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最高法：赖昌星不判死刑不会成为追逃惯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03:56
最高院发言人倪寿明接受本报专访透露，近期法院将出台措施强化公开审判 对于在报社做过整整十五年记者的倪寿明来说，他完全懂得公众需要怎样的新闻。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建立，其中关于法院新闻发布的诸多规定，曾引发全国媒体一片热议。倪寿明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作为最高院两位新闻发言人之一，在公众面前亮相。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记者直问：为何日前一审开庭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有媒体被拒之庭外？在略作迟疑后，倪寿明说，郑筱萸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他“相信法院是按照正常的旁听程序作了安排”，其他问题他不能妄加揣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大案要案，将会对媒体进一步放开，这是我们必然的方向”。
倪寿明反复对记者强调：法律，是法院发布信息的惟一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一切都可以公开。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司法公正应该是看得见公正，法律底线之上，一切都可公开。”
信息公开
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
●大案要案公开度会进一步放开 ●司法各环节须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新京报：去年最高院出台的新闻发布制度引起热议，有人认为最高院对法院新闻的报道设置了很多禁区。
倪寿明(下简称“倪”)：首先我看到很多好评，至于非议，我认为这存在一些误读。最高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级法院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单都对外公布，65位发言人，其中包括我。很多有条件的中院、基层法院也设立了发言人。建立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希望推进公开审判，怎么能认为是退步！
新京报：当时指出了很多不能发布信息的领域，如院领导不批就不发布，这是否有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倪：这不是对信息发布领域的规定，而是对信息发布程序的规定。不是对媒体设限，而是对发言人做出的，是正常的审批程序。我想任何行政、司法机关对外发布信息，都要经过必要的审批。
新京报：你是否关注上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倪：非常关注。虽然它是一个行政法规，没有把法院的审判活动纳入其中，但其中的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对于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京报：哪些精神是法院可参考的？
倪：最重要的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精神。我想这是信息公开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哪些是例外？根据法律有些案件不能公开审判，比如涉及国家机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等。这些报道就受到限制。但是，“例外”只限于依法不公开的案件。大案要案的公开度绝对会进一步放开，这是一个大趋势。
新京报：近期法院新闻发布制度会不会改革？
倪：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期就会出台。它的主要精神就是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强化和规范法院对当事人依法告知的义务，保障当事人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的知情权。同时，我们还要按照“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强化裁判理由公开，《意见》对很多操作层面都规定得非常细。
新京报：有人认为，媒体过分报道会影响法院审理，你怎样看？
倪：我们坚持认为，正常的报道不会影响审理。只要是可以公开审判的案件，正常的不加倾向性的报道，都可以公开。当然，我们也希望报道要充分尊重法律，尊重司法工作规律。
新京报：在一些基层法院采访时，他们可能会说，只要判决没有生效，案件就不适合公开。或者给媒体一个通稿，但是通稿有时候不能体现法庭上的交锋。
倪：只要判决了，都可以公布。即使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也都是公开的。一审判决后意味着这个案件结束了一个法律程序，即使二审改判，也可以公开。
新京报：不担心改判影响法院形象？
倪：完全不会。改判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结果。既然法律设置了二审终审制，就是给二审一个依法可以改判也可以不改判的权力，那改判有什么奇怪的呢？至于通稿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素材，给记者留更多空间。
热点问题
“赖昌星不判死”不会成为追逃惯例
●最高院曾专题研讨冤错案件 ●死刑案件证据标准已统一
新京报：这两年最高院对一些冤错案的报道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比如佘祥林案。最高院当时有没有考虑禁止媒体讨论？
倪：完全没有。我们认为充分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以后类似这样有争议的案件，最高院也会坚持这种原则，不会对正当合法的报道设定限制。
新京报：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错案，最高院是否感觉到压力？
倪：当然有压力。我们对于冤错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一个冤错案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链条，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公检法司几家在今年3月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共同防止冤错案件。我们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希望确保不再出任何问题。最高院对冤错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坚决纠正。
新京报：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也全部开庭，目前进展如何？
倪：我们去年一年都在为此做准备，进展非常顺利。整个复核工作严谨规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设计进行。两会时我们公布了五个案件，今后还会分阶段公布。
