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能要打仗了

（一）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
与美苏对峙最大的不同则是在于中国丝毫没有面对冷战的心理意识，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任何形式的战略对峙都应该回避。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上的不对称性使中美之间形成不了长期冷战对峙的局面，其结果或者是中国受迫于美国的步步进逼而不断退让，放弃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贸然发动战争，以此彻底剥夺中国的谈判地位。无论怎样中国都将受到根本的伤害。这种战略的不对称性就孕育了战争的危险性。多年来一直期待着中国崩溃的美国无论是在西藏问题还是人权问题上都未能捡到什么便宜，近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它的“遏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不耐烦，在九十年代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达到顶峰的美国当然是不愿意毫无所为地咽下这个现实的，一定会找机会和中国试一试手，关键要看中美军事冲突的诱因是否突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这些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归纳起来有这四个方面
一、美国的国家性质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这就决定了美国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虽然世界在变，但改变的是美国的对手和世界环境，美国的本质没有改变。由于苏联作为针对美国的遏制力量在全球范围、包括在亚洲的消失，美国已经变得更具进攻性。科索沃战争和中国大使馆被炸就显示了美国发动战争的随意性和突然性。最近，美国将战略轰炸机和空射巡航导弹首次布署在关岛，在军事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对中国全境发起突然的攻击。
二、由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土崩瓦解及中国内部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缘故，中国已经丧失了指导制订国防和安全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民族主义的情绪又很难在以美国价值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形成中国新的上层建筑。发展经济已成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把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引向庸俗化的歧途，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意志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中，中国政府的决策意志极度低落，其对危机做出应变的能力已相当值得怀疑，绥靖主义和迂回退让可能是中国政府唯一能够使用的抵御手段。中国政府在九六年台海危机后的亲美外交及九九年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就充份曝露了中国的虚弱和无能。
三、苏联的解体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溃散又使得中国在地缘上孤立无援地裸露在美国的阵前。战略孤立往往是战争爆发的前兆。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发动军事攻击之前，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外交和战略上的孤立。希特勒在战前也是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张伯伦绥靖政策对欧洲进行战略孤立。在印度爆炸了原子弹以后、美国加紧了对北朝鲜的工作，这次又把棋子摆到了越南，不管其成效如何，孤立中国的用意是明显的。眼下环绕中国的是靠不住的俄国、虎视眈眈的日本、野心勃勃的印度、桀骜不测的朝鲜、心怀敌意的越南和趁火打劫的台湾和菲律宾。中国目前的战略孤立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也是由于中国政府主观错误所导致的，容后详述。
四、中国经济总量的飞速膨胀及对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占有的不断扩大让美国感到更深刻的危机，进而刺激起了美国的战争欲望。美国能同苏联维持四十年宣而不战的局面，却与同样反共的德日两国打得热火朝天，关键就在于美德日在同一个锅里争粥喝，而美苏分属两个互不交融的经济体系。有不少自由派学者和国家官员幼稚地认为，中美经济存在互补性是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石，只要中美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会让中美关系得到稳定和改善，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战争。历史已经以铁铮铮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天真幼稚，并将以血淋淋的战争证明他们的愚蠢。美国具有战争的本性和战争的动机，而中国战争意志的薄弱和战略环境的孤立则部份构成了战争的诱因。这是由战争动力学的规律所决定的。战争动力学告诉我们，潜在的战争双方启动战争的意愿和条件，是决定战争两个要素。战争意志和动机影响战争的意愿，军事实力和战略环境则构成战争的条件。和平是双方的这两个要素在战争爆发前达到动态平衡时的状态。当双方的战争意愿和条件达到平衡时，未发动的战争便不容易发生，进行中的战争则会异常惨烈；当双方这两个要素不相平衡时，也就是处于所谓的战略不对称的情况下，战争就容易爆发，而进行中的战争则容易结束。
六十年代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手指都触到了核电钮但终究没有按下去，原因就是双方核大战的能力是对称的，双方应战的意愿也是不容置疑的，预见到结果的惨烈迫使双方都放弃了战争。二战时期，德国之所以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就是因为斯大林当时没有战争的意愿，战争能力的准备根本是不足的，而希特勒无论战争的能力和攻击苏联的意愿都是极强的。于是，战略的不对称和战争动力学要素的不平衡导致了苏德战争的爆发。战争动力学要素中，战争意愿和战争条件的关系是辩证的，战争意愿是能动的要素，战争意愿的强化对战争条件有正面推动作用，反之则不尽然。很多情况下，战争条件相对较差的一方在面对战争意愿更为低落的对手时，往往被诱发起战争意愿，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例如上个世纪，战争条件处劣势的洋人只凭借几艘船、几尊炮和几百号人就敢发动对大清的战争，日本敢于面对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而挑起甲午海战，原因就是清朝政府完全丧失了战争意愿，结果战争的条件虽不落后却照样要挨打。可见战争的意愿更决定战争动力学的平衡。那么，战争条件具相对优势的美国对战争意愿低落、战争条件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战争的主动性了。
美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实力绝对是在中国之上的，美日在亚洲的联合海空军实力强于中国，美国还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有着军事联盟的关系，显然中美双方的战争条件对比是不平衡、不对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战意愿低落是战争最大危险之所在。中国的一些专家总认为今天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没有理由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就如同斯大林当年捧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睡大觉一样，捧着PNTR睡觉。一条狗尽管它摆着尾巴，只要它长着牙就有咬人的危险，更何况狗已经冲着我们露出了牙齿。
美国向来是根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潜在敌人的，尽管中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中国不以美国为敌，绝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但美国还是根据中国的实力和发展潜力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敌人，并围绕着中国作出了一系列敌对的布署。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漠视和否认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呢？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战略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美国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垅断欲望、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以及美国强大的战争能力决定了美国强烈的战争意愿。而中国因对经济发展的渴求及国民精神的颓敝致使战争意愿极度低落、中国因台湾的钳制和韩越战略地位的变迁而处于恶劣的地缘环境、以及中国尚且微不足道的远程反击能力，这些都构成了战争的诱发条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处境已经是相当危险，只要美国国内经济走向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战争就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并不意味中美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思想上改变对冷战抱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依靠现有的实力，通过卓越的外交，作好充份的战略准备，那么中国就完全可以弥补战略弱点，消除战争爆发的因素。
（二）中国的外交错误陷中国于战略被动
如前所述，美国过去在亚洲的所有战略布署主要都是以美苏冷战为核心的，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主要都是针对苏联的势力。尽管美国发动韩越两战、联防台湾使中国在地缘上受到直接的压力，但美国的战略着眼点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势力。因此美国一方面在主观上竭力避免或扩大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即使要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得不受到苏联的掣肘，苏联的存在迫使美国不愿挑起或扩大同中国的战争。所以可以这么说，苏联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战略屏障和掩体，朝越两战均以中国达到其战略目标为结局，这和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这种屏障和掩体效应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今天，这个屏障和掩体早已不存在了，俄国已不构成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威胁。科索沃一战显示俄国甚至无力对地区事件作出有效的反应。这样，作为欧洲国家的俄国将更没有意愿和能力在亚洲的舞台上扮演旁观者或渔翁以外的角色。随着俄国的式微，北韩和越南作为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前沿阵地自然不可能独立寒风。然而，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一直是中国的附庸，但本世纪苏联的强盛和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极度衰弱，禁不住朝越两国别投他抱。

