”这句话多么可怕，它产生了幻觉，然而时间是无法停止的。表面上是可以的，但没有比表面上的东西更可怕的了。缪勒曾经想仔细研究一下施季里茨个人的档案，好弄清他第一次接触俄国人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方面，在什么事情上俄国人控制了他。但是施季里茨进行活动的那些城市已被美军占领，他的党员档案保存在主管国家社会主义党国外组织的部门，因为他是在美国参加的运动。在普林查被列什大街的案卷中翻这些纸片毫无意义，它所提供的情况只是：“有自制力，雅利安人，值得注意…’。”琐碎的小事．算不上材料。
缪勒自己明白，他应当问施季里茨同俄国人的关系，要求莫斯科提供保证，作为为他们做事的交换，中心的答复定会是否定的。无疑是否定的。也许他们会保留他的性命，难道呆在监狱里等待末日，这就是生命吗？不，要保证正常生活就只能富希望于政治解决。希姆莱和舒伦堡在同西方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成功地签订了单独媾和协议，那么他——缪勒就可以在阳光下有一席之地，平安地到中立国去。在不同银行的存款单上他用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九个。他还有七份护照放在保险柜里。如果希姆莱的“救生”行动失败，就让鲍曼参加进来，让他去找斯大林，用部署在柏林方向的一百个师的实力作筹码，把这些部队调往西线——可同俄国人一起，也可用不着俄国人——打击英美军队，那么在两三周内英美军队就会掉到沟里夫、鲍曼很困难。他必须把元首留在柏林，而不是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这是第一点。他必须使元首把权力交给他，而不是按照党在一九四四年做出的决定交给戈林，这是第二点。第三，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掉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换上熟悉俄国人的克莱勃斯将军。而他——缪勒则必须进行环形防卫，以实现这一构想。所以他有责任在不超过明天的时间为鲍曼准备好诋毁古德里安和盖伦的材料——“他们是悲观主义者”，“失去了对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信仰”。所以他无权向施季里茨提出那个几乎脱口而出的问题：如果他开始为莫斯科效力，是否能得到关于他——缪勒不受侵犯的保证。因此他必须要同施季里茨这条渠道打交道，使之变为捍卫自己的战役的可靠因素——以此恫吓莫斯科，迫使莫斯科考虑今明两天帝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协议即将签订，那时将有七十多个师调到东线，投入柏林之战，而且将赢得这场战争。对于已经受了四年战争煎熬的红军来说，这可能是一场震动，后果难以预料。舒伦堡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主意：叫他的人从伦敦报告，由于波兰的原因，克里姆林宫与西方之间产生了严重磨擦。缪勒的间谍已打入波兰政府在伦敦的人中间，是通过一个西班牙商人同他保持联系的，此人已被盖世太保用五幅从海牙和哈尔科夫抢来的维拉斯科斯的画收买。给间谍的通知前天已经发出，这意味着今天或者明天在伦敦的波兰人就要开始向丘吉尔身边的人施加压力了。如果关系的牢固性不可靠，要集中力量进攻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
是的，他无权向施季里茨促出使他不安的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能看到全部电文的时候。上帝保佑，俄国情报中心也使用同一密码拍发电报。他在阅读时能轻而易举地破译出莫斯科的指示和询问。至于是谁拍发的电报——契卡还是红军情报局——完全无关紧要。
施季里茨是这场游戏的宝贵的目标，应当予以重视。任何一个可疑的举动都会给缪勒带来致命的打击。
“说说吧，您为什么要编我那天真善良的汉斯？您让他在精神上放松了警惕，您要干什么？”
“要是人家盯着我看，我就不好受，我会语无论次干傻事。如果我开始做塔格玛的工作，却发现您的汉斯无聊地呆在汽车里，我就什么也干不成。”
“您可以把他请到塔格玛家。怎么？那儿没有其他房间？”
施季里茨笑了起来：“那我就设法干事了。”
“她长得什么样？”
“您没看见过？”
“从照片上看，她很可爱。”缪勒半真半假地说。施季里茨马上发现，他的回答巧妙、准确。
“她本人更出色。”施季里茨说。他认为最好别听到缪勒做出同样的回答。缪勒是否和这女人发生了关系？塔格玛向他讲起过缪勒。可他对缪勒说，自己开始同她工作，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让她承认，是谁让她在瑞典做事。有时应当回避其实情况，因为知情过多只能碍事。
“您几时派她出去？”
“明天就可以。”
“为了行动进展迅速，请保证她的经费。从她的档案上我了解到她会开车。让她在瑞典买一辆车，开车去哥本哈根或者佛伦斯堡接头，最好在佛伦斯堡、那里与我的办公室有直线联系。我不相信丹麦人。那里到处是英国人，他们在技术方面是行家，会在某个地方安上窃听器。但愿他们向丘吉尔报告。不然的话还得要逐级上报；从军士到中尉，每个小兵都梦想成为上尉，他不会把情报交给少校，而是交给有用的人，那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缪勒等着施季里茨表示反对。他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一个女人很难在渡口到斯德哥尔摩那段糟透了的公路上开车跑几百公里。他，施季里茨，是驾车的老手，他很爱鼓捣汽车，二十四小时里他可以到那边跑一个来回。然而施季里茨没有表示反对。
“我曾经很担心，”他说，“您会逼我一周内跑两趟瑞典，搞得精疲力尽。”
“可您说我不重视您。我很器重您，让那个瑞典血统德国人或者确切地说是德国籍瑞典人去吧。周游这个国家是一种乐趣，公路旁有一家家饭馆，可以提供美味的肉食，而且—不必在俄国歼击机攻击时慌忙地躺在排水沟里。但是您必须和这个犹太人去两趟瑞士，我无法委托其他人同他联系，无论是我还是舒伦堡，您明白。请不要反对，去那里很近，您要约他在巴塞尔见面。哦，关于我们在音乐会后谈的事，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觉得，”施季里茨答道，“您所说的那些问题无法回答。”
“为什么？”
“因为舒伦堡和您都没有诚意。也不知道细节。他是希姆莱的宠儿，他在打自己的牌，他可以绕过您。为了完成他的委托，我需要尽可能更深人地了解他的秘密。显然，他在利用我，作为一只诱捕用的鸭子，他让战略情报局和契卡把箭对准我。我觉得倘若塔格码和鲁宾纳乌成了我的朋友，并开始出色地工作的话，许多事情就可以搞清。是您说的，我向舒伦堡询问那些无耻勾当等于毫无价值地在他的办公室送命。倘若注定要死的话，最好让我知道是为了什么？”
“为了活着．”绪勒嘴里咕哝了一句，又说：“所以您必须考虑两条路，一条是这个瑞典女人，另一条是在瑞士的鲁宾纳乌。您要到那里和自己的牧师接上头，不知为什么我深信，只有在瑞士您才能深入地工作。”
“我相信”施季里茨心中想，“他向我敞开了去瑞土的大门。也许，我有些大惊小怪？如果他怀疑我，绝不会提什么瑞士！瑞士和瑞典有什么区别呢？不过，瑞典离家里更近些，经过芬兰，那里已经是我们的了。那又怎样？从日内瓦坐火车五个小时就到巴黎。咳，我真是发傻！在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部有苏联大使馆嘛，最后就这么办！”
缪勒看了看表，从桌旁站起来，走到鱼缸前面：“鱼比人更守时间，施季里茨。我应当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而不是警察。如果我的父母有钱供我上大学，我会成为一个科学家。您的鲁宾纳乌怎么样啊？”
“您已经听说了？”
缪勒给鱼投了些食，对着那条最伶俐的鼓眼泡鱼笑了一下，回答说：“还没有。昨天我们送一个营的小伙子去捷罗斯高地。所以各个部门上班都晚了十五分钟。也许会马上把材料送来。不过，您亲自给我讲讲吧，您干得漂亮。我仔细研究过您同俄国报务员的对话，水平真高！”
“您把所有做俘虏工作的人都录了音？”
“瞧您说的，是挑个别的，经过挑选……”
“在什么人中间挑选？”
“最聪明的人，施季里茨。可要是这个人摆脱你们跑到瑞士怎么办？”
“我们扣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绝不会逃跑。让您的人到威廉大街去要孩子们的证明，并给他妻子搞一份新护照。”
“您想放掉他们？”
“我想让他相信我，我答应他根据他完成我们任务的程度决定是否让他全家离开。”
“如果他跑到伯尔尼去找俄国人，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要求为他们效力，请求他们帮助他全家呢？”
“他们怎么帮他？给您写信？向里宾特洛甫提照会？”
缪勒大笑起来：“您要在牢房里继续做他的工作吗？也许您认为有一处秘密住所更好些。”
“现在您显然很难有饭菜可口的住所。”
“不要惹盖世太保缪勒生气，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占领者进了城；我也起码保持有十多个完全可靠的窝。您为什么要向我请示？自己去干好啦。您知道，我可不是您的军师，象一条蟒蛇，从头到尾一环环组成。”
“我认为三天之后可以送他到边境。我想我没有必要立即去瑞土。他要有两天的时间建立联系，去找那些盟友和犹太教牧师，去找穆吉，试探一下。”
“可是我认为，您务必从一开始就与他形影不离。当然这要和好伦堡商量一下。不过，如果您想征求我的意见的话，那就请原谅：不能对他撤手不管，艾希曼带他去布达佩斯时，就地终看着他。”
舒伦堡耸耸肩：“我绝不会把他单独撒出去……一开始就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反应。他在我这里呆够了，会去投靠美国人或者俄国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莫斯科会了解到一切，我们最后的希望就耍落空。”
“谁来和弗莱达格联系呢？缪勒要我在哥本哈根或者佛伦斯堡同她联系。”
“她准备出发了？”
“是的。”
“你们要说好，五天之后您在佛伦斯堡等她。这种情报最好从我们的使馆发。她的联系是惊人的，在各大学部有联系。不过眼下这些地方也是一团槽。人们在等待我们的毁灭，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不过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毁灭。请相信吧，瑞典人不会妨碍她的行动，再说她找的不是别人，而是贝纳尔多特，她也不会去俄国大使馆，要去也只能是德国使馆。”
舒伦堡把施季里茨送到门口，象往常一样拉着施季里茨一只手，用柔和的音调问：“假如缪勒突然派自己的人去找俄国人，向他们献上我的头，还有元首、卡尔登布龙纳和您的头，象您认为的那样，去同俄国人接触呢？”
“我认为不会。”施季里茨毫不迟疑地用平稳的语调回答，好象心中已经思考过。“他们对您更感兴趣。”
“我知道，不过我没向那边派人，我是欧罗巴人，可缪勒来自巴伐利亚农村，而且我听说，他的母亲是普鲁士人。他隐瞒了这件事，因为所有普鲁士人多少都算是俄国人。那么，您认为对他来说，目前还没有料到来自背后的打击？”
施季里茨耸耸肩：“天晓得。我想，大家都没有。上次您对我说，假如艾希曼挑选的人在瑞土背叛了我们，我就要对自己脑门开枪，而且在此之后您才真的告诉我这项工作的实质——我准备为鲁宾纳乌担保。”
“我想试一试全面摊开犹太人这张牌，施季里茨。我决定用我们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做一笔买卖，作为交换条件，我打算要求西方保证我和您的性命，并且保证德国人的和平。不过，为了避免卡尔登布龙纳或者缪勒又要开始反对我们的下一轮活动，尽管我和缪勒已经握手言和，我要向西方提出第二个很容易接受的条件：把每一个犹太人都开个价，而不仅是犹太牧师。价格用发动机的功率和燃料的公升数计算。一句话，我要向军队提供汽车，我们要帮助前线，手段是否正确要用目的证明。把爱国主义加以伪装比在伯尔尼采取行动更为可靠。只是，我现在害怕莫斯科，只有克里姆林宫能破坏我们的行动，如果它重新对盟国施加压力的话。”
“您认为，他们会施加压力？’
“别提啦，”舒伦堡说，“情报不是伪造的，非常可靠，来自伦敦。好啦，现在您全都知道了。我等着您做完鲁宾纳乌的工作，从瑞士向我报告穆吉副总统准备在什么时候同我和希姆莱会晤，这是一。您做完塔格玛的工作后要报告贝纳尔多特推备在何时从斯德哥尔摩前往帝国，这是二。好啦，祝您成功。”
“谢谢您的祝福。但是这远远不是全部，旅队长。鲁宾纳乌通过谁去找穆言副总统？他怎么办，去打电话？就说：晚上好，副总统失生，我是瓦尔特•鲁宾纳乌，我有个解救在纳粹魔掌中的犹太人的主意，不过为此您耍付给我二百辆汽车和汽油。”
舒伦堡象平日一样愉快而有感染力地笑了起来。
“听着，施季里茨，您是个幽默的人，善于这么伤感地开玩笑，让人无可奈何地开怀大笑。谢谢，亲爱的，我好象在卡尔施巴德洗了矿泉浴。不，鲁宾纳乌当然不用给穆言扫电话。他们完全不用接触，副总统的‘副’字平平常常，可‘总统’的含义就重要了。穆吉有他的地位——瑞士人尊敬领导他们国家的人。和您在一起的希拉克会给穆吉打电活，请求他接见地下活动的代表，这些人与党卫军绿衫队和警察中的健康力量有关系，有可能拯救不幸的人。在此之前，鲁宾纳乌要揭访犹太教牧师蒙特里奥，告诉他救人的价格。一开始他要报一个不很大的数字——五百万法郎．但牧师会表示拒绝。我认为，提出释放一大批犯人的条件之后，他会同意付二百万法郎。我想，他对释放犹太族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感兴趣——犹太教牧师不喜欢竞争者，而且有许多搞科学的犹太人向往马克思主义。我看牧师内心深处感兴趣的是让我们除掉犹太人中的唯智论者，对付他们太麻烦了。至于说塔格玛……”
施季里茨打断了他的话。他明白，舒伦堡在内心深处已被彻底击垮，他需要平衡，这作他才能从中汲取一点未来的希望。
“塔格玛是您的人还是缪勒的人？”
“她是您的人，施季里茨。不用再发挥寻求真理的人的作用了，他们都是些歇斯底里的人。热爱真理的人总是诞生在被压迫的民族中。自由的人不是在探索真理，而是在证明他们自己。个人是现实的最高真理。”
“妙哇，把这段话用打字机打好，送给元首本人。”
“您疯啦！”舒伦堡一本正经地说。
“我有希拉克的报告。”施季里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没有拍下副本，这是沃尔夫同杜勒斯谈话的速记稿，自己看去吧——‘舒伦堡作为一个竞争者，极端仇但元首……。’关于塔格玛，您有什么对我说的吗？”
第十五章 我怎么办？我需要与西方接触
卡尔登布龙纳离开鲍曼后，连帝国保安总局也没回，就直接前住弗洛斯堡的集中营。他受委托的事要求他必须这样做。
……鲍曼在小屋接见了卡尔登布龙纳。他让副官从餐室拿来上好的巴西咖啡，一瓶伯希特斯加登产的道他的巴伐利亚伏特加，一些腌柠檬和巴旦杏仁。他倒了一杯浓香的家酿樱桃苹果酒，和自己的下级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说：“知道要您干什么吗，伙计？”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帝国部长。不过， 如果这件事我力所能及，那我一定去做。”
鲍曼淡淡一笑：“就任务的果种奥妙之处而言，这是您力所不及的，您要到集和营去找卡纳里斯将军，对他这样讲；‘党卫军的一些叛徒毫无廉耻，妄图同您的英国朋友协商，在他们释放犹太犯人之后，保证他们个人不受侵犯。为此，这些叛徒打算拒不服从元首，并阻止忠实的党卫军员执行处死全部犹太犯人并用汽油焚尸不留下痕迹的命令。显然，他们已经得逞，有一部分犹太人已经到了瑞典和瑞士，谈判还在中立国进行。这样，在不久的将来谁也不会需要将军您了。您的过失已被证实，只是由于我，恩斯特•卡尔登布龙纳，对，对，您要这样说，‘您才没有被细细的钢买弦勒断脖子。所以我告诉您，如果您不同意给我列出您在西班牙、阿拉伯世界、英国、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据点，党卫军绿衫队的坦克就将摧毁这座集中营。同您一起住七号牢房的是您的上司凯特尔，他在为我起草未来的德国起义方案。我们知道，在拉丁美洲您建立了十个大银行和石油公司，其趋势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们不仅希望从您这里得到银行账号和自由支配这些钱的治令，而且要得到将来能继续工作的人员名单。无论是为您还是为我，名声问题是个关键。这是重要的。您知道，我有钱，有很多的钱，但我需要有名望的实业家，他们可以立即把我的资本变成现金；不但能使这些钱万无一失地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且也能立下完全合法的户头。要么是您给我写下这些人的名字，我把您从这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绝对安全，要么是我不再为维护您的性命而努力。’任务听明白了吧，伙计？您清楚卡纳里斯会怎样大献殷勤、绕圈子吗？”
“这我明白，帝国部长…我明白，您提出了一个实际上我不能完成的任务。您认为，这次毫无希望的谈话合适吗？”
鲍曼又喝了一杯酒，然后说：“有位古人说过，‘巴黎值得做弥撤吗？’您是法学家、必须记住。”
“恩，首先，据记载这是亨利四世的话，但我觉得法国人造不出这样的句子．应当在古罗马人那里找相似之处。”
“那您去找吧。最后您要暗示您了解一切，甚至连那美男子送老将军进监狱时的窃窃私语也一清二楚。您完全有可能告诉他一些名字，为什么不呢？您要对他说，‘舒伦堡已经坦白了一些，他会全盘说出的。而且您也明白，他为什么只能这样做，您是否有必要服离尘世、成为被自己门徒战胜的人？’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话。嗨，希特勒！”
卡尔登布龙纳迎面向卡纳里斯走去．他笑容可掬，伸出了一只手。卡纳里斯探询地用带着几分疑虑的目光望望卡尔登布龙纳的眼睛。他握住伸过来的手；卡尔登布龙纳发现．这位帝国将军瘦了，太阳穴和耳侧的皮肤干巴巴的。
“还是不让您散步？”“
“唉，”卡纳里斯回答， “这大概是我遭到的最痛苦的惩罚——缺少两个小时的散步，我完全成了一个病人。”
“是您的英国朋友不允许这两小时的散步。”卡尔登布龙纳叹了口气，“喀古尔的匪徒的袭击是灭绝人性的。我们担心他们轰炸这个集中营和炸死所有人，所以让您呆在地下室里。那么我们到树林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四十分钟，现在我邀请您，您不会拒绝吧？”
在带卡纳里斯将军去树林之前，卡尔登布龙纳走到他身边，挽起他一只胳膊，以便让其他犯人亲眼看到保安总局的现任头子同原军事情报局负责人的友谊。
树林中散发着霉味。积雪已经融化，露出地面的幼芽显得那样纤弱，这是因为它们果在地下的时间太长了，如同德国人躲在避弹所一样。今年发出的嫩芽格外大。柞树林好似梦幻世界，空荡荡的，林中没有人声，也没有马达轰鸣，只有松鸦在尖声叫着，回音很大。灌木丛里的鹈枭在可怖地厉声啸叫。
“在叫喊死人呢。”卡尔登布龙纳说，“鹈枭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儿。”
“在狱中呆了一年，这些声音对我来说好象都是幸福的象征。”卡纳里斯喊道，“喂，说说前线的情况。我们看不到报纸，甚至连张纸片也得不到。”
“您自己怎样看呢？在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俄国人又在什么地方？”
“我们把俄国人阻挡在奥得河。”卡纳里斯思付着说，“西方军队显然正延南面向柏林推进。”
“还有北面。”卡尔登布龙纳说．“俄国人暂时被阻止在奥得河，我不认为这能持久下去。”
“照我的理解，您是带着建议来找我的，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最好听听您的意见，卡纳里斯先生。”
卡纳里斯停住脚步，双手抱在脑后大笑起来：“应当处死犯人的人来找犯人了，不过这倒符合骑士的礼节！我成了‘先生’，而不是52号犯人。亲爱的卡尔登布龙纳，和您一起散步的功夫，我明白了您有话要问我。摊牌吧，我们试着达成个协议。”
卡尔登布龙纳点燃一支烟，两眼四处打量哪里可以扔火柴梗——村子旁的树林往往成了垃圾堆，扔着各种包装纸和空罐头盒。他没有找到地方，把火柴梗装回盒里。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好的征兆，必须摆脱忠于德国理想的那个奥地利人的影子，可他做不到。他慢慢讲着，几乎是逐字逐句复述鲍曼允许他讲的话。
卡纳里斯听着，没有插话，赞同地点着头，忽而加快步伐，忽而驻足不前。
“就是这些，”卡尔登布龙纳最后说，“这就是一切。您要做出决定。”
“我当然可以列出一连串的人名、银行帐号和识别暗语，好让你们打开银行的保险柜。不过要知道，这意味着我将迅速而无条件地被处死，大队长。唉，我知道您信奉的原则——贪婪，自我毁灭，带有目的性的品行不端……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名单，但请相信，如果你们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象在不久的将来保护你们家庭一样保护我。但是您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您的地位的可怕之处，我年轻的朋友。”
“有两个情况您说得不对，将军先生。其一，除掉您，我就要担当使我们的人带着识别暗语去银行上当的风险，因为您完全有可能事先与银行谈妥了所有方案。其二，除掉您，我将失去西班牙，您在那里的势力是众所局知的。西班牙是我们转移到拉丁美洲之前的最合适的暂时立足点。”
卡纳里斯摇摇头：“您没有全面地考虑好如何同我谈话，恩斯特。我这样不拘礼节地对您讲话，您不生气吧？”
“我对此感到高兴，将军先生。”
“您看，多好呀……那么您是屈从于某种命令来到这里的。您自己没有决心找我，我太了解您了。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十分仔细地观察了您的工作。很可能是鲍曼派您来的。您不会使任何人为难。既然里宾特洛甫暂时同我们驻外使馆有无线电联系，那么军队就可以用自己的密码发电报给瑞土、西班牙、阿根廷、葡萄牙、瑞典；巴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武官。您的人将派出带有我的指令的间谍，您不珍惜他们的生命——每一个自重的情报机构都有一批为保证重大行动成功愿意赴汤蹈火的人。就是说十后天您能得到归自己使用的帐号，并安排同我的有实力的银行代理人接触，以便合法地把自己的黄金交给他们。这是第一种情况。按照第二种情况，在我们消灭西班牙共产党时，我们的关系是有实力的，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反对丘吉尔的把戏，以防止他利用最高统帅的声望，实现他在比利牛斯登陆的没想。现在时过境迁，罗斯福已控制了暴躁的温尼。这意味着我的能力明显减弱了。政治中最宝贵的是时间，只有实力是客观存在。不过，如果我从您那里得到保证，使我相信您在远东和拉丁美洲方向需要我，我成了有用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需要什么保证？”
“作为合作的第一阶段，我写出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正式拟出一个协议。退路已经没有，伦敦现在绝不会理解我，在国王的警察机关那里我是声名狼藉的人。您把我的情报发往瑞士，我为您准备拉丁美洲方面的工作……”
“瑞土排除在外。如果我们达成秘密合作协议，我们现在也无权为英国朋友同我的人会面而庸人自扰，因为这意味着把您的关系、您的公司和我的人拱手交给伦敦。看起来对谈话没有准备的是您，而不是我。要么您相信我，让我们一起考虑未来，要么您不相信我，我只好奉命行事。有两天思考时间，星期六十二点以前，我再来找您。”
“今天能做的事别拖到明天，况且我们散步还没有超过一个半小时。这多么令人愉快呀，再给我十分钟，亲爱的思斯特……我准备马上就写，一点也不耽误，我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说清重大问题，并付诸实施。”
“将军先生，”卡尔登布龙纳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在您这种处境，最危险的是玩得忘了时间。不应当……您也明白，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和您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您要用三十天时间换取您了解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半小时内您写出的一星半点东西，也不能解决问题。两天是个不坏的期限，两天里能发生多少事哇。现在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外的事情发生。”
“恩斯特，您怎么啦，要让元首知道您和我的谈话吗？”
卡尔登布龙纳用鼻子哼了一声：“您在恐吓我吗？我被恐吓包围着！我自己准备起草一份报告，将军先生，就在您与英国情报机关代表接头并进行十分危险的会晤时，我的保险柜里就已放进您向凯特尔提出必须同敌人接触的报告副本，那里面提到在会晤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您是个狡猾的战略家，将军先生，不仅盖伦把您视为老师，我任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是这样。”
卡纳里斯谈谈一笑：“这是题外话，亲爱的恩斯特，请完全坦率地回答，您真的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有才能在达一次使德国摆脱危机吗？别看急，等一下，如果您仍然劝自己相信这种事会发生，那我们继续谈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您决定让自己去回答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的话，那么您显然面临选择今后的道路。我明白，在对我的情报和我所了解的情况发生兴趣时，您想的是什么，正象您乐于指出的那样。要知道，如果您一年前亲自镇压搞叛乱、暗杀元首、投奔外国、解散政党的人，那您就可能成为民族的救星，您和您的同僚也就会依然留在国家机器的关键位置，保证这部机器与布尔什维克匪徒对抗。”
“将军先生，我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找您的，而不是一个变节者。”
“请把‘变节者’一词换成‘灵活的经验论者’。任何一个俱乐部都将接纳您。亲爱的恩斯特，现在已无法使元首个人成为民族未来的化身。”
卡尔登布龙纳看了看表，掩饰着惊慌失措的窘态。卡纳里斯的话正是两天前他心惊肉跳地想到过的，那时他刚从希姆莱的司令部回来。闪电不时在东方闪现，潮湿的风从波罗的海吹来．他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奇怪的话：“恩斯特，德国人在考虑自己时要考虑德国的未来。”
卡尔登布龙纳离开鲍曼后，连帝国保安总局也没回，就直接前住弗洛斯堡的集中营。他受委托的事要求他必须这样做。
……鲍曼在小屋接见了卡尔登布龙纳。他让副官从餐室拿来上好的巴西咖啡，一瓶伯希特斯加登产的道他的巴伐利亚伏特加，一些腌柠檬和巴旦杏仁。他倒了一杯浓香的家酿樱桃苹果酒，和自己的下级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说：“知道要您干什么吗，伙计？”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帝国部长。不过， 如果这件事我力所能及，那我一定去做。”
鲍曼淡淡一笑：“就任务的果种奥妙之处而言，这是您力所不及的，您要到集和营去找卡纳里斯将军，对他这样讲；‘党卫军的一些叛徒毫无廉耻，妄图同您的英国朋友协商，在他们释放犹太犯人之后，保证他们个人不受侵犯。为此，这些叛徒打算拒不服从元首，并阻止忠实的党卫军员执行处死全部犹太犯人并用汽油焚尸不留下痕迹的命令。显然，他们已经得逞，有一部分犹太人已经到了瑞典和瑞士，谈判还在中立国进行。这样，在不久的将来谁也不会需要将军您了。您的过失已被证实，只是由于我，恩斯特•卡尔登布龙纳，对，对，您要这样说，‘您才没有被细细的钢买弦勒断脖子。所以我告诉您，如果您不同意给我列出您在西班牙、阿拉伯世界、英国、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据点，党卫军绿衫队的坦克就将摧毁这座集中营。同您一起住七号牢房的是您的上司凯特尔，他在为我起草未来的德国起义方案。我们知道，在拉丁美洲您建立了十个大银行和石油公司，其趋势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们不仅希望从您这里得到银行账号和自由支配这些钱的治令，而且要得到将来能继续工作的人员名单。无论是为您还是为我，名声问题是个关键。这是重要的。您知道，我有钱，有很多的钱，但我需要有名望的实业家，他们可以立即把我的资本变成现金；不但能使这些钱万无一失地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且也能立下完全合法的户头。要么是您给我写下这些人的名字，我把您从这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绝对安全，要么是我不再为维护您的性命而努力。’任务听明白了吧，伙计？您清楚卡纳里斯会怎样大献殷勤、绕圈子吗？”
“这我明白，帝国部长…我明白，您提出了一个实际上我不能完成的任务。您认为，这次毫无希望的谈话合适吗？”
鲍曼又喝了一杯酒，然后说：“有位古人说过，‘巴黎值得做弥撤吗？’您是法学家、必须记住。”
“恩，首先，据记载这是亨利四世的话，但我觉得法国人造不出这样的句子．应当在古罗马人那里找相似之处。”
“那您去找吧。最后您要暗示您了解一切，甚至连那美男子送老将军进监狱时的窃窃私语也一清二楚。您完全有可能告诉他一些名字，为什么不呢？您要对他说，‘舒伦堡已经坦白了一些，他会全盘说出的。而且您也明白，他为什么只能这样做，您是否有必要服离尘世、成为被自己门徒战胜的人？’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话。嗨，希特勒！”
卡尔登布龙纳迎面向卡纳里斯走去．他笑容可掬，伸出了一只手。卡纳里斯探询地用带着几分疑虑的目光望望卡尔登布龙纳的眼睛。他握住伸过来的手；卡尔登布龙纳发现．这位帝国将军瘦了，太阳穴和耳侧的皮肤干巴巴的。
“还是不让您散步？”“
“唉，”卡纳里斯回答， “这大概是我遭到的最痛苦的惩罚——缺少两个小时的散步，我完全成了一个病人。”
“是您的英国朋友不允许这两小时的散步。”卡尔登布龙纳叹了口气，“喀古尔的匪徒的袭击是灭绝人性的。我们担心他们轰炸这个集中营和炸死所有人，所以让您呆在地下室里。那么我们到树林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四十分钟，现在我邀请您，您不会拒绝吧？”
在带卡纳里斯将军去树林之前，卡尔登布龙纳走到他身边，挽起他一只胳膊，以便让其他犯人亲眼看到保安总局的现任头子同原军事情报局负责人的友谊。
树林中散发着霉味。积雪已经融化，露出地面的幼芽显得那样纤弱，这是因为它们果在地下的时间太长了，如同德国人躲在避弹所一样。今年发出的嫩芽格外大。柞树林好似梦幻世界，空荡荡的，林中没有人声，也没有马达轰鸣，只有松鸦在尖声叫着，回音很大。灌木丛里的鹈枭在可怖地厉声啸叫。
“在叫喊死人呢。”卡尔登布龙纳说，“鹈枭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儿。”
“在狱中呆了一年，这些声音对我来说好象都是幸福的象征。”卡纳里斯喊道，“喂，说说前线的情况。我们看不到报纸，甚至连张纸片也得不到。”
“您自己怎样看呢？在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俄国人又在什么地方？”
“我们把俄国人阻挡在奥得河。”卡纳里斯思付着说，“西方军队显然正延南面向柏林推进。”
“还有北面。”卡尔登布龙纳说．“俄国人暂时被阻止在奥得河，我不认为这能持久下去。”
“照我的理解，您是带着建议来找我的，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最好听听您的意见，卡纳里斯先生。”
卡纳里斯停住脚步，双手抱在脑后大笑起来：“应当处死犯人的人来找犯人了，不过这倒符合骑士的礼节！我成了‘先生’，而不是52号犯人。亲爱的卡尔登布龙纳，和您一起散步的功夫，我明白了您有话要问我。摊牌吧，我们试着达成个协议。”
卡尔登布龙纳点燃一支烟，两眼四处打量哪里可以扔火柴梗——村子旁的树林往往成了垃圾堆，扔着各种包装纸和空罐头盒。他没有找到地方，把火柴梗装回盒里。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好的征兆，必须摆脱忠于德国理想的那个奥地利人的影子，可他做不到。他慢慢讲着，几乎是逐字逐句复述鲍曼允许他讲的话。
卡纳里斯听着，没有插话，赞同地点着头，忽而加快步伐，忽而驻足不前。
“就是这些，”卡尔登布龙纳最后说，“这就是一切。您要做出决定。”
“我当然可以列出一连串的人名、银行帐号和识别暗语，好让你们打开银行的保险柜。不过要知道，这意味着我将迅速而无条件地被处死，大队长。唉，我知道您信奉的原则——贪婪，自我毁灭，带有目的性的品行不端……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名单，但请相信，如果你们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象在不久的将来保护你们家庭一样保护我。但是您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您的地位的可怕之处，我年轻的朋友。”
“有两个情况您说得不对，将军先生。其一，除掉您，我就要担当使我们的人带着识别暗语去银行上当的风险，因为您完全有可能事先与银行谈妥了所有方案。其二，除掉您，我将失去西班牙，您在那里的势力是众所局知的。西班牙是我们转移到拉丁美洲之前的最合适的暂时立足点。”
卡纳里斯摇摇头：“您没有全面地考虑好如何同我谈话，恩斯特。我这样不拘礼节地对您讲话，您不生气吧？”
“我对此感到高兴，将军先生。”
“您看，多好呀……那么您是屈从于某种命令来到这里的。您自己没有决心找我，我太了解您了。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十分仔细地观察了您的工作。很可能是鲍曼派您来的。您不会使任何人为难。既然里宾特洛甫暂时同我们驻外使馆有无线电联系，那么军队就可以用自己的密码发电报给瑞土、西班牙、阿根廷、葡萄牙、瑞典；巴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武官。您的人将派出带有我的指令的间谍，您不珍惜他们的生命——每一个自重的情报机构都有一批为保证重大行动成功愿意赴汤蹈火的人。就是说十后天您能得到归自己使用的帐号，并安排同我的有实力的银行代理人接触，以便合法地把自己的黄金交给他们。这是第一种情况。按照第二种情况，在我们消灭西班牙共产党时，我们的关系是有实力的，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反对丘吉尔的把戏，以防止他利用最高统帅的声望，实现他在比利牛斯登陆的没想。现在时过境迁，罗斯福已控制了暴躁的温尼。这意味着我的能力明显减弱了。政治中最宝贵的是时间，只有实力是客观存在。不过，如果我从您那里得到保证，使我相信您在远东和拉丁美洲方向需要我，我成了有用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需要什么保证？”
“作为合作的第一阶段，我写出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正式拟出一个协议。退路已经没有，伦敦现在绝不会理解我，在国王的警察机关那里我是声名狼藉的人。您把我的情报发往瑞士，我为您准备拉丁美洲方面的工作……”
“瑞土排除在外。如果我们达成秘密合作协议，我们现在也无权为英国朋友同我的人会面而庸人自扰，因为这意味着把您的关系、您的公司和我的人拱手交给伦敦。看起来对谈话没有准备的是您，而不是我。要么您相信我，让我们一起考虑未来，要么您不相信我，我只好奉命行事。有两天思考时间，星期六十二点以前，我再来找您。”
“今天能做的事别拖到明天，况且我们散步还没有超过一个半小时。这多么令人愉快呀，再给我十分钟，亲爱的思斯特……我准备马上就写，一点也不耽误，我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说清重大问题，并付诸实施。”
“将军先生，”卡尔登布龙纳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在您这种处境，最危险的是玩得忘了时间。不应当……您也明白，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和您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您要用三十天时间换取您了解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半小时内您写出的一星半点东西，也不能解决问题。两天是个不坏的期限，两天里能发生多少事哇。现在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外的事情发生。”
“恩斯特，您怎么啦，要让元首知道您和我的谈话吗？”
卡尔登布龙纳用鼻子哼了一声：“您在恐吓我吗？我被恐吓包围着！我自己准备起草一份报告，将军先生，就在您与英国情报机关代表接头并进行十分危险的会晤时，我的保险柜里就已放进您向凯特尔提出必须同敌人接触的报告副本，那里面提到在会晤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您是个狡猾的战略家，将军先生，不仅盖伦把您视为老师，我任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是这样。”
卡纳里斯谈谈一笑：“这是题外话，亲爱的恩斯特，请完全坦率地回答，您真的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有才能在达一次使德国摆脱危机吗？别看急，等一下，如果您仍然劝自己相信这种事会发生，那我们继续谈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您决定让自己去回答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的话，那么您显然面临选择今后的道路。我明白，在对我的情报和我所了解的情况发生兴趣时，您想的是什么，正象您乐于指出的那样。要知道，如果您一年前亲自镇压搞叛乱、暗杀元首、投奔外国、解散政党的人，那您就可能成为民族的救星，您和您的同僚也就会依然留在国家机器的关键位置，保证这部机器与布尔什维克匪徒对抗。”
“将军先生，我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找您的，而不是一个变节者。”
“请把‘变节者’一词换成‘灵活的经验论者’。任何一个俱乐部都将接纳您。亲爱的恩斯特，现在已无法使元首个人成为民族未来的化身。”
卡尔登布龙纳看了看表，掩饰着惊慌失措的窘态。卡纳里斯的话正是两天前他心惊肉跳地想到过的，那时他刚从希姆莱的司令部回来。闪电不时在东方闪现，潮湿的风从波罗的海吹来．他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奇怪的话：“恩斯特，德国人在考虑自己时要考虑德国的未来。”
第十六章 可怜的人，可怜的女人——(二)
“不，”施季里茨听塔格玛讲完后说，“根本不是这样……对贝纳尔多特的朋友谈论签订媾和协议可能遇到困难的说法，您的反应太有限了。您是女人，有一种激动的情绪。您的父亲是德国人，因此您的心有一部分属于德国。您应当进攻，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您必须指责贝纳尔多特无所作为，您要小心翼翼地逐步指出这个真理。真理是无法标示出来的，要么是人们说出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么是说假话，或者……或者……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塔格码目不转睛，痛苦地望着施季里茨，嘴角上不时浮现出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笑。
“心爱的人，”她说，“别那么严厉地责备我，女人是最听话的学生，所以她总是重复男人的言行。我不想说我丈夫，他是个不幸的小人物，但他是我情报工作的启蒙教师。我在模仿他的手段，明白吗？小时候我练体操，教练成了我的上帝。假如他命令我从窗口眺出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突然间您来了——聪明善良的男子汉，有些象教练，讲真话……”
“不是总讲。”施季里茨生硬地说。
“那么说，就是您的谎话非常可信。您很会开玩笑。好好地听着，别教训人，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您瞧，我象只猫似的依偎着您。”
“最好象体操运动员对待教练那样依靠我。”
“随您怎么说。”
施季里茨站起身，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号码：“您好，汉斯……看起来我今天也不能去，您可以准备一个人的饭。”
“您在哪里？”汉斯问。
“您的上司允许您这么向我提问题吗？”
“不，是我自己。我在担心。”
“您是个可爱的小伙子，汉斯，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有三个冲锋队枪手在保护我。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也许十点钟去。请把我的灰色套装熨好，再准备两件衬衣，一件灰色的，一件白色的，领带嘛，随您的便。请把鞋擦好，那双黑色尖头的。”
汉斯感到奇怪：“尖头的……是厨房的那双吗？”
“您已经熟悉了，对，就在那里。还要做几个夹奶酪和鱼的面包，我准备进行一次让人很疲劳的旅行。”
“我不明白，要做多少面包，博尔金先生。”
“要露破绽了。”施季里茨发觉，“全暴露了，这可真槽，德国人不说‘几个面包’。不，可能说的，不过这表明说话的人不是德国人或者不是纯粹的德国入。我应当说‘做七个面包’，这才合乎规矩。要让缪勒明白，我为什么说出这句纯俄国味的话。”
“难道您的上司设告诉您我和一位太大一起走吗？白天我们吃三餐，每餐两个，一共六个。难道这很难算吗？回来时我一个人，就是说夜里吃一次，早晨再吃一次，假如能在车里睡，在路上不遇到轰炸，最后的数字应当是六加四，一共十个。假如您的灵敏性这样差的话，我相信，那您也不会知道暖瓶里该装多少咖啡吧！装上六杯。”
汉斯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那我在路上吃什么？——上司命令我送您和您的旅伴。”
“在您的上司没有改变命令之前，您就再做六个面包，装满另一只暖瓶。”
施季里茨放下电话，打开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播送新闻：“我军英勇的坦克斥击退了东方壁垒的全线敌人，奥得河堡垒这条牢不可破的防线是布尔什维克匪徒的死亡地带。往西线进行着局部战斗，英美军队遭到重创。我军英勇的飞行员击落九十二架敌机，击毁三十四辆坦克和三个弹药库。在元首思想鼓舞下的我军士兵是忠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帝国的典范！胜利正在不可逆转地到来，尽管精疲力竭的敌人在做最后的顽强抿抗！”
新闻播送之后，播音员宣布下面是小歌剧节目时间。帝国宣传部副部长特别喜爱维也纳小歌剧，所以节目编辑在每天的节目中加上了这类音乐会节目，有时一天播放两次。近几个月，空袭是那么频繁，但每日凭证供给的口粮仍是少得可怜。戈培尔下令意识形态专家播放三十年代初德国爵士乐作曲家的曲子。“至少让愉快的音乐使人们感到高兴。”宣传部部长说，“要经常提供有吸引力的节目，要多搞些西班牙歌曲，这些歌曲没有思想性，可以转播瑞典和瑞士的欢快乐曲，哪怕是爵土乐，要预先配好解说词，这是来自我们亲爱邻邦的旋律。”
“您喜欢维也纳人吗？”塔格玛间，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施季里茨身边。他左脸颊感到了塔格玛的呼吸——轻飘飘，若有若无。
“您讨厌吗？”
“我是随大流的人，如果您喜欢，我也喜欢。”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入，塔格玛？”
女人好象遭到了打击，愣住了。施季里茨没有转回身，但想象到了她的样子。
“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因为我们即将开始工作，所以我必须彻底搞清。”
“您不了解我？”
“不是。”
施季里茨转过身，双手扶在她的肩上，塔格玛倒向他的怀里。施季里茨轻轻地说：
“他们把窃听器安在哪里了？”
塔格玛转过身，目光投向那座大台灯。
“窃听器时刻都开着吗？还是在开灯之后？”
“随时都开着。”女人轻轻说，“不过，您显然没有注意，您来的时候，我拔掉了插头。所以您在睡梦中说的话只有我听到了。”
(听到的不只她一个人，在她的房间里还有两个秘密装置，这她并不知道。)
他们下了车，站在街道上。施季里茨问：
“我梦中说的话您全明白吗？”
塔格玛摇摇头：“俄国保姆没完全教会我她的国家的语言。”
餐厅里手风琴手正在演奏。根据千秋帝国宣传部部长兼首都卫戍长官戈培尔的命令，所有餐厅必须营业，白酒和葡萄酒敞开供应，无需凭供给证。
施季里茨叫了一瓶莱茵河葡萄酒，他更偏爱威斯巴登郊外酿的葡萄酒。战前，他常常在星期天驱车去维尔茨堡。酿酒的农民告诉他了干这行的风险。
“塔格玛，我想为您真诚地帮助我干杯，祝您成功。”
“我是个迷信的人，不为成功干杯。”
“那我简单点，为了战争一结束您回到这里干杯。”
“这样对待盖尔贝特是小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不过，这到底还是小人的行为。他能活下来，只是由于我给你们做事……”
“他死了，塔格玛。劳伦斯骗了您。您的丈夫死在集中营。劳伦斯交给您的那些信是您丈夫死的一星期写的，他们逼他提前写好日期，明白吗？”
女人点点头。她的眼眶刹时间充满了泪水，下颌在颤抖。
施季里茨见到一位年轻姑娘走进餐厅。她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大厅，目光停留在施季里茨反映在镜子中的身影上，然后又望望塔格码，漫不经心地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施季里茨把一只手放在塔格玛的胳膊上，低声说：“人家在看我们，现在他们要听见了……集中一下精力，我请您跳舞，那时候我们再谈，好吗？”
他明白，进来的这个姑娘说明他受到了全面监视。负责监视的部门有一半人参加了党卫军营，被派往奥得河畔的捷洛夫高地。施季里茨在保安总局走廊听说，负责监视的部门从希特勒建立的“信念与美”组织中吸收了最优秀的姑娘参加他们的工作。无意之中陷入了这个阴谋环境，使他把两件事实联系起来，并迅速而准确地做出了结论：目前他走的每一步缪勒都了如指掌。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缪勒了解他的报务员的住址。
“这个年轻的报务员完全可以成为我的助手。”施季里茨一边同塔格玛缓慢地跳着华尔兹，一边想，“对我近一个月的行踪了解之后，根据姓名和地理座标，他们可以判读我的电报。天啊，我还怎么相信她这个塔格玛？很明显她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但是她与他们的关系程度如何呢？她是个聪明女人，这有利于我采取行动。她聪明，意味着她不会没有觉察出那个让这里的人聚集起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可以掩盖，但掩盖不住，因为到处且耳目。一个聪明人不可能发现不了这些兔子耳朵。她有自己的不幸，女人的不幸。十分聪明的人可能遭受不幸，何况一个不曾生育过的美貌女人。然而，如果是这样，如果劳伦斯首先明白了这一点，他为什么不培养她来对付我呢？他是个机灵小伙子。不过这是做不到的——不管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要相信，马克西姆，这样不行！不，可以。”
他反驳着自己。他的手掌感到塔格玛的背部是滑腻的。由于强忍泪水，她的身子在发抖，尽管她的眼睛是干的，唯有脸颊颧骨那个部位显出了红晕。
“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目前形势下是必须的，因为这里在策划一个显然对我的同胞十分危险的阴谋。然而我还没有弄清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够弄清它，不管怎样我没有权力不去搞清楚。”
“塔格玛，”他悄声对女人说，“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在车上我什么也不对您说了。不过您必须集中精力记住现在我告诉您的话——您在瑞典一下车，仔细打点之后，去买一辆车。就在加油站附近，执照会马上办好，然后您开车在城里兜圈，随后开上公路，在一个小镇上住下来。只剩您一人时，除了您必须给我发的那封电报，再发第二封。记住，塔格玛——‘施耐德博士，瑞典，斯德哥尔摩，乌尔福加丹。有机会速寄我的安眠药来，否则我将彻底病倒。库津。’记住了？”
女人摇摇头，一颗泪珠迅速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下一轮舞时，我再给您重复。您必须这样，塔格玛。您和我都需要这样，也许尤其是您……”
塔格玛记住的那封电报在瑞典不会被破译。这是报警信号。收到电报后，中心必须决定施季里茨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他报告他显然己被敌人发现，但他仍在执行他们的任务，其内容他并不清楚。他要开始应急行动，不过他警告说，尽管现在他发给中心的有关同西方谈判的全部情报都与事实相符，但却是缪勒一手策划故意泄露的，其目的是为了让克里姆林宫首先得知这个情报，而不是别人。
街上没有盯梢的。施季里茨把塔格玛送回家，答应她半小时后回来，然后驱车前往报务员住的街区。他受到监视这件事使他完全相信，缪勒了解他的第一次登门拜访。
报务员高兴地迎接他，又建议喝一杯咖啡。
施季里茨谢绝了。
他抱怨了两句，随后把中心发来的密电交给施季里茨：“请进一步提供情报。在沃尔夫被否定之后，与西方谈判的幕后人是谁？谈判将在何地进行？能否至少报告一个参加者的姓名？为了搞清您目前处境的复杂性，请尽可能经常保持联系。”
施季里茨把一份密电交给报务员。这是危险而复杂的反措施的第一步。他决定开始采取反措施，不等联络员了。如果塔格玛发出他那封电报，自然就暗示要派联络员来。
“我派塔格玛•弗莱达格予明日十九时零四分乘轮船前往瑞典。由于思想上的原因她在为舒伦堡效力，对您来说，此可能起到灯塔的作用，照出她奉命结交的那些人。我即将派往瑞士的瓦尔特•鲁宾纳乌必须要安排同穆吉副总统的接触，以便寻求拯救集中营中犯人的途径。我将同他一起在巴塞尔逗留两天，然后我与您在国外联系。出于保密和对希姆莱担心布尔什维克了解此事的考虑，在我第一次赴瑞士时请不要派联络员来：您准备存入我在亚松森银行帐号的款子，请改存入您在马德里指定的银行。尤斯塔斯。”
有关“亚松森款子”的一段话事先没有和中心商定，但从这些话的含义中上级可以猜到。将有人从莫斯科去瑞典找塔格玛。她会口头转达他要说的话，他——伊萨耶夫，决心完全相信她……
但是塔格码什么也没有转告派到瑞典码头与她接头的人。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等待着渡船。人们用担架把塔格玛抬下来；她死了。警察在有毒的杯子上发现了国际刑警组织未曾登记过的人的指纹。施季里茨送塔格码到头等舱时用过这只杯子。这是盖世太保的人做了手脚。施季里茨和塔格玛刚刚离开船舱到甲板上话别，缪勒特工小组的一个动作敏徒、身材瘦小的人潜入舱内，拿走了这只杯子。半小时后杯中己放了一克致命的毒药。这样一来，假如施季里茨决心逃离帝国，那么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将被作为一名暴徒和杀人犯受到国际刑警的追捕。
但是在第二天，“塔格玛”准确地按照约定的时间从斯德哥尔摩纷施季里茨发来电报，称已开始做贝纳尔多特身边人的工作。
“同伯爵本人接触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化名去德国同帝国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在西线单方面讲和的条件。”
转发给莫斯科的这条消息属实。
(施季里茨对塔格玛之死一无所知，而中心明白电报可能被敌人破译，因此在这场特殊的游戏开始后，没有将此事通知他。)
苏联情报机关得到准确情报：在收到“塔格玛”密电的同一天，贝纳尔多特伯爵的确同希姆莱在卢贝克瑞士领事馆会晤。
“不，”施季里茨听塔格玛讲完后说，“根本不是这样……对贝纳尔多特的朋友谈论签订媾和协议可能遇到困难的说法，您的反应太有限了。您是女人，有一种激动的情绪。您的父亲是德国人，因此您的心有一部分属于德国。您应当进攻，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您必须指责贝纳尔多特无所作为，您要小心翼翼地逐步指出这个真理。真理是无法标示出来的，要么是人们说出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么是说假话，或者……或者……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塔格码目不转睛，痛苦地望着施季里茨，嘴角上不时浮现出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笑。
“心爱的人，”她说，“别那么严厉地责备我，女人是最听话的学生，所以她总是重复男人的言行。我不想说我丈夫，他是个不幸的小人物，但他是我情报工作的启蒙教师。我在模仿他的手段，明白吗？小时候我练体操，教练成了我的上帝。假如他命令我从窗口眺出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突然间您来了——聪明善良的男子汉，有些象教练，讲真话……”
“不是总讲。”施季里茨生硬地说。
“那么说，就是您的谎话非常可信。您很会开玩笑。好好地听着，别教训人，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您瞧，我象只猫似的依偎着您。”
“最好象体操运动员对待教练那样依靠我。”
“随您怎么说。”
施季里茨站起身，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号码：“您好，汉斯……看起来我今天也不能去，您可以准备一个人的饭。”
“您在哪里？”汉斯问。
“您的上司允许您这么向我提问题吗？”
“不，是我自己。我在担心。”
“您是个可爱的小伙子，汉斯，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有三个冲锋队枪手在保护我。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也许十点钟去。请把我的灰色套装熨好，再准备两件衬衣，一件灰色的，一件白色的，领带嘛，随您的便。请把鞋擦好，那双黑色尖头的。”
汉斯感到奇怪：“尖头的……是厨房的那双吗？”
“您已经熟悉了，对，就在那里。还要做几个夹奶酪和鱼的面包，我准备进行一次让人很疲劳的旅行。”
“我不明白，要做多少面包，博尔金先生。”
“要露破绽了。”施季里茨发觉，“全暴露了，这可真槽，德国人不说‘几个面包’。不，可能说的，不过这表明说话的人不是德国人或者不是纯粹的德国入。我应当说‘做七个面包’，这才合乎规矩。要让缪勒明白，我为什么说出这句纯俄国味的话。”
“难道您的上司设告诉您我和一位太大一起走吗？白天我们吃三餐，每餐两个，一共六个。难道这很难算吗？回来时我一个人，就是说夜里吃一次，早晨再吃一次，假如能在车里睡，在路上不遇到轰炸，最后的数字应当是六加四，一共十个。假如您的灵敏性这样差的话，我相信，那您也不会知道暖瓶里该装多少咖啡吧！装上六杯。”
汉斯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那我在路上吃什么？——上司命令我送您和您的旅伴。”
“在您的上司没有改变命令之前，您就再做六个面包，装满另一只暖瓶。”
施季里茨放下电话，打开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播送新闻：“我军英勇的坦克斥击退了东方壁垒的全线敌人，奥得河堡垒这条牢不可破的防线是布尔什维克匪徒的死亡地带。往西线进行着局部战斗，英美军队遭到重创。我军英勇的飞行员击落九十二架敌机，击毁三十四辆坦克和三个弹药库。在元首思想鼓舞下的我军士兵是忠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帝国的典范！胜利正在不可逆转地到来，尽管精疲力竭的敌人在做最后的顽强抿抗！”
新闻播送之后，播音员宣布下面是小歌剧节目时间。帝国宣传部副部长特别喜爱维也纳小歌剧，所以节目编辑在每天的节目中加上了这类音乐会节目，有时一天播放两次。近几个月，空袭是那么频繁，但每日凭证供给的口粮仍是少得可怜。戈培尔下令意识形态专家播放三十年代初德国爵士乐作曲家的曲子。“至少让愉快的音乐使人们感到高兴。”宣传部部长说，“要经常提供有吸引力的节目，要多搞些西班牙歌曲，这些歌曲没有思想性，可以转播瑞典和瑞士的欢快乐曲，哪怕是爵土乐，要预先配好解说词，这是来自我们亲爱邻邦的旋律。”
“您喜欢维也纳人吗？”塔格玛间，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施季里茨身边。他左脸颊感到了塔格玛的呼吸——轻飘飘，若有若无。
“您讨厌吗？”
“我是随大流的人，如果您喜欢，我也喜欢。”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入，塔格玛？”
女人好象遭到了打击，愣住了。施季里茨没有转回身，但想象到了她的样子。
“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因为我们即将开始工作，所以我必须彻底搞清。”
“您不了解我？”
“不是。”
施季里茨转过身，双手扶在她的肩上，塔格玛倒向他的怀里。施季里茨轻轻地说：
“他们把窃听器安在哪里了？”
塔格玛转过身，目光投向那座大台灯。
“窃听器时刻都开着吗？还是在开灯之后？”
“随时都开着。”女人轻轻说，“不过，您显然没有注意，您来的时候，我拔掉了插头。所以您在睡梦中说的话只有我听到了。”
(听到的不只她一个人，在她的房间里还有两个秘密装置，这她并不知道。)
他们下了车，站在街道上。施季里茨问：
“我梦中说的话您全明白吗？”
塔格玛摇摇头：“俄国保姆没完全教会我她的国家的语言。”
餐厅里手风琴手正在演奏。根据千秋帝国宣传部部长兼首都卫戍长官戈培尔的命令，所有餐厅必须营业，白酒和葡萄酒敞开供应，无需凭供给证。
施季里茨叫了一瓶莱茵河葡萄酒，他更偏爱威斯巴登郊外酿的葡萄酒。战前，他常常在星期天驱车去维尔茨堡。酿酒的农民告诉他了干这行的风险。
“塔格玛，我想为您真诚地帮助我干杯，祝您成功。”
“我是个迷信的人，不为成功干杯。”
“那我简单点，为了战争一结束您回到这里干杯。”
“这样对待盖尔贝特是小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不过，这到底还是小人的行为。他能活下来，只是由于我给你们做事……”
“他死了，塔格玛。劳伦斯骗了您。您的丈夫死在集中营。劳伦斯交给您的那些信是您丈夫死的一星期写的，他们逼他提前写好日期，明白吗？”
女人点点头。她的眼眶刹时间充满了泪水，下颌在颤抖。
施季里茨见到一位年轻姑娘走进餐厅。她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大厅，目光停留在施季里茨反映在镜子中的身影上，然后又望望塔格码，漫不经心地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施季里茨把一只手放在塔格玛的胳膊上，低声说：“人家在看我们，现在他们要听见了……集中一下精力，我请您跳舞，那时候我们再谈，好吗？”
他明白，进来的这个姑娘说明他受到了全面监视。负责监视的部门有一半人参加了党卫军营，被派往奥得河畔的捷洛夫高地。施季里茨在保安总局走廊听说，负责监视的部门从希特勒建立的“信念与美”组织中吸收了最优秀的姑娘参加他们的工作。无意之中陷入了这个阴谋环境，使他把两件事实联系起来，并迅速而准确地做出了结论：目前他走的每一步缪勒都了如指掌。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缪勒了解他的报务员的住址。
“这个年轻的报务员完全可以成为我的助手。”施季里茨一边同塔格玛缓慢地跳着华尔兹，一边想，“对我近一个月的行踪了解之后，根据姓名和地理座标，他们可以判读我的电报。天啊，我还怎么相信她这个塔格玛？很明显她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但是她与他们的关系程度如何呢？她是个聪明女人，这有利于我采取行动。她聪明，意味着她不会没有觉察出那个让这里的人聚集起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可以掩盖，但掩盖不住，因为到处且耳目。一个聪明人不可能发现不了这些兔子耳朵。她有自己的不幸，女人的不幸。十分聪明的人可能遭受不幸，何况一个不曾生育过的美貌女人。然而，如果是这样，如果劳伦斯首先明白了这一点，他为什么不培养她来对付我呢？他是个机灵小伙子。不过这是做不到的——不管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要相信，马克西姆，这样不行！不，可以。”
他反驳着自己。他的手掌感到塔格玛的背部是滑腻的。由于强忍泪水，她的身子在发抖，尽管她的眼睛是干的，唯有脸颊颧骨那个部位显出了红晕。
“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目前形势下是必须的，因为这里在策划一个显然对我的同胞十分危险的阴谋。然而我还没有弄清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够弄清它，不管怎样我没有权力不去搞清楚。”
“塔格玛，”他悄声对女人说，“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在车上我什么也不对您说了。不过您必须集中精力记住现在我告诉您的话——您在瑞典一下车，仔细打点之后，去买一辆车。就在加油站附近，执照会马上办好，然后您开车在城里兜圈，随后开上公路，在一个小镇上住下来。只剩您一人时，除了您必须给我发的那封电报，再发第二封。记住，塔格玛——‘施耐德博士，瑞典，斯德哥尔摩，乌尔福加丹。有机会速寄我的安眠药来，否则我将彻底病倒。库津。’记住了？”
女人摇摇头，一颗泪珠迅速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下一轮舞时，我再给您重复。您必须这样，塔格玛。您和我都需要这样，也许尤其是您……”
塔格玛记住的那封电报在瑞典不会被破译。这是报警信号。收到电报后，中心必须决定施季里茨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他报告他显然己被敌人发现，但他仍在执行他们的任务，其内容他并不清楚。他要开始应急行动，不过他警告说，尽管现在他发给中心的有关同西方谈判的全部情报都与事实相符，但却是缪勒一手策划故意泄露的，其目的是为了让克里姆林宫首先得知这个情报，而不是别人。
街上没有盯梢的。施季里茨把塔格玛送回家，答应她半小时后回来，然后驱车前往报务员住的街区。他受到监视这件事使他完全相信，缪勒了解他的第一次登门拜访。
报务员高兴地迎接他，又建议喝一杯咖啡。
施季里茨谢绝了。
他抱怨了两句，随后把中心发来的密电交给施季里茨：“请进一步提供情报。在沃尔夫被否定之后，与西方谈判的幕后人是谁？谈判将在何地进行？能否至少报告一个参加者的姓名？为了搞清您目前处境的复杂性，请尽可能经常保持联系。”
施季里茨把一份密电交给报务员。这是危险而复杂的反措施的第一步。他决定开始采取反措施，不等联络员了。如果塔格玛发出他那封电报，自然就暗示要派联络员来。
“我派塔格玛•弗莱达格予明日十九时零四分乘轮船前往瑞典。由于思想上的原因她在为舒伦堡效力，对您来说，此可能起到灯塔的作用，照出她奉命结交的那些人。我即将派往瑞士的瓦尔特•鲁宾纳乌必须要安排同穆吉副总统的接触，以便寻求拯救集中营中犯人的途径。我将同他一起在巴塞尔逗留两天，然后我与您在国外联系。出于保密和对希姆莱担心布尔什维克了解此事的考虑，在我第一次赴瑞士时请不要派联络员来：您准备存入我在亚松森银行帐号的款子，请改存入您在马德里指定的银行。尤斯塔斯。”
有关“亚松森款子”的一段话事先没有和中心商定，但从这些话的含义中上级可以猜到。将有人从莫斯科去瑞典找塔格玛。她会口头转达他要说的话，他——伊萨耶夫，决心完全相信她……
但是塔格码什么也没有转告派到瑞典码头与她接头的人。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等待着渡船。人们用担架把塔格玛抬下来；她死了。警察在有毒的杯子上发现了国际刑警组织未曾登记过的人的指纹。施季里茨送塔格码到头等舱时用过这只杯子。这是盖世太保的人做了手脚。施季里茨和塔格玛刚刚离开船舱到甲板上话别，缪勒特工小组的一个动作敏徒、身材瘦小的人潜入舱内，拿走了这只杯子。半小时后杯中己放了一克致命的毒药。这样一来，假如施季里茨决心逃离帝国，那么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将被作为一名暴徒和杀人犯受到国际刑警的追捕。
但是在第二天，“塔格玛”准确地按照约定的时间从斯德哥尔摩纷施季里茨发来电报，称已开始做贝纳尔多特身边人的工作。
“同伯爵本人接触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化名去德国同帝国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在西线单方面讲和的条件。”
转发给莫斯科的这条消息属实。
(施季里茨对塔格玛之死一无所知，而中心明白电报可能被敌人破译，因此在这场特殊的游戏开始后，没有将此事通知他。)
苏联情报机关得到准确情报：在收到“塔格玛”密电的同一天，贝纳尔多特伯爵的确同希姆莱在卢贝克瑞士领事馆会晤。
第十七章 参阅资料——(四)
(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
联邦调查局局长把“疯子比尔”同杜勒所的律师戴维•兰斯的谈话记录反复看了几遍。兰斯预先向饭店老板订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胡佛的人就在餐桌上巧妙地安装了特殊装置，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联邦调查局窃听了杜诺万所有朋友的电话，为的是不要给完成胡佛的“特殊指令”造成困难。
现在胡佛和杜诺万一样日子不好过，他必须要了解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者说是在生存斗争中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在事业上出了什么事。不过，总统暂时没有公开指责他，罗所福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始终记得胡佛过去是干什么的。
此刻胡佛翻动着一些小纸片，上面标有“绝密，仅此一份，应销毁”的字样。内容是社诺万与兰斯关于罗斯福对美国来说是危险人物的谈话。
是的，是这样。
正是罗斯福干出了胡佛、杜诺万和他们背后的人所仇恨的事：他承认了苏维埃，在莫斯科设立了大使馆，和斯大林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承认了布尔什维克平等地参加战后事务的权力；他阻挠大财团为西方保留德国来取的必要步骤。总统被抬高了。胡佛相信神话，而达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忌讳的。讲故事的人可把美丽的神话讲完一走了之。
胡佛叫来自己的助手吩咐道：“伙计，我担心我们的总统忽视个人的安全问题。对，希特勒要完蛋了，但在垂死时他可能孤注一掷。我为我们的总统担心，所以，伙计，别怕费事，今天仔细看看有关林肯（老少校：此处有改动，原译文中竟然是“林肯和肯尼迪”！？）身亡的调查材料，前车之鉴……”
“柏林。尤斯塔斯。有关舒伦堡认真地同贝纳尔多特伯爵接触的情报我们戚兴趁。这个贝纳尔多特是否是那位红十字会领导人？舒伦堡是否告诉过您贝纳尔多特在西方与谁有联系，是纳粹请他去找的那个人吗？这一切是否是伪造的？中心”
“柏林。尤斯塔斯。舒伦堡是否有可能在提到瑞士副总统穆吉名字对使用假名？是否谈到过他或者他的儿子？穆吉同哪个希特勒分子会晤？他是否了解与他签约的人的真实名字？中心。”
(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
联邦调查局局长把“疯子比尔”同杜勒所的律师戴维•兰斯的谈话记录反复看了几遍。兰斯预先向饭店老板订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胡佛的人就在餐桌上巧妙地安装了特殊装置，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联邦调查局窃听了杜诺万所有朋友的电话，为的是不要给完成胡佛的“特殊指令”造成困难。
现在胡佛和杜诺万一样日子不好过，他必须要了解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者说是在生存斗争中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在事业上出了什么事。不过，总统暂时没有公开指责他，罗所福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始终记得胡佛过去是干什么的。
此刻胡佛翻动着一些小纸片，上面标有“绝密，仅此一份，应销毁”的字样。内容是社诺万与兰斯关于罗斯福对美国来说是危险人物的谈话。
是的，是这样。
正是罗斯福干出了胡佛、杜诺万和他们背后的人所仇恨的事：他承认了苏维埃，在莫斯科设立了大使馆，和斯大林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承认了布尔什维克平等地参加战后事务的权力；他阻挠大财团为西方保留德国来取的必要步骤。总统被抬高了。胡佛相信神话，而达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忌讳的。讲故事的人可把美丽的神话讲完一走了之。
胡佛叫来自己的助手吩咐道：“伙计，我担心我们的总统忽视个人的安全问题。对，希特勒要完蛋了，但在垂死时他可能孤注一掷。我为我们的总统担心，所以，伙计，别怕费事，今天仔细看看有关林肯（老少校：此处有改动，原译文中竟然是“林肯和肯尼迪”！？）身亡的调查材料，前车之鉴……”
“柏林。尤斯塔斯。有关舒伦堡认真地同贝纳尔多特伯爵接触的情报我们戚兴趁。这个贝纳尔多特是否是那位红十字会领导人？舒伦堡是否告诉过您贝纳尔多特在西方与谁有联系，是纳粹请他去找的那个人吗？这一切是否是伪造的？中心”
“柏林。尤斯塔斯。舒伦堡是否有可能在提到瑞士副总统穆吉名字对使用假名？是否谈到过他或者他的儿子？穆吉同哪个希特勒分子会晤？他是否了解与他签约的人的真实名字？中心。”
第十八章 偶然的因素
上奥地利省省长恩格鲁贝尔发来了秘密情报，鲍曼感到极度不安。
帝国的所有人(显然是那些有可能得到情报的人)认为，党卫军在粉碎了主要的叛乱之后，已经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季，他们已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鲍曼才采取种种行动，以维持元首身边力量的平衡。他利用戈培尔在报刊、电台和举行大规模集会散步时发动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提出了“光荣属于民族的可靠支柱党卫军士兵”的口号。戈培尔不是鲍曼计划中的神圣圣徒。戈培尔象以往一样为了纯净思想而工作。他真的认为，没有党卫军对军队歼灭性的打击，将军们就会在柏林占上风，因此他认真地对待鲍曼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现在，大部分留在后方的党卫军成员必须立即派往前线，编入军队，推上领导岗位。党卫军道德上的坚定和他们崇高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关于党卫军成员加入作战部队的命令。
这样，到了一九四四年秋，希姆莱在帝国内已不象从前那样具有广泛的基础，他的组织中的大多数军官此时正在东线和西线的战壕中经受煎熬。当然帝国警察巨头在后方基础的改变并未触及保安总局。不过二十万个党卫军“黑杉”小队无法与有六百万之众的“褐衫”队相比。
现在，党卫军的大部分“骑士”已陷入希姆莱和军方的双重领导，他们呆在掩蔽部或者营房里没有权力自由来往。这样，鲍曼的机关就成了帝国唯一的骨干，成为事实上不受控制的国家力量。
每星期鲍曼都收到各省省长的详细报告。德国划分为三十三个省，就是说在所有的土地上，如巴伐利亚、黑森、汉堡都有州一级的党的庞大机器。
鲍曼没有向前线派出一个自己人。在国社党各级机构工作的共有九十多万人，他们在为他服务，为他一个人。他每日都能收到他们的汇报。他向他们下达重要指示，对他们进行指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柏林召开的有一千多名国社党地区负责人参加的进行这种指导的会上，鲍曼说：
“观在，我们的党卫军兄弟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要责任，这将在战场上得到证明。你们的任务，亲爱的同志们，是要接过他们在后方的一部分工作，每时每刻地帮助他们，并且是共同采取行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要向我请示，以便我能同希姆莱讨论最迫切的问题。”
在鲍曼的人中间有一些人还记得恩斯特•罗姆和戈里戈利.施特拉塞。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罗姆与施特拉塞，元首永远也不会取得政权。但这些纳粹运动奠基人的命运太惨了，他们感到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内心惧怕处决国社党党卫军的元老，因为这些元老竟敢对除掉罗姆和施特拉塞的“卫队”战土的行为表示异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社党机关的人们把鲍曼的话理解为行动的信号——党卫军队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地方组织的信号。
事后，当希姆莱结束了战地之行返回柏林时他才得知此事。在此之前，希特勒曾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对鲍曼主动的恰如其份的好意感到吃惊。他没有等待您，而且首先向您伸出了友谊之手。我认为，现在您不会感到由于把您的精锐部队调到战场而给党卫军组织带来了损失。”
希姆莱只是向鲍曼表示了一下谢意，他仇视地微笑着握了握鲍曼的手。
从此，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的地方组织必须每月向国社党提交自己的报告，尽管并未做出有关的特别决定。
上奥地利省省长思格鲁贝尔的目光注视着一份文件。文件谈到在距卡尔登布龙纳别墅不远的阿尔特——奥泽地区，数次记录了短波电台的工作。根据各种情况判断，电报是发给美国在瑞土的谍报站的。
恩格鲁贝尔要求地区盖世太保提供敌人派遣到这一地区的行动小组的详情，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再次询问，人们只简单地答复“正在研究行动计划”，同时暗示，询问细节会给调查带来损害。
恩格鲁贝尔认为自己有义务使鲍曼了解这件蹊跷的事。他管辖的地区紧挨着阿尔卑斯山堡垒和伯希特斯加登地区，希特勒的后备队部署在那里。希特勒必须从柏林转移到那里，以继续领导对敌斗争。此外，在利涅茨与萨尔茨堡之间有阿尔特——奥泽盐矿。“元首博物馆”的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美元的陈列品也藏在这里。
这一情报迫使鲍曼召见缪勒，并委派他毫不延迟地弄清全部真相。
“没有人知道这个宝库，”鲍曼说，“我向希特勒保证，世界艺术的杰作绝不会落人敌人之手；要么属于我们，要么就埋在地下，让地下水毁掉它们。”
缪勒去问自己的人。
得到的答复象恩格鲁贝尔得到的答复一样仍然含糊不清。
缪勒立即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定是在调查过程中出现了在文件和电话中无法谈及的人名。难道卡尔登布龙纳在会晤贝纳尔多特之后已经开始行动了？
于是缪勒决定，派最可靠最机警的人去萨尔茨堡。
派谁呢？赫尔道夫？他忠实，可太蠢。他会干蠢事的，这有危险。艾斯曼？他会按他的原则性去瞎闯祸，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当然，施季里茨是这一步棋中最理想的人选，可是他正在行动，他需要在这里。
缪勒最后也没有决定这件事该怎么办。他给鲍曼打了电话，要求给两天的时间思考。
鲍曼同意了，尽管他的口气很冷淡，缺少不久前和希姆莱说话时的那种善意。
利涅茨和萨尔茨堡两地的盖世太保不知所措。其原因缪勒已有切肤之感：的确，向西方发报的电台地点几乎与卡尔登布龙纳直接管辖的保安总局特别通讯处的位置相同。所以按照纳粹的等级法，地区盖世太保必须向上奥地利省保安处提出建议，而保安处同样必须与恩格鲁贝尔就此协调一致，避开舒伦堡和缪勒直接找卡尔登布龙纳，征得批准对他豪华的别墅内的助手进行公务性检查。这座有着高高的橡木栅栏的城堡由党卫军机枪手警戒。
利涅茨和萨尔茨堡的盖世太保不敢提出这个建议。卡尔登布龙纳显然是不会受摆布的，不能错误地估计他的反应——秘密机构的人知道，在阿尔特——奥泽有他亲自挑选的人为他工作。因此，这件事就这样拖了下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在阿尔特——奥泽，在卡尔登布龙纳的指挥部内的确有一名保安总局军官在工作，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加入了美国情报组织。
上奥地利省省长恩格鲁贝尔发来了秘密情报，鲍曼感到极度不安。
帝国的所有人(显然是那些有可能得到情报的人)认为，党卫军在粉碎了主要的叛乱之后，已经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季，他们已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鲍曼才采取种种行动，以维持元首身边力量的平衡。他利用戈培尔在报刊、电台和举行大规模集会散步时发动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提出了“光荣属于民族的可靠支柱党卫军士兵”的口号。戈培尔不是鲍曼计划中的神圣圣徒。戈培尔象以往一样为了纯净思想而工作。他真的认为，没有党卫军对军队歼灭性的打击，将军们就会在柏林占上风，因此他认真地对待鲍曼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现在，大部分留在后方的党卫军成员必须立即派往前线，编入军队，推上领导岗位。党卫军道德上的坚定和他们崇高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关于党卫军成员加入作战部队的命令。
这样，到了一九四四年秋，希姆莱在帝国内已不象从前那样具有广泛的基础，他的组织中的大多数军官此时正在东线和西线的战壕中经受煎熬。当然帝国警察巨头在后方基础的改变并未触及保安总局。不过二十万个党卫军“黑杉”小队无法与有六百万之众的“褐衫”队相比。
现在，党卫军的大部分“骑士”已陷入希姆莱和军方的双重领导，他们呆在掩蔽部或者营房里没有权力自由来往。这样，鲍曼的机关就成了帝国唯一的骨干，成为事实上不受控制的国家力量。
每星期鲍曼都收到各省省长的详细报告。德国划分为三十三个省，就是说在所有的土地上，如巴伐利亚、黑森、汉堡都有州一级的党的庞大机器。
鲍曼没有向前线派出一个自己人。在国社党各级机构工作的共有九十多万人，他们在为他服务，为他一个人。他每日都能收到他们的汇报。他向他们下达重要指示，对他们进行指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柏林召开的有一千多名国社党地区负责人参加的进行这种指导的会上，鲍曼说：
“观在，我们的党卫军兄弟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要责任，这将在战场上得到证明。你们的任务，亲爱的同志们，是要接过他们在后方的一部分工作，每时每刻地帮助他们，并且是共同采取行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要向我请示，以便我能同希姆莱讨论最迫切的问题。”
在鲍曼的人中间有一些人还记得恩斯特•罗姆和戈里戈利.施特拉塞。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罗姆与施特拉塞，元首永远也不会取得政权。但这些纳粹运动奠基人的命运太惨了，他们感到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内心惧怕处决国社党党卫军的元老，因为这些元老竟敢对除掉罗姆和施特拉塞的“卫队”战土的行为表示异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社党机关的人们把鲍曼的话理解为行动的信号——党卫军队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地方组织的信号。
事后，当希姆莱结束了战地之行返回柏林时他才得知此事。在此之前，希特勒曾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对鲍曼主动的恰如其份的好意感到吃惊。他没有等待您，而且首先向您伸出了友谊之手。我认为，现在您不会感到由于把您的精锐部队调到战场而给党卫军组织带来了损失。”
希姆莱只是向鲍曼表示了一下谢意，他仇视地微笑着握了握鲍曼的手。
从此，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的地方组织必须每月向国社党提交自己的报告，尽管并未做出有关的特别决定。
上奥地利省省长思格鲁贝尔的目光注视着一份文件。文件谈到在距卡尔登布龙纳别墅不远的阿尔特——奥泽地区，数次记录了短波电台的工作。根据各种情况判断，电报是发给美国在瑞土的谍报站的。
恩格鲁贝尔要求地区盖世太保提供敌人派遣到这一地区的行动小组的详情，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再次询问，人们只简单地答复“正在研究行动计划”，同时暗示，询问细节会给调查带来损害。
恩格鲁贝尔认为自己有义务使鲍曼了解这件蹊跷的事。他管辖的地区紧挨着阿尔卑斯山堡垒和伯希特斯加登地区，希特勒的后备队部署在那里。希特勒必须从柏林转移到那里，以继续领导对敌斗争。此外，在利涅茨与萨尔茨堡之间有阿尔特——奥泽盐矿。“元首博物馆”的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美元的陈列品也藏在这里。
这一情报迫使鲍曼召见缪勒，并委派他毫不延迟地弄清全部真相。
“没有人知道这个宝库，”鲍曼说，“我向希特勒保证，世界艺术的杰作绝不会落人敌人之手；要么属于我们，要么就埋在地下，让地下水毁掉它们。”
缪勒去问自己的人。
得到的答复象恩格鲁贝尔得到的答复一样仍然含糊不清。
缪勒立即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定是在调查过程中出现了在文件和电话中无法谈及的人名。难道卡尔登布龙纳在会晤贝纳尔多特之后已经开始行动了？
于是缪勒决定，派最可靠最机警的人去萨尔茨堡。
派谁呢？赫尔道夫？他忠实，可太蠢。他会干蠢事的，这有危险。艾斯曼？他会按他的原则性去瞎闯祸，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当然，施季里茨是这一步棋中最理想的人选，可是他正在行动，他需要在这里。
缪勒最后也没有决定这件事该怎么办。他给鲍曼打了电话，要求给两天的时间思考。
鲍曼同意了，尽管他的口气很冷淡，缺少不久前和希姆莱说话时的那种善意。
利涅茨和萨尔茨堡两地的盖世太保不知所措。其原因缪勒已有切肤之感：的确，向西方发报的电台地点几乎与卡尔登布龙纳直接管辖的保安总局特别通讯处的位置相同。所以按照纳粹的等级法，地区盖世太保必须向上奥地利省保安处提出建议，而保安处同样必须与恩格鲁贝尔就此协调一致，避开舒伦堡和缪勒直接找卡尔登布龙纳，征得批准对他豪华的别墅内的助手进行公务性检查。这座有着高高的橡木栅栏的城堡由党卫军机枪手警戒。
利涅茨和萨尔茨堡的盖世太保不敢提出这个建议。卡尔登布龙纳显然是不会受摆布的，不能错误地估计他的反应——秘密机构的人知道，在阿尔特——奥泽有他亲自挑选的人为他工作。因此，这件事就这样拖了下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在阿尔特——奥泽，在卡尔登布龙纳的指挥部内的确有一名保安总局军官在工作，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加入了美国情报组织。
第十九章 做出最重要决定的必要性
苏联情报机关负责人反复读了伊萨耶夫上校的密电，只有他的—个助手知道他是“施季里茨”，而且也知道伊萨耶夫是和贝尔津、乌里茨基一起开始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的。
负责人愤愤地把传阅文件的红色卷宗推到一边，拿起克里姆林宫的直通电话，问：“九号自作聪明地在那边搞些什么呀？”
“他不会自作聪明，只是报告他所收集到的一切情况。”
“斯大林同志要准确的情报，我怎么向他报告？我觉得您不很清楚九号的行动会怎样结束。可是现在需要的是准确的情报。”
他带着这个想法前往克里姆林宫。
“您想通过这一切向我证明什么呢？”斯大林缓慢地向，“我不完全明白，您的这个人发来的是什么消息？也许他在提醒我们虚采取新的更强烈的外交行动夹对付罗所福？或者是在暗示我们与希特勒匪徒进行接触的必要性？能否让您的人回到莫斯科……”
“现在无法穿过战线。”
情报负责人回来后，本来打算起草一份电报，要伊萨耶夫争取回家，但是在看了伊萨耶夫从柏林发回的最后一份情报后．又改变了初衷，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显然，伊萨耶夫是盘算过日子的。”情报负责人对助手说，“不过他明白，在他同意返回柏林后，他需要干什么。我们现在要把这场游戏进行下去，无论它多么残酷，既然有人不时恫吓我们，通过伊萨耶夫使我们得知他们同盟军单独讲和的事实——想吓坏我们，使我们害怕——那就让各部门认真准备发往柏林的密电电文吧。如果伊萨耶夫明白我们这着棋，他就会和过去一样做出答复，我指的是他那句把钱转入他的帐户的大胆说法……但是．”他慢慢点燃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最好别让他明白，是的，正是这样，将军……这个在伯尔尼、斯德哥尔摩和卢贝卡搞地热火朝天的这件事关系着几百万人的性命。”
“要为斯大林同志准备一份补充报告吗？”
情报负责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笑了一下，回答说： “反正多多少少免不了负责任。”
“我们暂时等一等？”
“恰恰相反，请尽快准备好。”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斯大林浏览了情报负责人准备的那页材料后问道，“什么也不会有。如果不是他们用你们做游戏，而是你们用他们的话，就将给敌人带来许多好处。丘吉尔完全有可能抓住我们，说我们不可信，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与柏林谈判。这件事会闹得满城风雨……不，我认为这是个多此一举的主意。请通知您的上校，让他回国，我们在这里听他报告。”
“如果柏林收到这份电报，而他决定逃走的话，他必死无疑。”
“为什么？”斯大林耸耸肩，“朱可夫离柏林只有一百二十公里嘛，完全可以跑掉。”
“盖世太保显然破译了我们的电报，我们的人不待命令，就自己在电报中开始了他的游戏。他的处境十分特殊，盖世太保显然想用他作为传递假情报的渠道。”
“我听不明白成义双关的回答。”斯大林生气地说，他猛地咳嗽起来。“要么是假情报，是游戏、诡计，要么是绝对可靠的情报。要您的这位上校及时做出明确的答复；纳粹分子是在做游戏呢，还是无意泄露了确切的情报？或是别的什么？”
情报负责人立刻明白了，斯大林已感到这个敏感的问题可以使他达到目的，而最高统帅本来准备予以拒绝，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马上回答；
“我坚信从他那里将得到这种答复。”
“您准备向国防委员会保证这将是绝对准确的答复？”
情报负责人一时间愣住了。他明白他将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但他是自捷尔任斯基以来少数几个活下来的职业情报人员之一，因此，他明白这出由秘密警察开场、但立即被苏联情报机关所识破的“戏”会给他的前程提供十分可观的前景。于是，他盯着斯大林的眼睛，答道：“我负全部责任。”
“不是您，而是我。”斯大林说，“我要在您的材料基础上做出政治上的决定。同一件事，如果是您干的，历史将会把它遗忘，但若是我干的，历史就会记上一笔。”
情报负责人刚一离开，斯大林就立即通过专线给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打了电话。
他同朱可夫的关系很复杂，罗科索夫斯基——他是喜欢的，但不愿承认，在这种喜欢的底下还有一层内疚之感。
像对待朱可夫一样，他要求罗科索夫斯基迅速飞回莫斯科，他说： “我请您吃地道的卡尔斯烤羊肉串。您现在吃的是欧罗巴式的，清淡无味，我总觉得吃这种乏味的饭菜是一种痛苦。”
他首先接见了朱可夫。
说完西方盟国同纳粹分子谈判的事后，斯大林问：“您怎么看，朱可夫，英美与纳粹是否有可能在柏林和平对峙？”
“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士兵不会同纳粹分子联合的，斯大林同志，这是不可能的。化学反应只有在元素相同的试剂中才能产生。”
“一九一八年首先宣布对我国进行十字军远征的丘吉尔同希持勒在对苏态度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吗？”
“我指的是士兵……”
“可士兵服从谁？您心里轻松了一些，这是好事，不过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句话，我认为决定性的发言权属于军队，应当首先进入柏林，越早越好。我们办得到吗？”
“办得到，斯大林同志。”
“现在军队必须做出重大政治决定，必须维持局面，夺取柏林，粉碎法西斯集团．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而在这期间，英美部队将在西线前进，不会遇到抵抗。他们将在良好的公路上行进——希特勒出于战争的考虑，修建了公路干线。”