新京报：死刑复核的程序是怎样的？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
倪：死刑复核是一种特别程序，和一二审的程序完全不同。目前的死刑复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采取书面审查和讯问被告人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必要时也要到案发现场调查。最高院已经统一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了一些多发犯罪类型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报：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复核权之前执行了一批死刑案，有声音认为这是“赶时间”。
倪：不能这样理解。这只是各高级法院正常的程序。只是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了，大家格外关注。
新京报：赖昌星引渡后不会被判死刑，这是否会成为引渡外逃疑犯、特别是贪官的惯例？
倪：不会。要根据具体案情，一案一议。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这样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远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确保对罪犯实施刑事司法处罚。有些情况下，能够进行刑事追究比判处死刑更重要。你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拿到刑事处罚权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法律就会空置，但是承诺了，就必须遵守，这是一个国家的诚信问题。各国在引渡时都这么操作，会有一些让步。
新京报：没有审理就做出判决的上限，是否违背了司法程序？
倪：按照我们国家规定的引渡工作程序，量刑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外承诺。所以引渡中的承诺，不存在超越法律程序的问题。
新京报：去年深圳中院的腐败窝案社会反响很大，最近又有报道说天津高院三名法官涉嫌受贿，最高院怎么看待法官的腐败问题？
倪：最高院对法官的腐败问题态度一直非常明确，发现了就坚决查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虽然这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但影响却很坏。
新京报：法官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倪：对于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最高院一直强调并加强各类监督。此外，司法信息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也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
-同题发言
“无可奉告的问题不存在”
倪寿明称最高院希望过渡到例行新闻发布制
新京报：你有没有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倪：没有。不会存在无可奉告的问题，即使有些事情暂时不适合披露，我也可以解释，任何问题都可以沟通。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
倪：发言人和记者是处于公众和信息发布机关之间的一个桥梁，双方没有任何对立的关系。发言人经过授权把法院的重要信息、立场和观点，通过记者向社会公布，也希望通过记者了解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新京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你如何评价本部门的新闻发布情况？
倪：坦率地说，新闻发布工作对法院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建立发言人制度也不到一年，工作可能做得还不是很好，这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能逐步过渡到例行的新闻发布制，也希望媒体和社会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新京报：根据条例，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你作为最高院的发言人如何理解“及时”“准确”？
倪：发布信息应当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更权威吧。只要没有特别的障碍，凡是法院发生的正在审理的案件，出台的司法政策，公众需要了解，我们都希望第一时间公布。
新京报：和国外比，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有什么优势，有哪些不足？
倪：单就涉及法院的报道来说，我们国家算是很宽和开放的。西方一些国家，对法院新闻报道的限制是很多的，即使是公开审判，法官也可以要求对一些案件做限制性报道。我们以后也会更多采用统一录音录像方式，避免对法庭的审判秩序和当事人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新京报：你给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多少分？
倪：我做新闻发言人时间很短，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我自己做过多年的法官，又做了十几年的记者，这些经历便于我和记者沟通。这个工作很辛苦，风险又很大，目前来看我算是及格的吧。
采写/本报记者 李静睿最高院发言人倪寿明接受本报专访透露，近期法院将出台措施强化公开审判 对于在报社做过整整十五年记者的倪寿明来说，他完全懂得公众需要怎样的新闻。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建立，其中关于法院新闻发布的诸多规定，曾引发全国媒体一片热议。倪寿明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作为最高院两位新闻发言人之一，在公众面前亮相。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记者直问：为何日前一审开庭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有媒体被拒之庭外？在略作迟疑后，倪寿明说，郑筱萸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他“相信法院是按照正常的旁听程序作了安排”，其他问题他不能妄加揣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大案要案，将会对媒体进一步放开，这是我们必然的方向”。
倪寿明反复对记者强调：法律，是法院发布信息的惟一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一切都可以公开。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司法公正应该是看得见公正，法律底线之上，一切都可公开。”
信息公开
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
●大案要案公开度会进一步放开 ●司法各环节须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新京报：去年最高院出台的新闻发布制度引起热议，有人认为最高院对法院新闻的报道设置了很多禁区。