金日成便是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在五八年中国撤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身边的亲中国势力。而越南自胡志明逝世以后就一直实行亲俄反华的政策，结果还在七十年代末和中国反目成仇、刀兵相见。值得反省的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确有整整十年的时间重新调整中朝越之间的战略关系，并有机会从苏联的残垣断壁中拣回这两个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已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阵地。很不幸，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右倾亲美路线和中国社会的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和偏安绥靖情绪，以及弥漫于理论界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小布尔乔亚浪漫思潮严重侵蚀并瘫痪了国家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当时大多数活跃于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都错误地认为和平与发展将是冷战后世界的主流，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将有效地消除战争，自由贸易将模糊国家势力之间的敌我界限，强权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将以更“文明”、更现代的方式进行。总之，战争的危险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了，敌人也随着战争远去了而不存在了。

于是憧憬和幻想取代了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就主宰了决策的各个方面，包括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定位、台湾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制订及周边外交的安排，结果中国政府眼光短浅、嫌贫爱富，只是热衷大国外交、欧美外交、经贸外交，造成了各项外交政策之间环环相扣的战略错误，总结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失误：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的海空军实力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模式以及与中国的外交地位极不相称，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外交运作的手段和能力，损害了中国在地区间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个决策性的错误，表面看来这是由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事实上还是个战略指导思想的偏颇所致。决策层对冷战后国际局势估计过于乐观，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两岸形势走向的误判以及对“中国威胁论”过于消极的反应，这些都导致了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