“丘吉尔知道您已经得知单独讲和一事了吗？ 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不喜欢别人宜截了当地提问题，所以他简单地回答：“他知道他该知道的……您想在帝国大厦前迎接五一吗？如果您愿意．我认为，后方会给您各种帮助。世界一旦证实了自己的实力，那它更会在未来感到轻松，因为只有证明了自己有力量，才可能要求政治家们给予我们应有的尊重。”
朱可夫认真地听着斯大林的话，突然他清晰地看见了图哈切大斯基元帅的面容，看见了那双椭圆形的鹿眼般的眼睛，仿佛他正在国防人民委员会阐述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团进行坦克冲击的构想，而且几乎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只有向法西斯证明我们有力量，只有用二十世纪中期先进装备为其基础的完备的科学理论把红军武装起来，我们才能制止战争，因为希特勒之流只怕一个东西——这就是能够与他们对抗的坚不可催的力量；他们象秃鹰一样，嗅到血腥味就会飞来：纳粹分子闻到了佛朗哥的味道，看到了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中间派分子之间不和，于是便给你西班牙以打击，从希特勒那里是得不到尊重的，他太恨我们了，但面对我们的力量而产生的恐惧可以遏制他发动侵略战争……”
斯大林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站到窗前，似乎不想等朱可夫回答，就又若有所思地问：“彻底搞清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的逻辑是有意思的。他们为什么对西方盟军的部队俯首贴耳？为什么不打算动一个手指来巩固莱茵河防线呢？要知道他们可以这样做，完全可以。他们把军队从西线调往奥得河，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即使他们在柏林城内集结一百万士兵，难道希特勒就真的认为可以阻止住我们吗？如果不是希持勒，那么在他的幕僚中究竟是谁有这种看法？也许这是在英美军队首先进入柏林之前企图阻挡我们的尝试？是维护威信的问题而不是妥协吗？”
他转向朱可夫，慢慢地绕着一张大桌子走了一周。桌上的一切东西都放得井然有序——夹着各色书签的《新世界》、《旗》、《星》等杂志摆在一起，一些新书也整齐地摆着。
斯大林在自己的高背椅旁停住脚步，他没有坐下，嘶哑地问：“我军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做好进攻准备？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突破柏林？”
朱可夫回答，他的司令部己制定好了突破柏林的计划，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最晚不迟于两周即可开始进攻，科涅夫元帅将按期做好准备。
“但是，”朱可夫最后说．“从各种情况看，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正忙于歼灭格旦斯克和格丁尼亚地区的敌人，要持续到四月中旬，所以无法与我们同时开始进攻。”
斯大林重新在房间里走了起来。他回到桌前，吸了一口烟斗，最后说：“必须开始行动，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了……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是必要的。”
苏联情报机关负责人反复读了伊萨耶夫上校的密电，只有他的—个助手知道他是“施季里茨”，而且也知道伊萨耶夫是和贝尔津、乌里茨基一起开始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的。
负责人愤愤地把传阅文件的红色卷宗推到一边，拿起克里姆林宫的直通电话，问：“九号自作聪明地在那边搞些什么呀？”
“他不会自作聪明，只是报告他所收集到的一切情况。”
“斯大林同志要准确的情报，我怎么向他报告？我觉得您不很清楚九号的行动会怎样结束。可是现在需要的是准确的情报。”
他带着这个想法前往克里姆林宫。
“您想通过这一切向我证明什么呢？”斯大林缓慢地向，“我不完全明白，您的这个人发来的是什么消息？也许他在提醒我们虚采取新的更强烈的外交行动夹对付罗所福？或者是在暗示我们与希特勒匪徒进行接触的必要性？能否让您的人回到莫斯科……”
“现在无法穿过战线。”
情报负责人回来后，本来打算起草一份电报，要伊萨耶夫争取回家，但是在看了伊萨耶夫从柏林发回的最后一份情报后．又改变了初衷，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显然，伊萨耶夫是盘算过日子的。”情报负责人对助手说，“不过他明白，在他同意返回柏林后，他需要干什么。我们现在要把这场游戏进行下去，无论它多么残酷，既然有人不时恫吓我们，通过伊萨耶夫使我们得知他们同盟军单独讲和的事实——想吓坏我们，使我们害怕——那就让各部门认真准备发往柏林的密电电文吧。如果伊萨耶夫明白我们这着棋，他就会和过去一样做出答复，我指的是他那句把钱转入他的帐户的大胆说法……但是．”他慢慢点燃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最好别让他明白，是的，正是这样，将军……这个在伯尔尼、斯德哥尔摩和卢贝卡搞地热火朝天的这件事关系着几百万人的性命。”
“要为斯大林同志准备一份补充报告吗？”
情报负责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笑了一下，回答说： “反正多多少少免不了负责任。”
“我们暂时等一等？”
“恰恰相反，请尽快准备好。”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斯大林浏览了情报负责人准备的那页材料后问道，“什么也不会有。如果不是他们用你们做游戏，而是你们用他们的话，就将给敌人带来许多好处。丘吉尔完全有可能抓住我们，说我们不可信，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与柏林谈判。这件事会闹得满城风雨……不，我认为这是个多此一举的主意。请通知您的上校，让他回国，我们在这里听他报告。”
“如果柏林收到这份电报，而他决定逃走的话，他必死无疑。”
“为什么？”斯大林耸耸肩，“朱可夫离柏林只有一百二十公里嘛，完全可以跑掉。”
“盖世太保显然破译了我们的电报，我们的人不待命令，就自己在电报中开始了他的游戏。他的处境十分特殊，盖世太保显然想用他作为传递假情报的渠道。”
“我听不明白成义双关的回答。”斯大林生气地说，他猛地咳嗽起来。“要么是假情报，是游戏、诡计，要么是绝对可靠的情报。要您的这位上校及时做出明确的答复；纳粹分子是在做游戏呢，还是无意泄露了确切的情报？或是别的什么？”
情报负责人立刻明白了，斯大林已感到这个敏感的问题可以使他达到目的，而最高统帅本来准备予以拒绝，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马上回答；
“我坚信从他那里将得到这种答复。”
“您准备向国防委员会保证这将是绝对准确的答复？”
情报负责人一时间愣住了。他明白他将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但他是自捷尔任斯基以来少数几个活下来的职业情报人员之一，因此，他明白这出由秘密警察开场、但立即被苏联情报机关所识破的“戏”会给他的前程提供十分可观的前景。于是，他盯着斯大林的眼睛，答道：“我负全部责任。”
“不是您，而是我。”斯大林说，“我要在您的材料基础上做出政治上的决定。同一件事，如果是您干的，历史将会把它遗忘，但若是我干的，历史就会记上一笔。”
情报负责人刚一离开，斯大林就立即通过专线给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打了电话。
他同朱可夫的关系很复杂，罗科索夫斯基——他是喜欢的，但不愿承认，在这种喜欢的底下还有一层内疚之感。
像对待朱可夫一样，他要求罗科索夫斯基迅速飞回莫斯科，他说： “我请您吃地道的卡尔斯烤羊肉串。您现在吃的是欧罗巴式的，清淡无味，我总觉得吃这种乏味的饭菜是一种痛苦。”
他首先接见了朱可夫。
说完西方盟国同纳粹分子谈判的事后，斯大林问：“您怎么看，朱可夫，英美与纳粹是否有可能在柏林和平对峙？”
“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士兵不会同纳粹分子联合的，斯大林同志，这是不可能的。化学反应只有在元素相同的试剂中才能产生。”
“一九一八年首先宣布对我国进行十字军远征的丘吉尔同希持勒在对苏态度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吗？”
“我指的是士兵……”
“可士兵服从谁？您心里轻松了一些，这是好事，不过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句话，我认为决定性的发言权属于军队，应当首先进入柏林，越早越好。我们办得到吗？”
“办得到，斯大林同志。”
“现在军队必须做出重大政治决定，必须维持局面，夺取柏林，粉碎法西斯集团．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而在这期间，英美部队将在西线前进，不会遇到抵抗。他们将在良好的公路上行进——希特勒出于战争的考虑，修建了公路干线。”
“丘吉尔知道您已经得知单独讲和一事了吗？ 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不喜欢别人宜截了当地提问题，所以他简单地回答：“他知道他该知道的……您想在帝国大厦前迎接五一吗？如果您愿意．我认为，后方会给您各种帮助。世界一旦证实了自己的实力，那它更会在未来感到轻松，因为只有证明了自己有力量，才可能要求政治家们给予我们应有的尊重。”
朱可夫认真地听着斯大林的话，突然他清晰地看见了图哈切大斯基元帅的面容，看见了那双椭圆形的鹿眼般的眼睛，仿佛他正在国防人民委员会阐述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团进行坦克冲击的构想，而且几乎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只有向法西斯证明我们有力量，只有用二十世纪中期先进装备为其基础的完备的科学理论把红军武装起来，我们才能制止战争，因为希特勒之流只怕一个东西——这就是能够与他们对抗的坚不可催的力量；他们象秃鹰一样，嗅到血腥味就会飞来：纳粹分子闻到了佛朗哥的味道，看到了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中间派分子之间不和，于是便给你西班牙以打击，从希特勒那里是得不到尊重的，他太恨我们了，但面对我们的力量而产生的恐惧可以遏制他发动侵略战争……”
斯大林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站到窗前，似乎不想等朱可夫回答，就又若有所思地问：“彻底搞清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的逻辑是有意思的。他们为什么对西方盟军的部队俯首贴耳？为什么不打算动一个手指来巩固莱茵河防线呢？要知道他们可以这样做，完全可以。他们把军队从西线调往奥得河，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即使他们在柏林城内集结一百万士兵，难道希特勒就真的认为可以阻止住我们吗？如果不是希持勒，那么在他的幕僚中究竟是谁有这种看法？也许这是在英美军队首先进入柏林之前企图阻挡我们的尝试？是维护威信的问题而不是妥协吗？”
他转向朱可夫，慢慢地绕着一张大桌子走了一周。桌上的一切东西都放得井然有序——夹着各色书签的《新世界》、《旗》、《星》等杂志摆在一起，一些新书也整齐地摆着。
斯大林在自己的高背椅旁停住脚步，他没有坐下，嘶哑地问：“我军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做好进攻准备？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突破柏林？”
朱可夫回答，他的司令部己制定好了突破柏林的计划，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最晚不迟于两周即可开始进攻，科涅夫元帅将按期做好准备。
“但是，”朱可夫最后说．“从各种情况看，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正忙于歼灭格旦斯克和格丁尼亚地区的敌人，要持续到四月中旬，所以无法与我们同时开始进攻。”
斯大林重新在房间里走了起来。他回到桌前，吸了一口烟斗，最后说：“必须开始行动，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了……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是必要的。”
第二十章 阴谋的各个环节
缪勒在鲍曼桌上放上五张文字打印得密密麻成、没有链隙的文件，说：“我想，这绰绰有余了，帝国部长。”
鲍曼看得很快，第一遍大致上按对角线看，做了一些只有他一人懂的记号；第二遍看得很仔细，边看边记，推敲着每一个词，但只限于他可以利用的段落中的词，其余的他不过多注意。
按照鲍曼的要求，缪勒在五页纸中集中概括了近日来由他的部门所听到的古德里安与盖伦的谈话材料。
鲍曼立即标出了一段完整的话：“元首完全丧失了信；‘希特勒的罪过——从战争法则的观点看——是他至今还迟迟不把大本营迁到阿尔卑斯山堡垒。’希特勒不愿面对现实。“显然，五月底的大祸临头，希特勒的错误在于我们输掉了已经赢了的战争。”“希待勒没有把集团军群从库尔利亚季亚撤出，他至今不允许把西线全部军队调往东线。所有这些都证明他完全把生命置之度外。他象隐士一样住在暗堡里，不理解民族的情绪。他想不到帝国已经没有面包和黄油，他不想知道在没有生火的房子里有人在慢慢地死去。他发布命令．把‘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派出去打仗；其结果是二十年后国内不会有足够的同龄男子来指挥复兴德国的军队。”“拯救德意志民族灵魂的唯一希望是把我们的全部军队集结于柏林城下，迫使布尔什维克进行这场醒谅西方的决战。过将是——场反对国际主义思想、反对俄国共产主义、争取不可动摇的欧洲宝藏的战争。”
鲍曼抬起眼，望着缪勒：“您也明白，这类讲话我无法给元首看，它会使他受伤的灵魂再受创伤。”
“帝国部长，我猜到了您为什么需要这份材料，所以我挑选了措词最温和的，还有更激烈的呢。”
“唉，您知道不知道，盛怒之下人们什么都会说的。古德里安也好，盖伦也好，都是忠实的人，但他们太直率了，军人嘛，所以您现在写的材料不合适。请准备半张纸的材料，这样写——盖伦要表现出他需要休息，他受不了连续不断的轰炸，如果在地下室听不到轰炸的隆隆声，那他就住在梅巴赫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依我看，这是合乎逻辑的，您不认为这样吗？”
“完全如此。”
“至于古德里安嘛，让他对基贝尔蒂赫或者亨里茨说在稍事治疗后，他想回到战壕去，他认为自己是个坦克战大师，坦克战将保障我们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取胜，让他说——不过要用毕恭毕敬的口吻——用凯特尔尤其是同约德尔喋喋不休的争吵使他无法表现自己负有坦克战盛名的军事指挥才能。”
“古德里安曾对党卫军全国领袖这样说过。”缪勒说。
鲍曼冷冷一笑：“这是我劝他对希姆莱这样说的。我认为元首将委派古德里安到普伦茨劳的‘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部去，并命令希姆莱交出指挥权。”
缪勒咳嗽了一下，用手捂住嘴轻声间：“您认为，把希姆莱与军队分开可以使他更孤立吗？他将失去实力？”
鲍曼沉默了良久，然后叹了口气，回答说：“缪勒，我想提个忠告：永远也不要让将成为您的上司的人感到您能够事先有条不紊地估计到他的心思；相反，您必须随时随地提示上司，洞察要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只属于他一人，没有别的人。您知道现在您应当怎样对我讲话了吧？”
“显然，我对人们将看到党卫军头子不能继续领导‘维斯拉’集团军群的事实表示吃惊。”缪勒献媚似的接着说，“帝国不能相信党卫军会对缺乏思想性的帝国武装力量产生什么影响。”
鲍曼摇摇头：“那么您马上就会被当成傻子或者精神病患者。……可我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天啊，是什么夺去我成为天才的希望……不，亲爱的缪勒，您必须说，这个决定实在让您吃惊，然后您要掏出便条本和钢笔，表示您自己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认真完成上司吩咐的事情。”
缪勒差一点说出；“您在迫使我接受您的举止风度，有重复的必要吗？要知道，正是探索才产生了新的质的转变。”
鲍曼仿佛知道了缪勒这番意思，说：“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我让您重复使我登上现在这个宝座的举止行为，而且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与您的关系近一周里变得特殊了，缪勒。现在和您谈谈主要的——您能否让莫斯科明天就知道两个表面看来并无联系的事？第一件，克莱勃斯将军取代古德里安任参谋长，此人曾在罗森堡任大使时担任驻莫斯科使馆武官。克莱勃斯十分了解俄国人，他总是强调在军事上战胜俄国人是不可能的观点。第二件事，元首的秘书鲍曼把克菜勃斯送上总参谋长的位子，他认为只有克莱勃斯在必要时可以同苏军最高指挥官讨论停止流血的可能性。”
“我能办到。”缪勒回答。他完全相信，鲍曼已经有了一个经过精心研究的救生计划，当然也考虑了可能失败的因素，但已把赌注全押在了这个慎重用密的计划上了。
“我相信您。”鲍曼说，“现在您可以提问题了。”
“帝国部长，这是否有必要？我无限忠于您，您的荣升是因为您能看出的不是一两步拔，而是一百步棋。现在您还在周密考虑，似乎由于我的奇妙问话所引起的空气震荡妨碍了您的思维过程中的思路。”
鲍曼说：“您好象和舒伦堡一样，在卖弄辞藻，所以，值得怀疑……”
“每个人都想能在某个方面翻回老本，如果他明白自己在主要方面，也就是在智慧上翻本是不可能的话……就这样，我就象一只夜莺在歌唱，您别介意。”
“回答是令人僧服的。最后还有两点，缪勒，您要叫您的部门接收来自弗伦堡、邓尼茨海军基地的令人不安的信号。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潜艇军官正在进行着不能允许的谈话。您就从那里干起。您要同潜艇郎队谈妥，让他们同意您在艇员中安插您最信任的同事。让这些人立即到那里去。要告诉他们，没有您的命令这只潜艇不得离开码头。我相信的不是您的有关鲁道夫•赫斯案件的档案，而是您的后天的记忆，看过这份卷宗后，可以保守帝国的重要机密；假假若相反、把它泄露出去，那就将是一种耻辱。”鲍曼仿佛被缪勒的问题吓住了，迅速站起来，把卷宗送给缪勒，说：“再见，您没事了。”
此后他接见了卡尔登布龙纳，时间用去几个小时。他确信缪勒没有偶然碰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他看完卡纳里斯在集中营写的三页材料。他想知道这些材料有多少用处，但得到的答复是在保安总局的卡片中不仅没有这种材料，而且也没有涉及军事情报局各处的情况。鲍曼把材料收进保险柜，同时说：
“这种东西我见到过，卡尔登布龙纳，这不是那份材料！卡纳里斯给您的是一些没用的东西。您要试着更关心他，做他的工作。不过，我觉得，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没有意义——他会悄悄溜掉。如果他还是耍滑头，您就干掉他，别为一个毫无用造的人白白浪费集中营的饭菜和咖啡。”
接着他请卡尔登布龙纳为他安排同巴拉圭特使会面。他要求除他们二人外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随后他动身去接凯特尔。一两分钟内凯特尔就要从梅巴赫进来向元首报告战场局势。
晚上，在大本营会议开始前，施季里茨给鲍曼打来电话。
“两天后的夜里，希姆莱将同贝纳尔多特伯爵在卢贝卡的瑞士总领事馆开始新的一轮谈判。”他们见面之后，施季里茨说，“这情报绝对准确，我认为我有义务立即通知您。”
“谢谢。”鲍曼若有所思地转过身去，“假如我不相信您、也没有能力去验证这件事的话，我会认为这是梦话……不在国外，而是在此地，不是秘密的，而是在国社党眼皮下，在帝国的境内！不可思议！您把这消息告诉缪勒了吗？”
“没有。”
“现在把一切告诉他吧，施季里茨。拖得愈久，我就愈难为您挤出时间。您明白，现在局势多么严重。请象相信我一样相信缪勒，我已经就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向他提出了建议。”
回到暗堡后，鲍曼走进一个小房间。
他的助手旗队长山德尔和鲍曼的堂弟、卫队长阿伯列希特一直住在这里。他紧紧关上房门，说：“山德尔，戈林身边的人谁听您的话？”
“约翰梅尔少校。”山德尔答道。
“不，”鲍曼好象在抱怨什么，表示反对，他现在是元首的副官，而不是帝国元帅的人。我是问戈林左右的人……”
“胡贝尔上校。为了我他什么都肯干。”
“他的额头有块伤疤？”
“是的。”
“我记得，他妻子家的人同阴谋分子有联系，好像是她的堂叔。”
“所以我才能控制他。”
“是个不坏的对象。您绝对相信他？”
“我有各种根据。”
“好吧。您要和他在这个方面开始工作：戈林现在应当考虑尽快向阿尔卑斯堡垒转移，以便在那里对敌作战——从卡尔哈尔是无法指挥空军的……您要不动声色然而准确无误地提示胡贝尔，叫他提示戈林元帅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元首才下达命令，他戈林被指定为继承人；这项命令对于民族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上层的叛徒同敌人的接触一旦成功的话……让这个胡贝尔经常提醒戈林，和平只能在土兵中间实现，而希姆莱从来没当过兵，所以元首解除了他的‘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对，是的，命令已经拟好，我会给您的——而他——戈林，是士兵，这是任何入也无法改变的……此外，要胡贝尔随时了解暗堡内发生的事情。更具体地说，是答应他，在必要时用密电转告他，戈林必须宣布自己为元首继承人的日期。”
“中心。古德里安将军已放解除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职务。接替他的是过去曾失宠的汉斯•克莱勃斯。根据缪勒的话判断，他得到任命是因为在对待俄国人的态度上他很受等敬。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能否得到有关克莱勃斯同您向我们提及的人物进行接触的准备程度的情报？中心。”
情报负责人等待伊萨耶夫立即回复这封电报。‘他清楚，这封电报在柏林将起那些做自己游戏的人的兴趣。’施季里茨感到中心在等待他的答复。现在他完全明白，家里已经理解他的意图了，但他不能回答。他知道，缪勒正坐在办公室里权衡对他有利的答复莫斯科的方案，不过——完全可以——他决定和鲍曼讨论此事，然后再杜撰出能使施季里茨感兴趣的克莱勃斯的各种情况。
缪勒没有打电话，一清早就跑到施季里茨这里。
他打开收音机，谈到伦敦电台的频率，愉快地听着音乐节目，然后一屁股坐在圈椅里。
“现在我告诉您一件事。”他咳了几声，说，“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派胡言，但荒唐就荒高在每一个宇都写在了这个文件上。”缪勒用手碰碰鲍曼交给他的卷宗，“真的，看看这个吧，施季里茨。象您所擅长的那样看一看，然后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缪勒在鲍曼桌上放上五张文字打印得密密麻成、没有链隙的文件，说：“我想，这绰绰有余了，帝国部长。”
鲍曼看得很快，第一遍大致上按对角线看，做了一些只有他一人懂的记号；第二遍看得很仔细，边看边记，推敲着每一个词，但只限于他可以利用的段落中的词，其余的他不过多注意。
按照鲍曼的要求，缪勒在五页纸中集中概括了近日来由他的部门所听到的古德里安与盖伦的谈话材料。
鲍曼立即标出了一段完整的话：“元首完全丧失了信；‘希特勒的罪过——从战争法则的观点看——是他至今还迟迟不把大本营迁到阿尔卑斯山堡垒。’希特勒不愿面对现实。“显然，五月底的大祸临头，希特勒的错误在于我们输掉了已经赢了的战争。”“希待勒没有把集团军群从库尔利亚季亚撤出，他至今不允许把西线全部军队调往东线。所有这些都证明他完全把生命置之度外。他象隐士一样住在暗堡里，不理解民族的情绪。他想不到帝国已经没有面包和黄油，他不想知道在没有生火的房子里有人在慢慢地死去。他发布命令．把‘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派出去打仗；其结果是二十年后国内不会有足够的同龄男子来指挥复兴德国的军队。”“拯救德意志民族灵魂的唯一希望是把我们的全部军队集结于柏林城下，迫使布尔什维克进行这场醒谅西方的决战。过将是——场反对国际主义思想、反对俄国共产主义、争取不可动摇的欧洲宝藏的战争。”
鲍曼抬起眼，望着缪勒：“您也明白，这类讲话我无法给元首看，它会使他受伤的灵魂再受创伤。”
“帝国部长，我猜到了您为什么需要这份材料，所以我挑选了措词最温和的，还有更激烈的呢。”
“唉，您知道不知道，盛怒之下人们什么都会说的。古德里安也好，盖伦也好，都是忠实的人，但他们太直率了，军人嘛，所以您现在写的材料不合适。请准备半张纸的材料，这样写——盖伦要表现出他需要休息，他受不了连续不断的轰炸，如果在地下室听不到轰炸的隆隆声，那他就住在梅巴赫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依我看，这是合乎逻辑的，您不认为这样吗？”
“完全如此。”
“至于古德里安嘛，让他对基贝尔蒂赫或者亨里茨说在稍事治疗后，他想回到战壕去，他认为自己是个坦克战大师，坦克战将保障我们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取胜，让他说——不过要用毕恭毕敬的口吻——用凯特尔尤其是同约德尔喋喋不休的争吵使他无法表现自己负有坦克战盛名的军事指挥才能。”
“古德里安曾对党卫军全国领袖这样说过。”缪勒说。
鲍曼冷冷一笑：“这是我劝他对希姆莱这样说的。我认为元首将委派古德里安到普伦茨劳的‘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部去，并命令希姆莱交出指挥权。”
缪勒咳嗽了一下，用手捂住嘴轻声间：“您认为，把希姆莱与军队分开可以使他更孤立吗？他将失去实力？”
鲍曼沉默了良久，然后叹了口气，回答说：“缪勒，我想提个忠告：永远也不要让将成为您的上司的人感到您能够事先有条不紊地估计到他的心思；相反，您必须随时随地提示上司，洞察要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只属于他一人，没有别的人。您知道现在您应当怎样对我讲话了吧？”
“显然，我对人们将看到党卫军头子不能继续领导‘维斯拉’集团军群的事实表示吃惊。”缪勒献媚似的接着说，“帝国不能相信党卫军会对缺乏思想性的帝国武装力量产生什么影响。”
鲍曼摇摇头：“那么您马上就会被当成傻子或者精神病患者。……可我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天啊，是什么夺去我成为天才的希望……不，亲爱的缪勒，您必须说，这个决定实在让您吃惊，然后您要掏出便条本和钢笔，表示您自己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认真完成上司吩咐的事情。”
缪勒差一点说出；“您在迫使我接受您的举止风度，有重复的必要吗？要知道，正是探索才产生了新的质的转变。”
鲍曼仿佛知道了缪勒这番意思，说：“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我让您重复使我登上现在这个宝座的举止行为，而且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与您的关系近一周里变得特殊了，缪勒。现在和您谈谈主要的——您能否让莫斯科明天就知道两个表面看来并无联系的事？第一件，克莱勃斯将军取代古德里安任参谋长，此人曾在罗森堡任大使时担任驻莫斯科使馆武官。克莱勃斯十分了解俄国人，他总是强调在军事上战胜俄国人是不可能的观点。第二件事，元首的秘书鲍曼把克菜勃斯送上总参谋长的位子，他认为只有克莱勃斯在必要时可以同苏军最高指挥官讨论停止流血的可能性。”
“我能办到。”缪勒回答。他完全相信，鲍曼已经有了一个经过精心研究的救生计划，当然也考虑了可能失败的因素，但已把赌注全押在了这个慎重用密的计划上了。
“我相信您。”鲍曼说，“现在您可以提问题了。”
“帝国部长，这是否有必要？我无限忠于您，您的荣升是因为您能看出的不是一两步拔，而是一百步棋。现在您还在周密考虑，似乎由于我的奇妙问话所引起的空气震荡妨碍了您的思维过程中的思路。”
鲍曼说：“您好象和舒伦堡一样，在卖弄辞藻，所以，值得怀疑……”
“每个人都想能在某个方面翻回老本，如果他明白自己在主要方面，也就是在智慧上翻本是不可能的话……就这样，我就象一只夜莺在歌唱，您别介意。”
“回答是令人僧服的。最后还有两点，缪勒，您要叫您的部门接收来自弗伦堡、邓尼茨海军基地的令人不安的信号。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潜艇军官正在进行着不能允许的谈话。您就从那里干起。您要同潜艇郎队谈妥，让他们同意您在艇员中安插您最信任的同事。让这些人立即到那里去。要告诉他们，没有您的命令这只潜艇不得离开码头。我相信的不是您的有关鲁道夫•赫斯案件的档案，而是您的后天的记忆，看过这份卷宗后，可以保守帝国的重要机密；假假若相反、把它泄露出去，那就将是一种耻辱。”鲍曼仿佛被缪勒的问题吓住了，迅速站起来，把卷宗送给缪勒，说：“再见，您没事了。”
此后他接见了卡尔登布龙纳，时间用去几个小时。他确信缪勒没有偶然碰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他看完卡纳里斯在集中营写的三页材料。他想知道这些材料有多少用处，但得到的答复是在保安总局的卡片中不仅没有这种材料，而且也没有涉及军事情报局各处的情况。鲍曼把材料收进保险柜，同时说：
“这种东西我见到过，卡尔登布龙纳，这不是那份材料！卡纳里斯给您的是一些没用的东西。您要试着更关心他，做他的工作。不过，我觉得，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没有意义——他会悄悄溜掉。如果他还是耍滑头，您就干掉他，别为一个毫无用造的人白白浪费集中营的饭菜和咖啡。”
接着他请卡尔登布龙纳为他安排同巴拉圭特使会面。他要求除他们二人外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随后他动身去接凯特尔。一两分钟内凯特尔就要从梅巴赫进来向元首报告战场局势。
晚上，在大本营会议开始前，施季里茨给鲍曼打来电话。
“两天后的夜里，希姆莱将同贝纳尔多特伯爵在卢贝卡的瑞士总领事馆开始新的一轮谈判。”他们见面之后，施季里茨说，“这情报绝对准确，我认为我有义务立即通知您。”
“谢谢。”鲍曼若有所思地转过身去，“假如我不相信您、也没有能力去验证这件事的话，我会认为这是梦话……不在国外，而是在此地，不是秘密的，而是在国社党眼皮下，在帝国的境内！不可思议！您把这消息告诉缪勒了吗？”
“没有。”
“现在把一切告诉他吧，施季里茨。拖得愈久，我就愈难为您挤出时间。您明白，现在局势多么严重。请象相信我一样相信缪勒，我已经就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向他提出了建议。”
回到暗堡后，鲍曼走进一个小房间。
他的助手旗队长山德尔和鲍曼的堂弟、卫队长阿伯列希特一直住在这里。他紧紧关上房门，说：“山德尔，戈林身边的人谁听您的话？”
“约翰梅尔少校。”山德尔答道。
“不，”鲍曼好象在抱怨什么，表示反对，他现在是元首的副官，而不是帝国元帅的人。我是问戈林左右的人……”
“胡贝尔上校。为了我他什么都肯干。”
“他的额头有块伤疤？”
“是的。”
“我记得，他妻子家的人同阴谋分子有联系，好像是她的堂叔。”
“所以我才能控制他。”
“是个不坏的对象。您绝对相信他？”
“我有各种根据。”
“好吧。您要和他在这个方面开始工作：戈林现在应当考虑尽快向阿尔卑斯堡垒转移，以便在那里对敌作战——从卡尔哈尔是无法指挥空军的……您要不动声色然而准确无误地提示胡贝尔，叫他提示戈林元帅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元首才下达命令，他戈林被指定为继承人；这项命令对于民族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上层的叛徒同敌人的接触一旦成功的话……让这个胡贝尔经常提醒戈林，和平只能在土兵中间实现，而希姆莱从来没当过兵，所以元首解除了他的‘维斯拉’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对，是的，命令已经拟好，我会给您的——而他——戈林，是士兵，这是任何入也无法改变的……此外，要胡贝尔随时了解暗堡内发生的事情。更具体地说，是答应他，在必要时用密电转告他，戈林必须宣布自己为元首继承人的日期。”
“中心。古德里安将军已放解除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职务。接替他的是过去曾失宠的汉斯•克莱勃斯。根据缪勒的话判断，他得到任命是因为在对待俄国人的态度上他很受等敬。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能否得到有关克莱勃斯同您向我们提及的人物进行接触的准备程度的情报？中心。”
情报负责人等待伊萨耶夫立即回复这封电报。‘他清楚，这封电报在柏林将起那些做自己游戏的人的兴趣。’施季里茨感到中心在等待他的答复。现在他完全明白，家里已经理解他的意图了，但他不能回答。他知道，缪勒正坐在办公室里权衡对他有利的答复莫斯科的方案，不过——完全可以——他决定和鲍曼讨论此事，然后再杜撰出能使施季里茨感兴趣的克莱勃斯的各种情况。
缪勒没有打电话，一清早就跑到施季里茨这里。
他打开收音机，谈到伦敦电台的频率，愉快地听着音乐节目，然后一屁股坐在圈椅里。
“现在我告诉您一件事。”他咳了几声，说，“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派胡言，但荒唐就荒高在每一个宇都写在了这个文件上。”缪勒用手碰碰鲍曼交给他的卷宗，“真的，看看这个吧，施季里茨。象您所擅长的那样看一看，然后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十一章 参阅资料——（五） （赫斯）
“我们的‘国外组织’部得到的新的材料国社党必须装入鲁道夫．赫斯的案卷。赫斯与元首在同一个月得到党证和号码为‘17’的金证章。在他们一起被关押在朗茨堡监狱的一间牢房时，阿道夫•希特勒口述，他执笔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
重提此案的起因是由于希姆莱的情报站拒绝答复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得到伦敦的新情报后发生后。现在，赫斯或者是英国情报机关派出的替身正在伦敦。
帝国元帅戈林身边的那些人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而他们由于所担负的任务的原因，肯定了解赫斯飞行的全部情况。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他们开始负责制造飞机和监督在帝国上空飞行的所有飞机。根据各站的报告，情况如下：
一、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十七时四十五分慕尼黑城外的奥格斯堡机场有一架“梅—110型”飞机起飞。飞机两翼未挂副油箱(案卷中有赫斯驾驶的飞机照片，是在逮捕赫斯副官平奇时收缴的)
二、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二十二时英国空军雷达发现有一架飞机正向诺森伯兰的霍尔埃连远方向飞来(情报由打入英国空军的代号为“c—l2”的间谍报告)。
三、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二十二时五十分一名姓名不详的飞行员在苏格兰跳伞，飞机未损坏。驾驶员后来声称，他不是像他开始时说的是“霍恩上尉”，而是元首的助手赫斯。他负有和平使命——同阿伯莱特•豪斯霍费尔的朋友加明顿公爵对话。次日在土豆地里发现的飞机各有两个副油箱）
四、我们询问了梅塞尔施密特飞机公司历史部负责人埃贝特得士。他无法提供有关元首助手的飞机的有用材料。在梅塞尔施密特工厂保留的生产的飞机的全部档案中，没有赫斯购买飞机的记录和订货证明书。
玉、根据战对法规，无论哪一架飞机都无权在没有相应的“飞行证”的情况下起飞。既然赫斯的飞机飞经了慕尼黑、科隆．阿姆斯特丹的雷达区，他就必须给有关的地面监视站发出识别信号(否则飞机将被迫降，假如，拒绝降落，地面炮兵要将其击落)、但是所有的空军分队均已询问，无论是哪个地区，也无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发现一架飞机在帝国上空单独飞行。(不过完全有可能是戈林的空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不愿向党转交有关的档案)
六、可以假设，赫斯在科隆或者荷兰占领区的某军用机场着陆补充燃料。我们就此询问空军，得到的答复断然否认了这种可能。
七、根据来自格拉兹科的情报，在坠落在苏格兰的飞机总箱内发现有燃料。在当时如果不补充燃料或者不带副油箱，飞机无论如何也飞不到英国海岸。
八、一九四一年星月底戈林元帅最信任的空军将军乌德率领一个梅式飞机飞行大队前往挪威南部“护送船队”。他的所有飞机都是元首助手驾驶的那种飞机。乌德的司令部不愿意或者不能向党提供有关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飞行大队军官的飞行情况。用他的话说，有关当时的所有文件都在一次轰炸中被烧毁。
九、空军将军阿道夫•格兰特指挥的飞行大队部署在北部海洋，这恰好是赫斯的必经之地。根据格兰特的证词，戈林元帅曾打电话给他，要求大队起飞，击落飞往英国的发疯的元首助手的飞机。这是在五月十日傍晚，即赫斯从奥格斯堡起飞一两小时之后，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到达海岸上空。但是在第二天戈林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应召参加讨论“赫斯事件”的特别会议上，戈林元帅表示，他对赫斯的飞行一无所知。
十、根据来自伦敦的情报，对赫斯进行的医疗检查未发现身上有伤痕。而赫斯在我军医院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病历上注明元首助手在战场上曾留下如下伤疤：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在土曼城下左臂和一条腿被弹片击伤；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五日左臂再次负伤：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在乌古利安附近被子弹击伤左大腿。
十一、根据来自格杜兹科的情报，共国国防部保存着所有在关国境内发生的航空事故的档案．但是没有赫斯的飞机的档案。
十三、根据来自都柏林的情报，丘吉尔的战时办公室禁止为赫斯拍照。关押俘虏的监狱递交给丘吉尔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中有一段赫斯的话，里面谈到了他与戈林元帅的友谊，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关系不大好，同时也表示了他对希姆莱的愤愤不平，虽然他们早有深交。备忘录还记载了此人吃鱼肉，狼吞虎咽；而元首助手是素食者，而且风度文雅。
十三、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同西方进行的背叛性谈判不是从昨天才开始，也不仅仅只是卡纳里斯和舒伦堡这样做。
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奠基人之子阿伯菜特•豪斯雷费尔早在一九四O年四月二十七日就被赫斯派往日内瓦，会见了瑞士红十字会主席布克哈多姆博士，会见时讨论了签订英德和约的必要性。这个阿伯莱特只接受赫斯委托在里斯本同“罗伯特夫人”保持接触，目的是为与伦敦签订和约奠定基础。可见元首助手在西方有可靠的关系网，这些人会尽一切可能在“巴巴罗沙”行动开始前促进他的柏林与伦敦实现和平的设想。
综上所述，可以设想，赫斯没有飞到苏格兰(为了防止他的使命失败派出了替身)，而是飞往一个能够提供私人机场的国家。在那里赫斯可以换来另一条飞机，带着自己的和平建议飞往伦敦。此时“霍恩上尉”已经在秘密的牢房里，成为“和谈朗谋”的热门人物。因此可以设想赫斯与丘吉尔早有接触。
十四、我作为赫斯的助手，了解他的“和平计划”，但是我的自然认为这与元首是一致的。
由于我把“友好对待同事”作为座右铭，由于我认为在国社党人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中没有可怀疑的因素，就产生了下列问题：
1．帝国最高领导人中谁能帮助赫斯实现其计划？
2．在主管战斗机飞行的戈林的人中间，谁会受希姆莱唆使予以合作，怎么能够准备赫斯替身掩人耳目的苏格兰飞行，以保守元首助手与丘吉尔和谈的秘密？
3．戈林会与赫斯结盟吗？
4．是卡纳里斯还是陆军参谋部中与卡纳里斯接近的人给元首助手提供了这种帮助？
5. 一旦他在战后对领袖的地位跃跃欲试的话，是否有足够的材料能损害赫斯的名誉。倘若没有．那么怎样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这些材料？
泄露出此备忘录一字一句者，将被处死升株连全家，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过去为国社党建立过多么伟大的功勋。
文件上没有鲍曼的签名，只有奇怪的笔划。但帝国部长正是用这种笔划签批了“七千万美元”的文件，这些钱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存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顿基斯特”银行中弗雷德博土的名下。
赫斯担任元首助手时，没有签署过一份类似的文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对鲍曼没有威胁，但是从威信的观点看是有危险的。所有极权的信徒永远只崇拜名誉、职务、装璜精美的奖章，而不是智慧、心灵、荣誉和道德。
施季里茨看完了那份“备忘录”，缪助迫不急待地问：“怎么样？”
“眼下还不明白。”
“是希姆莱吧？是他推了赫斯一把吗？”
施季里茨摇摇头：“您永远不会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此事的什么看法吗？难道您没有得到情报？哪怕一星半点的？”
“施季里茨，一年前我才知道元首的‘兄弟’、我们党的领袖和创建者施特劳塞和罗姆是怎么死的。我听说，他们每个人在被枪决前都高呼‘希特勒万岁！’他们流着泪，让刽子手们相信元首被人欺骗了，他们只祈求能同自己崇拜的偶像见上一面。不久前我才见到希特勒在逮捕他们之前写给他们的信。他表达了自己对国社党英雄们的友好感激之情，他表明了自己对‘党内的兄弟’施特劳塞和罗姆的热爱，他用‘你’称呼他们，请求他们永远和他在一起。”
“那么您相信鲍曼没有和您耍滑头？为什么要把赫斯偷梁换柱？”
缪勒耸耸肩：“我有几点推测。其一：鲍曼亲自——通过希姆莱——把替身派到苏格兰，而真正的赫斯则转移到西班牙的秘点。这时是在进攻俄国之前，离战争爆发还剩下四十天。如果假赫斯同英国人谈判成功，那么事情就成了。战争将在一个战场上开始：英国人会把‘元首助手’交还我们，而真赫斯也就回来了。行动绝对保密。其二：鲍曼在进行权力斗争，很可能是他通过戈林在最后一刻用种种方法替换了赫斯，而且替身的确飞往苏格兰，从我们在挪威的基地起飞，取代了死去的赫斯。就是说，鲍曼为了恫吓俄国人，可能已开始行动——真正的赫斯被丘吉尔藏了起来，他们将交出神经错乱的赫斯的替身，英国人准备在希特勒死后把真正的赫斯坐上德国领袖的位子。”
“您打算什么时候还这些材料？”施季里茨问。
“您疯啦？”缪勒说着站起身，“您以为我会把材料留给您？为了工作？我不会给您留下这些材料，施季里茨，尽管我现在什么也不明白，完全不明白，我的全部推测不是来自于我的认识而是由于我不知所措。”
“我也什么都不明白，”施季里茨暗暗说，他把缪勒送到门口的台阶，“我相信，他是来谈克莱勃斯的。难道我完全搞错了？倘若如此，那太可怕了。这意味者，我是庸人自扰，他没有进行什么游戏。”
缪勒直到走下台阶时，才说出施季里茨所期待的话：“我很难理解鲍曼。他出人意料地把克莱勃斯推上总参谋长的位子。古德里安得去送命了，而克莱勃斯则可能同红军坐在谈判桌前，以便把他们放进来，不过是按照我们可以接受的条件。他可以让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赢得柏林之战。”
缪勒无法想象，鲍曼交给他的材科只是自己阴险的游戏中的一环。除了自己，鲍曼不相信任何人。他有绝对可靠的情报，赫斯的确在英国人那里，而‘霍恩’呢，即使有此人，也早巳被英国人作为无用的证人除掉了。鲍曼认为，如果这个情报通过缪勒传到莫斯科，那么俄国人的忍耐就会达到顶点。
不过施季里茨错误地估计了鲍曼的思维活动，所以他认为，在鲍曼与缪勒矛盾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救性的。
“中心。按照缪勒的意见，克莱勃斯将军准备进行接触，但是这些接触只能在改变暗堡中的政治局势的决定性时刻进行。几时把上次情报的费用存入我的帐户？尤斯塔斯。”
情报负责人决定，暂时不向斯大林报告伊萨耶夫的来电。他明白斯大林会有什么反应。他又向柏林发了两封密电，采纳了伊萨耶夫进行游戏的意见后，他请“尤斯塔斯”不要早于一星期的时间去联络，以便有可能同新的“被监护人”鲁宾纳乌一同前往瑞士。他通知说，十天后“联络员将在柏林找他”。
苏联情报机关认为，哪怕为伊萨耶夫赢得一小时的时间，也可能对他的命运和已占据出发地域、正准备进攻柏林的数十万苏联土兵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的‘国外组织’部得到的新的材料国社党必须装入鲁道夫．赫斯的案卷。赫斯与元首在同一个月得到党证和号码为‘17’的金证章。在他们一起被关押在朗茨堡监狱的一间牢房时，阿道夫•希特勒口述，他执笔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
重提此案的起因是由于希姆莱的情报站拒绝答复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得到伦敦的新情报后发生后。现在，赫斯或者是英国情报机关派出的替身正在伦敦。
帝国元帅戈林身边的那些人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而他们由于所担负的任务的原因，肯定了解赫斯飞行的全部情况。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他们开始负责制造飞机和监督在帝国上空飞行的所有飞机。根据各站的报告，情况如下：
一、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十七时四十五分慕尼黑城外的奥格斯堡机场有一架“梅—110型”飞机起飞。飞机两翼未挂副油箱(案卷中有赫斯驾驶的飞机照片，是在逮捕赫斯副官平奇时收缴的)
二、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二十二时英国空军雷达发现有一架飞机正向诺森伯兰的霍尔埃连远方向飞来(情报由打入英国空军的代号为“c—l2”的间谍报告)。
三、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二十二时五十分一名姓名不详的飞行员在苏格兰跳伞，飞机未损坏。驾驶员后来声称，他不是像他开始时说的是“霍恩上尉”，而是元首的助手赫斯。他负有和平使命——同阿伯莱特•豪斯霍费尔的朋友加明顿公爵对话。次日在土豆地里发现的飞机各有两个副油箱）
四、我们询问了梅塞尔施密特飞机公司历史部负责人埃贝特得士。他无法提供有关元首助手的飞机的有用材料。在梅塞尔施密特工厂保留的生产的飞机的全部档案中，没有赫斯购买飞机的记录和订货证明书。
玉、根据战对法规，无论哪一架飞机都无权在没有相应的“飞行证”的情况下起飞。既然赫斯的飞机飞经了慕尼黑、科隆．阿姆斯特丹的雷达区，他就必须给有关的地面监视站发出识别信号(否则飞机将被迫降，假如，拒绝降落，地面炮兵要将其击落)、但是所有的空军分队均已询问，无论是哪个地区，也无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发现一架飞机在帝国上空单独飞行。(不过完全有可能是戈林的空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不愿向党转交有关的档案)
六、可以假设，赫斯在科隆或者荷兰占领区的某军用机场着陆补充燃料。我们就此询问空军，得到的答复断然否认了这种可能。
七、根据来自格拉兹科的情报，在坠落在苏格兰的飞机总箱内发现有燃料。在当时如果不补充燃料或者不带副油箱，飞机无论如何也飞不到英国海岸。
八、一九四一年星月底戈林元帅最信任的空军将军乌德率领一个梅式飞机飞行大队前往挪威南部“护送船队”。他的所有飞机都是元首助手驾驶的那种飞机。乌德的司令部不愿意或者不能向党提供有关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飞行大队军官的飞行情况。用他的话说，有关当时的所有文件都在一次轰炸中被烧毁。
九、空军将军阿道夫•格兰特指挥的飞行大队部署在北部海洋，这恰好是赫斯的必经之地。根据格兰特的证词，戈林元帅曾打电话给他，要求大队起飞，击落飞往英国的发疯的元首助手的飞机。这是在五月十日傍晚，即赫斯从奥格斯堡起飞一两小时之后，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到达海岸上空。但是在第二天戈林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应召参加讨论“赫斯事件”的特别会议上，戈林元帅表示，他对赫斯的飞行一无所知。
十、根据来自伦敦的情报，对赫斯进行的医疗检查未发现身上有伤痕。而赫斯在我军医院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病历上注明元首助手在战场上曾留下如下伤疤：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在土曼城下左臂和一条腿被弹片击伤；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五日左臂再次负伤：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在乌古利安附近被子弹击伤左大腿。
十一、根据来自格杜兹科的情报，共国国防部保存着所有在关国境内发生的航空事故的档案．但是没有赫斯的飞机的档案。
十三、根据来自都柏林的情报，丘吉尔的战时办公室禁止为赫斯拍照。关押俘虏的监狱递交给丘吉尔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中有一段赫斯的话，里面谈到了他与戈林元帅的友谊，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关系不大好，同时也表示了他对希姆莱的愤愤不平，虽然他们早有深交。备忘录还记载了此人吃鱼肉，狼吞虎咽；而元首助手是素食者，而且风度文雅。
十三、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同西方进行的背叛性谈判不是从昨天才开始，也不仅仅只是卡纳里斯和舒伦堡这样做。
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奠基人之子阿伯菜特•豪斯雷费尔早在一九四O年四月二十七日就被赫斯派往日内瓦，会见了瑞士红十字会主席布克哈多姆博士，会见时讨论了签订英德和约的必要性。这个阿伯莱特只接受赫斯委托在里斯本同“罗伯特夫人”保持接触，目的是为与伦敦签订和约奠定基础。可见元首助手在西方有可靠的关系网，这些人会尽一切可能在“巴巴罗沙”行动开始前促进他的柏林与伦敦实现和平的设想。
综上所述，可以设想，赫斯没有飞到苏格兰(为了防止他的使命失败派出了替身)，而是飞往一个能够提供私人机场的国家。在那里赫斯可以换来另一条飞机，带着自己的和平建议飞往伦敦。此时“霍恩上尉”已经在秘密的牢房里，成为“和谈朗谋”的热门人物。因此可以设想赫斯与丘吉尔早有接触。
十四、我作为赫斯的助手，了解他的“和平计划”，但是我的自然认为这与元首是一致的。
由于我把“友好对待同事”作为座右铭，由于我认为在国社党人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中没有可怀疑的因素，就产生了下列问题：
1．帝国最高领导人中谁能帮助赫斯实现其计划？
2．在主管战斗机飞行的戈林的人中间，谁会受希姆莱唆使予以合作，怎么能够准备赫斯替身掩人耳目的苏格兰飞行，以保守元首助手与丘吉尔和谈的秘密？
3．戈林会与赫斯结盟吗？
4．是卡纳里斯还是陆军参谋部中与卡纳里斯接近的人给元首助手提供了这种帮助？
5. 一旦他在战后对领袖的地位跃跃欲试的话，是否有足够的材料能损害赫斯的名誉。倘若没有．那么怎样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这些材料？
泄露出此备忘录一字一句者，将被处死升株连全家，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过去为国社党建立过多么伟大的功勋。
文件上没有鲍曼的签名，只有奇怪的笔划。但帝国部长正是用这种笔划签批了“七千万美元”的文件，这些钱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存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顿基斯特”银行中弗雷德博土的名下。
赫斯担任元首助手时，没有签署过一份类似的文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对鲍曼没有威胁，但是从威信的观点看是有危险的。所有极权的信徒永远只崇拜名誉、职务、装璜精美的奖章，而不是智慧、心灵、荣誉和道德。
施季里茨看完了那份“备忘录”，缪助迫不急待地问：“怎么样？”
“眼下还不明白。”
“是希姆莱吧？是他推了赫斯一把吗？”
施季里茨摇摇头：“您永远不会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此事的什么看法吗？难道您没有得到情报？哪怕一星半点的？”
“施季里茨，一年前我才知道元首的‘兄弟’、我们党的领袖和创建者施特劳塞和罗姆是怎么死的。我听说，他们每个人在被枪决前都高呼‘希特勒万岁！’他们流着泪，让刽子手们相信元首被人欺骗了，他们只祈求能同自己崇拜的偶像见上一面。不久前我才见到希特勒在逮捕他们之前写给他们的信。他表达了自己对国社党英雄们的友好感激之情，他表明了自己对‘党内的兄弟’施特劳塞和罗姆的热爱，他用‘你’称呼他们，请求他们永远和他在一起。”
“那么您相信鲍曼没有和您耍滑头？为什么要把赫斯偷梁换柱？”
缪勒耸耸肩：“我有几点推测。其一：鲍曼亲自——通过希姆莱——把替身派到苏格兰，而真正的赫斯则转移到西班牙的秘点。这时是在进攻俄国之前，离战争爆发还剩下四十天。如果假赫斯同英国人谈判成功，那么事情就成了。战争将在一个战场上开始：英国人会把‘元首助手’交还我们，而真赫斯也就回来了。行动绝对保密。其二：鲍曼在进行权力斗争，很可能是他通过戈林在最后一刻用种种方法替换了赫斯，而且替身的确飞往苏格兰，从我们在挪威的基地起飞，取代了死去的赫斯。就是说，鲍曼为了恫吓俄国人，可能已开始行动——真正的赫斯被丘吉尔藏了起来，他们将交出神经错乱的赫斯的替身，英国人准备在希特勒死后把真正的赫斯坐上德国领袖的位子。”
“您打算什么时候还这些材料？”施季里茨问。
“您疯啦？”缪勒说着站起身，“您以为我会把材料留给您？为了工作？我不会给您留下这些材料，施季里茨，尽管我现在什么也不明白，完全不明白，我的全部推测不是来自于我的认识而是由于我不知所措。”
“我也什么都不明白，”施季里茨暗暗说，他把缪勒送到门口的台阶，“我相信，他是来谈克莱勃斯的。难道我完全搞错了？倘若如此，那太可怕了。这意味者，我是庸人自扰，他没有进行什么游戏。”
缪勒直到走下台阶时，才说出施季里茨所期待的话：“我很难理解鲍曼。他出人意料地把克莱勃斯推上总参谋长的位子。古德里安得去送命了，而克莱勃斯则可能同红军坐在谈判桌前，以便把他们放进来，不过是按照我们可以接受的条件。他可以让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赢得柏林之战。”
缪勒无法想象，鲍曼交给他的材科只是自己阴险的游戏中的一环。除了自己，鲍曼不相信任何人。他有绝对可靠的情报，赫斯的确在英国人那里，而‘霍恩’呢，即使有此人，也早巳被英国人作为无用的证人除掉了。鲍曼认为，如果这个情报通过缪勒传到莫斯科，那么俄国人的忍耐就会达到顶点。
不过施季里茨错误地估计了鲍曼的思维活动，所以他认为，在鲍曼与缪勒矛盾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救性的。
“中心。按照缪勒的意见，克莱勃斯将军准备进行接触，但是这些接触只能在改变暗堡中的政治局势的决定性时刻进行。几时把上次情报的费用存入我的帐户？尤斯塔斯。”
情报负责人决定，暂时不向斯大林报告伊萨耶夫的来电。他明白斯大林会有什么反应。他又向柏林发了两封密电，采纳了伊萨耶夫进行游戏的意见后，他请“尤斯塔斯”不要早于一星期的时间去联络，以便有可能同新的“被监护人”鲁宾纳乌一同前往瑞士。他通知说，十天后“联络员将在柏林找他”。
苏联情报机关认为，哪怕为伊萨耶夫赢得一小时的时间，也可能对他的命运和已占据出发地域、正准备进攻柏林的数十万苏联土兵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十二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二)
缪勒久久地琢磨着中心最近发给施季里茨的电报。他勾画出一些费解的图形，毫无希望的结局使他感到心惊跳。莫斯科命令不要早于一个星期去联系，每当他看到这里都感到为难。
“现在每一个小时那是宝贵的。”缪勒心里反复念叨着。“他们怎么能让施季里茨迟迟不发情报呢？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想不到的事，手指必须把握住病人的脉搏。为什么联系要中止七天？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联络员，而且他们害怕，如果让施季里茨采取可能失败的主动行动将会危害到他。假如我今天把施季里茨抓起来，把所有电报念给他听，证据确凿，我再要求他为我工作，又会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我可以便用刑法让他同意，或者使他精神失常。很可能出现后一种情况。恩，好吧，就假设他终于被征服，于是他要开始工作。不过现在他已经在为我工作，只不过是盲目的，那我为什么这样神经质呢？”
缪勒很会把握自己的思路，他清晰地想象出说话时不同的语调和姿势，不过他往往把标点符号搞错，他不清楚，哪里该使用冒号，哪里该使用破折号。
忽然他的思路在“神经质”这个词上卡住了。天哪，这是个多么古老的词呀。在祖母那里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词。她总是对大家说她的神经系统不健全，但家里人只是一笑了之。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术语呢？
起初缪勒听到自己短促的笑声，然后听到对自己做出的答复：“你惶惶不安是因为施季里放必须动身去瑞土的日子快到了，而你至今不知怎样提出阻止他的理由。从一开始你就明白，不能放他去中立国，而你却冒险地把应当一星期的考虑好的事搁到了明天，这就是你坐立不安的原因。施季里茨的面孔不时出现在你眼前，你看到，在一个星期里这张面孔衰老了许多。他变成了一位老人，两鬃灰白，眼角他满皱纹。他也明白，他正走在架在十层大楼之间的细钢索上，下边站着鸦雀无声的人群，他们贪婪地等待着。于是他开始失去平衡，他摆动两臂，竭力维持平衡。在摔下去的一瞬间，他用手指拼命抓钢索，但没抓住。他向下飘落．温暖的柏油路面扑面而来。他声嘶力竭地尖叫，哀求死神不要在他没有飞起来的时候就降临他的头上——这还不那么可怕，还有希望，可是当身体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时，希望就没有了，永远没有了——现在用‘太慌张’这个词代替‘过分神经质’不是光彩事，这样也混淆了概念，改变了含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缪勒继续冥思苦想，“这—次施季里茨为什么没有提鲍曼与克莱勃斯的关系，而只提到了我呢？我很明确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为什么向中心发这种谨慎的情报？如果他在拖延呢？”缪勒又反驳了白己．“他一直要求通知何时何地把款子存入他的帐户……塔格玛干得漂亮，从‘她’那里将发出我们感兴趣的密电。她就是玛尔塔，冒充了塔格玛，她甚至长得真有些象塔格玛。我要派人在瑞典跟踪她……不．”缪勒终于明白了，“看起来，我感到惶惶不安是因为我时刻在回忆我军进攻巴黎的前一天……当局控制惊惶失措的局面、有组织地进行疏散的尝试完全失败了，我们的坦克一开进巴黎，局面就变得不可控制……而在我们这里，在柏林，一旦朱可夫开始攻击，一旦他渡过奥得河，冲向这里，形势同样会变得不可控制，而施季里茨则可以躲藏起来，但此时我最需要他。在我逃到弗伦茨堡，登上潜艇之前，如果鲍曼最终未能同红军达成协议的话，那就通过他同他的中心进行接触……如果施季里茨跑掉了，我就无法取得我设想的胜利，给俄国人重大打击。他绝没有权力躲藏起来，因为这会使我押在西方的第二份赌注也输掉。那些实用主义者不会收留两手空空的人……好啦，不去想了。”缪勒打断自己的思绪，“你这样任性没有益处。记住，一个人假如在一团混乱的时候能够想到秩序，把事实分割为一个环节，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假如他被情绪、错觉和其它幻想所支配，他就会受骗，被击垮……时间不多了。这样吧，首先，今天我的小分队要埋设地雷，把施季里茨留在波茨坦的报务员的房子送上天。让他失去联系而呆在这里，让他去找关系，这总归是有利的，让他神经质地发作吧。第二件事；现在关闭边境的‘窗口’。第三件事：立即吊销他的有瑞士签证的护照；第四件事：汉斯……我在‘伊登博尔’号上搞掉了塔格玛，如果施季里茨真的要逃往中立国——上帝不开玩笑的话——他会被捕的；在这里，等我干掉了汉斯之后，施季里茨肯定要落到刑事警察手中。好了，门已关死，哈哈，就这么办吧。过后我们再看事态的发展。不过，你对自己又不十分坦率了，缪勒，你总是希望这样办事，好让现实迫使你把施季里茨关进监狱，并对他说：‘朋友，您发给中心的密电全文应当是这样：‘缪勒曾经使我避免失败，并且帮助我破坏了沃尔夫同杜勒所的谈判，现在他提出进行合作，但要求保证他个人今后的安全。’你希望看着施季里茨撰写电文，你想从他的屈辱中得到快感，但你主要是在等待他的中心的蔑视性的拒绝。这种蔑视性的拒绝能给你力量，它会化成动力，转变成你的坚强的意志以对付各种情况。要活下去，重整战鼓。”
施季里茨离开报务员洛赫在波茨坦住所的废墟，回到巴贝尔斯堡自己的住处。他看到一辆警车停在大门口，心中感到一种无名的疲倦。他明白，游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他知道不能从这里逃走．所有的道路显然已经切断。他得下车，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然后走进屋，去迎接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出路。
他这样做了。
刑事警察局的两名侦探和一名摄影师正在检查汉斯的尸体。小伙子的后脑勺挨了一枪，头盖骨掀开半边。
检查了施季里茨在这里居住的证件后。一位年长的警察问：“除了您，谁能到达里来，博尔金先生？”
“没有。”施季里茨回答，“有痕迹吗？”
“这不是您该问的，博尔金先生。”年轻的警察说，
“您还是照管罗伯特•列伊的企业吧，别教我们怎么干自己的行当。”
“房子是用博尔金博士的名义买的，可我是党卫军旗队长施季里茨。”
警察们面面相觑。
“你们可以给保安总局打电话核实一下。” 施季里茨建议。
年长的警察回答：“您的电话线切断了，电话机也砸坏了，所以我们得在警察局里给保安总局打电话，走吧。”
警察分局的房间里散发者熟石灰的气味和潮湿的霉味。墙壁上工整地贴满了帝园宣传部制作的招贴画——“柏林是德国的！”“嘘！敌人在偷听！“德国骑土在粉碎俄国佬！”画面上的土兵的身体和脸色显出少有的健康，肌肉发达。
“
“我无法想象出达种样子。”施季里茨想。他被恭敬地让进一间办公室，厚里的光线很暗。
“还得等待。我被一桩桩事牵着走，无法确定自己的方针。我不得不这样走棋，我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招数。”
办公室的家具是深灰色的，仿佛是忧郁的色彩。在一张与这办公室一样破旧的办公桌后达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他的眼镜是白铁拒，很旧，已经修理过。他在一张大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一只脚同时令人厌恶地敲击着木地板。
他抬眼看到施季里茨，龇着发黑的牙装出一种微笑，轻声说：“这一切多么不妥当呀，博尔金先生。”
“首先，希特勒万岁！”施李里茨同样轻轻地十分坦然地回答，“其次，我已向您的人出示了我的证件：……在名字上有点儿误会。我住的房子是用另外的名字买下的，这是工作的利益所决定的。第三，请给党卫军旅队长舒伦堡打个电话……”
“我绝不能给这样的负责人打电话，博尔金博土先生。如果您的确是您所说的那样的人，我们就按程序向保安总局询问。我答应您这样做，但是目前我要问您一些问题，而且您还要就发生在您房间的事情写一份说明。”
“我不会回答问题的，更不要说写材料。我想警告您，我必须在今天执行—项公务，如果耽误了我的行程，您要负责。”
“别吓唬我！”小个子的手在桌上一拍，“看吧！”他指指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纸，“这是有关您家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这是在您外出之前发生的！响枪时您还在家！然后您走了。您想说我在您面前必须‘站得笔直’吗？！哪怕您是个将军，在法律面的我们人人平等，所有的人！一个士兵死在您家里，您必须向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倘若您不愿意，那就请您去拘留牢房！如果您是您所说的人，他们会寻找您的！那不幸的守门人要呆着，等候审判，而他们很快会找到您！”
施季里茨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站在小屋里笑着。他现在真正意识到了他的处境是多么可怕，而且荒唐得难以描述。
“不、”他笑着，心里暗暗想，“我还没有落到这步田地。我是被放在这种处境！我必须让形势有利于自己。”
“您是肮脏的臭狗屎！”施季里茨止住笑，说，“一小摊难闻的臭狗屎！警察局可没有您的位子。”
他厉声骂出一些难听的话。他明白他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这家伙可能未参与这个阴谋，而汉斯事件显然是预谋的。他们在暗中利用这个小个子，而他现在就要发狂了，他要指控这种侮辱长官、对当局和法律不恭的行为；而那张纸，既然写好了，那就不会消失，它将导致其它的文件，如果缪勒不亲自干涉的话，而缪勒多么不愿干涉呀。多余的谈判。在帝国崩溃之际，所有的人都出于彼此猜疑、告密和恐惧而得象恶魔一样凶狠。没关系，随他去吧，不要让多余的证明妨碍他们的联系，如果他能理解施季里茨，就让他去承担责任吧，让他摆脱出来……
小个子警官从桌旁站起来，施季里茨看到他的制服很旧(显然是翻改的)，衬衣精心修补过，领带显烫得闪出丝绸的光泽。
“克劳斯！”小个子用尖细嘶哑的声音喊道。
一个中年警察和刚才见过的那两名侦探冲了进来，在门口。
“把这个坏蛋送到牢房去！他竟敢辱骂帝国当局！”
冰冷的牢房里，墙壁滴着水珠，施季里茨裹着大衣躺在铺板上。他有些遗憾没有穿高领毛衣。他蜷缩成一团，膝盖顶着下巴。好象回到甜美的梦幻般的童年，他睡着了。
从瑞士回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第一次平静地睡着了。
缪勒估计，一切都不会象这样进行。
他认为，在警察分局施季里茨会立即要求与舒伦堡通话而且他会得到允许。舒伦堡于是要和他——缪勒联系。
“我会给帕贝斯堡的警察分局打电话，听了汇报，我就说，我马上去现场，我带着小分队去。在警察带定施季里茨后，我的人已在那里放置了他的罪证，他们会找到的。我要当着施季里茨的面把小个子警官撤职，施普斯这个姓很可笑，可名字维涅尔不错。妻子叫多罗蒂娅，有三个孩子。一九四四年入党，那正是刺杀元首阴谋后全社会都发狂的时候。他偷偷去教堂，好象是寻求真理的斗士。他供养死在东线的弟弟的一家人，生活很困难。我要请施季里茨原谅警察的迟钝。我要怒气冲冲地问手下的人：是否在屋里发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会回答，在厨房墙壁上的血迹旁发现了可疑的指纹，尽管还未最后确认是不是在射击后留下的，需要仔细鉴定。我在桌上留下指纹，取出放大镜，让警察相信，他的指纹与警察怀疑的指纹不同。但是警察拿出施季里茨的指纹取样，要对比一下。他想说些什么，但我要打断他的话，我收起警察局取下的施季里茨的指纹，站起身，把施季里茨带走。在车里我要问，为什么要收拾汉斯？如果他碍事，可以不在家里干嘛。现在比了这种事，要出境风险太大，瑞士之行要告吹——这些警察是一些可怕的形式主义者，他们会向卡尔登布龙纳报告‘博尔金博士’的罪行和缪勒对他的放任纵容。这样一来，按规定就得在调查期间吊销出国护照。”
缪勒认为，这几步棋不会把施季里茨吓跑。在从伯尔尼回来后的第—次谈话时，他已经告诫施季里茨：你的生命有危险，得把我的司机交给你。而当施季里茨无视命令，哄骗了汉斯，在塔格玛•布莱达格家过夜时，他缪勒并没有大发雷廷。
施季里茨被带到警察分局已经三个小时了，舒伦堡那里还没有来电话。现在女秘书呆在办公室里，她本应当立即通知缪勒这件事。缪勒认为这个美人打算和他耍滑头，所以不立即同他联系。
四个小时过去了。缪勒让手下人提供关于带走施季里茨的那辆汽车的牌号的准确情报。
(他忽然想到，是不是警察中的赤色分子偷梁换柱？不过他马上改正了自己的想法：不能大惊小怪，眼下我们毕竟是这里的主人。)
汽车的牌号是确实的。司机、摄影师和警官的证件也完全符合。
过了五个小时，缪勒让手下人准备出一份施季里茨邻居的证词，“一群陌生人带走了可敬的博尔金博士。”
六个小时过去了。证词送到负责党卫军军官及其家属安全的盖世太保后，缪勒驱车前往帕贝斯堡警察分局。他决定事先不给那里打电话。
维涅尔迎接了缪勒。他声音宏亮地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把缪勒让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此时他的脸色格外苍白。
“我的人在哪儿？”缪勒问。
“在亚历山大普拉兹……我刚把他送到那去，分队长。”
“送到了监狱？”
“是的。”
“您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仰辱当局的代表，分队长。他恶劣地不体面地侮辱了正在履行帝国义务的公务人员。”
“履行帝国义务的是元首，而不是您！”
“请原谅，分队长。”
“您知道您扣留了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人吗？”
“我只知道我扣留了一个有谋杀嫌疑同时侮辱公务人员的人。”
缪勒打断他的话：“他请您给保安总局打电话了吗？”
“是的。”
“为什么您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要我给旅队长舒伦堡打电话，可我无权越级打电话。”
“因为您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对您说难听的话吗？”
“不是，不单是为这个。”戴眼睛的小个子急忙报告，“我要博尔金博士写一份关于他家中发生的事情的报告尘，他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会为此向我做任何解释，所以我……”
缪勒再次打断他的话：“他没写一个字？”
“没有，分队长。”
“也没做解释？”
“没有，分队长。”
“让我看看起诉书。任何时候也个不能任何人谈这件事。我随身带走博尔金家凶杀案的卷宗。”
“施季里茨用自己的行动帮了我的忙。”缪勒想到，“他也减轻了我的任务。我得把他从审判员手里夺回来。现在他可能已经落到了审判员的手里。关于瑞士的问题显然豪无意义了。他得到处瞎跑，我需要的正是这个。以后他会来找我，会接受我向他提出的用进行游戏的全部条件来换取一条性命。”
缪勒迅速浏览了一遍小个子警官和有两名作证的警察签名的起诉书。
他把警察叫进房间，说：“你们在这上面写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明白吗？”
“是。”跟着维涅尔进来的两名警察答道。
缪勒看着小个子警官。
“这是存在的。”他回答，“我绝不否认自己的话，分队长。”
缪勒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简短地说：“明早七点请到保安总局接待室来。”
两小时后，施季里茨被带到缪勒的办公室。
“请解释一下，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想睡觉。”施季里茨回答。
缪勒用肥厚的手掌撑住脸，摇摇头：“怎么，这也是解释？”
“我累了，分队长。这场强加于我而我毫不明白的游戏搞得我筋疲力尽。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显然无法完全弄明白。”
“在警察局您没留指纹，这很好。在厨房间、在不幸的汉所身旁有一个对您不利的指印，尽管我猜想，您与这个悲剧毫无关系。舒伦堡为什么要破坏游戏的规则？为什么要干掉我的这个小伙子？”
“他没有违例．这对他没有好处。”
“那么对谁有好处呢？”
“那个不希望我去瑞士的人，分队长。”
施季里茨的看法又使缪勒感到一阵胆怯，因此他以攻为守：“您何必要骂这个小侏儒呢？我让他早晨七点到这儿来。瞧，您看看他的报告，还有起诉书。您再想想战时法律……看吧！看吧！那上面也提到了指纹！如果我能为您洗净污点我一定尽力而为！可如果做不到，请不要怨我！”
“重要的是把他握在手心，”缪勒想到，“观察他要采取的行动，准备最后决战。要盯住他，不能让他溜掉。他即便聪明过人，也是我的一张牌。我要用唯一可行的方法打这张牌。”
突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
“我是缪勒。”现在缪勒有直通大本营的电话。
“我是鲍曼，”帝国部长的声音还是和从前那样四平八稳，不带任何感情，“我急需那个军官，找忘了名字，把他给我带来。”
“您指的是谁？”缪勒又感到一阵恐惧，问。
“那个去过西方的人。”
“施季……”
“对，”鲍曼打断他的话，“我等着。”
缪勒久久地琢磨着中心最近发给施季里茨的电报。他勾画出一些费解的图形，毫无希望的结局使他感到心惊跳。莫斯科命令不要早于一个星期去联系，每当他看到这里都感到为难。
“现在每一个小时那是宝贵的。”缪勒心里反复念叨着。“他们怎么能让施季里茨迟迟不发情报呢？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想不到的事，手指必须把握住病人的脉搏。为什么联系要中止七天？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联络员，而且他们害怕，如果让施季里茨采取可能失败的主动行动将会危害到他。假如我今天把施季里茨抓起来，把所有电报念给他听，证据确凿，我再要求他为我工作，又会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我可以便用刑法让他同意，或者使他精神失常。很可能出现后一种情况。恩，好吧，就假设他终于被征服，于是他要开始工作。不过现在他已经在为我工作，只不过是盲目的，那我为什么这样神经质呢？”
缪勒很会把握自己的思路，他清晰地想象出说话时不同的语调和姿势，不过他往往把标点符号搞错，他不清楚，哪里该使用冒号，哪里该使用破折号。
忽然他的思路在“神经质”这个词上卡住了。天哪，这是个多么古老的词呀。在祖母那里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词。她总是对大家说她的神经系统不健全，但家里人只是一笑了之。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术语呢？
起初缪勒听到自己短促的笑声，然后听到对自己做出的答复：“你惶惶不安是因为施季里放必须动身去瑞土的日子快到了，而你至今不知怎样提出阻止他的理由。从一开始你就明白，不能放他去中立国，而你却冒险地把应当一星期的考虑好的事搁到了明天，这就是你坐立不安的原因。施季里茨的面孔不时出现在你眼前，你看到，在一个星期里这张面孔衰老了许多。他变成了一位老人，两鬃灰白，眼角他满皱纹。他也明白，他正走在架在十层大楼之间的细钢索上，下边站着鸦雀无声的人群，他们贪婪地等待着。于是他开始失去平衡，他摆动两臂，竭力维持平衡。在摔下去的一瞬间，他用手指拼命抓钢索，但没抓住。他向下飘落．温暖的柏油路面扑面而来。他声嘶力竭地尖叫，哀求死神不要在他没有飞起来的时候就降临他的头上——这还不那么可怕，还有希望，可是当身体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时，希望就没有了，永远没有了——现在用‘太慌张’这个词代替‘过分神经质’不是光彩事，这样也混淆了概念，改变了含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缪勒继续冥思苦想，“这—次施季里茨为什么没有提鲍曼与克莱勃斯的关系，而只提到了我呢？我很明确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为什么向中心发这种谨慎的情报？如果他在拖延呢？”缪勒又反驳了白己．“他一直要求通知何时何地把款子存入他的帐户……塔格玛干得漂亮，从‘她’那里将发出我们感兴趣的密电。她就是玛尔塔，冒充了塔格玛，她甚至长得真有些象塔格玛。我要派人在瑞典跟踪她……不．”缪勒终于明白了，“看起来，我感到惶惶不安是因为我时刻在回忆我军进攻巴黎的前一天……当局控制惊惶失措的局面、有组织地进行疏散的尝试完全失败了，我们的坦克一开进巴黎，局面就变得不可控制……而在我们这里，在柏林，一旦朱可夫开始攻击，一旦他渡过奥得河，冲向这里，形势同样会变得不可控制，而施季里茨则可以躲藏起来，但此时我最需要他。在我逃到弗伦茨堡，登上潜艇之前，如果鲍曼最终未能同红军达成协议的话，那就通过他同他的中心进行接触……如果施季里茨跑掉了，我就无法取得我设想的胜利，给俄国人重大打击。他绝没有权力躲藏起来，因为这会使我押在西方的第二份赌注也输掉。那些实用主义者不会收留两手空空的人……好啦，不去想了。”缪勒打断自己的思绪，“你这样任性没有益处。记住，一个人假如在一团混乱的时候能够想到秩序，把事实分割为一个环节，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假如他被情绪、错觉和其它幻想所支配，他就会受骗，被击垮……时间不多了。这样吧，首先，今天我的小分队要埋设地雷，把施季里茨留在波茨坦的报务员的房子送上天。让他失去联系而呆在这里，让他去找关系，这总归是有利的，让他神经质地发作吧。第二件事；现在关闭边境的‘窗口’。第三件事：立即吊销他的有瑞士签证的护照；第四件事：汉斯……我在‘伊登博尔’号上搞掉了塔格玛，如果施季里茨真的要逃往中立国——上帝不开玩笑的话——他会被捕的；在这里，等我干掉了汉斯之后，施季里茨肯定要落到刑事警察手中。好了，门已关死，哈哈，就这么办吧。过后我们再看事态的发展。不过，你对自己又不十分坦率了，缪勒，你总是希望这样办事，好让现实迫使你把施季里茨关进监狱，并对他说：‘朋友，您发给中心的密电全文应当是这样：‘缪勒曾经使我避免失败，并且帮助我破坏了沃尔夫同杜勒所的谈判，现在他提出进行合作，但要求保证他个人今后的安全。’你希望看着施季里茨撰写电文，你想从他的屈辱中得到快感，但你主要是在等待他的中心的蔑视性的拒绝。这种蔑视性的拒绝能给你力量，它会化成动力，转变成你的坚强的意志以对付各种情况。要活下去，重整战鼓。”
施季里茨离开报务员洛赫在波茨坦住所的废墟，回到巴贝尔斯堡自己的住处。他看到一辆警车停在大门口，心中感到一种无名的疲倦。他明白，游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他知道不能从这里逃走．所有的道路显然已经切断。他得下车，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然后走进屋，去迎接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出路。
他这样做了。
刑事警察局的两名侦探和一名摄影师正在检查汉斯的尸体。小伙子的后脑勺挨了一枪，头盖骨掀开半边。
检查了施季里茨在这里居住的证件后。一位年长的警察问：“除了您，谁能到达里来，博尔金先生？”
“没有。”施季里茨回答，“有痕迹吗？”
“这不是您该问的，博尔金先生。”年轻的警察说，
“您还是照管罗伯特•列伊的企业吧，别教我们怎么干自己的行当。”
“房子是用博尔金博士的名义买的，可我是党卫军旗队长施季里茨。”
警察们面面相觑。
“你们可以给保安总局打电话核实一下。” 施季里茨建议。
年长的警察回答：“您的电话线切断了，电话机也砸坏了，所以我们得在警察局里给保安总局打电话，走吧。”
警察分局的房间里散发者熟石灰的气味和潮湿的霉味。墙壁上工整地贴满了帝园宣传部制作的招贴画——“柏林是德国的！”“嘘！敌人在偷听！“德国骑土在粉碎俄国佬！”画面上的土兵的身体和脸色显出少有的健康，肌肉发达。
“
“我无法想象出达种样子。”施季里茨想。他被恭敬地让进一间办公室，厚里的光线很暗。
“还得等待。我被一桩桩事牵着走，无法确定自己的方针。我不得不这样走棋，我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招数。”
办公室的家具是深灰色的，仿佛是忧郁的色彩。在一张与这办公室一样破旧的办公桌后达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他的眼镜是白铁拒，很旧，已经修理过。他在一张大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一只脚同时令人厌恶地敲击着木地板。
他抬眼看到施季里茨，龇着发黑的牙装出一种微笑，轻声说：“这一切多么不妥当呀，博尔金先生。”
“首先，希特勒万岁！”施李里茨同样轻轻地十分坦然地回答，“其次，我已向您的人出示了我的证件：……在名字上有点儿误会。我住的房子是用另外的名字买下的，这是工作的利益所决定的。第三，请给党卫军旅队长舒伦堡打个电话……”
“我绝不能给这样的负责人打电话，博尔金博土先生。如果您的确是您所说的那样的人，我们就按程序向保安总局询问。我答应您这样做，但是目前我要问您一些问题，而且您还要就发生在您房间的事情写一份说明。”
“我不会回答问题的，更不要说写材料。我想警告您，我必须在今天执行—项公务，如果耽误了我的行程，您要负责。”
“别吓唬我！”小个子的手在桌上一拍，“看吧！”他指指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纸，“这是有关您家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这是在您外出之前发生的！响枪时您还在家！然后您走了。您想说我在您面前必须‘站得笔直’吗？！哪怕您是个将军，在法律面的我们人人平等，所有的人！一个士兵死在您家里，您必须向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倘若您不愿意，那就请您去拘留牢房！如果您是您所说的人，他们会寻找您的！那不幸的守门人要呆着，等候审判，而他们很快会找到您！”
施季里茨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站在小屋里笑着。他现在真正意识到了他的处境是多么可怕，而且荒唐得难以描述。
“不、”他笑着，心里暗暗想，“我还没有落到这步田地。我是被放在这种处境！我必须让形势有利于自己。”
“您是肮脏的臭狗屎！”施季里茨止住笑，说，“一小摊难闻的臭狗屎！警察局可没有您的位子。”
他厉声骂出一些难听的话。他明白他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这家伙可能未参与这个阴谋，而汉斯事件显然是预谋的。他们在暗中利用这个小个子，而他现在就要发狂了，他要指控这种侮辱长官、对当局和法律不恭的行为；而那张纸，既然写好了，那就不会消失，它将导致其它的文件，如果缪勒不亲自干涉的话，而缪勒多么不愿干涉呀。多余的谈判。在帝国崩溃之际，所有的人都出于彼此猜疑、告密和恐惧而得象恶魔一样凶狠。没关系，随他去吧，不要让多余的证明妨碍他们的联系，如果他能理解施季里茨，就让他去承担责任吧，让他摆脱出来……
小个子警官从桌旁站起来，施季里茨看到他的制服很旧(显然是翻改的)，衬衣精心修补过，领带显烫得闪出丝绸的光泽。
“克劳斯！”小个子用尖细嘶哑的声音喊道。
一个中年警察和刚才见过的那两名侦探冲了进来，在门口。
“把这个坏蛋送到牢房去！他竟敢辱骂帝国当局！”
冰冷的牢房里，墙壁滴着水珠，施季里茨裹着大衣躺在铺板上。他有些遗憾没有穿高领毛衣。他蜷缩成一团，膝盖顶着下巴。好象回到甜美的梦幻般的童年，他睡着了。
从瑞士回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第一次平静地睡着了。
缪勒估计，一切都不会象这样进行。
他认为，在警察分局施季里茨会立即要求与舒伦堡通话而且他会得到允许。舒伦堡于是要和他——缪勒联系。
“我会给帕贝斯堡的警察分局打电话，听了汇报，我就说，我马上去现场，我带着小分队去。在警察带定施季里茨后，我的人已在那里放置了他的罪证，他们会找到的。我要当着施季里茨的面把小个子警官撤职，施普斯这个姓很可笑，可名字维涅尔不错。妻子叫多罗蒂娅，有三个孩子。一九四四年入党，那正是刺杀元首阴谋后全社会都发狂的时候。他偷偷去教堂，好象是寻求真理的斗士。他供养死在东线的弟弟的一家人，生活很困难。我要请施季里茨原谅警察的迟钝。我要怒气冲冲地问手下的人：是否在屋里发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会回答，在厨房墙壁上的血迹旁发现了可疑的指纹，尽管还未最后确认是不是在射击后留下的，需要仔细鉴定。我在桌上留下指纹，取出放大镜，让警察相信，他的指纹与警察怀疑的指纹不同。但是警察拿出施季里茨的指纹取样，要对比一下。他想说些什么，但我要打断他的话，我收起警察局取下的施季里茨的指纹，站起身，把施季里茨带走。在车里我要问，为什么要收拾汉斯？如果他碍事，可以不在家里干嘛。现在比了这种事，要出境风险太大，瑞士之行要告吹——这些警察是一些可怕的形式主义者，他们会向卡尔登布龙纳报告‘博尔金博士’的罪行和缪勒对他的放任纵容。这样一来，按规定就得在调查期间吊销出国护照。”
缪勒认为，这几步棋不会把施季里茨吓跑。在从伯尔尼回来后的第—次谈话时，他已经告诫施季里茨：你的生命有危险，得把我的司机交给你。而当施季里茨无视命令，哄骗了汉斯，在塔格玛•布莱达格家过夜时，他缪勒并没有大发雷廷。
施季里茨被带到警察分局已经三个小时了，舒伦堡那里还没有来电话。现在女秘书呆在办公室里，她本应当立即通知缪勒这件事。缪勒认为这个美人打算和他耍滑头，所以不立即同他联系。
四个小时过去了。缪勒让手下人提供关于带走施季里茨的那辆汽车的牌号的准确情报。
(他忽然想到，是不是警察中的赤色分子偷梁换柱？不过他马上改正了自己的想法：不能大惊小怪，眼下我们毕竟是这里的主人。)
汽车的牌号是确实的。司机、摄影师和警官的证件也完全符合。
过了五个小时，缪勒让手下人准备出一份施季里茨邻居的证词，“一群陌生人带走了可敬的博尔金博士。”
六个小时过去了。证词送到负责党卫军军官及其家属安全的盖世太保后，缪勒驱车前往帕贝斯堡警察分局。他决定事先不给那里打电话。
维涅尔迎接了缪勒。他声音宏亮地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把缪勒让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此时他的脸色格外苍白。
“我的人在哪儿？”缪勒问。
“在亚历山大普拉兹……我刚把他送到那去，分队长。”
“送到了监狱？”
“是的。”
“您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仰辱当局的代表，分队长。他恶劣地不体面地侮辱了正在履行帝国义务的公务人员。”
“履行帝国义务的是元首，而不是您！”
“请原谅，分队长。”
“您知道您扣留了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人吗？”
“我只知道我扣留了一个有谋杀嫌疑同时侮辱公务人员的人。”
缪勒打断他的话：“他请您给保安总局打电话了吗？”
“是的。”
“为什么您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要我给旅队长舒伦堡打电话，可我无权越级打电话。”
“因为您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对您说难听的话吗？”
“不是，不单是为这个。”戴眼睛的小个子急忙报告，“我要博尔金博士写一份关于他家中发生的事情的报告尘，他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会为此向我做任何解释，所以我……”
缪勒再次打断他的话：“他没写一个字？”
“没有，分队长。”
“也没做解释？”
“没有，分队长。”
“让我看看起诉书。任何时候也个不能任何人谈这件事。我随身带走博尔金家凶杀案的卷宗。”
“施季里茨用自己的行动帮了我的忙。”缪勒想到，“他也减轻了我的任务。我得把他从审判员手里夺回来。现在他可能已经落到了审判员的手里。关于瑞士的问题显然豪无意义了。他得到处瞎跑，我需要的正是这个。以后他会来找我，会接受我向他提出的用进行游戏的全部条件来换取一条性命。”
缪勒迅速浏览了一遍小个子警官和有两名作证的警察签名的起诉书。
他把警察叫进房间，说：“你们在这上面写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明白吗？”
“是。”跟着维涅尔进来的两名警察答道。
缪勒看着小个子警官。
“这是存在的。”他回答，“我绝不否认自己的话，分队长。”
缪勒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简短地说：“明早七点请到保安总局接待室来。”
两小时后，施季里茨被带到缪勒的办公室。
“请解释一下，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想睡觉。”施季里茨回答。
缪勒用肥厚的手掌撑住脸，摇摇头：“怎么，这也是解释？”