倪寿明(下简称“倪”)：首先我看到很多好评，至于非议，我认为这存在一些误读。最高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级法院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单都对外公布，65位发言人，其中包括我。很多有条件的中院、基层法院也设立了发言人。建立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希望推进公开审判，怎么能认为是退步！
新京报：当时指出了很多不能发布信息的领域，如院领导不批就不发布，这是否有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倪：这不是对信息发布领域的规定，而是对信息发布程序的规定。不是对媒体设限，而是对发言人做出的，是正常的审批程序。我想任何行政、司法机关对外发布信息，都要经过必要的审批。
新京报：你是否关注上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倪：非常关注。虽然它是一个行政法规，没有把法院的审判活动纳入其中，但其中的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对于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京报：哪些精神是法院可参考的？
倪：最重要的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精神。我想这是信息公开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哪些是例外？根据法律有些案件不能公开审判，比如涉及国家机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等。这些报道就受到限制。但是，“例外”只限于依法不公开的案件。大案要案的公开度绝对会进一步放开，这是一个大趋势。
新京报：近期法院新闻发布制度会不会改革？
倪：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期就会出台。它的主要精神就是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强化和规范法院对当事人依法告知的义务，保障当事人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的知情权。同时，我们还要按照“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强化裁判理由公开，《意见》对很多操作层面都规定得非常细。
新京报：有人认为，媒体过分报道会影响法院审理，你怎样看？
倪：我们坚持认为，正常的报道不会影响审理。只要是可以公开审判的案件，正常的不加倾向性的报道，都可以公开。当然，我们也希望报道要充分尊重法律，尊重司法工作规律。
新京报：在一些基层法院采访时，他们可能会说，只要判决没有生效，案件就不适合公开。或者给媒体一个通稿，但是通稿有时候不能体现法庭上的交锋。
倪：只要判决了，都可以公布。即使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也都是公开的。一审判决后意味着这个案件结束了一个法律程序，即使二审改判，也可以公开。
新京报：不担心改判影响法院形象？
倪：完全不会。改判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结果。既然法律设置了二审终审制，就是给二审一个依法可以改判也可以不改判的权力，那改判有什么奇怪的呢？至于通稿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素材，给记者留更多空间。
热点问题
“赖昌星不判死”不会成为追逃惯例
●最高院曾专题研讨冤错案件 ●死刑案件证据标准已统一
新京报：这两年最高院对一些冤错案的报道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比如佘祥林案。最高院当时有没有考虑禁止媒体讨论？
倪：完全没有。我们认为充分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以后类似这样有争议的案件，最高院也会坚持这种原则，不会对正当合法的报道设定限制。
新京报：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错案，最高院是否感觉到压力？
倪：当然有压力。我们对于冤错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一个冤错案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链条，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公检法司几家在今年3月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共同防止冤错案件。我们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希望确保不再出任何问题。最高院对冤错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坚决纠正。
新京报：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也全部开庭，目前进展如何？
倪：我们去年一年都在为此做准备，进展非常顺利。整个复核工作严谨规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设计进行。两会时我们公布了五个案件，今后还会分阶段公布。
新京报：死刑复核的程序是怎样的？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
倪：死刑复核是一种特别程序，和一二审的程序完全不同。目前的死刑复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采取书面审查和讯问被告人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必要时也要到案发现场调查。最高院已经统一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了一些多发犯罪类型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报：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复核权之前执行了一批死刑案，有声音认为这是“赶时间”。
倪：不能这样理解。这只是各高级法院正常的程序。只是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了，大家格外关注。
新京报：赖昌星引渡后不会被判死刑，这是否会成为引渡外逃疑犯、特别是贪官的惯例？
倪：不会。要根据具体案情，一案一议。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这样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远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确保对罪犯实施刑事司法处罚。有些情况下，能够进行刑事追究比判处死刑更重要。你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拿到刑事处罚权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法律就会空置，但是承诺了，就必须遵守，这是一个国家的诚信问题。各国在引渡时都这么操作，会有一些让步。
新京报：没有审理就做出判决的上限，是否违背了司法程序？