二、在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中最为核心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过份倚重中美外交，把中美关系作为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关键，例如企望通过中美关系的稳定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解决两岸问题及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反过来又通过牺牲中国的一些战略利益来单方面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例如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无条件地与美国合作、在武器扩散问题上一味牵就美国却容忍美国对台湾大肆出售武器以及面对菲律宾、越南对我南海领土领海的蚕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和有效的回应，以此向美国表示中国不触犯美国利益、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为美国的亚洲秩序负责的诚意。这实际上与中国政府所热衷的大国外交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

三、虽然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的战略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不具备知难而进的魄力和另辟蹊径的智慧。例如，中国的周边过去一直被苏联和美国势力包围，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立即和中亚四国建立起安全互信和经济互惠关系，稳定了战略后方。但是在更重要的东部和南部，中国始终毫无作为。缅甸是中国直通印度洋的捷径，因此中国与泰缅两国建立安全体系极具战略意义。很遗憾中国直到今天才刚刚想起来建一条公路，而不再进一步同泰缅两国讨论建立政治和安全协调关系。中国政府花血本、顶着极大的风险要进世界贸易组织，但却对日本早先倡议的中日韩贸易共同体和马哈蒂尔提出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不屑一顾，原因就是美国竭力反对，中国不敢触犯美国。中国无法同周边国家建立利益攸关、辅车相依的战略关系，就只能被美国分而治之。中国能在西边有所作为而在东边一筹莫展，原因就是俄弱美强，中国欺软怕硬，这与毛泽东时期的大器外交真有天壤之别。

这个以美国为轴心的外交路线十年来非但没有让中国政府解决了任何一个问题，反而使中国丢尽了手中所有的战略筹码，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深重，与东亚国家的战略关系越来越孤立。那年中国驻外使馆遭轰炸的五八事件就反映出中国政府的尴尬，一旦受到美国的攻击，中国除了老百姓上街游行、砸使馆外，政府几乎作不出任何有效而有力的外交反应。可见这个“美国路线”对中国的危害是深远和广泛的，可以说，今天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所有困难和麻烦都源于“美国路线”。“美国路线”能够在的中国外交决策层大行其道，显示当今中国的信念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深入地侵害到了中国的国体，这是美国和平演变策略一个显然的战果。

过去的十年，中国外交上的亲美、战略上的绥靖及以经济压倒一切的政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策略上的失当和偏差，而是国家政治路线和立国根本的蜕质，国家的几位领导人无处不表露出来的崇美和恐美情结便是这种质变的标志。五八事件应该是向中国政府宣告了“美国路线”已经走到了失败的尽头，但是中国政府只是看到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而没有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觉察到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并完全没有对导致失败的 “美国路线”进行过深刻的反省。最近，当美国又一次在其财政预算案中公然把台湾纳入拨款专项，当美国候选总统布什明确否认中美夥伴关系，当美国首次把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虎视眈眈地布署在关岛、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当美国联合日本等国频繁地在中国门前举行军事演习，中国的总理却迫不及待地在美国大选的最后时刻一再向西方媒体强调，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政府都将继续奉行中美友好外交。