“我累了，分队长。这场强加于我而我毫不明白的游戏搞得我筋疲力尽。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显然无法完全弄明白。”
“在警察局您没留指纹，这很好。在厨房间、在不幸的汉所身旁有一个对您不利的指印，尽管我猜想，您与这个悲剧毫无关系。舒伦堡为什么要破坏游戏的规则？为什么要干掉我的这个小伙子？”
“他没有违例．这对他没有好处。”
“那么对谁有好处呢？”
“那个不希望我去瑞士的人，分队长。”
施季里茨的看法又使缪勒感到一阵胆怯，因此他以攻为守：“您何必要骂这个小侏儒呢？我让他早晨七点到这儿来。瞧，您看看他的报告，还有起诉书。您再想想战时法律……看吧！看吧！那上面也提到了指纹！如果我能为您洗净污点我一定尽力而为！可如果做不到，请不要怨我！”
“重要的是把他握在手心，”缪勒想到，“观察他要采取的行动，准备最后决战。要盯住他，不能让他溜掉。他即便聪明过人，也是我的一张牌。我要用唯一可行的方法打这张牌。”
突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
“我是缪勒。”现在缪勒有直通大本营的电话。
“我是鲍曼，”帝国部长的声音还是和从前那样四平八稳，不带任何感情，“我急需那个军官，找忘了名字，把他给我带来。”
“您指的是谁？”缪勒又感到一阵恐惧，问。
“那个去过西方的人。”
“施季……”
“对，”鲍曼打断他的话，“我等着。”
第二十三章 训练有素的人能少犯错误
鲍曼有各种理由要缪勒立即交出施季里茨。
只有鲍曼的助手可以读到用党的谍报处专门为上奥地利省拟定的密码发来的电报。自从“元首博物馆”转移到林茨之后，恩格鲁贝尔在萨尔茨堡亲自整理与这一地区有关的情报，在柏林则内鲍曼最亲密的人、旗队长山德尔收集。
“据来经证实的情报，”一小时前恩格鲁贝尔报告，“卡尔登布龙纳的亲信将数量可观的金条转移到阿尔特——奥泽的山地疗养区。忠诚的国社党党员认为，同西方联络的敌方报务员发报的周期与此有关。保安总局的当地小分队继续抓紧调查，以便就此事提出特别意见。据说，卡尔登布龙纳也持有此观点。此外，人们已注意到陌生人对存放‘元首博物馆’的坑道有兴趣。”
这份情报正对上了不久前集中营副总监通过国社党系统交给鲍曼的情报。在这所集中营里关押着卡纳里斯。
报告中说，卡尔登布龙纳到集中营来丁三趟，把卡纳里斯带到树林里，要求给他煮地道的咖啡，示威似的同他亲亲热热。所以副总监——一人做事一人当——在喝咖啡的房间装上了窃听器。他没有听录音，只是让信使把封套上加了火漆印的录音带送到总理府。
鲍曼毫无兴致地听完卡尔登布龙纳同卡纳里斯的谈话。在狡猾的狐狸和那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头脑却简单的软骨头的对话中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心的，不过其中有一段话使鲍曼陷入沉思。
当卡纳里斯问到卡尔登布龙纳对今后工作的看法时，卡尔登布龙纳奇怪地笑着说：“您以为总是会有工作的吗7我只梦想着一种权力：生存。”
当然可以把这个回答视为秘密工作者的话。卡纳里斯丝毫不值得信任，把在全球复兴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计划告诉他无异于出卖未来。但是当卡尔登布龙纳顺便说到卡纳里斯提供的远远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情报时，卡纳里斯反驳说；“要知道，我们有君子协定：等我们逃走，我可以亲自在您参加的情况下同拉丁美洲的那些大老板对话。他们依靠我站住了脚，没有我您什么也干不成。您是情报人员，知道从无到有而后发展壮大地培养您的人是多么细致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再是您的间谍了，您要依赖他们，而不是相反。您要向财政部要钱，而他们应该能在自己的户头上开出任何数目的钱。”
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卡尔登布龙纳没有把它反映在他给鲍曼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报告中，尽管已经查明，他三次会见了卡纳里斯。
在车里缪勒问施季里茨： “您给他打电话了？”
“没有。”施季里茨没有告诉缪勒，在他同鲍曼最后一次见面时，鲍曼让他通过缪勒保持联系。是否要拱手让出阵地？
“您认为，他打这个电话是什么原因？”缪勒真的感到莫名其妙。
“不知道。”施季里茨不动声色地回答，“总之，我和他在一起时，遵守了我和您商定的所有规定。”
只有缪勒一人知道被破译的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内容。跟踪施季里茨的借口是保护他的安全。在伯尔尼进行了精彩的行动之后，缪勒在同帝国部长谈话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施季里茨的对手太多。”除掉塔格玛的行动是缪勒从前的私人保镖干的，保安总局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猜得到缪勒正暗中利用施季里茨同莫斯科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游戏。
但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潜在的偶然力量，只要存在着不同的部门，只要卡尔登布龙纳和舒伦堡同他在一座大楼中工作，他就有可能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打击，而且也无法事先预测出那将是什么样的打击。
“他会得知您被捕的事吗？”缪勒又间。不过，完全不用施季里茨做出回答，只不过他这样才能更好地思考。时间不多了。
如果鲍曼命令立即把鲁宾纳乌这个讨厌的家伙派往瑞典，那么就必须在路上截住施季里茨，把他押在秘点里，催垮他的意志，让他公开参加同莫斯科情报中心的游戏。
“我想他不知道。”施季里茨回答。
“如果警察局的人通知他了呢？缪勒问。他感到自己的提问很可笑：哪一个普察胆敢越级直接找帝国部长？
这是桩小事，在任何地方部是可能的，唯独在德国不行。
“谈话时，您会觉察我的意思的，施季里茨……打起精神来，尽量保持我这样的情绪，这是为了您呐。”
“我有所准备。不过如果我知道您知道的事情，分队长，那我就可能不会被带到那去了。有教养的人绝不会犯无知的人的错误。”
“您已经被立案了，施季里茨，我不会出卖。善良可靠的盖世太保缪勒总是为自己的好心吃苦头。总之，我对您毫无所求。我的疑虑留在我的心里，消失在我的心里，因为我宁可同聪明人一起有所失，也不同傻瓜一起有所得。”
鲍曼在自己的小办公室迎接了他们。
党的机关大楼在威廉大衔，正对着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在三楼。
鲍曼拥抱了他们，致以党的无声问候，然后请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说：“缪勒，我希望您给施季里茨派两三个可靠的人，并且让他们立即动身去林茨。”
“是，帝国部长。”缪勒答道。他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
“任务是：在阿尔特——奥泽地区有敌人在活动；在那里，”鲍曼看看施季里茨，“在盐矿井中有属于党和民族的珍宝；剑已举起，应当砍断胆敢举起这柄剑的手。你们明白任务啦？”
“没有。”缪勒回答，“我们是秘密机关，是些粗人．帝国部长。砍断敌人手的可以是另一个人，我这里需要施季里茨…•如果对问题有特殊的看法，施季里茨必须知道，否则他难以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提到这件事的特殊性，我会这样做的，缪勒。”鲍曼不动声色地说，“恩格鲁贝尔会给施季里茨必要的帮助。”
“不，”缪勒支支吾吾地反驳说，“恩格鲁贝尔是个有性格的人，帝国部长，他是盲目的证人，请原谅，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他只会重复戈培尔博士发给他的口号。这样我们无法工作……”
施季里茨本想说，他将努力寻找可靠的行动线索。他需要从柏林脱身。从缪勒反对他的奥地利之行可以断定，汉斯的遇害正是为了使他失去行动的自由。他明白缪勒的把戏了。现在他可以离开，可缪勒不愿意。此刻要反对缪勒就意味着整个设想的失败，因为即使鲍曼下了命令，而且缪勒在这间办公室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当他们离开这里后，缪勒还是个有地位的主人。不，应当一言不发。应当听着，而且等待着，即使这种在精神上感到痛苦的等待难以忍受。
鲍曼明白，必须找到摆脱复杂处境的出路。他不打算屈服。那些从前曾经是行为准则的东西现在似乎成了儿戏。但是应当寻找一种不降低帝国部长威信的脱身方式。鲍曼搞这一手很在行。
“如果您高高在上，坐在中心，缪勒，对各省的人甚至是省长疑神疑鬼的话，我就无法打消您的疑心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敌人在行动，他们在卡尔登布龙纳的指挥部里有人。对，正是这样。他的别墅中有第六处的特别小组，敌人在那里活动。你们明白任务的微妙之处了吗？卡尔登布龙纳亲自监督报务员截收东西方消息的工作。如果有人对您说，敌人在和盖世太保合作，您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您一定会打断这个人的话，指控他造谣中伤。我不认为您会与敌人为伍。”
施季里茨微微一笑：“那又为什么？从我们的职业看，帝国部长，甚至是有益的：一种开始游戏的极好可能性。”
鲍曼站起身：“您要向我证明，卡尔登布龙纳在悄悄地进行游戏，而不是谨慎义狡猾地把敌人藏在自己家里。要把你们的上司绝对可靠的证据放在我的桌上！如果您心中对他的忠诚有一丝怀疑的阴影，就要立即向我报告。您亲自来，在这里或者是在总理府。”
于是施季里茨提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使他有所进展，能够赶在缪勒前头，摆脱他的监督，同时又不使他生气，给他留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
“恩格鲁贝尔对来人的这种特殊地位会持什么态度？该如何对待他的嫉妒、监视和对我发号施令的欲望，排除这种矛盾吗？”
“我给他打电报，告诉他您是独立的，在按我的命令行事。呢，我不排除他会嫉妒的可能性。如果检查的结果是好的，您就同我联系，并把情况告诉他。如果您发现了悲剧，如果您看清了卡尔登布龙纳不忠，对恩格鲁贝尔只字不提，不要说，直接来找我。”
缪勒说：“谢谢，帝国部长，现在我们考虑这件事就比较容易了。”
他明白施季里茨在急转弯处超过了他，他又一次对这个人的智慧和准确性表示钦佩，所以他决定摊出自己的王牌。他认为，这张王牌足以使施季里茨留在柏林，或者至少会使他尽快从林茨赶回来，象嗅到血腥味的猎犬一样。
“就在这几天，帝国部长，盖伦把有关俄国、南斯拉夫、波兰的材料全部交给了我，仍外还有一部分法国的材料。这是我向他要的。这些材料极其珍贵，难以用语言描述；如果说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价值几十亿马克，盖伦的那些文件就简直是无价的。我打算委托施季里茨对这个情报库进行挑选和清点。这些情报是有关巴黎、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和华沙的上层人物的。今后我们会同他们打交道的。盖伦的文件要改写到五十页。我坚信，施季里茨比别的人更胜任这项工作。”
“可以先选一个能初步将情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嘛。”
“我不愿意当面夺奖施季里茨，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比他干得更出色。如果有人先进行了整理工作，那往后就很难分门别类地划分军队、工业、意识形态……”
缪勒迟缓地望了施季里茨一眼，似乎等着他帮忙说，“我准备立即开始工作，待初步整理之后再动身去林茨。”然而施季里茨一声不响，两眼始终盯着鲍曼，似乎在证明，他没有最后做决定的权力。
“不：”鲍曼说，“无论如何施季里茨要到那里去，因为根据专家的意见，电报发给了杜勒斯，发给了他的情报中心。尽管军人恫吓我们，说俄国人可能就要开始进攻，但现在战场上暂时平静。施季里茨以自己的节奏在林茨工作三五天，然后返回柏林，整理盖伦的材料。”
结果施季里茨又一次超过了缪勒。他首先站了起来，以此让缪勒明白，他认为谈话结束了。他明白了鲍曼的命令，并且要去执行。
缪勒只是说：“对不起，朋友，您有可能在接待室等一会儿吗？ 我和帝国部长谈个机密问题。”
施季里茨走了出去。
“帝国部长，”缪勒咳嗽了几声，然后说，“门格尔医生为打入俄国后方而准备的那个维持洛夫已经由您的人派出去了吗？”
“还没有。您为什么问这件事？您从哪里得到关于他的情报？”
“从您手下的人那里。在‘AE—2’的警卫部队中有我在慕尼黑时的熟人。别骂他，对他来说，我就是您的翻版。我对维特洛夫感兴趣是因为不久前我向您提到的对付俄国人的游戏已进入最后阶段，我需要一些忠实的人，忠于您、忠于党的人。我的计划已经仔细地检验，现在到了把理想变为行动的时候……”
施季里茨在接待室等待着，感受着这里的寂静——没有空袭。电话机只连通着三个人：希特勒、希姆莱和凯特尔。鲍曼不同其他人联系。他心里说；“应当离开，林茨之行是最后的机会。能够查清的我已查清。鲍曼提到缪勒身边有叛徒是偶然的。不过，这种‘偶然’几乎让我心脏病发作。至于他们保存在坑道里的东西的情况我无法向中心报告，只能记在脑子里，哪里是真的，哪里是假的。没有联络员，而且看起来今后也不会有了。我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是如果我明白了我们人的意思，那我就不会再明白这里的入了。也许他们是病人，已失去了理解事物的能力。我出不了柏林，想从这里逃向东方是妄想，不出一天我就会被抓住，无论我装扮成什么样子……而林茨是山区，在那里可以栖身，最终从那里沿山路去东方。缪勒无法派人盯我的梢，他肯定要下令他们保证我的安全。这就松开了我的手脚：‘我根据行动的需要前进，你们要离开一百米。让他们去找吧。我不信缪勒关于盖伦的文件的鬼话。这是诱饵，他希望我吞下这个诱饵。在车里他会等我对盖伦的文件表示出兴趣。无论对哪个情报机关来说，这些材料都是无价之宝。我不向他表示有兴趣，就这样办。”
回到盖世太保后，缪勒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只扁平的箱子，放在施季里茨面前：“这只是盖伶材料中的—份——关于法国科学界人士的材料。这些人的亲人同我们在占领区的人秘密合作。您看看，想一想怎么能更准确更简短地把它写下来，以便今后让情报人员用于我们的目的。请注意，其它的材料，其中包括俄国初捷克的材料，是用另一种方法编辑的。您要想个办法——在您到达奥地利之前——怎样把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东西变成一些薄薄的纸，并打印在日本同行给我的绘图纸上。等您回来后，我要把您安排在我的秘点，派两个速记员，要出类拔萃的。您把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材料拿回去，这些东西价值连城，比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全部件品还值钱。请相信我的话。”
缪勒与卡尔登布龙纳的专线电话猛地响起来。
“是的。”缪勒答道，“请讲吧，大队长……是……是……好的……我马上去……”缪勒站起来，摇摇头：“有点几急事，您在会客室等等，舒尔茨会给您送茶的。我二十分钟后回来。”
施季里茨坐在面前，喝着茶，心不在焉地听着舒尔茨答复那些风风火火的电话。他头脑中暗暗希望在林茨有一个高个子青年来找他，这个人说出了必须说的五个词，听到回答后他会说：“伊萨耶夫同志，我来护送您回祖国。”
“也许我碍您的事？”施季里茨问舒尔茨，“我可以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等。”
“分队长吩咐您要在这里等。”舒尔茨毫无表情地说。
鲍曼有各种理由要缪勒立即交出施季里茨。
只有鲍曼的助手可以读到用党的谍报处专门为上奥地利省拟定的密码发来的电报。自从“元首博物馆”转移到林茨之后，恩格鲁贝尔在萨尔茨堡亲自整理与这一地区有关的情报，在柏林则内鲍曼最亲密的人、旗队长山德尔收集。
“据来经证实的情报，”一小时前恩格鲁贝尔报告，“卡尔登布龙纳的亲信将数量可观的金条转移到阿尔特——奥泽的山地疗养区。忠诚的国社党党员认为，同西方联络的敌方报务员发报的周期与此有关。保安总局的当地小分队继续抓紧调查，以便就此事提出特别意见。据说，卡尔登布龙纳也持有此观点。此外，人们已注意到陌生人对存放‘元首博物馆’的坑道有兴趣。”
这份情报正对上了不久前集中营副总监通过国社党系统交给鲍曼的情报。在这所集中营里关押着卡纳里斯。
报告中说，卡尔登布龙纳到集中营来丁三趟，把卡纳里斯带到树林里，要求给他煮地道的咖啡，示威似的同他亲亲热热。所以副总监——一人做事一人当——在喝咖啡的房间装上了窃听器。他没有听录音，只是让信使把封套上加了火漆印的录音带送到总理府。
鲍曼毫无兴致地听完卡尔登布龙纳同卡纳里斯的谈话。在狡猾的狐狸和那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头脑却简单的软骨头的对话中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心的，不过其中有一段话使鲍曼陷入沉思。
当卡纳里斯问到卡尔登布龙纳对今后工作的看法时，卡尔登布龙纳奇怪地笑着说：“您以为总是会有工作的吗7我只梦想着一种权力：生存。”
当然可以把这个回答视为秘密工作者的话。卡纳里斯丝毫不值得信任，把在全球复兴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计划告诉他无异于出卖未来。但是当卡尔登布龙纳顺便说到卡纳里斯提供的远远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情报时，卡纳里斯反驳说；“要知道，我们有君子协定：等我们逃走，我可以亲自在您参加的情况下同拉丁美洲的那些大老板对话。他们依靠我站住了脚，没有我您什么也干不成。您是情报人员，知道从无到有而后发展壮大地培养您的人是多么细致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再是您的间谍了，您要依赖他们，而不是相反。您要向财政部要钱，而他们应该能在自己的户头上开出任何数目的钱。”
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卡尔登布龙纳没有把它反映在他给鲍曼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报告中，尽管已经查明，他三次会见了卡纳里斯。
在车里缪勒问施季里茨： “您给他打电话了？”
“没有。”施季里茨没有告诉缪勒，在他同鲍曼最后一次见面时，鲍曼让他通过缪勒保持联系。是否要拱手让出阵地？
“您认为，他打这个电话是什么原因？”缪勒真的感到莫名其妙。
“不知道。”施季里茨不动声色地回答，“总之，我和他在一起时，遵守了我和您商定的所有规定。”
只有缪勒一人知道被破译的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内容。跟踪施季里茨的借口是保护他的安全。在伯尔尼进行了精彩的行动之后，缪勒在同帝国部长谈话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施季里茨的对手太多。”除掉塔格玛的行动是缪勒从前的私人保镖干的，保安总局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猜得到缪勒正暗中利用施季里茨同莫斯科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游戏。
但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潜在的偶然力量，只要存在着不同的部门，只要卡尔登布龙纳和舒伦堡同他在一座大楼中工作，他就有可能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打击，而且也无法事先预测出那将是什么样的打击。
“他会得知您被捕的事吗？”缪勒又间。不过，完全不用施季里茨做出回答，只不过他这样才能更好地思考。时间不多了。
如果鲍曼命令立即把鲁宾纳乌这个讨厌的家伙派往瑞典，那么就必须在路上截住施季里茨，把他押在秘点里，催垮他的意志，让他公开参加同莫斯科情报中心的游戏。
“我想他不知道。”施季里茨回答。
“如果警察局的人通知他了呢？缪勒问。他感到自己的提问很可笑：哪一个普察胆敢越级直接找帝国部长？
这是桩小事，在任何地方部是可能的，唯独在德国不行。
“谈话时，您会觉察我的意思的，施季里茨……打起精神来，尽量保持我这样的情绪，这是为了您呐。”
“我有所准备。不过如果我知道您知道的事情，分队长，那我就可能不会被带到那去了。有教养的人绝不会犯无知的人的错误。”
“您已经被立案了，施季里茨，我不会出卖。善良可靠的盖世太保缪勒总是为自己的好心吃苦头。总之，我对您毫无所求。我的疑虑留在我的心里，消失在我的心里，因为我宁可同聪明人一起有所失，也不同傻瓜一起有所得。”
鲍曼在自己的小办公室迎接了他们。
党的机关大楼在威廉大衔，正对着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在三楼。
鲍曼拥抱了他们，致以党的无声问候，然后请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说：“缪勒，我希望您给施季里茨派两三个可靠的人，并且让他们立即动身去林茨。”
“是，帝国部长。”缪勒答道。他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
“任务是：在阿尔特——奥泽地区有敌人在活动；在那里，”鲍曼看看施季里茨，“在盐矿井中有属于党和民族的珍宝；剑已举起，应当砍断胆敢举起这柄剑的手。你们明白任务啦？”
“没有。”缪勒回答，“我们是秘密机关，是些粗人．帝国部长。砍断敌人手的可以是另一个人，我这里需要施季里茨…•如果对问题有特殊的看法，施季里茨必须知道，否则他难以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提到这件事的特殊性，我会这样做的，缪勒。”鲍曼不动声色地说，“恩格鲁贝尔会给施季里茨必要的帮助。”
“不，”缪勒支支吾吾地反驳说，“恩格鲁贝尔是个有性格的人，帝国部长，他是盲目的证人，请原谅，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他只会重复戈培尔博士发给他的口号。这样我们无法工作……”
施季里茨本想说，他将努力寻找可靠的行动线索。他需要从柏林脱身。从缪勒反对他的奥地利之行可以断定，汉斯的遇害正是为了使他失去行动的自由。他明白缪勒的把戏了。现在他可以离开，可缪勒不愿意。此刻要反对缪勒就意味着整个设想的失败，因为即使鲍曼下了命令，而且缪勒在这间办公室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当他们离开这里后，缪勒还是个有地位的主人。不，应当一言不发。应当听着，而且等待着，即使这种在精神上感到痛苦的等待难以忍受。
鲍曼明白，必须找到摆脱复杂处境的出路。他不打算屈服。那些从前曾经是行为准则的东西现在似乎成了儿戏。但是应当寻找一种不降低帝国部长威信的脱身方式。鲍曼搞这一手很在行。
“如果您高高在上，坐在中心，缪勒，对各省的人甚至是省长疑神疑鬼的话，我就无法打消您的疑心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敌人在行动，他们在卡尔登布龙纳的指挥部里有人。对，正是这样。他的别墅中有第六处的特别小组，敌人在那里活动。你们明白任务的微妙之处了吗？卡尔登布龙纳亲自监督报务员截收东西方消息的工作。如果有人对您说，敌人在和盖世太保合作，您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您一定会打断这个人的话，指控他造谣中伤。我不认为您会与敌人为伍。”
施季里茨微微一笑：“那又为什么？从我们的职业看，帝国部长，甚至是有益的：一种开始游戏的极好可能性。”
鲍曼站起身：“您要向我证明，卡尔登布龙纳在悄悄地进行游戏，而不是谨慎义狡猾地把敌人藏在自己家里。要把你们的上司绝对可靠的证据放在我的桌上！如果您心中对他的忠诚有一丝怀疑的阴影，就要立即向我报告。您亲自来，在这里或者是在总理府。”
于是施季里茨提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使他有所进展，能够赶在缪勒前头，摆脱他的监督，同时又不使他生气，给他留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
“恩格鲁贝尔对来人的这种特殊地位会持什么态度？该如何对待他的嫉妒、监视和对我发号施令的欲望，排除这种矛盾吗？”
“我给他打电报，告诉他您是独立的，在按我的命令行事。呢，我不排除他会嫉妒的可能性。如果检查的结果是好的，您就同我联系，并把情况告诉他。如果您发现了悲剧，如果您看清了卡尔登布龙纳不忠，对恩格鲁贝尔只字不提，不要说，直接来找我。”
缪勒说：“谢谢，帝国部长，现在我们考虑这件事就比较容易了。”
他明白施季里茨在急转弯处超过了他，他又一次对这个人的智慧和准确性表示钦佩，所以他决定摊出自己的王牌。他认为，这张王牌足以使施季里茨留在柏林，或者至少会使他尽快从林茨赶回来，象嗅到血腥味的猎犬一样。
“就在这几天，帝国部长，盖伦把有关俄国、南斯拉夫、波兰的材料全部交给了我，仍外还有一部分法国的材料。这是我向他要的。这些材料极其珍贵，难以用语言描述；如果说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价值几十亿马克，盖伦的那些文件就简直是无价的。我打算委托施季里茨对这个情报库进行挑选和清点。这些情报是有关巴黎、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和华沙的上层人物的。今后我们会同他们打交道的。盖伦的文件要改写到五十页。我坚信，施季里茨比别的人更胜任这项工作。”
“可以先选一个能初步将情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嘛。”
“我不愿意当面夺奖施季里茨，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比他干得更出色。如果有人先进行了整理工作，那往后就很难分门别类地划分军队、工业、意识形态……”
缪勒迟缓地望了施季里茨一眼，似乎等着他帮忙说，“我准备立即开始工作，待初步整理之后再动身去林茨。”然而施季里茨一声不响，两眼始终盯着鲍曼，似乎在证明，他没有最后做决定的权力。
“不：”鲍曼说，“无论如何施季里茨要到那里去，因为根据专家的意见，电报发给了杜勒斯，发给了他的情报中心。尽管军人恫吓我们，说俄国人可能就要开始进攻，但现在战场上暂时平静。施季里茨以自己的节奏在林茨工作三五天，然后返回柏林，整理盖伦的材料。”
结果施季里茨又一次超过了缪勒。他首先站了起来，以此让缪勒明白，他认为谈话结束了。他明白了鲍曼的命令，并且要去执行。
缪勒只是说：“对不起，朋友，您有可能在接待室等一会儿吗？ 我和帝国部长谈个机密问题。”
施季里茨走了出去。
“帝国部长，”缪勒咳嗽了几声，然后说，“门格尔医生为打入俄国后方而准备的那个维持洛夫已经由您的人派出去了吗？”
“还没有。您为什么问这件事？您从哪里得到关于他的情报？”
“从您手下的人那里。在‘AE—2’的警卫部队中有我在慕尼黑时的熟人。别骂他，对他来说，我就是您的翻版。我对维特洛夫感兴趣是因为不久前我向您提到的对付俄国人的游戏已进入最后阶段，我需要一些忠实的人，忠于您、忠于党的人。我的计划已经仔细地检验，现在到了把理想变为行动的时候……”
施季里茨在接待室等待着，感受着这里的寂静——没有空袭。电话机只连通着三个人：希特勒、希姆莱和凯特尔。鲍曼不同其他人联系。他心里说；“应当离开，林茨之行是最后的机会。能够查清的我已查清。鲍曼提到缪勒身边有叛徒是偶然的。不过，这种‘偶然’几乎让我心脏病发作。至于他们保存在坑道里的东西的情况我无法向中心报告，只能记在脑子里，哪里是真的，哪里是假的。没有联络员，而且看起来今后也不会有了。我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是如果我明白了我们人的意思，那我就不会再明白这里的入了。也许他们是病人，已失去了理解事物的能力。我出不了柏林，想从这里逃向东方是妄想，不出一天我就会被抓住，无论我装扮成什么样子……而林茨是山区，在那里可以栖身，最终从那里沿山路去东方。缪勒无法派人盯我的梢，他肯定要下令他们保证我的安全。这就松开了我的手脚：‘我根据行动的需要前进，你们要离开一百米。让他们去找吧。我不信缪勒关于盖伦的文件的鬼话。这是诱饵，他希望我吞下这个诱饵。在车里他会等我对盖伦的文件表示出兴趣。无论对哪个情报机关来说，这些材料都是无价之宝。我不向他表示有兴趣，就这样办。”
回到盖世太保后，缪勒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只扁平的箱子，放在施季里茨面前：“这只是盖伶材料中的—份——关于法国科学界人士的材料。这些人的亲人同我们在占领区的人秘密合作。您看看，想一想怎么能更准确更简短地把它写下来，以便今后让情报人员用于我们的目的。请注意，其它的材料，其中包括俄国初捷克的材料，是用另一种方法编辑的。您要想个办法——在您到达奥地利之前——怎样把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东西变成一些薄薄的纸，并打印在日本同行给我的绘图纸上。等您回来后，我要把您安排在我的秘点，派两个速记员，要出类拔萃的。您把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材料拿回去，这些东西价值连城，比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全部件品还值钱。请相信我的话。”
缪勒与卡尔登布龙纳的专线电话猛地响起来。
“是的。”缪勒答道，“请讲吧，大队长……是……是……好的……我马上去……”缪勒站起来，摇摇头：“有点几急事，您在会客室等等，舒尔茨会给您送茶的。我二十分钟后回来。”
施季里茨坐在面前，喝着茶，心不在焉地听着舒尔茨答复那些风风火火的电话。他头脑中暗暗希望在林茨有一个高个子青年来找他，这个人说出了必须说的五个词，听到回答后他会说：“伊萨耶夫同志，我来护送您回祖国。”
“也许我碍您的事？”施季里茨问舒尔茨，“我可以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等。”
“分队长吩咐您要在这里等。”舒尔茨毫无表情地说。
第二十四章 参阅资料——(六)
现在他每天都在回忆着缪勒不久前的拜访。缪勒的面孔不时杯眼前浮现，慢慢地他看到了缪勒修剪得很糟的左鬓的灰发。
盖伦是“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重复这些话：“在电影艺术中，细小的东西是标志才能的水准，同样，在我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小事可以成为大规模战役中的转机。假如卡纳里斯将军没有注意马特哈利的刀子，没有把他请到‘马克西姆’餐厅，然后把他引到自己在城外的住宅的话．谁知道军事舞台上的行动将如何发展，在潮湿肮脏的战壕里又有多少德国人要成为英国和法国混蛋的牺牲品……问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导演爱森所坦导演的那部描写奥德萨水兵起义的电影吧、我不知道，四轮马车沿着滨河街上奔驰是有意安排的还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这是构思，那么就意味着爱森斯坦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人。如果这是偶然的，是他的助手不经意拍上的而他又决定采用，那么他就应当得到荣誉和赞扬，就是说他善于在细微之处发现重要的东西。”
无论达有多么奇怪，正是缪勒那张没刮胡须的脸使盖伦时时陷入对未来的暇想之中，他的感觉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晰。
在树林中散步归来，他一切都明白了。今后的决定象画面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画面是完整的。
“缪勒是很精细的，如果他现在都顾不上修面，”盖伦心中说，“那么在我们全部得到解脱，在崩谈到来之前，他也不会注意到他的生活规律之外的一切。现在他无法进行全面监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方向，而其余的方向，尤其是他背后的一切已无力顾及。我的行动愈猛烈、愈突然，成功的机会就愈多，我逃往西方的机会就愈多。”
盖伦长时间地准备行动。在他考虑好行动的全部细节时，他的行动就有了清楚的目的性。
他没有想立即成为正规军人，尽管他的家庭属于“普鲁士之家”，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他母亲出生在荷兰。
但是他入伍的时候，凡尔赛条约已经签定，德国事实上失去了拥有军队的权力。于是盖伦履行了真正的爱国者的义务。帝国不能没有军队，每一个德国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为国家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决定未来的不是机床和犁耙，而是刺刀和大炮。
一九二三年在特等骑兵学校毕业后，年轻的盖伦成了上尉。他成了副总参谋长的副官。他的父亲是个大日尔曼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出版了一些历史教科书，书中号召年轻人去复仇：“我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他首先为总参谋部印制地图，这样儿子的仕途就有了保证。
希特勒当政之后，盖伦父亲的出版社因为有功被宣布为“国家社会主义模范企业”。
进攻波兰时，盖伦是帝国的一名年轻少校。在波兰他成了曼施坦因与古德里安之间的联络军官。
就在华沙，他结识了漫不经心、不修边幅的津采尔上校。此人领导总参谋部的特别部门“东方外军处”。盖伦当时是总参谋长凯特尔的私人副官。在这段时间他真正感到了为实力人物效力的那种甜蜜感。
津采尔细致地翻田着卷宗，里边的情报来自派驻俄国的间谍，他们由驻莫斯科武官克莱勃斯将军的副手领导。
津采尔认真地擤了半天鼻涕。他讲起话好象感冒了一样，不时地咳嗽：“我给布尔什维克两个月的时间向乌拉尔山逃窜。泥足巨人注定要作德国开垦者田里的肥料。斯大林的末日屈指可数。”
盖伦的看法与他不同。盖伦喜欢读书，读父亲出版的历史书籍。历史上奇怪的事多着呢。但是，他知道津采尔同海德里希的机构关系密切，于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盖论一声不响，唯命是从。
直到帝国军队从莫斯科溃退之后，他才明白，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盖伦的父亲求见布列斯劳省长。次日他受到接见，时间是在傍晚下班后，这是对他特别尊敬的表示。
“我不得不请求您，”他对国社党的省委负责人说，“对我们的谈话严加保密。我不希望灾难落在我儿子头上，我要说的正是他的事情。”
“您知道，”布列斯劳说，“国让党官员的话比岩石还硬，比钢还坚。您尽管说吧，不用提这样的请求。”
“我的儿子在上校那里效力……”
“我知道，”布列斯劳打断他的涵“请讲事情的实质。元首告诫我们节约时间，我给您五分钟，请讲您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总参谋部对付俄国人的情报分队掌握在一个与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的人手中。”
“您疯啦。”布列斯劳慢吞吞地做出反应，但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冰冷的光。“只有纯粹的雅利安人才能呆在这个岗位。”
“况且．”老盖伦固执地重复说，“津采尔上校的妻子有波兰血统的亲戚……不，不，津采尔是出色的军官，他在做他应当做的一切。我们在莫斯科战场冬季的集结也不是他的过错，谁会想到能有这样的严寒？不过，当我从儿子那里得知此事后，我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与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无异于认识共产党员。只有一种办法；在审查开始前立即解除职务。有迹象就足够了。如果事后查清此人是无辜的，那么就再给他另找一个职位。帝国高于一切，个人没有权力抱怨。
三天之后津采尔被撤职。加尔德亲自为他周旋也无济于事。尽管上枝在司令部呆了两天，但没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被押出大门。
经查实，津采尔妻子没有损害雅利安人的低等人种的亲戚，然而木已成舟，盖伦已经坐在了他的圈椅上。在他得到任命的一小时后，加尔德亲手把银质肩章交给他。
次日，盖伦召集自己的助手，通知他们，他根据与保安总局海德里希达成的协议，要从团一级单位开始，撤换军队情报部门的军官。如果方面军、军、师和团一级单位的情报一处和二处仍然行使自己的使命——收集情报、实施破坏行动的话，那么三处，即反间谍处的工作今后也要与海德里希配合。这是他——盖伦的打算。
此后，盖他离开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闪电旅行，从文尼察到柏林、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和汉堡。
他遇到了一些德国情报界的旧人。他们象罗森堡一样可以流利地讲俄语。他们是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移民，在梁赞和纳尔温的庄园度过童年。他们在追忆往事，梦想着这些美好的往事在今天，尤其是在未来重新变成现实。
盖伦首先拜访了潘维茨将军。他在一九一九年出了名，当时他带领武装小队枪杀过德国激进分子。他因为无情而被阿道夫•希特勒称之为党卫军头子的典范。
此后盖仪会见了凯塞林将军。他曾经在克莱勃斯的部门工作。克莱勃斯是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的负责人，他曾建议凯塞林将军培养俄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者，让他们准备建立东方乌拉尔国。
最后，盖伦礼节性地拜会了旗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向他征求意见。盖优颇为认真地听舒伦堡讲话，尽管他知道的比这个美男子知道的更多些，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他拜访了缪勒。
“分队长，没有您经常性的帮助，我寸步难行。”
两个月后，戈培尔召见盖伦。上校建立的“对东方积极宣传”秘密小组由罗森堡的傀儡、波罗的海沿岸的日尔曼人冯．格罗基领导。这个小组开始散发传单。传单由帝国宣传部撰写，弗拉索夫签名。
帝国宣传部部长认为，盖伦的宣传太谨小慎微。
“要更大胆地讲，”戈培尔建议，“俄国人必须屈服，他们不懂得思考，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命令的愚蠢的执行者。”
“俄国人善于思索，帝国部长。”盖伦大胆反驳说，“从拉季雪夫到索洛维耶夫、贝尔加耶夫和克罗波特金，我不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了，他们的哲学和美学学派是以十分危险的思想为基础的。从战略的观点看，我们现在要使他俩觉得自己并非一钱不值。胜利以后我们再把他们赶到犹太人区去，但眼下游击队在开枪……”
“他们就要被消灭。”戈培尔打断盖伦的话，“做奴隶的民族没有幻想的权力。”
于是，盖伦去找斯科采尼：“请您去见元首，我求您帮帮我，不能轻蔑地招惹俄国熊，就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仇恨强国畜牲绝不比帝国部长戈培尔差，也许更甚，但是我去过前线，审问过俘虏，我们无理智的残酷在迫使他们采取反措施。”
斯科采尼招摇头：“雷德加，我不能办这件事。元首在斯拉夫人问题上绝不容许有任何软弱。如果说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俄国人则要消灭它百分之七十。我和您都看过大本营文件，同风车打仗毫无意义。”
盖伦编辑了红军情况备忘录——其中有审问俄国叛逃者的谈话记录和在俄国窃听电话得到的情报——然后由加尔德送到大本营。元首授与他少将军衔，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一大批有远见地考虑德国命运的军官和将军被用钢琴弦吊死或者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被处死。
他来到布列斯劳的父亲家。全家人一道吃过晚饭后，男人们留在用浸染过的柞木装修的大书房里。
小盖伦说：“一切都完了，父亲，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可是报复武器——”父亲欲言又止。他暗自想，他这样讲话是因为他时常感到背后有暗探射来的那冰冷的目光。 ‘
老盖伦站起来，打开收音机，拨到维也纳电台的节目(轻歌剧选断)，叹了口气，捂着头说：“你讲这话不太大胆了吗？我的孩子。”
“现在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可你是将军。在施陶芬堡的疯狂举动之后元首不再相信军人。”
“不是疯狂的行为，父亲，只是行动考虑不周，没有考虑到恐惧这个因素。这种恐惧压迫着我们每一个人，哦，不仅仅是阴谋者，而是也包括所有奉命去镇压的人。”
“国家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
“国家的恐惧应当是完全特殊的，父亲……父亲；你说得对，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必须同一般的习惯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截然不同。正如你所希望的，这种国家的恐惧必须是神秘的、超脱的，好象是上帝，只惩罚退却的人。羔羊没有这种感觉，唯有头羊能嗅出狼的气味并且感到恐惧，它把这种感觉传播给其它的羊，这些羊只是重复着头羊的感觉和行动。我长久地思考过，我认为是风格这种整体概念的本质在那里起作用。你得同意，西班牙人夺取的塞维利亚和格林纳达仍保留着阿拉伯建筑的美，如同巴塞罗纳曾经是巴黎和柏林的纯理性主义的中心—样。伦敦的垂直线正对着科洛西姆斗兽场的罗马大街。每一种表现出自己风格的文化都有自己神秘的暂时的延续性。第三帝国的时间，历史学家将计算为十二年，父亲，明天我们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强国了。”
“雷加尔德——”
“父亲，如果我不热爱民族．我就不这样说了。现在只有鲍曼的党的机关中的瞎子们才重复戈培尔博士的口号，我们军人必须考虑未来。”
“不过，未来是可能的吗？”
“未来是必需的、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创造新的风格的时候就要到了。你知道，我十分仔细地询问过弗拉索夫投靠我们的原因——他欺骗我——他被恐惧催垮了。他咕哝着说起恢复信念的必要性和在同赤色匪徒的斗争中要唤起俄罗斯民族，这都是我的施特里克在他脑袋里灌输的陈词滥调……弗拉索夫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对失败毫无准备，所以他被催垮了，好象是一条姐。我暂时末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我想请您退休借口心脏不好，立即带家里人去图林根，到易北河对岸的山里去。”
……回到总参谋部，盖伦命令把他的“红色圣经”打印二十份，这份材料只占分布在德军中的情报官搜集的材料的目分之一。
他把最珍贵的情报拍成三套缩微胶卷。
一套放在保险柜里，抽屉上写看“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报告”(这是必要的伪装——他害怕盖世太保。那些人绝不敢碰希姆莱的东西，尽管他根本不想让这讨厌的家伙看这些资料)。
第二套藏在秘室里。这个秘室设在他的建在山区的家的房子里。
而第三套则安全地理在阿尔卑斯山奥兰萨姆疗养院附近的山洞里，这个疗养院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瑞士边界处。
此刻，他不时想起缪勒的来访。缪勒夺走了他收集在“红色圣经”中的残余。盖伦苦苦寻找着结论：逃出“梅巴赫三号”投靠西方是不可能的，那样他会象逃兵一样被抓住并处死，但等待呆在暗堡里的那个疯子和暴君的命令又无异于把自己推向死亡。正在下沉的人在幻想别人与自己一起淹死。这毫不奇怪，利己主义者即使死了也还是利己主义者。
盖伦反复思考他如何从柏林脱身，如何获得行动的权力。深夜，在轰炸停止时，他醒来了，好象有人在卡他的脖子。
盖伦站起身，恐惧地在办公室胺步。他觉得他好象忘掉了梦中那救命的、亲切的东西。一切都破灭了，只能忍受。
“哦。”盖伦停住脚步，轻松地笑了，又用手掌拍了一下额头。“嘿，是你呀，我的天！是普尔！对、我梦见了普尔！”
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仔细询问了为阻止俄国人进入华沙而鼓动波兰人暴乱的克莱奥沃军队的头子。他们住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小屋，长时间地散步，一天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谈论了叛乱经过。
普尔向他讲述了当时建立地下组织的纲领。
这个纲领成了希特勒地下组织建立的思想基础。根据盖伦的提议，希姆莱把这些组织定名为“维尔沃福”和“奥博罗内”。
不过，盖伦总是把极少的部分给别人，重要的部分自己留下来用于决定性时刻。
(他首先考虑如何为自己投靠它国寻找借口。普塞上校说，在轰炸中无法有效他工作。盖伦无法想象普塞巳成了盖世太保的暗探，并执行缪勒的命令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去请凯德尔将军解除他的职务。同普塞谈话之后，盖伦两次向约德尔上将建议在适当的候建立后备指挥部。但是约德尔绝不会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约德尔心中也充满了恐惧，他害怕的不是奥得河的俄国人，而是那些穿黑色皮大衣、佩带然楼标志、面目不清、体格健壮的人，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恐怖王国。
翌日早晨．盖伦给陪暗堡里的布格道夫将军打电话，要求接见。
布格道夫一刻不停地喝酒，从清早开始，一整天都泡在维尔木特酒或者“波特”酒中。天亮前他打了两小时吨儿。布格道夫在电话里大笑着说：“如果俄国人没有炸碎您，现在就来吧，我请您一顿美餐。”
盖伦决定不通过约德尔在大本营内实现普塞的设想，他把自己的资料——显然只是千分之一——放在布格道夫眼前。但布格道夫没有听他说什么，只是说了儿句俏皮话，并回忆着在山里的徒步旅行。他问盖伦最后一次看戏是什么时候，他很高兴盖伦为自己选择“30”这个数字作为代号。
“不，为什么要叫‘30号博士’呢？我知道‘5号先生’或者‘2号博士’，可‘30号’呢？”
“当我决心把自己献给反对俄国人的斗争时我三十岁。”盖伦答道，“所以在我的代号中没有什么投机的地方，只是一般的符号而已。将军，请安排元首接见我一次，我需要十分钟。”
布格道夫干了一杯维尔木特洒，然后又倒了一杯，淡淡一笑：“不想和鲍曼谈谈吗？多么聪明、多么谦逊的人。真是奇妙啊。”
“将军，”盖论竭力掩饰着对这个醉醺醺同时又仪表堂堂的将军的憎恨，重复说，“事关许多德国人的命运……”
“您认为，还能谈论他们的命运？”布格道夫惊奇地说，“您是个乐天派，而我喜欢乐天派，所以我尽力帮助您。”
四十分钟后，希特勒接见了盖伦。
“我的元首，”盖伦说，“千秋帝国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而且将有利于我们，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为什么呢？”希特勒轻轻反问，“连施贝尔也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战争输了……您的观点相反吗？”
盖伦最不希望听到这些话。他知道哪怕迟疑一秒钟，在一瞬间角色一变，那他的一切就都完了。他甚至感到，他正从小桥上跌落到布列斯特城外的湖里，象小孩一样沉下去，并且已经嗅到了温暖的水的气味。同希特勒谈话出现差错是不可饶恕的，下场就好象掉在冰水里，在你沉到淤泥很深的水底时，你的头脑可能还清醒，划动双手挣扎，可是水泥枕木捆在你的腿上，一种力量快速地用力向下拉你，没有人来营救，最后水面冒出红色的血泡，肺叶破裂了……
“我相信德国土兵，我的元首。”盖伦回答，“我相信我们这个绝不允许异族、尤其是俄国人统治的民族……在这里面，”他用力夹住腋下的卷宗，“我的结论是，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俄国人的后方实施积极的恐怖活动。不过，轰炸使我在这里无法工作，我需要去阿尔卑斯山基地，哪怕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在那里搞一份综合的情报人员名单，他们可以炸毁设在俄国人后方的武器弹药库，同时我要准备一份全面破坏东线运输线的次序表。”
“您证明故事的合理性所用的时间太多了。”希特勒说，“您立即去阿尔卑斯山堡垒，一周后我等您做出详细报告。另外，祝贺您得到中将军衔，盖伦，我会对与我思想一致的人做出评价……”
六天之后，盖伦和自己的司令部前往距离瑞土边界三十公里的密斯巴赫，而不是阿尔卑斯山堡垒。在那里他放走了参谋军官和卫兵，命令他们去伯希特斯加登。只有十五名亲信同他继续上山。他们在奥兰萨姆的山地疗养院过夜。木板房窗户的玻璃上结了霜花。月亮大大的，离得很近。积雪中散发出秋苹果的气味。盖伦喝了杯水，然后进人了梦乡。他梦见一只燕子灰追赶一架大飞机……
对他来说，这场战争结束了。
现在他每天都在回忆着缪勒不久前的拜访。缪勒的面孔不时杯眼前浮现，慢慢地他看到了缪勒修剪得很糟的左鬓的灰发。
盖伦是“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重复这些话：“在电影艺术中，细小的东西是标志才能的水准，同样，在我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小事可以成为大规模战役中的转机。假如卡纳里斯将军没有注意马特哈利的刀子，没有把他请到‘马克西姆’餐厅，然后把他引到自己在城外的住宅的话．谁知道军事舞台上的行动将如何发展，在潮湿肮脏的战壕里又有多少德国人要成为英国和法国混蛋的牺牲品……问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导演爱森所坦导演的那部描写奥德萨水兵起义的电影吧、我不知道，四轮马车沿着滨河街上奔驰是有意安排的还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这是构思，那么就意味着爱森斯坦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人。如果这是偶然的，是他的助手不经意拍上的而他又决定采用，那么他就应当得到荣誉和赞扬，就是说他善于在细微之处发现重要的东西。”
无论达有多么奇怪，正是缪勒那张没刮胡须的脸使盖伦时时陷入对未来的暇想之中，他的感觉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晰。
在树林中散步归来，他一切都明白了。今后的决定象画面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画面是完整的。
“缪勒是很精细的，如果他现在都顾不上修面，”盖伦心中说，“那么在我们全部得到解脱，在崩谈到来之前，他也不会注意到他的生活规律之外的一切。现在他无法进行全面监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方向，而其余的方向，尤其是他背后的一切已无力顾及。我的行动愈猛烈、愈突然，成功的机会就愈多，我逃往西方的机会就愈多。”
盖伦长时间地准备行动。在他考虑好行动的全部细节时，他的行动就有了清楚的目的性。
他没有想立即成为正规军人，尽管他的家庭属于“普鲁士之家”，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他母亲出生在荷兰。
但是他入伍的时候，凡尔赛条约已经签定，德国事实上失去了拥有军队的权力。于是盖伦履行了真正的爱国者的义务。帝国不能没有军队，每一个德国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为国家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决定未来的不是机床和犁耙，而是刺刀和大炮。
一九二三年在特等骑兵学校毕业后，年轻的盖伦成了上尉。他成了副总参谋长的副官。他的父亲是个大日尔曼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出版了一些历史教科书，书中号召年轻人去复仇：“我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他首先为总参谋部印制地图，这样儿子的仕途就有了保证。
希特勒当政之后，盖伦父亲的出版社因为有功被宣布为“国家社会主义模范企业”。
进攻波兰时，盖伦是帝国的一名年轻少校。在波兰他成了曼施坦因与古德里安之间的联络军官。
就在华沙，他结识了漫不经心、不修边幅的津采尔上校。此人领导总参谋部的特别部门“东方外军处”。盖伦当时是总参谋长凯特尔的私人副官。在这段时间他真正感到了为实力人物效力的那种甜蜜感。
津采尔细致地翻田着卷宗，里边的情报来自派驻俄国的间谍，他们由驻莫斯科武官克莱勃斯将军的副手领导。
津采尔认真地擤了半天鼻涕。他讲起话好象感冒了一样，不时地咳嗽：“我给布尔什维克两个月的时间向乌拉尔山逃窜。泥足巨人注定要作德国开垦者田里的肥料。斯大林的末日屈指可数。”
盖伦的看法与他不同。盖伦喜欢读书，读父亲出版的历史书籍。历史上奇怪的事多着呢。但是，他知道津采尔同海德里希的机构关系密切，于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盖论一声不响，唯命是从。
直到帝国军队从莫斯科溃退之后，他才明白，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盖伦的父亲求见布列斯劳省长。次日他受到接见，时间是在傍晚下班后，这是对他特别尊敬的表示。
“我不得不请求您，”他对国社党的省委负责人说，“对我们的谈话严加保密。我不希望灾难落在我儿子头上，我要说的正是他的事情。”
“您知道，”布列斯劳说，“国让党官员的话比岩石还硬，比钢还坚。您尽管说吧，不用提这样的请求。”
“我的儿子在上校那里效力……”
“我知道，”布列斯劳打断他的涵“请讲事情的实质。元首告诫我们节约时间，我给您五分钟，请讲您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总参谋部对付俄国人的情报分队掌握在一个与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的人手中。”
“您疯啦。”布列斯劳慢吞吞地做出反应，但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冰冷的光。“只有纯粹的雅利安人才能呆在这个岗位。”
“况且．”老盖伦固执地重复说，“津采尔上校的妻子有波兰血统的亲戚……不，不，津采尔是出色的军官，他在做他应当做的一切。我们在莫斯科战场冬季的集结也不是他的过错，谁会想到能有这样的严寒？不过，当我从儿子那里得知此事后，我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与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无异于认识共产党员。只有一种办法；在审查开始前立即解除职务。有迹象就足够了。如果事后查清此人是无辜的，那么就再给他另找一个职位。帝国高于一切，个人没有权力抱怨。
三天之后津采尔被撤职。加尔德亲自为他周旋也无济于事。尽管上枝在司令部呆了两天，但没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被押出大门。
经查实，津采尔妻子没有损害雅利安人的低等人种的亲戚，然而木已成舟，盖伦已经坐在了他的圈椅上。在他得到任命的一小时后，加尔德亲手把银质肩章交给他。
次日，盖伦召集自己的助手，通知他们，他根据与保安总局海德里希达成的协议，要从团一级单位开始，撤换军队情报部门的军官。如果方面军、军、师和团一级单位的情报一处和二处仍然行使自己的使命——收集情报、实施破坏行动的话，那么三处，即反间谍处的工作今后也要与海德里希配合。这是他——盖伦的打算。
此后，盖他离开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闪电旅行，从文尼察到柏林、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和汉堡。
他遇到了一些德国情报界的旧人。他们象罗森堡一样可以流利地讲俄语。他们是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移民，在梁赞和纳尔温的庄园度过童年。他们在追忆往事，梦想着这些美好的往事在今天，尤其是在未来重新变成现实。
盖伦首先拜访了潘维茨将军。他在一九一九年出了名，当时他带领武装小队枪杀过德国激进分子。他因为无情而被阿道夫•希特勒称之为党卫军头子的典范。
此后盖仪会见了凯塞林将军。他曾经在克莱勃斯的部门工作。克莱勃斯是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的负责人，他曾建议凯塞林将军培养俄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者，让他们准备建立东方乌拉尔国。
最后，盖伦礼节性地拜会了旗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向他征求意见。盖优颇为认真地听舒伦堡讲话，尽管他知道的比这个美男子知道的更多些，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他拜访了缪勒。
“分队长，没有您经常性的帮助，我寸步难行。”
两个月后，戈培尔召见盖伦。上校建立的“对东方积极宣传”秘密小组由罗森堡的傀儡、波罗的海沿岸的日尔曼人冯．格罗基领导。这个小组开始散发传单。传单由帝国宣传部撰写，弗拉索夫签名。
帝国宣传部部长认为，盖伦的宣传太谨小慎微。
“要更大胆地讲，”戈培尔建议，“俄国人必须屈服，他们不懂得思考，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命令的愚蠢的执行者。”
“俄国人善于思索，帝国部长。”盖伦大胆反驳说，“从拉季雪夫到索洛维耶夫、贝尔加耶夫和克罗波特金，我不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了，他们的哲学和美学学派是以十分危险的思想为基础的。从战略的观点看，我们现在要使他俩觉得自己并非一钱不值。胜利以后我们再把他们赶到犹太人区去，但眼下游击队在开枪……”
“他们就要被消灭。”戈培尔打断盖伦的话，“做奴隶的民族没有幻想的权力。”
于是，盖伦去找斯科采尼：“请您去见元首，我求您帮帮我，不能轻蔑地招惹俄国熊，就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仇恨强国畜牲绝不比帝国部长戈培尔差，也许更甚，但是我去过前线，审问过俘虏，我们无理智的残酷在迫使他们采取反措施。”
斯科采尼招摇头：“雷德加，我不能办这件事。元首在斯拉夫人问题上绝不容许有任何软弱。如果说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俄国人则要消灭它百分之七十。我和您都看过大本营文件，同风车打仗毫无意义。”
盖伦编辑了红军情况备忘录——其中有审问俄国叛逃者的谈话记录和在俄国窃听电话得到的情报——然后由加尔德送到大本营。元首授与他少将军衔，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一大批有远见地考虑德国命运的军官和将军被用钢琴弦吊死或者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被处死。
他来到布列斯劳的父亲家。全家人一道吃过晚饭后，男人们留在用浸染过的柞木装修的大书房里。
小盖伦说：“一切都完了，父亲，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可是报复武器——”父亲欲言又止。他暗自想，他这样讲话是因为他时常感到背后有暗探射来的那冰冷的目光。 ‘
老盖伦站起来，打开收音机，拨到维也纳电台的节目(轻歌剧选断)，叹了口气，捂着头说：“你讲这话不太大胆了吗？我的孩子。”
“现在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可你是将军。在施陶芬堡的疯狂举动之后元首不再相信军人。”
“不是疯狂的行为，父亲，只是行动考虑不周，没有考虑到恐惧这个因素。这种恐惧压迫着我们每一个人，哦，不仅仅是阴谋者，而是也包括所有奉命去镇压的人。”
“国家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
“国家的恐惧应当是完全特殊的，父亲……父亲；你说得对，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必须同一般的习惯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截然不同。正如你所希望的，这种国家的恐惧必须是神秘的、超脱的，好象是上帝，只惩罚退却的人。羔羊没有这种感觉，唯有头羊能嗅出狼的气味并且感到恐惧，它把这种感觉传播给其它的羊，这些羊只是重复着头羊的感觉和行动。我长久地思考过，我认为是风格这种整体概念的本质在那里起作用。你得同意，西班牙人夺取的塞维利亚和格林纳达仍保留着阿拉伯建筑的美，如同巴塞罗纳曾经是巴黎和柏林的纯理性主义的中心—样。伦敦的垂直线正对着科洛西姆斗兽场的罗马大街。每一种表现出自己风格的文化都有自己神秘的暂时的延续性。第三帝国的时间，历史学家将计算为十二年，父亲，明天我们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强国了。”
“雷加尔德——”
“父亲，如果我不热爱民族．我就不这样说了。现在只有鲍曼的党的机关中的瞎子们才重复戈培尔博士的口号，我们军人必须考虑未来。”
“不过，未来是可能的吗？”
“未来是必需的、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创造新的风格的时候就要到了。你知道，我十分仔细地询问过弗拉索夫投靠我们的原因——他欺骗我——他被恐惧催垮了。他咕哝着说起恢复信念的必要性和在同赤色匪徒的斗争中要唤起俄罗斯民族，这都是我的施特里克在他脑袋里灌输的陈词滥调……弗拉索夫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对失败毫无准备，所以他被催垮了，好象是一条姐。我暂时末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我想请您退休借口心脏不好，立即带家里人去图林根，到易北河对岸的山里去。”
……回到总参谋部，盖伦命令把他的“红色圣经”打印二十份，这份材料只占分布在德军中的情报官搜集的材料的目分之一。
他把最珍贵的情报拍成三套缩微胶卷。
一套放在保险柜里，抽屉上写看“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报告”(这是必要的伪装——他害怕盖世太保。那些人绝不敢碰希姆莱的东西，尽管他根本不想让这讨厌的家伙看这些资料)。
第二套藏在秘室里。这个秘室设在他的建在山区的家的房子里。
而第三套则安全地理在阿尔卑斯山奥兰萨姆疗养院附近的山洞里，这个疗养院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瑞士边界处。
此刻，他不时想起缪勒的来访。缪勒夺走了他收集在“红色圣经”中的残余。盖伦苦苦寻找着结论：逃出“梅巴赫三号”投靠西方是不可能的，那样他会象逃兵一样被抓住并处死，但等待呆在暗堡里的那个疯子和暴君的命令又无异于把自己推向死亡。正在下沉的人在幻想别人与自己一起淹死。这毫不奇怪，利己主义者即使死了也还是利己主义者。
盖伦反复思考他如何从柏林脱身，如何获得行动的权力。深夜，在轰炸停止时，他醒来了，好象有人在卡他的脖子。
盖伦站起身，恐惧地在办公室胺步。他觉得他好象忘掉了梦中那救命的、亲切的东西。一切都破灭了，只能忍受。
“哦。”盖伦停住脚步，轻松地笑了，又用手掌拍了一下额头。“嘿，是你呀，我的天！是普尔！对、我梦见了普尔！”
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仔细询问了为阻止俄国人进入华沙而鼓动波兰人暴乱的克莱奥沃军队的头子。他们住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小屋，长时间地散步，一天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谈论了叛乱经过。
普尔向他讲述了当时建立地下组织的纲领。
这个纲领成了希特勒地下组织建立的思想基础。根据盖伦的提议，希姆莱把这些组织定名为“维尔沃福”和“奥博罗内”。
不过，盖伦总是把极少的部分给别人，重要的部分自己留下来用于决定性时刻。
(他首先考虑如何为自己投靠它国寻找借口。普塞上校说，在轰炸中无法有效他工作。盖伦无法想象普塞巳成了盖世太保的暗探，并执行缪勒的命令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去请凯德尔将军解除他的职务。同普塞谈话之后，盖伦两次向约德尔上将建议在适当的候建立后备指挥部。但是约德尔绝不会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约德尔心中也充满了恐惧，他害怕的不是奥得河的俄国人，而是那些穿黑色皮大衣、佩带然楼标志、面目不清、体格健壮的人，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恐怖王国。
翌日早晨．盖伦给陪暗堡里的布格道夫将军打电话，要求接见。
布格道夫一刻不停地喝酒，从清早开始，一整天都泡在维尔木特酒或者“波特”酒中。天亮前他打了两小时吨儿。布格道夫在电话里大笑着说：“如果俄国人没有炸碎您，现在就来吧，我请您一顿美餐。”
盖伦决定不通过约德尔在大本营内实现普塞的设想，他把自己的资料——显然只是千分之一——放在布格道夫眼前。但布格道夫没有听他说什么，只是说了儿句俏皮话，并回忆着在山里的徒步旅行。他问盖伦最后一次看戏是什么时候，他很高兴盖伦为自己选择“30”这个数字作为代号。
“不，为什么要叫‘30号博士’呢？我知道‘5号先生’或者‘2号博士’，可‘30号’呢？”
“当我决心把自己献给反对俄国人的斗争时我三十岁。”盖伦答道，“所以在我的代号中没有什么投机的地方，只是一般的符号而已。将军，请安排元首接见我一次，我需要十分钟。”
布格道夫干了一杯维尔木特洒，然后又倒了一杯，淡淡一笑：“不想和鲍曼谈谈吗？多么聪明、多么谦逊的人。真是奇妙啊。”
“将军，”盖论竭力掩饰着对这个醉醺醺同时又仪表堂堂的将军的憎恨，重复说，“事关许多德国人的命运……”
“您认为，还能谈论他们的命运？”布格道夫惊奇地说，“您是个乐天派，而我喜欢乐天派，所以我尽力帮助您。”
四十分钟后，希特勒接见了盖伦。
“我的元首，”盖伦说，“千秋帝国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而且将有利于我们，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为什么呢？”希特勒轻轻反问，“连施贝尔也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战争输了……您的观点相反吗？”
盖伦最不希望听到这些话。他知道哪怕迟疑一秒钟，在一瞬间角色一变，那他的一切就都完了。他甚至感到，他正从小桥上跌落到布列斯特城外的湖里，象小孩一样沉下去，并且已经嗅到了温暖的水的气味。同希特勒谈话出现差错是不可饶恕的，下场就好象掉在冰水里，在你沉到淤泥很深的水底时，你的头脑可能还清醒，划动双手挣扎，可是水泥枕木捆在你的腿上，一种力量快速地用力向下拉你，没有人来营救，最后水面冒出红色的血泡，肺叶破裂了……
“我相信德国土兵，我的元首。”盖伦回答，“我相信我们这个绝不允许异族、尤其是俄国人统治的民族……在这里面，”他用力夹住腋下的卷宗，“我的结论是，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俄国人的后方实施积极的恐怖活动。不过，轰炸使我在这里无法工作，我需要去阿尔卑斯山基地，哪怕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在那里搞一份综合的情报人员名单，他们可以炸毁设在俄国人后方的武器弹药库，同时我要准备一份全面破坏东线运输线的次序表。”
“您证明故事的合理性所用的时间太多了。”希特勒说，“您立即去阿尔卑斯山堡垒，一周后我等您做出详细报告。另外，祝贺您得到中将军衔，盖伦，我会对与我思想一致的人做出评价……”
六天之后，盖伦和自己的司令部前往距离瑞土边界三十公里的密斯巴赫，而不是阿尔卑斯山堡垒。在那里他放走了参谋军官和卫兵，命令他们去伯希特斯加登。只有十五名亲信同他继续上山。他们在奥兰萨姆的山地疗养院过夜。木板房窗户的玻璃上结了霜花。月亮大大的，离得很近。积雪中散发出秋苹果的气味。盖伦喝了杯水，然后进人了梦乡。他梦见一只燕子灰追赶一架大飞机……
对他来说，这场战争结束了。
第二十五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三)
“那鲁宾纳乌怎么办？”等缪勒从卡尔登布龙纳处回来把他叫到办公室时，施季里茨问。缪勒和副官舒尔茨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让他呆着吗？他的蒙特勒之行取消了吧？”
“为什么？”缪勒奇怪地问，“如果他准备千，您就派他去吧，我在领事馆的人会接他的。我事先用密电通知。请同他约定进行联系。去问一下舒伦堡，他责成您的这位犹太人完成什么任务。舒伦堡在等待他与穆吉或者他的犹太教牧师取得联系……为什么要取消他的蒙特勒之行？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要让人们明白，您的上司和我的朋友舒伦堡实际上在想什么……他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他象是一个正处在过渡年龄的少女，躲躲闪闪的。必须把鲁宾纳乌变成诱捕用的鸭子，让那些信守中立的公鸭们自投罗网吧，我们看舒伦堡怎样实施他的建议。鲁宾纳乌是掩人耳目的幌子，这是很清楚的，不过舒伦堡用他遮掩什么呢？实际上我对此有兴趣。”
“什么时候我去约定联系时间、通报舒伦堡，并把鲁宾纳乌派出去呢？”
“从林茨回到柏林之后，施季里茨。”
“您认为我来得急赶回来？”施季里茨皱起眉头，笑了一下。
“来得急。”
“我可怀疑。”
“您怎么啦？这是您的福气。林茨那里阳光明媚，比这里清静得多，也没有巷战。”
“我怎么能留下您一人？”施季里茨叹了口气，“再说没有您帮忙，我自己无法从绞肉机里脱身。他们在林茨也会搜寻我和您这种职业的人。”
“绞肉机。”缪勒重复了一遍。
“什么时候出发？留给我多少时间7”施季里茨问。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决心在帕贝斯堡这里化装，从地板下取出名为巴尔瓦莱宁的芬兰工程师的护照。把车开到深谷，伪装一场车祸(让他们到沟底找尸体去吧)，然后到湖边巴乌尔家的磨坊去。两星期前那位老人去世了，现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屋后有个地窖，谁也不知道，是巴乌尔在深夜挖的，用来藏剩余的面粉，里边很干燥。“可以住两三个星期。到那时我们的人就来了。我随身带去罐头和饼干，我可没白攒这些东西，够我吃的了。现在天转暖了，夜莺在歌唱，它们不怕轰炸，这些小生灵对‘轰炸’一无所知，它们在想，这么大的雷声呀——是的，我要逃走，我精疲力尽了，我要脱身。可我觉得，在林茨等待我的是陷阱，在小酒馆不会有人来找我并说什么识别暗语，别骗自己了，这总归是不幸的……”
缪勒摸摸后脑勺，说：“天又变了。您没有时间了。总之您不要离开我，施季里茨。”
“可我得准备行装。”
“您要和我的人一起去林茨，等一等，我马上介绍一下和您同路的人。我不用您冒险，朋友，别生气。鲁宾纳乌关在地下室，您还有两小时，去告诉他该干什么吧，我要亲自把他派出去，我派两个姑娘和他一起去，军官不够了，全都有任务。”
“完啦，全都完啦。”施季里茨明白。“我完了，现在我被他们控制了，被捏在他们手中。我感觉到要出事，只不过心里不放承认。不，不是不敢，而是延误了那个不得不承认的时辰。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宣觉。现在直觉比理智更准确。奥得河东岸的人才要进行分析，我们的人现在行权进行分析，因为胜利民于我们。可是在这里，崩溃的时刻到了，要活命的感觉而不是理智控制了所有的人。他们失去了理智，而我不能不受到他们情绪的影响，‘在奴隶中间没有自由人’，我受他们情续的影响是正常的。可是我容忍自己毫无必要地否定自己的想法，时间太久了，结果受到了惩罚。”
“等等，”他暗自说，“别急着签投降书。你先前已经想好了招数，现在应当进行一切可行的尝试，应当利用感觉、推断、情结，这是可行的，逻辑是次要的，我必须首先注意感觉……我不能走，我要尽力救出这个鲁宾纳乌的孩子。鲁宾纳乌是被整垮的人，可希特勒来了难道是他的孩子的过错？一个人愈积德，他得到的善报就愈多。世界终归足以德报德的，这是规律。人们愈是明白这一点，就会生活得愈美好……”
“好吧，”施季里茨说．“就这样，我明白，在可怜的汉斯死后，您有权为状的生命担心。鲁宾纳乌的事我很快就办妥，不过……”
“什么‘不过’？”缪勒问。他讨厌别人讲话吞吞吐吐。施季里茨了解这一点并发加以利用。
“不，一点小事……”
“施季里茨！”
“我心中早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主意，只是……”
“说说您的想法，不过要快些，工作多得很……爱娃，布劳恩突然从慕尼黑到我们这里来了，卡尔登布龙纳委托我安排警戒和迎接列车……恩？”
“我是这么想的、”施季里茨思忖着说，“分队长，为什么您不亲自尝试同穆吉或是同来自蒙特勒的牧师建立个人的联系呢？为什么您总是让别人取得主动权？”
施季里茨看出来，他这些话出乎缪勒的预料。
“等等，等一下，”缪勒说，“我没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直接去同穆吉联系？我和穆吉？不，施季里茨，别想入非非啦，谁会和盖世太保缪勒对话？”
“让派沃尔夫去找杜勒斯的那个人去……他们坐在一张桌前感觉很好。沃尔夫的级别比您还高三级。您为什么要把穆吉和犹太教牧师让给希姆莱、沃尔夫和舒伦堡？而且是独家经营？让我们来试一试。”
“那怎么办呢？”缪勒若有所思地说。他的脸上一下失去了往日那聚精会神、阴沉沉的神色，显出了一种温和的表情。“一个大胆的主意……不过怎样保证鲁宾纳气不说谎呢？”缪勒的脸又布满皱纹，“他本人甚至害怕当着牧师们的面提到我的名字，他能如实向我们报告吗？他们准备同我面谈吗？”
施季里茨摇了摇头：“保证是有的。您也知道，他多么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么办：把他叫到这里，我把您介绍给他，公开的，一点也不含糊，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能不能在蒙特勒进行这种对话。”
“他当然会回答他准备这样办。他会说，他狂热地热爱我，梦想着加入党卫军，他还能回答什么呢？”缪勒拿起电话，手指象铅笔一样直挺铤地拨动号码，接通后向对方说：“喂，封锁车站的事办得怎么样啦？好，继续报告列车行进的情况。我要耽搁一会儿……道路没有受到轰炸吧？什么？
在哪里？路基修复了吗？清楚了……明白……我们的人发警报了吗？行啦，你们等着吧。”他放下话筒对施季里茨说：“英国人炸断了铁路，爱娃的列车还有四十公里路程，已经押来俄国战俘修路……幸好这与我的部门无关。这样一来，卡尔登布龙纳就得坐运输机了，我们还有时间，接着讲吧。。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您不相信鲁宾纳乌……”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犹太人，施季里茨。我只相信断气的犹太人。而且我对俄国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也是一样。”
“对戈培尔博士来说，这一切都是口角罢了。”施季里茨皱了皱眉头，“我是个干实事的人，我认为应当利用机会……请命令把他的女儿送到瑞士大使馆，您知道这件事怎么办。让他妻子把女孩领去，然后让他们在这里见面，他、他的妻子和儿子……还要让他的妻子说，是您，分队长缪勒，亲自救了他的女儿。请您答应他，一旦他把穆吉或者牧师建议会晤的信儿带给您，就把男孩也送到瑞士大使馆。这张牌为什么必须由舒伦堡拿着呢？
或者是希姆莱？为什么不应当是您？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对鲁宾纳乌说，而且让他转告穆吉，您，正是您，准备释放集中营里的全部犯人，不仅仅是银行家和珠宝商。到那时您就战胜了那些唯智论者，因为您是他们的救星，而不是别人。”
缪勒说：“男孩在没有食物、缺少户外活动的犹大区长大后，不会产生新的犹太人，而女孩子可以，女人的耐力更强，所以我们要用女孩作交易。”
施季里茨知道缪勒会这样说。他们的想法总是背道而驰，谁也不相信谁。在他说到应当把女孩送到大使馆去时，他已经估计到了，鲁宾纳乌会再请求营救他的男孩。“他叫什么名字？哦，叫巴乌尔，七岁就会写交响乐，是个可怜的人，缪勒的确没有时间了，否则，他听到我在监狱对鲁宾纳乌说的话，就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女孩身上了。他的人中是谁研究了我们在狱中的谈话。这是挺有趣的吗？唉，如果他现在让我去接那女人就好啦，他绝不会这样做。”施季里茨心中说，“不要同命运捉迷藏，正视命运吧。”
“为什么不真的试一试呢？”缪勒思绪重重地间，“为什么不呢？”
两个小时后，鲁宾纳乌坐在缪勒的办公室里，先是嗓音嘶哑地哭泣，后又破涕为笑。他的妻子也抽抽搭搭地把女儿搂在怀里，象孩子一样硬咽着反复念叨：“这全靠缪勒先生！我们要为他祈祷，瓦尔特。全靠了他，他有一颗大慈大悲的心！你要用你能做到的一切报答他的好心！这是缪勒先生，他说了，他对我说了，他说‘请安静一些，’”
缪勒面无表情地笑了一下。他的脸好象是一副面具，嘴角挤出的微笑令人讨厌。
“请安静些……我本可以把您可爱的女儿也送到瑞士人那儿去。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为了那个男孩我冒了多大风险？等您丈夫到了瑞士，让他在洛桑的电话簿上找到罗金茨维格先生的地址……您问问他，我救过多少犹太人，您去问问……鲁宾纳乌，同您谈话时我的人绝不会欺骗您，您相信吧。”
“是的，缪勒先生！我相信！我准备效犬马之劳！我要让我的朋友和儿孙们——如果还有他们的话——为您向上帝祈祷，为您的孩子祈求幸福。”
缪勒转身对鲁宾纳乌的妻子说：“鲁宾纳乌太太，您将被领到一个很好的住所，那里绝对安全，只要您的丈夫不干不忠实的事。”
那女人把女儿紧紧楼在怀里，尖叫起来：“他不敢！他什么都能办得到，好心的缪勒先生！”
“上帝是万能的。”缪勒回答，“人是环境的双亲。”
“人不是上帝。”鲁宾纳乌赞成地点点头，“但我将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这很好。”缪勒冷漠地说，“不过也可能是口头上说我什么都能干，实际上却什么也不干……等一等，别反驳，先听我说，一旦您说是我派您来的，人们就都会躲开。我不是一般人，我是盖世太保头子。”
鲁宾纳乌摇摇头：“那里的人都很聪明，缪勒先生，他们明白，如果想有些收获，就一定要和这一行的主人有联系，而主人不是您又是谁？”
“主人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我是人们过多谈论的小人物——我只是按照命令做事。所以，刚刚四十岁的年纪却已经两翼灰白了。在我死后解剖时，人们会发现，我的心因为怜悯别人已经破碎了，我是靠着一颗破碎的心生活的。”
鲁宾纳乌忽然平静地说：“这是在讲台上、会议上说的话，缪勒先生。假如您对瑞土的先生们讲这些，他们会认为您在侮辱他们。事业就是事业。您在干自己的事业，没有什么可以表白的。每个人为了取得成功，都会提到自己的利益。”
女人被带走后，缪勒取出一瓶白酒，倒满一杯，递给鲁宾纳乌：“干一杯。”
“我会醉的。”鲁宾纳乌说，“我已经不会喝酒了。”
“该重新学啦。”缪勒冷冷一笑。
鲁宾纳乌一饮而尽，手捂着嘴巴，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晴里充满了泪水。
缪勒看看施季里茨，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而顽皮、真诚而不是装模作样的微笑。
“纯粹是出哑剧……想干一杯吗？施季里茨。”
缪勒自己斟满了酒，颇有滋味地一下子喝干，然后桌旁站起来，坐在鲁宾纳乌的椅子扶手上。
“好听我说，”缪勒说，“找不害欢空谈，无论是以谁的名义。明白吗？我要的是文件。您必须把签订和约的文件带到犹太教牧师或者穆吉那里，这是一个真正的条约，我释放你们所有犹太人，你们不要追究我的责任，无论何时何地。您能带回这个条约吗？”
“我不知道。”
施季里茨等着缪勒将鲁宾纳乌摔在地板上并用脚踢他，然而恰恰相反，缪勒把一只手搭在了鲁宾纳乌肩上：“好样的。如果您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我把这个文件带回来，我会认为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您回答得不错，我感谢您的诚实。现在您说吧，您，鲁宾纳乌本人，认为这件事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吗？您认为牧师会给我写这种信吗？”
“有百分之五的希望。”鲁宾纳乌说。
“这就不少喽。”缪勒说．“这是很重要的。可是能不能做些努力，增加成功的希望呢？”
“可以。”施季里茨说。
缪勒和鲁宾纳乌同时望着他。
“可以。”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道，“为此要对瑞士人说真话。真实的情况明摆着，希姆莱不打算放掉犯人。他用这些人讨价还价赢得时间。如果蒙特勒的先生们升始考虑同您对话的可能性，那么所有被关押的人就没命了……”
“他们可能不相信我。”鲁宾纳乌说，“他们也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这里作人质。”
“必要时我们能轻而易举地把您的男孩从大使馆弄出来。这不是开玩笑。”缪勒说，“一旦我们得知您的不忠——我们不是傻瓜——您的男孩就要回到犹太区的妹妹和母亲那里。我不是在威胁，不，您考虑自己家庭的利益，我考虑我的家庭的利益。至于说到他们是否相信您，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使他们相信您，我们将在瑞土给您帮助。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真相。一句话，土会翻松的。一小时后我就可以向那里发个通知。”
“那样的话就更有希望了，”鲁宾纳乌说，“我的任务大大减轻了。”
三小时后鲁宾纳乌被带到车站，送上火车。施季里茨去找报务员，准备给帕扎尔和伯尔尼的盖世太保情报人员发电报。缪勒忽然恐惧地想到，这一切可能是施季里茨阴险的把戏。施季里茨决定破坏他和鲍曼的联盟。如果施季里茨现在在报务员那里给鲍曼打个电话，告诉他鲁宾纳乌乘坐的是哪列火车的话，这个犹太人在下一站就会被押下来送到卡尔登布龙纳那里。鲁宾纳乌会全部招供，那就完啦：鲍曼会收拾缪勒的，无论怎样解释……
缪勒给通讯处打电话，吩咐突击队队长盖什克，严密监视，绝不能让施季里茨给城里打电话，然后缪勒又与铁路部门的盖世太保联系，让他们向七号车厢的头等房间的两个女人转达密令：务必要毒死她们监护的鲁宾纳乌(毒药将在斯图加特车站月台转交)，但须等到巴扎尔的德国边境检查警卫队检查之后下手。女人们离开车厢的要把车票留在桌上，上边还要写上：“转交博尔金博土。罗伯特•列伊民间企业，帕贝尔斯堡，雅克什大街7号。24号售票口，售票员卢姆卡。”列车员必须是个合适的人，以便向瑞士警察作证；和死者同一包厢的是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一个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他乘上了去柏林的火车。
过了一小时，鲁宾纳乌的妻子被带来见缪勒。
“请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受不了歇斯底里。”缪勒说．“我必须通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丈夫死了，而且杀死他的人刚才就坐在您的对面，喏，就是这把椅子。他姓施季里茨。现在他失踪了，我们正在寻找。”
女人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缪勒给她服了氯化按。苏醒过来后．女人号陶大哭。
缪勒知道该怎样制止娘们儿的歇斯底里发作。他用拳头擂了一下桌子，喊道：“您的孩子的性命宝贵吧？也许不？喂，回答啊！”
“是的，是的，是的，”女人木然地叹息着，哽咽地回答，“是的，是的．是的……”
“那就控制使自己，记住我对您说的话……这是您和女儿的护照。”
他递给女人护照和装有五百法朗的信封，“现在有人送你们上火车到瑞士去。给您这张杀死您丈夫的人的照片他有两个姓，一个是博尔金，一个是施季里茨。”
他递给女人第二个信封，“在这里面有些补充材料，他的指纹。您的儿子还要留在此地，留在大使馆。住口。不过，一旦他和你们在瑞士团聚，您就去舀察局，把一切都告诉他们，并且开始寻找杀死您丈夫的凶手。他现在也许在瑞士。要向他复仇——为了您也为我。清楚了吗？但是从今往后必须忘掉我的名字，如果您胆敢记住的话，我绝不可怜您。”
“那鲁宾纳乌怎么办？”等缪勒从卡尔登布龙纳处回来把他叫到办公室时，施季里茨问。缪勒和副官舒尔茨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让他呆着吗？他的蒙特勒之行取消了吧？”
“为什么？”缪勒奇怪地问，“如果他准备千，您就派他去吧，我在领事馆的人会接他的。我事先用密电通知。请同他约定进行联系。去问一下舒伦堡，他责成您的这位犹太人完成什么任务。舒伦堡在等待他与穆吉或者他的犹太教牧师取得联系……为什么要取消他的蒙特勒之行？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要让人们明白，您的上司和我的朋友舒伦堡实际上在想什么……他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他象是一个正处在过渡年龄的少女，躲躲闪闪的。必须把鲁宾纳乌变成诱捕用的鸭子，让那些信守中立的公鸭们自投罗网吧，我们看舒伦堡怎样实施他的建议。鲁宾纳乌是掩人耳目的幌子，这是很清楚的，不过舒伦堡用他遮掩什么呢？实际上我对此有兴趣。”
“什么时候我去约定联系时间、通报舒伦堡，并把鲁宾纳乌派出去呢？”
“从林茨回到柏林之后，施季里茨。”
“您认为我来得急赶回来？”施季里茨皱起眉头，笑了一下。
“来得急。”
“我可怀疑。”
“您怎么啦？这是您的福气。林茨那里阳光明媚，比这里清静得多，也没有巷战。”
“我怎么能留下您一人？”施季里茨叹了口气，“再说没有您帮忙，我自己无法从绞肉机里脱身。他们在林茨也会搜寻我和您这种职业的人。”
“绞肉机。”缪勒重复了一遍。
“什么时候出发？留给我多少时间7”施季里茨问。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决心在帕贝斯堡这里化装，从地板下取出名为巴尔瓦莱宁的芬兰工程师的护照。把车开到深谷，伪装一场车祸(让他们到沟底找尸体去吧)，然后到湖边巴乌尔家的磨坊去。两星期前那位老人去世了，现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屋后有个地窖，谁也不知道，是巴乌尔在深夜挖的，用来藏剩余的面粉，里边很干燥。“可以住两三个星期。到那时我们的人就来了。我随身带去罐头和饼干，我可没白攒这些东西，够我吃的了。现在天转暖了，夜莺在歌唱，它们不怕轰炸，这些小生灵对‘轰炸’一无所知，它们在想，这么大的雷声呀——是的，我要逃走，我精疲力尽了，我要脱身。可我觉得，在林茨等待我的是陷阱，在小酒馆不会有人来找我并说什么识别暗语，别骗自己了，这总归是不幸的……”
缪勒摸摸后脑勺，说：“天又变了。您没有时间了。总之您不要离开我，施季里茨。”
“可我得准备行装。”
“您要和我的人一起去林茨，等一等，我马上介绍一下和您同路的人。我不用您冒险，朋友，别生气。鲁宾纳乌关在地下室，您还有两小时，去告诉他该干什么吧，我要亲自把他派出去，我派两个姑娘和他一起去，军官不够了，全都有任务。”
“完啦，全都完啦。”施季里茨明白。“我完了，现在我被他们控制了，被捏在他们手中。我感觉到要出事，只不过心里不放承认。不，不是不敢，而是延误了那个不得不承认的时辰。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宣觉。现在直觉比理智更准确。奥得河东岸的人才要进行分析，我们的人现在行权进行分析，因为胜利民于我们。可是在这里，崩溃的时刻到了，要活命的感觉而不是理智控制了所有的人。他们失去了理智，而我不能不受到他们情绪的影响，‘在奴隶中间没有自由人’，我受他们情续的影响是正常的。可是我容忍自己毫无必要地否定自己的想法，时间太久了，结果受到了惩罚。”
“等等，”他暗自说，“别急着签投降书。你先前已经想好了招数，现在应当进行一切可行的尝试，应当利用感觉、推断、情结，这是可行的，逻辑是次要的，我必须首先注意感觉……我不能走，我要尽力救出这个鲁宾纳乌的孩子。鲁宾纳乌是被整垮的人，可希特勒来了难道是他的孩子的过错？一个人愈积德，他得到的善报就愈多。世界终归足以德报德的，这是规律。人们愈是明白这一点，就会生活得愈美好……”
“好吧，”施季里茨说．“就这样，我明白，在可怜的汉斯死后，您有权为状的生命担心。鲁宾纳乌的事我很快就办妥，不过……”
“什么‘不过’？”缪勒问。他讨厌别人讲话吞吞吐吐。施季里茨了解这一点并发加以利用。
“不，一点小事……”
“施季里茨！”
“我心中早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主意，只是……”
“说说您的想法，不过要快些，工作多得很……爱娃，布劳恩突然从慕尼黑到我们这里来了，卡尔登布龙纳委托我安排警戒和迎接列车……恩？”
“我是这么想的、”施季里茨思忖着说，“分队长，为什么您不亲自尝试同穆吉或是同来自蒙特勒的牧师建立个人的联系呢？为什么您总是让别人取得主动权？”
施季里茨看出来，他这些话出乎缪勒的预料。
“等等，等一下，”缪勒说，“我没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直接去同穆吉联系？我和穆吉？不，施季里茨，别想入非非啦，谁会和盖世太保缪勒对话？”
“让派沃尔夫去找杜勒斯的那个人去……他们坐在一张桌前感觉很好。沃尔夫的级别比您还高三级。您为什么要把穆吉和犹太教牧师让给希姆莱、沃尔夫和舒伦堡？而且是独家经营？让我们来试一试。”