倪：按照我们国家规定的引渡工作程序，量刑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外承诺。所以引渡中的承诺，不存在超越法律程序的问题。
新京报：去年深圳中院的腐败窝案社会反响很大，最近又有报道说天津高院三名法官涉嫌受贿，最高院怎么看待法官的腐败问题？
倪：最高院对法官的腐败问题态度一直非常明确，发现了就坚决查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虽然这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但影响却很坏。
新京报：法官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倪：对于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最高院一直强调并加强各类监督。此外，司法信息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也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
-同题发言
“无可奉告的问题不存在”
倪寿明称最高院希望过渡到例行新闻发布制
新京报：你有没有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倪：没有。不会存在无可奉告的问题，即使有些事情暂时不适合披露，我也可以解释，任何问题都可以沟通。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
倪：发言人和记者是处于公众和信息发布机关之间的一个桥梁，双方没有任何对立的关系。发言人经过授权把法院的重要信息、立场和观点，通过记者向社会公布，也希望通过记者了解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新京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你如何评价本部门的新闻发布情况？
倪：坦率地说，新闻发布工作对法院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建立发言人制度也不到一年，工作可能做得还不是很好，这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能逐步过渡到例行的新闻发布制，也希望媒体和社会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新京报：根据条例，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你作为最高院的发言人如何理解“及时”“准确”？
倪：发布信息应当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更权威吧。只要没有特别的障碍，凡是法院发生的正在审理的案件，出台的司法政策，公众需要了解，我们都希望第一时间公布。
新京报：和国外比，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有什么优势，有哪些不足？
倪：单就涉及法院的报道来说，我们国家算是很宽和开放的。西方一些国家，对法院新闻报道的限制是很多的，即使是公开审判，法官也可以要求对一些案件做限制性报道。我们以后也会更多采用统一录音录像方式，避免对法庭的审判秩序和当事人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新京报：你给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多少分？
倪：我做新闻发言人时间很短，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我自己做过多年的法官，又做了十几年的记者，这些经历便于我和记者沟通。这个工作很辛苦，风险又很大，目前来看我算是及格的吧。
采写/本报记者 李静睿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建立，其中关于法院新闻发布的诸多规定，曾引发全国媒体一片热议。倪寿明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作为最高院两位新闻发言人之一，在公众面前亮相。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记者直问：为何日前一审开庭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有媒体被拒之庭外？在略作迟疑后，倪寿明说，郑筱萸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他“相信法院是按照正常的旁听程序作了安排”，其他问题他不能妄加揣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大案要案，将会对媒体进一步放开，这是我们必然的方向”。
倪寿明反复对记者强调：法律，是法院发布信息的惟一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一切都可以公开。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司法公正应该是看得见公正，法律底线之上，一切都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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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去年最高院出台的新闻发布制度引起热议，有人认为最高院对法院新闻的报道设置了很多禁区。
倪寿明(下简称“倪”)：首先我看到很多好评，至于非议，我认为这存在一些误读。最高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级法院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单都对外公布，65位发言人，其中包括我。很多有条件的中院、基层法院也设立了发言人。建立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希望推进公开审判，怎么能认为是退步！
新京报：当时指出了很多不能发布信息的领域，如院领导不批就不发布，这是否有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倪：这不是对信息发布领域的规定，而是对信息发布程序的规定。不是对媒体设限，而是对发言人做出的，是正常的审批程序。我想任何行政、司法机关对外发布信息，都要经过必要的审批。
新京报：你是否关注上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倪：非常关注。虽然它是一个行政法规，没有把法院的审判活动纳入其中，但其中的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对于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京报：哪些精神是法院可参考的？
倪：最重要的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精神。我想这是信息公开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哪些是例外？根据法律有些案件不能公开审判，比如涉及国家机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等。这些报道就受到限制。但是，“例外”只限于依法不公开的案件。大案要案的公开度绝对会进一步放开，这是一个大趋势。
新京报：近期法院新闻发布制度会不会改革？