如果朱熔基只是摆个外交姿态，那也完全不必如此谦卑地放下大国的身段，在极不恰当的时机说些极不附合中国国际地位的话。世界各大国中恐怕也只有中国的领导人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现得象以色列和台湾等美国的附庸国那样如此在乎美国的大选结果。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但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信誉荡然无存，而且阻碍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更令人诧异的是，几天前中国政府又向美国作出不扩散弹道导弹技术的承诺，却没有要求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对中国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几天之后美国就和台湾当局在共同防御事务上达成协议。中国政府的这种在战略上近乎自杀性的举动真让人怀疑中国的上层有内神通外鬼。国家领导层心志低靡，偏安恶进，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变成外经贸部，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不是作戏就是消气，这样的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前景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
与美苏对峙最大的不同则是在于中国丝毫没有面对冷战的心理意识，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任何形式的战略对峙都应该回避。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上的不对称性使中美之间形成不了长期冷战对峙的局面，其结果或者是中国受迫于美国的步步进逼而不断退让，放弃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贸然发动战争，以此彻底剥夺中国的谈判地位。无论怎样中国都将受到根本的伤害。这种战略的不对称性就孕育了战争的危险性。多年来一直期待着中国崩溃的美国无论是在西藏问题还是人权问题上都未能捡到什么便宜，近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它的“遏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不耐烦，在九十年代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达到顶峰的美国当然是不愿意毫无所为地咽下这个现实的，一定会找机会和中国试一试手，关键要看中美军事冲突的诱因是否突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这些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归纳起来有这四个方面
一、美国的国家性质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这就决定了美国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虽然世界在变，但改变的是美国的对手和世界环境，美国的本质没有改变。由于苏联作为针对美国的遏制力量在全球范围、包括在亚洲的消失，美国已经变得更具进攻性。科索沃战争和中国大使馆被炸就显示了美国发动战争的随意性和突然性。最近，美国将战略轰炸机和空射巡航导弹首次布署在关岛，在军事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对中国全境发起突然的攻击。
二、由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土崩瓦解及中国内部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缘故，中国已经丧失了指导制订国防和安全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民族主义的情绪又很难在以美国价值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形成中国新的上层建筑。发展经济已成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方面把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引向庸俗化的歧途，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意志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中，中国政府的决策意志极度低落，其对危机做出应变的能力已相当值得怀疑，绥靖主义和迂回退让可能是中国政府唯一能够使用的抵御手段。中国政府在九六年台海危机后的亲美外交及九九年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就充份曝露了中国的虚弱和无能。
三、苏联的解体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溃散又使得中国在地缘上孤立无援地裸露在美国的阵前。战略孤立往往是战争爆发的前兆。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发动军事攻击之前，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外交和战略上的孤立。希特勒在战前也是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张伯伦绥靖政策对欧洲进行战略孤立。在印度爆炸了原子弹以后、美国加紧了对北朝鲜的工作，这次又把棋子摆到了越南，不管其成效如何，孤立中国的用意是明显的。眼下环绕中国的是靠不住的俄国、虎视眈眈的日本、野心勃勃的印度、桀骜不测的朝鲜、心怀敌意的越南和趁火打劫的台湾和菲律宾。中国目前的战略孤立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也是由于中国政府主观错误所导致的，容后详述。
四、中国经济总量的飞速膨胀及对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占有的不断扩大让美国感到更深刻的危机，进而刺激起了美国的战争欲望。美国能同苏联维持四十年宣而不战的局面，却与同样反共的德日两国打得热火朝天，关键就在于美德日在同一个锅里争粥喝，而美苏分属两个互不交融的经济体系。有不少自由派学者和国家官员幼稚地认为，中美经济存在互补性是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石，只要中美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会让中美关系得到稳定和改善，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战争。历史已经以铁铮铮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天真幼稚，并将以血淋淋的战争证明他们的愚蠢。美国具有战争的本性和战争的动机，而中国战争意志的薄弱和战略环境的孤立则部份构成了战争的诱因。这是由战争动力学的规律所决定的。战争动力学告诉我们，潜在的战争双方启动战争的意愿和条件，是决定战争两个要素。战争意志和动机影响战争的意愿，军事实力和战略环境则构成战争的条件。和平是双方的这两个要素在战争爆发前达到动态平衡时的状态。当双方的战争意愿和条件达到平衡时，未发动的战争便不容易发生，进行中的战争则会异常惨烈；当双方这两个要素不相平衡时，也就是处于所谓的战略不对称的情况下，战争就容易爆发，而进行中的战争则容易结束。
六十年代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手指都触到了核电钮但终究没有按下去，原因就是双方核大战的能力是对称的，双方应战的意愿也是不容置疑的，预见到结果的惨烈迫使双方都放弃了战争。二战时期，德国之所以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就是因为斯大林当时没有战争的意愿，战争能力的准备根本是不足的，而希特勒无论战争的能力和攻击苏联的意愿都是极强的。于是，战略的不对称和战争动力学要素的不平衡导致了苏德战争的爆发。战争动力学要素中，战争意愿和战争条件的关系是辩证的，战争意愿是能动的要素，战争意愿的强化对战争条件有正面推动作用，反之则不尽然。很多情况下，战争条件相对较差的一方在面对战争意愿更为低落的对手时，往往被诱发起战争意愿，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例如上个世纪，战争条件处劣势的洋人只凭借几艘船、几尊炮和几百号人就敢发动对大清的战争，日本敢于面对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而挑起甲午海战，原因就是清朝政府完全丧失了战争意愿，结果战争的条件虽不落后却照样要挨打。可见战争的意愿更决定战争动力学的平衡。那么，战争条件具相对优势的美国对战争意愿低落、战争条件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战争的主动性了。
美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实力绝对是在中国之上的，美日在亚洲的联合海空军实力强于中国，美国还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有着军事联盟的关系，显然中美双方的战争条件对比是不平衡、不对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战意愿低落是战争最大危险之所在。中国的一些专家总认为今天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没有理由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就如同斯大林当年捧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睡大觉一样，捧着PNTR睡觉。一条狗尽管它摆着尾巴，只要它长着牙就有咬人的危险，更何况狗已经冲着我们露出了牙齿。
美国向来是根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潜在敌人的，尽管中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中国不以美国为敌，绝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但美国还是根据中国的实力和发展潜力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敌人，并围绕着中国作出了一系列敌对的布署。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漠视和否认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呢？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战略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美国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垅断欲望、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以及美国强大的战争能力决定了美国强烈的战争意愿。而中国因对经济发展的渴求及国民精神的颓敝致使战争意愿极度低落、中国因台湾的钳制和韩越战略地位的变迁而处于恶劣的地缘环境、以及中国尚且微不足道的远程反击能力，这些都构成了战争的诱发条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处境已经是相当危险，只要美国国内经济走向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战争就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并不意味中美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思想上改变对冷战抱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依靠现有的实力，通过卓越的外交，作好充份的战略准备，那么中国就完全可以弥补战略弱点，消除战争爆发的因素。
（二）中国的外交错误陷中国于战略被动
如前所述，美国过去在亚洲的所有战略布署主要都是以美苏冷战为核心的，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主要都是针对苏联的势力。尽管美国发动韩越两战、联防台湾使中国在地缘上受到直接的压力，但美国的战略着眼点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势力。因此美国一方面在主观上竭力避免或扩大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即使要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得不受到苏联的掣肘，苏联的存在迫使美国不愿挑起或扩大同中国的战争。所以可以这么说，苏联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战略屏障和掩体，朝越两战均以中国达到其战略目标为结局，这和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这种屏障和掩体效应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今天，这个屏障和掩体早已不存在了，俄国已不构成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威胁。科索沃一战显示俄国甚至无力对地区事件作出有效的反应。这样，作为欧洲国家的俄国将更没有意愿和能力在亚洲的舞台上扮演旁观者或渔翁以外的角色。随着俄国的式微，北韩和越南作为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前沿阵地自然不可能独立寒风。然而，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一直是中国的附庸，但本世纪苏联的强盛和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极度衰弱，禁不住朝越两国别投他抱。