“那怎么办呢？”缪勒若有所思地说。他的脸上一下失去了往日那聚精会神、阴沉沉的神色，显出了一种温和的表情。“一个大胆的主意……不过怎样保证鲁宾纳气不说谎呢？”缪勒的脸又布满皱纹，“他本人甚至害怕当着牧师们的面提到我的名字，他能如实向我们报告吗？他们准备同我面谈吗？”
施季里茨摇了摇头：“保证是有的。您也知道，他多么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么办：把他叫到这里，我把您介绍给他，公开的，一点也不含糊，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能不能在蒙特勒进行这种对话。”
“他当然会回答他准备这样办。他会说，他狂热地热爱我，梦想着加入党卫军，他还能回答什么呢？”缪勒拿起电话，手指象铅笔一样直挺铤地拨动号码，接通后向对方说：“喂，封锁车站的事办得怎么样啦？好，继续报告列车行进的情况。我要耽搁一会儿……道路没有受到轰炸吧？什么？
在哪里？路基修复了吗？清楚了……明白……我们的人发警报了吗？行啦，你们等着吧。”他放下话筒对施季里茨说：“英国人炸断了铁路，爱娃的列车还有四十公里路程，已经押来俄国战俘修路……幸好这与我的部门无关。这样一来，卡尔登布龙纳就得坐运输机了，我们还有时间，接着讲吧。。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您不相信鲁宾纳乌……”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犹太人，施季里茨。我只相信断气的犹太人。而且我对俄国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也是一样。”
“对戈培尔博士来说，这一切都是口角罢了。”施季里茨皱了皱眉头，“我是个干实事的人，我认为应当利用机会……请命令把他的女儿送到瑞士大使馆，您知道这件事怎么办。让他妻子把女孩领去，然后让他们在这里见面，他、他的妻子和儿子……还要让他的妻子说，是您，分队长缪勒，亲自救了他的女儿。请您答应他，一旦他把穆吉或者牧师建议会晤的信儿带给您，就把男孩也送到瑞士大使馆。这张牌为什么必须由舒伦堡拿着呢？
或者是希姆莱？为什么不应当是您？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对鲁宾纳乌说，而且让他转告穆吉，您，正是您，准备释放集中营里的全部犯人，不仅仅是银行家和珠宝商。到那时您就战胜了那些唯智论者，因为您是他们的救星，而不是别人。”
缪勒说：“男孩在没有食物、缺少户外活动的犹大区长大后，不会产生新的犹太人，而女孩子可以，女人的耐力更强，所以我们要用女孩作交易。”
施季里茨知道缪勒会这样说。他们的想法总是背道而驰，谁也不相信谁。在他说到应当把女孩送到大使馆去时，他已经估计到了，鲁宾纳乌会再请求营救他的男孩。“他叫什么名字？哦，叫巴乌尔，七岁就会写交响乐，是个可怜的人，缪勒的确没有时间了，否则，他听到我在监狱对鲁宾纳乌说的话，就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女孩身上了。他的人中是谁研究了我们在狱中的谈话。这是挺有趣的吗？唉，如果他现在让我去接那女人就好啦，他绝不会这样做。”施季里茨心中说，“不要同命运捉迷藏，正视命运吧。”
“为什么不真的试一试呢？”缪勒思绪重重地间，“为什么不呢？”
两个小时后，鲁宾纳乌坐在缪勒的办公室里，先是嗓音嘶哑地哭泣，后又破涕为笑。他的妻子也抽抽搭搭地把女儿搂在怀里，象孩子一样硬咽着反复念叨：“这全靠缪勒先生！我们要为他祈祷，瓦尔特。全靠了他，他有一颗大慈大悲的心！你要用你能做到的一切报答他的好心！这是缪勒先生，他说了，他对我说了，他说‘请安静一些，’”
缪勒面无表情地笑了一下。他的脸好象是一副面具，嘴角挤出的微笑令人讨厌。
“请安静些……我本可以把您可爱的女儿也送到瑞士人那儿去。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为了那个男孩我冒了多大风险？等您丈夫到了瑞士，让他在洛桑的电话簿上找到罗金茨维格先生的地址……您问问他，我救过多少犹太人，您去问问……鲁宾纳乌，同您谈话时我的人绝不会欺骗您，您相信吧。”
“是的，缪勒先生！我相信！我准备效犬马之劳！我要让我的朋友和儿孙们——如果还有他们的话——为您向上帝祈祷，为您的孩子祈求幸福。”
缪勒转身对鲁宾纳乌的妻子说：“鲁宾纳乌太太，您将被领到一个很好的住所，那里绝对安全，只要您的丈夫不干不忠实的事。”
那女人把女儿紧紧楼在怀里，尖叫起来：“他不敢！他什么都能办得到，好心的缪勒先生！”
“上帝是万能的。”缪勒回答，“人是环境的双亲。”
“人不是上帝。”鲁宾纳乌赞成地点点头，“但我将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这很好。”缪勒冷漠地说，“不过也可能是口头上说我什么都能干，实际上却什么也不干……等一等，别反驳，先听我说，一旦您说是我派您来的，人们就都会躲开。我不是一般人，我是盖世太保头子。”
鲁宾纳乌摇摇头：“那里的人都很聪明，缪勒先生，他们明白，如果想有些收获，就一定要和这一行的主人有联系，而主人不是您又是谁？”
“主人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我是人们过多谈论的小人物——我只是按照命令做事。所以，刚刚四十岁的年纪却已经两翼灰白了。在我死后解剖时，人们会发现，我的心因为怜悯别人已经破碎了，我是靠着一颗破碎的心生活的。”
鲁宾纳乌忽然平静地说：“这是在讲台上、会议上说的话，缪勒先生。假如您对瑞土的先生们讲这些，他们会认为您在侮辱他们。事业就是事业。您在干自己的事业，没有什么可以表白的。每个人为了取得成功，都会提到自己的利益。”
女人被带走后，缪勒取出一瓶白酒，倒满一杯，递给鲁宾纳乌：“干一杯。”
“我会醉的。”鲁宾纳乌说，“我已经不会喝酒了。”
“该重新学啦。”缪勒冷冷一笑。
鲁宾纳乌一饮而尽，手捂着嘴巴，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晴里充满了泪水。
缪勒看看施季里茨，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而顽皮、真诚而不是装模作样的微笑。
“纯粹是出哑剧……想干一杯吗？施季里茨。”
缪勒自己斟满了酒，颇有滋味地一下子喝干，然后桌旁站起来，坐在鲁宾纳乌的椅子扶手上。
“好听我说，”缪勒说，“找不害欢空谈，无论是以谁的名义。明白吗？我要的是文件。您必须把签订和约的文件带到犹太教牧师或者穆吉那里，这是一个真正的条约，我释放你们所有犹太人，你们不要追究我的责任，无论何时何地。您能带回这个条约吗？”
“我不知道。”
施季里茨等着缪勒将鲁宾纳乌摔在地板上并用脚踢他，然而恰恰相反，缪勒把一只手搭在了鲁宾纳乌肩上：“好样的。如果您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我把这个文件带回来，我会认为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您回答得不错，我感谢您的诚实。现在您说吧，您，鲁宾纳乌本人，认为这件事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吗？您认为牧师会给我写这种信吗？”
“有百分之五的希望。”鲁宾纳乌说。
“这就不少喽。”缪勒说．“这是很重要的。可是能不能做些努力，增加成功的希望呢？”
“可以。”施季里茨说。
缪勒和鲁宾纳乌同时望着他。
“可以。”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道，“为此要对瑞士人说真话。真实的情况明摆着，希姆莱不打算放掉犯人。他用这些人讨价还价赢得时间。如果蒙特勒的先生们升始考虑同您对话的可能性，那么所有被关押的人就没命了……”
“他们可能不相信我。”鲁宾纳乌说，“他们也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这里作人质。”
“必要时我们能轻而易举地把您的男孩从大使馆弄出来。这不是开玩笑。”缪勒说，“一旦我们得知您的不忠——我们不是傻瓜——您的男孩就要回到犹太区的妹妹和母亲那里。我不是在威胁，不，您考虑自己家庭的利益，我考虑我的家庭的利益。至于说到他们是否相信您，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使他们相信您，我们将在瑞土给您帮助。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真相。一句话，土会翻松的。一小时后我就可以向那里发个通知。”
“那样的话就更有希望了，”鲁宾纳乌说，“我的任务大大减轻了。”
三小时后鲁宾纳乌被带到车站，送上火车。施季里茨去找报务员，准备给帕扎尔和伯尔尼的盖世太保情报人员发电报。缪勒忽然恐惧地想到，这一切可能是施季里茨阴险的把戏。施季里茨决定破坏他和鲍曼的联盟。如果施季里茨现在在报务员那里给鲍曼打个电话，告诉他鲁宾纳乌乘坐的是哪列火车的话，这个犹太人在下一站就会被押下来送到卡尔登布龙纳那里。鲁宾纳乌会全部招供，那就完啦：鲍曼会收拾缪勒的，无论怎样解释……
缪勒给通讯处打电话，吩咐突击队队长盖什克，严密监视，绝不能让施季里茨给城里打电话，然后缪勒又与铁路部门的盖世太保联系，让他们向七号车厢的头等房间的两个女人转达密令：务必要毒死她们监护的鲁宾纳乌(毒药将在斯图加特车站月台转交)，但须等到巴扎尔的德国边境检查警卫队检查之后下手。女人们离开车厢的要把车票留在桌上，上边还要写上：“转交博尔金博土。罗伯特•列伊民间企业，帕贝尔斯堡，雅克什大街7号。24号售票口，售票员卢姆卡。”列车员必须是个合适的人，以便向瑞士警察作证；和死者同一包厢的是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一个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他乘上了去柏林的火车。
过了一小时，鲁宾纳乌的妻子被带来见缪勒。
“请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受不了歇斯底里。”缪勒说．“我必须通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丈夫死了，而且杀死他的人刚才就坐在您的对面，喏，就是这把椅子。他姓施季里茨。现在他失踪了，我们正在寻找。”
女人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缪勒给她服了氯化按。苏醒过来后．女人号陶大哭。
缪勒知道该怎样制止娘们儿的歇斯底里发作。他用拳头擂了一下桌子，喊道：“您的孩子的性命宝贵吧？也许不？喂，回答啊！”
“是的，是的，是的，”女人木然地叹息着，哽咽地回答，“是的，是的．是的……”
“那就控制使自己，记住我对您说的话……这是您和女儿的护照。”
他递给女人护照和装有五百法朗的信封，“现在有人送你们上火车到瑞士去。给您这张杀死您丈夫的人的照片他有两个姓，一个是博尔金，一个是施季里茨。”
他递给女人第二个信封，“在这里面有些补充材料，他的指纹。您的儿子还要留在此地，留在大使馆。住口。不过，一旦他和你们在瑞士团聚，您就去舀察局，把一切都告诉他们，并且开始寻找杀死您丈夫的凶手。他现在也许在瑞士。要向他复仇——为了您也为我。清楚了吗？但是从今往后必须忘掉我的名字，如果您胆敢记住的话，我绝不可怜您。”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尝试
公路从查尔茨堡向山区蜿蜒，积雪还没有融化。在这里，滑雪的季节——尤其在北面良好的坡道——时常要持续到五月上旬。
一路上，施季里茨被挤在汽车的后排座上，坐在奥根和库特中间。汽车由突击队队长维利驾驶。
施季里茨看过了在阿尔特——奥泽地区工作的所有军官的档案。
出发前，缪勒在自己的办公室反复强调：“伙计们，我把施季里茨交给你们。记住我对你们大家说的话，也要让施季里茨记住。自从他在瑞士完成任务返回帝国后，他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他两次奇迹般地摆脱了困境，倘若出现第三次，他就劫数难逃了。所以，小伙子们，我禁止你们让施季里茨单独一人活动，哪怕短短一会儿。你们工作要在一起，吃饭要在一起，睡觉要在一个房间，甚至要两个人一起抄写文件。记住，伙计们。”他对三个身材魁梧却不大灵巧的党卫军队员说，“施季里茨是个罕见的勇敢的人。他准备光明正大地面对敌人，党卫军全国领袖对此很满意，我当然也是一样。不过，我要对他的生命向帝国领导人负责。所以我派你们同他在一起。”
“谢谢，分队长。”施季里茨说，“我衷心感谢对我的这种关心，但是如果在林茨的调查过程今，必须要同我感兴趣的人谈话怎么办？单独面谈和集体谈话是两回事。如果大家围坐在圆桌前谈，那我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向西方发报的那座城堡周围有十万公顷的美丽花园。栅栏牢牢地把您同敌人隔开，从高处还可以向周围地区开枪射击。您沿着小路，面对面谈话好啦。我知道，在城堡内没有什么杂人会公开和您讲话，他们清楚在什么地点、什么距离上能有人听得到他们的谈话。不过，您要把谈话录音的磁带交给奥根，”他望了望奥根，“而您要火速将磁带送到柏林，这是您的工作，奥根，施季里茨无须为了区区小事费脑筋。”
“这不是小事。”施季里茨反驳，“这样的话我无法复听我们的谈话，在和另一位同事见面前我会把名字和事情搞错……这样我难以工作，分队长。”
“存在困难就是为了克服它。”缪勒打断他的话，“行啦，朋友们。我把我喜欢的施季里茨交给你们。我为他感到自豪。你们必须在一星期后把他送回这里，你们将得到晋级的奖励。嗨，希特勒！”
“分队长，为什么不给我戴上手法再让我工作呢？”施季里茨说。
缪勒哈哈大笑起来：“如果局势不是这样紧张，我会盯住您，用隐身人的药，学会您娴熟的搞阴谋的本领。我需要您活着，施季里茨。别生气，朋友，再见！”
天黑时分，他们到了阿尔特——奥泽。维利头倚在方向盘上，声音嘶哑地大声喊了些什么，然后叹了口气说：“我打破所有记录啦！十二个钟头跑了将近七百公里！我得睡会儿，别叫醒我，这几可真安静，空气又新鲜！晚安！”
“我只要不坐自己的车，就感到头疼。”施季里茨说。
奥根从车里钻出来，咕哝着锐：“这可以理解。比如说我吧，小时候骑别人的自行车总是摔跟头。‘习惯是第二天性’，对不对？”
“完全正确。”维利说。
“您的发言不错，”施季里茨说，“在英国呆了很久吗？”
‘我在牙买加住了三年，在我们的领事馆做事，那可真是天堂般的生活！”
“凯利”，别墅的大门缓慢地打开，当维利把车开进昏暗的园子里时，大门的自动装置就启动了。栏木旁的小屋走出两个卫兵，他们要过证件，久久地按照党卫军军官证上的照片核对着，然后请来人下车，掀起后座，检查了箱子，最后得体地道了歉，说必须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取出，个人的武器上交，发给收条。
在此之后第三个卫兵来了，他坐在维利旁边，指点着通住第三座小屋的道路——那里已为他们准备了两个房间。
“晚安，早饭在装玻璃窗的阳台上吃，七点三十分开饭。请把你们的食物配给证交给我。”
“等一等，”施季里茨叫住他，“请等一下，现在谁在值班？”
“我无权回答，旗队长。没有值班长的批准我无权同来找我的人交谈，请原谅。”
“值班长的电话号是多少？”
“您向接线员说出名字，就会给您立即接通。”
“谢谢，”施季里茨说，“请领我的同事看看，厨房在哪里，电器怎样开关，我们准备喝点茶。”
“是，旗队长，当然行！”
维利同卫兵出去了，施季里茨转身对另外两人说：“伙计们，为了避免我们含含糊糊，我们坦率地说吧：你们谁打鼾？”
“我，”库特承认，“尤其是刚睡着时。不过可以喊我一下，我马上会醒。”
“我不打。”奥根说，“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怎么回事？”施季里茨有些奇怪。
“斯科采尼训练我参加一次东方行动时，让我在深夜到来之前使自己平静下来，左侧身躺着，学着听自己的呼吸……”
“这难道可能吗？”
“是的，我彻底相信了。假如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忆自己最宝贵的时光，效果比麻醉剂还好。这是确确实实的，您别笑，我自己试过。斯科采尼让我们做各种试验，他为自己的小组挑人是极其仔细的。”
“在德黑兰你们要给斯科采尼当助手吗？”施季里茨说。
奥根象缪勒的司机汉斯一样，好象没有听到似的接着说：“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小伙子。他笑的声音太响。斯科采尼亲自来训练他，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年轻人后来笑起来无声无息，就象个有教养的姑娘。”
“有教养的姑娘不应当大声笑吗？”施季里茨感到奇怪，他从箱子里取出睡衣，“照我看，真正的教养是自然，响亮的笑——如果不是病态的话——是人的美好品质……”
维利回来了，他说水烧开了，问施季里茨是否喝白兰地，于是所有人来到装玻璃窗的阳台，大喝大唱起来。
“奥根，辛苦一下，给值班军官打个电话，请他喝一杯咖啡。”
“是，旗队长，”奥根起身回答，“一定办到。”
突击队队长豪尔的头发已经花白，尽管他还很年轻。他举起杯，感谢柏林的同行光临。他问了道路的情况，还问了轰炸多不多。他表示坚信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春天，随后他讲了犹太人的两个笑话。他看到维利象婴儿一样躺倒，脸上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还有一个能医治百病的犹太神医的故事很可笑，”豪尔发现他的笑话很受欢迎，便接着说，“人们把一个拉拐杖的瘸子领到他这里，说：‘鲁宾斯坦，您是维也纳最伟大的医师。救救我们的甘迪克，他离了拐杖站不住，马上就摔倒。鲁宾斯坦用指甲很脏的粗手指捏着凸出的鼻子，思考着，然后说：‘病人，你是健康的！扔掉拐杖。！’汉斯象所有犹太人一样是个胆小鬼，他当然没有扔。鲁宾斯坦就在他身边跳了几下，叫道；‘汉斯，我对你说什么啦？你没有病！所以你要扔掉拐杖！我要为你向我的上帝祈祷！’于是汉斯听从鹰钩鼻子的鲁宾斯坦的话，扔掉了拐杖……”
豪尔止住话头，伸手去拿烟。
维利忍不住，催促说“汉斯怎么样？”
豪尔悲伤地叹了口气：“摔死了。”
维利笑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奥根似笑非笑地说： “等我们把俄国人赶出柏林，应当除掉所有犹太恶棍。我们对他们太客气。为这些坏蛋重建集中营。要把他们扔进炉膛，所有的人，有的要用小口径来复枪处死，‘希特勒青年团’的那些孩子们把枪法练好些。”
施季里茨站起来，问豪尔：“朋友，不陪我一会儿吗？我通常在睡觉前散步。”
“非常乐意，旗队长。”
“旗队长不能到大门外去。”奥根说，他仍然死死地盯着施季里茨，尽管他在对豪尔说话。“他常常遇危险，缪勒分队长派我们保护他。”
豪尔起身问：“卡尔登布龙纳知道你们的使命吗？”
“奥，问得好。”施季里茨心里想。
“他知道，”奥根回答，“柏林的人也知道。我们此行是为了监督建立党的专用档案库——这是鲍曼的个人委托。我们要和山姆大叔耍一个小把戏，耍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把自己的鹰钩鼻子伸到我们这儿来了。”
“原来如此，”豪尔说，“好吧，我们大家听你们吩咐。”
他们走在花园里，施季里茨久久没有开口。夜空上星斗显得距地面很近，它们闪动着青色的光，相互不安地眨着眼睛。这是黎明的迷乱，好似恋人离别的时刻，天要亮了，空虚和失望又将降临。到处使人感到不安。假如房门的锁喀喀一响，只留下一个人时，思绪便奔涌而出，体会吃惊地发现你已经四十五岁，生命已经过去，不应当迷惑，尽管这是人的基本品质，当然也包括对奇迹的期待……这一切再也不会有了。
“豪尔，”施季里茨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很荣幸，旗队长，我听您吩咐。”
“请谈谈您的同事的情况。您能把他们中的哪一位推荐给我执行任务？” ．
“请原谅，如果我知道是什么任务，那我就更容易对他们做出评价。”
“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施季里茨回答。
“我从托克斯讲起，”豪尔说，“从一九四二年这个电台中心刚刚建立起，他就在这儿啦，是个行家，绝对忠于元首的事业，家庭观念很重，山地滑雪能手，出色的射手，行为上无可指摘……”
施季里茨皱皱眉：“豪尔，我看过他的履历表，无需重复那些言之无物的刻板公式。我感兴趣的是……比如说，一九四三年他为什么受到卡尔登布龙纳的斥责？”
“我不知道，旗队长，当时我在前线。”
“哪个战场？”
“明斯克。”
“在党卫军吗？”
“您已经看过在卡尔登布龙纳这里工作的全体人员的档案，就是说，您也了解，我在国防军里当列兵。”
“您个人档案中说，您曾被海德里希降职。在他惨死之后，您又官复原职，并受到奖励，转到艾希曼的部门工作。死去的海德里希为什么惩罚您？”
“我说了我无权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话？”
“我喝醉了……在伙伴中行一个海德里希的朋友，当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怀疑是否要消灭斯拉夫人。我有感觉。”豪尔象受到惊吓似的立即补充，“我显然没有察觉。我说，一部分斯拉夫人应当关进犹太区，等俄国躲到乌拉尔区时，用爱伦堡来交换……可是海德里希在斯拉夫人和犹太人问题上很认真。”
“就为这事降了您的职？”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基本’之外呢？”
“我还说，假如我们及时与西方单独媾和够战胜俄国人。”
“您什么时侯加入我们的运动？”
“一九三七年。”
“什么时候加入党卫军？”
“问题是我出生在林茨，我和卡尔登布龙纳住在一幢楼房里。他认识我一家人，我父亲在他困难时帮过他，所以一九四O年卡尔登布龙纳亲自推荐了我。”
“关于托克斯您还了解什么？”
“我能说的都说了，旗队长。”
“好吧，我问另一个问题：您可以和他一同执行任务吗？到敌人后方呢？”
“可以。”
“谢谢，豪尔。往下说吧。”
“突击队队长施瓦涅巴赫，他的事很难说……勇敢的军官，也十分诚实，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同他去执行任务吗？”
“只要接到命令。”
“接着说。”
“突击队队长拉斯基菲德……我准备和他做任何事情。”
“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一九四一年。”
“可您知道吗，正是他为海德里希准备了给您降职的材料？”
豪尔站住了：“这不可能……”
“我会给您看材料的。走吧，我们走着说，要保持节奏。最后一个问题；您和他老婆睡觉他知道吗？也许你们是三角式或者什么别的？也许一切都很认真？”
豪尔又站住了。
施季里茨掏出香烟，点燃后，不慌不忙地把火柴梗扔在雪地上，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吧，豪尔。您当然属于无关的人，既然卡尔登布龙纳把您从东线弄回来。不过，保安总局的侦察系统是不受制约的……咳，真见鬼！”施季里茨突然叫了一声，奇怪地向左边摔倒。爬起来后，他悄悄从里边的口袋取出扁扁的录音机，取出磁带盒，拉断磁带后又装了回去。他把录音机放回口袋，轻声说：“您明白我怎么滑倒了吗？所以，回去后，您要当着我的同事，问我跌得厉害不厉害。我的同事还没睡，有一个在跟踪我们，不过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您现在要给我写一个给恩格鲁贝尔和国让党的字据，明白吗？”
施季里茨掏出便条本，递给豪尔：“快点，豪尔，快一点，这关系到您的利益。”
“写什么呢？”豪尔问。施季里汝觉得豪尔开始产生变态反应，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见他脸色惨白。施季里茨了解这一点。
“脑袋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施季里茨回答，“我有义务为上奥地利省省长工作……倘若背叛……’等等，等等。”
豪尔写完，把便条本递给施季里茨。施季里茨没有看，翻过一页，问；“眼力好吗？”
“是的。”
“往这里看。”
豪尔望了一眼，立刻惊呆了——便条本上写着无名报务员从阿尔特——奥泽发给西方的最新的电报。
“豪尔，”施季里茨说，“用你们的密码发报……轻点儿，轻点儿，别瞎忙。我不打算毁掉您，同卡尔登布龙纳一样，我对您也有兴趣。用你们的密码把我这些数字发出去。假如您打算拒绝，我不用为您破费一个硬币……”
“这是我最后的尝试了，”施季里茨想，“尽管这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可毕竟是有希望呀。”
在密电中他通知小心，他在这里，有三个盖世太保缠住了他。他第一次承认，他已经精疲力尽。假如中心认为有可能安排他返回祖国，完全可以在阿尔特——奥泽的卡尔登布龙纳的别墅行动。有十二个人守卫别墅。不过，他——施季里茨，如果收到豪尔转交的回电，就起码可以冒险控制七个人。
一小时后，杜勒斯收到间谍‘约瑟夫”从阿尔特——奥泽发来的奇怪电报。“约瑟夫”是豪尔的代号。一九四四年秋，在布达佩斯他毛遂自荐为战略情报局效力。当时他正在和艾希曼大做犹太人的生意，他们搞回了优质汽油和数百万法郎，不是纸币，而是汽油和军用卡车。有一个获释的人作为交换条件把豪尔的意思转达给了美国大使馆。从此他就开始了工作。
战略情报局的专家未能破泽豪尔发往伯尔尼的施季里茨那封电报。但是，因为施季里茨不得不提供收电地址，所以杜勒斯的人立即查询，并且确定在那里住过山多尔•拉多，他与苏联谍报组有联系。
杜勒斯叫来他的亲信丘斯曼、戈维尼茨，向他们介绍了情况。
他笑着问：“喂，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想一想，小伙子们，任务很有点意思。我们去与俄国间谍接头吗？还是按兵不动？”
杜勒斯得到详细情报，知道了华盛顿目前发生的事情。他明白，局势复杂。他相信，罗斯福正在受到有各大财团做后盾的力量施加的压力。
杜勒斯明白，争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势力范围的斗争进人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老板们不会饶过他。他丢了自己的地盘。这些年来，他惨淡经营建立并倍加保护的同德国工业的联系绝不能落人他人手中，否则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功名和前途的毁灭。
他明白，罗斯福正在下着一盘复杂的棋。总统勇敢地向美国人证明，象西方那样的保证自由企业家活动的国家与把国家计划放在首位的布尔什维克国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国家完全可以在一个世界上共同存在。杜勒斯知道，罗斯福为什么固执地争取斯大林飞往卡萨布兰卡参加
“三巨头”的会晤，或者最起码在德黑兰进行会晤。罗斯福以此间支持他的银行和康采恩的人士证明，完全可以同斯大林对话。斯大林是个正直的政治家，他显然不能容忍别人鄙视他的国家，不过，他没有帝国那样的傲慢，而且履行签约后的义务。
杜勒斯以及那些支持他而与罗斯福的观点相悖的人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处境困难：全世界将反对公开与俄国人划分范围，反对单独与第三帝国媾和。创伤还未平复，人们的经历还未成为往事的记忆。快些吧，记忆可以变化，有些可以不再提起，有些可以重新撰写，有些可以摈弃。但是现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坚持已经占领的阵地。
正因为如此，杜勒斯把戈维尔尼茨和丘斯曼叫来开会。不能简单地拒绝显然已陷入复杂处境、受到俄国人胁迫的“约瑟夫”的请求。但是杜勒斯不能也无权帮助俄国人，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境内，在杜勒斯特别感兴趣的地区(无论如何，这关系到价值近十亿美元的绘画和雕塑)。
丘斯曼认为可以通知“约瑟夫”，说他的请求将得到满足，同时要向他询问迫使他发出这种电报的情况。不过，在电文中告诉他不会为他转告任何事情，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一封电报会淹没在文电堆里。听丘斯曼说完，杜勒斯表示反对。他也同样不同意戈维尔尼茨的意见。戈维尔尼茨建议监视苏联联络员的住所采取行动让瑞士政府了解到此人的情况，把他驱逐出境。
“不，”杜勒所说。他叼着英国烟头抽了一口荷兰烟，吐出香喷喷的烟雾，“不，这不是办法。在上奥地利显然发生了某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可我们有权冒险吗？要帮助在林茨胁迫我们的谍报人员的俄国间谍吗？显然不能。同他做一场游戏吗2很吸引入。不过，我要在白宫获得我们所要确定的方针。我也不知道，在沃尔夫的使命失败后，整个疯狂的行为会怎样结束。我做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决定：我想给杜诺万发电报，让他在报告国务卿的文本中补充上有关此事的通报。此外，我要改变初衷，请求关于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的指示。我坚信，我们的询问会在华盛顿引起争吵，不是持续一两天，而是一个星期。同时我不相信，华盛领会命令我们满足‘约瑟夫’的请求。”
“不是‘约瑟夫’，”戈维尔尼茨纠正说，“而是那个骑在他脖子上、两手背后的俄国间谍。”
杜勒斯摇摇头，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起草我们的电报。如果我们把‘约瑟夫’放在左角上，如果我们坚持说有一个接近卡尔登布龙纳的保安处军官向我们提出请求，那么那些与我们立场相同的人完全可以要求详细了解我们的谍报人员为什么要同俄国人接触，这背后是否有纳粹的阴谋……我们必须回电答复，这可不是件简单事，得花时间，问题严重。这样，你们就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认为，再过十五天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要开一瓶香槟……当然，官僚制度是可怕的。不过，在目前情况下，官僚万岁！我们等着吧，现在应当学会等待。”
公路从查尔茨堡向山区蜿蜒，积雪还没有融化。在这里，滑雪的季节——尤其在北面良好的坡道——时常要持续到五月上旬。
一路上，施季里茨被挤在汽车的后排座上，坐在奥根和库特中间。汽车由突击队队长维利驾驶。
施季里茨看过了在阿尔特——奥泽地区工作的所有军官的档案。
出发前，缪勒在自己的办公室反复强调：“伙计们，我把施季里茨交给你们。记住我对你们大家说的话，也要让施季里茨记住。自从他在瑞士完成任务返回帝国后，他的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他两次奇迹般地摆脱了困境，倘若出现第三次，他就劫数难逃了。所以，小伙子们，我禁止你们让施季里茨单独一人活动，哪怕短短一会儿。你们工作要在一起，吃饭要在一起，睡觉要在一个房间，甚至要两个人一起抄写文件。记住，伙计们。”他对三个身材魁梧却不大灵巧的党卫军队员说，“施季里茨是个罕见的勇敢的人。他准备光明正大地面对敌人，党卫军全国领袖对此很满意，我当然也是一样。不过，我要对他的生命向帝国领导人负责。所以我派你们同他在一起。”
“谢谢，分队长。”施季里茨说，“我衷心感谢对我的这种关心，但是如果在林茨的调查过程今，必须要同我感兴趣的人谈话怎么办？单独面谈和集体谈话是两回事。如果大家围坐在圆桌前谈，那我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向西方发报的那座城堡周围有十万公顷的美丽花园。栅栏牢牢地把您同敌人隔开，从高处还可以向周围地区开枪射击。您沿着小路，面对面谈话好啦。我知道，在城堡内没有什么杂人会公开和您讲话，他们清楚在什么地点、什么距离上能有人听得到他们的谈话。不过，您要把谈话录音的磁带交给奥根，”他望了望奥根，“而您要火速将磁带送到柏林，这是您的工作，奥根，施季里茨无须为了区区小事费脑筋。”
“这不是小事。”施季里茨反驳，“这样的话我无法复听我们的谈话，在和另一位同事见面前我会把名字和事情搞错……这样我难以工作，分队长。”
“存在困难就是为了克服它。”缪勒打断他的话，“行啦，朋友们。我把我喜欢的施季里茨交给你们。我为他感到自豪。你们必须在一星期后把他送回这里，你们将得到晋级的奖励。嗨，希特勒！”
“分队长，为什么不给我戴上手法再让我工作呢？”施季里茨说。
缪勒哈哈大笑起来：“如果局势不是这样紧张，我会盯住您，用隐身人的药，学会您娴熟的搞阴谋的本领。我需要您活着，施季里茨。别生气，朋友，再见！”
天黑时分，他们到了阿尔特——奥泽。维利头倚在方向盘上，声音嘶哑地大声喊了些什么，然后叹了口气说：“我打破所有记录啦！十二个钟头跑了将近七百公里！我得睡会儿，别叫醒我，这几可真安静，空气又新鲜！晚安！”
“我只要不坐自己的车，就感到头疼。”施季里茨说。
奥根从车里钻出来，咕哝着锐：“这可以理解。比如说我吧，小时候骑别人的自行车总是摔跟头。‘习惯是第二天性’，对不对？”
“完全正确。”维利说。
“您的发言不错，”施季里茨说，“在英国呆了很久吗？”
‘我在牙买加住了三年，在我们的领事馆做事，那可真是天堂般的生活！”
“凯利”，别墅的大门缓慢地打开，当维利把车开进昏暗的园子里时，大门的自动装置就启动了。栏木旁的小屋走出两个卫兵，他们要过证件，久久地按照党卫军军官证上的照片核对着，然后请来人下车，掀起后座，检查了箱子，最后得体地道了歉，说必须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取出，个人的武器上交，发给收条。
在此之后第三个卫兵来了，他坐在维利旁边，指点着通住第三座小屋的道路——那里已为他们准备了两个房间。
“晚安，早饭在装玻璃窗的阳台上吃，七点三十分开饭。请把你们的食物配给证交给我。”
“等一等，”施季里茨叫住他，“请等一下，现在谁在值班？”
“我无权回答，旗队长。没有值班长的批准我无权同来找我的人交谈，请原谅。”
“值班长的电话号是多少？”
“您向接线员说出名字，就会给您立即接通。”
“谢谢，”施季里茨说，“请领我的同事看看，厨房在哪里，电器怎样开关，我们准备喝点茶。”
“是，旗队长，当然行！”
维利同卫兵出去了，施季里茨转身对另外两人说：“伙计们，为了避免我们含含糊糊，我们坦率地说吧：你们谁打鼾？”
“我，”库特承认，“尤其是刚睡着时。不过可以喊我一下，我马上会醒。”
“我不打。”奥根说，“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怎么回事？”施季里茨有些奇怪。
“斯科采尼训练我参加一次东方行动时，让我在深夜到来之前使自己平静下来，左侧身躺着，学着听自己的呼吸……”
“这难道可能吗？”
“是的，我彻底相信了。假如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忆自己最宝贵的时光，效果比麻醉剂还好。这是确确实实的，您别笑，我自己试过。斯科采尼让我们做各种试验，他为自己的小组挑人是极其仔细的。”
“在德黑兰你们要给斯科采尼当助手吗？”施季里茨说。
奥根象缪勒的司机汉斯一样，好象没有听到似的接着说：“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小伙子。他笑的声音太响。斯科采尼亲自来训练他，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年轻人后来笑起来无声无息，就象个有教养的姑娘。”
“有教养的姑娘不应当大声笑吗？”施季里茨感到奇怪，他从箱子里取出睡衣，“照我看，真正的教养是自然，响亮的笑——如果不是病态的话——是人的美好品质……”
维利回来了，他说水烧开了，问施季里茨是否喝白兰地，于是所有人来到装玻璃窗的阳台，大喝大唱起来。
“奥根，辛苦一下，给值班军官打个电话，请他喝一杯咖啡。”
“是，旗队长，”奥根起身回答，“一定办到。”
突击队队长豪尔的头发已经花白，尽管他还很年轻。他举起杯，感谢柏林的同行光临。他问了道路的情况，还问了轰炸多不多。他表示坚信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春天，随后他讲了犹太人的两个笑话。他看到维利象婴儿一样躺倒，脸上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还有一个能医治百病的犹太神医的故事很可笑，”豪尔发现他的笑话很受欢迎，便接着说，“人们把一个拉拐杖的瘸子领到他这里，说：‘鲁宾斯坦，您是维也纳最伟大的医师。救救我们的甘迪克，他离了拐杖站不住，马上就摔倒。鲁宾斯坦用指甲很脏的粗手指捏着凸出的鼻子，思考着，然后说：‘病人，你是健康的！扔掉拐杖。！’汉斯象所有犹太人一样是个胆小鬼，他当然没有扔。鲁宾斯坦就在他身边跳了几下，叫道；‘汉斯，我对你说什么啦？你没有病！所以你要扔掉拐杖！我要为你向我的上帝祈祷！’于是汉斯听从鹰钩鼻子的鲁宾斯坦的话，扔掉了拐杖……”
豪尔止住话头，伸手去拿烟。
维利忍不住，催促说“汉斯怎么样？”
豪尔悲伤地叹了口气：“摔死了。”
维利笑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奥根似笑非笑地说： “等我们把俄国人赶出柏林，应当除掉所有犹太恶棍。我们对他们太客气。为这些坏蛋重建集中营。要把他们扔进炉膛，所有的人，有的要用小口径来复枪处死，‘希特勒青年团’的那些孩子们把枪法练好些。”
施季里茨站起来，问豪尔：“朋友，不陪我一会儿吗？我通常在睡觉前散步。”
“非常乐意，旗队长。”
“旗队长不能到大门外去。”奥根说，他仍然死死地盯着施季里茨，尽管他在对豪尔说话。“他常常遇危险，缪勒分队长派我们保护他。”
豪尔起身问：“卡尔登布龙纳知道你们的使命吗？”
“奥，问得好。”施季里茨心里想。
“他知道，”奥根回答，“柏林的人也知道。我们此行是为了监督建立党的专用档案库——这是鲍曼的个人委托。我们要和山姆大叔耍一个小把戏，耍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把自己的鹰钩鼻子伸到我们这儿来了。”
“原来如此，”豪尔说，“好吧，我们大家听你们吩咐。”
他们走在花园里，施季里茨久久没有开口。夜空上星斗显得距地面很近，它们闪动着青色的光，相互不安地眨着眼睛。这是黎明的迷乱，好似恋人离别的时刻，天要亮了，空虚和失望又将降临。到处使人感到不安。假如房门的锁喀喀一响，只留下一个人时，思绪便奔涌而出，体会吃惊地发现你已经四十五岁，生命已经过去，不应当迷惑，尽管这是人的基本品质，当然也包括对奇迹的期待……这一切再也不会有了。
“豪尔，”施季里茨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很荣幸，旗队长，我听您吩咐。”
“请谈谈您的同事的情况。您能把他们中的哪一位推荐给我执行任务？” ．
“请原谅，如果我知道是什么任务，那我就更容易对他们做出评价。”
“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施季里茨回答。
“我从托克斯讲起，”豪尔说，“从一九四二年这个电台中心刚刚建立起，他就在这儿啦，是个行家，绝对忠于元首的事业，家庭观念很重，山地滑雪能手，出色的射手，行为上无可指摘……”
施季里茨皱皱眉：“豪尔，我看过他的履历表，无需重复那些言之无物的刻板公式。我感兴趣的是……比如说，一九四三年他为什么受到卡尔登布龙纳的斥责？”
“我不知道，旗队长，当时我在前线。”
“哪个战场？”
“明斯克。”
“在党卫军吗？”
“您已经看过在卡尔登布龙纳这里工作的全体人员的档案，就是说，您也了解，我在国防军里当列兵。”
“您个人档案中说，您曾被海德里希降职。在他惨死之后，您又官复原职，并受到奖励，转到艾希曼的部门工作。死去的海德里希为什么惩罚您？”
“我说了我无权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话？”
“我喝醉了……在伙伴中行一个海德里希的朋友，当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怀疑是否要消灭斯拉夫人。我有感觉。”豪尔象受到惊吓似的立即补充，“我显然没有察觉。我说，一部分斯拉夫人应当关进犹太区，等俄国躲到乌拉尔区时，用爱伦堡来交换……可是海德里希在斯拉夫人和犹太人问题上很认真。”
“就为这事降了您的职？”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基本’之外呢？”
“我还说，假如我们及时与西方单独媾和够战胜俄国人。”
“您什么时侯加入我们的运动？”
“一九三七年。”
“什么时候加入党卫军？”
“问题是我出生在林茨，我和卡尔登布龙纳住在一幢楼房里。他认识我一家人，我父亲在他困难时帮过他，所以一九四O年卡尔登布龙纳亲自推荐了我。”
“关于托克斯您还了解什么？”
“我能说的都说了，旗队长。”
“好吧，我问另一个问题：您可以和他一同执行任务吗？到敌人后方呢？”
“可以。”
“谢谢，豪尔。往下说吧。”
“突击队队长施瓦涅巴赫，他的事很难说……勇敢的军官，也十分诚实，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同他去执行任务吗？”
“只要接到命令。”
“接着说。”
“突击队队长拉斯基菲德……我准备和他做任何事情。”
“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一九四一年。”
“可您知道吗，正是他为海德里希准备了给您降职的材料？”
豪尔站住了：“这不可能……”
“我会给您看材料的。走吧，我们走着说，要保持节奏。最后一个问题；您和他老婆睡觉他知道吗？也许你们是三角式或者什么别的？也许一切都很认真？”
豪尔又站住了。
施季里茨掏出香烟，点燃后，不慌不忙地把火柴梗扔在雪地上，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吧，豪尔。您当然属于无关的人，既然卡尔登布龙纳把您从东线弄回来。不过，保安总局的侦察系统是不受制约的……咳，真见鬼！”施季里茨突然叫了一声，奇怪地向左边摔倒。爬起来后，他悄悄从里边的口袋取出扁扁的录音机，取出磁带盒，拉断磁带后又装了回去。他把录音机放回口袋，轻声说：“您明白我怎么滑倒了吗？所以，回去后，您要当着我的同事，问我跌得厉害不厉害。我的同事还没睡，有一个在跟踪我们，不过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您现在要给我写一个给恩格鲁贝尔和国让党的字据，明白吗？”
施季里茨掏出便条本，递给豪尔：“快点，豪尔，快一点，这关系到您的利益。”
“写什么呢？”豪尔问。施季里汝觉得豪尔开始产生变态反应，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见他脸色惨白。施季里茨了解这一点。
“脑袋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施季里茨回答，“我有义务为上奥地利省省长工作……倘若背叛……’等等，等等。”
豪尔写完，把便条本递给施季里茨。施季里茨没有看，翻过一页，问；“眼力好吗？”
“是的。”
“往这里看。”
豪尔望了一眼，立刻惊呆了——便条本上写着无名报务员从阿尔特——奥泽发给西方的最新的电报。
“豪尔，”施季里茨说，“用你们的密码发报……轻点儿，轻点儿，别瞎忙。我不打算毁掉您，同卡尔登布龙纳一样，我对您也有兴趣。用你们的密码把我这些数字发出去。假如您打算拒绝，我不用为您破费一个硬币……”
“这是我最后的尝试了，”施季里茨想，“尽管这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可毕竟是有希望呀。”
在密电中他通知小心，他在这里，有三个盖世太保缠住了他。他第一次承认，他已经精疲力尽。假如中心认为有可能安排他返回祖国，完全可以在阿尔特——奥泽的卡尔登布龙纳的别墅行动。有十二个人守卫别墅。不过，他——施季里茨，如果收到豪尔转交的回电，就起码可以冒险控制七个人。
一小时后，杜勒斯收到间谍‘约瑟夫”从阿尔特——奥泽发来的奇怪电报。“约瑟夫”是豪尔的代号。一九四四年秋，在布达佩斯他毛遂自荐为战略情报局效力。当时他正在和艾希曼大做犹太人的生意，他们搞回了优质汽油和数百万法郎，不是纸币，而是汽油和军用卡车。有一个获释的人作为交换条件把豪尔的意思转达给了美国大使馆。从此他就开始了工作。
战略情报局的专家未能破泽豪尔发往伯尔尼的施季里茨那封电报。但是，因为施季里茨不得不提供收电地址，所以杜勒斯的人立即查询，并且确定在那里住过山多尔•拉多，他与苏联谍报组有联系。
杜勒斯叫来他的亲信丘斯曼、戈维尼茨，向他们介绍了情况。
他笑着问：“喂，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想一想，小伙子们，任务很有点意思。我们去与俄国间谍接头吗？还是按兵不动？”
杜勒斯得到详细情报，知道了华盛顿目前发生的事情。他明白，局势复杂。他相信，罗斯福正在受到有各大财团做后盾的力量施加的压力。
杜勒斯明白，争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势力范围的斗争进人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老板们不会饶过他。他丢了自己的地盘。这些年来，他惨淡经营建立并倍加保护的同德国工业的联系绝不能落人他人手中，否则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功名和前途的毁灭。
他明白，罗斯福正在下着一盘复杂的棋。总统勇敢地向美国人证明，象西方那样的保证自由企业家活动的国家与把国家计划放在首位的布尔什维克国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国家完全可以在一个世界上共同存在。杜勒斯知道，罗斯福为什么固执地争取斯大林飞往卡萨布兰卡参加
“三巨头”的会晤，或者最起码在德黑兰进行会晤。罗斯福以此间支持他的银行和康采恩的人士证明，完全可以同斯大林对话。斯大林是个正直的政治家，他显然不能容忍别人鄙视他的国家，不过，他没有帝国那样的傲慢，而且履行签约后的义务。
杜勒斯以及那些支持他而与罗斯福的观点相悖的人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处境困难：全世界将反对公开与俄国人划分范围，反对单独与第三帝国媾和。创伤还未平复，人们的经历还未成为往事的记忆。快些吧，记忆可以变化，有些可以不再提起，有些可以重新撰写，有些可以摈弃。但是现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坚持已经占领的阵地。
正因为如此，杜勒斯把戈维尔尼茨和丘斯曼叫来开会。不能简单地拒绝显然已陷入复杂处境、受到俄国人胁迫的“约瑟夫”的请求。但是杜勒斯不能也无权帮助俄国人，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境内，在杜勒斯特别感兴趣的地区(无论如何，这关系到价值近十亿美元的绘画和雕塑)。
丘斯曼认为可以通知“约瑟夫”，说他的请求将得到满足，同时要向他询问迫使他发出这种电报的情况。不过，在电文中告诉他不会为他转告任何事情，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一封电报会淹没在文电堆里。听丘斯曼说完，杜勒斯表示反对。他也同样不同意戈维尔尼茨的意见。戈维尔尼茨建议监视苏联联络员的住所采取行动让瑞士政府了解到此人的情况，把他驱逐出境。
“不，”杜勒所说。他叼着英国烟头抽了一口荷兰烟，吐出香喷喷的烟雾，“不，这不是办法。在上奥地利显然发生了某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可我们有权冒险吗？要帮助在林茨胁迫我们的谍报人员的俄国间谍吗？显然不能。同他做一场游戏吗2很吸引入。不过，我要在白宫获得我们所要确定的方针。我也不知道，在沃尔夫的使命失败后，整个疯狂的行为会怎样结束。我做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决定：我想给杜诺万发电报，让他在报告国务卿的文本中补充上有关此事的通报。此外，我要改变初衷，请求关于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的指示。我坚信，我们的询问会在华盛顿引起争吵，不是持续一两天，而是一个星期。同时我不相信，华盛领会命令我们满足‘约瑟夫’的请求。”
“不是‘约瑟夫’，”戈维尔尼茨纠正说，“而是那个骑在他脖子上、两手背后的俄国间谍。”
杜勒斯摇摇头，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起草我们的电报。如果我们把‘约瑟夫’放在左角上，如果我们坚持说有一个接近卡尔登布龙纳的保安处军官向我们提出请求，那么那些与我们立场相同的人完全可以要求详细了解我们的谍报人员为什么要同俄国人接触，这背后是否有纳粹的阴谋……我们必须回电答复，这可不是件简单事，得花时间，问题严重。这样，你们就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认为，再过十五天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要开一瓶香槟……当然，官僚制度是可怕的。不过，在目前情况下，官僚万岁！我们等着吧，现在应当学会等待。”
第二十七章 参阅资料——(七)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
“豪尔，”施季里茨说。此时奥根和维利正在认真查看无线电发报登记材料，库特动身去林茨，让秘书通知这里工作已经开始。“和我做个伴儿，啊？真的，我不能独自去散步。”
“非常乐意。”豪尔回答。一夜之间他的脸消瘦了，还有些浮肿。”
“稍等一下，”奥根喊住他们，“我修好了您的录音机，旗队长……不用啦？”
施季里茨想起临行前缪勒说的话，明白奥根的话不是请求，而是命令，于是他回答：“您很细心，伙计，我倒真的习惯带着它了，带它就好象带着一只巴拉贝伦枪。”
两分钟后奥根回来了，强做微笑地把录音机交给施季里茨。他的笑容很勉强，眼睛眯着，嘴唇在作假。
“应当当着豪尔队长的面试试你们的技术装备，”施季里茨说，“我得把他的话小声录下来，啊！您不反对吧？豪尔。”
“为什么反对？”他答道，“只有敌人才怕窃听，诚实的人不怕检查。”
“您看，奥根，”施季里茨接着说，“豪尔甚至很高兴有人偷听他的话。就是说，他不是街上的废物。人们对他感兴趣，他由此而产生了自尊的感觉，感到了自我的意义。不是吗？奥根。”
奥根抬眼望着施季里茨，目光中充满刻骨的仇恨：“的确如此，旗队长。”
“那就好，没有什么比和志同道合的人一道工作更愉快的事情了。走吧，豪尔，感谢您在辛苦的值班后为我抽出时间。”
在花园里施季里茨仰起头，满眼是无垠的藏蓝色天空和松柏树冠。他站住了，脑中充满了清凉的感觉。空气中散发着山间奔腾的小溪的强烈的气味。
他微微一笑，轻声说：“最令人吃惊的是我清晰地感到我是浅水中的鱼。种鱼在流水跌落的巨大响声中，沿着石摊向上游去……喜欢钓蛙鱼吗？”
“没试过。”
“这比狩猎更冒险。成功的一抛，鱼迅速咬钓。您不用任何鱼饵，也不用等。这是经常性的成功竞赛。”
“这儿有人钓鲑鱼。”豪尔不明白施季里茨的用意，小心地回答。
“我知道。你们这儿蛙鱼不错，个儿不大，特别漂亮，紫红色的斑点象朱砂一样亮。在西班牙时我试着画过，伊拉基的钓鱼区真美。鱼很难画，得生来是荷兰人才行。您喜欢绘画吗？”
豪尔取出烟，焦躁地点燃，一阵风把打火机的火苗吹灭。
“您可别在散步时吸烟！”施季里茨生气地说，“要爱护自己的肺！难道不明白，在这种空气中，尼古丁会深深地浸入您的支气管。您若非抽烟不可，那就在家里毒害自己吧。”
“旗队长，我做不到！”豪尔咳嗽起来，“您打开录音机了吗？”
“您己经看见了，当然没开。”
“让我看看。”
施季里茨从口袋里取出录音机，递给豪尔：“您可以拿着，假如这样能让您更放心的话。”
“谢谢。”豪尔说着，把录音机塞到皮大衣口袋里．“您为什么打听荷兰的绘画？因为您知道保存希特勒的画的矿井吗？”
施季里茨又仰起头，他回想起帕斯捷纳克那本书中的诗句：“我们躺在草地上，躺在野生的风仙花、菊花和林中的睡莲中间，头枕着双手仰望天空，蓝色的火苗跳动着……”
他感到了语言的份量，感到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和甚至今几分夸耀的欢愉。他吸了口气说：“这多么可怕呀，豪尔，人们不是一般地理解每一个词，而是去找暗藏的第二层含义。为什么您认为我对属于元首的藏画库感兴趣呢？”
“因为您问我对绘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您也对画库感兴趣。”
“是‘我也’，那么还有谁感兴趣？”
“随便是谁。”
“豪尔，”施季里茨喘了口气，“让我参加进来对您有利。我不是幻想家，我明白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几个月内就得崩溃，也许在几周内。您看到我的同你对待我的态度了。他们不放我出这个城堡。他们象怀疑您那样怀疑我。您白天可以去林茨，而我不能…当然我的确对此感兴趣。”
豪尔让施季里茨先走过架在深沟上的小木桥。桥下溪水冒着泡，发出喧闹的响声。他说：“他们派您这个受怀疑的人到卡尔登布龙纳这里执行特殊任务，又该怎样理解？在这个计划中有另外的东西……过后艾希曼会把我拉进他的阴谋。他在玩逮捕‘朋友’的游戏，在审问时我痛哭过。我可不是头一次进保安总局，我们的手段各种各样。”
“这不错，我同意。不过，您除了相信我别无它路。豪尔。我也得相信您，而且我有权推测您得到了卡尔登布龙纳的允许在为西方工作。他知道您的活动。他早就下了决心。所以您昨天把我的密电转发给在柏林的卡尔登布龙纳，并通知了我们意外的来访。”
“但是，假若您的推测可能是准确的，那您又如何同我合作呢？”
施季里茨耸耸肩：“我还能怎么办？”
豪尔赞同地点点头：“的确没有其它办法。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坦白地说．即使我不得不向卡尔登布龙纳通报你们小组的来访，我也不会说一句对您不利的话。”
“您要求相互一致？”
“是的。”
“但是，您已经报告卡尔登布龙纳了，不是吗？”
“我们商定要相互一致了吗？”
“我劝您暂缓一下，豪尔，这是为了您。”
“我尽力而为。”豪尔说。施季里茨明白，他会寻找机会用巧妙的方式向卡尔登布龙纳报告，假如他还没有报告的话。”
“谁对藏画的矿井感兴趣？”施季里茨问。
“美国人。”
“他们早就派人到达里来啦？”
“是的。”
“他们在什么地方。”
“查尔茨堡郊外。”
“您和他们接触过？”
“是他们和我接触。”豪尔恼怒地更正。
“那么该轮到您啦，朋友。”施季里茨说。他突然想到，他模仿缪勒说出了这句话。
“现在时候到了，是您对他们感兴趣，而不是他们对您。”
豪尔摇摇头：“是他们更感兴趣。倘若我不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那么保存绘画和雕像的矿井就将被炸毁。”
“您疯啦？”
“不，我没疯。这是元首的命令。矿井里已经放上五十枚航空炸弹，接通了电线，安装好了雷管。”
“谁有权发出爆破的命令？”
“柏林——元首……或者是卡尔登布龙纳。”
“有没有鲍曼？”
“也许有，不过我听说是卡尔登市龙纳。”
“您可以对他施加影响吗？”
“是的。”
“您也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这个人，”施季里茨重复着，冷冷一笑，“是个动物……他知道您的联系吗？”
“不知道。”
“您想向他坦白吗？”
“我还没有决定。”
“如果您说的是实话，那就等两个星期。他属于那种幻想家，夜里自己心中承认帝国就要崩溃，可到了早晨，灌了白酒之后，又胆怯地总想给元首写悔过书请求宽恕。等这里听到炮声，您就向他坦白。他打算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
“他会逃到这儿来的。您要迫使他采取行动。他不会自动采取行动。无论是他，还是希姆莱、戈林，他们都被自己的偶像压垮了。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也是您的活命之路。您对他说，卡尔•沃尔夫在保证挽救乌菲茨画廓之后成了艾伦•杜勒斯的平等伙伴。您告诉他，您已经向杜勒斯谈到他的高尚品质。有病乱投医嘛。如果您能对他施加影响，的确会免除您的许多灾难。”
豪尔若有所思地问：“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您能预见一切，其中包括我的话，就是说其他人的命运您也能预测，那么我就准备全力以赴。可是我希望得到保证。我必须活下去。我什么都干，旗队长，我有个美满家庭，我为了家庭才加入党卫军，那一天真可恶……”
“您活着对我也有利，豪尔。我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我有个主意，确切地说，这个主意是在您说到同美国谍报人员在这里接触后产生的。显然，您应当约好和您的人接触，让他们同瑞士联系……您不是在同瑞士工作站工作吗？”
“是的。”
“见过杜勒斯？”
“我见过一个高个子男人，皮肤很黑。”
“三十五岁，目空一切，他咒骂共产党比骂纳粹还厉害，对不对？”
“是的。”
“这是戈维尔尼茨。”施季里茨有把握地说，“他是杜勒斯的助手，一个归化的德国人，很厉害的小伙子，干起事来是个行家。就这样吧，让那些在阿尔特——奥泽活动的美国人用长波联络——电台方位会立即被确定。在这段时间您就同奥根和维利呆在桌旁——充分证明发报与您无关。我会搞些证件，这对您更有好处，如果奥根写报告涉及此事的话。顺便说一句，他是个非常危险的人。您要尽量同他搞好关系。您能进行无线电联络吗？”
“能。”
“问一下瑞士，我为什么得不到答复，可以吗？”
“这太容易啦。”豪尔一笑。
“但是如果没有得到能使我满意的答复，事情就更复杂了。”
“什么事？”豪尔又变得谨慎起来，脑袋几乎要缩进肩膀里。
“您安排我同美国人见面。”
“这里没有美国人，只有奥地利人，再说我不能安排。”
“一点儿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吗？”
“对。”
“您怕我把这些人都干掉？”
“是的。”
“倘若我想这样做，那我会让奥根和他的伙伴对付您，到那时，顶多用一个小时您就会安排这种会面。”
“这能给您带来什么好处？”豪尔站住问。
“怎么对您说呢？”施季里茨淡淡一笑，“我会得到橡树叶十字勋章和命令中所表示的感谢。”
“现在他会让我相信，同美国人合作更有利。”施季里茨想，“他缺乏幽默感。”
“如果在一九四三年授与您雷查尔斯基勋章，那就另当别论了。”豪尔说，
“现在这有什么用？相反这会妨害您的，斯大林已经把处罚党卫军军官的残酷刑法强加给了美国人。”
“是吗？见鬼，您说得对！”施季里茨又仰起头。天色更暗了，显得那么沉重，那么深远。“我们走多久了？”
“您问得对。”豪尔说，“您的那位库特跟在我们后面呢。”
“看来有三十分钟了……监视，现在就是这么回事。您认为，此地的盖世太保密探中有谁会潜伏下来？谁在领导本地的‘维沃夫’？”
“这是百思而不解的谜，‘维沃夫’由党来搞，还有省长恩格鲁贝尔。”
“他是个病人？”
“他很健康。”
“我指的是心理状态。发言时他流泪吗？他提议为元首干杯时声音硬咽吗？他真的坚信胜利？”
“这样看来，他是有病，如果把幻想称之为病。”
“也许是病，也许是近似于背叛的冷漠而谨慎的个人主义。”
“那么更可能是前者。恩格鲁贝尔身体不好。”
“有病归有病。豪尔，我不是无缘无故地问您‘维沃夫’中的密探。我们要耍个手腕。等您无线电联络之后，我要当着奥根的面和您交谈，一切部谈，也提到这里的人谁有可能叛变，我要打听谁特别熟悉地形，谁能秘密地从城堡周围地区通过同瑞士建立联系……明白吗？”
“明白，我尽力而为。”
“如果躲得远远的，通过您显然憎恨的盖世太保之手把两个维沃夫杂种扔进监狱，您也会有牵连的。”
库特在叫施季里茨：“旗队长，上边来了急电！”
“出了什么事？”施李里茨站住间。
“电报注明‘亲览’。”库特回答，“我们没看。”
施季里茨冶笑着望望豪尔：“他们没看。他们都是从伦敦贵族俱乐部来的，不是吗？走吧，过后我们再接着谈。两小时后我等您。顺便问一句，您的家在什么地方？”
“在林茨。”豪尔回答，
“这是真的？”
“还能在哪儿呢？”
施季里茨问：“库特，这个无线电中心的人员家属都在哪里？”
“他们都在家呢。”库特说。他道破了本来不该说的事：缪勒对卡年登布龙纳手下的人感兴趣。
“在家就在家吧。”施手里茨叹了口气，“我想喝咖啡，热的……奥根总是打鼾，斯科采尼没教会他睡觉不出声，他可别被迷惑住。”
“是的。”库特说，“我听见您从房间出来在饭厅一直坐到天快亮了。”
施季里茨转身望望豪尔的眼睛。豪尔显然一切部明白了，他们的确在进行监视，于是他的嘴角现出一丝冷笑。
“我等着您，豪尔，”施季里茨说，“我们还得工作。”
“我很快就回来。嗨，希特勒！”
豪尔走出三十步远，施季里茨喊道，“朋友，把录音机还给我，我忘得一干二净，是我让您拿着的。”
库特稍稍眯起眼睛，摇了摇头，却什么话也没说。
“现在就要开始了。”施季里茨想，“他们该给我厉害看看啦。这有什么，越乱糟糟的越好，因为这样一切都会更清楚！”
但是他们没有给他厉害看，因为缪勒的密电令说： “派你们到林茨去的人所关心的那个人已经知道你们的工作。”
“那我们怎么办？”施季里茨问，目光扫视着同来的几个人。他相信他们已经看过电报。他大致验证了一下，库特的话显然是脱口而出。
“您请求下达指示。”维利而不是库特的脸上泛着光彩。
。也许他们在按照剧本演戏。”施季里茨暗自想，“库特在花园当着豪尔的面说，而维利又在这儿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显然被包围了。很清楚，我是绥勒耍弄的目标。但是，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光阴在消逝，他没有时间了，他还要搞什么名堂？”
“不过您对我说，”施季里茨对库特说，“没有人看过分队长缪勒的来电。维利可以为所欲为吗？他拆开并偷看了给我本人的东西了吧？”
“我是从您的提问中猜到的，”维利说，“谁也没有看过电报。”
“我看过。”奥根说，“看了两遍。”
“所以我才想着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嘛！”施季里茨耸耸肩膀。
“维利说得对，”奥根说， “您请求下达指示吧。”
“要等我办完豪尔的事之后。”
“请把磁带交给我。”奥根请求。
施季里茨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听着，别把别人都当作傻瓜。您把录音机交给我，我不会和豪尔谈论正事的。”
“你们可能会的。”奥根说，“为了对比一下他知道有录音时的谈话方式和他充分相信是私下交谈时的口吻有什么区别。”
“我们没有时间绕圈子了。”施季里茨说，“你们明白吗？没有时间了。我们得弄清我们有义务弄清的事情。”
“是您有义务，我们只是保护您。”奥根纠正说。
“那就更要这样啦。你们别管别人的事，只保护我好啦。”施季里茨站起来对维利说：“领我去找报务员。”
……缪勒看到施季里茨的电报时已经是傍晚了。他在城里呆了一天。一趟趟跑遍了各个秘点，然后他去见卡尔登布龙纳。保安总局头子出入意料地问起他为什么派盖世太保小组去阿尔特——奥泽。这是施季里茨他们动身的次日清晨了。在谈话中卡尔登布龙纳顺便提到，派到林茨的人要帮助当地保安处。在距别墅不远的山里，游击队活动频繁。元首已经得知此事，卡尔登布龙纳感到不安，他问是否能不检查，说关于任务的执行情况有必要向他报告：
“尽管详细的工作报告显然要交给您，分队长。”
“谁在那里工作？”卡尔登布龙纳问。
“旗队长施季里茨。”
“谁？”卡尔登布龙纳装出从未听说过的样子。
“六处的施季里茨。”
“为什么让谍报处的人完成您的任务？”
“因为他能干别人干不了的事。”
戈林来的电话使缪勒摆脱了令他十分不快的谈话。戈林问瑞典民航在何种程度亡为帝国利益服务。卡尔登布龙纳立即召集在空军工作过的人。借此机会，缪勒请求离开。卡尔登布龙纳漫不经心地表示同意。他发现戈林提的每个问题中部没有陷阱，他不希望戈林向元首报告。即使元首不再象以前那样对待戈林，他们也还是联系密切。希特勒总是受别人的影响，不知戈林会胡说些什么，难以预料元首对那些闲言碎语的反应。
缪勒又读了一遍施季里茨的电报：“突击队长豪尔答应在近三天内提供一系列有意思的材料。我认为可以继续工作。有何建议？”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电台，口述道：“阿尔特——奥泽。施季里茨。迅速报告已进行的工作。不能等待三天。缪勒。”
五小时后豪尔来了，施季里茨建议去散步。他们出来后，施季里茨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大衣口袋。豪尔明白：谈话要录音。他压低声音，谈到罗伯特•戈伦贝格和康斯坦丁•久拉特几个月来常常出现在城堡附近。但是恩格鲁贝尔禁止向柏林报告。有两次露面值得怀疑。他们的车在夜深入静的时候不开车灯。有一天发现一个方位未有出的电台发报。
施季里茨的眼、手和面部的表情都在示意，音放大些，让录音机录下来。豪尔点了一下头。
最后，施季里茨几乎是在用耳语问：“卡尔登布龙纳对这些报告有什么反应？”
豪尔按照施季里茨早晨的吩咐回答，“恩格鲁贝尔禁止向卡尔登行龙纳发出不利的情报，似乎他的姑息使卡尔登布龙纳感到不安……”
施季里茨看了看表。磁带就要到头了。已经停了，发出啪的一声响。
“磁带到头了。”施季里茨轻松地说，“亲爱的豪尔，没有来自瑞士的复电，我已经问过了报务员，杜勒斯默不作声，所以您要安排我同您的接头人见面。”
“这不可能。奥根他们不会让您脱离保护。”
“是的。所以您要安排在这里，在花园的大门附近。您可以带来多少人？”
“您的话我有点儿不明白，旗队长。”
“再简单不过了。把您的人领来，我们撤走岗哨，我对付那些卫兵，我们一道到山里去。我劝您今天把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在家什么也干不了。”
“达太危险了。”
“当然啦，”施季里茨说，“可是把妻子和孩子留作人质更危险。您也明白，我们的小队不是到这儿来玩掷圈游戏。不是我，也会有别人把您握在手心，而且别人会首先把您的妻于和孩子扔进地窖，用威胁手段对付他们，当着您的面。”
“我的接头人大概要请示社勒斯。缪勒没有破译他们的密码吧？”
结果施季里茨犯了错误，“假如他看到这些电报，”他回答说：“您早成了焚尸炉里的烟。”
豪尔答应施季里茨进攻城堡，并商定今天晚上草拟与反第三帝国的人采取共同行动的计划，然后他去了奥根、库特和维利住的房子，讲了两个犹太人的笑话，讨论了明天的工作，最后动身去林茨，在那里他用专线电话对卡尔登布龙纳说： “小队在跟踪追击，把他们从这里调开吧。”
说完他放下电话。就这样他完成了杜勒斯的命令。杜勒所刚刚通过备用联络渠道通知他：“将胁迫您替俄国人发密电的人从阿尔特——奥泽挤走。”
不管怎样，了解他与西方进行接触的卡尔登布龙纳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掩护。
豪尔在家里喝掉了一瓶白兰地，不过没有醉。给卡尔登布龙纳打完电话，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按神经系统所暗示的进行，但是他没有感到轻松，恐惧仍末消失。他不时回想起施季里茨说的他的家属会成为人质的话。他不能独自存在，他需要上边的入发号施令，不然他什么也干不成——会双手冰凉、失眠、浑身发冷。
豪尔让老婆和他打牌，玩一种“信不信”的游戏。他输了，发起火来。吃了两片安眠药片，他陷入了冷冰冰的意念不安的梦境中。
午夜两点，卡尔登布龙纳给缪勒打电话。
“您听着，”他说，阿尔特——奥泽的情况使我很不愉快。让您的人马上离开那里，天亮时来向我汇报。我们共同考虑一下，怎样确凿地查出敌方谍报员。”
“好的，大队长。”缪勒回答，“我马上给施季里茨发电报。”
缪勒没有马上发报，他去暗堡找鲍曼。
鲍曼听后说： “那么就是说，卡尔登布龙纳也在打自己的牌，诚实的人是不怕检查的……施季里茨是好样的。”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
“豪尔，”施季里茨说。此时奥根和维利正在认真查看无线电发报登记材料，库特动身去林茨，让秘书通知这里工作已经开始。“和我做个伴儿，啊？真的，我不能独自去散步。”
“非常乐意。”豪尔回答。一夜之间他的脸消瘦了，还有些浮肿。”
“稍等一下，”奥根喊住他们，“我修好了您的录音机，旗队长……不用啦？”
施季里茨想起临行前缪勒说的话，明白奥根的话不是请求，而是命令，于是他回答：“您很细心，伙计，我倒真的习惯带着它了，带它就好象带着一只巴拉贝伦枪。”
两分钟后奥根回来了，强做微笑地把录音机交给施季里茨。他的笑容很勉强，眼睛眯着，嘴唇在作假。
“应当当着豪尔队长的面试试你们的技术装备，”施季里茨说，“我得把他的话小声录下来，啊！您不反对吧？豪尔。”
“为什么反对？”他答道，“只有敌人才怕窃听，诚实的人不怕检查。”
“您看，奥根，”施季里茨接着说，“豪尔甚至很高兴有人偷听他的话。就是说，他不是街上的废物。人们对他感兴趣，他由此而产生了自尊的感觉，感到了自我的意义。不是吗？奥根。”
奥根抬眼望着施季里茨，目光中充满刻骨的仇恨：“的确如此，旗队长。”
“那就好，没有什么比和志同道合的人一道工作更愉快的事情了。走吧，豪尔，感谢您在辛苦的值班后为我抽出时间。”
在花园里施季里茨仰起头，满眼是无垠的藏蓝色天空和松柏树冠。他站住了，脑中充满了清凉的感觉。空气中散发着山间奔腾的小溪的强烈的气味。
他微微一笑，轻声说：“最令人吃惊的是我清晰地感到我是浅水中的鱼。种鱼在流水跌落的巨大响声中，沿着石摊向上游去……喜欢钓蛙鱼吗？”
“没试过。”
“这比狩猎更冒险。成功的一抛，鱼迅速咬钓。您不用任何鱼饵，也不用等。这是经常性的成功竞赛。”
“这儿有人钓鲑鱼。”豪尔不明白施季里茨的用意，小心地回答。
“我知道。你们这儿蛙鱼不错，个儿不大，特别漂亮，紫红色的斑点象朱砂一样亮。在西班牙时我试着画过，伊拉基的钓鱼区真美。鱼很难画，得生来是荷兰人才行。您喜欢绘画吗？”
豪尔取出烟，焦躁地点燃，一阵风把打火机的火苗吹灭。
“您可别在散步时吸烟！”施季里茨生气地说，“要爱护自己的肺！难道不明白，在这种空气中，尼古丁会深深地浸入您的支气管。您若非抽烟不可，那就在家里毒害自己吧。”
“旗队长，我做不到！”豪尔咳嗽起来，“您打开录音机了吗？”
“您己经看见了，当然没开。”
“让我看看。”
施季里茨从口袋里取出录音机，递给豪尔：“您可以拿着，假如这样能让您更放心的话。”
“谢谢。”豪尔说着，把录音机塞到皮大衣口袋里．“您为什么打听荷兰的绘画？因为您知道保存希特勒的画的矿井吗？”
施季里茨又仰起头，他回想起帕斯捷纳克那本书中的诗句：“我们躺在草地上，躺在野生的风仙花、菊花和林中的睡莲中间，头枕着双手仰望天空，蓝色的火苗跳动着……”
他感到了语言的份量，感到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和甚至今几分夸耀的欢愉。他吸了口气说：“这多么可怕呀，豪尔，人们不是一般地理解每一个词，而是去找暗藏的第二层含义。为什么您认为我对属于元首的藏画库感兴趣呢？”
“因为您问我对绘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您也对画库感兴趣。”
“是‘我也’，那么还有谁感兴趣？”
“随便是谁。”
“豪尔，”施季里茨喘了口气，“让我参加进来对您有利。我不是幻想家，我明白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几个月内就得崩溃，也许在几周内。您看到我的同你对待我的态度了。他们不放我出这个城堡。他们象怀疑您那样怀疑我。您白天可以去林茨，而我不能…当然我的确对此感兴趣。”
豪尔让施季里茨先走过架在深沟上的小木桥。桥下溪水冒着泡，发出喧闹的响声。他说：“他们派您这个受怀疑的人到卡尔登布龙纳这里执行特殊任务，又该怎样理解？在这个计划中有另外的东西……过后艾希曼会把我拉进他的阴谋。他在玩逮捕‘朋友’的游戏，在审问时我痛哭过。我可不是头一次进保安总局，我们的手段各种各样。”
“这不错，我同意。不过，您除了相信我别无它路。豪尔。我也得相信您，而且我有权推测您得到了卡尔登布龙纳的允许在为西方工作。他知道您的活动。他早就下了决心。所以您昨天把我的密电转发给在柏林的卡尔登布龙纳，并通知了我们意外的来访。”
“但是，假若您的推测可能是准确的，那您又如何同我合作呢？”
施季里茨耸耸肩：“我还能怎么办？”
豪尔赞同地点点头：“的确没有其它办法。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坦白地说．即使我不得不向卡尔登布龙纳通报你们小组的来访，我也不会说一句对您不利的话。”
“您要求相互一致？”
“是的。”
“但是，您已经报告卡尔登布龙纳了，不是吗？”
“我们商定要相互一致了吗？”
“我劝您暂缓一下，豪尔，这是为了您。”
“我尽力而为。”豪尔说。施季里茨明白，他会寻找机会用巧妙的方式向卡尔登布龙纳报告，假如他还没有报告的话。”
“谁对藏画的矿井感兴趣？”施季里茨问。
“美国人。”
“他们早就派人到达里来啦？”
“是的。”
“他们在什么地方。”
“查尔茨堡郊外。”
“您和他们接触过？”
“是他们和我接触。”豪尔恼怒地更正。
“那么该轮到您啦，朋友。”施季里茨说。他突然想到，他模仿缪勒说出了这句话。
“现在时候到了，是您对他们感兴趣，而不是他们对您。”
豪尔摇摇头：“是他们更感兴趣。倘若我不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那么保存绘画和雕像的矿井就将被炸毁。”
“您疯啦？”
“不，我没疯。这是元首的命令。矿井里已经放上五十枚航空炸弹，接通了电线，安装好了雷管。”
“谁有权发出爆破的命令？”
“柏林——元首……或者是卡尔登布龙纳。”
“有没有鲍曼？”
“也许有，不过我听说是卡尔登市龙纳。”
“您可以对他施加影响吗？”
“是的。”
“您也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这个人，”施季里茨重复着，冷冷一笑，“是个动物……他知道您的联系吗？”
“不知道。”
“您想向他坦白吗？”
“我还没有决定。”
“如果您说的是实话，那就等两个星期。他属于那种幻想家，夜里自己心中承认帝国就要崩溃，可到了早晨，灌了白酒之后，又胆怯地总想给元首写悔过书请求宽恕。等这里听到炮声，您就向他坦白。他打算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
“他会逃到这儿来的。您要迫使他采取行动。他不会自动采取行动。无论是他，还是希姆莱、戈林，他们都被自己的偶像压垮了。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也是您的活命之路。您对他说，卡尔•沃尔夫在保证挽救乌菲茨画廓之后成了艾伦•杜勒斯的平等伙伴。您告诉他，您已经向杜勒斯谈到他的高尚品质。有病乱投医嘛。如果您能对他施加影响，的确会免除您的许多灾难。”
豪尔若有所思地问：“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您能预见一切，其中包括我的话，就是说其他人的命运您也能预测，那么我就准备全力以赴。可是我希望得到保证。我必须活下去。我什么都干，旗队长，我有个美满家庭，我为了家庭才加入党卫军，那一天真可恶……”
“您活着对我也有利，豪尔。我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我有个主意，确切地说，这个主意是在您说到同美国谍报人员在这里接触后产生的。显然，您应当约好和您的人接触，让他们同瑞士联系……您不是在同瑞士工作站工作吗？”
“是的。”
“见过杜勒斯？”
“我见过一个高个子男人，皮肤很黑。”
“三十五岁，目空一切，他咒骂共产党比骂纳粹还厉害，对不对？”
“是的。”
“这是戈维尔尼茨。”施季里茨有把握地说，“他是杜勒斯的助手，一个归化的德国人，很厉害的小伙子，干起事来是个行家。就这样吧，让那些在阿尔特——奥泽活动的美国人用长波联络——电台方位会立即被确定。在这段时间您就同奥根和维利呆在桌旁——充分证明发报与您无关。我会搞些证件，这对您更有好处，如果奥根写报告涉及此事的话。顺便说一句，他是个非常危险的人。您要尽量同他搞好关系。您能进行无线电联络吗？”
“能。”
“问一下瑞士，我为什么得不到答复，可以吗？”
“这太容易啦。”豪尔一笑。
“但是如果没有得到能使我满意的答复，事情就更复杂了。”
“什么事？”豪尔又变得谨慎起来，脑袋几乎要缩进肩膀里。
“您安排我同美国人见面。”
“这里没有美国人，只有奥地利人，再说我不能安排。”
“一点儿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吗？”
“对。”
“您怕我把这些人都干掉？”
“是的。”
“倘若我想这样做，那我会让奥根和他的伙伴对付您，到那时，顶多用一个小时您就会安排这种会面。”
“这能给您带来什么好处？”豪尔站住问。
“怎么对您说呢？”施季里茨淡淡一笑，“我会得到橡树叶十字勋章和命令中所表示的感谢。”
“现在他会让我相信，同美国人合作更有利。”施季里茨想，“他缺乏幽默感。”
“如果在一九四三年授与您雷查尔斯基勋章，那就另当别论了。”豪尔说，
“现在这有什么用？相反这会妨害您的，斯大林已经把处罚党卫军军官的残酷刑法强加给了美国人。”
“是吗？见鬼，您说得对！”施季里茨又仰起头。天色更暗了，显得那么沉重，那么深远。“我们走多久了？”
“您问得对。”豪尔说，“您的那位库特跟在我们后面呢。”
“看来有三十分钟了……监视，现在就是这么回事。您认为，此地的盖世太保密探中有谁会潜伏下来？谁在领导本地的‘维沃夫’？”
“这是百思而不解的谜，‘维沃夫’由党来搞，还有省长恩格鲁贝尔。”
“他是个病人？”
“他很健康。”
“我指的是心理状态。发言时他流泪吗？他提议为元首干杯时声音硬咽吗？他真的坚信胜利？”
“这样看来，他是有病，如果把幻想称之为病。”
“也许是病，也许是近似于背叛的冷漠而谨慎的个人主义。”
“那么更可能是前者。恩格鲁贝尔身体不好。”
“有病归有病。豪尔，我不是无缘无故地问您‘维沃夫’中的密探。我们要耍个手腕。等您无线电联络之后，我要当着奥根的面和您交谈，一切部谈，也提到这里的人谁有可能叛变，我要打听谁特别熟悉地形，谁能秘密地从城堡周围地区通过同瑞士建立联系……明白吗？”
“明白，我尽力而为。”
“如果躲得远远的，通过您显然憎恨的盖世太保之手把两个维沃夫杂种扔进监狱，您也会有牵连的。”
库特在叫施季里茨：“旗队长，上边来了急电！”
“出了什么事？”施李里茨站住间。
“电报注明‘亲览’。”库特回答，“我们没看。”
施季里茨冶笑着望望豪尔：“他们没看。他们都是从伦敦贵族俱乐部来的，不是吗？走吧，过后我们再接着谈。两小时后我等您。顺便问一句，您的家在什么地方？”
“在林茨。”豪尔回答，
“这是真的？”
“还能在哪儿呢？”
施季里茨问：“库特，这个无线电中心的人员家属都在哪里？”
“他们都在家呢。”库特说。他道破了本来不该说的事：缪勒对卡年登布龙纳手下的人感兴趣。
“在家就在家吧。”施手里茨叹了口气，“我想喝咖啡，热的……奥根总是打鼾，斯科采尼没教会他睡觉不出声，他可别被迷惑住。”
“是的。”库特说，“我听见您从房间出来在饭厅一直坐到天快亮了。”
施季里茨转身望望豪尔的眼睛。豪尔显然一切部明白了，他们的确在进行监视，于是他的嘴角现出一丝冷笑。
“我等着您，豪尔，”施季里茨说，“我们还得工作。”
“我很快就回来。嗨，希特勒！”
豪尔走出三十步远，施季里茨喊道，“朋友，把录音机还给我，我忘得一干二净，是我让您拿着的。”
库特稍稍眯起眼睛，摇了摇头，却什么话也没说。
“现在就要开始了。”施季里茨想，“他们该给我厉害看看啦。这有什么，越乱糟糟的越好，因为这样一切都会更清楚！”
但是他们没有给他厉害看，因为缪勒的密电令说： “派你们到林茨去的人所关心的那个人已经知道你们的工作。”
“那我们怎么办？”施季里茨问，目光扫视着同来的几个人。他相信他们已经看过电报。他大致验证了一下，库特的话显然是脱口而出。
“您请求下达指示。”维利而不是库特的脸上泛着光彩。
。也许他们在按照剧本演戏。”施季里茨暗自想，“库特在花园当着豪尔的面说，而维利又在这儿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显然被包围了。很清楚，我是绥勒耍弄的目标。但是，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光阴在消逝，他没有时间了，他还要搞什么名堂？”
“不过您对我说，”施季里茨对库特说，“没有人看过分队长缪勒的来电。维利可以为所欲为吗？他拆开并偷看了给我本人的东西了吧？”
“我是从您的提问中猜到的，”维利说，“谁也没有看过电报。”
“我看过。”奥根说，“看了两遍。”
“所以我才想着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嘛！”施季里茨耸耸肩膀。
“维利说得对，”奥根说， “您请求下达指示吧。”
“要等我办完豪尔的事之后。”
“请把磁带交给我。”奥根请求。
施季里茨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听着，别把别人都当作傻瓜。您把录音机交给我，我不会和豪尔谈论正事的。”
“你们可能会的。”奥根说，“为了对比一下他知道有录音时的谈话方式和他充分相信是私下交谈时的口吻有什么区别。”
“我们没有时间绕圈子了。”施季里茨说，“你们明白吗？没有时间了。我们得弄清我们有义务弄清的事情。”
“是您有义务，我们只是保护您。”奥根纠正说。
“那就更要这样啦。你们别管别人的事，只保护我好啦。”施季里茨站起来对维利说：“领我去找报务员。”
……缪勒看到施季里茨的电报时已经是傍晚了。他在城里呆了一天。一趟趟跑遍了各个秘点，然后他去见卡尔登布龙纳。保安总局头子出入意料地问起他为什么派盖世太保小组去阿尔特——奥泽。这是施季里茨他们动身的次日清晨了。在谈话中卡尔登布龙纳顺便提到，派到林茨的人要帮助当地保安处。在距别墅不远的山里，游击队活动频繁。元首已经得知此事，卡尔登布龙纳感到不安，他问是否能不检查，说关于任务的执行情况有必要向他报告：
“尽管详细的工作报告显然要交给您，分队长。”
“谁在那里工作？”卡尔登布龙纳问。
“旗队长施季里茨。”
“谁？”卡尔登布龙纳装出从未听说过的样子。
“六处的施季里茨。”
“为什么让谍报处的人完成您的任务？”
“因为他能干别人干不了的事。”
戈林来的电话使缪勒摆脱了令他十分不快的谈话。戈林问瑞典民航在何种程度亡为帝国利益服务。卡尔登布龙纳立即召集在空军工作过的人。借此机会，缪勒请求离开。卡尔登布龙纳漫不经心地表示同意。他发现戈林提的每个问题中部没有陷阱，他不希望戈林向元首报告。即使元首不再象以前那样对待戈林，他们也还是联系密切。希特勒总是受别人的影响，不知戈林会胡说些什么，难以预料元首对那些闲言碎语的反应。
缪勒又读了一遍施季里茨的电报：“突击队长豪尔答应在近三天内提供一系列有意思的材料。我认为可以继续工作。有何建议？”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电台，口述道：“阿尔特——奥泽。施季里茨。迅速报告已进行的工作。不能等待三天。缪勒。”
五小时后豪尔来了，施季里茨建议去散步。他们出来后，施季里茨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大衣口袋。豪尔明白：谈话要录音。他压低声音，谈到罗伯特•戈伦贝格和康斯坦丁•久拉特几个月来常常出现在城堡附近。但是恩格鲁贝尔禁止向柏林报告。有两次露面值得怀疑。他们的车在夜深入静的时候不开车灯。有一天发现一个方位未有出的电台发报。
施季里茨的眼、手和面部的表情都在示意，音放大些，让录音机录下来。豪尔点了一下头。
最后，施季里茨几乎是在用耳语问：“卡尔登布龙纳对这些报告有什么反应？”
豪尔按照施季里茨早晨的吩咐回答，“恩格鲁贝尔禁止向卡尔登行龙纳发出不利的情报，似乎他的姑息使卡尔登布龙纳感到不安……”
施季里茨看了看表。磁带就要到头了。已经停了，发出啪的一声响。
“磁带到头了。”施季里茨轻松地说，“亲爱的豪尔，没有来自瑞士的复电，我已经问过了报务员，杜勒斯默不作声，所以您要安排我同您的接头人见面。”
“这不可能。奥根他们不会让您脱离保护。”
“是的。所以您要安排在这里，在花园的大门附近。您可以带来多少人？”
“您的话我有点儿不明白，旗队长。”
“再简单不过了。把您的人领来，我们撤走岗哨，我对付那些卫兵，我们一道到山里去。我劝您今天把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在家什么也干不了。”
“达太危险了。”
“当然啦，”施季里茨说，“可是把妻子和孩子留作人质更危险。您也明白，我们的小队不是到这儿来玩掷圈游戏。不是我，也会有别人把您握在手心，而且别人会首先把您的妻于和孩子扔进地窖，用威胁手段对付他们，当着您的面。”
“我的接头人大概要请示社勒斯。缪勒没有破译他们的密码吧？”
结果施季里茨犯了错误，“假如他看到这些电报，”他回答说：“您早成了焚尸炉里的烟。”
豪尔答应施季里茨进攻城堡，并商定今天晚上草拟与反第三帝国的人采取共同行动的计划，然后他去了奥根、库特和维利住的房子，讲了两个犹太人的笑话，讨论了明天的工作，最后动身去林茨，在那里他用专线电话对卡尔登布龙纳说： “小队在跟踪追击，把他们从这里调开吧。”
说完他放下电话。就这样他完成了杜勒斯的命令。杜勒所刚刚通过备用联络渠道通知他：“将胁迫您替俄国人发密电的人从阿尔特——奥泽挤走。”
不管怎样，了解他与西方进行接触的卡尔登布龙纳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掩护。
豪尔在家里喝掉了一瓶白兰地，不过没有醉。给卡尔登布龙纳打完电话，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按神经系统所暗示的进行，但是他没有感到轻松，恐惧仍末消失。他不时回想起施季里茨说的他的家属会成为人质的话。他不能独自存在，他需要上边的入发号施令，不然他什么也干不成——会双手冰凉、失眠、浑身发冷。
豪尔让老婆和他打牌，玩一种“信不信”的游戏。他输了，发起火来。吃了两片安眠药片，他陷入了冷冰冰的意念不安的梦境中。
午夜两点，卡尔登布龙纳给缪勒打电话。
“您听着，”他说，阿尔特——奥泽的情况使我很不愉快。让您的人马上离开那里，天亮时来向我汇报。我们共同考虑一下，怎样确凿地查出敌方谍报员。”
“好的，大队长。”缪勒回答，“我马上给施季里茨发电报。”
缪勒没有马上发报，他去暗堡找鲍曼。
鲍曼听后说： “那么就是说，卡尔登布龙纳也在打自己的牌，诚实的人是不怕检查的……施季里茨是好样的。”
第二十八章 悲惨与美好，善于理解真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收到库普金斯关于战略情报局近期活动的详细备忘录后，罗斯福明白，杜诺万将军在自己的报告中遗漏了哪些环节，涉及了什么细节。他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根本就没写进去，他请空军副官把斯大林的案卷拿来，取出有关“森莱行动”的电报。
总统反复看了自己和俄国领袖往来的电报，并又一次浏览了杜诺万关于艾伦•杜勒斯与沃尔夫谈判的报告。罗斯福读完他的朋友和顾问库普金斯的备忘录后，脖颈一阵发凉。
“就好象不经允许从外婆那里拿了桔子讲似的．”罗斯福想，“这是留着圣诞节喝茶时吃的，可我在十月份就吃掉了，而且被他们发现了，结果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临累得不行，如果您不为难，请把斯大林的信读一遍。”罗斯福对副官说，“我想搞清对话的整个风格，否则我难以起草给俄国领导人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不仅要有我目前对谈判这件事的态度，而且要包含某种对不良行为的歉意——显然，那是我们在伯尔尼和在杜诺万本部的人的行为造成的误会。”
副官戴上服始，声音响亮、语气单调地念了起来。(罗斯福总统总是要求别人这样，他担心热情洋溢会使辞汇产生不同的意义。)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览，绝密。”副官念道，“我了解了您信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且认为，在拒绝苏方代表参加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谈判，以讨论德军投降并在意大利北部对英美军队敞开战线的事宜之后，苏联政府无法做出其它答复。”
副官继续念道：“我不仅不反对，相反完全赞成利用瓦解敌军的机会加快德军在局部地区投降的速度，并促使他们向盟军敞开战线。
“但是，唯有在谈判不会缓解敌人的处境，排除了德国人借谈判之机调整并将部队调住其它战场——首先是苏德战场的可能性时，我才能同意就此事与敌人谈判。
“基于要达到有这种保证的目的，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让苏罕指挥机构的代表参加同敌人证行的这类谈判，不论该谈判在何地举行——伯尔尼或是卡泽尔特。我无法理解，何故拒绝苏军代表参加此类谈判，不知他们何处妨碍了盟军代表。
“我必须通知您，德国人已经利用了同盟军的谈判，成功地将三个师从意大利北部调到苏德战场。
“克里米亚的会议曾宣布，从东西两面协同打击德军的作战任务在于将敌人阻止在目前的位置上，以防止敌人有可能实施机动并将部队调整到其需要的方向。苏军指挥官正在完成这一任务，而亚历山大元帅都破坏了这个行动。对此苏军指挥机关深感不安。这是产生不信任感的根源。
“‘作为一个军人，’您给我写道，‘您将理解，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放过任何可能性。假若肯尼格斯堡或者丹奇格的敌人打着白旗来找您的将军的话，亦应如此。’很遗憾，此种推理是不合适的。丹奇格或肯尼斯格堡的德军已被包围。如果他们束手待擒，那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但他们目前无法向苏军敞开战线，因为战线在压他们很远的西面的奥得河方向。而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末被包围，也末受到被全歼的威胁。尽管如此倘若盟军仍与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谈判，以便德军向盟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怀有某种更为重要的、关系到德国命运的目的。
“我必须告诉您，如果在东线奥得河方向创造了德军向苏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条件，我将及时向盟军指挥机关通报此事并请其派代表参加谈判。就盟友来讲，彼此不应对目前的情况执有秘密之说。”
“接着念，”罗斯福说。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我认为，在我们就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未来可能投降而进行谈判一事交换信函的过程小，尽管我们双方在其它所有主要原则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围绕此事还是出现了十分令人遗憾的忧虑和不信任感。
“有关投降之事尚未举行任何谈判。如举行某种谈判，也将在卡泽尔特进行，并始终会有贵方代表参加。尽管在伯尔尼举行这种谈判的尝试毫无结果，但我已嘱托亚历山大元帅使您了解此事。
“我重申，伯尔尼会见的唯一目的是同德军有身份的军官建立联系，而非进行什么谈判。
“不能说同德国人谈判会谈他们将其兵力从意大利战场调注它处。如果进行某种谈判，也将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进行。至于盟军停止在意大利的进攻，绝非希望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结果。实际上，在意大利进攻战役的休整是近期内盟国军队——英国和加拿大师——由这一战场调往法国的主要方式。目前正淮备在四月十日前在意大利战场开始进攻。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能够成功，但此战役的规模将是有限的，原因是亚历山大元帅的兵力不足。他有十七个战斗师，而他面对的是二十四个德国师。我打算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预备队阻止目前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调动。
“此事的发生是一个德国军官倡议的结果，他显然与希姆莱关系密切。当然，显而易见，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使盟国之间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其达到目的。我相信，以上对我方的目前处境及其我的打算的表述能消除您在来信中所表示的担心。”