倪：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期就会出台。它的主要精神就是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强化和规范法院对当事人依法告知的义务，保障当事人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的知情权。同时，我们还要按照“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强化裁判理由公开，《意见》对很多操作层面都规定得非常细。
新京报：有人认为，媒体过分报道会影响法院审理，你怎样看？
倪：我们坚持认为，正常的报道不会影响审理。只要是可以公开审判的案件，正常的不加倾向性的报道，都可以公开。当然，我们也希望报道要充分尊重法律，尊重司法工作规律。
新京报：在一些基层法院采访时，他们可能会说，只要判决没有生效，案件就不适合公开。或者给媒体一个通稿，但是通稿有时候不能体现法庭上的交锋。
倪：只要判决了，都可以公布。即使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也都是公开的。一审判决后意味着这个案件结束了一个法律程序，即使二审改判，也可以公开。
新京报：不担心改判影响法院形象？
倪：完全不会。改判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结果。既然法律设置了二审终审制，就是给二审一个依法可以改判也可以不改判的权力，那改判有什么奇怪的呢？至于通稿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素材，给记者留更多空间。
热点问题
“赖昌星不判死”不会成为追逃惯例
●最高院曾专题研讨冤错案件 ●死刑案件证据标准已统一
新京报：这两年最高院对一些冤错案的报道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比如佘祥林案。最高院当时有没有考虑禁止媒体讨论？
倪：完全没有。我们认为充分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以后类似这样有争议的案件，最高院也会坚持这种原则，不会对正当合法的报道设定限制。
新京报：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错案，最高院是否感觉到压力？
倪：当然有压力。我们对于冤错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一个冤错案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链条，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公检法司几家在今年3月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共同防止冤错案件。我们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希望确保不再出任何问题。最高院对冤错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坚决纠正。
新京报：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也全部开庭，目前进展如何？
倪：我们去年一年都在为此做准备，进展非常顺利。整个复核工作严谨规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设计进行。两会时我们公布了五个案件，今后还会分阶段公布。
新京报：死刑复核的程序是怎样的？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
倪：死刑复核是一种特别程序，和一二审的程序完全不同。目前的死刑复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采取书面审查和讯问被告人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必要时也要到案发现场调查。最高院已经统一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了一些多发犯罪类型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报：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复核权之前执行了一批死刑案，有声音认为这是“赶时间”。
倪：不能这样理解。这只是各高级法院正常的程序。只是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了，大家格外关注。
新京报：赖昌星引渡后不会被判死刑，这是否会成为引渡外逃疑犯、特别是贪官的惯例？
倪：不会。要根据具体案情，一案一议。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这样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远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确保对罪犯实施刑事司法处罚。有些情况下，能够进行刑事追究比判处死刑更重要。你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拿到刑事处罚权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法律就会空置，但是承诺了，就必须遵守，这是一个国家的诚信问题。各国在引渡时都这么操作，会有一些让步。
新京报：没有审理就做出判决的上限，是否违背了司法程序？
倪：按照我们国家规定的引渡工作程序，量刑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外承诺。所以引渡中的承诺，不存在超越法律程序的问题。
新京报：去年深圳中院的腐败窝案社会反响很大，最近又有报道说天津高院三名法官涉嫌受贿，最高院怎么看待法官的腐败问题？
倪：最高院对法官的腐败问题态度一直非常明确，发现了就坚决查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虽然这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但影响却很坏。
新京报：法官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倪：对于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最高院一直强调并加强各类监督。此外，司法信息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也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
-同题发言
“无可奉告的问题不存在”
倪寿明称最高院希望过渡到例行新闻发布制
新京报：你有没有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倪：没有。不会存在无可奉告的问题，即使有些事情暂时不适合披露，我也可以解释，任何问题都可以沟通。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
倪：发言人和记者是处于公众和信息发布机关之间的一个桥梁，双方没有任何对立的关系。发言人经过授权把法院的重要信息、立场和观点，通过记者向社会公布，也希望通过记者了解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新京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你如何评价本部门的新闻发布情况？
倪：坦率地说，新闻发布工作对法院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建立发言人制度也不到一年，工作可能做得还不是很好，这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能逐步过渡到例行的新闻发布制，也希望媒体和社会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新京报：根据条例，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你作为最高院的发言人如何理解“及时”“准确”？
倪：发布信息应当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更权威吧。只要没有特别的障碍，凡是法院发生的正在审理的案件，出台的司法政策，公众需要了解，我们都希望第一时间公布。
新京报：和国外比，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有什么优势，有哪些不足？
倪：单就涉及法院的报道来说，我们国家算是很宽和开放的。西方一些国家，对法院新闻报道的限制是很多的，即使是公开审判，法官也可以要求对一些案件做限制性报道。我们以后也会更多采用统一录音录像方式，避免对法庭的审判秩序和当事人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新京报：你给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多少分？
倪：我做新闻发言人时间很短，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我自己做过多年的法官，又做了十几年的记者，这些经历便于我和记者沟通。这个工作很辛苦，风险又很大，目前来看我算是及格的吧。
采写/本报记者 李静睿最高院发言人倪寿明接受本报专访透露，近期法院将出台措施强化公开审判 对于在报社做过整整十五年记者的倪寿明来说，他完全懂得公众需要怎样的新闻。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建立，其中关于法院新闻发布的诸多规定，曾引发全国媒体一片热议。倪寿明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作为最高院两位新闻发言人之一，在公众面前亮相。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记者直问：为何日前一审开庭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有媒体被拒之庭外？在略作迟疑后，倪寿明说，郑筱萸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他“相信法院是按照正常的旁听程序作了安排”，其他问题他不能妄加揣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大案要案，将会对媒体进一步放开，这是我们必然的方向”。
倪寿明反复对记者强调：法律，是法院发布信息的惟一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一切都可以公开。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司法公正应该是看得见公正，法律底线之上，一切都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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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
●大案要案公开度会进一步放开 ●司法各环节须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新京报：去年最高院出台的新闻发布制度引起热议，有人认为最高院对法院新闻的报道设置了很多禁区。
倪寿明(下简称“倪”)：首先我看到很多好评，至于非议，我认为这存在一些误读。最高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级法院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单都对外公布，65位发言人，其中包括我。很多有条件的中院、基层法院也设立了发言人。建立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希望推进公开审判，怎么能认为是退步！
新京报：当时指出了很多不能发布信息的领域，如院领导不批就不发布，这是否有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倪：这不是对信息发布领域的规定，而是对信息发布程序的规定。不是对媒体设限，而是对发言人做出的，是正常的审批程序。我想任何行政、司法机关对外发布信息，都要经过必要的审批。
新京报：你是否关注上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倪：非常关注。虽然它是一个行政法规，没有把法院的审判活动纳入其中，但其中的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对于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京报：哪些精神是法院可参考的？
倪：最重要的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精神。我想这是信息公开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法院也要向这个方向走。哪些是例外？根据法律有些案件不能公开审判，比如涉及国家机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等。这些报道就受到限制。但是，“例外”只限于依法不公开的案件。大案要案的公开度绝对会进一步放开，这是一个大趋势。
新京报：近期法院新闻发布制度会不会改革？
倪：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期就会出台。它的主要精神就是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强化和规范法院对当事人依法告知的义务，保障当事人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的知情权。同时，我们还要按照“司法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强化裁判理由公开，《意见》对很多操作层面都规定得非常细。
新京报：有人认为，媒体过分报道会影响法院审理，你怎样看？
倪：我们坚持认为，正常的报道不会影响审理。只要是可以公开审判的案件，正常的不加倾向性的报道，都可以公开。当然，我们也希望报道要充分尊重法律，尊重司法工作规律。
新京报：在一些基层法院采访时，他们可能会说，只要判决没有生效，案件就不适合公开。或者给媒体一个通稿，但是通稿有时候不能体现法庭上的交锋。
倪：只要判决了，都可以公布。即使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也都是公开的。一审判决后意味着这个案件结束了一个法律程序，即使二审改判，也可以公开。
新京报：不担心改判影响法院形象？
倪：完全不会。改判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结果。既然法律设置了二审终审制，就是给二审一个依法可以改判也可以不改判的权力，那改判有什么奇怪的呢？至于通稿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素材，给记者留更多空间。
热点问题
“赖昌星不判死”不会成为追逃惯例
●最高院曾专题研讨冤错案件 ●死刑案件证据标准已统一
新京报：这两年最高院对一些冤错案的报道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比如佘祥林案。最高院当时有没有考虑禁止媒体讨论？