“杜诺万把党卫军高级将领说成‘德国军官’了。”罗斯福说，“而且我相信了他。我在俄国人眼中似乎是个骗子……可耻……接着念吧。”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头于伯尔尼谈判的来信收悉。
“您说得十分正确，由于传闻英美军队首脑同德军首脑在伯尔尼某处举行谈判，现在形成了一种令人十分遗憾的不安与不信任的局势。
“您坚信，尚未有任何谈判举行。应当认为，有人没有向您通报全部情况。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毫不怀疑谈判已经进行并且以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而结束。为此西线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同意敞开战线让英美军队通过，而英美军队则应允降低媾和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事的看法接近事实。否则英美两国拒绝让苏方代表赴伯尔尼参加与德国人的谈判一事则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英国人也令我百思不解。他们让您与我就此问题交换信件，而自己却依然保持沉默。尽管十分清楚，在伯尔尼事件中英国人是倡导者。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它某地举行的单独谈判对英军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样英美军队就有可能向德国纵深推进，而几乎不受德方的任何抵抗。然而为何要对俄国人隐瞒此事，为何不通报绝自己的盟友——俄国人呢？
“于是产生了如下后果目前，西线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同英美部队作战。与此同时，德国人却与英美的盟国——俄国作战。
“显然，这种局面绝不会有利于保持并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信任。
“在上封信中我已向您提到过，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申，我个人和我的同事绝不会迈出这样冒险的一步，因为我们意识到，暂时的好处无论如何好，都会有损于保持并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一根本利益。”
“是啊，他说得对。”罗斯福说，“杜勒斯兄弟和杜诺万的律师事务所在为蝇头小利破坏我这些年来的努力结果——俄国人的信任。请念下去。”
“您感到疲倦了？”
“哦不，不，您说什么呀 —我听着呢。”
“绝密。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我吃惊地收到您的来信。信的内容是确信亚历山大元帅和凯塞林在伯尔尼签署了协定，‘使英美军队向东方推进，而英美两因为此承诺降低与德国人单独婿和的条件。，
“上一封信中我已谈到在伯尔尼进行了旨在召开讨论驻意大利德军投降问题会议的尝试，找曾通知您：(1)在伯尔尼没有进行任何谈判。(2)这种会见不带任何政治色彩。(3)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的任何投降均不会破坏我们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宫参加任何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可能进行的会面。
“我们在军事上针对德国做出了共同努力，这种努力现时已展示出粉碎德军、汤逐取胜的光明前景。为此，我还是请求您对我的诚意和可靠给予高度信任，如同我一贯相信您的诚意和可靠一样。
“同样我充分评价您的军队允许艾森亲威尔将军的部队强渡莱茵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贵军在彻底粉碎德国抵抗而采取的行动对我们实施整体打击所产生的影响。
“我充分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且相信在与德国人签署任何协定之前，他肯定会向我报告。他受命要求，而且他也将要求在他的战场上面临失败的敌军无条件投降。我们在西线的推进是军事行动的结果。推进迅速之快主要是由于我方空军对德国交通线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和艾森豪威尔成功地在莱茵河西岸歼灭了西线德军的主要力量的缘故。
“我相信，在伯尔尼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同时我认为，您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情报可能来自于德国内的情报。德国人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他们犯下的军事上的罪行。如果沃尔夫的目的正是如此，那么您的信则证明他已取得了部分成功。
“鉴于我深信您相信我个人的可靠和要与您一道迫使纳粹分子无条件投降的坚定性．苏联政府显然听信了有关我在末取得贵方完全同意之前已与敌人签定协定的传闻，对此我感到吃惊。
“最后我想提醒，如果恰恰在胜利近在咫尺之际，却因为怀疑和缺乏信任造成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进而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那么这就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率地说，由于这种卑鄙的、对我的行动或者我的可以倚赖的部下的行动的不正确描述，对于您的那些通风报信者，无论他是谁，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的不满。”
“您觉得不合适？”罗斯福问，“您明白我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吗？念下去。”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阅，绝密。
“(1)在我的信中……涉及的不是诚意与可靠性问题。我豪不怀疑您的诚意和可靠，对丘吉尔先生也是一样。我所谈及的是在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关于一个盟国对待另一个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观点上有着差别。我们俄国人认为，敌人目前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投降，在此情形下，任何一个盟国与德国人就投降问题进行的会见必须要保证有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如果一个盟国要参加这种会见，那么无论如何他也是必不可少的。美方和英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不正确，所以他们拒绝让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与德国入的会师。我曾写信给您并认为无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拒绝让英美两方参加这种会晤。我仍然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相互怀疑的所有可能性并不让敌人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埋下怀疑的种子。
“(2)所谓西线德军放弃抵抗仅仅是由于他们已被击溃的观点我难以苟同。德国人在东线拥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在东线抽出十五到二十个师支援西线部队，并且不会对东线有任何损失。然而德国人没有做也不曾这样做。他们仍然疯狂地为同俄国人争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姆利亚尼茨的无名小站而拼杀。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死亡的催化剂，但是他们却拱手让出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塞尔等德国中部的一些重要城市。您要承认，德国人此举十分奇怪，令人费解。
“(3)至于说到我的情报人员，我要使您相信，这是一些诚实而谦逊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绝无欺侮谁的打算。我们已经在工作中对这些人做过多方面的检验。请您自己做出判断。今年二月马歇尔将军向苏军总参谋部提供了一连串重要消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通告俄国人，在三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次重大反击。一次从波美拉尼亚向多论方向，另一次是从莫拉福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向罗兹方向。但是事实上德国人准备并且实施的主要打击不是在上述地区，而是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巴拉顿湖、布达佩斯西南地区。正如现在所知，德国人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三十五个师，其中有第一一四坦克师。这是战争期间与如此众多的坦克力量进行的最重要的较量。托尔布辛元帅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灾难，击溃了德国人。同时，这也是由于我的情报人员发现了德国人实施主要打击的计划，当然达是在稍晚的时候得知的，并且迅速向托尔布辛元帅发出警告。所以我有机会又一次坚信苏维埃情报人员的一丝不苟和业务的精湛。
“为了使您理解这一问题，附上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给约翰•金将军的信。”
“这封信也念吗？”副官问。
“是的，请念吧。”罗斯福回答。
“致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约翰•金少将。
“尊敬的约翰•金将军：
“请在递交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补充如下内容：
“今牛二月二十日我得到马歇尔将军通过金将军转交的通知，谈到德国人在东线组建了两个集团军群，准备进行反攻；在波美拉尼亚的集团军群准备打击多伦，在维也纳、奥拉夫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的集团军群准备进攻罗兹方向。在南方集团军群中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二月十二日我也收到英国军事使团布林克曼上校类似的情报。
“我十分感谢马歇尔将军为促进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如此热心地向我们提供情报。
“同时我认为我有义务通知马歇尔将军，三月份在东线进行的军事行动并末证实他所提供的情报。因为这些战事表明，德军的主要集团军群，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没有在波美拉尼亚和莫拉夫斯克一奥斯特拉夫地区集结，而是在巴拉顿湖地区。德国人从那里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前出至多瑙河，并在布达佩斯以南实施强渡。
“这个事实证明马歇尔将军提供的情报与三月份东线战斗的实际进程不相吻合。
“这一情报的某些来源有意混淆英美指挥机关和苏联指挥机关的方向，转移苏联指挥机关对德国人准备在东线实施主要进攻战役的地区的注意力。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尽管出现了上述情况，我请求马歇尔将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向我通报敌情。
“我认为有义务将这一消息补充到给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这仅仅是为了他在对待这一情报来源的态度上做出相应的结论。
“请向马歇尔将军转达我的敬意和感谢。
“尊敬您的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
“真不知羞耻。”罗斯福轻声说，“目光短签的贪婪和对俄国人的传统厌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爆炸的导火索。我为我相信这些人感到无地自容……库晋金斯曾对我说，有入在欺骗我，我真惭愧，我打断了他的话。请做记录……冒号，引号……”
罗斯福口述道：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
“感谢您真谈地解释了苏方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正如现在业已查明的，这件事已成为过去，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无论如何将来不能再出现这种彼此猜疑和毫无价值的误会。我相信。一旦我们的军队在德国境内建立起联系．完全协调一致地联合起来，纳粹的军队定将灭亡。”
“句号。”罗斯福说，“加上引号。这是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但这只是开始。我想，俄国人会理解我的……请注明日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这是弗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收到库普金斯关于战略情报局近期活动的详细备忘录后，罗斯福明白，杜诺万将军在自己的报告中遗漏了哪些环节，涉及了什么细节。他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根本就没写进去，他请空军副官把斯大林的案卷拿来，取出有关“森莱行动”的电报。
总统反复看了自己和俄国领袖往来的电报，并又一次浏览了杜诺万关于艾伦•杜勒斯与沃尔夫谈判的报告。罗斯福读完他的朋友和顾问库普金斯的备忘录后，脖颈一阵发凉。
“就好象不经允许从外婆那里拿了桔子讲似的．”罗斯福想，“这是留着圣诞节喝茶时吃的，可我在十月份就吃掉了，而且被他们发现了，结果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临累得不行，如果您不为难，请把斯大林的信读一遍。”罗斯福对副官说，“我想搞清对话的整个风格，否则我难以起草给俄国领导人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不仅要有我目前对谈判这件事的态度，而且要包含某种对不良行为的歉意——显然，那是我们在伯尔尼和在杜诺万本部的人的行为造成的误会。”
副官戴上服始，声音响亮、语气单调地念了起来。(罗斯福总统总是要求别人这样，他担心热情洋溢会使辞汇产生不同的意义。)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览，绝密。”副官念道，“我了解了您信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且认为，在拒绝苏方代表参加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谈判，以讨论德军投降并在意大利北部对英美军队敞开战线的事宜之后，苏联政府无法做出其它答复。”
副官继续念道：“我不仅不反对，相反完全赞成利用瓦解敌军的机会加快德军在局部地区投降的速度，并促使他们向盟军敞开战线。
“但是，唯有在谈判不会缓解敌人的处境，排除了德国人借谈判之机调整并将部队调住其它战场——首先是苏德战场的可能性时，我才能同意就此事与敌人谈判。
“基于要达到有这种保证的目的，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让苏罕指挥机构的代表参加同敌人证行的这类谈判，不论该谈判在何地举行——伯尔尼或是卡泽尔特。我无法理解，何故拒绝苏军代表参加此类谈判，不知他们何处妨碍了盟军代表。
“我必须通知您，德国人已经利用了同盟军的谈判，成功地将三个师从意大利北部调到苏德战场。
“克里米亚的会议曾宣布，从东西两面协同打击德军的作战任务在于将敌人阻止在目前的位置上，以防止敌人有可能实施机动并将部队调整到其需要的方向。苏军指挥官正在完成这一任务，而亚历山大元帅都破坏了这个行动。对此苏军指挥机关深感不安。这是产生不信任感的根源。
“‘作为一个军人，’您给我写道，‘您将理解，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放过任何可能性。假若肯尼格斯堡或者丹奇格的敌人打着白旗来找您的将军的话，亦应如此。’很遗憾，此种推理是不合适的。丹奇格或肯尼斯格堡的德军已被包围。如果他们束手待擒，那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但他们目前无法向苏军敞开战线，因为战线在压他们很远的西面的奥得河方向。而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末被包围，也末受到被全歼的威胁。尽管如此倘若盟军仍与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谈判，以便德军向盟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怀有某种更为重要的、关系到德国命运的目的。
“我必须告诉您，如果在东线奥得河方向创造了德军向苏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条件，我将及时向盟军指挥机关通报此事并请其派代表参加谈判。就盟友来讲，彼此不应对目前的情况执有秘密之说。”
“接着念，”罗斯福说。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我认为，在我们就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未来可能投降而进行谈判一事交换信函的过程小，尽管我们双方在其它所有主要原则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围绕此事还是出现了十分令人遗憾的忧虑和不信任感。
“有关投降之事尚未举行任何谈判。如举行某种谈判，也将在卡泽尔特进行，并始终会有贵方代表参加。尽管在伯尔尼举行这种谈判的尝试毫无结果，但我已嘱托亚历山大元帅使您了解此事。
“我重申，伯尔尼会见的唯一目的是同德军有身份的军官建立联系，而非进行什么谈判。
“不能说同德国人谈判会谈他们将其兵力从意大利战场调注它处。如果进行某种谈判，也将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进行。至于盟军停止在意大利的进攻，绝非希望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结果。实际上，在意大利进攻战役的休整是近期内盟国军队——英国和加拿大师——由这一战场调往法国的主要方式。目前正淮备在四月十日前在意大利战场开始进攻。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能够成功，但此战役的规模将是有限的，原因是亚历山大元帅的兵力不足。他有十七个战斗师，而他面对的是二十四个德国师。我打算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预备队阻止目前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调动。
“此事的发生是一个德国军官倡议的结果，他显然与希姆莱关系密切。当然，显而易见，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使盟国之间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其达到目的。我相信，以上对我方的目前处境及其我的打算的表述能消除您在来信中所表示的担心。”
“杜诺万把党卫军高级将领说成‘德国军官’了。”罗斯福说，“而且我相信了他。我在俄国人眼中似乎是个骗子……可耻……接着念吧。”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头于伯尔尼谈判的来信收悉。
“您说得十分正确，由于传闻英美军队首脑同德军首脑在伯尔尼某处举行谈判，现在形成了一种令人十分遗憾的不安与不信任的局势。
“您坚信，尚未有任何谈判举行。应当认为，有人没有向您通报全部情况。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毫不怀疑谈判已经进行并且以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而结束。为此西线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同意敞开战线让英美军队通过，而英美军队则应允降低媾和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事的看法接近事实。否则英美两国拒绝让苏方代表赴伯尔尼参加与德国人的谈判一事则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英国人也令我百思不解。他们让您与我就此问题交换信件，而自己却依然保持沉默。尽管十分清楚，在伯尔尼事件中英国人是倡导者。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它某地举行的单独谈判对英军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样英美军队就有可能向德国纵深推进，而几乎不受德方的任何抵抗。然而为何要对俄国人隐瞒此事，为何不通报绝自己的盟友——俄国人呢？
“于是产生了如下后果目前，西线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同英美部队作战。与此同时，德国人却与英美的盟国——俄国作战。
“显然，这种局面绝不会有利于保持并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信任。
“在上封信中我已向您提到过，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申，我个人和我的同事绝不会迈出这样冒险的一步，因为我们意识到，暂时的好处无论如何好，都会有损于保持并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一根本利益。”
“是啊，他说得对。”罗斯福说，“杜勒斯兄弟和杜诺万的律师事务所在为蝇头小利破坏我这些年来的努力结果——俄国人的信任。请念下去。”
“您感到疲倦了？”
“哦不，不，您说什么呀 —我听着呢。”
“绝密。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我吃惊地收到您的来信。信的内容是确信亚历山大元帅和凯塞林在伯尔尼签署了协定，‘使英美军队向东方推进，而英美两因为此承诺降低与德国人单独婿和的条件。，
“上一封信中我已谈到在伯尔尼进行了旨在召开讨论驻意大利德军投降问题会议的尝试，找曾通知您：(1)在伯尔尼没有进行任何谈判。(2)这种会见不带任何政治色彩。(3)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的任何投降均不会破坏我们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宫参加任何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可能进行的会面。
“我们在军事上针对德国做出了共同努力，这种努力现时已展示出粉碎德军、汤逐取胜的光明前景。为此，我还是请求您对我的诚意和可靠给予高度信任，如同我一贯相信您的诚意和可靠一样。
“同样我充分评价您的军队允许艾森亲威尔将军的部队强渡莱茵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贵军在彻底粉碎德国抵抗而采取的行动对我们实施整体打击所产生的影响。
“我充分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且相信在与德国人签署任何协定之前，他肯定会向我报告。他受命要求，而且他也将要求在他的战场上面临失败的敌军无条件投降。我们在西线的推进是军事行动的结果。推进迅速之快主要是由于我方空军对德国交通线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和艾森豪威尔成功地在莱茵河西岸歼灭了西线德军的主要力量的缘故。
“我相信，在伯尔尼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同时我认为，您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情报可能来自于德国内的情报。德国人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他们犯下的军事上的罪行。如果沃尔夫的目的正是如此，那么您的信则证明他已取得了部分成功。
“鉴于我深信您相信我个人的可靠和要与您一道迫使纳粹分子无条件投降的坚定性．苏联政府显然听信了有关我在末取得贵方完全同意之前已与敌人签定协定的传闻，对此我感到吃惊。
“最后我想提醒，如果恰恰在胜利近在咫尺之际，却因为怀疑和缺乏信任造成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进而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那么这就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率地说，由于这种卑鄙的、对我的行动或者我的可以倚赖的部下的行动的不正确描述，对于您的那些通风报信者，无论他是谁，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的不满。”
“您觉得不合适？”罗斯福问，“您明白我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吗？念下去。”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阅，绝密。
“(1)在我的信中……涉及的不是诚意与可靠性问题。我豪不怀疑您的诚意和可靠，对丘吉尔先生也是一样。我所谈及的是在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关于一个盟国对待另一个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观点上有着差别。我们俄国人认为，敌人目前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投降，在此情形下，任何一个盟国与德国人就投降问题进行的会见必须要保证有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如果一个盟国要参加这种会见，那么无论如何他也是必不可少的。美方和英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不正确，所以他们拒绝让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与德国入的会师。我曾写信给您并认为无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拒绝让英美两方参加这种会晤。我仍然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相互怀疑的所有可能性并不让敌人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埋下怀疑的种子。
“(2)所谓西线德军放弃抵抗仅仅是由于他们已被击溃的观点我难以苟同。德国人在东线拥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在东线抽出十五到二十个师支援西线部队，并且不会对东线有任何损失。然而德国人没有做也不曾这样做。他们仍然疯狂地为同俄国人争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姆利亚尼茨的无名小站而拼杀。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死亡的催化剂，但是他们却拱手让出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塞尔等德国中部的一些重要城市。您要承认，德国人此举十分奇怪，令人费解。
“(3)至于说到我的情报人员，我要使您相信，这是一些诚实而谦逊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绝无欺侮谁的打算。我们已经在工作中对这些人做过多方面的检验。请您自己做出判断。今年二月马歇尔将军向苏军总参谋部提供了一连串重要消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通告俄国人，在三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次重大反击。一次从波美拉尼亚向多论方向，另一次是从莫拉福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向罗兹方向。但是事实上德国人准备并且实施的主要打击不是在上述地区，而是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巴拉顿湖、布达佩斯西南地区。正如现在所知，德国人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三十五个师，其中有第一一四坦克师。这是战争期间与如此众多的坦克力量进行的最重要的较量。托尔布辛元帅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灾难，击溃了德国人。同时，这也是由于我的情报人员发现了德国人实施主要打击的计划，当然达是在稍晚的时候得知的，并且迅速向托尔布辛元帅发出警告。所以我有机会又一次坚信苏维埃情报人员的一丝不苟和业务的精湛。
“为了使您理解这一问题，附上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给约翰•金将军的信。”
“这封信也念吗？”副官问。
“是的，请念吧。”罗斯福回答。
“致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约翰•金少将。
“尊敬的约翰•金将军：
“请在递交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补充如下内容：
“今牛二月二十日我得到马歇尔将军通过金将军转交的通知，谈到德国人在东线组建了两个集团军群，准备进行反攻；在波美拉尼亚的集团军群准备打击多伦，在维也纳、奥拉夫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的集团军群准备进攻罗兹方向。在南方集团军群中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二月十二日我也收到英国军事使团布林克曼上校类似的情报。
“我十分感谢马歇尔将军为促进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如此热心地向我们提供情报。
“同时我认为我有义务通知马歇尔将军，三月份在东线进行的军事行动并末证实他所提供的情报。因为这些战事表明，德军的主要集团军群，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没有在波美拉尼亚和莫拉夫斯克一奥斯特拉夫地区集结，而是在巴拉顿湖地区。德国人从那里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前出至多瑙河，并在布达佩斯以南实施强渡。
“这个事实证明马歇尔将军提供的情报与三月份东线战斗的实际进程不相吻合。
“这一情报的某些来源有意混淆英美指挥机关和苏联指挥机关的方向，转移苏联指挥机关对德国人准备在东线实施主要进攻战役的地区的注意力。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尽管出现了上述情况，我请求马歇尔将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向我通报敌情。
“我认为有义务将这一消息补充到给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这仅仅是为了他在对待这一情报来源的态度上做出相应的结论。
“请向马歇尔将军转达我的敬意和感谢。
“尊敬您的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
“真不知羞耻。”罗斯福轻声说，“目光短签的贪婪和对俄国人的传统厌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爆炸的导火索。我为我相信这些人感到无地自容……库晋金斯曾对我说，有入在欺骗我，我真惭愧，我打断了他的话。请做记录……冒号，引号……”
罗斯福口述道：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
“感谢您真谈地解释了苏方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正如现在业已查明的，这件事已成为过去，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无论如何将来不能再出现这种彼此猜疑和毫无价值的误会。我相信。一旦我们的军队在德国境内建立起联系．完全协调一致地联合起来，纳粹的军队定将灭亡。”
“句号。”罗斯福说，“加上引号。这是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但这只是开始。我想，俄国人会理解我的……请注明日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这是弗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第二十八章 悲惨与美好，善于理解真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收到库普金斯关于战略情报局近期活动的详细备忘录后，罗斯福明白，杜诺万将军在自己的报告中遗漏了哪些环节，涉及了什么细节。他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根本就没写进去，他请空军副官把斯大林的案卷拿来，取出有关“森莱行动”的电报。
总统反复看了自己和俄国领袖往来的电报，并又一次浏览了杜诺万关于艾伦•杜勒斯与沃尔夫谈判的报告。罗斯福读完他的朋友和顾问库普金斯的备忘录后，脖颈一阵发凉。
“就好象不经允许从外婆那里拿了桔子讲似的．”罗斯福想，“这是留着圣诞节喝茶时吃的，可我在十月份就吃掉了，而且被他们发现了，结果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临累得不行，如果您不为难，请把斯大林的信读一遍。”罗斯福对副官说，“我想搞清对话的整个风格，否则我难以起草给俄国领导人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不仅要有我目前对谈判这件事的态度，而且要包含某种对不良行为的歉意——显然，那是我们在伯尔尼和在杜诺万本部的人的行为造成的误会。”
副官戴上服始，声音响亮、语气单调地念了起来。(罗斯福总统总是要求别人这样，他担心热情洋溢会使辞汇产生不同的意义。)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览，绝密。”副官念道，“我了解了您信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且认为，在拒绝苏方代表参加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谈判，以讨论德军投降并在意大利北部对英美军队敞开战线的事宜之后，苏联政府无法做出其它答复。”
副官继续念道：“我不仅不反对，相反完全赞成利用瓦解敌军的机会加快德军在局部地区投降的速度，并促使他们向盟军敞开战线。
“但是，唯有在谈判不会缓解敌人的处境，排除了德国人借谈判之机调整并将部队调住其它战场——首先是苏德战场的可能性时，我才能同意就此事与敌人谈判。
“基于要达到有这种保证的目的，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让苏罕指挥机构的代表参加同敌人证行的这类谈判，不论该谈判在何地举行——伯尔尼或是卡泽尔特。我无法理解，何故拒绝苏军代表参加此类谈判，不知他们何处妨碍了盟军代表。
“我必须通知您，德国人已经利用了同盟军的谈判，成功地将三个师从意大利北部调到苏德战场。
“克里米亚的会议曾宣布，从东西两面协同打击德军的作战任务在于将敌人阻止在目前的位置上，以防止敌人有可能实施机动并将部队调整到其需要的方向。苏军指挥官正在完成这一任务，而亚历山大元帅都破坏了这个行动。对此苏军指挥机关深感不安。这是产生不信任感的根源。
“‘作为一个军人，’您给我写道，‘您将理解，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放过任何可能性。假若肯尼格斯堡或者丹奇格的敌人打着白旗来找您的将军的话，亦应如此。’很遗憾，此种推理是不合适的。丹奇格或肯尼斯格堡的德军已被包围。如果他们束手待擒，那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但他们目前无法向苏军敞开战线，因为战线在压他们很远的西面的奥得河方向。而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末被包围，也末受到被全歼的威胁。尽管如此倘若盟军仍与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谈判，以便德军向盟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怀有某种更为重要的、关系到德国命运的目的。
“我必须告诉您，如果在东线奥得河方向创造了德军向苏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条件，我将及时向盟军指挥机关通报此事并请其派代表参加谈判。就盟友来讲，彼此不应对目前的情况执有秘密之说。”
“接着念，”罗斯福说。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我认为，在我们就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未来可能投降而进行谈判一事交换信函的过程小，尽管我们双方在其它所有主要原则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围绕此事还是出现了十分令人遗憾的忧虑和不信任感。
“有关投降之事尚未举行任何谈判。如举行某种谈判，也将在卡泽尔特进行，并始终会有贵方代表参加。尽管在伯尔尼举行这种谈判的尝试毫无结果，但我已嘱托亚历山大元帅使您了解此事。
“我重申，伯尔尼会见的唯一目的是同德军有身份的军官建立联系，而非进行什么谈判。
“不能说同德国人谈判会谈他们将其兵力从意大利战场调注它处。如果进行某种谈判，也将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进行。至于盟军停止在意大利的进攻，绝非希望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结果。实际上，在意大利进攻战役的休整是近期内盟国军队——英国和加拿大师——由这一战场调往法国的主要方式。目前正淮备在四月十日前在意大利战场开始进攻。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能够成功，但此战役的规模将是有限的，原因是亚历山大元帅的兵力不足。他有十七个战斗师，而他面对的是二十四个德国师。我打算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预备队阻止目前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调动。
“此事的发生是一个德国军官倡议的结果，他显然与希姆莱关系密切。当然，显而易见，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使盟国之间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其达到目的。我相信，以上对我方的目前处境及其我的打算的表述能消除您在来信中所表示的担心。”
“杜诺万把党卫军高级将领说成‘德国军官’了。”罗斯福说，“而且我相信了他。我在俄国人眼中似乎是个骗子……可耻……接着念吧。”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头于伯尔尼谈判的来信收悉。
“您说得十分正确，由于传闻英美军队首脑同德军首脑在伯尔尼某处举行谈判，现在形成了一种令人十分遗憾的不安与不信任的局势。
“您坚信，尚未有任何谈判举行。应当认为，有人没有向您通报全部情况。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毫不怀疑谈判已经进行并且以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而结束。为此西线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同意敞开战线让英美军队通过，而英美军队则应允降低媾和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事的看法接近事实。否则英美两国拒绝让苏方代表赴伯尔尼参加与德国人的谈判一事则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英国人也令我百思不解。他们让您与我就此问题交换信件，而自己却依然保持沉默。尽管十分清楚，在伯尔尼事件中英国人是倡导者。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它某地举行的单独谈判对英军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样英美军队就有可能向德国纵深推进，而几乎不受德方的任何抵抗。然而为何要对俄国人隐瞒此事，为何不通报绝自己的盟友——俄国人呢？
“于是产生了如下后果目前，西线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同英美部队作战。与此同时，德国人却与英美的盟国——俄国作战。
“显然，这种局面绝不会有利于保持并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信任。
“在上封信中我已向您提到过，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申，我个人和我的同事绝不会迈出这样冒险的一步，因为我们意识到，暂时的好处无论如何好，都会有损于保持并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一根本利益。”
“是啊，他说得对。”罗斯福说，“杜勒斯兄弟和杜诺万的律师事务所在为蝇头小利破坏我这些年来的努力结果——俄国人的信任。请念下去。”
“您感到疲倦了？”
“哦不，不，您说什么呀 —我听着呢。”
“绝密。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我吃惊地收到您的来信。信的内容是确信亚历山大元帅和凯塞林在伯尔尼签署了协定，‘使英美军队向东方推进，而英美两因为此承诺降低与德国人单独婿和的条件。，
“上一封信中我已谈到在伯尔尼进行了旨在召开讨论驻意大利德军投降问题会议的尝试，找曾通知您：(1)在伯尔尼没有进行任何谈判。(2)这种会见不带任何政治色彩。(3)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的任何投降均不会破坏我们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宫参加任何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可能进行的会面。
“我们在军事上针对德国做出了共同努力，这种努力现时已展示出粉碎德军、汤逐取胜的光明前景。为此，我还是请求您对我的诚意和可靠给予高度信任，如同我一贯相信您的诚意和可靠一样。
“同样我充分评价您的军队允许艾森亲威尔将军的部队强渡莱茵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贵军在彻底粉碎德国抵抗而采取的行动对我们实施整体打击所产生的影响。
“我充分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且相信在与德国人签署任何协定之前，他肯定会向我报告。他受命要求，而且他也将要求在他的战场上面临失败的敌军无条件投降。我们在西线的推进是军事行动的结果。推进迅速之快主要是由于我方空军对德国交通线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和艾森豪威尔成功地在莱茵河西岸歼灭了西线德军的主要力量的缘故。
“我相信，在伯尔尼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同时我认为，您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情报可能来自于德国内的情报。德国人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他们犯下的军事上的罪行。如果沃尔夫的目的正是如此，那么您的信则证明他已取得了部分成功。
“鉴于我深信您相信我个人的可靠和要与您一道迫使纳粹分子无条件投降的坚定性．苏联政府显然听信了有关我在末取得贵方完全同意之前已与敌人签定协定的传闻，对此我感到吃惊。
“最后我想提醒，如果恰恰在胜利近在咫尺之际，却因为怀疑和缺乏信任造成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进而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那么这就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率地说，由于这种卑鄙的、对我的行动或者我的可以倚赖的部下的行动的不正确描述，对于您的那些通风报信者，无论他是谁，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的不满。”
“您觉得不合适？”罗斯福问，“您明白我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吗？念下去。”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阅，绝密。
“(1)在我的信中……涉及的不是诚意与可靠性问题。我豪不怀疑您的诚意和可靠，对丘吉尔先生也是一样。我所谈及的是在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关于一个盟国对待另一个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观点上有着差别。我们俄国人认为，敌人目前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投降，在此情形下，任何一个盟国与德国人就投降问题进行的会见必须要保证有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如果一个盟国要参加这种会见，那么无论如何他也是必不可少的。美方和英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不正确，所以他们拒绝让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与德国入的会师。我曾写信给您并认为无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拒绝让英美两方参加这种会晤。我仍然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相互怀疑的所有可能性并不让敌人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埋下怀疑的种子。
“(2)所谓西线德军放弃抵抗仅仅是由于他们已被击溃的观点我难以苟同。德国人在东线拥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在东线抽出十五到二十个师支援西线部队，并且不会对东线有任何损失。然而德国人没有做也不曾这样做。他们仍然疯狂地为同俄国人争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姆利亚尼茨的无名小站而拼杀。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死亡的催化剂，但是他们却拱手让出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塞尔等德国中部的一些重要城市。您要承认，德国人此举十分奇怪，令人费解。
“(3)至于说到我的情报人员，我要使您相信，这是一些诚实而谦逊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绝无欺侮谁的打算。我们已经在工作中对这些人做过多方面的检验。请您自己做出判断。今年二月马歇尔将军向苏军总参谋部提供了一连串重要消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通告俄国人，在三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次重大反击。一次从波美拉尼亚向多论方向，另一次是从莫拉福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向罗兹方向。但是事实上德国人准备并且实施的主要打击不是在上述地区，而是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巴拉顿湖、布达佩斯西南地区。正如现在所知，德国人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三十五个师，其中有第一一四坦克师。这是战争期间与如此众多的坦克力量进行的最重要的较量。托尔布辛元帅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灾难，击溃了德国人。同时，这也是由于我的情报人员发现了德国人实施主要打击的计划，当然达是在稍晚的时候得知的，并且迅速向托尔布辛元帅发出警告。所以我有机会又一次坚信苏维埃情报人员的一丝不苟和业务的精湛。
“为了使您理解这一问题，附上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给约翰•金将军的信。”
“这封信也念吗？”副官问。
“是的，请念吧。”罗斯福回答。
“致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约翰•金少将。
“尊敬的约翰•金将军：
“请在递交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补充如下内容：
“今牛二月二十日我得到马歇尔将军通过金将军转交的通知，谈到德国人在东线组建了两个集团军群，准备进行反攻；在波美拉尼亚的集团军群准备打击多伦，在维也纳、奥拉夫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的集团军群准备进攻罗兹方向。在南方集团军群中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二月十二日我也收到英国军事使团布林克曼上校类似的情报。
“我十分感谢马歇尔将军为促进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如此热心地向我们提供情报。
“同时我认为我有义务通知马歇尔将军，三月份在东线进行的军事行动并末证实他所提供的情报。因为这些战事表明，德军的主要集团军群，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没有在波美拉尼亚和莫拉夫斯克一奥斯特拉夫地区集结，而是在巴拉顿湖地区。德国人从那里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前出至多瑙河，并在布达佩斯以南实施强渡。
“这个事实证明马歇尔将军提供的情报与三月份东线战斗的实际进程不相吻合。
“这一情报的某些来源有意混淆英美指挥机关和苏联指挥机关的方向，转移苏联指挥机关对德国人准备在东线实施主要进攻战役的地区的注意力。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尽管出现了上述情况，我请求马歇尔将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向我通报敌情。
“我认为有义务将这一消息补充到给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这仅仅是为了他在对待这一情报来源的态度上做出相应的结论。
“请向马歇尔将军转达我的敬意和感谢。
“尊敬您的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
“真不知羞耻。”罗斯福轻声说，“目光短签的贪婪和对俄国人的传统厌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爆炸的导火索。我为我相信这些人感到无地自容……库晋金斯曾对我说，有入在欺骗我，我真惭愧，我打断了他的话。请做记录……冒号，引号……”
罗斯福口述道：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
“感谢您真谈地解释了苏方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正如现在业已查明的，这件事已成为过去，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无论如何将来不能再出现这种彼此猜疑和毫无价值的误会。我相信。一旦我们的军队在德国境内建立起联系．完全协调一致地联合起来，纳粹的军队定将灭亡。”
“句号。”罗斯福说，“加上引号。这是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但这只是开始。我想，俄国人会理解我的……请注明日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这是弗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收到库普金斯关于战略情报局近期活动的详细备忘录后，罗斯福明白，杜诺万将军在自己的报告中遗漏了哪些环节，涉及了什么细节。他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根本就没写进去，他请空军副官把斯大林的案卷拿来，取出有关“森莱行动”的电报。
总统反复看了自己和俄国领袖往来的电报，并又一次浏览了杜诺万关于艾伦•杜勒斯与沃尔夫谈判的报告。罗斯福读完他的朋友和顾问库普金斯的备忘录后，脖颈一阵发凉。
“就好象不经允许从外婆那里拿了桔子讲似的．”罗斯福想，“这是留着圣诞节喝茶时吃的，可我在十月份就吃掉了，而且被他们发现了，结果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临累得不行，如果您不为难，请把斯大林的信读一遍。”罗斯福对副官说，“我想搞清对话的整个风格，否则我难以起草给俄国领导人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不仅要有我目前对谈判这件事的态度，而且要包含某种对不良行为的歉意——显然，那是我们在伯尔尼和在杜诺万本部的人的行为造成的误会。”
副官戴上服始，声音响亮、语气单调地念了起来。(罗斯福总统总是要求别人这样，他担心热情洋溢会使辞汇产生不同的意义。)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览，绝密。”副官念道，“我了解了您信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且认为，在拒绝苏方代表参加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谈判，以讨论德军投降并在意大利北部对英美军队敞开战线的事宜之后，苏联政府无法做出其它答复。”
副官继续念道：“我不仅不反对，相反完全赞成利用瓦解敌军的机会加快德军在局部地区投降的速度，并促使他们向盟军敞开战线。
“但是，唯有在谈判不会缓解敌人的处境，排除了德国人借谈判之机调整并将部队调住其它战场——首先是苏德战场的可能性时，我才能同意就此事与敌人谈判。
“基于要达到有这种保证的目的，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让苏罕指挥机构的代表参加同敌人证行的这类谈判，不论该谈判在何地举行——伯尔尼或是卡泽尔特。我无法理解，何故拒绝苏军代表参加此类谈判，不知他们何处妨碍了盟军代表。
“我必须通知您，德国人已经利用了同盟军的谈判，成功地将三个师从意大利北部调到苏德战场。
“克里米亚的会议曾宣布，从东西两面协同打击德军的作战任务在于将敌人阻止在目前的位置上，以防止敌人有可能实施机动并将部队调整到其需要的方向。苏军指挥官正在完成这一任务，而亚历山大元帅都破坏了这个行动。对此苏军指挥机关深感不安。这是产生不信任感的根源。
“‘作为一个军人，’您给我写道，‘您将理解，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放过任何可能性。假若肯尼格斯堡或者丹奇格的敌人打着白旗来找您的将军的话，亦应如此。’很遗憾，此种推理是不合适的。丹奇格或肯尼斯格堡的德军已被包围。如果他们束手待擒，那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但他们目前无法向苏军敞开战线，因为战线在压他们很远的西面的奥得河方向。而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末被包围，也末受到被全歼的威胁。尽管如此倘若盟军仍与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谈判，以便德军向盟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怀有某种更为重要的、关系到德国命运的目的。
“我必须告诉您，如果在东线奥得河方向创造了德军向苏军投降并敞开战线的条件，我将及时向盟军指挥机关通报此事并请其派代表参加谈判。就盟友来讲，彼此不应对目前的情况执有秘密之说。”
“接着念，”罗斯福说。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我认为，在我们就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未来可能投降而进行谈判一事交换信函的过程小，尽管我们双方在其它所有主要原则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围绕此事还是出现了十分令人遗憾的忧虑和不信任感。
“有关投降之事尚未举行任何谈判。如举行某种谈判，也将在卡泽尔特进行，并始终会有贵方代表参加。尽管在伯尔尼举行这种谈判的尝试毫无结果，但我已嘱托亚历山大元帅使您了解此事。
“我重申，伯尔尼会见的唯一目的是同德军有身份的军官建立联系，而非进行什么谈判。
“不能说同德国人谈判会谈他们将其兵力从意大利战场调注它处。如果进行某种谈判，也将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进行。至于盟军停止在意大利的进攻，绝非希望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结果。实际上，在意大利进攻战役的休整是近期内盟国军队——英国和加拿大师——由这一战场调往法国的主要方式。目前正淮备在四月十日前在意大利战场开始进攻。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能够成功，但此战役的规模将是有限的，原因是亚历山大元帅的兵力不足。他有十七个战斗师，而他面对的是二十四个德国师。我打算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预备队阻止目前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调动。
“此事的发生是一个德国军官倡议的结果，他显然与希姆莱关系密切。当然，显而易见，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使盟国之间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其达到目的。我相信，以上对我方的目前处境及其我的打算的表述能消除您在来信中所表示的担心。”
“杜诺万把党卫军高级将领说成‘德国军官’了。”罗斯福说，“而且我相信了他。我在俄国人眼中似乎是个骗子……可耻……接着念吧。”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头于伯尔尼谈判的来信收悉。
“您说得十分正确，由于传闻英美军队首脑同德军首脑在伯尔尼某处举行谈判，现在形成了一种令人十分遗憾的不安与不信任的局势。
“您坚信，尚未有任何谈判举行。应当认为，有人没有向您通报全部情况。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毫不怀疑谈判已经进行并且以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而结束。为此西线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同意敞开战线让英美军队通过，而英美军队则应允降低媾和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事的看法接近事实。否则英美两国拒绝让苏方代表赴伯尔尼参加与德国人的谈判一事则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英国人也令我百思不解。他们让您与我就此问题交换信件，而自己却依然保持沉默。尽管十分清楚，在伯尔尼事件中英国人是倡导者。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它某地举行的单独谈判对英军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样英美军队就有可能向德国纵深推进，而几乎不受德方的任何抵抗。然而为何要对俄国人隐瞒此事，为何不通报绝自己的盟友——俄国人呢？
“于是产生了如下后果目前，西线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同英美部队作战。与此同时，德国人却与英美的盟国——俄国作战。
“显然，这种局面绝不会有利于保持并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信任。
“在上封信中我已向您提到过，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申，我个人和我的同事绝不会迈出这样冒险的一步，因为我们意识到，暂时的好处无论如何好，都会有损于保持并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一根本利益。”
“是啊，他说得对。”罗斯福说，“杜勒斯兄弟和杜诺万的律师事务所在为蝇头小利破坏我这些年来的努力结果——俄国人的信任。请念下去。”
“您感到疲倦了？”
“哦不，不，您说什么呀 —我听着呢。”
“绝密。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我吃惊地收到您的来信。信的内容是确信亚历山大元帅和凯塞林在伯尔尼签署了协定，‘使英美军队向东方推进，而英美两因为此承诺降低与德国人单独婿和的条件。，
“上一封信中我已谈到在伯尔尼进行了旨在召开讨论驻意大利德军投降问题会议的尝试，找曾通知您：(1)在伯尔尼没有进行任何谈判。(2)这种会见不带任何政治色彩。(3)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的任何投降均不会破坏我们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宫参加任何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可能进行的会面。
“我们在军事上针对德国做出了共同努力，这种努力现时已展示出粉碎德军、汤逐取胜的光明前景。为此，我还是请求您对我的诚意和可靠给予高度信任，如同我一贯相信您的诚意和可靠一样。
“同样我充分评价您的军队允许艾森亲威尔将军的部队强渡莱茵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贵军在彻底粉碎德国抵抗而采取的行动对我们实施整体打击所产生的影响。
“我充分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且相信在与德国人签署任何协定之前，他肯定会向我报告。他受命要求，而且他也将要求在他的战场上面临失败的敌军无条件投降。我们在西线的推进是军事行动的结果。推进迅速之快主要是由于我方空军对德国交通线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和艾森豪威尔成功地在莱茵河西岸歼灭了西线德军的主要力量的缘故。
“我相信，在伯尔尼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同时我认为，您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情报可能来自于德国内的情报。德国人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他们犯下的军事上的罪行。如果沃尔夫的目的正是如此，那么您的信则证明他已取得了部分成功。
“鉴于我深信您相信我个人的可靠和要与您一道迫使纳粹分子无条件投降的坚定性．苏联政府显然听信了有关我在末取得贵方完全同意之前已与敌人签定协定的传闻，对此我感到吃惊。
“最后我想提醒，如果恰恰在胜利近在咫尺之际，却因为怀疑和缺乏信任造成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损失，进而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那么这就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率地说，由于这种卑鄙的、对我的行动或者我的可以倚赖的部下的行动的不正确描述，对于您的那些通风报信者，无论他是谁，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的不满。”
“您觉得不合适？”罗斯福问，“您明白我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吗？念下去。”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亲阅，绝密。
“(1)在我的信中……涉及的不是诚意与可靠性问题。我豪不怀疑您的诚意和可靠，对丘吉尔先生也是一样。我所谈及的是在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关于一个盟国对待另一个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观点上有着差别。我们俄国人认为，敌人目前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投降，在此情形下，任何一个盟国与德国人就投降问题进行的会见必须要保证有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如果一个盟国要参加这种会见，那么无论如何他也是必不可少的。美方和英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不正确，所以他们拒绝让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与德国入的会师。我曾写信给您并认为无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拒绝让英美两方参加这种会晤。我仍然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相互怀疑的所有可能性并不让敌人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埋下怀疑的种子。
“(2)所谓西线德军放弃抵抗仅仅是由于他们已被击溃的观点我难以苟同。德国人在东线拥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在东线抽出十五到二十个师支援西线部队，并且不会对东线有任何损失。然而德国人没有做也不曾这样做。他们仍然疯狂地为同俄国人争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吉姆利亚尼茨的无名小站而拼杀。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死亡的催化剂，但是他们却拱手让出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塞尔等德国中部的一些重要城市。您要承认，德国人此举十分奇怪，令人费解。
“(3)至于说到我的情报人员，我要使您相信，这是一些诚实而谦逊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绝无欺侮谁的打算。我们已经在工作中对这些人做过多方面的检验。请您自己做出判断。今年二月马歇尔将军向苏军总参谋部提供了一连串重要消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通告俄国人，在三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次重大反击。一次从波美拉尼亚向多论方向，另一次是从莫拉福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向罗兹方向。但是事实上德国人准备并且实施的主要打击不是在上述地区，而是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巴拉顿湖、布达佩斯西南地区。正如现在所知，德国人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三十五个师，其中有第一一四坦克师。这是战争期间与如此众多的坦克力量进行的最重要的较量。托尔布辛元帅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灾难，击溃了德国人。同时，这也是由于我的情报人员发现了德国人实施主要打击的计划，当然达是在稍晚的时候得知的，并且迅速向托尔布辛元帅发出警告。所以我有机会又一次坚信苏维埃情报人员的一丝不苟和业务的精湛。
“为了使您理解这一问题，附上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给约翰•金将军的信。”
“这封信也念吗？”副官问。
“是的，请念吧。”罗斯福回答。
“致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约翰•金少将。
“尊敬的约翰•金将军：
“请在递交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补充如下内容：
“今牛二月二十日我得到马歇尔将军通过金将军转交的通知，谈到德国人在东线组建了两个集团军群，准备进行反攻；在波美拉尼亚的集团军群准备打击多伦，在维也纳、奥拉夫斯克——奥斯特拉夫地区的集团军群准备进攻罗兹方向。在南方集团军群中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二月十二日我也收到英国军事使团布林克曼上校类似的情报。
“我十分感谢马歇尔将军为促进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如此热心地向我们提供情报。
“同时我认为我有义务通知马歇尔将军，三月份在东线进行的军事行动并末证实他所提供的情报。因为这些战事表明，德军的主要集团军群，包括第六党卫军坦克集团军没有在波美拉尼亚和莫拉夫斯克一奥斯特拉夫地区集结，而是在巴拉顿湖地区。德国人从那里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前出至多瑙河，并在布达佩斯以南实施强渡。
“这个事实证明马歇尔将军提供的情报与三月份东线战斗的实际进程不相吻合。
“这一情报的某些来源有意混淆英美指挥机关和苏联指挥机关的方向，转移苏联指挥机关对德国人准备在东线实施主要进攻战役的地区的注意力。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尽管出现了上述情况，我请求马歇尔将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向我通报敌情。
“我认为有义务将这一消息补充到给马歇尔将军的情报中，这仅仅是为了他在对待这一情报来源的态度上做出相应的结论。
“请向马歇尔将军转达我的敬意和感谢。
“尊敬您的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
“真不知羞耻。”罗斯福轻声说，“目光短签的贪婪和对俄国人的传统厌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爆炸的导火索。我为我相信这些人感到无地自容……库晋金斯曾对我说，有入在欺骗我，我真惭愧，我打断了他的话。请做记录……冒号，引号……”
罗斯福口述道：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亲阅，绝密。
“感谢您真谈地解释了苏方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正如现在业已查明的，这件事已成为过去，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无论如何将来不能再出现这种彼此猜疑和毫无价值的误会。我相信。一旦我们的军队在德国境内建立起联系．完全协调一致地联合起来，纳粹的军队定将灭亡。”
“句号。”罗斯福说，“加上引号。这是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但这只是开始。我想，俄国人会理解我的……请注明日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这是弗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第二十九章 红军的打击，后果——(一)
“破裂”的概念一般用于物理现象，但同样也适用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情。朱可夫的军队打开几千只探照灯，用暴风雨般的炮弹向凭借奥得河堡垒和用地雷设防的德军阵地发起猛攻。
不仅仅是防线被粉碎，而且整个帝国也在土崩及解。在开始进攻前的瞬间它还是敌人的支柱和信念，但此刻却在缓缓地分裂开来，掀起了旋风般的尘埃。
在措森的已经取代了古德里安的克莱勃斯的司令部里，电话铃响个不停，每隔十五分钟就有来自奥得河的消息。
克莱勃斯站在办公室的地图前，背向着屋里的人。他不会听不见，有个军官正闷声闷气地，但不是恐惧，不是窃窃私语，而是声音汉亮地公开对他的副官格哈尔德•鲍特说：“难道美国人来不及吗？要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易北河了。战线已经敞开．他们的坦克在塞尔波斯塔，难道他们不愿意首先进入柏林？”
克莱勃斯转过身，望望在司令部里的人，对副官说：“请接通总理府，我要弄明白，总参谋部到底向哪里转移……我的意见和以前一样，去伯希特斯加登。另外，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搞瓶维尔木特酒来。”
副官接通了暗堡的电话。关于转移问题，布格道夫报以一阵傲慢的狂笑，然后这样回答：“事实上向伯希特斯加登的转移业已完成，问题只是他自己什么时候走……转告克莱勃斯，他被邀请到总理府参加四月二十日元首诞辰的庆祝活动。”
四月十九日晚，待所有应邀参加每日军事会议的人走光后，鲍曼留在希特勒办公室。现在能和希特勒单独在一起不是件简单事。总理府的地下室里不多不少正好有六十个房间。在此之前，还是在一月份这里全部空着．只有哨兵，希特勒总是在东普鲁士的‘狼穴”，眼下他迁到了这里。通向地下迷宫的阶梯两侧排列着党卫军军官，许多房间里住上了希特勒“私人卫队”的小伙子，他们全部经过挑选——淡黄色头发，蓝眼睛。一部分房间里塞满了葡萄酒、安抽鱼、小灌肠、菠萝、小虾、蘑菇、巧克力、鱼仔、鲑鱼肉、火腿。卫队的年轻人对过往的将军们不大注意——他们睡呀、吃呀、喝呀，谈论起淫亵的笑话时，放声大笑，只有在希特勒的私人住地附近保持着肃静。
希特勒最后的避难所分为办公室、卧室、两间客厅和一间浴室。有一个会议厅与办公室相交。不远处是为元首爱犬布洛和它的幼崽准备的房间。在上一层有一个由十八个小房间排列而成的长厅。这里是电话台，接下去是希特勒私人医生勃兰特教授的两个房间，然后是属于柏林卫戍司令戈培尔的六个房间。不远处是厨房和希特勒私人厨师、擅长做素食的曼彻阿里的房间，随后是大饭厅和军官及勤务人员的房间。暗堡内的阶梯从这里通往总理府的花园。沿着台阶走几步便可到海因茨．洛伦茨领导的新闻办公室。相邻的是鲍曼的办公室。旗队长山德尔负责这里的工作。旁边是希姆莱派驻大本营的代表、党卫军分队长菲格莱因的房间。他娶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另外这里还住着克劳斯•冯•别洛夫上校、希特勒军事副官约翰梅尔少校、福斯海军上将、外交部在大本营的代表哈维尔博士、元首的驾驶员鲍莱尔、副驾驶员比基茨、宣传部代表纳乌曼博士、布格道夫领导的军队谍报小组和他的副官维斯。克莱勃斯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在这个阴森的地下暗堡内共有七百多人，因此只能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开会。这里，通风机发出均匀的响声，一切都显得很有秩序，避开了外界的分崩离析和尘嚣烟瘴。
鲍曼决定在这里开始他在三月份设想的救生计划。这个计划的代价是被他称之为“天才”、“民族的伟大儿子”、“千秋帝国的缔造者”的行走困难的那个五十岁人的性命。此刻他就坐在眼前，嘴角上挂着奇怪的微笑。
“元首，”鲍曼说，“我总是对您讲实话，甚至是最严酷的实话，无论它是怎样的……”
正是由于他从不讲实话、只是猜测希特勒想听什么进而在周围人的谈话中、在报纸的文章和广播节目中制造希特勒猜到的东西，希特勒才对他言听计从。
“所以，”鲍曼说，“请允许我现在，在为民族的未来进行决战的日子里，向您讲述已由事实证明的一些看法。”
“对，鲍曼，应当这样。”
“同您一样，我坚信必胜，无论我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盖世太保特别法庭正在城里行动，就地处决被敌人收买、惊慌失描的人和开小差的人，军队和党的法官们同他们共同行动。秩序是重要的。但是帝国北方和南方的大片国土暂时被分割。所以我以为唯一的出路，是您，恰恰是您，派遣希姆莱立即前往北方，到那里领导民族斗争。我认为，请求您将戈林派往南方是明智之举，让他在那里领导我们阿尔卑斯山堡垒的作战……但这不是全部，元首，您知道，民族视您比上帝还高超，丧失上帝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以此恫吓一下，无关紧要……”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希特勒身子稍向前顿。鲍曼立时感到元首清楚地知道现在要谈的是什么。
“您声明您将留在柏林，亲自领导直至最后胜利，与首都居民共存亡，这将鼓舞民族，给他们力量……戈培尔有个看法，如果全体德国人无一例外地把力量投入斗争，那么元首就将引退。这是否有意义，是否能更有力恫吓那些动摇和逃跑的人？”
鲍曼放出了一个试探汽球。戈培尔是绝不敢讲这种话的，但这种观点需要更加牢固地灌输到希特勒的大脑中。应当加强这种看法，镇静地用“惊讶和克制”的谈话加以掩饰。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戈培尔，”鲍曼接着说，“可他绝不敢向您提出这类建议，因为这关系到他的部门的私利和我们的宣传工作……我斗胆把他的建议告诉您……”
“您认为这个建议有基础吗？”
“既然有人在固若金场的阿尔卑斯山堡垒等待您，既然您随时都能离开柏林，“鲍曼不慌不忙地说着谎言，“那么我认为这种追不得已的步骤，这种政治游戏也不无益处。”
“好吧，”希特勒答道，“我找机会公开表示这个意思……尽管，”他的两眼忽然闪出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锐利的能被理解的光泽，“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是落入敌人手中。到那时，他们会把我装在笼子里周游世界……对，对的，正是这样，鲍曼，我了解这些恶魔……那么，”希特勒也开始了自己的把戏，“也许我的确该有引退的意思？”
“元首，您不能这么想。我到城里去过，看到了人们的情绪，人们充满了争取胜利、粉碎敌人并将其全部赶走的坚定性；我听到了柏林市民的交谈，他们镇静、坚定，在唾弃吊在绞架上的叛徒尸体……此刻民族正是这样坚强，胜利必将来到，您真了解自己的人民！”
希特勒淡淡一笑，无忧地点了点头：“好吧，鲍曼，我找时间吓唬一下那些心惊肉跳的人。”
鲍曼向门口走去，希特勒轻声笑了起来：“不过，如果您对胜利的信心破灭了，我要履行诺言吗？”
鲍曼转过身，希特勒的右手用力揪住颤抖的左手，乞求地瞧着他，好象一个孩子不愿听可怕的故事，或者确切地说，是想首先知道结尾是令人满意的。
“如果面临失败，我将当着您的面开枪自杀，我的元首。”鲍曼说，“我的生命和命运同您联系在一起，牢不可破，您到您就想到了我自己。”
“街上的人们衣着怎样？“希特勒问。
鲍曼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他想起大路旁的上千具尸体、饿死的孩子、倒毙在领面包的队伍中的佝偻的老妪，他想起了残垣断壁、道路上的弹坑、熊熊大火，还有绞架上吊着的士兵的胸前挂着的小木牌，那上面写着：“我不相信胜利！”于是鲍曼胆怯地回答：“春天总是使柏林人漂亮起来，我的元首。姑娘们经脱掉大衣，孩子们穿着衬衣在玩耍……”
“咖啡馆的桌子搬到街心花园了吗？”
鲍曼吓呆了：要是戈培尔向元首透露过一丝真情呢？或者给他看过盟军空军暴行的照片呢？
“没有。”他回答，目光始终盯在希特勒身上，“还没有，我的元首。人们在等待胜利，菲舍尔马克的渔民小酒馆和工厂附近的啤酒店挤满了工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不沾啤酒了。”希特勒说，“我讨厌啤酒……知道为什么吗？小时候我喝得太多啦，难受得要死。从那时起我就害怕而且憎恨酒。我看到自己脸向下躺着，头发蓬乱，太阳穴难以想象的疼，鬃角淌着冷汗……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等我们站住了脚，我就把所有的酒鬼，还有他们的儿孙关进特种集中营。雅利安人中间没有他们的位置。我们追求理想，他们追求热病中的幻觉。这种幻觉使人变得软弱，成为贪婪的犹太人和残酷的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不过等胜利后，我要和您到菩提树下大街去，沿着菲德烈大街散散步．顺便到一个普通的小酒馆干上一杯冒泡的‘金得力’啤酒。”
半小时后，鲍曼的助手、旗队长山德尔叙述了他做戈林身边的胡贝尔上校工作的情况。
“帝国元帅表示了这个意思，”山德尔说，“一九二O年在隆重的晚会上出现的情景即将重现。如果元首同意去伯希特斯加登，那么斗争就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人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如果元首依然留在柏林，就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胡贝尔提醒戈林注意有关交战军队的两名士兵在横和谈判桌前交谈的传统。帝国元帅活跃起来，吩咐立即搜集历史上的出色范例。他对古罗马、沿铁卢和与苏沃洛夫将军远征意大利有关的冲突特别感兴趣。”
在此之后鲍曼召见了缪勒。
“计数器已经打开。”他边说边么暗堡的小办公室里踱步，“您务必让舒伦堡建议希姆莱向英美两方提出投降建议……”
“无条件投降？”
鲍曼对这种追问不满，尽管他明白缪勒有权问这个问题。他反问道：“您认为如何？”
“和您一样，”缪勒回答，“依我看，现在是说实话的时候，帝国部长。”
鲍曼点点头，向旁边笑了一下，问：“您想喝一杯吗？”
“想，不过我害怕。现在正是要保持绝对清醒的时候，否则会惊慌失措。”
“还有—个星期的时间由我们支配，缪勒，这就不少了。七天有“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也就是一万分钟。那我干一杯喽，您就眼谗吧。”
鲍曼给自己倒上酒，津津有味地品着。他说：“没有比伯希特斯加登产的巴伐利亚酒更好的了。醉汉的愉快而无所事事的感觉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缪勒有气无力地回答。他当然不知道，鲍曼高谈醉汉的快感是在报复希特动，报复希特勒残暴的行为、冷酷和不懂生活的欢乐，报复生活的各种现象。鲍曼为了失去的一切用这些话加以报复。他把自己同希特勒连在一起。权力只有是现实的才是有用的。你站在权力之颠，然而如果一切都崩溃了，那结局也就完全不同了。
“您为什么神情忧郁？”鲍曼又干了一杯，然后问。
结果缪勒用施季里茨的话作为回答——他立刻明白，此刻他讲的正是这些话：“我不喜欢成为游戏和的木偶，帝国部长先生。如果我不了解最终设想，我是不会干的……那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无用和渺小，这更可怕。”
“我一切都告诉您，缪勒。这在昨天还不行，甚至在一小时以前还不行，现在可以也应当讲了。我是个非左即右的人，这您知道。我不能在只有一个门的房间睡觉，可怕的事在折磨我。即使希姆莱同贝纳尔多特达成协议，没有我他也仍然无法控制这个帝国：因让党在他的党卫军之上，这很绝妙。其结果是我们可以找到控制他的缰绳，党的机构在我手里，盖世太保在您手里。戈林？未必行，尽管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的军官同样无法控制国家。他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控制。但这是思维的一个方式，一种可能性。第二种是：他们没有达成协议。那么我就要向斯大林提出和平建议，我把一个有秩序、有实力的德国交给他。我对他说；‘请接受我们，否则您的盟国要拿走……。’您同莫斯科做的游戏进行得不错，不是这样吗？克里姆林宫得到有关同西方谈判的情报时，必然怒火冲天，他要在作为飞机基地的田野上清除阻碍飞行的杂物，然后开始突击……”
“这是两扇门。”缪勒说，“而它们都可能被封死。那时怎么办？跳窗户吗？”
鲍曼笑了笑，微微垂下眼脸：“只能跑喽。不过我们从一楼跳，缪勒。我们受过训练。不是头一回。‘窗户’就是我们的潜艇。阿根廷的基地已经做好了迎接它的准备。我们运动的地下司令部开始在巴拉那办公，斯特列斯涅尔将军在伟大的河流之间会给我们一块相当于盖森—样的土地，开始时这够用了。门格尔医生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什么吗？”
“那‘窗户’在哪里？”缪勒冷冷一笑，“我准备现在就跳。请倒点伏特加。现在全清楚了，可以迷糊它一个小时。”
“舒伦堡会促使希姆莱公开投靠西方吗？”
“您最好问得更准确些：缪勒你能不能让舒论堡进行一次反希姆莱的行动？而我会回答：‘是的，我能，不然的话我怎么是缪勒呢。’……我们怎么走？在什么时候？”
“等一等，稍等一下，一切都得花时间。”
缪勒摇摇头：“我不相信您那几扇门，帝国部长。我已为自己准备好了墓地，用边放了一口空棺材，还做了个大理石墓碑。我们什么时候从窗户跳出去？”
“我们找过俄国人之后。他们会答应我们的。这就是几天之内的事。”
于是缪勒轻轻问：“您对付得了他吗？”
鲍曼明白缪勒指的是谁。他知道，此人在谈论希特勒时说了些什么话，所以他坦率地说：“我始终认为戈培尔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付得了他。”
缪勒又摇摇头： “不用这样……午夜的钟已经敲响……不用了……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可以为您效劳除掉希特勒吗？是我，正是我缪勒本人，可以吗？我可以为您效劳，以便现在考虑您的三个替身的未来——我的人也在监视他们，别想，不只是您的山德尔手下的年轻人。您考虑过我们穿过血流成河的德国的路线吗？一旦我们不得不迷惑所有的人，让他们按错误的路线前进、在自己身后留下几十种传说时，您头脑中有没有一个离开此地的整体计划？帝国部长，午夜的钟已敲响，不要在这令人恰然的寂静和馨香中举棋不定了。”
缪勒的话好象是钉子，刺得鲍曼的太阳穴巨疼。
鲍曼坐在圈椅里、身子显得更小了。他好象散了架子，浑身发软。他明自，一切都结束了，彻底地、永远地结束了，恐惧随之而来：缪勒也走吗！？
这在他看来是可怕的，因为按照他鲍曼的逻辑，这是必须的。他说：“别骂了。我随时都得做戏。要理解我，为了上帝……整个生命是一种平衡，一种在极地进行的游戏。”
“如果他不明白……”
“让我们商量细节吧，缪勒。告诉我您的秘点，您要在那里等我。开始准备出走的计划，对付我的替身吧，您说得对，已经没有时间了。至于希特勒，我这里不需要您帮忙，我太了解他了。”
“破裂”的概念一般用于物理现象，但同样也适用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情。朱可夫的军队打开几千只探照灯，用暴风雨般的炮弹向凭借奥得河堡垒和用地雷设防的德军阵地发起猛攻。
不仅仅是防线被粉碎，而且整个帝国也在土崩及解。在开始进攻前的瞬间它还是敌人的支柱和信念，但此刻却在缓缓地分裂开来，掀起了旋风般的尘埃。
在措森的已经取代了古德里安的克莱勃斯的司令部里，电话铃响个不停，每隔十五分钟就有来自奥得河的消息。
克莱勃斯站在办公室的地图前，背向着屋里的人。他不会听不见，有个军官正闷声闷气地，但不是恐惧，不是窃窃私语，而是声音汉亮地公开对他的副官格哈尔德•鲍特说：“难道美国人来不及吗？要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易北河了。战线已经敞开．他们的坦克在塞尔波斯塔，难道他们不愿意首先进入柏林？”
克莱勃斯转过身，望望在司令部里的人，对副官说：“请接通总理府，我要弄明白，总参谋部到底向哪里转移……我的意见和以前一样，去伯希特斯加登。另外，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搞瓶维尔木特酒来。”
副官接通了暗堡的电话。关于转移问题，布格道夫报以一阵傲慢的狂笑，然后这样回答：“事实上向伯希特斯加登的转移业已完成，问题只是他自己什么时候走……转告克莱勃斯，他被邀请到总理府参加四月二十日元首诞辰的庆祝活动。”
四月十九日晚，待所有应邀参加每日军事会议的人走光后，鲍曼留在希特勒办公室。现在能和希特勒单独在一起不是件简单事。总理府的地下室里不多不少正好有六十个房间。在此之前，还是在一月份这里全部空着．只有哨兵，希特勒总是在东普鲁士的‘狼穴”，眼下他迁到了这里。通向地下迷宫的阶梯两侧排列着党卫军军官，许多房间里住上了希特勒“私人卫队”的小伙子，他们全部经过挑选——淡黄色头发，蓝眼睛。一部分房间里塞满了葡萄酒、安抽鱼、小灌肠、菠萝、小虾、蘑菇、巧克力、鱼仔、鲑鱼肉、火腿。卫队的年轻人对过往的将军们不大注意——他们睡呀、吃呀、喝呀，谈论起淫亵的笑话时，放声大笑，只有在希特勒的私人住地附近保持着肃静。
希特勒最后的避难所分为办公室、卧室、两间客厅和一间浴室。有一个会议厅与办公室相交。不远处是为元首爱犬布洛和它的幼崽准备的房间。在上一层有一个由十八个小房间排列而成的长厅。这里是电话台，接下去是希特勒私人医生勃兰特教授的两个房间，然后是属于柏林卫戍司令戈培尔的六个房间。不远处是厨房和希特勒私人厨师、擅长做素食的曼彻阿里的房间，随后是大饭厅和军官及勤务人员的房间。暗堡内的阶梯从这里通往总理府的花园。沿着台阶走几步便可到海因茨．洛伦茨领导的新闻办公室。相邻的是鲍曼的办公室。旗队长山德尔负责这里的工作。旁边是希姆莱派驻大本营的代表、党卫军分队长菲格莱因的房间。他娶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另外这里还住着克劳斯•冯•别洛夫上校、希特勒军事副官约翰梅尔少校、福斯海军上将、外交部在大本营的代表哈维尔博士、元首的驾驶员鲍莱尔、副驾驶员比基茨、宣传部代表纳乌曼博士、布格道夫领导的军队谍报小组和他的副官维斯。克莱勃斯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在这个阴森的地下暗堡内共有七百多人，因此只能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开会。这里，通风机发出均匀的响声，一切都显得很有秩序，避开了外界的分崩离析和尘嚣烟瘴。
鲍曼决定在这里开始他在三月份设想的救生计划。这个计划的代价是被他称之为“天才”、“民族的伟大儿子”、“千秋帝国的缔造者”的行走困难的那个五十岁人的性命。此刻他就坐在眼前，嘴角上挂着奇怪的微笑。
“元首，”鲍曼说，“我总是对您讲实话，甚至是最严酷的实话，无论它是怎样的……”
正是由于他从不讲实话、只是猜测希特勒想听什么进而在周围人的谈话中、在报纸的文章和广播节目中制造希特勒猜到的东西，希特勒才对他言听计从。
“所以，”鲍曼说，“请允许我现在，在为民族的未来进行决战的日子里，向您讲述已由事实证明的一些看法。”
“对，鲍曼，应当这样。”
“同您一样，我坚信必胜，无论我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盖世太保特别法庭正在城里行动，就地处决被敌人收买、惊慌失描的人和开小差的人，军队和党的法官们同他们共同行动。秩序是重要的。但是帝国北方和南方的大片国土暂时被分割。所以我以为唯一的出路，是您，恰恰是您，派遣希姆莱立即前往北方，到那里领导民族斗争。我认为，请求您将戈林派往南方是明智之举，让他在那里领导我们阿尔卑斯山堡垒的作战……但这不是全部，元首，您知道，民族视您比上帝还高超，丧失上帝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以此恫吓一下，无关紧要……”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希特勒身子稍向前顿。鲍曼立时感到元首清楚地知道现在要谈的是什么。
“您声明您将留在柏林，亲自领导直至最后胜利，与首都居民共存亡，这将鼓舞民族，给他们力量……戈培尔有个看法，如果全体德国人无一例外地把力量投入斗争，那么元首就将引退。这是否有意义，是否能更有力恫吓那些动摇和逃跑的人？”
鲍曼放出了一个试探汽球。戈培尔是绝不敢讲这种话的，但这种观点需要更加牢固地灌输到希特勒的大脑中。应当加强这种看法，镇静地用“惊讶和克制”的谈话加以掩饰。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戈培尔，”鲍曼接着说，“可他绝不敢向您提出这类建议，因为这关系到他的部门的私利和我们的宣传工作……我斗胆把他的建议告诉您……”
“您认为这个建议有基础吗？”
“既然有人在固若金场的阿尔卑斯山堡垒等待您，既然您随时都能离开柏林，“鲍曼不慌不忙地说着谎言，“那么我认为这种追不得已的步骤，这种政治游戏也不无益处。”
“好吧，”希特勒答道，“我找机会公开表示这个意思……尽管，”他的两眼忽然闪出以前从未有过的严峻锐利的能被理解的光泽，“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是落入敌人手中。到那时，他们会把我装在笼子里周游世界……对，对的，正是这样，鲍曼，我了解这些恶魔……那么，”希特勒也开始了自己的把戏，“也许我的确该有引退的意思？”
“元首，您不能这么想。我到城里去过，看到了人们的情绪，人们充满了争取胜利、粉碎敌人并将其全部赶走的坚定性；我听到了柏林市民的交谈，他们镇静、坚定，在唾弃吊在绞架上的叛徒尸体……此刻民族正是这样坚强，胜利必将来到，您真了解自己的人民！”
希特勒淡淡一笑，无忧地点了点头：“好吧，鲍曼，我找时间吓唬一下那些心惊肉跳的人。”
鲍曼向门口走去，希特勒轻声笑了起来：“不过，如果您对胜利的信心破灭了，我要履行诺言吗？”
鲍曼转过身，希特勒的右手用力揪住颤抖的左手，乞求地瞧着他，好象一个孩子不愿听可怕的故事，或者确切地说，是想首先知道结尾是令人满意的。
“如果面临失败，我将当着您的面开枪自杀，我的元首。”鲍曼说，“我的生命和命运同您联系在一起，牢不可破，您到您就想到了我自己。”
“街上的人们衣着怎样？“希特勒问。
鲍曼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他想起大路旁的上千具尸体、饿死的孩子、倒毙在领面包的队伍中的佝偻的老妪，他想起了残垣断壁、道路上的弹坑、熊熊大火，还有绞架上吊着的士兵的胸前挂着的小木牌，那上面写着：“我不相信胜利！”于是鲍曼胆怯地回答：“春天总是使柏林人漂亮起来，我的元首。姑娘们经脱掉大衣，孩子们穿着衬衣在玩耍……”
“咖啡馆的桌子搬到街心花园了吗？”
鲍曼吓呆了：要是戈培尔向元首透露过一丝真情呢？或者给他看过盟军空军暴行的照片呢？
“没有。”他回答，目光始终盯在希特勒身上，“还没有，我的元首。人们在等待胜利，菲舍尔马克的渔民小酒馆和工厂附近的啤酒店挤满了工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不沾啤酒了。”希特勒说，“我讨厌啤酒……知道为什么吗？小时候我喝得太多啦，难受得要死。从那时起我就害怕而且憎恨酒。我看到自己脸向下躺着，头发蓬乱，太阳穴难以想象的疼，鬃角淌着冷汗……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等我们站住了脚，我就把所有的酒鬼，还有他们的儿孙关进特种集中营。雅利安人中间没有他们的位置。我们追求理想，他们追求热病中的幻觉。这种幻觉使人变得软弱，成为贪婪的犹太人和残酷的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不过等胜利后，我要和您到菩提树下大街去，沿着菲德烈大街散散步．顺便到一个普通的小酒馆干上一杯冒泡的‘金得力’啤酒。”
半小时后，鲍曼的助手、旗队长山德尔叙述了他做戈林身边的胡贝尔上校工作的情况。
“帝国元帅表示了这个意思，”山德尔说，“一九二O年在隆重的晚会上出现的情景即将重现。如果元首同意去伯希特斯加登，那么斗争就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人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如果元首依然留在柏林，就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胡贝尔提醒戈林注意有关交战军队的两名士兵在横和谈判桌前交谈的传统。帝国元帅活跃起来，吩咐立即搜集历史上的出色范例。他对古罗马、沿铁卢和与苏沃洛夫将军远征意大利有关的冲突特别感兴趣。”
在此之后鲍曼召见了缪勒。
“计数器已经打开。”他边说边么暗堡的小办公室里踱步，“您务必让舒伦堡建议希姆莱向英美两方提出投降建议……”
“无条件投降？”
鲍曼对这种追问不满，尽管他明白缪勒有权问这个问题。他反问道：“您认为如何？”
“和您一样，”缪勒回答，“依我看，现在是说实话的时候，帝国部长。”
鲍曼点点头，向旁边笑了一下，问：“您想喝一杯吗？”
“想，不过我害怕。现在正是要保持绝对清醒的时候，否则会惊慌失措。”
“还有—个星期的时间由我们支配，缪勒，这就不少了。七天有“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也就是一万分钟。那我干一杯喽，您就眼谗吧。”
鲍曼给自己倒上酒，津津有味地品着。他说：“没有比伯希特斯加登产的巴伐利亚酒更好的了。醉汉的愉快而无所事事的感觉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缪勒有气无力地回答。他当然不知道，鲍曼高谈醉汉的快感是在报复希特动，报复希特勒残暴的行为、冷酷和不懂生活的欢乐，报复生活的各种现象。鲍曼为了失去的一切用这些话加以报复。他把自己同希特勒连在一起。权力只有是现实的才是有用的。你站在权力之颠，然而如果一切都崩溃了，那结局也就完全不同了。
“您为什么神情忧郁？”鲍曼又干了一杯，然后问。
结果缪勒用施季里茨的话作为回答——他立刻明白，此刻他讲的正是这些话：“我不喜欢成为游戏和的木偶，帝国部长先生。如果我不了解最终设想，我是不会干的……那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无用和渺小，这更可怕。”
“我一切都告诉您，缪勒。这在昨天还不行，甚至在一小时以前还不行，现在可以也应当讲了。我是个非左即右的人，这您知道。我不能在只有一个门的房间睡觉，可怕的事在折磨我。即使希姆莱同贝纳尔多特达成协议，没有我他也仍然无法控制这个帝国：因让党在他的党卫军之上，这很绝妙。其结果是我们可以找到控制他的缰绳，党的机构在我手里，盖世太保在您手里。戈林？未必行，尽管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的军官同样无法控制国家。他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控制。但这是思维的一个方式，一种可能性。第二种是：他们没有达成协议。那么我就要向斯大林提出和平建议，我把一个有秩序、有实力的德国交给他。我对他说；‘请接受我们，否则您的盟国要拿走……。’您同莫斯科做的游戏进行得不错，不是这样吗？克里姆林宫得到有关同西方谈判的情报时，必然怒火冲天，他要在作为飞机基地的田野上清除阻碍飞行的杂物，然后开始突击……”
“这是两扇门。”缪勒说，“而它们都可能被封死。那时怎么办？跳窗户吗？”
鲍曼笑了笑，微微垂下眼脸：“只能跑喽。不过我们从一楼跳，缪勒。我们受过训练。不是头一回。‘窗户’就是我们的潜艇。阿根廷的基地已经做好了迎接它的准备。我们运动的地下司令部开始在巴拉那办公，斯特列斯涅尔将军在伟大的河流之间会给我们一块相当于盖森—样的土地，开始时这够用了。门格尔医生已经在那里了……还有什么吗？”
“那‘窗户’在哪里？”缪勒冷冷一笑，“我准备现在就跳。请倒点伏特加。现在全清楚了，可以迷糊它一个小时。”
“舒伦堡会促使希姆莱公开投靠西方吗？”
“您最好问得更准确些：缪勒你能不能让舒论堡进行一次反希姆莱的行动？而我会回答：‘是的，我能，不然的话我怎么是缪勒呢。’……我们怎么走？在什么时候？”
“等一等，稍等一下，一切都得花时间。”
缪勒摇摇头：“我不相信您那几扇门，帝国部长。我已为自己准备好了墓地，用边放了一口空棺材，还做了个大理石墓碑。我们什么时候从窗户跳出去？”
“我们找过俄国人之后。他们会答应我们的。这就是几天之内的事。”
于是缪勒轻轻问：“您对付得了他吗？”
鲍曼明白缪勒指的是谁。他知道，此人在谈论希特勒时说了些什么话，所以他坦率地说：“我始终认为戈培尔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付得了他。”
缪勒又摇摇头： “不用这样……午夜的钟已经敲响……不用了……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可以为您效劳除掉希特勒吗？是我，正是我缪勒本人，可以吗？我可以为您效劳，以便现在考虑您的三个替身的未来——我的人也在监视他们，别想，不只是您的山德尔手下的年轻人。您考虑过我们穿过血流成河的德国的路线吗？一旦我们不得不迷惑所有的人，让他们按错误的路线前进、在自己身后留下几十种传说时，您头脑中有没有一个离开此地的整体计划？帝国部长，午夜的钟已敲响，不要在这令人恰然的寂静和馨香中举棋不定了。”
缪勒的话好象是钉子，刺得鲍曼的太阳穴巨疼。
鲍曼坐在圈椅里、身子显得更小了。他好象散了架子，浑身发软。他明自，一切都结束了，彻底地、永远地结束了，恐惧随之而来：缪勒也走吗！？
这在他看来是可怕的，因为按照他鲍曼的逻辑，这是必须的。他说：“别骂了。我随时都得做戏。要理解我，为了上帝……整个生命是一种平衡，一种在极地进行的游戏。”
“如果他不明白……”
“让我们商量细节吧，缪勒。告诉我您的秘点，您要在那里等我。开始准备出走的计划，对付我的替身吧，您说得对，已经没有时间了。至于希特勒，我这里不需要您帮忙，我太了解他了。”
第三十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四)
清早，施季里茨回到绛色烟雾笼罩着的枯林。
他坐在后排座位上，两旁坐着库特和奥根。维利开着车。一路上他们三次跳到排水沟里。俄国歼击机在公路上空掠过。飞机超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赶往柏林的步兵纵队。
每一次他躺在排水沟时都心悸地想，这些涂有红五星的飞机可能用大口径机枪向他射击。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了，但愿能活到我们的人进入柏林。死在缪勒枪下也不坏，这终归与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一致。可是不行，不能死。你奉命要活下去，伊萨耶夫，你有责任活下去……
他被库特和奥根一左一右夹着走进保安总局大楼。他仍然不想承认，这就是结局。游戏结束了，完全没有了希望：排炮在轰鸣、涂有红五星的飞机象主人一样在公路干线上空巡逻，此时不用做游戏了。悲剧的结局必然是真情，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说出来。
走廊里一派忙乱的景象，年轻的党卫军队员向外面拖着箱子。院子里不停地焚毁文件，散发着恶臭的浓烟使人双眼灼痛。然而缪勒办公室所在的三楼依然如故。轰轰炮声好象是帝国宣传部拿到这里播放的电影中的音响效果——这种方法已经实践过，尤其是反映帝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影片的音响效果。同以往一样，每一个拐角部站着党卫军下级军官，他们仔细检查所有过往人的证件。哨位旁的小桌上接着钢盔和防毒面具，卫兵的胸前挂着短枪。
缪勒的副官舒尔茨恶狠狠地望望施季里茨，对同来的冲锋队队员说：“缴掉他的武器。”
施季里茨平静地取下武器，彬彬有礼地问他是否可以抽烟，遭到拒绝后，他耸耸肩，然后想到，他显然还有些时间，否则早就把他处决了。
“他们究竟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呢？”施季里茨想，“缪勒现在又对什么感兴趣？
我要提出他和我可以干些什么，如果他用得到问题的全部答案的话。也许他需要我在中立国的联络员的地址？为了什么？总归有用处，他要溜，需要有最后讨价还价的本钱。”
舒尔茨走进缪勒的办公室望了，随后退出门外，看出不看施季里茨，说：“等着您呐。”
施季里茨走进他熟悉的办公室，站在门口，微笑着举起左拳：“分队长……”
“您好，施季里茨同志，” 缪勒回答，往日的微笑不见了，“请坐，我马上就办完，然后我们去一个绝妙的地方。”
“去那个果上摆满让人肚子疼的绝妙家伙的地方吗？”
“您怎么鬼使神差从瑞士回来了？究克为了什么？难道您不明白，您的中心把您递进了坟墓？瞧瞧吧，”他把一个卷宗推到施季里茨眼前，“看着您的电报，我眼下有几个电话要打。甭想从窗户跳出去。我这儿的玻璃装上了网子，打碎了您也跳不出去。”
缪勒拨通电话，用腮部把听筒夹在肩头，点上一支烟，问道：“什么，别雷尔参赞还在城里？那么请接通他的电话，我是罗津教授……对，对，是商会的。我等着。”
施季里茨翻阅着电报。
“他在耍滑头。”施季里茨明白了，“他看不懂我转给普列什涅尔和通过埃尔温与凯特联系的电报，否则他不会让我去伯尔尼。显然，在我去洛尔时他们破译了我的电报，此后，他们才明白我以前的电报的意思。可他为什么耍滑头呢？他从来不白费力气。缪勒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计划中没有琐碎的东西，每个细节都计算得十分精确。”
缪勒用手掌捂住话筒，问：“怎么样啊？我的破译人员干得不坏吧？”
“您干得更好。”施季里茨说，“很早就开始了吗？”
“从二月份起。”
“埃尔温还在工作的时候？”
“咳，施季里茨呀施季里茨，您什么都想知道！”缪勒的表情又紧张起来，他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喂，对，别雷尔参赞先生，是我。傍晚时飞机能准备好，我们去送您，完全可靠……对，还有一个请求，您顺便找一下西班牙武官德•墨林上校，通知他飞机起飞的事。他的电话出毛病了。有人会给您带去两只箱子，您明白吗？不，不，在亚松森有我的人接您，他们接收东西。祝您飞行顺利，我的朋友，您今天夜里就要在苏黎士开怀畅饮了，我真羡慕您。我劝您光顾一下苏黎土银行对面的德国餐馆，‘那儿的伏特加不错……谢谢，我亲爱的。作为一个迷信的人，我要对您说：再见。”
缪勒放下听筒，侧耳听了听炮声，又紧了紧领带，笨手笨脚地穿上有些显小的上衣，边走边说：“走吧，朋友，我们的时间不宽裕，可事情却多得很。”
施季里茨又被奥根和库特夹在中间，缪勒则坐在维利旁边的位子上，尽管他以往总是坐在后排座位上。有两辆发动机改装过的“梅塞德斯”牌汽车住他们车子的一前一后行驶。汽车不时绕过残砖破瓦堆。士兵们卖力地清理街道，警察把所有能动的人都赶来干活。秩序，唯有秩序，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需要。”
缪勒头也不回地问道：“施季里茨，知道我一生中最吃惊的是什么吗？”
“我从哪儿知道，分队长，我当然不知道。”
“我马上告诉您。记得塔格玛•弗莱达尔对您讲俄国壮士歌吗？”
“记得。”
“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对您的声音感到惊讶。在您问她的时候，您用的完全是一种特珠的声音……带着忧郁……于是我就想：难道要调查爱得这样强烈的人吗？……如果您愿意，应该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忧郁。这是违背自然的。我和您的职业都是下等职业，超过了民族性，是实用主义的，不是这样吗？”
“不是。”
“证据呢？”
“我无法让您明白
“您的答复不文明。”
施季里茨冷笑了一下，重复着：“不文明。”
“您知道，我认为在伟大的灵魂超脱出芸芸众生时，文明就诞生了。”缪勒思付着说．“显然，真正的文明只能在不大的地方建立，或者说在群山之中的某个地方，在肥沃的山谷，在居民稠密的环境中。一旦神秘而伟大的灵魂完全化为现实，反映在民歌、壮士歌和一般的歌曲下，丧失了对宇宙的向往，文明就灭亡了；它僵死在法律的条文中，于是就停滞不前，好象成了古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象折断僵硬的东西一样折断呢，施季里茨？”
施季里茨谅奇地望望缪勒，然后眉头紧锁地说：“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说法，照我看，是帝国之外出版的书里的吧？”
缪勒转过身，揉揉鼻头，哼了声，说：“顺便说说。我是肚量小的人。这些想法是我在对付山多尔．拉多和‘红色乐队’时提出的。那是些有知识的人，得要全力对付他们。您一定同意在我们这里，有时候做傻瓜要更容易些。没有人怕他们，而且还提拔他们，不过有一定的限度。而我们把生命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容不得愚蠢的行为，愚蠢就是犯罪，我可以说，它甚至是对国家有害的。一个愚蠢的外交官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改正过来，把他免职，然而如果一个间谍愚蠢，那么巨大的灾难便等待着国家了……您为什么这样迫切地向外张望，在告别？或者是想记住我们带您走的路线？向我提这个问题就那么难吗？我带您去我的秘点，那儿很舒适，窗外景色秀丽，玻璃上装了特殊的网子，绝对隔音，听不到炮声，俄国人眼下还没到那个地区，地形对我们有利，温克和施泰因的部队在附近，将有一场浴血恶战，出人意外的消息在等待我们。”
秘点在一条僻静狭小的街道上。三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挤着很多人，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普通军服；听得见打字机在噼噼啪啪地响，还有那些飞快地口述内容的粗野的说话声。电话铃响个不停，至少有三部电话，可能会更多。经过走廊时，施军里茨望了一眼窗外，在与他们走过的街道平行的街道上，一些身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少年在构筑街垒，一百米开外的楼顶上悬挂着“希特勒青年团”的旗子。
缪勒把施季里茨让进—个小房间，里边有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叠文件和十几文铅笔，铅笔削得又细又尖，另外有一只烟灰缸，两包香烟，一只打火机。
“请坐，施季里茨，坐在桌子旁边吧，听我对您说些什么。”
他松开领带，浑身放松地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施季里茨仔细听着隐约从隔壁传来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口述，打字员机械地敲打着键子。这个人念到一些俄国人名，列举了一些城市名称，有一句话他听清了——“在此之后，费奥法诺夫院上的外甥出任拉宁市市长，他要求院士为新报纸写一篇文章，抨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的教育是如何令人厌恶，又是如何非俄罗斯化。起初，伊戈尔•费奥沾诺夫拒绝了，后来……”
缪勒跳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吼道：“到另—个房间去！总是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我看打字员还没有聋！”
缪勒回到椅子前坐下，审视地看着施手里茨，把手指按地喘咯作响。他说：“就是这样，我想把折磨我很久的话告诉您。尽管我没有上过大学，可我从小看了一些书……是的，是的，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聪明人？完全是靠书本，朋友。世界上有许多种文化，但每—种文化都是另一种文化的模型。波利克列特和瓦格纳彼此相似，尽管他们之间相距一百年，索弗克尔和尼茨谢也是这样，还有亚历山大•乌其顿与拿破仑．波拿巴。签订安大基多夫和约之后希腊城市爆发的处死所有富人的起义在文明程度上与巴黎和约签订后波马什和卢梭举行的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巴士底狱的示威所产生的后果相同。希腊人有亚里斯托芬和伊佐克拉特，法国人有瓦特和米拉博，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在遥相呼应。士兵出身的君主拿破仑或者农夫出身的皇帝布
加乔夫都在重复着菲利浦•马其顿的行为……您知道我用这么长的时间对您说这些是为什么吗？”
“明白。”
“为了什么？”
“为了证明聪明人的无耻是对的，‘这是以前有过的。’不是吗？”
“对！得满分！好样的，现在您明白我需要您干什么了吧？”
“不大明白。”
“我需要您做下面的事。首先您的洛赫在这座楼的地下室里，我们制服了他，他准备干了。您现在拟一份给中心的电报，我译成密码，现在这样干不困难。您要监督洛赫不要发出什么警报，这对您没有好处。您要在电报中说，我、缪勒，准备同俄国人合作。作为交换，我要求保证不变侵犯。我可以在许多方面提供帮助，虽说不是在所有方面。”
“举个例子．在哪些事情上帮忙？”
“比如说，把希姆莱交给他们。”
“那鲍曼呢？”
“我们还是先等您的中心的答复吧。您怎么看，他们会同意吗？”
“我认为不会。”
“为什么？”
“他们没有把亚历斯托芬和米拉博看作同时代人。”
“回答得妙。谢谢您的坦率。不过您还是会拟出这封电报以防万一，对不对？”
“如果您坚持要这样的话。”
“很好。谢谢。现在谈第二件事：您能把自己工作的全部情况告诉我吗？所有的，从头到尾。”
“您可以看我的个人档案，那里边全写着呐，分队长。”
缪勒笑得前仰后台。他真的笑了，用手擦擦眼睛，摇晃着脑袋，但过后他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
“施季里茨，假如您办不到的话，我们就会把您的各种指标记录在仪器里……我有很出色的医生……而您就会在塔格玛身边说梦话时使用的语言……我会让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听听您的声音——他不仅是我们是著作颇丰的文学家，他写过一部描写布尔人的小说。他说，从出生的情况看，您是彼得堡人。”
“我承认又能使您得到什么，分队长？”
“我在考虑未来，施季里茨。我们这—行的人不能独立生活，我们不能少了指挥，我们的生活好象是一支乐队……”
“等到对您的建议有了答复之后，我必须给您写出一切吗？还是在这之前呢？”
“一分钟也不要拖延。”
施季里茨摇摇头：“我会十分痛苦地死去，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别生气。”
“那么您拟电报吧。”
施季里茨拿起铅笔，写下电文：“中心，我已被缪勒逮捕。他建议进行合作。他准备帮忙抓住希姆莱。作为交换，他要求保证他个人不受侵犯。尤斯塔斯。”
缪勒认真看完电文，问道：“没有什么花招吧？”
“能有什么花招呢？ 一切都很简单，就象牛哞哞叫。”
清早，施季里茨回到绛色烟雾笼罩着的枯林。
他坐在后排座位上，两旁坐着库特和奥根。维利开着车。一路上他们三次跳到排水沟里。俄国歼击机在公路上空掠过。飞机超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赶往柏林的步兵纵队。
每一次他躺在排水沟时都心悸地想，这些涂有红五星的飞机可能用大口径机枪向他射击。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了，但愿能活到我们的人进入柏林。死在缪勒枪下也不坏，这终归与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一致。可是不行，不能死。你奉命要活下去，伊萨耶夫，你有责任活下去……
他被库特和奥根一左一右夹着走进保安总局大楼。他仍然不想承认，这就是结局。游戏结束了，完全没有了希望：排炮在轰鸣、涂有红五星的飞机象主人一样在公路干线上空巡逻，此时不用做游戏了。悲剧的结局必然是真情，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说出来。
走廊里一派忙乱的景象，年轻的党卫军队员向外面拖着箱子。院子里不停地焚毁文件，散发着恶臭的浓烟使人双眼灼痛。然而缪勒办公室所在的三楼依然如故。轰轰炮声好象是帝国宣传部拿到这里播放的电影中的音响效果——这种方法已经实践过，尤其是反映帝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影片的音响效果。同以往一样，每一个拐角部站着党卫军下级军官，他们仔细检查所有过往人的证件。哨位旁的小桌上接着钢盔和防毒面具，卫兵的胸前挂着短枪。
缪勒的副官舒尔茨恶狠狠地望望施季里茨，对同来的冲锋队队员说：“缴掉他的武器。”
施季里茨平静地取下武器，彬彬有礼地问他是否可以抽烟，遭到拒绝后，他耸耸肩，然后想到，他显然还有些时间，否则早就把他处决了。
“他们究竟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呢？”施季里茨想，“缪勒现在又对什么感兴趣？
我要提出他和我可以干些什么，如果他用得到问题的全部答案的话。也许他需要我在中立国的联络员的地址？为了什么？总归有用处，他要溜，需要有最后讨价还价的本钱。”
舒尔茨走进缪勒的办公室望了，随后退出门外，看出不看施季里茨，说：“等着您呐。”
施季里茨走进他熟悉的办公室，站在门口，微笑着举起左拳：“分队长……”
“您好，施季里茨同志，” 缪勒回答，往日的微笑不见了，“请坐，我马上就办完，然后我们去一个绝妙的地方。”
“去那个果上摆满让人肚子疼的绝妙家伙的地方吗？”
“您怎么鬼使神差从瑞士回来了？究克为了什么？难道您不明白，您的中心把您递进了坟墓？瞧瞧吧，”他把一个卷宗推到施季里茨眼前，“看着您的电报，我眼下有几个电话要打。甭想从窗户跳出去。我这儿的玻璃装上了网子，打碎了您也跳不出去。”
缪勒拨通电话，用腮部把听筒夹在肩头，点上一支烟，问道：“什么，别雷尔参赞还在城里？那么请接通他的电话，我是罗津教授……对，对，是商会的。我等着。”
施季里茨翻阅着电报。
“他在耍滑头。”施季里茨明白了，“他看不懂我转给普列什涅尔和通过埃尔温与凯特联系的电报，否则他不会让我去伯尔尼。显然，在我去洛尔时他们破译了我的电报，此后，他们才明白我以前的电报的意思。可他为什么耍滑头呢？他从来不白费力气。缪勒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计划中没有琐碎的东西，每个细节都计算得十分精确。”
缪勒用手掌捂住话筒，问：“怎么样啊？我的破译人员干得不坏吧？”
“您干得更好。”施季里茨说，“很早就开始了吗？”
“从二月份起。”
“埃尔温还在工作的时候？”
“咳，施季里茨呀施季里茨，您什么都想知道！”缪勒的表情又紧张起来，他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喂，对，别雷尔参赞先生，是我。傍晚时飞机能准备好，我们去送您，完全可靠……对，还有一个请求，您顺便找一下西班牙武官德•墨林上校，通知他飞机起飞的事。他的电话出毛病了。有人会给您带去两只箱子，您明白吗？不，不，在亚松森有我的人接您，他们接收东西。祝您飞行顺利，我的朋友，您今天夜里就要在苏黎士开怀畅饮了，我真羡慕您。我劝您光顾一下苏黎土银行对面的德国餐馆，‘那儿的伏特加不错……谢谢，我亲爱的。作为一个迷信的人，我要对您说：再见。”
缪勒放下听筒，侧耳听了听炮声，又紧了紧领带，笨手笨脚地穿上有些显小的上衣，边走边说：“走吧，朋友，我们的时间不宽裕，可事情却多得很。”
施季里茨又被奥根和库特夹在中间，缪勒则坐在维利旁边的位子上，尽管他以往总是坐在后排座位上。有两辆发动机改装过的“梅塞德斯”牌汽车住他们车子的一前一后行驶。汽车不时绕过残砖破瓦堆。士兵们卖力地清理街道，警察把所有能动的人都赶来干活。秩序，唯有秩序，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需要。”
缪勒头也不回地问道：“施季里茨，知道我一生中最吃惊的是什么吗？”
“我从哪儿知道，分队长，我当然不知道。”
“我马上告诉您。记得塔格玛•弗莱达尔对您讲俄国壮士歌吗？”
“记得。”
“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对您的声音感到惊讶。在您问她的时候，您用的完全是一种特珠的声音……带着忧郁……于是我就想：难道要调查爱得这样强烈的人吗？……如果您愿意，应该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忧郁。这是违背自然的。我和您的职业都是下等职业，超过了民族性，是实用主义的，不是这样吗？”
“不是。”
“证据呢？”
“我无法让您明白
“您的答复不文明。”
施季里茨冷笑了一下，重复着：“不文明。”
“您知道，我认为在伟大的灵魂超脱出芸芸众生时，文明就诞生了。”缪勒思付着说．“显然，真正的文明只能在不大的地方建立，或者说在群山之中的某个地方，在肥沃的山谷，在居民稠密的环境中。一旦神秘而伟大的灵魂完全化为现实，反映在民歌、壮士歌和一般的歌曲下，丧失了对宇宙的向往，文明就灭亡了；它僵死在法律的条文中，于是就停滞不前，好象成了古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象折断僵硬的东西一样折断呢，施季里茨？”
施季里茨谅奇地望望缪勒，然后眉头紧锁地说：“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说法，照我看，是帝国之外出版的书里的吧？”
缪勒转过身，揉揉鼻头，哼了声，说：“顺便说说。我是肚量小的人。这些想法是我在对付山多尔．拉多和‘红色乐队’时提出的。那是些有知识的人，得要全力对付他们。您一定同意在我们这里，有时候做傻瓜要更容易些。没有人怕他们，而且还提拔他们，不过有一定的限度。而我们把生命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容不得愚蠢的行为，愚蠢就是犯罪，我可以说，它甚至是对国家有害的。一个愚蠢的外交官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改正过来，把他免职，然而如果一个间谍愚蠢，那么巨大的灾难便等待着国家了……您为什么这样迫切地向外张望，在告别？或者是想记住我们带您走的路线？向我提这个问题就那么难吗？我带您去我的秘点，那儿很舒适，窗外景色秀丽，玻璃上装了特殊的网子，绝对隔音，听不到炮声，俄国人眼下还没到那个地区，地形对我们有利，温克和施泰因的部队在附近，将有一场浴血恶战，出人意外的消息在等待我们。”
秘点在一条僻静狭小的街道上。三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挤着很多人，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普通军服；听得见打字机在噼噼啪啪地响，还有那些飞快地口述内容的粗野的说话声。电话铃响个不停，至少有三部电话，可能会更多。经过走廊时，施军里茨望了一眼窗外，在与他们走过的街道平行的街道上，一些身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少年在构筑街垒，一百米开外的楼顶上悬挂着“希特勒青年团”的旗子。
缪勒把施季里茨让进—个小房间，里边有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叠文件和十几文铅笔，铅笔削得又细又尖，另外有一只烟灰缸，两包香烟，一只打火机。
“请坐，施季里茨，坐在桌子旁边吧，听我对您说些什么。”
他松开领带，浑身放松地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施季里茨仔细听着隐约从隔壁传来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口述，打字员机械地敲打着键子。这个人念到一些俄国人名，列举了一些城市名称，有一句话他听清了——“在此之后，费奥法诺夫院上的外甥出任拉宁市市长，他要求院士为新报纸写一篇文章，抨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的教育是如何令人厌恶，又是如何非俄罗斯化。起初，伊戈尔•费奥沾诺夫拒绝了，后来……”
缪勒跳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吼道：“到另—个房间去！总是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我看打字员还没有聋！”
缪勒回到椅子前坐下，审视地看着施手里茨，把手指按地喘咯作响。他说：“就是这样，我想把折磨我很久的话告诉您。尽管我没有上过大学，可我从小看了一些书……是的，是的，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聪明人？完全是靠书本，朋友。世界上有许多种文化，但每—种文化都是另一种文化的模型。波利克列特和瓦格纳彼此相似，尽管他们之间相距一百年，索弗克尔和尼茨谢也是这样，还有亚历山大•乌其顿与拿破仑．波拿巴。签订安大基多夫和约之后希腊城市爆发的处死所有富人的起义在文明程度上与巴黎和约签订后波马什和卢梭举行的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巴士底狱的示威所产生的后果相同。希腊人有亚里斯托芬和伊佐克拉特，法国人有瓦特和米拉博，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在遥相呼应。士兵出身的君主拿破仑或者农夫出身的皇帝布
加乔夫都在重复着菲利浦•马其顿的行为……您知道我用这么长的时间对您说这些是为什么吗？”
“明白。”
“为了什么？”
“为了证明聪明人的无耻是对的，‘这是以前有过的。’不是吗？”
“对！得满分！好样的，现在您明白我需要您干什么了吧？”
“不大明白。”
“我需要您做下面的事。首先您的洛赫在这座楼的地下室里，我们制服了他，他准备干了。您现在拟一份给中心的电报，我译成密码，现在这样干不困难。您要监督洛赫不要发出什么警报，这对您没有好处。您要在电报中说，我、缪勒，准备同俄国人合作。作为交换，我要求保证不变侵犯。我可以在许多方面提供帮助，虽说不是在所有方面。”
“举个例子．在哪些事情上帮忙？”
“比如说，把希姆莱交给他们。”
“那鲍曼呢？”
“我们还是先等您的中心的答复吧。您怎么看，他们会同意吗？”
“我认为不会。”
“为什么？”
“他们没有把亚历斯托芬和米拉博看作同时代人。”
“回答得妙。谢谢您的坦率。不过您还是会拟出这封电报以防万一，对不对？”
“如果您坚持要这样的话。”
“很好。谢谢。现在谈第二件事：您能把自己工作的全部情况告诉我吗？所有的，从头到尾。”
“您可以看我的个人档案，那里边全写着呐，分队长。”
缪勒笑得前仰后台。他真的笑了，用手擦擦眼睛，摇晃着脑袋，但过后他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
“施季里茨，假如您办不到的话，我们就会把您的各种指标记录在仪器里……我有很出色的医生……而您就会在塔格玛身边说梦话时使用的语言……我会让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听听您的声音——他不仅是我们是著作颇丰的文学家，他写过一部描写布尔人的小说。他说，从出生的情况看，您是彼得堡人。”
“我承认又能使您得到什么，分队长？”
“我在考虑未来，施季里茨。我们这—行的人不能独立生活，我们不能少了指挥，我们的生活好象是一支乐队……”
“等到对您的建议有了答复之后，我必须给您写出一切吗？还是在这之前呢？”
“一分钟也不要拖延。”
施季里茨摇摇头：“我会十分痛苦地死去，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别生气。”
“那么您拟电报吧。”
施季里茨拿起铅笔，写下电文：“中心，我已被缪勒逮捕。他建议进行合作。他准备帮忙抓住希姆莱。作为交换，他要求保证他个人不受侵犯。尤斯塔斯。”
缪勒认真看完电文，问道：“没有什么花招吧？”
“能有什么花招呢？ 一切都很简单，就象牛哞哞叫。”
第三十一章 倘若做戏，就要有这样的场面
鲍曼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的一切不是在几天内是在几小时、也许是几分钟内就能决定的。
他明白，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将打击他提出的计划，而他现在已经确认了这一计划并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细节。
所以他继续尽一切努力让希特勒留在柏林。他忧心仲仲地谈视着元首询问短—个来访者，以决定他是否要继续在大本营进行斗久或者是最好飞住伯希特斯加登。
鲍曼十分了解希特勒的性格，所以他明白，元首日益恶化的多疑症在迫使他做出反常的可怕的决定。鲍曼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提出候选人，如果说服莱伊或者那个被他——鲍曼押上了赌注的斯佩尔(元首很赏识他)提出否定意见的话，那就能干得即快又牢靠——在两三天后就会提出建议，而希特勒会象平日一样认可鲍曼看中的那个人的使命。
但是希特勒的同情心出于莱伊沉溺于杯中之物感到痛苦万分。希特勒讨厌他，但同时又有兴趣可怜他。元首认为，既然莱伊是工人出身并且领导过“劳动阵线”，那就必须把他控制在自己身边。同时他认为，一个人若是经受着按党的道德法则须惩罚的顽疾带来的痛苦，那他就会对自己格外忠实。他对斯佩尔的态度也是如此。近几个月里，他的宠儿、帝国最有名望的建筑师、前军事经济部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战争失败了，因此，毁坏桥梁和工厂将便德国工业在战后丧失复兴的能力，而即使是这种复兴也只有在西方资本的支持下才是可能的。无论是什么朋友，希特勒都不能容忍这种坦率。他边听斯佩尔讲，边奇怪地微笑。鲍曼有时觉得，元首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可以对他不想听的话无动于衷．元首十分困难地同斯佩尔谈完话。此时在场的人都面如土色，担心斯佩尔成为元首又一次歇斯底里发作的见证人——元首震怒的话会下令处死自己的宠儿。然而希特勒忽然把斯佩尔叫到身边，让他坐下，拿过来林茨的“元首博物馆”的图纸。
一张张绘图纸摊在桌上后，希特勒说：“斯佩尔，听着，我越是仔细研究您的方案，就越觉得把雕像运过多瑙河特别困难。林茨毕竟是个小城，那么绝对的对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对此您有何见解？”
斯佩尔惊恐地望望元首。林茨已遭到盟军轰炸，俄国人占领这个城市只是一星期内的事情。可这个双手发抖、长着一双凸出的绿眼睛的人却在高谈阔论博物馆的未来，讨论什么形式的对称最好和如何把雕像运过多瑙河。
……斯佩尔刚从前线回到总理府时，鲍曼来找他。
“听着，阿尔贝特，”鲍曼友好地拥抱着这个可恨的元首的宠儿，说；“我认为，现在人们会向您提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去伯希特斯加登。您也明白，俄国与英美两国公开发生冲突是几个月之内要发生的事，我们要坚持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的联盟在破裂。所以我请您劝元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
鲍曼是个精明人，他准确地估计了斯佩尔。在同元首单独在一起时，斯佩尔在元首提问之后，做出了出乎他自己意料的与鲍曼的请求裁然不同的回答；
“我的元首，既然您亲自要求德国人为每一幢楼房、为每一个窗口而战，那么您有义务留在重围之中的柏林。”
“对。不过在伯希特斯加登有更好的通讯手段，”希特勒反驳说，“军人们认为，我在那里更容易领导整个战场的战斗。”
“军人在捍卫他们狭隘的职业的事业，而您却肩负看政治上的战略重任。”斯佩尔绝望地说。他明白，他的每一句话肯定被鲍曼录在了磁带上。
希特勒音下子蔫了，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到林茨的博物馆的图纸前。
“听着，”他转过身说，“我还是感到不安，鉴赏家们会怎样评价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的相似？米开朗基罗毕竟过于轻率，我觉得，从民族性的观点看，他的艺术是不够健全的。有时我觉得，他有劣等民族的血统……这种轻率，这种有意识的不严肃，往往是犹太人或者是俄国极端主义分子所特有的，而过了大厅是拉斐尔……罗森堡两度请权威的人类学家注意但他们异口同声地确认，画家的母亲没有劣等血统的情人，他的父亲是纯粹的罗马人……不过他的祖父可能改了姓，犹太人在隐瞒自己的家谱时精明得很。”
……和斯佩尔谈话之后，希特勒喝着茶水。为了考验鲍曼，他说：“斯佩尔认为我去伯希特斯加登很合适。”
“他不仅认为这是合适的，”鲍曼答道，“他还在禁止各位行政长官炸毁桥梁和工厂。您见到了吗？他在考虑民族的未来，似乎这可以置于国家社会主义之外。”
“别信谎言。”希特勒打断鲍曼的话，“有人在嫉妒斯佩尔。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被人嫉妒，在维也纳时我也有这种体验。那时我四次都没有被艺术学院众取。这在那里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卑鄙的犹大人都不愿意给雅利安人让路。对于应当消灭的二流民族来说，这是典型的。我无法理解在雅利安人中也会出现这种低劣的品质，它无权存在于我们之中。”
元首没有怀疑斯佩尔参与了阴谋，相反把他作为了挡箭牌。鲍曼几乎要相信，希特勒随时都可能宣布自己要动身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因此，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鲍曼去找元首的医生勃兰特博士。勃兰特从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照顾希特勒，监督他饮食，亲自给他打针，到瑞士采购新药并托瑞士的朋友到美国购买药品，以帮助“日尔曼民族伟大儿子的机体避免出现影响心理和睡眠的不良因素”。
“勃兰特，”鲍曼说，“坦白地告诉我元首实际的健康状况。老实地说，党的元老中对此有什么看法。”
勃兰特象所有人一样知道不能坦率地同鲍曼讲话，否则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您对近期的诊断感兴趣？”勃兰特关切地问。
“我对一切都有兴趣。”鲍曼说，“所有的一切。”
“您有什么理由担心元首的健康？”勃兰特反驳说，“我找不到担心的理由。”
“勃兰特，我要向党和民族的元首负责。所以您不必对我隐瞒。坦白地告诉您，我觉得，元首现在走路的姿势有些……衰老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让他强壮些呢？他左手颤抖是经常的事，您也知道，我们军人对姿势的态度……您该做些什么，难道没有办法？”
“我已经力所能及做了一切，帝国部长。”
鲍曼明白，和勃兰特谈下去毫无益处。此人现在绝不会干对鲍曼有利的事。假如鲍曼坦白地对他说——“打针让元首次失意志，我要控制他，我要让元首成为行尸走肉，而且您必须在两三大内这样做”那么勃兰特一定会去找元首，全都告诉他。
“那么我可以放心喽？”鲍曼起身问。
“是的，请绝对放心。元首当然会为我们暂时的失利感到痛苦，但他的精神象以往一样坚强，诊断没有得出不安的结论。”
“谢谢，亲爱的勃兰特，您使我放心了，谢谢您，我的朋友。”
离开医生之后，蛇曼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缪勒的电话，说：“我和您说过的那件事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您明白吗？”
“是西方方案吗？”缪勒追问。
“是的。”鲍曼回答，“今天晚上，要有两个情报来源发回有关此事的报告。”
五分钟后突击队队长霍道夫被缪勒派到勃兰特医生家。
“勃兰特太大，”他说，“赶快收拾一下，我奉命把你们送出首都，不用等其他领导人家庭的大批人员啦。”
七个小时后，霍道夫把这女人和孩子安顿在山区的一座小房子里。四周一片寂静，鸟儿啾啾婉转，空气中散发着败草的霉味。
九小时后地方行政长官给总理府打来电话，报告勃兰特夫人和子女从国社党和党卫军专用食堂领口粮和服装，而且得到七百马克，她们走得匆忙，随身没有带任何东西。
电话记录交给了鲍曼，他恰好在希特勒那里。
看完之后，鲍曼脸上浮现出茫然和痛苦的神情。皱起眉头，问：“有什么不安的事？”
“没有，没有，”鲍曼答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把电话记录揉成一团，打算塞到口袋里。他知道，元首一定会让他念的。果然如此。
“我不容忍对我掩盖真相！”希特勒咆哮起来，“归根到底您要学会做一个男子汉！写的是什么？念吧！”
“元首，”鲍曼咬咬嘴唇说，“勃兰特博士……他违反了您要求所有领导人家庭一起迁往阿尔卑斯也堡垒的命令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图林根……美国人即将夺取那一地区……我无法科到，我们的勃兰特会干出这种卑鄙的背叛勾当……不过，我认为是弄错了，我将下令核实一下．”
“谁签署的电话记录？”
“地方行政长官洛斯巴赫。”
“是他亲自签名？”
“是的。”
“我了解洛斯巴赫，象相信您一样相信他。”希特勒一边艰难地站起来，一边说，“勃兰特在哪儿？
把这个坏蛋带到这儿来！让他在地板上打滚求饶吧！可他是不能饶恕的！他要象一条失去知觉的狗一样被处死！真卑鄙！太卑鄙啦！”
几分钟后勃兰特到了，他向希特勒微笑了一下，说：“我的元首，您可以生我的气，无论您怎样拒绝，您必须接受半小时的按摩治疗。”
“您家里人呢？”希特勒用右手把右手抓住，问，“回答我，你这头猪，您把您的老婆藏到哪儿去啦？嗯？你胆敢撒谎，我要亲手枪毙了你！”
勃兰特觉得血开始从脸上飞快流向腹腔，太阳穴火烧火燎的，双腿冰冷，腰带发软，似乎迈出一步关节就会散开，软绵绵的身子就会落在地板上。
“我的妻子在家。”勃兰特用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声音说，“早上我还和她说过话，我的元首。”
“看看，”鲍曼轻松地说，他冲着希特勒笑了笑，“我很高兴一切都过去了，完全有可能弄错了，国内叫勃兰特的多啦……请用这个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旗队长，请转达我的问候。”
勃兰特用僵硬的指头接了号码，听筒传出很久的蜂音，后来女佣埃丽卡接了电话： “喂。”
勃兰将又咳嗽起来，轻轻叹了口气说：“请让勃兰特夫人听电活。”
“她去图林根了。”女仆说，“连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她急得很……”
“什么？！”勃兰特浑身一丝力气也没有了，“为什么？！是谁？！”
“是您派车接她的呀……”
“我没派过什么车！”勃兰特面向希特勒，“我没派什么车去接她，我的元首，这太可怕了，达不可能！”
“您是个下流坯！”希特勒迈着舞步走到他跟前，说，“是一头卑鄙的、出卖灵魂的猪！”
希特勒忽然灵巧地扬起右手，把勃兰特胸前的十字勋章揪了下来。
“鲍曼，给我手枪！我要处死他！亲手宰了他！这是一条伏在我胸前的毒蛇！”
“元首，”鲍曼用安慰的口吻说，“我们一定审判他。要让全党和党卫军部知道，谁隐藏在我们的队伍中，让这件事做个教训……”
鲍受不能让希特勒处死勃兰特，现在他要耍弄，利用这位医生。这是战利品。勃兰特了解希特勒的，现在要让他说出永远也不会向任何人公升的秘密。他会全部坦白，以换取对他自己的宽恕。
勃兰特被戴上手铸，由希特勒的五个卫兵押往鲍曼的秘点。
清晨，希姆莱得知此事。他派自己的秘书率领十名冲锋队队员赶到扣押勃兰特的地方。他也明白战利品的意义。勃兰特被解除监禁，送往希姆莱在北方汉堡城外的一个秘点。
但是，鲍曼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勃兰特失踪一小时后，门格尔的助手、冲锋队大队长施图贝来到总理府。他是一个失去“自我”观念的人，头一天夜里缪勒对他做了详细的评价：“毫无原则，因循守旧，对上司有一种传统性的畏惧，十分自私，服从命令，尽管他显然考虑着医德。”
鲍曼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的一切不是在几天内是在几小时、也许是几分钟内就能决定的。
他明白，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将打击他提出的计划，而他现在已经确认了这一计划并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细节。
所以他继续尽一切努力让希特勒留在柏林。他忧心仲仲地谈视着元首询问短—个来访者，以决定他是否要继续在大本营进行斗久或者是最好飞住伯希特斯加登。
鲍曼十分了解希特勒的性格，所以他明白，元首日益恶化的多疑症在迫使他做出反常的可怕的决定。鲍曼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提出候选人，如果说服莱伊或者那个被他——鲍曼押上了赌注的斯佩尔(元首很赏识他)提出否定意见的话，那就能干得即快又牢靠——在两三天后就会提出建议，而希特勒会象平日一样认可鲍曼看中的那个人的使命。
但是希特勒的同情心出于莱伊沉溺于杯中之物感到痛苦万分。希特勒讨厌他，但同时又有兴趣可怜他。元首认为，既然莱伊是工人出身并且领导过“劳动阵线”，那就必须把他控制在自己身边。同时他认为，一个人若是经受着按党的道德法则须惩罚的顽疾带来的痛苦，那他就会对自己格外忠实。他对斯佩尔的态度也是如此。近几个月里，他的宠儿、帝国最有名望的建筑师、前军事经济部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战争失败了，因此，毁坏桥梁和工厂将便德国工业在战后丧失复兴的能力，而即使是这种复兴也只有在西方资本的支持下才是可能的。无论是什么朋友，希特勒都不能容忍这种坦率。他边听斯佩尔讲，边奇怪地微笑。鲍曼有时觉得，元首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可以对他不想听的话无动于衷．元首十分困难地同斯佩尔谈完话。此时在场的人都面如土色，担心斯佩尔成为元首又一次歇斯底里发作的见证人——元首震怒的话会下令处死自己的宠儿。然而希特勒忽然把斯佩尔叫到身边，让他坐下，拿过来林茨的“元首博物馆”的图纸。
一张张绘图纸摊在桌上后，希特勒说：“斯佩尔，听着，我越是仔细研究您的方案，就越觉得把雕像运过多瑙河特别困难。林茨毕竟是个小城，那么绝对的对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对此您有何见解？”
斯佩尔惊恐地望望元首。林茨已遭到盟军轰炸，俄国人占领这个城市只是一星期内的事情。可这个双手发抖、长着一双凸出的绿眼睛的人却在高谈阔论博物馆的未来，讨论什么形式的对称最好和如何把雕像运过多瑙河。
……斯佩尔刚从前线回到总理府时，鲍曼来找他。
“听着，阿尔贝特，”鲍曼友好地拥抱着这个可恨的元首的宠儿，说；“我认为，现在人们会向您提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去伯希特斯加登。您也明白，俄国与英美两国公开发生冲突是几个月之内要发生的事，我们要坚持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的联盟在破裂。所以我请您劝元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
鲍曼是个精明人，他准确地估计了斯佩尔。在同元首单独在一起时，斯佩尔在元首提问之后，做出了出乎他自己意料的与鲍曼的请求裁然不同的回答；
“我的元首，既然您亲自要求德国人为每一幢楼房、为每一个窗口而战，那么您有义务留在重围之中的柏林。”
“对。不过在伯希特斯加登有更好的通讯手段，”希特勒反驳说，“军人们认为，我在那里更容易领导整个战场的战斗。”
“军人在捍卫他们狭隘的职业的事业，而您却肩负看政治上的战略重任。”斯佩尔绝望地说。他明白，他的每一句话肯定被鲍曼录在了磁带上。
希特勒音下子蔫了，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到林茨的博物馆的图纸前。
“听着，”他转过身说，“我还是感到不安，鉴赏家们会怎样评价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的相似？米开朗基罗毕竟过于轻率，我觉得，从民族性的观点看，他的艺术是不够健全的。有时我觉得，他有劣等民族的血统……这种轻率，这种有意识的不严肃，往往是犹太人或者是俄国极端主义分子所特有的，而过了大厅是拉斐尔……罗森堡两度请权威的人类学家注意但他们异口同声地确认，画家的母亲没有劣等血统的情人，他的父亲是纯粹的罗马人……不过他的祖父可能改了姓，犹太人在隐瞒自己的家谱时精明得很。”
……和斯佩尔谈话之后，希特勒喝着茶水。为了考验鲍曼，他说：“斯佩尔认为我去伯希特斯加登很合适。”
“他不仅认为这是合适的，”鲍曼答道，“他还在禁止各位行政长官炸毁桥梁和工厂。您见到了吗？他在考虑民族的未来，似乎这可以置于国家社会主义之外。”
“别信谎言。”希特勒打断鲍曼的话，“有人在嫉妒斯佩尔。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被人嫉妒，在维也纳时我也有这种体验。那时我四次都没有被艺术学院众取。这在那里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卑鄙的犹大人都不愿意给雅利安人让路。对于应当消灭的二流民族来说，这是典型的。我无法理解在雅利安人中也会出现这种低劣的品质，它无权存在于我们之中。”
元首没有怀疑斯佩尔参与了阴谋，相反把他作为了挡箭牌。鲍曼几乎要相信，希特勒随时都可能宣布自己要动身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因此，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鲍曼去找元首的医生勃兰特博士。勃兰特从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照顾希特勒，监督他饮食，亲自给他打针，到瑞士采购新药并托瑞士的朋友到美国购买药品，以帮助“日尔曼民族伟大儿子的机体避免出现影响心理和睡眠的不良因素”。
“勃兰特，”鲍曼说，“坦白地告诉我元首实际的健康状况。老实地说，党的元老中对此有什么看法。”
勃兰特象所有人一样知道不能坦率地同鲍曼讲话，否则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您对近期的诊断感兴趣？”勃兰特关切地问。
“我对一切都有兴趣。”鲍曼说，“所有的一切。”
“您有什么理由担心元首的健康？”勃兰特反驳说，“我找不到担心的理由。”
“勃兰特，我要向党和民族的元首负责。所以您不必对我隐瞒。坦白地告诉您，我觉得，元首现在走路的姿势有些……衰老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让他强壮些呢？他左手颤抖是经常的事，您也知道，我们军人对姿势的态度……您该做些什么，难道没有办法？”
“我已经力所能及做了一切，帝国部长。”
鲍曼明白，和勃兰特谈下去毫无益处。此人现在绝不会干对鲍曼有利的事。假如鲍曼坦白地对他说——“打针让元首次失意志，我要控制他，我要让元首成为行尸走肉，而且您必须在两三大内这样做”那么勃兰特一定会去找元首，全都告诉他。
“那么我可以放心喽？”鲍曼起身问。
“是的，请绝对放心。元首当然会为我们暂时的失利感到痛苦，但他的精神象以往一样坚强，诊断没有得出不安的结论。”
“谢谢，亲爱的勃兰特，您使我放心了，谢谢您，我的朋友。”
离开医生之后，蛇曼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缪勒的电话，说：“我和您说过的那件事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您明白吗？”
“是西方方案吗？”缪勒追问。
“是的。”鲍曼回答，“今天晚上，要有两个情报来源发回有关此事的报告。”
五分钟后突击队队长霍道夫被缪勒派到勃兰特医生家。
“勃兰特太大，”他说，“赶快收拾一下，我奉命把你们送出首都，不用等其他领导人家庭的大批人员啦。”
七个小时后，霍道夫把这女人和孩子安顿在山区的一座小房子里。四周一片寂静，鸟儿啾啾婉转，空气中散发着败草的霉味。
九小时后地方行政长官给总理府打来电话，报告勃兰特夫人和子女从国社党和党卫军专用食堂领口粮和服装，而且得到七百马克，她们走得匆忙，随身没有带任何东西。
电话记录交给了鲍曼，他恰好在希特勒那里。
看完之后，鲍曼脸上浮现出茫然和痛苦的神情。皱起眉头，问：“有什么不安的事？”
“没有，没有，”鲍曼答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把电话记录揉成一团，打算塞到口袋里。他知道，元首一定会让他念的。果然如此。
“我不容忍对我掩盖真相！”希特勒咆哮起来，“归根到底您要学会做一个男子汉！写的是什么？念吧！”
“元首，”鲍曼咬咬嘴唇说，“勃兰特博士……他违反了您要求所有领导人家庭一起迁往阿尔卑斯也堡垒的命令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图林根……美国人即将夺取那一地区……我无法科到，我们的勃兰特会干出这种卑鄙的背叛勾当……不过，我认为是弄错了，我将下令核实一下．”
“谁签署的电话记录？”
“地方行政长官洛斯巴赫。”
“是他亲自签名？”
“是的。”
“我了解洛斯巴赫，象相信您一样相信他。”希特勒一边艰难地站起来，一边说，“勃兰特在哪儿？
把这个坏蛋带到这儿来！让他在地板上打滚求饶吧！可他是不能饶恕的！他要象一条失去知觉的狗一样被处死！真卑鄙！太卑鄙啦！”
几分钟后勃兰特到了，他向希特勒微笑了一下，说：“我的元首，您可以生我的气，无论您怎样拒绝，您必须接受半小时的按摩治疗。”
“您家里人呢？”希特勒用右手把右手抓住，问，“回答我，你这头猪，您把您的老婆藏到哪儿去啦？嗯？你胆敢撒谎，我要亲手枪毙了你！”
勃兰特觉得血开始从脸上飞快流向腹腔，太阳穴火烧火燎的，双腿冰冷，腰带发软，似乎迈出一步关节就会散开，软绵绵的身子就会落在地板上。
“我的妻子在家。”勃兰特用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声音说，“早上我还和她说过话，我的元首。”
“看看，”鲍曼轻松地说，他冲着希特勒笑了笑，“我很高兴一切都过去了，完全有可能弄错了，国内叫勃兰特的多啦……请用这个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旗队长，请转达我的问候。”
勃兰特用僵硬的指头接了号码，听筒传出很久的蜂音，后来女佣埃丽卡接了电话： “喂。”
勃兰将又咳嗽起来，轻轻叹了口气说：“请让勃兰特夫人听电活。”
“她去图林根了。”女仆说，“连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她急得很……”
“什么？！”勃兰特浑身一丝力气也没有了，“为什么？！是谁？！”
“是您派车接她的呀……”
“我没派过什么车！”勃兰特面向希特勒，“我没派什么车去接她，我的元首，这太可怕了，达不可能！”
“您是个下流坯！”希特勒迈着舞步走到他跟前，说，“是一头卑鄙的、出卖灵魂的猪！”
希特勒忽然灵巧地扬起右手，把勃兰特胸前的十字勋章揪了下来。
“鲍曼，给我手枪！我要处死他！亲手宰了他！这是一条伏在我胸前的毒蛇！”
“元首，”鲍曼用安慰的口吻说，“我们一定审判他。要让全党和党卫军部知道，谁隐藏在我们的队伍中，让这件事做个教训……”
鲍受不能让希特勒处死勃兰特，现在他要耍弄，利用这位医生。这是战利品。勃兰特了解希特勒的，现在要让他说出永远也不会向任何人公升的秘密。他会全部坦白，以换取对他自己的宽恕。
勃兰特被戴上手铸，由希特勒的五个卫兵押往鲍曼的秘点。
清晨，希姆莱得知此事。他派自己的秘书率领十名冲锋队队员赶到扣押勃兰特的地方。他也明白战利品的意义。勃兰特被解除监禁，送往希姆莱在北方汉堡城外的一个秘点。
但是，鲍曼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勃兰特失踪一小时后，门格尔的助手、冲锋队大队长施图贝来到总理府。他是一个失去“自我”观念的人，头一天夜里缪勒对他做了详细的评价：“毫无原则，因循守旧，对上司有一种传统性的畏惧，十分自私，服从命令，尽管他显然考虑着医德。”
第三十二章 红军的打击后果——(二)
土崩瓦解……
朱可夫的军队突破泽洛夫高他的防线之后向柏林郊区挺进。科涅夫的部队从南而推进，罗科索夫斯基准备从北面突击。
四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暗堡中召开会议，象平时一样——内容面面俱到，节奏不紧不慢。凯特尔和克莱勃斯报告了局势。他们的发言十分准确，并在参谋拿来的地图上用红色和黑色箭头将局势标示出来。
希特勒心不在焉地坐在圈椅上，不时点着头，偶尔用右手握住发颤的左手。但是当克莱勃斯开始报告柏林南北两面的战况时，希特勒扬起一只手，好象要抵抗隐身人一样：“施泰纳将军在哪儿？他的坦克呢？他的那些师呢？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不把大批的俄国人赶走？”
“他无力这样做。”克莱勃斯无力地说：“在所有阵地上俄国人都越过我们三、四倍，我的元首！”
“温克的部队在哪儿？”
“他的部队无济于事，我的元首！”
“你们全都滚开，”希特勒向参谋们喊道，“留下鲍曼、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
等将军和参谋们出去之后，希特勒用冷冰冰的目光望了一下鲍曼，然后右手撑在桌子上，象发号施令一样用嘶哑但有力的声音喊道：
“我被叛徒包围啦！佩带将军军衔的卑鄙的胆小鬼背叛了我的事业！不能面对困难的民族是最可恶的！在我带领你们节节胜利时，你们向我鼓掌，把证明我们的实力空前强大的战报塞给我！可现在结果呢，俄国人比我们多四倍？！你们是卑鄙的胆小鬼！你们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我时时等待进行讨论，我渴望与各种观点争论！可你们一声不吭！还有炸弹在我的桌下爆炸！你们立即离开柏林好啦，如果你们担心被俄国人包围！我留在这里！如果战争失败了，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们自由啦！”
艰难的沉默。
一切都垮掉了。
约德尔跨上前一步，咳嗽了一声，用平稳的声音说：“我的元首，您对民族的责任不容您留在这里。您现在心须一分钟也不耽误地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在牢不可破的伯希特斯加登领导夺回整个帝国的战斗。军队和人民象以往一样忠于您。我们恳请您为胜利而活下去。”
希特勒颇受感动地望着凯特尔和约德尔，微笑着向前移动脚步，但鲍曼抢在他前面说：
“先生们，元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不容变更。我们这些时常追随元首左右的人将和他一起留下。我们期待着你们使战局发生变化，如果你们决定去阿尔卑斯山堡垒的话。”
希特勒颤抖的身子一反常态地迅速转向鲍曼：“让戈培尔和他妻子孩子立即搬到这里来。请吩咐在我的驾驶员房间和厨房旁边为他们准备好房间。要让孩子们吃好，他们幼小的身体正在发育阶段。”
“是，我的元首，”鲍曼低下头，“我立即与帝国宣传部长联系。”他用易于理解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将军们，意思是“让我们单独留下吧”，问时他用语言帮助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谢谢你们，先生们，你们没事了，休息……”
希特勒和鲍曼单独留下。希特勒奇怪地笑着问： “您的家里人现在在哪儿？鲍曼。我希望您那可爱的妻子和孩子能同您在一起。如果地方不够，我把我的客房让出一间。请她们立即到这儿来，我的朋友。”
“我已经这样办了。”鲍曼轻而易举地撤了个谎，“她们已经动身了。我乞求上帝保佑她们顺利赶到柏林，我的元首。”
(一星期前，他已通知妻子，让她带孩子离开慕尼黑的家躲进山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且为和她分居两地而庆幸，不过他喜欢自己的孩子，而妻子在照看他们，所以鲍曼容忍了她，没有制造一起车祸。)
一小时后鲍曼宣读元首命令。凯特尔元帅必须立即动身去温克的部队，务必向将军转达希特勒的命令，从波茨坦西南方向反击进攻柏林的俄国军队。
戈培尔作为首都卫戍长官，应尽一切努力调集城里的所有预备力量抵抗布尔什维克匪徒。
戈林元帅领导南方的兵力继续作战。
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在北方执行同样的任务。
元首的这项命令立即发到戈林司令部的胡贝尔手中。
山德尔补充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好象是发给胡贝尔个人的信，同时又象是给戈林副官的，总之是表示要执行命令，对戈林施加压力，用希姆莱恫吓他，让他认为有必要采取军人的行动，因为他——戈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谁也不会象他这样表现出英勇精神，现在元首已徒有虚名，成了卑鄙的鲍曼和狂人戈培尔手中软弱的傀儡。
山德尔的密电发注奥伯查尔斯堡已经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后，总理府收到戈林的电报，声称他这位帝国元帅正在等待元首确认的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令生效。此法令规定，如果出现危急局势，他将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既然元首作为国家首脑在柏林失去了行动自由，我准备肩负起领导重任。”
电报译出后，打印了五份，发给：元首、鲍曼、戈培尔、凯特尔和冯•别洛夫。别洛夫是帝国各部门在大本营代表的协调人。二十秒钟后，暗堡中有人给旗队长山德尔订电话。
三分钟后，电报已交给鲍曼。
鲍曼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希特勒。这是前一天晚上由鲍曼口述，山德尔打印的。
“元首，”鲍曼做出一副受惊的样子说，“可怕的事发生了：戈林背叛了您。”
希特勒一时没明白鲍曼的话。他在看瓦格纳的书信，并用彩色铅笔做着各种符号。此刻他正看到这位作曲家在描述德国革命被镇压后他流亡瑞士初期的绝望和要改变一切的期望——时代的精神有利于创造出使民族团结的新事物。
希特勒不解地望着鲍曼，尔后才意识到鲍曼的话的含义。他站起来，倚在圈椅的扶手上喊道：“不许这么说！住口，鲍曼！我命令您别说了！”
“我的元首，”鲍曼慢吞吞地重复说。他的声音失去了平日的镇定的语调：“戈林背叛了您，这是他的最后通碟。您看一下，然后签署一项命令，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并且下令枪毙叛徒！”
“不许您这样说，”希特勒面色骤变，抱怨说，“这是敌人的离间计……戈林很早就同我在一起了。您真残酷，鲍曼．他总是对我说您有多么残酷——”
“那么能让我走吗？”鲍曼仍然慢吞吞的。他把戈林的电报以及处理他的命令草本放在桌上的瓦格纳著作旁边。
“您坐下，”希特勒说，“您问心无愧吗？您有没有心脏？也许您的胸腔里装的是石头？”
“对您的热爱已使我心碎了，多年来我靠这颗破砰的心痛苦地生活……”
希特勒反复看了两遍电报，然后放在桌上，奇怪地问：“可找看不出他的话今有背叛的意思，鲍曼……在宣布自己是继承人之前，他只是要求给予答复。”
鲍曼站起来，向希特勒掬了一躬，抬脚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希特勒大喊一声，声音中带着绝望，“您不同意我的看法？”
“元首，当父母对十足利己主义的长子一味溺爱，任其为所欲为，而对温顺可爱的次子不公正的时候，这孩子的反应将是凄楚的。”
“这是什么意思？鲍曼，请解释一下。我无法理解。”
“如果我对您说：‘元首，您不能更好地领导党的工作，我给您儿天时间，您要自动交给我领袖的职务。’那么对这种怪事您会怎样对待？”
“戈林！”希特勒又看了一下电报，轻轻从口中吐出这两个字。“我两次使他躲过党的审判，由于他私生活的嗜好、奢侈和放纵……过去他总在我身边，他是个善良的、值得信赖的兄弟，他有一副斗士的面容和一颗童心……戈林！”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喊起来，他似乎觉得此刻鲍曼需要他的歇斯底里，“肮脏的猪！叛徒！下流的色鬼！一个被奢侈和财富腐蚀、追逐暴利的人！见到他时我要狗血喷头地骂他！我……”
“那上面部写着了，”鲍曼向山德尔事先打印好的那份文件点点头，“需要您签字。”
“不，”希特勒看了一遍草拟的命令。“我不能签署这种东西，请起草一份文件。意思是戈林由于感到了心力不足的征兆，向我提出请求，解除他的元帅军衔、国会议长、普鲁士总理、国民经济四年发展计划主席的职务和我的继承人的身份……必须让民族相信、我们象从前一样协调一致……”
希特勒这项命令颁布七分钟之后，鲍曼给地方行政长官菲施利亚和旅队长普鲁斯的电报发到了伯希特斯加登：
“鉴于元首已解除戈林的元帅军衔和空军司令职务，无论他在何处，务必将其逮捕，并扣押起来，直至对他未来的命运做出特别的决定。”
此时戈林已在前往美军一个师部的途中。该师师长组织了仪仗队准备欢迎这位帝国的二号人物、继承人、元帅和士兵。
冲锋队队员成功地截住了戈林的汽车。对他们来说，鲍曼签署的命令高于元帅本人。在接到命令一分钟之前，他们还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但是既然“秩序高于一切”，那么哪怕是只高一个台阶的人说的话也比正确的话更有力量。根据来自暗堡的最高指示，他们准备撕碎戈林。
土崩瓦解……
朱可夫的军队突破泽洛夫高他的防线之后向柏林郊区挺进。科涅夫的部队从南而推进，罗科索夫斯基准备从北面突击。
四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暗堡中召开会议，象平时一样——内容面面俱到，节奏不紧不慢。凯特尔和克莱勃斯报告了局势。他们的发言十分准确，并在参谋拿来的地图上用红色和黑色箭头将局势标示出来。
希特勒心不在焉地坐在圈椅上，不时点着头，偶尔用右手握住发颤的左手。但是当克莱勃斯开始报告柏林南北两面的战况时，希特勒扬起一只手，好象要抵抗隐身人一样：“施泰纳将军在哪儿？他的坦克呢？他的那些师呢？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不把大批的俄国人赶走？”
“他无力这样做。”克莱勃斯无力地说：“在所有阵地上俄国人都越过我们三、四倍，我的元首！”
“温克的部队在哪儿？”
“他的部队无济于事，我的元首！”
“你们全都滚开，”希特勒向参谋们喊道，“留下鲍曼、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
等将军和参谋们出去之后，希特勒用冷冰冰的目光望了一下鲍曼，然后右手撑在桌子上，象发号施令一样用嘶哑但有力的声音喊道：
“我被叛徒包围啦！佩带将军军衔的卑鄙的胆小鬼背叛了我的事业！不能面对困难的民族是最可恶的！在我带领你们节节胜利时，你们向我鼓掌，把证明我们的实力空前强大的战报塞给我！可现在结果呢，俄国人比我们多四倍？！你们是卑鄙的胆小鬼！你们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我时时等待进行讨论，我渴望与各种观点争论！可你们一声不吭！还有炸弹在我的桌下爆炸！你们立即离开柏林好啦，如果你们担心被俄国人包围！我留在这里！如果战争失败了，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们自由啦！”
艰难的沉默。
一切都垮掉了。
约德尔跨上前一步，咳嗽了一声，用平稳的声音说：“我的元首，您对民族的责任不容您留在这里。您现在心须一分钟也不耽误地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在牢不可破的伯希特斯加登领导夺回整个帝国的战斗。军队和人民象以往一样忠于您。我们恳请您为胜利而活下去。”
希特勒颇受感动地望着凯特尔和约德尔，微笑着向前移动脚步，但鲍曼抢在他前面说：
“先生们，元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不容变更。我们这些时常追随元首左右的人将和他一起留下。我们期待着你们使战局发生变化，如果你们决定去阿尔卑斯山堡垒的话。”
希特勒颤抖的身子一反常态地迅速转向鲍曼：“让戈培尔和他妻子孩子立即搬到这里来。请吩咐在我的驾驶员房间和厨房旁边为他们准备好房间。要让孩子们吃好，他们幼小的身体正在发育阶段。”
“是，我的元首，”鲍曼低下头，“我立即与帝国宣传部长联系。”他用易于理解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将军们，意思是“让我们单独留下吧”，问时他用语言帮助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谢谢你们，先生们，你们没事了，休息……”
希特勒和鲍曼单独留下。希特勒奇怪地笑着问： “您的家里人现在在哪儿？鲍曼。我希望您那可爱的妻子和孩子能同您在一起。如果地方不够，我把我的客房让出一间。请她们立即到这儿来，我的朋友。”
“我已经这样办了。”鲍曼轻而易举地撤了个谎，“她们已经动身了。我乞求上帝保佑她们顺利赶到柏林，我的元首。”
(一星期前，他已通知妻子，让她带孩子离开慕尼黑的家躲进山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且为和她分居两地而庆幸，不过他喜欢自己的孩子，而妻子在照看他们，所以鲍曼容忍了她，没有制造一起车祸。)
一小时后鲍曼宣读元首命令。凯特尔元帅必须立即动身去温克的部队，务必向将军转达希特勒的命令，从波茨坦西南方向反击进攻柏林的俄国军队。
戈培尔作为首都卫戍长官，应尽一切努力调集城里的所有预备力量抵抗布尔什维克匪徒。
戈林元帅领导南方的兵力继续作战。
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在北方执行同样的任务。
元首的这项命令立即发到戈林司令部的胡贝尔手中。
山德尔补充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好象是发给胡贝尔个人的信，同时又象是给戈林副官的，总之是表示要执行命令，对戈林施加压力，用希姆莱恫吓他，让他认为有必要采取军人的行动，因为他——戈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谁也不会象他这样表现出英勇精神，现在元首已徒有虚名，成了卑鄙的鲍曼和狂人戈培尔手中软弱的傀儡。
山德尔的密电发注奥伯查尔斯堡已经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后，总理府收到戈林的电报，声称他这位帝国元帅正在等待元首确认的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令生效。此法令规定，如果出现危急局势，他将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既然元首作为国家首脑在柏林失去了行动自由，我准备肩负起领导重任。”
电报译出后，打印了五份，发给：元首、鲍曼、戈培尔、凯特尔和冯•别洛夫。别洛夫是帝国各部门在大本营代表的协调人。二十秒钟后，暗堡中有人给旗队长山德尔订电话。
三分钟后，电报已交给鲍曼。
鲍曼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希特勒。这是前一天晚上由鲍曼口述，山德尔打印的。
“元首，”鲍曼做出一副受惊的样子说，“可怕的事发生了：戈林背叛了您。”
希特勒一时没明白鲍曼的话。他在看瓦格纳的书信，并用彩色铅笔做着各种符号。此刻他正看到这位作曲家在描述德国革命被镇压后他流亡瑞士初期的绝望和要改变一切的期望——时代的精神有利于创造出使民族团结的新事物。
希特勒不解地望着鲍曼，尔后才意识到鲍曼的话的含义。他站起来，倚在圈椅的扶手上喊道：“不许这么说！住口，鲍曼！我命令您别说了！”
“我的元首，”鲍曼慢吞吞地重复说。他的声音失去了平日的镇定的语调：“戈林背叛了您，这是他的最后通碟。您看一下，然后签署一项命令，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并且下令枪毙叛徒！”
“不许您这样说，”希特勒面色骤变，抱怨说，“这是敌人的离间计……戈林很早就同我在一起了。您真残酷，鲍曼．他总是对我说您有多么残酷——”
“那么能让我走吗？”鲍曼仍然慢吞吞的。他把戈林的电报以及处理他的命令草本放在桌上的瓦格纳著作旁边。
“您坐下，”希特勒说，“您问心无愧吗？您有没有心脏？也许您的胸腔里装的是石头？”
“对您的热爱已使我心碎了，多年来我靠这颗破砰的心痛苦地生活……”
希特勒反复看了两遍电报，然后放在桌上，奇怪地问：“可找看不出他的话今有背叛的意思，鲍曼……在宣布自己是继承人之前，他只是要求给予答复。”
鲍曼站起来，向希特勒掬了一躬，抬脚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希特勒大喊一声，声音中带着绝望，“您不同意我的看法？”
“元首，当父母对十足利己主义的长子一味溺爱，任其为所欲为，而对温顺可爱的次子不公正的时候，这孩子的反应将是凄楚的。”
“这是什么意思？鲍曼，请解释一下。我无法理解。”
“如果我对您说：‘元首，您不能更好地领导党的工作，我给您儿天时间，您要自动交给我领袖的职务。’那么对这种怪事您会怎样对待？”
“戈林！”希特勒又看了一下电报，轻轻从口中吐出这两个字。“我两次使他躲过党的审判，由于他私生活的嗜好、奢侈和放纵……过去他总在我身边，他是个善良的、值得信赖的兄弟，他有一副斗士的面容和一颗童心……戈林！”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喊起来，他似乎觉得此刻鲍曼需要他的歇斯底里，“肮脏的猪！叛徒！下流的色鬼！一个被奢侈和财富腐蚀、追逐暴利的人！见到他时我要狗血喷头地骂他！我……”
“那上面部写着了，”鲍曼向山德尔事先打印好的那份文件点点头，“需要您签字。”
“不，”希特勒看了一遍草拟的命令。“我不能签署这种东西，请起草一份文件。意思是戈林由于感到了心力不足的征兆，向我提出请求，解除他的元帅军衔、国会议长、普鲁士总理、国民经济四年发展计划主席的职务和我的继承人的身份……必须让民族相信、我们象从前一样协调一致……”
希特勒这项命令颁布七分钟之后，鲍曼给地方行政长官菲施利亚和旅队长普鲁斯的电报发到了伯希特斯加登：
“鉴于元首已解除戈林的元帅军衔和空军司令职务，无论他在何处，务必将其逮捕，并扣押起来，直至对他未来的命运做出特别的决定。”
此时戈林已在前往美军一个师部的途中。该师师长组织了仪仗队准备欢迎这位帝国的二号人物、继承人、元帅和士兵。
冲锋队队员成功地截住了戈林的汽车。对他们来说，鲍曼签署的命令高于元帅本人。在接到命令一分钟之前，他们还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但是既然“秩序高于一切”，那么哪怕是只高一个台阶的人说的话也比正确的话更有力量。根据来自暗堡的最高指示，他们准备撕碎戈林。
第三十三章 参阅资料——（八）
（舒伦堡）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忙碌，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只有为了把眼前的利益装入私囊才会结成联盟，而且一旦有可能结成新的联盟便立即废除原有的联盟。这是一条迅速变化达到个人解脱的途径。
舒伦堡睡在汽车里。近一个早期他实际上设在保安总局露面，同缪勒建立的新关系保证他可以这样做。缪勒设法不让卡尔登布龙纳怀疑他，尽管舒伦堡常常与缪勒达成协议，但是一旦舒伦堡看到希姆莱油水大，而卡尔登布龙纳垂青鲍曼，这种协议便立即废除，不过眼下彼此仇视的双方又无法抛开对方自行其事。
舒伦堡此次从北方赶到霍欣里辛库见希姆莱。他在北方同贝纳尔多特伯爵进行了例行会晤。
“全国领袖，不能这样下去了，您必须明白：战争失败了！”舒伦堡对自己的上司说。希姆莱正偎在壁炉旁看书，精心劈好的木柴僻辩啪啪地响着，火苗跳跃，飘散着使人感到惬意的气味儿。咖啡是地道的巴西货。窗外，布满晚霞的天空染上了紫红色，宁静而瑰丽。在这个由党卫军一个团保卫的橡树林中，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俄国人正在进攻柏林，美国人正在象巨浪一样涌向萨克森和图林根，英国人正在不断轰炸城市和机场，在没有炉火的住宅内饥饿的儿童正在死去，街头正在用绞刑处决一些士兵，他们胸前挂着木牌：“我开小差，惊慌失措，竟敢说战争失败了！”
“唉，瓦尔特，别耸人听闻。”希姆莱说，“您真的心里发慌了……军人让我相信，柏林是攻不破的。斯大林将在柏林城下被粉碎。”
“军人只能对您撒谎，否则您会下令处死他们。他们想活下去，所以说假话。我也想活命，但我对您讲了听起来不愉快的真话。全国领袖，贝纳尔多特伯爵同意把您的和平建议带到美军司令部，交给艾森豪威尔。批准我干吧，谈判明天就可以开始。这一回不是我们的卡尔•沃尔夫去提这个建议，而是贝纳尔多特伯爵，一个有国际声望的人，而且犹太人都担心俄国人侵入西方。除了请您同意我的行动，我别无它求。”
“到头来我得为您的行动向元首负责，瓦尔特。”
“历史将不会谅解您的消极态度。”舒伦堡痛苦地说，“您罗为民族负责，它就要在红五星的统治下了……”
希姆莱心烦地扔开书。
“您知道，党卫军组织是作为元首卫队而建立的，瓦尔特！我是它的创建者，不能当叛徒！”
“叛徒？您叛变谁？叛变那个把我们拖向坟墓的、愚蠢的、不可想象的狂人！”
“怎么，您让我去撤希特勒的职吗？”希姆莱冷嘲热讽地说。
“我正是建议您这样做。”舒伦堡答道，“您有足够的忠于您的人。逮捕希特勒只是几分钟的事，这样您的双手就解放了。在西线全面授降，在东线展开战斗。我们把全部兵力调到东线，您难道不认为这是您的义务？！”
希姆莱两手一拍：“可我怎样向把元首奉为神明的人民交待呢？”
“人们已对他恨之入骨！”舒伦堡严厉地反驳，“民族永远仇恨把人们引向灾难的领袖，民族祟拜胜利者。”
“不，不，不！”希姆莱连续说道。他站起身，快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个来回。“我不能背叛过去！您不记得我们夺取政权后的那些日子吗？您不记得我们大家象兄弟一样团结、凯旋的年代吗？我们……”
舒伦堡感到极度疲劳，他生气地打断了希姆莱的话：“全国领袖，什么兄弟？您在说些什么呀？难道罗姆不是元首的兄弟？或者是施特劳塞？可他们象狗一样被处死了。不要去想过去，全国领袖！想想未来吧……您要号召民族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赤色分子的斗争，宣布在西线全面投降，希特勒患有重病，让他把权力移交给您！”
“可他没病！”
“他已经不存在了，”舒伦堡疲惫不堪，他已经顾不上礼节，说：“只有外壳、神话和影子……但是，当他悄悄宣布戈林由于心脏病发作要求免职的时候，人们相信这个影子。人们也相信您，现在人们什么都相信……”
翌日清晨，舒伦堡把帝国卫生部部长德•克里尼教授带来见希姆莱。克里尼犹豫不决，他想到成为叛徒的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勃兰特，但后来希姆莱应允他迅速动身去奥伯查茨堡，于是克里尼压低声音，恐惧地说：
“元首完全病了。他的心理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他身边没有勃兰特，随时都可能精神失常。”
克里尼走后，希姆莱问舒伦堡：“您认为他不会向鲍曼报告我们的谈话？”
“他去奥伯查茨堡了，全国领袖。”舒伦堡冷冷一笑，“他不会给暗堡打电话，他能脱身算是他走运，他是个思维健全的人。”
“那好吧，假设……我说的是一种幻想式的可能性，而不是别的……假设我带着我的人动身去总理府，假设我走进元首办公室，说我免去他的职务，这个浑身发抖的病人会怎样呢？他一下子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要知道他非常轻信，他象个孩子似的相信别人，我们大家一直都在他身边，我们……我怎么去看他的眼睛呢？”
“就是这么个人在领导党卫军，”舒伦堡苦恼地想，“我在为渺小的人效力，所有这些人都对他们自己崇拜的人感到恐惧，他们自食其果……”
“全国领袖，在您和克里尼谈话时，我给卢贝卡挂了电话；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施托赫已经飞到了斯德哥尔摩，他请求拜见。他后边有华尔街的重要人物。您要明白，一旦会晤了施托赫，您就能向他解释，排犹运动——这是希特勒的产物——同您毫无关系，您曾经并且正在尽一切努力拯救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全世界在仇恨我们是因为我们奉行排犹主义的野蛮政策，您要明白！如果您不与希特勒划清界线，不仅是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而且历史也不会饶恕您这种野蛮的中世纪行为，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会饶恕！他们会问：好吧，我们烧掉扰太人的房子，赶走他们，在德国没有犹太人了，可为什么我们还在挨饿？为什么我们遭受轰炸，为什么赶走了犹太人我们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您怎么回答他们？可施托赫来了，这是笔买卖。他会使您成为西方纯犹太人的救星，只要您现在满足他们的愿望。”
“但是希特勒承受不住！您也知道，对待犹太人问题他多么敏感，瓦尔特！”
“让他，还有这犹大人问题见鬼吧！我们所面临的是德国人的问题，这是主要的！在那个除了犹太人问题外什么也不想知道的狂人发作之后，我们安然无恙！让他们进地狱吧！想一想德国人，全国领袖为犹太人绞尽脑汁太过份啦！”
“不，”希姆莱答道，“元首承受不了这件事……等一等吧，瓦尔特，别逼我，我得适应一下。”
“您打算适应多久？”舒伦堡冷笑着。他的面孔在颤抖，两眼泪汪汪的，好象进了沙子，舌头由于抽烟过多变得又肿又黑。“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请相信我，在我对您说话时，我在考虑我，也在考虑您，因为眼下只有您能使我们大家得救。给您几个小时，全国领袖。眼下您还有力量，但是，一旦俄国人彻底围住柏林，那么在西方无论是谁也不会对您感兴趣了。”
“您怎么这样说？！”希姆莱不平地说，“我毕竟是内政部长和党卫军全国领袖！”
“暂时是，”舒伦堡回答，“请原谅我的大胆，但我无权再对您说假话，所以我要重复一遍；您暂时是。”
概念的偏差，对往日的威严的回忆，时间感和空间感的迟钝，感性因素不足，同希姆莱和舒伦堡做着一场可怕的、但在当时是合法的游戏。
他们制定计划，狂热地东奔西跑。在挤满逃难的人的公路上，卫兵们把难民推下排水沟，几乎要对他们开枪。希姆莱和舒伦堡同斯德哥尔摩、卢贝卡、伯尔尼进行了无休止的电话谈话。他们不愿意，更可能是连自己也无法相信，俄国人的坦克和大炮已占领出击地域，准备向柏林市中心进攻。现在每一分钟的推进都决定着一切……