倪：完全没有。我们认为充分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以后类似这样有争议的案件，最高院也会坚持这种原则，不会对正当合法的报道设定限制。
新京报：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错案，最高院是否感觉到压力？
倪：当然有压力。我们对于冤错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一个冤错案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链条，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公检法司几家在今年3月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共同防止冤错案件。我们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希望确保不再出任何问题。最高院对冤错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坚决纠正。
新京报：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也全部开庭，目前进展如何？
倪：我们去年一年都在为此做准备，进展非常顺利。整个复核工作严谨规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设计进行。两会时我们公布了五个案件，今后还会分阶段公布。
新京报：死刑复核的程序是怎样的？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
倪：死刑复核是一种特别程序，和一二审的程序完全不同。目前的死刑复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采取书面审查和讯问被告人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必要时也要到案发现场调查。最高院已经统一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了一些多发犯罪类型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报：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复核权之前执行了一批死刑案，有声音认为这是“赶时间”。
倪：不能这样理解。这只是各高级法院正常的程序。只是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了，大家格外关注。
新京报：赖昌星引渡后不会被判死刑，这是否会成为引渡外逃疑犯、特别是贪官的惯例？
倪：不会。要根据具体案情，一案一议。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这样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远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确保对罪犯实施刑事司法处罚。有些情况下，能够进行刑事追究比判处死刑更重要。你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拿到刑事处罚权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法律就会空置，但是承诺了，就必须遵守，这是一个国家的诚信问题。各国在引渡时都这么操作，会有一些让步。
新京报：没有审理就做出判决的上限，是否违背了司法程序？
倪：按照我们国家规定的引渡工作程序，量刑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外承诺。所以引渡中的承诺，不存在超越法律程序的问题。
新京报：去年深圳中院的腐败窝案社会反响很大，最近又有报道说天津高院三名法官涉嫌受贿，最高院怎么看待法官的腐败问题？
倪：最高院对法官的腐败问题态度一直非常明确，发现了就坚决查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虽然这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但影响却很坏。
新京报：法官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倪：对于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最高院一直强调并加强各类监督。此外，司法信息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也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
-同题发言
“无可奉告的问题不存在”
倪寿明称最高院希望过渡到例行新闻发布制
新京报：你有没有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倪：没有。不会存在无可奉告的问题，即使有些事情暂时不适合披露，我也可以解释，任何问题都可以沟通。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
倪：发言人和记者是处于公众和信息发布机关之间的一个桥梁，双方没有任何对立的关系。发言人经过授权把法院的重要信息、立场和观点，通过记者向社会公布，也希望通过记者了解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新京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你如何评价本部门的新闻发布情况？
倪：坦率地说，新闻发布工作对法院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建立发言人制度也不到一年，工作可能做得还不是很好，这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能逐步过渡到例行的新闻发布制，也希望媒体和社会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新京报：根据条例，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你作为最高院的发言人如何理解“及时”“准确”？
倪：发布信息应当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更权威吧。只要没有特别的障碍，凡是法院发生的正在审理的案件，出台的司法政策，公众需要了解，我们都希望第一时间公布。
新京报：和国外比，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有什么优势，有哪些不足？
倪：单就涉及法院的报道来说，我们国家算是很宽和开放的。西方一些国家，对法院新闻报道的限制是很多的，即使是公开审判，法官也可以要求对一些案件做限制性报道。我们以后也会更多采用统一录音录像方式，避免对法庭的审判秩序和当事人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新京报：你给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多少分？
倪：我做新闻发言人时间很短，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我自己做过多年的法官，又做了十几年的记者，这些经历便于我和记者沟通。这个工作很辛苦，风险又很大，目前来看我算是及格的吧。
采写/本报记者 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