舒伦堡仍然末在柏林露面。缪勒在积极进行监视行动的同时，发电报给自己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委托他完成业已开始的行动，这一行动是为了使美国人能够“收买”盖世太保行动小组中的密电译员。在一系列被破译的电报中，施季里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密码必然要落人美国人手中。
按照缪勒的逻辑，这不能不使杜诺万采取进一步的积极行动。在莫斯科通过“尤斯塔斯”了解到舒伦堡与贝纳尔多特、墨菲和施托赫的全部接触之后，华盛顿不能不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评价。这要以某一方采取紧急步骤为前提，要么是华盛顿向希姆莱伸出手，并迅速签定单独媾和协定，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潮流，要么它公开与希姆莱划清界线，这样在帝国内就只留下了一支力量——鲍曼，只有他能成为元首、国社党和国外情报网的全权继承人。
缪勒知道，在希姆莱最终决定向施托赫谈判并且．就尚未在毒气室被杀害的犹太银行家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后，舒伦堡的积极性高涨到了惊人的程度：他昼夜兼程千余里，吃住在自已的汽车里。他靠高效兴奋剂维持精力．人变得消瘦，眼皮上出现了衰老的皱纹。
在进行决定性谈判的前夜，希姆莱正象缪勒了解到的，会见了财政部副部长冯.克洛吉格和劳动部部长吉尔杰。
克洛吉格坚持立即同艾森豪威尔谈判；吉尔杰建议强迫希特勒发布告示，宣布进行公民投票，建立反对党并解散把帝国变为绞架林立的监狱的军事法庭。
次日，贝纳尔多特伯爵飞抵重围之中的柏林。舒伦堡身着冲锋队制服，在距希特勒大本营仅几公里的坦佩利霍福军用机场迎接他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祖尔。
有舒伦堡参加的希姆莱与马祖尔的首次会谈在哈尔茨瓦尔泽举行。旗队长勃兰特从一九一五年起给希姆莱当秘书，他曾想用速记记录谈话内容，但是舒伦堡发现希姆莱不知所措，举止古怪．对犹太人的密使媚笑，他在让马祖尔相信，所有有关犹太人的“误会”完全是那些迷惑国社党元老的星相家的过错，于是舒伦堡制止勃兰特这样做。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关心什么。”马祖尔打断希姆莱的话．“这就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犹太人的性命…’在德国的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性命。如果您向我们保证他们免遭杀害，我们准备满足您我们提出的要求。”
舒伦堡问：“可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怎么办？”
马祖尔耸耸肩：“我无权解决这个问题，让斯大林去管他们吧，我的兴趣径渭分明……”
“是的，不过我已下令转交给美国人一份所有拘留犹太人的地点的清单。”希姆莱说，“我的确曾把犹太人驱逐出帝国，是用舒适的轮船或火车的头等车厢，丝毫没有侵犯他们的人的尊严，不是我的过错，这……”
这时舒伦堡打断他的话：“马祖尔先生，您保证你们所控制的新闻界会就全国领袖……内政部部长希姆莱先生和他亲密的战友所采取的立场发表有份量的讲话吗？”
“毫无疑义，”马祖尔回答，“如果你们保护了不幸的人的性命——我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些人，他们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都是那些最受尊敬的商人的亲属——新闻界会在我们施加的影响下就全国领袖……内政部部长希姆莱和您采取的立场讲实话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马祖尔先生，如果我们没有几千人——随时随地在希姆莱先生身边的人，我明日无法为您效劳。”
“我观在就准备下命令，”希姆莱说，“让拉文斯波留克的女集中营里的所有犹太人都改为英国或者波兰国籍，这特使她们免遭卫兵可能的非礼。这些卫兵的家人死于轰炸——现在是恐怖的时候，人们的心非常狠，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同马祖尔商妥之后，希姆莱和舒伦堡把他送到军用机场飞住所德哥尔摩，然后他们动身去霍欣里辛的住所，贝纳尔多特已在那里等候他们。
“您必须帮助我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希姆莱恐惧得全身颤抖，说：“我同他都是士兵，我们会讲和的。我准备在西线投降，仅仅在东线阻挡布尔什维克……”
贝纳尔多特咳嗽一声，轻声细语地回答：“我将做出我的全部努力，全国领袖。”
会见之后希姆莱留在办公室，贝纳尔多特在上车时对舒伦堡说：“全国领袖提出自己的建议迟了两个星期。他本应在俄国人未包围柏林时向我提出在西线投降的想法。希姆菜的时代结束了。想想自己吧，亲爱的舒伦堡，认真地为自己考虑一下……”
“向哪个方向？”舒伦堡急切地问。
贝纳尔多特砰地把车门关上，答道：“试一试让你们在挪威和丹麦的军队投降。我认为，您的未来要押在这上面。”
缪勒给莫斯科的情报中心发电报，报告了这些事情。电报使用了施季里茨的密码，美国人已掌握了这套密码。
缪勒打算把每个小时、每一分钟用于挑拨离间，好象在湖畔辩巨大帐篷时翻掘土地。湖水里长长的蓝眼睛狗鱼在芦苇丛中发出哗哗的响声。
每一分钟、每个小时都应当努力使怀疑增长，使在德国境内相逢的东西两方充满不信任感，只要不动摇，什么都是可行的。希姆莱动摇了，所以他输了。缪勒不知道动摇，他相信的是采取行动，所以他还有赢的希望。
两小时后，海军情报部截获“尤斯塔斯”发给中心的电报，破译之后向杜鲁门总统报告。密码译法是在前天夜里由斯德哥尔摩发回的。
杜鲁门总统召集全体亲信。
“贝纳尔多特说得对，希姆莱晚了。”总统说、“俄国人现在一切都了解了，这可能成为一大丑闻。我们不怕出丑，但这将给美利坚合众国的威望带来损害。有什么建议？”
长时间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克里姆林宫；总统准备郑重通知斯大林有关纳粹分子向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代表转交建议一事。
先口头转告莫斯科，纳粹提出的单独媾和的建议将被拒绝，但需要时间进行分析这是否是希姆莱的离间计。此后杜鲁门将在亲笔信中向斯大林元帅通报全部详情……
赢得的不是几日几时，
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
重要的是等待。
（舒伦堡）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忙碌，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只有为了把眼前的利益装入私囊才会结成联盟，而且一旦有可能结成新的联盟便立即废除原有的联盟。这是一条迅速变化达到个人解脱的途径。
舒伦堡睡在汽车里。近一个早期他实际上设在保安总局露面，同缪勒建立的新关系保证他可以这样做。缪勒设法不让卡尔登布龙纳怀疑他，尽管舒伦堡常常与缪勒达成协议，但是一旦舒伦堡看到希姆莱油水大，而卡尔登布龙纳垂青鲍曼，这种协议便立即废除，不过眼下彼此仇视的双方又无法抛开对方自行其事。
舒伦堡此次从北方赶到霍欣里辛库见希姆莱。他在北方同贝纳尔多特伯爵进行了例行会晤。
“全国领袖，不能这样下去了，您必须明白：战争失败了！”舒伦堡对自己的上司说。希姆莱正偎在壁炉旁看书，精心劈好的木柴僻辩啪啪地响着，火苗跳跃，飘散着使人感到惬意的气味儿。咖啡是地道的巴西货。窗外，布满晚霞的天空染上了紫红色，宁静而瑰丽。在这个由党卫军一个团保卫的橡树林中，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俄国人正在进攻柏林，美国人正在象巨浪一样涌向萨克森和图林根，英国人正在不断轰炸城市和机场，在没有炉火的住宅内饥饿的儿童正在死去，街头正在用绞刑处决一些士兵，他们胸前挂着木牌：“我开小差，惊慌失措，竟敢说战争失败了！”
“唉，瓦尔特，别耸人听闻。”希姆莱说，“您真的心里发慌了……军人让我相信，柏林是攻不破的。斯大林将在柏林城下被粉碎。”
“军人只能对您撒谎，否则您会下令处死他们。他们想活下去，所以说假话。我也想活命，但我对您讲了听起来不愉快的真话。全国领袖，贝纳尔多特伯爵同意把您的和平建议带到美军司令部，交给艾森豪威尔。批准我干吧，谈判明天就可以开始。这一回不是我们的卡尔•沃尔夫去提这个建议，而是贝纳尔多特伯爵，一个有国际声望的人，而且犹太人都担心俄国人侵入西方。除了请您同意我的行动，我别无它求。”
“到头来我得为您的行动向元首负责，瓦尔特。”
“历史将不会谅解您的消极态度。”舒伦堡痛苦地说，“您罗为民族负责，它就要在红五星的统治下了……”
希姆莱心烦地扔开书。
“您知道，党卫军组织是作为元首卫队而建立的，瓦尔特！我是它的创建者，不能当叛徒！”
“叛徒？您叛变谁？叛变那个把我们拖向坟墓的、愚蠢的、不可想象的狂人！”
“怎么，您让我去撤希特勒的职吗？”希姆莱冷嘲热讽地说。
“我正是建议您这样做。”舒伦堡答道，“您有足够的忠于您的人。逮捕希特勒只是几分钟的事，这样您的双手就解放了。在西线全面授降，在东线展开战斗。我们把全部兵力调到东线，您难道不认为这是您的义务？！”
希姆莱两手一拍：“可我怎样向把元首奉为神明的人民交待呢？”
“人们已对他恨之入骨！”舒伦堡严厉地反驳，“民族永远仇恨把人们引向灾难的领袖，民族祟拜胜利者。”
“不，不，不！”希姆莱连续说道。他站起身，快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个来回。“我不能背叛过去！您不记得我们夺取政权后的那些日子吗？您不记得我们大家象兄弟一样团结、凯旋的年代吗？我们……”
舒伦堡感到极度疲劳，他生气地打断了希姆莱的话：“全国领袖，什么兄弟？您在说些什么呀？难道罗姆不是元首的兄弟？或者是施特劳塞？可他们象狗一样被处死了。不要去想过去，全国领袖！想想未来吧……您要号召民族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赤色分子的斗争，宣布在西线全面投降，希特勒患有重病，让他把权力移交给您！”
“可他没病！”
“他已经不存在了，”舒伦堡疲惫不堪，他已经顾不上礼节，说：“只有外壳、神话和影子……但是，当他悄悄宣布戈林由于心脏病发作要求免职的时候，人们相信这个影子。人们也相信您，现在人们什么都相信……”
翌日清晨，舒伦堡把帝国卫生部部长德•克里尼教授带来见希姆莱。克里尼犹豫不决，他想到成为叛徒的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勃兰特，但后来希姆莱应允他迅速动身去奥伯查茨堡，于是克里尼压低声音，恐惧地说：
“元首完全病了。他的心理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他身边没有勃兰特，随时都可能精神失常。”
克里尼走后，希姆莱问舒伦堡：“您认为他不会向鲍曼报告我们的谈话？”
“他去奥伯查茨堡了，全国领袖。”舒伦堡冷冷一笑，“他不会给暗堡打电话，他能脱身算是他走运，他是个思维健全的人。”
“那好吧，假设……我说的是一种幻想式的可能性，而不是别的……假设我带着我的人动身去总理府，假设我走进元首办公室，说我免去他的职务，这个浑身发抖的病人会怎样呢？他一下子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要知道他非常轻信，他象个孩子似的相信别人，我们大家一直都在他身边，我们……我怎么去看他的眼睛呢？”
“就是这么个人在领导党卫军，”舒伦堡苦恼地想，“我在为渺小的人效力，所有这些人都对他们自己崇拜的人感到恐惧，他们自食其果……”
“全国领袖，在您和克里尼谈话时，我给卢贝卡挂了电话；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施托赫已经飞到了斯德哥尔摩，他请求拜见。他后边有华尔街的重要人物。您要明白，一旦会晤了施托赫，您就能向他解释，排犹运动——这是希特勒的产物——同您毫无关系，您曾经并且正在尽一切努力拯救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全世界在仇恨我们是因为我们奉行排犹主义的野蛮政策，您要明白！如果您不与希特勒划清界线，不仅是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而且历史也不会饶恕您这种野蛮的中世纪行为，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会饶恕！他们会问：好吧，我们烧掉扰太人的房子，赶走他们，在德国没有犹太人了，可为什么我们还在挨饿？为什么我们遭受轰炸，为什么赶走了犹太人我们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您怎么回答他们？可施托赫来了，这是笔买卖。他会使您成为西方纯犹太人的救星，只要您现在满足他们的愿望。”
“但是希特勒承受不住！您也知道，对待犹太人问题他多么敏感，瓦尔特！”
“让他，还有这犹大人问题见鬼吧！我们所面临的是德国人的问题，这是主要的！在那个除了犹太人问题外什么也不想知道的狂人发作之后，我们安然无恙！让他们进地狱吧！想一想德国人，全国领袖为犹太人绞尽脑汁太过份啦！”
“不，”希姆莱答道，“元首承受不了这件事……等一等吧，瓦尔特，别逼我，我得适应一下。”
“您打算适应多久？”舒伦堡冷笑着。他的面孔在颤抖，两眼泪汪汪的，好象进了沙子，舌头由于抽烟过多变得又肿又黑。“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请相信我，在我对您说话时，我在考虑我，也在考虑您，因为眼下只有您能使我们大家得救。给您几个小时，全国领袖。眼下您还有力量，但是，一旦俄国人彻底围住柏林，那么在西方无论是谁也不会对您感兴趣了。”
“您怎么这样说？！”希姆莱不平地说，“我毕竟是内政部长和党卫军全国领袖！”
“暂时是，”舒伦堡回答，“请原谅我的大胆，但我无权再对您说假话，所以我要重复一遍；您暂时是。”
概念的偏差，对往日的威严的回忆，时间感和空间感的迟钝，感性因素不足，同希姆莱和舒伦堡做着一场可怕的、但在当时是合法的游戏。
他们制定计划，狂热地东奔西跑。在挤满逃难的人的公路上，卫兵们把难民推下排水沟，几乎要对他们开枪。希姆莱和舒伦堡同斯德哥尔摩、卢贝卡、伯尔尼进行了无休止的电话谈话。他们不愿意，更可能是连自己也无法相信，俄国人的坦克和大炮已占领出击地域，准备向柏林市中心进攻。现在每一分钟的推进都决定着一切……
舒伦堡仍然末在柏林露面。缪勒在积极进行监视行动的同时，发电报给自己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委托他完成业已开始的行动，这一行动是为了使美国人能够“收买”盖世太保行动小组中的密电译员。在一系列被破译的电报中，施季里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密码必然要落人美国人手中。
按照缪勒的逻辑，这不能不使杜诺万采取进一步的积极行动。在莫斯科通过“尤斯塔斯”了解到舒伦堡与贝纳尔多特、墨菲和施托赫的全部接触之后，华盛顿不能不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评价。这要以某一方采取紧急步骤为前提，要么是华盛顿向希姆莱伸出手，并迅速签定单独媾和协定，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潮流，要么它公开与希姆莱划清界线，这样在帝国内就只留下了一支力量——鲍曼，只有他能成为元首、国社党和国外情报网的全权继承人。
缪勒知道，在希姆莱最终决定向施托赫谈判并且．就尚未在毒气室被杀害的犹太银行家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后，舒伦堡的积极性高涨到了惊人的程度：他昼夜兼程千余里，吃住在自已的汽车里。他靠高效兴奋剂维持精力．人变得消瘦，眼皮上出现了衰老的皱纹。
在进行决定性谈判的前夜，希姆莱正象缪勒了解到的，会见了财政部副部长冯.克洛吉格和劳动部部长吉尔杰。
克洛吉格坚持立即同艾森豪威尔谈判；吉尔杰建议强迫希特勒发布告示，宣布进行公民投票，建立反对党并解散把帝国变为绞架林立的监狱的军事法庭。
次日，贝纳尔多特伯爵飞抵重围之中的柏林。舒伦堡身着冲锋队制服，在距希特勒大本营仅几公里的坦佩利霍福军用机场迎接他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马祖尔。
有舒伦堡参加的希姆莱与马祖尔的首次会谈在哈尔茨瓦尔泽举行。旗队长勃兰特从一九一五年起给希姆莱当秘书，他曾想用速记记录谈话内容，但是舒伦堡发现希姆莱不知所措，举止古怪．对犹太人的密使媚笑，他在让马祖尔相信，所有有关犹太人的“误会”完全是那些迷惑国社党元老的星相家的过错，于是舒伦堡制止勃兰特这样做。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关心什么。”马祖尔打断希姆莱的话．“这就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犹太人的性命…’在德国的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性命。如果您向我们保证他们免遭杀害，我们准备满足您我们提出的要求。”
舒伦堡问：“可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怎么办？”
马祖尔耸耸肩：“我无权解决这个问题，让斯大林去管他们吧，我的兴趣径渭分明……”
“是的，不过我已下令转交给美国人一份所有拘留犹太人的地点的清单。”希姆莱说，“我的确曾把犹太人驱逐出帝国，是用舒适的轮船或火车的头等车厢，丝毫没有侵犯他们的人的尊严，不是我的过错，这……”
这时舒伦堡打断他的话：“马祖尔先生，您保证你们所控制的新闻界会就全国领袖……内政部部长希姆莱先生和他亲密的战友所采取的立场发表有份量的讲话吗？”
“毫无疑义，”马祖尔回答，“如果你们保护了不幸的人的性命——我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些人，他们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都是那些最受尊敬的商人的亲属——新闻界会在我们施加的影响下就全国领袖……内政部部长希姆莱和您采取的立场讲实话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马祖尔先生，如果我们没有几千人——随时随地在希姆莱先生身边的人，我明日无法为您效劳。”
“我观在就准备下命令，”希姆莱说，“让拉文斯波留克的女集中营里的所有犹太人都改为英国或者波兰国籍，这特使她们免遭卫兵可能的非礼。这些卫兵的家人死于轰炸——现在是恐怖的时候，人们的心非常狠，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同马祖尔商妥之后，希姆莱和舒伦堡把他送到军用机场飞住所德哥尔摩，然后他们动身去霍欣里辛的住所，贝纳尔多特已在那里等候他们。
“您必须帮助我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希姆莱恐惧得全身颤抖，说：“我同他都是士兵，我们会讲和的。我准备在西线投降，仅仅在东线阻挡布尔什维克……”
贝纳尔多特咳嗽一声，轻声细语地回答：“我将做出我的全部努力，全国领袖。”
会见之后希姆莱留在办公室，贝纳尔多特在上车时对舒伦堡说：“全国领袖提出自己的建议迟了两个星期。他本应在俄国人未包围柏林时向我提出在西线投降的想法。希姆菜的时代结束了。想想自己吧，亲爱的舒伦堡，认真地为自己考虑一下……”
“向哪个方向？”舒伦堡急切地问。
贝纳尔多特砰地把车门关上，答道：“试一试让你们在挪威和丹麦的军队投降。我认为，您的未来要押在这上面。”
缪勒给莫斯科的情报中心发电报，报告了这些事情。电报使用了施季里茨的密码，美国人已掌握了这套密码。
缪勒打算把每个小时、每一分钟用于挑拨离间，好象在湖畔辩巨大帐篷时翻掘土地。湖水里长长的蓝眼睛狗鱼在芦苇丛中发出哗哗的响声。
每一分钟、每个小时都应当努力使怀疑增长，使在德国境内相逢的东西两方充满不信任感，只要不动摇，什么都是可行的。希姆莱动摇了，所以他输了。缪勒不知道动摇，他相信的是采取行动，所以他还有赢的希望。
两小时后，海军情报部截获“尤斯塔斯”发给中心的电报，破译之后向杜鲁门总统报告。密码译法是在前天夜里由斯德哥尔摩发回的。
杜鲁门总统召集全体亲信。
“贝纳尔多特说得对，希姆莱晚了。”总统说、“俄国人现在一切都了解了，这可能成为一大丑闻。我们不怕出丑，但这将给美利坚合众国的威望带来损害。有什么建议？”
长时间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克里姆林宫；总统准备郑重通知斯大林有关纳粹分子向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代表转交建议一事。
先口头转告莫斯科，纳粹提出的单独媾和的建议将被拒绝，但需要时间进行分析这是否是希姆莱的离间计。此后杜鲁门将在亲笔信中向斯大林元帅通报全部详情……
赢得的不是几日几时，
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
重要的是等待。
第三十四章 参阅资料——(九)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
施季里茨躺在一间按特殊爱好布置的房间里，在杂乱无章的东西中，唯有水晶玻璃器皿与众不同。令人惊叹的高脚酒杯同特大造型艺术品放在一处，容易破碎的白兰地酒杯同笨重的大口啤酒杯挤在一起。投在杯子上的阳光没有闪出柔和的青蓝色光，而是泛出沉稳暗淡的灰色。
施季里茨的双手戴着细细的金属铐，左腿也被这种铐子锁在笨重的沙发床架上。
“如果我拖着这玩意儿跑，一定很可笑，”施季里茨想，“一定会成为卓别林的素材，上帝保佑……”
他不时倾听远处传来的炮声，但愿他们快点赶到。我要在这里死去，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伙计们，我亲爱的人们，努力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苦苦地盼望过你们……我全力以赴争取坚持到这一时刻，也许我还能干得更多些，然而你们无权责备我，我象所有人一样被拖着走——生活这样匆忙，迫使我们控制目己，我们在做生活冷漠而漫不经心地引导我们做的事情，尽管没有书面指示。节奏，节奏在经常减弱。我只好在不得已做的事情中挣扎，如果我有可能去做我真正想做的重要事情……
奥根走进来，坐在他旁边，问道：“想左侧身躺着吗？”
“我就是这么躺着呢。”施季里茨回答。
“哦，对。”奥根笑了笑．“我看别人时总是弄错……给您换个方向吧？不累吗？”
“好吧，不过最好能坐会儿。”
“不行。医生吩咐我让您躺着，如果莫斯科不做答复，他会来对付您。”
“行啦。”施季里茨说，“那就躺着吧。”
“想抽烟吗？”
“很想。”
“我很同情，但同样禁止您抽烟。”
“那为什么要问？”
“感兴趣。我想知道您现在的感觉。”
“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吗，奥根？”
“意大利先进力量从事的民族运动……”
“世界上有些人弄不清楚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义、喀古尔分子……”
“那是因为他们缺少教育。难道可以在法国喀古尔分子和雅利安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
“可以，奥根，可以的。我来告诉您，我在德国怎样理解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愿意听吗？”
奥根点起一支烟，回答：“为什么不呢，当然喽，讲吧。”
“那是在—九三二年，在希特勒当总理之前，我来到夏洛登堡。那里街道很窄，应当拐弯了……在一个酒馆门前停着两辆车，一群穿着褐色制服的人围在车旁，他们在讨论戈培尔的讲话，大声笑着、争吵着，看来是地道的冲锋队队员。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司机，请把车向前开一点，给我让些地方。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司机。我鼓捣了五分钟，好把我的车调过头来。最后我成功了。这一段时间那些冲锋队队员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学会通过障碍地带的本事的。当我从车里走下来时，那些嘲笑我的人中有两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坐进那两辆挡路的车，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以别人的痛苦，甚至仅仅是别人的不便为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于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
奥根握紧拳头，骨骼粗大、长着似乎透明的软毛的手指喀吧响了一下，他难过地叹了口气：
“分队长禁止我像您应该得到的那样对付您，施季里茨，否则我会让您看看，在遇到俄国虚无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时，什么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接着，奥根弯下身，凑近施季里茨，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就这样吧……分队长没有禁止我这么做，我没有得到命令……”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向施季里茨喊道：“过一阵我彻底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虚无主义，我会解释的，施季里茨。”
伊萨耶夫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沃罗夫斯基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像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俄国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上帝啊……”)：伊萨耶夫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在希特勒德国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帝国，不是元首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捷尔任斯基、加德洛夫、阿尔图佐夫、特利福诺夫、安东诺夫——奥夫先科、缅仁斯基、布柳赫尔、波斯雷绍夫、雷宾科、沃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金斯基、卡拉汉、里特维诺夫，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忆起这一切是由于奥根谈到了虚无主义。”施季里茨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德国，但又置身于德国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德国；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德国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上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肉体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肉体，而是生命……对，马克西姆，”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维利！”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维利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柏林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施季里茨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施季里茨清楚地辨别出缪勒那个处的突击队队长盖什卡的声音。
“即然法国前部长雷诺现在像所谓纳粹主义的受难者一样被荣耀所包围，”盖什卡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语调中加进了他自己对此的态度，“那就应当考虑拉拢与他关系很密切的女秘书马特琳•库佐。她不仅能提供关于被捕的部长亲属的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会采取一些行动。可见我们今后有必要接近她，迫使……”
“小点儿声！”维利喊道，“我带着犯人！停止工作！”
“您认为我能跑掉吗？”施季里茨问，“您担心我向法国人揭露你们的秘密？”
“您跑不掉……可要是分队长放掉您……”
“您想他会放吗？”
“只要您的中心有了回音，他会放的。”
“那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
“因为还没回音——一旦有了回音，您也不用跑了，俄国人会杀掉已经为我们工作的人……您会象丧家之犬，在新主人腿前摇首摆尾。”
施季里茨进了厕所，背倚在门上，迅速撕开衣衬，取出藏在里边的刀片，握在手里，他感到了金属的弹性。他心中问，“怎么，马克西姆，到时候啦？据说只用五分钟全身的血就会流光，头里嗡嗡响，接着感到一种无声的虚弱，随后无论是缪勒、奥根、维利，还是在悄然无声的房间里的所有坏蛋都不存在了，尽管他们末日已到，他们还打算干卑鄙的勾当，为今后网罗一批叛徒……或者说是一批软骨头，这些人从没有表现出精神上的坚定性……你为什么缺少毅力呢？滚吧，放掉自已的血，当然是件可怕的事，但这比坚持到底来得容易些……
要知道，你奉命要活下去，可你打算自杀……你有权自作主张吗？我没有权力，而且我感到这样做是可怕的。我完全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工作，透过时间和空间，我在运行，我不属于自己。找我多么想重过那已消逝的年代的生活，我多么想向萨申卡和沙尼卡呆在一起……然而我知道，我无法忍受缪勒的折磨：他们会征服我或者让我精神失常。怎么办？变成一个目光呆滞、被征服的精神变态者生存吗？失去了记忆和憧憬，只有一些自然的要求，象医生在大脑研究实验室里试验用的动物一样活下去吗？然而叛变更可怕……人们会说，他背叛了祖国……不对，不能把自己同祖国分开，背叛祖国首先是背叛了自己……”
“施季里茨！”维利说，“为什么您没动静？”
“我在集中精力，”施季里茨迅速把刀片塞进口袋，“您在偷看？”
“我听着呢？”
“我一下子不行。”施季里茨笑了一下，“你们不让我坐着或者走动，人总躺着，肾就不大好使。”
维利打开门：“那您站着，我在后边看着您。”
“女秘书可能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她们是我们的人。”
“要是我解大便呢？”
维利忽然皱起眉，两只眼睛变成一条缝：“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张开嘴！”
“我没有毒药，”施季里茨说，“氰化钾一秒钟就要人命。”
“张开嘴！”维利重复了一遍，并动作迅速地向施季里茨下额打了一下，迫使他的嘴启开。“伸出舌头！”
施季里茨顺从地吐出舌头，问：“黄吗？舌苔很多？”
“粉红色，象婴儿的舌头……为什么您提出要求，您并不想解手嘛……回去。”
“随您的便，反正过一小时我还要求。”
“我不会带您来的。一昼夜只能来三次。忍着吧。”
维利带他回房间，施季里茨终于又听到几句话。戈沃罗夫元帅的名字印入的脑海。他没来得急弄明白关于指挥员父亲的全部谈话，因为维利又大声吆喝；
“停止工作！我这儿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他给施季里茨戴上手铐，把左腿铐在沙发床上，然后从放物架上取下一瓶白兰地。
“他大概会拿大口杯子，”施季里茨想道，“小巧玲珑但易碎的白兰地酒杯与他不相配。喂，维利，拿大口杯子吧，出心地干一杯，畜牲……”
但维利拿的正是那只白兰地酒杯。他敲敲杯子下杯底，然后用手捂住，又闻了闻，带着遐想笑了：“有股雅麦卡酒的味儿。”
“对呀，他在领事馆干过。”施季里茨想到，他在这里，独自一人，而不是在招待会上用大口杯喝白兰地……”
不远处传来几声爆炸声。从东方传来的炮声已经听习惯了，但现在炮声近了。施季里茨觉得，他已分辨出机枪的扫射声，不，他心里反驳说，你在用理想代替现实，你不会听到交火的枪声，倘若听到了，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在附近，既使他们在附近，我还是与他们相距十公里，也许二十公里……
“听着，施季里茨，”维利说，“您猜得出您的下场吗？”
“猜得出。”
“您能出多少钱让我帮您从这里逃出去？”
“您办不到。”
“如果办得到呢？您怎么知道我办不到……出多少钱？”
“您说个数儿。”
“十万美元。”
“拿钢笔来。”
“干什么？”
“开张支票。”
“不。”维利说．“我要现金。”
“我身上没有现金。”
“您的钱放在哪里？”
“银行。”
“哪个银行？”
“好多呢，在瑞士有，在巴拉圭也有……”
“在莫斯科呢？也许赤色国家没有银行？”
“为什么……当然有……您不怕奥根听到您的话？”
“他在睡觉。”
“缪勒什么时候来？”
维利耸耸肩。他把细长的酒杯放回去，换了一只大肚杯子，斟满白兰地，象喝茶一样慢慢地喝光。他的喉头贪婪地沿着细细的咽管滑动……
“您考虑一下，施季里茨。”维利打开房门，“交十万美元，我帮您逃走。不过留给您说出‘好吧’这话的时间可不多了。”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锁上。
“他说的是实话，”施季里茨想。他自负地想到他猜出维利肯定会用大口杯子喝酒。“他的确在想方设法搞到十万美元，然后溜之大吉。老鼠要从船上跑掉了。也许必须答应给他这些钱？必须说钱藏在我的秘室，藏在巴贝斯堡的地窖里……为什么不呢？也许你还指望缪勒会向你提出什么建议？也许你在心灵深处仍然对此寄予希望，尽管你不想承认。是的，我显然不敢承认，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他难以预料，好象是赌博的轮盘上绕大圈的小球，谁也不能预料到它会停在哪个数字上……”
“哎，维利！”施季里茨喊道．“维利！”
维利很快走进屋来，似乎刚才他就在门口等待召唤一样。
“那么好吧，”施季里茨说，“假设我同意……”
“没有时间假设，施季里茨，如果同意，就说同意，告诉我地址，我们就走。”
“在巴贝斯堡，我的家里。”
“藏在什么地方？”
“秘室。在汽车库旁的地窖。”
“您画张图。”
“维利。您可真聪明，我画完图，您拿了钱，可我还得呆在这儿。”
“对，您是要呆在这里，我离开。我给您摘去手铐，随便您去什么地方。”
“可在别的房间的人呢？”
“这不是我的事，而是您的事啦。”
“好吧，拿铅笔和纸来。”
维利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小笔记本。他摘掉施季里茨的手拷，说：
“不过要标明南北方向，免得我如果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的话，您说找没好好找。”
施季里茨画出地窖的平面图，标出了秘室的位置。他解释说要在听起来发空的墙壁上轻轻敲打一下，墙皮就会很容易掀开；钱放在金属盒里，共二十三万美元。
维利仔细看了平面图，问道：“灯的开关在哪里？”
“在左边。”
“明白了。”维利叹了口气，“谢谢，施季里茨，不过不走运，俄国人已经突进了巴贝斯堡……”
“什么时候？”
“昨天。”
“那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维利咧开嘴笑了：“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何况我们已经敲遍了您的地窖的墙壁，后来还用探测器检查过——有铁箱子大概会发出响声……”
施手里茨又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在夏洛特堡的小茬，一群身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还有那两辆车。他停住了自己的车，打算掉头。他回忆起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得意洋洋的面孔。他们看着他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他担心碰着那两辆车，可司机却站在一边，不愿帮忙，甚至懒得动一动身子……
“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
“倘若这是他身上固有的呢？”施季里茨想，“倘若他生来就是个坏蛋呢？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有善良或者高尚的品格……或许，一个诚实的政权必须有意识地剔除人身上的野蛮，尽一切努力表现出美好、怜悯、英勇、慷慨……可是，如果希特勒向他们头脑灌输的思想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他们的历史是美好的，音乐是最有才能的，理想是世界唯一所期望的，那么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希特勒培养他们鄙视整个世界，但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自己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甚至同胞们就只会在一边观望；国家自我中心学说总是使国家遭受灾难性毁灭。这一学说使人们对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美好事物产生野蛮的嫉妒。没有比嫉妒更可怕的了，它是道德上的锈斑，它使人从心底与国家分离，它没有正义感，樟脑球也除不掉它的气息……可怜的人，可怜的塔格玛。”施季里茨又想起了那个女人，她很好地谈到了我们的‘壮士歌’……但愿她一切顺利，那她就会明白应当明白的主要东西。她那会儿是从‘声音’想到了‘壮士歌’，依据‘声音’谈论‘壮士歌’。有天赋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在模仿成年人。塔格玛曾经谈起她的教练，如果教练下令，她会从窗户跳出去……‘壮士歌’是一门科学，是历史的范畴？而在历史中容忍误差和小小的疑问就是犯罪。这样就使罗森堡和戈培尔的人篡夺了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们把人民变成听命于暴君意志的愚昧的群体……塔格玛曾经谈到德国和瑞士的民间创作与我们的民间文学之间的共性。”
他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在给他读《儿童教育》这本书的片断。这本书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仅仅保留下来的部分也是令人惊叹的。“听一听吧，如果不能全部接受，那么就接受一半吧。”父亲当时说，“在这段话中你感到他崇高的性格了吗？万能的大公不是在下令……同所有有天赋的人一样，他尽量带有幽默感，他多疑但却善良，他没有企望人们完整地接受他的思想，只是希望部分的……”
“可我怎么对塔格玛说呢？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在这里学会了在与别人谈话时拼命问我已经知道的、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装出对真正感到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就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我一定会成为演员，以等待必要的对白为生。如果说演员都是预先了解了自己的角色，成功地背下了对白，记住了场面设计的话，那么我则是不得不以即兴发挥为主，好象是在乱哄哄的杂技场。在这种地方，人们不能原谅有停顿，他们会吹口哨，起哄，把你赶下台……但我的下场不是被起哄，而是在地下室被处死。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向塔格玛讲述莫诺马赫的故事。历史不能从‘声音’来获取，而是要深入其中，好象洗礼时进入圣洗盘一样。应当一饮而下，好象在沙漠中喝到了水。我会告诉她的……等一等，你告诉她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告诉她，因为你口袋里放着一个锋利的刀片，隔壁还有那些以别人取乐的人。看着别人受折磨，你们会变得这样有力量，你们被一切可能的恐惧沾污了，你们……”
“嗨，希特勒，分队长！”施季里茨听到奥根高喊着。他明白，缪勒来了。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
施季里茨躺在一间按特殊爱好布置的房间里，在杂乱无章的东西中，唯有水晶玻璃器皿与众不同。令人惊叹的高脚酒杯同特大造型艺术品放在一处，容易破碎的白兰地酒杯同笨重的大口啤酒杯挤在一起。投在杯子上的阳光没有闪出柔和的青蓝色光，而是泛出沉稳暗淡的灰色。
施季里茨的双手戴着细细的金属铐，左腿也被这种铐子锁在笨重的沙发床架上。
“如果我拖着这玩意儿跑，一定很可笑，”施季里茨想，“一定会成为卓别林的素材，上帝保佑……”
他不时倾听远处传来的炮声，但愿他们快点赶到。我要在这里死去，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伙计们，我亲爱的人们，努力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苦苦地盼望过你们……我全力以赴争取坚持到这一时刻，也许我还能干得更多些，然而你们无权责备我，我象所有人一样被拖着走——生活这样匆忙，迫使我们控制目己，我们在做生活冷漠而漫不经心地引导我们做的事情，尽管没有书面指示。节奏，节奏在经常减弱。我只好在不得已做的事情中挣扎，如果我有可能去做我真正想做的重要事情……
奥根走进来，坐在他旁边，问道：“想左侧身躺着吗？”
“我就是这么躺着呢。”施季里茨回答。
“哦，对。”奥根笑了笑．“我看别人时总是弄错……给您换个方向吧？不累吗？”
“好吧，不过最好能坐会儿。”
“不行。医生吩咐我让您躺着，如果莫斯科不做答复，他会来对付您。”
“行啦。”施季里茨说，“那就躺着吧。”
“想抽烟吗？”
“很想。”
“我很同情，但同样禁止您抽烟。”
“那为什么要问？”
“感兴趣。我想知道您现在的感觉。”
“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吗，奥根？”
“意大利先进力量从事的民族运动……”
“世界上有些人弄不清楚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义、喀古尔分子……”
“那是因为他们缺少教育。难道可以在法国喀古尔分子和雅利安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
“可以，奥根，可以的。我来告诉您，我在德国怎样理解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愿意听吗？”
奥根点起一支烟，回答：“为什么不呢，当然喽，讲吧。”
“那是在—九三二年，在希特勒当总理之前，我来到夏洛登堡。那里街道很窄，应当拐弯了……在一个酒馆门前停着两辆车，一群穿着褐色制服的人围在车旁，他们在讨论戈培尔的讲话，大声笑着、争吵着，看来是地道的冲锋队队员。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司机，请把车向前开一点，给我让些地方。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司机。我鼓捣了五分钟，好把我的车调过头来。最后我成功了。这一段时间那些冲锋队队员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学会通过障碍地带的本事的。当我从车里走下来时，那些嘲笑我的人中有两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坐进那两辆挡路的车，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以别人的痛苦，甚至仅仅是别人的不便为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于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
奥根握紧拳头，骨骼粗大、长着似乎透明的软毛的手指喀吧响了一下，他难过地叹了口气：
“分队长禁止我像您应该得到的那样对付您，施季里茨，否则我会让您看看，在遇到俄国虚无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时，什么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接着，奥根弯下身，凑近施季里茨，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就这样吧……分队长没有禁止我这么做，我没有得到命令……”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向施季里茨喊道：“过一阵我彻底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虚无主义，我会解释的，施季里茨。”
伊萨耶夫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沃罗夫斯基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像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俄国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上帝啊……”)：伊萨耶夫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在希特勒德国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帝国，不是元首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捷尔任斯基、加德洛夫、阿尔图佐夫、特利福诺夫、安东诺夫——奥夫先科、缅仁斯基、布柳赫尔、波斯雷绍夫、雷宾科、沃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金斯基、卡拉汉、里特维诺夫，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忆起这一切是由于奥根谈到了虚无主义。”施季里茨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德国，但又置身于德国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德国；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德国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上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肉体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肉体，而是生命……对，马克西姆，”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维利！”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维利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柏林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施季里茨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施季里茨清楚地辨别出缪勒那个处的突击队队长盖什卡的声音。
“即然法国前部长雷诺现在像所谓纳粹主义的受难者一样被荣耀所包围，”盖什卡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语调中加进了他自己对此的态度，“那就应当考虑拉拢与他关系很密切的女秘书马特琳•库佐。她不仅能提供关于被捕的部长亲属的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会采取一些行动。可见我们今后有必要接近她，迫使……”
“小点儿声！”维利喊道，“我带着犯人！停止工作！”
“您认为我能跑掉吗？”施季里茨问，“您担心我向法国人揭露你们的秘密？”
“您跑不掉……可要是分队长放掉您……”
“您想他会放吗？”
“只要您的中心有了回音，他会放的。”
“那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
“因为还没回音——一旦有了回音，您也不用跑了，俄国人会杀掉已经为我们工作的人……您会象丧家之犬，在新主人腿前摇首摆尾。”
施季里茨进了厕所，背倚在门上，迅速撕开衣衬，取出藏在里边的刀片，握在手里，他感到了金属的弹性。他心中问，“怎么，马克西姆，到时候啦？据说只用五分钟全身的血就会流光，头里嗡嗡响，接着感到一种无声的虚弱，随后无论是缪勒、奥根、维利，还是在悄然无声的房间里的所有坏蛋都不存在了，尽管他们末日已到，他们还打算干卑鄙的勾当，为今后网罗一批叛徒……或者说是一批软骨头，这些人从没有表现出精神上的坚定性……你为什么缺少毅力呢？滚吧，放掉自已的血，当然是件可怕的事，但这比坚持到底来得容易些……
要知道，你奉命要活下去，可你打算自杀……你有权自作主张吗？我没有权力，而且我感到这样做是可怕的。我完全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工作，透过时间和空间，我在运行，我不属于自己。找我多么想重过那已消逝的年代的生活，我多么想向萨申卡和沙尼卡呆在一起……然而我知道，我无法忍受缪勒的折磨：他们会征服我或者让我精神失常。怎么办？变成一个目光呆滞、被征服的精神变态者生存吗？失去了记忆和憧憬，只有一些自然的要求，象医生在大脑研究实验室里试验用的动物一样活下去吗？然而叛变更可怕……人们会说，他背叛了祖国……不对，不能把自己同祖国分开，背叛祖国首先是背叛了自己……”
“施季里茨！”维利说，“为什么您没动静？”
“我在集中精力，”施季里茨迅速把刀片塞进口袋，“您在偷看？”
“我听着呢？”
“我一下子不行。”施季里茨笑了一下，“你们不让我坐着或者走动，人总躺着，肾就不大好使。”
维利打开门：“那您站着，我在后边看着您。”
“女秘书可能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她们是我们的人。”
“要是我解大便呢？”
维利忽然皱起眉，两只眼睛变成一条缝：“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张开嘴！”
“我没有毒药，”施季里茨说，“氰化钾一秒钟就要人命。”
“张开嘴！”维利重复了一遍，并动作迅速地向施季里茨下额打了一下，迫使他的嘴启开。“伸出舌头！”
施季里茨顺从地吐出舌头，问：“黄吗？舌苔很多？”
“粉红色，象婴儿的舌头……为什么您提出要求，您并不想解手嘛……回去。”
“随您的便，反正过一小时我还要求。”
“我不会带您来的。一昼夜只能来三次。忍着吧。”
维利带他回房间，施季里茨终于又听到几句话。戈沃罗夫元帅的名字印入的脑海。他没来得急弄明白关于指挥员父亲的全部谈话，因为维利又大声吆喝；
“停止工作！我这儿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他给施季里茨戴上手铐，把左腿铐在沙发床上，然后从放物架上取下一瓶白兰地。
“他大概会拿大口杯子，”施季里茨想道，“小巧玲珑但易碎的白兰地酒杯与他不相配。喂，维利，拿大口杯子吧，出心地干一杯，畜牲……”
但维利拿的正是那只白兰地酒杯。他敲敲杯子下杯底，然后用手捂住，又闻了闻，带着遐想笑了：“有股雅麦卡酒的味儿。”
“对呀，他在领事馆干过。”施季里茨想到，他在这里，独自一人，而不是在招待会上用大口杯喝白兰地……”
不远处传来几声爆炸声。从东方传来的炮声已经听习惯了，但现在炮声近了。施季里茨觉得，他已分辨出机枪的扫射声，不，他心里反驳说，你在用理想代替现实，你不会听到交火的枪声，倘若听到了，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在附近，既使他们在附近，我还是与他们相距十公里，也许二十公里……
“听着，施季里茨，”维利说，“您猜得出您的下场吗？”
“猜得出。”
“您能出多少钱让我帮您从这里逃出去？”
“您办不到。”
“如果办得到呢？您怎么知道我办不到……出多少钱？”
“您说个数儿。”
“十万美元。”
“拿钢笔来。”
“干什么？”
“开张支票。”
“不。”维利说．“我要现金。”
“我身上没有现金。”
“您的钱放在哪里？”
“银行。”
“哪个银行？”
“好多呢，在瑞士有，在巴拉圭也有……”
“在莫斯科呢？也许赤色国家没有银行？”
“为什么……当然有……您不怕奥根听到您的话？”
“他在睡觉。”
“缪勒什么时候来？”
维利耸耸肩。他把细长的酒杯放回去，换了一只大肚杯子，斟满白兰地，象喝茶一样慢慢地喝光。他的喉头贪婪地沿着细细的咽管滑动……
“您考虑一下，施季里茨。”维利打开房门，“交十万美元，我帮您逃走。不过留给您说出‘好吧’这话的时间可不多了。”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锁上。
“他说的是实话，”施季里茨想。他自负地想到他猜出维利肯定会用大口杯子喝酒。“他的确在想方设法搞到十万美元，然后溜之大吉。老鼠要从船上跑掉了。也许必须答应给他这些钱？必须说钱藏在我的秘室，藏在巴贝斯堡的地窖里……为什么不呢？也许你还指望缪勒会向你提出什么建议？也许你在心灵深处仍然对此寄予希望，尽管你不想承认。是的，我显然不敢承认，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他难以预料，好象是赌博的轮盘上绕大圈的小球，谁也不能预料到它会停在哪个数字上……”
“哎，维利！”施季里茨喊道．“维利！”
维利很快走进屋来，似乎刚才他就在门口等待召唤一样。
“那么好吧，”施季里茨说，“假设我同意……”
“没有时间假设，施季里茨，如果同意，就说同意，告诉我地址，我们就走。”
“在巴贝斯堡，我的家里。”
“藏在什么地方？”
“秘室。在汽车库旁的地窖。”
“您画张图。”
“维利。您可真聪明，我画完图，您拿了钱，可我还得呆在这儿。”
“对，您是要呆在这里，我离开。我给您摘去手铐，随便您去什么地方。”
“可在别的房间的人呢？”
“这不是我的事，而是您的事啦。”
“好吧，拿铅笔和纸来。”
维利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小笔记本。他摘掉施季里茨的手拷，说：
“不过要标明南北方向，免得我如果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的话，您说找没好好找。”
施季里茨画出地窖的平面图，标出了秘室的位置。他解释说要在听起来发空的墙壁上轻轻敲打一下，墙皮就会很容易掀开；钱放在金属盒里，共二十三万美元。
维利仔细看了平面图，问道：“灯的开关在哪里？”
“在左边。”
“明白了。”维利叹了口气，“谢谢，施季里茨，不过不走运，俄国人已经突进了巴贝斯堡……”
“什么时候？”
“昨天。”
“那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维利咧开嘴笑了：“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何况我们已经敲遍了您的地窖的墙壁，后来还用探测器检查过——有铁箱子大概会发出响声……”
施手里茨又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在夏洛特堡的小茬，一群身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还有那两辆车。他停住了自己的车，打算掉头。他回忆起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得意洋洋的面孔。他们看着他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他担心碰着那两辆车，可司机却站在一边，不愿帮忙，甚至懒得动一动身子……
“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
“倘若这是他身上固有的呢？”施季里茨想，“倘若他生来就是个坏蛋呢？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有善良或者高尚的品格……或许，一个诚实的政权必须有意识地剔除人身上的野蛮，尽一切努力表现出美好、怜悯、英勇、慷慨……可是，如果希特勒向他们头脑灌输的思想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他们的历史是美好的，音乐是最有才能的，理想是世界唯一所期望的，那么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希特勒培养他们鄙视整个世界，但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自己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甚至同胞们就只会在一边观望；国家自我中心学说总是使国家遭受灾难性毁灭。这一学说使人们对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美好事物产生野蛮的嫉妒。没有比嫉妒更可怕的了，它是道德上的锈斑，它使人从心底与国家分离，它没有正义感，樟脑球也除不掉它的气息……可怜的人，可怜的塔格玛。”施季里茨又想起了那个女人，她很好地谈到了我们的‘壮士歌’……但愿她一切顺利，那她就会明白应当明白的主要东西。她那会儿是从‘声音’想到了‘壮士歌’，依据‘声音’谈论‘壮士歌’。有天赋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在模仿成年人。塔格玛曾经谈起她的教练，如果教练下令，她会从窗户跳出去……‘壮士歌’是一门科学，是历史的范畴？而在历史中容忍误差和小小的疑问就是犯罪。这样就使罗森堡和戈培尔的人篡夺了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们把人民变成听命于暴君意志的愚昧的群体……塔格玛曾经谈到德国和瑞士的民间创作与我们的民间文学之间的共性。”
他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在给他读《儿童教育》这本书的片断。这本书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仅仅保留下来的部分也是令人惊叹的。“听一听吧，如果不能全部接受，那么就接受一半吧。”父亲当时说，“在这段话中你感到他崇高的性格了吗？万能的大公不是在下令……同所有有天赋的人一样，他尽量带有幽默感，他多疑但却善良，他没有企望人们完整地接受他的思想，只是希望部分的……”
“可我怎么对塔格玛说呢？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在这里学会了在与别人谈话时拼命问我已经知道的、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装出对真正感到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就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我一定会成为演员，以等待必要的对白为生。如果说演员都是预先了解了自己的角色，成功地背下了对白，记住了场面设计的话，那么我则是不得不以即兴发挥为主，好象是在乱哄哄的杂技场。在这种地方，人们不能原谅有停顿，他们会吹口哨，起哄，把你赶下台……但我的下场不是被起哄，而是在地下室被处死。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向塔格玛讲述莫诺马赫的故事。历史不能从‘声音’来获取，而是要深入其中，好象洗礼时进入圣洗盘一样。应当一饮而下，好象在沙漠中喝到了水。我会告诉她的……等一等，你告诉她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告诉她，因为你口袋里放着一个锋利的刀片，隔壁还有那些以别人取乐的人。看着别人受折磨，你们会变得这样有力量，你们被一切可能的恐惧沾污了，你们……”
“嗨，希特勒，分队长！”施季里茨听到奥根高喊着。他明白，缪勒来了。
第三十五章 罐子中的蜘蛛——(一)
军事情报局在大本营的代表布格道夫在得知鲍曼已离开元首之后，找到副官约霍梅耶尔，请他报告元首，抽出五分钟进行一次紧急而且极其重要的谈话。
布格道夫知道，最早接到戈林电报的不是希特勒。报务员们好象猜到要来这封电报，好象帝国部长的助手山德尔事先通知过他们，电报来了就立即先交给他。一分钟后此人就到了鲍曼那里。军事情报局在暗堡中也进行着自己的系统的工作。盖伦将军临行前做了相应的指示，他前往“南方”的山区，是为了训练自己的骨干，准备在“奥得河之战胜利结束后的工作”。
布格道夫把所有送到他办公室的情报做了比较。他断定，恰恰是鲍曼在阻止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恰恰是鲍曼对戈培尔这个愚蠢的幻想家、已经受到损害的病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只有在柏林才能够找到战争的出路。戈培尔是唯一真正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疯狂思想的官员，鲍曼在利用这一点。他巧妙地按动琴键，让它发出他所需要的声音。他象以往一样躲在暗处，而戈培尔在明处撒谎，他在勾画出一幅幅胜利的图画，预言出现奇迹，元首就入迷地听着，脸上还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但合上双眼时，脸色又象以前一样呆板。
布格道夫的确竭力想搞清鲍曼的逻辑。他做过努力，但是毫无结果。他了解鲍曼那神秘的愉快乐观，了解他体格健壮、具有农民式的麻利、摆脱了道德规范的充分自由、谨慎的瞒天过海的贪婪。所有这些品质集中在一起使布格道夫这个有经验的间谍、天生的显贵、老于世故的人无法想象鲍曼会象希特勒—样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最大的可能是鲍曼逃之夭夭，甚至比他这位军事将领更有可能。他知道，鲍曼在帝国全境设立的秘点有七百四十余个，而在柏林起码有三百个。布格道夫从大本营的一个报务员那里得知，有一个网连着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社党的秘密机构的人和一批与缪勒有联系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在这张网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个链条不是为了鲍曼本人又是为谁设立的呢？普通的逻辑预先证明了下列问题；何时这一链条可以进行工作？只能在希特勒消失之后。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何处发生？在柏林这儿。如果希特勒被拖到坚不可摧的阿尔卑斯山堡垒，战争还将会持续一个月、两个月，而本质上各不相同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这种状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要投降，也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把权力移交给在德国本土上的军队和那些现在准备立即把柏林拱手让给英美的力量；还可以把帝国武装力量的精锐部队收缩到阿尔卑斯山堡垒，现在那里除了警卫营，党卫军的人连影子都没有。难怪军方请求希特勒把最忠于他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和“骷髅”师投入前线，这个计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阿尔卑斯山堡垒，希特勒将会满足军方的意愿，或者是军方采取自己的行动，完成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没有成功的事情。当时施陶芬贝格上校的炸弹奇迹般地没有伤及这个独裁者。别的人会干成这件事的，这种人太多了，只要能把希特勒从这里骗走，只要他失去了鲍曼和盖世太保的令人窒息的监视……
希特勒立即接见布格道夫。他询问布格道夫的身体状况；“您的脸有些浮肿，也许应该让我的医生给您看一下。”他问起战场的消息，满意地听到了回答。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继续，而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然后他又扯到能保证布格道夫性命的重要事情。倘若布格道夫现在要战胜鲍曼，就得让希特勒相信他的正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军队冷酷的逻辑和隶属关系上的法规，希特勒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士，内心中已经对此服服贴贴。
“我的元首，”布格道夫说，他强调他的报告不大吸引人，“我刚刚获悉您解除帝国元帅戈林职务的真正原因。我不去探究此事的政治实质，但是空军没有总司令，我不能不感到忧虑。在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这将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天空上缺少白己的统帅，飞行员们无法战斗。”布格道夫知道，如果他停顿短短的一会儿，改变一下讲话的方式和节奏，加快速度，或者相反减慢速度，希特勒都会打断他的话，鲍曼就会来了——现在元首不让鲍曼离开自己超过半小时，那么他布格道夫就无法行动了。“因此，我请求您签署命令，任命驻守慕尼黑的第六航空兵司令里德尔•冯•格莱姆为空军司令。”
“鲍曼在哪里？”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我们等一等鲍曼吧。”
“帝国部长已经躺下休息了，元首。”布格道夫壮着胆撤了个慌，“在您还未签署命令和同鲍曼协商之前，我请求您允许我电告慕尼黑的冯•格莱姆火速来柏林。他是王牌飞行员，可以把飞机降落在街道上。有几个军用机场还在我们手中。我让他携汉娜•莱契同行。”布格道夫暂时止住话头，他知道，这个杰出的女飞行员、真正的飞行大师曾受到希特助的青睐。布格道夫强调自己对她的好感，接着反复说了几遍：“产生出这样的女性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是的，是的。”希特勒疲倦地说，“让他飞来汇报吧。在我同鲍曼和希姆莱就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在这里亲自通知他的空军司令的任命……”
布格道夫来到无线电电台，发电报命令格莱姆和汉娜立即飞到柏林。
二十分钟后鲍曼得知此事。
四十七分钟后，他向慕尼黑发电报，指示格莱姆在动身前不仅要准备出有关空军状况的全部材料，而且需拟出改组帝国空军的工作方案。鲍曼精于此道，他准确地算计出了这个打击办法。他明白，准备报告要花去两三天时间，到那时格莱姆无论如何也无法驾机在柏林降落。
此后，鲍曼顺便来找布格道夫，他说：
“将军，我感谢您向元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找不到比格莱姆更好的人选。我请冯•格莱姆准备出详细的报告，一个新的司令必须要有充分准备。我想近日内我们会在元首的办公室欢迎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但是到那时他无法着陆了。”布格道夫忍不住说，“为什么要演这场戏，帝国部长？”
鲍曼微微一笑：“您累了，将军，喝杯伏特加吧。如果愿意的话，我请您喝我的酒，他们从伯希特斯加登给我捎来一箱。然后您躺下睡一觉，到元首那里开会之前，您还有时间休息。”
布格道夫询问慕尼黑，格莱姆的报告什么时候能准备好。立即收到了答复，好象预先做了准备：
“各个部门正在工作，在两昼夜内一切材料将用专用机器打印。另外，格莱姆不久前负了伤，感到不适，医生们正尽一切努力以使将军痊愈。”
布格道夫看看表，离去希特勒那里开会还有五分钟。他感到浑身沉甸甸的。他走道房间之间的过道。长桌前坐着元首私人卫队的党卫军军官，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些酒瓶。
布格道夫来到会客厅，那里悬挂着意大利大师的古老作品。鲍曼说过，这些作品只占在林茨的阿道夫•希特勒博物馆的藏品的十万分之一。
在粉刷成灰色的监狱一样的凹凸不平的培壁的衬托下，画面上的老人和衣着华丽的美女的面容看上去有些可怕，好象是古董商人在赌钱。由于投在画面上的光线不均匀，产生了一些光斑，尽管有些昏暗，但还是可以在画的表面看见一些象老妪脸上的皱纹一样的细细裂纹。
副官根舍遇到布格道夫，说元首请大家原谅，他迟到一会儿，他刚刚吃过早餐，请再等侯五分钟。
克莱勃斯走进来，默默地同布格道夫握了握手。
“我们头顶上还没有俄国坦克吧？”布格道夫阴沉着脸开了个玩笑。
失去幽默感的克莱勃斯答道：“尚未收到此类情报。”
希特勒在鲍曼和戈培尔陪伴下走了进来。他摇晃地很厉害，左边半个身了抖个不停。
希特勒同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默默握手，然后请大家在会议厅入座。布格道夫盯着戈培尔。戈培尔的眼睛闪动着恐惧的光，象羊皮一样布满皱纹的皮肤使面孔收缩，俨然是一副面具。
希特勒问有什么消息能让在座的人高兴，参谋长副官波特回答说：“罗科索夫斯基的坦克在施泰基恩地区以东推进了五十公里，并在整个北部战场展开进攻，逐步向柏林方向汇集。”
希将勒转向克莱勃斯，缓慢地、口齿清楚地说：“既然奥得河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那么俄国人战胜了第三坦克集团军群就证明德国军事指挥员完全不称职！”
“我的元首，”克莱勃斯答道，“对付罗科索夫斯基坦克的是——群操步枪的老头……”
“废话！”希特勒忽地打断他的话，“这是胡说八道，不值一提！明晚以前必须恢复柏林与北方的联系，必须打破俄国人的包围，必须稳定战线！”
到报务室去了几分钟的布格道夫带回一个消息，希特勒的宠儿、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施坦纳的进攻全面受挫。
“党卫军这些蠢货不会给我帮忙的！”希特勒浑身抖得更加厉害，他勉强站住。 “我要撤掉他！”
希特勒回过身，慢腾腾走到会议厅出口。
布格道夫从后面理着他，轻声说：“帝国部长，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俄国人开始轰击用佩霍大机场。我不相信现在那里可以降落飞机，哪怕是最小的飞机。”
希特勒在门口站住，缓缓转道身，一清二楚地说：“汉娜•莱契可以把飞机降落在小巷里。”
军事情报局在大本营的代表布格道夫在得知鲍曼已离开元首之后，找到副官约霍梅耶尔，请他报告元首，抽出五分钟进行一次紧急而且极其重要的谈话。
布格道夫知道，最早接到戈林电报的不是希特勒。报务员们好象猜到要来这封电报，好象帝国部长的助手山德尔事先通知过他们，电报来了就立即先交给他。一分钟后此人就到了鲍曼那里。军事情报局在暗堡中也进行着自己的系统的工作。盖伦将军临行前做了相应的指示，他前往“南方”的山区，是为了训练自己的骨干，准备在“奥得河之战胜利结束后的工作”。
布格道夫把所有送到他办公室的情报做了比较。他断定，恰恰是鲍曼在阻止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恰恰是鲍曼对戈培尔这个愚蠢的幻想家、已经受到损害的病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只有在柏林才能够找到战争的出路。戈培尔是唯一真正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疯狂思想的官员，鲍曼在利用这一点。他巧妙地按动琴键，让它发出他所需要的声音。他象以往一样躲在暗处，而戈培尔在明处撒谎，他在勾画出一幅幅胜利的图画，预言出现奇迹，元首就入迷地听着，脸上还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但合上双眼时，脸色又象以前一样呆板。
布格道夫的确竭力想搞清鲍曼的逻辑。他做过努力，但是毫无结果。他了解鲍曼那神秘的愉快乐观，了解他体格健壮、具有农民式的麻利、摆脱了道德规范的充分自由、谨慎的瞒天过海的贪婪。所有这些品质集中在一起使布格道夫这个有经验的间谍、天生的显贵、老于世故的人无法想象鲍曼会象希特勒—样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最大的可能是鲍曼逃之夭夭，甚至比他这位军事将领更有可能。他知道，鲍曼在帝国全境设立的秘点有七百四十余个，而在柏林起码有三百个。布格道夫从大本营的一个报务员那里得知，有一个网连着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社党的秘密机构的人和一批与缪勒有联系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在这张网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个链条不是为了鲍曼本人又是为谁设立的呢？普通的逻辑预先证明了下列问题；何时这一链条可以进行工作？只能在希特勒消失之后。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何处发生？在柏林这儿。如果希特勒被拖到坚不可摧的阿尔卑斯山堡垒，战争还将会持续一个月、两个月，而本质上各不相同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这种状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要投降，也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把权力移交给在德国本土上的军队和那些现在准备立即把柏林拱手让给英美的力量；还可以把帝国武装力量的精锐部队收缩到阿尔卑斯山堡垒，现在那里除了警卫营，党卫军的人连影子都没有。难怪军方请求希特勒把最忠于他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和“骷髅”师投入前线，这个计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阿尔卑斯山堡垒，希特勒将会满足军方的意愿，或者是军方采取自己的行动，完成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没有成功的事情。当时施陶芬贝格上校的炸弹奇迹般地没有伤及这个独裁者。别的人会干成这件事的，这种人太多了，只要能把希特勒从这里骗走，只要他失去了鲍曼和盖世太保的令人窒息的监视……
希特勒立即接见布格道夫。他询问布格道夫的身体状况；“您的脸有些浮肿，也许应该让我的医生给您看一下。”他问起战场的消息，满意地听到了回答。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继续，而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然后他又扯到能保证布格道夫性命的重要事情。倘若布格道夫现在要战胜鲍曼，就得让希特勒相信他的正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军队冷酷的逻辑和隶属关系上的法规，希特勒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士，内心中已经对此服服贴贴。
“我的元首，”布格道夫说，他强调他的报告不大吸引人，“我刚刚获悉您解除帝国元帅戈林职务的真正原因。我不去探究此事的政治实质，但是空军没有总司令，我不能不感到忧虑。在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这将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天空上缺少白己的统帅，飞行员们无法战斗。”布格道夫知道，如果他停顿短短的一会儿，改变一下讲话的方式和节奏，加快速度，或者相反减慢速度，希特勒都会打断他的话，鲍曼就会来了——现在元首不让鲍曼离开自己超过半小时，那么他布格道夫就无法行动了。“因此，我请求您签署命令，任命驻守慕尼黑的第六航空兵司令里德尔•冯•格莱姆为空军司令。”
“鲍曼在哪里？”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我们等一等鲍曼吧。”
“帝国部长已经躺下休息了，元首。”布格道夫壮着胆撤了个慌，“在您还未签署命令和同鲍曼协商之前，我请求您允许我电告慕尼黑的冯•格莱姆火速来柏林。他是王牌飞行员，可以把飞机降落在街道上。有几个军用机场还在我们手中。我让他携汉娜•莱契同行。”布格道夫暂时止住话头，他知道，这个杰出的女飞行员、真正的飞行大师曾受到希特助的青睐。布格道夫强调自己对她的好感，接着反复说了几遍：“产生出这样的女性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是的，是的。”希特勒疲倦地说，“让他飞来汇报吧。在我同鲍曼和希姆莱就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在这里亲自通知他的空军司令的任命……”
布格道夫来到无线电电台，发电报命令格莱姆和汉娜立即飞到柏林。
二十分钟后鲍曼得知此事。
四十七分钟后，他向慕尼黑发电报，指示格莱姆在动身前不仅要准备出有关空军状况的全部材料，而且需拟出改组帝国空军的工作方案。鲍曼精于此道，他准确地算计出了这个打击办法。他明白，准备报告要花去两三天时间，到那时格莱姆无论如何也无法驾机在柏林降落。
此后，鲍曼顺便来找布格道夫，他说：
“将军，我感谢您向元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找不到比格莱姆更好的人选。我请冯•格莱姆准备出详细的报告，一个新的司令必须要有充分准备。我想近日内我们会在元首的办公室欢迎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但是到那时他无法着陆了。”布格道夫忍不住说，“为什么要演这场戏，帝国部长？”
鲍曼微微一笑：“您累了，将军，喝杯伏特加吧。如果愿意的话，我请您喝我的酒，他们从伯希特斯加登给我捎来一箱。然后您躺下睡一觉，到元首那里开会之前，您还有时间休息。”
布格道夫询问慕尼黑，格莱姆的报告什么时候能准备好。立即收到了答复，好象预先做了准备：
“各个部门正在工作，在两昼夜内一切材料将用专用机器打印。另外，格莱姆不久前负了伤，感到不适，医生们正尽一切努力以使将军痊愈。”
布格道夫看看表，离去希特勒那里开会还有五分钟。他感到浑身沉甸甸的。他走道房间之间的过道。长桌前坐着元首私人卫队的党卫军军官，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些酒瓶。
布格道夫来到会客厅，那里悬挂着意大利大师的古老作品。鲍曼说过，这些作品只占在林茨的阿道夫•希特勒博物馆的藏品的十万分之一。
在粉刷成灰色的监狱一样的凹凸不平的培壁的衬托下，画面上的老人和衣着华丽的美女的面容看上去有些可怕，好象是古董商人在赌钱。由于投在画面上的光线不均匀，产生了一些光斑，尽管有些昏暗，但还是可以在画的表面看见一些象老妪脸上的皱纹一样的细细裂纹。
副官根舍遇到布格道夫，说元首请大家原谅，他迟到一会儿，他刚刚吃过早餐，请再等侯五分钟。
克莱勃斯走进来，默默地同布格道夫握了握手。
“我们头顶上还没有俄国坦克吧？”布格道夫阴沉着脸开了个玩笑。
失去幽默感的克莱勃斯答道：“尚未收到此类情报。”
希特勒在鲍曼和戈培尔陪伴下走了进来。他摇晃地很厉害，左边半个身了抖个不停。
希特勒同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默默握手，然后请大家在会议厅入座。布格道夫盯着戈培尔。戈培尔的眼睛闪动着恐惧的光，象羊皮一样布满皱纹的皮肤使面孔收缩，俨然是一副面具。
希特勒问有什么消息能让在座的人高兴，参谋长副官波特回答说：“罗科索夫斯基的坦克在施泰基恩地区以东推进了五十公里，并在整个北部战场展开进攻，逐步向柏林方向汇集。”
希将勒转向克莱勃斯，缓慢地、口齿清楚地说：“既然奥得河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那么俄国人战胜了第三坦克集团军群就证明德国军事指挥员完全不称职！”
“我的元首，”克莱勃斯答道，“对付罗科索夫斯基坦克的是——群操步枪的老头……”
“废话！”希特勒忽地打断他的话，“这是胡说八道，不值一提！明晚以前必须恢复柏林与北方的联系，必须打破俄国人的包围，必须稳定战线！”
到报务室去了几分钟的布格道夫带回一个消息，希特勒的宠儿、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施坦纳的进攻全面受挫。
“党卫军这些蠢货不会给我帮忙的！”希特勒浑身抖得更加厉害，他勉强站住。 “我要撤掉他！”
希特勒回过身，慢腾腾走到会议厅出口。
布格道夫从后面理着他，轻声说：“帝国部长，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俄国人开始轰击用佩霍大机场。我不相信现在那里可以降落飞机，哪怕是最小的飞机。”
希特勒在门口站住，缓缓转道身，一清二楚地说：“汉娜•莱契可以把飞机降落在小巷里。”
第三十五章 罐子中的蜘蛛——(一)
军事情报局在大本营的代表布格道夫在得知鲍曼已离开元首之后，找到副官约霍梅耶尔，请他报告元首，抽出五分钟进行一次紧急而且极其重要的谈话。
布格道夫知道，最早接到戈林电报的不是希特勒。报务员们好象猜到要来这封电报，好象帝国部长的助手山德尔事先通知过他们，电报来了就立即先交给他。一分钟后此人就到了鲍曼那里。军事情报局在暗堡中也进行着自己的系统的工作。盖伦将军临行前做了相应的指示，他前往“南方”的山区，是为了训练自己的骨干，准备在“奥得河之战胜利结束后的工作”。
布格道夫把所有送到他办公室的情报做了比较。他断定，恰恰是鲍曼在阻止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恰恰是鲍曼对戈培尔这个愚蠢的幻想家、已经受到损害的病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只有在柏林才能够找到战争的出路。戈培尔是唯一真正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疯狂思想的官员，鲍曼在利用这一点。他巧妙地按动琴键，让它发出他所需要的声音。他象以往一样躲在暗处，而戈培尔在明处撒谎，他在勾画出一幅幅胜利的图画，预言出现奇迹，元首就入迷地听着，脸上还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但合上双眼时，脸色又象以前一样呆板。
布格道夫的确竭力想搞清鲍曼的逻辑。他做过努力，但是毫无结果。他了解鲍曼那神秘的愉快乐观，了解他体格健壮、具有农民式的麻利、摆脱了道德规范的充分自由、谨慎的瞒天过海的贪婪。所有这些品质集中在一起使布格道夫这个有经验的间谍、天生的显贵、老于世故的人无法想象鲍曼会象希特勒—样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最大的可能是鲍曼逃之夭夭，甚至比他这位军事将领更有可能。他知道，鲍曼在帝国全境设立的秘点有七百四十余个，而在柏林起码有三百个。布格道夫从大本营的一个报务员那里得知，有一个网连着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社党的秘密机构的人和一批与缪勒有联系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在这张网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个链条不是为了鲍曼本人又是为谁设立的呢？普通的逻辑预先证明了下列问题；何时这一链条可以进行工作？只能在希特勒消失之后。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何处发生？在柏林这儿。如果希特勒被拖到坚不可摧的阿尔卑斯山堡垒，战争还将会持续一个月、两个月，而本质上各不相同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这种状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要投降，也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把权力移交给在德国本土上的军队和那些现在准备立即把柏林拱手让给英美的力量；还可以把帝国武装力量的精锐部队收缩到阿尔卑斯山堡垒，现在那里除了警卫营，党卫军的人连影子都没有。难怪军方请求希特勒把最忠于他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和“骷髅”师投入前线，这个计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阿尔卑斯山堡垒，希特勒将会满足军方的意愿，或者是军方采取自己的行动，完成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没有成功的事情。当时施陶芬贝格上校的炸弹奇迹般地没有伤及这个独裁者。别的人会干成这件事的，这种人太多了，只要能把希特勒从这里骗走，只要他失去了鲍曼和盖世太保的令人窒息的监视……
希特勒立即接见布格道夫。他询问布格道夫的身体状况；“您的脸有些浮肿，也许应该让我的医生给您看一下。”他问起战场的消息，满意地听到了回答。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继续，而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然后他又扯到能保证布格道夫性命的重要事情。倘若布格道夫现在要战胜鲍曼，就得让希特勒相信他的正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军队冷酷的逻辑和隶属关系上的法规，希特勒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士，内心中已经对此服服贴贴。
“我的元首，”布格道夫说，他强调他的报告不大吸引人，“我刚刚获悉您解除帝国元帅戈林职务的真正原因。我不去探究此事的政治实质，但是空军没有总司令，我不能不感到忧虑。在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这将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天空上缺少白己的统帅，飞行员们无法战斗。”布格道夫知道，如果他停顿短短的一会儿，改变一下讲话的方式和节奏，加快速度，或者相反减慢速度，希特勒都会打断他的话，鲍曼就会来了——现在元首不让鲍曼离开自己超过半小时，那么他布格道夫就无法行动了。“因此，我请求您签署命令，任命驻守慕尼黑的第六航空兵司令里德尔•冯•格莱姆为空军司令。”
“鲍曼在哪里？”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我们等一等鲍曼吧。”
“帝国部长已经躺下休息了，元首。”布格道夫壮着胆撤了个慌，“在您还未签署命令和同鲍曼协商之前，我请求您允许我电告慕尼黑的冯•格莱姆火速来柏林。他是王牌飞行员，可以把飞机降落在街道上。有几个军用机场还在我们手中。我让他携汉娜•莱契同行。”布格道夫暂时止住话头，他知道，这个杰出的女飞行员、真正的飞行大师曾受到希特助的青睐。布格道夫强调自己对她的好感，接着反复说了几遍：“产生出这样的女性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是的，是的。”希特勒疲倦地说，“让他飞来汇报吧。在我同鲍曼和希姆莱就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在这里亲自通知他的空军司令的任命……”
布格道夫来到无线电电台，发电报命令格莱姆和汉娜立即飞到柏林。
二十分钟后鲍曼得知此事。
四十七分钟后，他向慕尼黑发电报，指示格莱姆在动身前不仅要准备出有关空军状况的全部材料，而且需拟出改组帝国空军的工作方案。鲍曼精于此道，他准确地算计出了这个打击办法。他明白，准备报告要花去两三天时间，到那时格莱姆无论如何也无法驾机在柏林降落。
此后，鲍曼顺便来找布格道夫，他说：
“将军，我感谢您向元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找不到比格莱姆更好的人选。我请冯•格莱姆准备出详细的报告，一个新的司令必须要有充分准备。我想近日内我们会在元首的办公室欢迎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但是到那时他无法着陆了。”布格道夫忍不住说，“为什么要演这场戏，帝国部长？”
鲍曼微微一笑：“您累了，将军，喝杯伏特加吧。如果愿意的话，我请您喝我的酒，他们从伯希特斯加登给我捎来一箱。然后您躺下睡一觉，到元首那里开会之前，您还有时间休息。”
布格道夫询问慕尼黑，格莱姆的报告什么时候能准备好。立即收到了答复，好象预先做了准备：
“各个部门正在工作，在两昼夜内一切材料将用专用机器打印。另外，格莱姆不久前负了伤，感到不适，医生们正尽一切努力以使将军痊愈。”
布格道夫看看表，离去希特勒那里开会还有五分钟。他感到浑身沉甸甸的。他走道房间之间的过道。长桌前坐着元首私人卫队的党卫军军官，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些酒瓶。
布格道夫来到会客厅，那里悬挂着意大利大师的古老作品。鲍曼说过，这些作品只占在林茨的阿道夫•希特勒博物馆的藏品的十万分之一。
在粉刷成灰色的监狱一样的凹凸不平的培壁的衬托下，画面上的老人和衣着华丽的美女的面容看上去有些可怕，好象是古董商人在赌钱。由于投在画面上的光线不均匀，产生了一些光斑，尽管有些昏暗，但还是可以在画的表面看见一些象老妪脸上的皱纹一样的细细裂纹。
副官根舍遇到布格道夫，说元首请大家原谅，他迟到一会儿，他刚刚吃过早餐，请再等侯五分钟。
克莱勃斯走进来，默默地同布格道夫握了握手。
“我们头顶上还没有俄国坦克吧？”布格道夫阴沉着脸开了个玩笑。
失去幽默感的克莱勃斯答道：“尚未收到此类情报。”
希特勒在鲍曼和戈培尔陪伴下走了进来。他摇晃地很厉害，左边半个身了抖个不停。
希特勒同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默默握手，然后请大家在会议厅入座。布格道夫盯着戈培尔。戈培尔的眼睛闪动着恐惧的光，象羊皮一样布满皱纹的皮肤使面孔收缩，俨然是一副面具。
希特勒问有什么消息能让在座的人高兴，参谋长副官波特回答说：“罗科索夫斯基的坦克在施泰基恩地区以东推进了五十公里，并在整个北部战场展开进攻，逐步向柏林方向汇集。”
希将勒转向克莱勃斯，缓慢地、口齿清楚地说：“既然奥得河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那么俄国人战胜了第三坦克集团军群就证明德国军事指挥员完全不称职！”
“我的元首，”克莱勃斯答道，“对付罗科索夫斯基坦克的是——群操步枪的老头……”
“废话！”希特勒忽地打断他的话，“这是胡说八道，不值一提！明晚以前必须恢复柏林与北方的联系，必须打破俄国人的包围，必须稳定战线！”
到报务室去了几分钟的布格道夫带回一个消息，希特勒的宠儿、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施坦纳的进攻全面受挫。
“党卫军这些蠢货不会给我帮忙的！”希特勒浑身抖得更加厉害，他勉强站住。 “我要撤掉他！”
希特勒回过身，慢腾腾走到会议厅出口。
布格道夫从后面理着他，轻声说：“帝国部长，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俄国人开始轰击用佩霍大机场。我不相信现在那里可以降落飞机，哪怕是最小的飞机。”
希特勒在门口站住，缓缓转道身，一清二楚地说：“汉娜•莱契可以把飞机降落在小巷里。”
军事情报局在大本营的代表布格道夫在得知鲍曼已离开元首之后，找到副官约霍梅耶尔，请他报告元首，抽出五分钟进行一次紧急而且极其重要的谈话。
布格道夫知道，最早接到戈林电报的不是希特勒。报务员们好象猜到要来这封电报，好象帝国部长的助手山德尔事先通知过他们，电报来了就立即先交给他。一分钟后此人就到了鲍曼那里。军事情报局在暗堡中也进行着自己的系统的工作。盖伦将军临行前做了相应的指示，他前往“南方”的山区，是为了训练自己的骨干，准备在“奥得河之战胜利结束后的工作”。
布格道夫把所有送到他办公室的情报做了比较。他断定，恰恰是鲍曼在阻止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恰恰是鲍曼对戈培尔这个愚蠢的幻想家、已经受到损害的病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只有在柏林才能够找到战争的出路。戈培尔是唯一真正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疯狂思想的官员，鲍曼在利用这一点。他巧妙地按动琴键，让它发出他所需要的声音。他象以往一样躲在暗处，而戈培尔在明处撒谎，他在勾画出一幅幅胜利的图画，预言出现奇迹，元首就入迷地听着，脸上还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但合上双眼时，脸色又象以前一样呆板。
布格道夫的确竭力想搞清鲍曼的逻辑。他做过努力，但是毫无结果。他了解鲍曼那神秘的愉快乐观，了解他体格健壮、具有农民式的麻利、摆脱了道德规范的充分自由、谨慎的瞒天过海的贪婪。所有这些品质集中在一起使布格道夫这个有经验的间谍、天生的显贵、老于世故的人无法想象鲍曼会象希特勒—样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最大的可能是鲍曼逃之夭夭，甚至比他这位军事将领更有可能。他知道，鲍曼在帝国全境设立的秘点有七百四十余个，而在柏林起码有三百个。布格道夫从大本营的一个报务员那里得知，有一个网连着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社党的秘密机构的人和一批与缪勒有联系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在这张网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个链条不是为了鲍曼本人又是为谁设立的呢？普通的逻辑预先证明了下列问题；何时这一链条可以进行工作？只能在希特勒消失之后。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何处发生？在柏林这儿。如果希特勒被拖到坚不可摧的阿尔卑斯山堡垒，战争还将会持续一个月、两个月，而本质上各不相同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这种状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要投降，也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把权力移交给在德国本土上的军队和那些现在准备立即把柏林拱手让给英美的力量；还可以把帝国武装力量的精锐部队收缩到阿尔卑斯山堡垒，现在那里除了警卫营，党卫军的人连影子都没有。难怪军方请求希特勒把最忠于他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和“骷髅”师投入前线，这个计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阿尔卑斯山堡垒，希特勒将会满足军方的意愿，或者是军方采取自己的行动，完成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没有成功的事情。当时施陶芬贝格上校的炸弹奇迹般地没有伤及这个独裁者。别的人会干成这件事的，这种人太多了，只要能把希特勒从这里骗走，只要他失去了鲍曼和盖世太保的令人窒息的监视……
希特勒立即接见布格道夫。他询问布格道夫的身体状况；“您的脸有些浮肿，也许应该让我的医生给您看一下。”他问起战场的消息，满意地听到了回答。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继续，而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然后他又扯到能保证布格道夫性命的重要事情。倘若布格道夫现在要战胜鲍曼，就得让希特勒相信他的正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军队冷酷的逻辑和隶属关系上的法规，希特勒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士，内心中已经对此服服贴贴。
“我的元首，”布格道夫说，他强调他的报告不大吸引人，“我刚刚获悉您解除帝国元帅戈林职务的真正原因。我不去探究此事的政治实质，但是空军没有总司令，我不能不感到忧虑。在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这将给整个事业带来损害，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天空上缺少白己的统帅，飞行员们无法战斗。”布格道夫知道，如果他停顿短短的一会儿，改变一下讲话的方式和节奏，加快速度，或者相反减慢速度，希特勒都会打断他的话，鲍曼就会来了——现在元首不让鲍曼离开自己超过半小时，那么他布格道夫就无法行动了。“因此，我请求您签署命令，任命驻守慕尼黑的第六航空兵司令里德尔•冯•格莱姆为空军司令。”
“鲍曼在哪里？”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我们等一等鲍曼吧。”
“帝国部长已经躺下休息了，元首。”布格道夫壮着胆撤了个慌，“在您还未签署命令和同鲍曼协商之前，我请求您允许我电告慕尼黑的冯•格莱姆火速来柏林。他是王牌飞行员，可以把飞机降落在街道上。有几个军用机场还在我们手中。我让他携汉娜•莱契同行。”布格道夫暂时止住话头，他知道，这个杰出的女飞行员、真正的飞行大师曾受到希特助的青睐。布格道夫强调自己对她的好感，接着反复说了几遍：“产生出这样的女性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是的，是的。”希特勒疲倦地说，“让他飞来汇报吧。在我同鲍曼和希姆莱就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在这里亲自通知他的空军司令的任命……”
布格道夫来到无线电电台，发电报命令格莱姆和汉娜立即飞到柏林。
二十分钟后鲍曼得知此事。
四十七分钟后，他向慕尼黑发电报，指示格莱姆在动身前不仅要准备出有关空军状况的全部材料，而且需拟出改组帝国空军的工作方案。鲍曼精于此道，他准确地算计出了这个打击办法。他明白，准备报告要花去两三天时间，到那时格莱姆无论如何也无法驾机在柏林降落。
此后，鲍曼顺便来找布格道夫，他说：
“将军，我感谢您向元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找不到比格莱姆更好的人选。我请冯•格莱姆准备出详细的报告，一个新的司令必须要有充分准备。我想近日内我们会在元首的办公室欢迎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但是到那时他无法着陆了。”布格道夫忍不住说，“为什么要演这场戏，帝国部长？”
鲍曼微微一笑：“您累了，将军，喝杯伏特加吧。如果愿意的话，我请您喝我的酒，他们从伯希特斯加登给我捎来一箱。然后您躺下睡一觉，到元首那里开会之前，您还有时间休息。”
布格道夫询问慕尼黑，格莱姆的报告什么时候能准备好。立即收到了答复，好象预先做了准备：
“各个部门正在工作，在两昼夜内一切材料将用专用机器打印。另外，格莱姆不久前负了伤，感到不适，医生们正尽一切努力以使将军痊愈。”
布格道夫看看表，离去希特勒那里开会还有五分钟。他感到浑身沉甸甸的。他走道房间之间的过道。长桌前坐着元首私人卫队的党卫军军官，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些酒瓶。
布格道夫来到会客厅，那里悬挂着意大利大师的古老作品。鲍曼说过，这些作品只占在林茨的阿道夫•希特勒博物馆的藏品的十万分之一。
在粉刷成灰色的监狱一样的凹凸不平的培壁的衬托下，画面上的老人和衣着华丽的美女的面容看上去有些可怕，好象是古董商人在赌钱。由于投在画面上的光线不均匀，产生了一些光斑，尽管有些昏暗，但还是可以在画的表面看见一些象老妪脸上的皱纹一样的细细裂纹。
副官根舍遇到布格道夫，说元首请大家原谅，他迟到一会儿，他刚刚吃过早餐，请再等侯五分钟。
克莱勃斯走进来，默默地同布格道夫握了握手。
“我们头顶上还没有俄国坦克吧？”布格道夫阴沉着脸开了个玩笑。
失去幽默感的克莱勃斯答道：“尚未收到此类情报。”
希特勒在鲍曼和戈培尔陪伴下走了进来。他摇晃地很厉害，左边半个身了抖个不停。
希特勒同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默默握手，然后请大家在会议厅入座。布格道夫盯着戈培尔。戈培尔的眼睛闪动着恐惧的光，象羊皮一样布满皱纹的皮肤使面孔收缩，俨然是一副面具。
希特勒问有什么消息能让在座的人高兴，参谋长副官波特回答说：“罗科索夫斯基的坦克在施泰基恩地区以东推进了五十公里，并在整个北部战场展开进攻，逐步向柏林方向汇集。”
希将勒转向克莱勃斯，缓慢地、口齿清楚地说：“既然奥得河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那么俄国人战胜了第三坦克集团军群就证明德国军事指挥员完全不称职！”
“我的元首，”克莱勃斯答道，“对付罗科索夫斯基坦克的是——群操步枪的老头……”
“废话！”希特勒忽地打断他的话，“这是胡说八道，不值一提！明晚以前必须恢复柏林与北方的联系，必须打破俄国人的包围，必须稳定战线！”
到报务室去了几分钟的布格道夫带回一个消息，希特勒的宠儿、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施坦纳的进攻全面受挫。
“党卫军这些蠢货不会给我帮忙的！”希特勒浑身抖得更加厉害，他勉强站住。 “我要撤掉他！”
希特勒回过身，慢腾腾走到会议厅出口。
布格道夫从后面理着他，轻声说：“帝国部长，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俄国人开始轰击用佩霍大机场。我不相信现在那里可以降落飞机，哪怕是最小的飞机。”
希特勒在门口站住，缓缓转道身，一清二楚地说：“汉娜•莱契可以把飞机降落在小巷里。”
第三十六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五)
“他们为什么没有回音？”缪勒思付着问，“为什么您的中心不这样回答，就是说，请答应不要触动他，缪勒，然后给他戴上颈圈，带到地下室。或者干脆表示拒绝；‘不要同盖世太保发生任何关系……可他们一声不响。您对此有什么想法，施季里茨？”
“我在等待。等待的时候很难有想法。”
“顺便问一下，您真实的姓是什么？”
“施季里茨、”
“您是在俄国长大的德国人？”
“可能相反 …我是在德国长大的俄国人。”
“您有一个奇怪的姓，施季里茨。”
“您熟悉冯维辛这个姓吗？”
缪勒皱起眉，额头布满了清晰的皱纹，他小心地对待施季里茨说出的每一个词。他在琢磨更深一层的意思：
“威廉•冯•维辛是诺伊施塔特市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施季里茨叹了口气，大度地微微一笑：“冯维辛是俄国伟大的作家。难道姓氏能决定一个人的本质？萨弗拉索夫和列维坦是出色的风景画家。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俄国画家列维坦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
“在广播电台播送斯大林命令的那个播音员是画家的亲属吗？”
“不知道……”
“如果我们那个疯子下令在百科全书中写上‘伟大的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出生于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的话，我现在手里也有‘回敬’的武器了。”
“你们可以制服一个疯子，可这里的疯子太多啦，今后要让他们不去想象出敌人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俄国人还是犹太人、苏鲁人或者泰国人，最好牢牢记住，苏鲁人使帝国内见不到了黄油，而泰国人则是造成大批失业的罪人，戈培尔博土是这一类伟大理论的发明家……”
“您想对我进行宣传？施季里茨。”
“不是宣传，而是反争取。”
“不恰当，遗漏了一个逻辑上的环节。您在对我进行反争取，所以给您的中心发了密电！但他们显然对我这种间谍不感兴趣。罗森堡说得不错，俄国的主要薄弱点在于缺少美国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你们依靠精神公式生活。你们应当同梵蒂冈建立友谊，他们也认为，精神决定生活……象你们的大胡子导师……所证明的……您用俄国人转入您户头的那些钱干什么用呢？
想写份遗嘱吗？说实话，我会按吩咐转寄的。顺便问一下，您的查琴卡在哪里？”
“是萨申卡。”施季里茨加以更正，“她是我的妹妹。”
“为什么要说谎？也许您忘了自己的话？您对塔格玛说过，这是同您的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女人。”
“顺便问一下，塔格玛怎么样？”
“很好。她诚心诚意地为我工作。一个很有才华的间谍。”
“她把我在瑞土的接头暗语交给您啦？”
“当然。”
缪勒笨拙地点上烟，看了看表：“施季里茨，我让了您一步。时间过去了。在暗堡时我给这里打了三次电话。我等了很久，但是现在完了，我的储备用完了。”
“俾斯麦说过，俄国人套车要花很长时间，但走起来速度很快。也许我们该再等一等？”
“那么您写吧。我准备尽可能地等待！但是您要写！把一切都写出来！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写，所有秘密接头地点，识别暗语，您的户头，联络方式，领导人姓名……我必须把我们未来的助手培养成您的样子！要明白我的意思！您是独一无二的人，所有的人都对您感兴趣。”
“我不会这样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缪勒先生。”
“哪里哟，我为您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必须帮助您。”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拍拍门。奥根、维利、库特走进屋里。缪勒叹了口气：“把他铐上，小伙子们，堵住他的嘴，别让人听到叫喊声……”
施季里茨合上双眼，不让缪勒看到他的泪水。
但是他感到带咸味的泪水迅速从脸上流下来。他嗅到了泪水潮四呼的味道。他眼前浮现出了萨申卡娇柔的面容。萨申卡站在符拉边沃斯托克码头的栈桥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挤她，而她握着自己的小巧的皮手夹，显得那样孤立无援。他的心被爱和忧伤之情撕裂了。尽管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但生活不曾使他同别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好象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报应，早上醒来，他看到的总是她的面容。也许每个男人都是如此。他的心中只留下了初恋的回忆。他带着这个回忆生活和死亡。他诅咒与她在栈桥分手的邢一天，泪水在她脸上簌簌流下。但她面带着微笑，因为她知道，他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女人。他只是有一次无意中对她讲过，可热恋的人什么都会记住，甚至是一件小事……
医生走了进来，干练地打开手提箱，取出注射器，从小金属盒里拿出药瓶，敲掉瓶颈，注射器里抽满了药水，医生把针头粗鲁地扎进施季里茨的脖子，甚至没有用酒精擦皮肤。
“不会感染吧？”缪勒问，他贪婪地看着褐色的液体流入施季里茨内。
“不会的。注射器消过毒。他嘛。”医生朝施季里茨点点头，“皮肤是干净的，有一股橙子香皂的昧儿。”
拔出针头，医生没有在针眼涂药。他迅速收起自己的家什，啪的一声把手提箱锁上，用询问的目光望着缪勒。
“可能还会需要您、”缪勒说，“我们碰到了特殊的试验对象，一针恐怕不管用。”
“对他够用啦，”医生说。施季里茨十分吃惊。医生的表情十分平静。他仪表堂堂，有一双温暖的大手，两只眼睛普普通通。脸仔细刮过。他也许有孩子，可能还有孙子。为什么这些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人们身上，集中在世界上呢？！怎么能在白天干可怕的违背天性的事情，而在晚上教导孩子尊重长辈、热爱母亲……
“他们要问你了，马克西姆，”施季里茨心中想。他感到一种火热的东西慢慢地在体内扩散，好象是治疗神经根炎的日本镇痛剂进入了血液里。起初感到热乎乎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感到软弱无力的平静。疼感消失了，他感到心满意足，希望有个老朋友坐在床前，讲一些琐碎小事，最好回忆那些亲近的人，‘他们要提问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回答他们……是因为奥根对你说过的斯科采尼在他们身上试用的麻醉剂在起作用吗？你要不慌不忙地回答他们。你去回忆莫斯科，你记得自己的城市，记得很清楚，它活在你心里。你回忆你初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遇上了你的心上人。在‘凡尔赛’餐厅，反间谍处处长吉阿津托夫走到她父亲的桌前，你认识了尼克拉•伊万诺维奇•瓦留申。你要回答你乐于回忆的事情，听到了吗？马克西姆。尽量别着急。你是个可怕的急性子的人，要更多地学会控制自己，要捏在手心里，不时地放慢速度。
……唉，脑袋嗡嗡直响，多么可怕而难以忍受的声音，好象有东西在里边敲打……”
缪勒弯下身，凑到施季里茨眼前仔细打量。他看到施季里茨瞳孔放大，额头、嘴角和鬓角渗出了汗珠。他轻声说：“我在尽量减轻您的痛苦，朋友。您是我兄弟般的对手，明白吗？我很欣赏您，但我无能为力。我像您一样是个行家，所以请原谅我，并且开始回答。您听到我的话了吗？喂，回答我呀？您听到了吗？”
“是的。”施季里茨说。他痛苦地抑制着坦率、真诚、迅速回答问题的愿望。“我听到了……”
“那就好。现在您说吧，您的上司叫什么？他在莫斯科同谁有联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他们工作？您父亲是谁？他在哪里？这个查琴卡是谁？您愿意对我说出这一切，对不对？”
“是的，”施季里茨答道，“我愿意……我爸爸个子很高……很瘦也很漂亮。”施季里茨控制着自己，开始叙述。在他头脑深处他明白他无权只字不说。
“不要急，”他在央求自己。忽然他明白了，最可怕的事还在后面。他可以思考，尽管他心里想说，想不停地说，说出自己的欢乐，因为对美好事物的记忆是留给人的最高欢乐。“你什么都明白，马克西姆，你清楚地知道，他等待你向他全盘托出，而你想把一切告诉他，不过你暂时还明白，不能这样做……一切并不这样可怕。”他想，“人比医学更有力量，如果医学比人有力量，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死亡。”
“喂，我等着呢……”缪勒催促他。
“爸爸很爱我……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孩子……他的脸上有块胎记……在左边……有一头漂亮的灰发……我常和他散步……在乌兹科耶……这是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那儿有一座大门，是保罗•；特鲁贝茨基建的……太阳落在门的后面……整个的太阳……圆圆的……不过要会等，等它落下的时候……那里有个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景色，保罗•特鲁贝茨基亲自指给我爸爸看这个地方……”
“爸爸姓什么？”缪勒不耐烦地问，他满腔狐疑地望望医生。
医生抓住施季里茨的一只手，摸住脉，然后耸耸肩，打开自己的手提箱，取出注射器，抽满黑色的药水，把针头刺入施季里茨的脖子。他对缪勒说：
“现在他会讲得快些。不过您提问的口气太软了，要用更强烈的口吻。”
“爸爸姓什么？”缪勒弯下身，几平要贴在施季里茨身上，问道，“回答呀，我等着呐！”
“我浑身疼，”施季里茨说，“我想睡觉。”
他闭上双眼，心里说：“嘿，马克西姆，坚持住，如果你开始着急。这是耻辱。你也知道，谁站在你面前。你的头要裂开了。他们大概给你超量注射药剂了。要利用这一点。可我怎么利用呢？”他在反驳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要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在问我，有人感兴趣，他希望我把爸爸的事告诉他，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缪勒抬起施季里茨的下巴，让他的头向后仰起，然后喊道：“能等多久？施季里茨！”
“看着吧，”施季里茨暗暗说，“这个人在着急，而你要让他等待，不过要知道，这是缪勒！那又怎么样．”他感到奇怪，“缪勒有兴趣了解你的父亲，他也有爸爸。”施季里茨听到了遥远的声音，这声音—直渗入到他的意识深处。“你很了解盖世太保是什么货色吗？马克西姆。当然知道‘这是第三帝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由缪勒领导。我需要的是他。他的脸在抽搐。你表现得不好，马克西姆，要知道他在等着……”
“爸爸喜欢我，从来不训斥我，”施季里茨梦幻般地回答，“可你大喊大叫，这不好……”
缪勒转身对医生说：“这种药对他不起作用！再给他打点什么！”
“那样就会昏迷，分队长。”
“那您凭什么答应我他会开口？！”
“允许我问他吗？”
“问吧。要快一点，我的时间快到了！”
医生向施季里茨弯下身，用他冰冷的粗手指抓住施季里茨的耳朵，使劲拧了一下，然后开口说：
“名字？名字？名字呢？！”
“我的名字？”施季里茨在可怜自己。耳朵的痛楚是侮辱性的，从没有人揪过他的耳朵。“我疼，”施季里茨说。医生又拧了一下。“这不礼貌，我已经是成年人，为什么揪我的耳朵？”
“名字？！”医生喊了起来。
“他知道，”施季里茨朝缪勒点了一下头，“他了解我的一切。他这么聪明，我甚至为他惋惜，他的心中有许多苦衷……”
缪勒神经质地点上一支烟，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他转身对奥根说：“跟我来。”
隔壁的房间空着，摆放着沙发、书柜和堆着玻璃器皿的放物架。有很多瓶酒，甚至有葡萄牙产的葡萄洒。这些酒不能久存，也许是里斯本的外交官送的，可是所有的人早已离开，这瓶洒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奥根，”缪勒说，“一切进展得不坏。我希望您理解我怎么讨厌称呼他的爸爸和妈妈。那心爱的女人叫什么……”
“可这一切为了什么？”奥根奇怪地问。
“我完全是在另一个意义上需要这样做。医生，打针，审问——这些都是在继续进行游戏。如果您能把游戏进行到底我将感激您，您的子孙将用最美好的语言回忆您……对于您来说什么更珍贵，骑士十字勋章还是两万五千美元？说实话吧，看着我的眼睛！”
“分队长，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
“上帝保佑，您没有要什么勋章，这说明您是聪明人。行啦，”他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叠美元，“这是一万美元，剩下的一万五千美元您可以在俾斯麦大街的秘点拿到，在七号楼二单元，在您来对我说行动已经结束的时候。这次行动的实质是……奥根，有两个人知道这个行动：您和我……不，还有第三个人猜到了，他是帝国部长鲍曼。也就是说，我把帝国的超级机密告诉给您。如果您泄露这一机密，您的全部亲属将被处死。我知道您多么喜欢自己的女儿玛丽姬和玛尔塔，所以我选中您来完成我的行动……还可以让医生问半个小时，别妨碍他，随他去干，但是不能再刺激施季里茨了。在施季里茨失去知觉之后，把他弄到这里来，放在沙发上，手戴上手铐，双腿用铁丝捆住。让他睡吧，在隔壁的房间安顿好吉维特小姐和格鲁贝格。他要不停地迅速地向吉维特小姐口述我交给他的那份材料。那是份绝密材料，内容包括一系列有关接近法国新政府的法国人的文件。您要注意带施季里茨去厕所的时间，您要让他听您的，一天四次——冲锋队队长盖什卡神经质地大声给洛特太大读俄国军事指挥员的材料……要让施季里茨注意到盖什卡在哪个房间。明白吗？医生还要到这里来一次，肯定是在明天，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怎样牢牢地阻止红军……让他去问施季里茨的名字、暗号等等事情吧。我已为您列出了一些问题。要装出大发脾气的样子，催促他。您可以动手，不过要让他能走路，要注意他的腿、手、肾和肺。我交给您的是完全听摆布的人。您让他伤得愈重愈好，不过要留心他的眼睛，上帝保佑，他要是瞎了或者眼睛肿得看不清东西……我通过无线电通知您俄国人推进的情况。当我说他们已经不远了时，您要装出慌张的样子，假作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施季里茨，您要和假设的交谈者解释，俄国坦克离这里只有一公里，请求批准处决施季里茨，或者要求派冲锋队队员来把他押送到安全地点……然后我的人会来找您，他要说接头暗语：‘我带来鲁道夫医生的信，请签名。’他会转交您一只手提箱，那里边有一枚有无线电装置的地雷。您把手提箱拿到盖什卡和洛待太太的房间，您坐在桌旁给他们写个宇条：‘五分钟后你们务必悄悄离开这里，下楼到后备住所去。’您给古维特小姐和格鲁贝格出写同样的字条。你们不要把门弄得太响，要轻手轻脚地出去。我的人将给地雷的无线电装置发出信号，房间将会爆炸，不过在爆炸之前，您要摘下施季里茨的手铐，把他锁在厕所里。明白吗？他必须呆在厕所里。爆炸不会伤害他，只能让他昏过去……早晨带施季里茨去厕所之前，您要检查一下，盖什卡的房间的门不要关上，让施季里茨看到打开的保险柜、装文件的小箱子和打字机让他听到口述的文件内容……明白任务的最终目的吗？”
“不明白，分队长。”
“逐步会明白的。等您到俾斯麦大街找我时，我会告诉您这项任务的隐讳的实质。您能来得及把家人转移出柏林吗？”
“不能，分队长。”
“那用电话同他们告别一下，我会立即下令把他们疏散到慕尼黑。”
“谢谢，分队长！”
“算啦，朋友。这种普普通通同志式的相互关心，值得谢吗？”
“他们为什么没有回音？”缪勒思付着问，“为什么您的中心不这样回答，就是说，请答应不要触动他，缪勒，然后给他戴上颈圈，带到地下室。或者干脆表示拒绝；‘不要同盖世太保发生任何关系……可他们一声不响。您对此有什么想法，施季里茨？”
“我在等待。等待的时候很难有想法。”
“顺便问一下，您真实的姓是什么？”
“施季里茨、”
“您是在俄国长大的德国人？”
“可能相反 …我是在德国长大的俄国人。”
“您有一个奇怪的姓，施季里茨。”
“您熟悉冯维辛这个姓吗？”
缪勒皱起眉，额头布满了清晰的皱纹，他小心地对待施季里茨说出的每一个词。他在琢磨更深一层的意思：
“威廉•冯•维辛是诺伊施塔特市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施季里茨叹了口气，大度地微微一笑：“冯维辛是俄国伟大的作家。难道姓氏能决定一个人的本质？萨弗拉索夫和列维坦是出色的风景画家。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俄国画家列维坦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
“在广播电台播送斯大林命令的那个播音员是画家的亲属吗？”
“不知道……”
“如果我们那个疯子下令在百科全书中写上‘伟大的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出生于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的话，我现在手里也有‘回敬’的武器了。”
“你们可以制服一个疯子，可这里的疯子太多啦，今后要让他们不去想象出敌人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俄国人还是犹太人、苏鲁人或者泰国人，最好牢牢记住，苏鲁人使帝国内见不到了黄油，而泰国人则是造成大批失业的罪人，戈培尔博土是这一类伟大理论的发明家……”
“您想对我进行宣传？施季里茨。”
“不是宣传，而是反争取。”
“不恰当，遗漏了一个逻辑上的环节。您在对我进行反争取，所以给您的中心发了密电！但他们显然对我这种间谍不感兴趣。罗森堡说得不错，俄国的主要薄弱点在于缺少美国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你们依靠精神公式生活。你们应当同梵蒂冈建立友谊，他们也认为，精神决定生活……象你们的大胡子导师……所证明的……您用俄国人转入您户头的那些钱干什么用呢？
想写份遗嘱吗？说实话，我会按吩咐转寄的。顺便问一下，您的查琴卡在哪里？”
“是萨申卡。”施季里茨加以更正，“她是我的妹妹。”
“为什么要说谎？也许您忘了自己的话？您对塔格玛说过，这是同您的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女人。”
“顺便问一下，塔格玛怎么样？”
“很好。她诚心诚意地为我工作。一个很有才华的间谍。”
“她把我在瑞土的接头暗语交给您啦？”
“当然。”
缪勒笨拙地点上烟，看了看表：“施季里茨，我让了您一步。时间过去了。在暗堡时我给这里打了三次电话。我等了很久，但是现在完了，我的储备用完了。”
“俾斯麦说过，俄国人套车要花很长时间，但走起来速度很快。也许我们该再等一等？”
“那么您写吧。我准备尽可能地等待！但是您要写！把一切都写出来！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写，所有秘密接头地点，识别暗语，您的户头，联络方式，领导人姓名……我必须把我们未来的助手培养成您的样子！要明白我的意思！您是独一无二的人，所有的人都对您感兴趣。”
“我不会这样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缪勒先生。”
“哪里哟，我为您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必须帮助您。”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拍拍门。奥根、维利、库特走进屋里。缪勒叹了口气：“把他铐上，小伙子们，堵住他的嘴，别让人听到叫喊声……”
施季里茨合上双眼，不让缪勒看到他的泪水。
但是他感到带咸味的泪水迅速从脸上流下来。他嗅到了泪水潮四呼的味道。他眼前浮现出了萨申卡娇柔的面容。萨申卡站在符拉边沃斯托克码头的栈桥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挤她，而她握着自己的小巧的皮手夹，显得那样孤立无援。他的心被爱和忧伤之情撕裂了。尽管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但生活不曾使他同别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好象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报应，早上醒来，他看到的总是她的面容。也许每个男人都是如此。他的心中只留下了初恋的回忆。他带着这个回忆生活和死亡。他诅咒与她在栈桥分手的邢一天，泪水在她脸上簌簌流下。但她面带着微笑，因为她知道，他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女人。他只是有一次无意中对她讲过，可热恋的人什么都会记住，甚至是一件小事……
医生走了进来，干练地打开手提箱，取出注射器，从小金属盒里拿出药瓶，敲掉瓶颈，注射器里抽满了药水，医生把针头粗鲁地扎进施季里茨的脖子，甚至没有用酒精擦皮肤。
“不会感染吧？”缪勒问，他贪婪地看着褐色的液体流入施季里茨内。
“不会的。注射器消过毒。他嘛。”医生朝施季里茨点点头，“皮肤是干净的，有一股橙子香皂的昧儿。”
拔出针头，医生没有在针眼涂药。他迅速收起自己的家什，啪的一声把手提箱锁上，用询问的目光望着缪勒。
“可能还会需要您、”缪勒说，“我们碰到了特殊的试验对象，一针恐怕不管用。”
“对他够用啦，”医生说。施季里茨十分吃惊。医生的表情十分平静。他仪表堂堂，有一双温暖的大手，两只眼睛普普通通。脸仔细刮过。他也许有孩子，可能还有孙子。为什么这些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人们身上，集中在世界上呢？！怎么能在白天干可怕的违背天性的事情，而在晚上教导孩子尊重长辈、热爱母亲……
“他们要问你了，马克西姆，”施季里茨心中想。他感到一种火热的东西慢慢地在体内扩散，好象是治疗神经根炎的日本镇痛剂进入了血液里。起初感到热乎乎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感到软弱无力的平静。疼感消失了，他感到心满意足，希望有个老朋友坐在床前，讲一些琐碎小事，最好回忆那些亲近的人，‘他们要提问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回答他们……是因为奥根对你说过的斯科采尼在他们身上试用的麻醉剂在起作用吗？你要不慌不忙地回答他们。你去回忆莫斯科，你记得自己的城市，记得很清楚，它活在你心里。你回忆你初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遇上了你的心上人。在‘凡尔赛’餐厅，反间谍处处长吉阿津托夫走到她父亲的桌前，你认识了尼克拉•伊万诺维奇•瓦留申。你要回答你乐于回忆的事情，听到了吗？马克西姆。尽量别着急。你是个可怕的急性子的人，要更多地学会控制自己，要捏在手心里，不时地放慢速度。
……唉，脑袋嗡嗡直响，多么可怕而难以忍受的声音，好象有东西在里边敲打……”
缪勒弯下身，凑到施季里茨眼前仔细打量。他看到施季里茨瞳孔放大，额头、嘴角和鬓角渗出了汗珠。他轻声说：“我在尽量减轻您的痛苦，朋友。您是我兄弟般的对手，明白吗？我很欣赏您，但我无能为力。我像您一样是个行家，所以请原谅我，并且开始回答。您听到我的话了吗？喂，回答我呀？您听到了吗？”
“是的。”施季里茨说。他痛苦地抑制着坦率、真诚、迅速回答问题的愿望。“我听到了……”
“那就好。现在您说吧，您的上司叫什么？他在莫斯科同谁有联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他们工作？您父亲是谁？他在哪里？这个查琴卡是谁？您愿意对我说出这一切，对不对？”
“是的，”施季里茨答道，“我愿意……我爸爸个子很高……很瘦也很漂亮。”施季里茨控制着自己，开始叙述。在他头脑深处他明白他无权只字不说。
“不要急，”他在央求自己。忽然他明白了，最可怕的事还在后面。他可以思考，尽管他心里想说，想不停地说，说出自己的欢乐，因为对美好事物的记忆是留给人的最高欢乐。“你什么都明白，马克西姆，你清楚地知道，他等待你向他全盘托出，而你想把一切告诉他，不过你暂时还明白，不能这样做……一切并不这样可怕。”他想，“人比医学更有力量，如果医学比人有力量，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死亡。”
“喂，我等着呢……”缪勒催促他。
“爸爸很爱我……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孩子……他的脸上有块胎记……在左边……有一头漂亮的灰发……我常和他散步……在乌兹科耶……这是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那儿有一座大门，是保罗•；特鲁贝茨基建的……太阳落在门的后面……整个的太阳……圆圆的……不过要会等，等它落下的时候……那里有个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景色，保罗•特鲁贝茨基亲自指给我爸爸看这个地方……”
“爸爸姓什么？”缪勒不耐烦地问，他满腔狐疑地望望医生。
医生抓住施季里茨的一只手，摸住脉，然后耸耸肩，打开自己的手提箱，取出注射器，抽满黑色的药水，把针头刺入施季里茨的脖子。他对缪勒说：
“现在他会讲得快些。不过您提问的口气太软了，要用更强烈的口吻。”
“爸爸姓什么？”缪勒弯下身，几平要贴在施季里茨身上，问道，“回答呀，我等着呐！”
“我浑身疼，”施季里茨说，“我想睡觉。”
他闭上双眼，心里说：“嘿，马克西姆，坚持住，如果你开始着急。这是耻辱。你也知道，谁站在你面前。你的头要裂开了。他们大概给你超量注射药剂了。要利用这一点。可我怎么利用呢？”他在反驳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要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在问我，有人感兴趣，他希望我把爸爸的事告诉他，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缪勒抬起施季里茨的下巴，让他的头向后仰起，然后喊道：“能等多久？施季里茨！”
“看着吧，”施季里茨暗暗说，“这个人在着急，而你要让他等待，不过要知道，这是缪勒！那又怎么样．”他感到奇怪，“缪勒有兴趣了解你的父亲，他也有爸爸。”施季里茨听到了遥远的声音，这声音—直渗入到他的意识深处。“你很了解盖世太保是什么货色吗？马克西姆。当然知道‘这是第三帝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由缪勒领导。我需要的是他。他的脸在抽搐。你表现得不好，马克西姆，要知道他在等着……”
“爸爸喜欢我，从来不训斥我，”施季里茨梦幻般地回答，“可你大喊大叫，这不好……”
缪勒转身对医生说：“这种药对他不起作用！再给他打点什么！”
“那样就会昏迷，分队长。”
“那您凭什么答应我他会开口？！”
“允许我问他吗？”
“问吧。要快一点，我的时间快到了！”
医生向施季里茨弯下身，用他冰冷的粗手指抓住施季里茨的耳朵，使劲拧了一下，然后开口说：
“名字？名字？名字呢？！”
“我的名字？”施季里茨在可怜自己。耳朵的痛楚是侮辱性的，从没有人揪过他的耳朵。“我疼，”施季里茨说。医生又拧了一下。“这不礼貌，我已经是成年人，为什么揪我的耳朵？”
“名字？！”医生喊了起来。
“他知道，”施季里茨朝缪勒点了一下头，“他了解我的一切。他这么聪明，我甚至为他惋惜，他的心中有许多苦衷……”
缪勒神经质地点上一支烟，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他转身对奥根说：“跟我来。”
隔壁的房间空着，摆放着沙发、书柜和堆着玻璃器皿的放物架。有很多瓶酒，甚至有葡萄牙产的葡萄洒。这些酒不能久存，也许是里斯本的外交官送的，可是所有的人早已离开，这瓶洒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奥根，”缪勒说，“一切进展得不坏。我希望您理解我怎么讨厌称呼他的爸爸和妈妈。那心爱的女人叫什么……”
“可这一切为了什么？”奥根奇怪地问。
“我完全是在另一个意义上需要这样做。医生，打针，审问——这些都是在继续进行游戏。如果您能把游戏进行到底我将感激您，您的子孙将用最美好的语言回忆您……对于您来说什么更珍贵，骑士十字勋章还是两万五千美元？说实话吧，看着我的眼睛！”
“分队长，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
“上帝保佑，您没有要什么勋章，这说明您是聪明人。行啦，”他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叠美元，“这是一万美元，剩下的一万五千美元您可以在俾斯麦大街的秘点拿到，在七号楼二单元，在您来对我说行动已经结束的时候。这次行动的实质是……奥根，有两个人知道这个行动：您和我……不，还有第三个人猜到了，他是帝国部长鲍曼。也就是说，我把帝国的超级机密告诉给您。如果您泄露这一机密，您的全部亲属将被处死。我知道您多么喜欢自己的女儿玛丽姬和玛尔塔，所以我选中您来完成我的行动……还可以让医生问半个小时，别妨碍他，随他去干，但是不能再刺激施季里茨了。在施季里茨失去知觉之后，把他弄到这里来，放在沙发上，手戴上手铐，双腿用铁丝捆住。让他睡吧，在隔壁的房间安顿好吉维特小姐和格鲁贝格。他要不停地迅速地向吉维特小姐口述我交给他的那份材料。那是份绝密材料，内容包括一系列有关接近法国新政府的法国人的文件。您要注意带施季里茨去厕所的时间，您要让他听您的，一天四次——冲锋队队长盖什卡神经质地大声给洛特太大读俄国军事指挥员的材料……要让施季里茨注意到盖什卡在哪个房间。明白吗？医生还要到这里来一次，肯定是在明天，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怎样牢牢地阻止红军……让他去问施季里茨的名字、暗号等等事情吧。我已为您列出了一些问题。要装出大发脾气的样子，催促他。您可以动手，不过要让他能走路，要注意他的腿、手、肾和肺。我交给您的是完全听摆布的人。您让他伤得愈重愈好，不过要留心他的眼睛，上帝保佑，他要是瞎了或者眼睛肿得看不清东西……我通过无线电通知您俄国人推进的情况。当我说他们已经不远了时，您要装出慌张的样子，假作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施季里茨，您要和假设的交谈者解释，俄国坦克离这里只有一公里，请求批准处决施季里茨，或者要求派冲锋队队员来把他押送到安全地点……然后我的人会来找您，他要说接头暗语：‘我带来鲁道夫医生的信，请签名。’他会转交您一只手提箱，那里边有一枚有无线电装置的地雷。您把手提箱拿到盖什卡和洛待太太的房间，您坐在桌旁给他们写个宇条：‘五分钟后你们务必悄悄离开这里，下楼到后备住所去。’您给古维特小姐和格鲁贝格出写同样的字条。你们不要把门弄得太响，要轻手轻脚地出去。我的人将给地雷的无线电装置发出信号，房间将会爆炸，不过在爆炸之前，您要摘下施季里茨的手铐，把他锁在厕所里。明白吗？他必须呆在厕所里。爆炸不会伤害他，只能让他昏过去……早晨带施季里茨去厕所之前，您要检查一下，盖什卡的房间的门不要关上，让施季里茨看到打开的保险柜、装文件的小箱子和打字机让他听到口述的文件内容……明白任务的最终目的吗？”
“不明白，分队长。”
“逐步会明白的。等您到俾斯麦大街找我时，我会告诉您这项任务的隐讳的实质。您能来得及把家人转移出柏林吗？”
“不能，分队长。”
“那用电话同他们告别一下，我会立即下令把他们疏散到慕尼黑。”
“谢谢，分队长！”
“算啦，朋友。这种普普通通同志式的相互关心，值得谢吗？”
第三十七章 罐子中的蜘蛛——(二)
当洛林茨出现在会议厅时，克莱勃斯已经报告完毕。帝国宣传部电台截收到瑞典的消息：美国人已到达多尔加，夺取了易北河地区，这样他们就占领了按照雅尔塔协议应由俄国人管辖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甚至没有听见有关两个集团军会师的消息。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概念、自己设想出的刻板公式生活。
“这就是给你们提供的新的例子，证明上帝在我们一边：这是俄国人同英美交手的开始！先生们，如果我今天同意媾和，而明天敌人的联盟却破裂了，那么德国人民就将把我视为罪人，而且．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难道你们看不到一种切实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和英美会在明天、今天，会在一小时后，在这里，在德国的土地上，开始激烈厮杀？”
“希特勒青年团”的新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应邀参加了会议。他在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地区设立了指挥部，并且呆在威廉大街的战地司令部，以保卫帝国总理府附近地区。他向前跨出一步，眼睛中闪出迷恋的光，说：“我的元首，首都英勇的青年永远忠于您！不会有一个俄国人冲进总理府！我们誓死战斗，直至布尔什维克同美国人相互开战！如果您决定将大本营迁往阿尔卑斯山堡垒，我保证，我们小伙子能够保证突围，他们准备为保护您而献身！”
希特勒温情地向阿克斯曼笑了一下，然后担心地望望鲍曼。鲍曼毫无表情地说：“元首不怀疑‘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阿克斯曼。不过还是让这些孩子活着吧，不要去死，他们对于民族的义务是；活着取得胜利！”
希特勒叹了口气，点点头……
在下一次会议上，疲惫不堪的克莱勃斯无精打采地报告了首都整个防御区域的局势、他用单调的语调列举出进行战斗的街道名称和防守特别顽强的建筑物的编号。
“我希望，我的元首，”克莱勃斯最后说，“您能听取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的意见，我不认为自已有权拒绝他。”
魏德林神经质地咳嗽了两下，他没有看着鲍曼和戈培尔，目光似乎投在阿克斯曼脸上，他说：
“元首，柏林之战已经结束，首都的命运已经决定。我有责任使您安然无恙地突出重围，保证您在阿尔卑斯山堡垒继续领导民族对敌斗争！希望温克将军的部队打回来是不现实的。”
希特勒暗淡的目光中只露出冷漠的神情。
“柏林之战将作为斗争的转机，作为奇迹载入文明史册。”他轻声说道，“就这些，将军，谢谢您。”
深夜，鲍曼把希特勒的新医生请到自己住处喝酒。他双手摊放在膝盖上，问：“请问，您相信我们能赢得柏林之战吗？别怕说实话，我等的是实话。”
“帝国部长，”医生回答，“多年来人们教您讲所谓的实话，哪怕这是最真实的谎话。要在一天内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您是我们圈子中的上等人，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彼此说的是实话。”
医生摇摇头：
“您很清楚，我们彼此说的只是令元首满意的实话……而实话只适于一种实体，真实的现实。我们都是说谎的人，帝国部长……不，我不相信柏林能够保住。”
“我也不相信，”鲍曼无力地说，“我现在最关心不幸的柏林人的命运。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帮助他们。这个人就是您。”
“您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鲍曼用手掌捂住眼睛，接着说，“只有您知道，给元首打什么针能使他的意志和思维受到另一些人也包括我的影响……”
“我曾向希波克拉底起誓，帝国部长……”
鲍曼不再揉眼睛，他叹了口气：“他会赋予您权力的……现在没有人要您说谎。可您在说谎，您要把责任推给谁？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我，现在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强迫您说谎。应当让元首变得易于接受劝告，医生……这样他您就履行了您对不幸的德国人的义务。”
谈话进行得很困难，但医生终于答应在注射药剂中加大镇静药的成份。鲍曼没有得寸进尺。这就足够了。 ’
呆在暗堡里他感到不舒服，墙壁让人感到压抑，寂静使人偶然若失。他似乎感到自己注定要死亡。
他顺路去找助手山德尔，吩咐说在两天后应当准备一支突出队，到南方去，上阿尔卑斯山。他来到大厅，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坐在长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摆着餐具，已经打开了两瓶维尔木特酒，克莱勃斯有胃病，喝的很少，而布格道夫几乎喝光了一瓶，显然他想一醉方休，但是没有达到。
鲍曼在旁边坐下，服务员给他送来餐具和一瓶酒。这里的人都了解鲍曼的口味。默默干了一杯酒后，鲍曼祝将军们食欲好。
布格道夫愤愤地说：“您太客气啦。”
“是什么使您心情不好？”鲍曼彬彬有礼地问。
“哦，让我不愉快的事情很多，鲍曼先生？一切都让我不快，这样说更加确切些！特别是自从我坐在司令部的位子上，尽力使军队同党接近的时候起，我就心情不好！朋友们称我是军官阶层的叛逆，但我相信，真诚地相信我的努力符合德国的最高利益。现在我看到，我的努力不仅仅是白费力气，而从也是多么愚蠢天真啊！”
克莱勃斯把手掌放在布格道夫的手上，可是布格道夫生气地挣脱了。
“离开我，汉斯！”他喊道，“一个人不能不说出在一生中令他久久痛苦的话，哪怕只有一次！再过一天就晚了！可我感到痛苦，唉，我多么痛苦。我们的年轻军官去打仗，完全相信事业必胜！可实际怎么样呢？几十万人死掉了。又为了什么？为祖国？为未来？为德国的伟大？！不，空话！他们为了您，鲍曼先生，为了您能过贵族一样奢侈的生活而断送了性命！连凯撒大帝也没有这样的奢侈！连封建主也妒嫉的贵族派头，使您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几百万人为了您，党的领袖，战死在沙场，您却把黄金塞进自己的腰包！您为自己修建了许多别墅，在那里塞满偷来的绘画和雕塑。您寄生在德国人的苦难之上！您破坏了德国文化，您使德国人民四分五裂，使他们的内部生了锈！对您来说只存在一种道德：生活得比所有人都好，控制所有的人，压迫恫吓所有的人！您对民族犯下的罪行无论用什么也无法抵偿，帝国部长！永远也无法抵偿！”
鲍曼露出奇怪的微笑，举起酒杯：“您的致词很有代表性……即使我的哪位朋友想更快他发财．您也不能归罪于我呀！”
“那么您在梅克伦堡的庄园呢？！”布格道夫接着说，“您在上巴伐利亚买的森林和土地呢？！在奇姆泽湖畔的城堡呢？！您的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可真不知道，军队也在监视我。”鲍曼又笑了一喝光酒后，他从桌旁站起来，最后说：“祝你们休息好，朋友，忙乱的日子要到了，万事如意……”
冯•格莱姆和汉娜•莱契驾机飞抵重围之中的柏林，女飞行员奇迹般地把飞机降落在“希特勒青年团”分队和党卫军队员控制的跑道上，对此鲍曼没有感到吃惊。医生的注射已经见效：希特勒变得毫无主张，委靡不振，甚至在同他一向垂爱的汉娜谈话时，他也是睡眼惺忪的．尽管脸上还挂着微笑。他的表情好象是出色的化装师画出来的。
鲍曼三次把话题引到政治遗嘱上，但希特勒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在鲍曼授意、戈培尔安排的希持勒与爱娃•布劳恩的婚礼开始之前，元首默默塞给鲍曼一叠纸：“如果您有看法可建议修改。”
鲍曼表示了歉意，得到允许后他坐下研究起“德意志民族领袖政治遗嘱”。
“元首，”鲍曼拾起泪水汪汪的眼瞎说，“这份文件将永世存在——不过其中没有新内阁的名单，我认为有必要把您无限信赖的人在这里列举出来，这样的遗瞩才能成为我们继续进行伟大斗争的有效武器。”
“可我认为在遗嘱中不包括新内阁是明智的。”希特勒回答， “我觉得那样将削弱理想的意义。”
“哦，不，我的首，恰恰相反！”鲍曼强烈反对，“这将证明您仍然在领导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将是您的灵魂伟大的体现。”
“好吧。”希特勒无力地表示同意，“请写上您认为需要的人，告诉格特鲁特小姐．让她把全文誊写一遍……但我拒绝同格莱姆和汉娜一起飞注阿尔卑斯山堡垒……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您不认为我还能活下去吗？”
鲍曼无法抬起眼睛，那样会暴露他：此刻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对这个浑身发抖、贪婪而胆怯的求生的活尸的憎恨。
“缪勒，”鲍曼把分队长请到自己住处后说，“您必须采取行动，使瑞典或者瑞士的电台在今天明确广播关于希姆莱同贝纳尔多特的谈判以及党卫军全国领袖建议向英美两国开放西线的消息，能办到吗？”
“不能。”缪勒回答，“这件事应当在一星期前做，那时他们正在卢贝卡同贝纳尔多特扯皮，现在开始乱了，帝国部长。”
“那个施季里茨在什么地方？”
缪勒抬头看着鲍曼，那张他猜不透的脸上毫无表情。他迟疑地回答：“他在执行我的任务。”
“什么任务？”
“我打算借助他在克里姆林宫放上一颗大地雷。”
鲍曼大吃一惊：“您打算把他派到俄国人的后方？”
“是的。”缪勒答道，“不过我的地雷是纸的，但它比任何TNT都可怕。”
“最好把瑞典人委托给他。”
“他什么也干不成，别痴心啦。”
“我不喜欢这种回答。他也不会让您满意。我们要晚了。”
“我们已经晚了，帝国部长，”缪勒回答，“应当立即出走。您和他在这里将一无所获。”
鲍曼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毫不隐讳地回答：“我会达到目的，因为我了解他，缪勒。如果您照我的吩咐去做，那我就会成功。”
“红军不会同您谈判，帝国部长。”
“您误解了。山德尔分析了俄国人的报纸：他们要流放帝国所有领导人，而我除外。明白吗？我始终在暗处，我一步一个脚印，我在暗处走，结果我到达了顶峰。莫斯科已得知戈林背叛的消息。斯大林也了解希姆莱向英美盟军提出了建议。现在希特勒也要知道了。英美军队不断向东推进，斯大林被柏林捆住了手脚。有关占领区的协议已被破坏。为什么斯大林不会要我使德国对付西方呢？诱人呐，缪勒，十分诱人！”
缪勒摇摇头，叹息道：“我或许能让我的一个电台改换公开的频率……用瑞典语播音，为什么不呢？播发关于希姆莱建议的消息。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宣传部的无线电监听员及时截收这条消息。我的发射机没有你们的功率大。”
“为什么要让戈培尔的电台截收？我们这里有最大功率的无线电中心。”
“要让消息来自其它方面，这样更可信。难道不清楚？”缪勒在唉声叹气，“谎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出自他人之口。”
读完戈培尔带来的截获“瑞典电台”关于希姆莱建议的消息，希特勒脸色修白，嘴唇耷拉下来。他用尖细的声音喊道：“无耻之极！他是个肮脏的叛徒，是头猪！我可以料到将军们从背后袭击。然而却未料到是希姆莱！菲格莱因在哪里？把他带来！让他当面给我讲清希姆莱的叛变！他是希姆莱在大本营的使者！他向我隐瞒了真情，这个卑鄙的色鬼，他娶了布劳恩小姐的妹妹，以便接近我！立即把他带来！”
人们在一个秘密地点找到菲格莱因。他正在准备逃往北方。他没有被带到暗堡。按照鲍曼的建议，他被处决在总理府花园里。
希特勒处罚了自己的连襟，半小时后他命令冯•格莱姆和汉娜•莱契立即从柏林飞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那里找到希姆莱，逮捕后不经审判和调查就地处决。
此后鲍曼来到无线电通讯中心，给邓尼茨海军上将发了封密电，内容公开斥责帝国武装力量最高领导人的背叛。德国唯一的现实力量是军队的司令部，它现在被隔离起来，被恐惧笼罩着。除了他——鲍曼，没有人敢提媾和，也没有任何谈判。将军们已知道戈林被捕，现在他们又要知道元首下令除掉叛徒希姆莱。恐惧在发挥作用。对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加以审判之后，恐惧感在加深，将军们身上表现出了他们个人的渺小……
深夜，元首无精打采地口述自己的遗嘱。在此之前，鲍曼已做过两次记录。最后，列举了新部长的名字之后，希特勒顺从地补充了鲍曼最后教给他的话。
自我志愿保卫帝国免遭侵犯以来，已经三十余载。
在这三十年中我满怀着对我的民族的热爱。只是这种爱推动着我的行为、思想和我的整个生命，最后……三十年来对民族的爱和为民族造福所进行的工作使我献出了我的全部力量如健康的身体。
……似乎有人在一九三九年想发动战争，这是谎言。
犹太民族的国际主义者或者是为其效劳的人挑起了战争。
我为了限制军备并加以监督做了大量工作，所以有人企图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在我身上。从那时起我已是世界大战战场的志愿者。我不希望有新的战争，无论是对付英国还是对付美国。岁月在流逝，可通过我们城市的废墟和一座座纪念碑看见有关进行这深恶勾当的人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这是国际犹太主义及其走狗的真情。
在德波战事爆发前三天，我曾建议和平解决问题。我的计划交给英国驻柏林大使，如同在萨尔州建立的国际监督。我的计划未经讨论便被拒绝，因为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经受为金融资本的利益进行的这场战争恐怖的欧洲人民的悲惨遭遇完全要由犹太人负责。我曾尽一切努力使几百万雅利安血统的儿童不再挨饿，几百万男人免于死在战场，几十万妇女和婴儿免遭非礼和轰炸。
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既然我们的军队在反击敌人进攻时过分怯懦，既然是委托缺乏应有性格的人组织抵抗，我决心与千百万留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
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好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己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我将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绩和业绩，看到完全忠实于我的年轻一代，我将含笑与世长辞。我无限感激他们遵循伟大的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继续斗争。战场上的死亡在未来将引来我们民族统一基础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光荣的再生。
许多男人和女人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同我联系在一起。为此我感激他们，但是我命令他们不要分担我的命运，而是要去继续战斗。我命令陆、海、空军指挥官在部队中加强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向士兵们解释，我——元首和运动的创始人——宁愿战死而不愿投降。
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决定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党卫军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我任命卡尔•汉卡为党卫军全国领袖，任命保尔•希斯菜尔为内政部长。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擅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地夺取国家控制权。
为了给德国一个新的、由最优秀的人组成的政府，我作为民族的元首列举新内阁成员名字：
帝国总统——邓尼茨海军元帅
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部长——鲍曼
外交部部长——赛斯•英夸特
内务部部长——希斯莱尔
国防部部长——邓尼茨
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
海早总司令——邓尼茨
空军总司令——格莱姆
党卫军全国领袖——汉卡
商业部部长——冯克
农业部部长——巴卡
司法部部长——希拉克
文化部部长——舒埃里博士
宣传部部长——纳乌曼博士
财政部部长——施维林•克罗西克
劳动部部长——豪普法维尔博士
供应部部长——萨乌尔
劳动阵线领袖和不管部部长——莱伊博士
……有些人，其中有马丁•鲍曼、戈培尔博士等一些人，同他们的妻子根据自己的意愿同我连结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愿离开首都。他们打算同我一道死去。但是我认为，民族斗争的问题高于他们的意思。我相信，在我去世之后，我的精神不会离开他们，它将在他们全部的创举中给他们帮助……让他们永远记住，我们的公务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这是几个世纪的任务，因此，每个人的未来必然同整个幸福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请求全体德国人、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男人和女人、武装力量全体士兵坚信新的政府和总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最为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无情打击国际犹太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时于柏林
证明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马丁•鲍曼
威廉•布格道夫
汉斯•克莱勃斯
希特勒脚下沙沙作响，他走到被鲍曼请到会议厅的每个人面前，忧愁地微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他和每个人握手，重复同样一句话：“我感谢您的信任，谢谢，永别了。”
然后他绕着放有一些毒药瓶的桌子定了一圈。他象以前一样微笑着把药瓶分发给女秘书们。
接着他佝偻看身子，步履艰难地向门口走去。这扇门将带给他安宁。他在门口站住，用浑浊的目光扫视一下所有的人，凄楚地耸耸肩，歪着身慢慢离开了会议厅。
会议厅内的人一下子涌进饭堂，那里的桌子已经布置好。留声机拿来了。放上了瓦格纳的乐曲唱片。几杯酒喝过，有人拿来另外一些唱片。留声机沙沙响了一阵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传出了探戈舞曲的优美旋律。
布格道夫站起身，走到女秘书英格玛尔跟前邀请她跳舞，随后其他人也站了起来。有人唱起歌来，香槟酒的软木塞发出砰砰的响声。希特勒卫队副队长哈哈大笑着，他看到旗队长瓦凯尔在洒上香槟酒的制服上洒盐。他的笑声歇斯底里，他说了些什么，可一个词也辨别不清。
突然门啪的一声打开了，希特勒站在门口。
“你们妨碍我的睡眠！”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请停止这种丑恶的行为！现在所有的人都需要安静，哪怕只有一会儿！”
得知此事后，鲍曼立即来到戈培尔的房间。戈培尔正坐在小办公桌前，在纸上画一些费解的圆圈。他没有思考，尽管他打算写份遗嘱。他的确是唯一相信希特勒的人。但是鲍曼有时觉得戈培尔和他一样洞察了一切，只是戈培尔不能坦率地承认埋在心底的东西——在元首周围形成的各种态度制约着他。
只有僧侣遭到失败时，人们才想到富有哲理的谚语：“不要给自己创造偶像。”现在希望把阿道夫•希特勒个人变成元首、救世主、民族之神的人最痛苦，他们把生命押在这个赌注上了。然而要破坏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却有说不出的难，因为这也必须破坏自己本身、自己屈服于神的精神本质，并自愿交出思维和行动的权力。只有他，这个偶像，是最高真理。一切都禁锢在一点，一切都服从于一人，由一人所决定。摆脱了思维的充分自由，不再做出决定的自由融合在另一种力量的愉快中——只有这样！
鲍曼坐在椅子扶手上，看了看表，说：“约瑟夫，由于不能完全说出真话，我们总是犯错误。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一特权，您明白。如果我们明天不以新内阁的名义去见布尔什维克，那么一切都完了吗？”
“上帝无权让我们遭受不幸。”
鲍曼叹了口气：“唉，亲爱的约瑟夫，上帝早己抛弃了我们。我们象狗崽子一样在污水里挣扎。”鲍曼想把真情都说出来，但控制住了自己。这个歇斯底里的人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完全被恐惧压垮了，所以无法限制自己的幻觉。“如果我们不帮助元首，德国人永远不会饶恕我们……想一想会出什么样的事。如果让布尔什维克冲进来，活捉了他……”
“您有什么建议吗？”戈培尔细长的手指额抖着揉着额角，问道；“是什么呀，马丁？”
“就是您现在考虑的，帮助元首离开。”
“我没提这个建议！”
“您在考虑这件事，约瑟夫！您正在考虑，和我一样。不要白欺欺人啦！”
“但这是不可能的！”戈培尔哭了，“我不能原谅自己！”
“好吧，”鲍曼说，“让我们再等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做出决定。”
戈培尔哽咽着，脸上布满皱纹，浅灰色脸上的泪水证实在这个有着一双充满热情的大眼睛的人身上暗藏着已入膏盲的病症。
“也许他有癌症。”鲍曼一边站起身一边想，“他是行将谢世的人，他已经没有继续享受尘世快乐的欲望。不能让他一人留下。如果我去开枪，他必须在旁边，要防备他向我后脑勺开枪。看到元首痉挛着倒下，这个矮子会把子弹射向我。……我为了理想开枪，我理解这个工作，在动手前我不会发抖。可他在重复自己的演讲，让他站在旁边吧，要把他拉上……如果同红军单方面媾和，我不想被当作人人斥责的罗姆。”
“再见，约瑟夫，我得去工作了。如果元首在凌晨前没有自动与我们分别的话，我们早上在会议厅见。我再重复一遍，时间过去了。”接着他补充了一句空洞的然而必定要说的话，“民族不会饶恕我们的这种做法。”
半小时后，鲍曼把山德尔叫到自己的住处。
“这是邓尼茨就任帝国总统的全权证书。”他边说边交给山德尔，“一旦您明白不可能穿越俄国人阵地，您就销毁这份由希特勒签署的文件，尽管缪勒让我相信，您、洛伦斯和约赫梅尔少校能够利用他的指向标穿越战线。您要将遗嘱的副本交给邓尼茨，并且尽力把洛伦斯和约赫梅尔从邓尼茨身边排挤开——不用对您说了吧，洛伦斯在为戈培尔效力，而约赫梅尔对总参谋部抱有好感。就这些。祝您成功，我的朋友，祝您走运！”
鲍曼生平第一次在同手下人谈话结束时没有喊那句必不可少的口号：“希特勒万岁！”
戏已经收场了。所有的人匆匆赶到衣帽间取大衣，好第一个跳上开来的公共汽车，在排起那可怕的长龙之前，而这些人刚才还又哭又笑，像自己同舞台上化装的演员的表演同命运似的……
当洛林茨出现在会议厅时，克莱勃斯已经报告完毕。帝国宣传部电台截收到瑞典的消息：美国人已到达多尔加，夺取了易北河地区，这样他们就占领了按照雅尔塔协议应由俄国人管辖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甚至没有听见有关两个集团军会师的消息。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概念、自己设想出的刻板公式生活。
“这就是给你们提供的新的例子，证明上帝在我们一边：这是俄国人同英美交手的开始！先生们，如果我今天同意媾和，而明天敌人的联盟却破裂了，那么德国人民就将把我视为罪人，而且．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难道你们看不到一种切实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和英美会在明天、今天，会在一小时后，在这里，在德国的土地上，开始激烈厮杀？”
“希特勒青年团”的新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应邀参加了会议。他在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地区设立了指挥部，并且呆在威廉大街的战地司令部，以保卫帝国总理府附近地区。他向前跨出一步，眼睛中闪出迷恋的光，说：“我的元首，首都英勇的青年永远忠于您！不会有一个俄国人冲进总理府！我们誓死战斗，直至布尔什维克同美国人相互开战！如果您决定将大本营迁往阿尔卑斯山堡垒，我保证，我们小伙子能够保证突围，他们准备为保护您而献身！”
希特勒温情地向阿克斯曼笑了一下，然后担心地望望鲍曼。鲍曼毫无表情地说：“元首不怀疑‘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阿克斯曼。不过还是让这些孩子活着吧，不要去死，他们对于民族的义务是；活着取得胜利！”
希特勒叹了口气，点点头……
在下一次会议上，疲惫不堪的克莱勃斯无精打采地报告了首都整个防御区域的局势、他用单调的语调列举出进行战斗的街道名称和防守特别顽强的建筑物的编号。
“我希望，我的元首，”克莱勃斯最后说，“您能听取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的意见，我不认为自已有权拒绝他。”
魏德林神经质地咳嗽了两下，他没有看着鲍曼和戈培尔，目光似乎投在阿克斯曼脸上，他说：
“元首，柏林之战已经结束，首都的命运已经决定。我有责任使您安然无恙地突出重围，保证您在阿尔卑斯山堡垒继续领导民族对敌斗争！希望温克将军的部队打回来是不现实的。”
希特勒暗淡的目光中只露出冷漠的神情。
“柏林之战将作为斗争的转机，作为奇迹载入文明史册。”他轻声说道，“就这些，将军，谢谢您。”
深夜，鲍曼把希特勒的新医生请到自己住处喝酒。他双手摊放在膝盖上，问：“请问，您相信我们能赢得柏林之战吗？别怕说实话，我等的是实话。”
“帝国部长，”医生回答，“多年来人们教您讲所谓的实话，哪怕这是最真实的谎话。要在一天内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您是我们圈子中的上等人，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彼此说的是实话。”
医生摇摇头：
“您很清楚，我们彼此说的只是令元首满意的实话……而实话只适于一种实体，真实的现实。我们都是说谎的人，帝国部长……不，我不相信柏林能够保住。”
“我也不相信，”鲍曼无力地说，“我现在最关心不幸的柏林人的命运。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帮助他们。这个人就是您。”
“您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鲍曼用手掌捂住眼睛，接着说，“只有您知道，给元首打什么针能使他的意志和思维受到另一些人也包括我的影响……”
“我曾向希波克拉底起誓，帝国部长……”
鲍曼不再揉眼睛，他叹了口气：“他会赋予您权力的……现在没有人要您说谎。可您在说谎，您要把责任推给谁？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我，现在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强迫您说谎。应当让元首变得易于接受劝告，医生……这样他您就履行了您对不幸的德国人的义务。”
谈话进行得很困难，但医生终于答应在注射药剂中加大镇静药的成份。鲍曼没有得寸进尺。这就足够了。 ’
呆在暗堡里他感到不舒服，墙壁让人感到压抑，寂静使人偶然若失。他似乎感到自己注定要死亡。
他顺路去找助手山德尔，吩咐说在两天后应当准备一支突出队，到南方去，上阿尔卑斯山。他来到大厅，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坐在长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摆着餐具，已经打开了两瓶维尔木特酒，克莱勃斯有胃病，喝的很少，而布格道夫几乎喝光了一瓶，显然他想一醉方休，但是没有达到。
鲍曼在旁边坐下，服务员给他送来餐具和一瓶酒。这里的人都了解鲍曼的口味。默默干了一杯酒后，鲍曼祝将军们食欲好。
布格道夫愤愤地说：“您太客气啦。”
“是什么使您心情不好？”鲍曼彬彬有礼地问。
“哦，让我不愉快的事情很多，鲍曼先生？一切都让我不快，这样说更加确切些！特别是自从我坐在司令部的位子上，尽力使军队同党接近的时候起，我就心情不好！朋友们称我是军官阶层的叛逆，但我相信，真诚地相信我的努力符合德国的最高利益。现在我看到，我的努力不仅仅是白费力气，而从也是多么愚蠢天真啊！”
克莱勃斯把手掌放在布格道夫的手上，可是布格道夫生气地挣脱了。
“离开我，汉斯！”他喊道，“一个人不能不说出在一生中令他久久痛苦的话，哪怕只有一次！再过一天就晚了！可我感到痛苦，唉，我多么痛苦。我们的年轻军官去打仗，完全相信事业必胜！可实际怎么样呢？几十万人死掉了。又为了什么？为祖国？为未来？为德国的伟大？！不，空话！他们为了您，鲍曼先生，为了您能过贵族一样奢侈的生活而断送了性命！连凯撒大帝也没有这样的奢侈！连封建主也妒嫉的贵族派头，使您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几百万人为了您，党的领袖，战死在沙场，您却把黄金塞进自己的腰包！您为自己修建了许多别墅，在那里塞满偷来的绘画和雕塑。您寄生在德国人的苦难之上！您破坏了德国文化，您使德国人民四分五裂，使他们的内部生了锈！对您来说只存在一种道德：生活得比所有人都好，控制所有的人，压迫恫吓所有的人！您对民族犯下的罪行无论用什么也无法抵偿，帝国部长！永远也无法抵偿！”
鲍曼露出奇怪的微笑，举起酒杯：“您的致词很有代表性……即使我的哪位朋友想更快他发财．您也不能归罪于我呀！”
“那么您在梅克伦堡的庄园呢？！”布格道夫接着说，“您在上巴伐利亚买的森林和土地呢？！在奇姆泽湖畔的城堡呢？！您的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可真不知道，军队也在监视我。”鲍曼又笑了一喝光酒后，他从桌旁站起来，最后说：“祝你们休息好，朋友，忙乱的日子要到了，万事如意……”
冯•格莱姆和汉娜•莱契驾机飞抵重围之中的柏林，女飞行员奇迹般地把飞机降落在“希特勒青年团”分队和党卫军队员控制的跑道上，对此鲍曼没有感到吃惊。医生的注射已经见效：希特勒变得毫无主张，委靡不振，甚至在同他一向垂爱的汉娜谈话时，他也是睡眼惺忪的．尽管脸上还挂着微笑。他的表情好象是出色的化装师画出来的。
鲍曼三次把话题引到政治遗嘱上，但希特勒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在鲍曼授意、戈培尔安排的希持勒与爱娃•布劳恩的婚礼开始之前，元首默默塞给鲍曼一叠纸：“如果您有看法可建议修改。”
鲍曼表示了歉意，得到允许后他坐下研究起“德意志民族领袖政治遗嘱”。
“元首，”鲍曼拾起泪水汪汪的眼瞎说，“这份文件将永世存在——不过其中没有新内阁的名单，我认为有必要把您无限信赖的人在这里列举出来，这样的遗瞩才能成为我们继续进行伟大斗争的有效武器。”
“可我认为在遗嘱中不包括新内阁是明智的。”希特勒回答， “我觉得那样将削弱理想的意义。”
“哦，不，我的首，恰恰相反！”鲍曼强烈反对，“这将证明您仍然在领导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将是您的灵魂伟大的体现。”
“好吧。”希特勒无力地表示同意，“请写上您认为需要的人，告诉格特鲁特小姐．让她把全文誊写一遍……但我拒绝同格莱姆和汉娜一起飞注阿尔卑斯山堡垒……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您不认为我还能活下去吗？”
鲍曼无法抬起眼睛，那样会暴露他：此刻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对这个浑身发抖、贪婪而胆怯的求生的活尸的憎恨。
“缪勒，”鲍曼把分队长请到自己住处后说，“您必须采取行动，使瑞典或者瑞士的电台在今天明确广播关于希姆莱同贝纳尔多特的谈判以及党卫军全国领袖建议向英美两国开放西线的消息，能办到吗？”
“不能。”缪勒回答，“这件事应当在一星期前做，那时他们正在卢贝卡同贝纳尔多特扯皮，现在开始乱了，帝国部长。”
“那个施季里茨在什么地方？”
缪勒抬头看着鲍曼，那张他猜不透的脸上毫无表情。他迟疑地回答：“他在执行我的任务。”
“什么任务？”
“我打算借助他在克里姆林宫放上一颗大地雷。”
鲍曼大吃一惊：“您打算把他派到俄国人的后方？”
“是的。”缪勒答道，“不过我的地雷是纸的，但它比任何TNT都可怕。”
“最好把瑞典人委托给他。”
“他什么也干不成，别痴心啦。”
“我不喜欢这种回答。他也不会让您满意。我们要晚了。”
“我们已经晚了，帝国部长，”缪勒回答，“应当立即出走。您和他在这里将一无所获。”
鲍曼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毫不隐讳地回答：“我会达到目的，因为我了解他，缪勒。如果您照我的吩咐去做，那我就会成功。”
“红军不会同您谈判，帝国部长。”
“您误解了。山德尔分析了俄国人的报纸：他们要流放帝国所有领导人，而我除外。明白吗？我始终在暗处，我一步一个脚印，我在暗处走，结果我到达了顶峰。莫斯科已得知戈林背叛的消息。斯大林也了解希姆莱向英美盟军提出了建议。现在希特勒也要知道了。英美军队不断向东推进，斯大林被柏林捆住了手脚。有关占领区的协议已被破坏。为什么斯大林不会要我使德国对付西方呢？诱人呐，缪勒，十分诱人！”
缪勒摇摇头，叹息道：“我或许能让我的一个电台改换公开的频率……用瑞典语播音，为什么不呢？播发关于希姆莱建议的消息。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宣传部的无线电监听员及时截收这条消息。我的发射机没有你们的功率大。”
“为什么要让戈培尔的电台截收？我们这里有最大功率的无线电中心。”
“要让消息来自其它方面，这样更可信。难道不清楚？”缪勒在唉声叹气，“谎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出自他人之口。”
读完戈培尔带来的截获“瑞典电台”关于希姆莱建议的消息，希特勒脸色修白，嘴唇耷拉下来。他用尖细的声音喊道：“无耻之极！他是个肮脏的叛徒，是头猪！我可以料到将军们从背后袭击。然而却未料到是希姆莱！菲格莱因在哪里？把他带来！让他当面给我讲清希姆莱的叛变！他是希姆莱在大本营的使者！他向我隐瞒了真情，这个卑鄙的色鬼，他娶了布劳恩小姐的妹妹，以便接近我！立即把他带来！”
人们在一个秘密地点找到菲格莱因。他正在准备逃往北方。他没有被带到暗堡。按照鲍曼的建议，他被处决在总理府花园里。
希特勒处罚了自己的连襟，半小时后他命令冯•格莱姆和汉娜•莱契立即从柏林飞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那里找到希姆莱，逮捕后不经审判和调查就地处决。
此后鲍曼来到无线电通讯中心，给邓尼茨海军上将发了封密电，内容公开斥责帝国武装力量最高领导人的背叛。德国唯一的现实力量是军队的司令部，它现在被隔离起来，被恐惧笼罩着。除了他——鲍曼，没有人敢提媾和，也没有任何谈判。将军们已知道戈林被捕，现在他们又要知道元首下令除掉叛徒希姆莱。恐惧在发挥作用。对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加以审判之后，恐惧感在加深，将军们身上表现出了他们个人的渺小……
深夜，元首无精打采地口述自己的遗嘱。在此之前，鲍曼已做过两次记录。最后，列举了新部长的名字之后，希特勒顺从地补充了鲍曼最后教给他的话。
自我志愿保卫帝国免遭侵犯以来，已经三十余载。
在这三十年中我满怀着对我的民族的热爱。只是这种爱推动着我的行为、思想和我的整个生命，最后……三十年来对民族的爱和为民族造福所进行的工作使我献出了我的全部力量如健康的身体。
……似乎有人在一九三九年想发动战争，这是谎言。
犹太民族的国际主义者或者是为其效劳的人挑起了战争。
我为了限制军备并加以监督做了大量工作，所以有人企图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在我身上。从那时起我已是世界大战战场的志愿者。我不希望有新的战争，无论是对付英国还是对付美国。岁月在流逝，可通过我们城市的废墟和一座座纪念碑看见有关进行这深恶勾当的人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这是国际犹太主义及其走狗的真情。
在德波战事爆发前三天，我曾建议和平解决问题。我的计划交给英国驻柏林大使，如同在萨尔州建立的国际监督。我的计划未经讨论便被拒绝，因为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经受为金融资本的利益进行的这场战争恐怖的欧洲人民的悲惨遭遇完全要由犹太人负责。我曾尽一切努力使几百万雅利安血统的儿童不再挨饿，几百万男人免于死在战场，几十万妇女和婴儿免遭非礼和轰炸。
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既然我们的军队在反击敌人进攻时过分怯懦，既然是委托缺乏应有性格的人组织抵抗，我决心与千百万留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
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好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己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我将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绩和业绩，看到完全忠实于我的年轻一代，我将含笑与世长辞。我无限感激他们遵循伟大的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继续斗争。战场上的死亡在未来将引来我们民族统一基础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光荣的再生。
许多男人和女人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同我联系在一起。为此我感激他们，但是我命令他们不要分担我的命运，而是要去继续战斗。我命令陆、海、空军指挥官在部队中加强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向士兵们解释，我——元首和运动的创始人——宁愿战死而不愿投降。
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决定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党卫军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我任命卡尔•汉卡为党卫军全国领袖，任命保尔•希斯菜尔为内政部长。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擅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地夺取国家控制权。
为了给德国一个新的、由最优秀的人组成的政府，我作为民族的元首列举新内阁成员名字：
帝国总统——邓尼茨海军元帅
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部长——鲍曼
外交部部长——赛斯•英夸特
内务部部长——希斯莱尔
国防部部长——邓尼茨
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
海早总司令——邓尼茨
空军总司令——格莱姆
党卫军全国领袖——汉卡
商业部部长——冯克
农业部部长——巴卡
司法部部长——希拉克
文化部部长——舒埃里博士
宣传部部长——纳乌曼博士
财政部部长——施维林•克罗西克
劳动部部长——豪普法维尔博士
供应部部长——萨乌尔
劳动阵线领袖和不管部部长——莱伊博士
……有些人，其中有马丁•鲍曼、戈培尔博士等一些人，同他们的妻子根据自己的意愿同我连结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愿离开首都。他们打算同我一道死去。但是我认为，民族斗争的问题高于他们的意思。我相信，在我去世之后，我的精神不会离开他们，它将在他们全部的创举中给他们帮助……让他们永远记住，我们的公务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这是几个世纪的任务，因此，每个人的未来必然同整个幸福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请求全体德国人、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男人和女人、武装力量全体士兵坚信新的政府和总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最为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无情打击国际犹太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时于柏林
证明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马丁•鲍曼
威廉•布格道夫
汉斯•克莱勃斯
希特勒脚下沙沙作响，他走到被鲍曼请到会议厅的每个人面前，忧愁地微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他和每个人握手，重复同样一句话：“我感谢您的信任，谢谢，永别了。”
然后他绕着放有一些毒药瓶的桌子定了一圈。他象以前一样微笑着把药瓶分发给女秘书们。
接着他佝偻看身子，步履艰难地向门口走去。这扇门将带给他安宁。他在门口站住，用浑浊的目光扫视一下所有的人，凄楚地耸耸肩，歪着身慢慢离开了会议厅。
会议厅内的人一下子涌进饭堂，那里的桌子已经布置好。留声机拿来了。放上了瓦格纳的乐曲唱片。几杯酒喝过，有人拿来另外一些唱片。留声机沙沙响了一阵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传出了探戈舞曲的优美旋律。
布格道夫站起身，走到女秘书英格玛尔跟前邀请她跳舞，随后其他人也站了起来。有人唱起歌来，香槟酒的软木塞发出砰砰的响声。希特勒卫队副队长哈哈大笑着，他看到旗队长瓦凯尔在洒上香槟酒的制服上洒盐。他的笑声歇斯底里，他说了些什么，可一个词也辨别不清。
突然门啪的一声打开了，希特勒站在门口。
“你们妨碍我的睡眠！”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请停止这种丑恶的行为！现在所有的人都需要安静，哪怕只有一会儿！”
得知此事后，鲍曼立即来到戈培尔的房间。戈培尔正坐在小办公桌前，在纸上画一些费解的圆圈。他没有思考，尽管他打算写份遗嘱。他的确是唯一相信希特勒的人。但是鲍曼有时觉得戈培尔和他一样洞察了一切，只是戈培尔不能坦率地承认埋在心底的东西——在元首周围形成的各种态度制约着他。
只有僧侣遭到失败时，人们才想到富有哲理的谚语：“不要给自己创造偶像。”现在希望把阿道夫•希特勒个人变成元首、救世主、民族之神的人最痛苦，他们把生命押在这个赌注上了。然而要破坏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却有说不出的难，因为这也必须破坏自己本身、自己屈服于神的精神本质，并自愿交出思维和行动的权力。只有他，这个偶像，是最高真理。一切都禁锢在一点，一切都服从于一人，由一人所决定。摆脱了思维的充分自由，不再做出决定的自由融合在另一种力量的愉快中——只有这样！
鲍曼坐在椅子扶手上，看了看表，说：“约瑟夫，由于不能完全说出真话，我们总是犯错误。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一特权，您明白。如果我们明天不以新内阁的名义去见布尔什维克，那么一切都完了吗？”
“上帝无权让我们遭受不幸。”
鲍曼叹了口气：“唉，亲爱的约瑟夫，上帝早己抛弃了我们。我们象狗崽子一样在污水里挣扎。”鲍曼想把真情都说出来，但控制住了自己。这个歇斯底里的人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完全被恐惧压垮了，所以无法限制自己的幻觉。“如果我们不帮助元首，德国人永远不会饶恕我们……想一想会出什么样的事。如果让布尔什维克冲进来，活捉了他……”
“您有什么建议吗？”戈培尔细长的手指额抖着揉着额角，问道；“是什么呀，马丁？”
“就是您现在考虑的，帮助元首离开。”
“我没提这个建议！”
“您在考虑这件事，约瑟夫！您正在考虑，和我一样。不要白欺欺人啦！”
“但这是不可能的！”戈培尔哭了，“我不能原谅自己！”
“好吧，”鲍曼说，“让我们再等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做出决定。”
戈培尔哽咽着，脸上布满皱纹，浅灰色脸上的泪水证实在这个有着一双充满热情的大眼睛的人身上暗藏着已入膏盲的病症。
“也许他有癌症。”鲍曼一边站起身一边想，“他是行将谢世的人，他已经没有继续享受尘世快乐的欲望。不能让他一人留下。如果我去开枪，他必须在旁边，要防备他向我后脑勺开枪。看到元首痉挛着倒下，这个矮子会把子弹射向我。……我为了理想开枪，我理解这个工作，在动手前我不会发抖。可他在重复自己的演讲，让他站在旁边吧，要把他拉上……如果同红军单方面媾和，我不想被当作人人斥责的罗姆。”
“再见，约瑟夫，我得去工作了。如果元首在凌晨前没有自动与我们分别的话，我们早上在会议厅见。我再重复一遍，时间过去了。”接着他补充了一句空洞的然而必定要说的话，“民族不会饶恕我们的这种做法。”
半小时后，鲍曼把山德尔叫到自己的住处。
“这是邓尼茨就任帝国总统的全权证书。”他边说边交给山德尔，“一旦您明白不可能穿越俄国人阵地，您就销毁这份由希特勒签署的文件，尽管缪勒让我相信，您、洛伦斯和约赫梅尔少校能够利用他的指向标穿越战线。您要将遗嘱的副本交给邓尼茨，并且尽力把洛伦斯和约赫梅尔从邓尼茨身边排挤开——不用对您说了吧，洛伦斯在为戈培尔效力，而约赫梅尔对总参谋部抱有好感。就这些。祝您成功，我的朋友，祝您走运！”
鲍曼生平第一次在同手下人谈话结束时没有喊那句必不可少的口号：“希特勒万岁！”
戏已经收场了。所有的人匆匆赶到衣帽间取大衣，好第一个跳上开来的公共汽车，在排起那可怕的长龙之前，而这些人刚才还又哭又笑，像自己同舞台上化装的演员的表演同命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