金日成便是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在五八年中国撤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身边的亲中国势力。而越南自胡志明逝世以后就一直实行亲俄反华的政策，结果还在七十年代末和中国反目成仇、刀兵相见。值得反省的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确有整整十年的时间重新调整中朝越之间的战略关系，并有机会从苏联的残垣断壁中拣回这两个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已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阵地。很不幸，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右倾亲美路线和中国社会的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和偏安绥靖情绪，以及弥漫于理论界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小布尔乔亚浪漫思潮严重侵蚀并瘫痪了国家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当时大多数活跃于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都错误地认为和平与发展将是冷战后世界的主流，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将有效地消除战争，自由贸易将模糊国家势力之间的敌我界限，强权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将以更“文明”、更现代的方式进行。总之，战争的危险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了，敌人也随着战争远去了而不存在了。

于是憧憬和幻想取代了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就主宰了决策的各个方面，包括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定位、台湾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制订及周边外交的安排，结果中国政府眼光短浅、嫌贫爱富，只是热衷大国外交、欧美外交、经贸外交，造成了各项外交政策之间环环相扣的战略错误，总结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失误：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的海空军实力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模式以及与中国的外交地位极不相称，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外交运作的手段和能力，损害了中国在地区间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个决策性的错误，表面看来这是由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事实上还是个战略指导思想的偏颇所致。决策层对冷战后国际局势估计过于乐观，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两岸形势走向的误判以及对“中国威胁论”过于消极的反应，这些都导致了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

二、在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中最为核心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过份倚重中美外交，把中美关系作为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关键，例如企望通过中美关系的稳定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解决两岸问题及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反过来又通过牺牲中国的一些战略利益来单方面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例如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无条件地与美国合作、在武器扩散问题上一味牵就美国却容忍美国对台湾大肆出售武器以及面对菲律宾、越南对我南海领土领海的蚕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和有效的回应，以此向美国表示中国不触犯美国利益、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为美国的亚洲秩序负责的诚意。这实际上与中国政府所热衷的大国外交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

三、虽然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的战略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不具备知难而进的魄力和另辟蹊径的智慧。例如，中国的周边过去一直被苏联和美国势力包围，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立即和中亚四国建立起安全互信和经济互惠关系，稳定了战略后方。但是在更重要的东部和南部，中国始终毫无作为。缅甸是中国直通印度洋的捷径，因此中国与泰缅两国建立安全体系极具战略意义。很遗憾中国直到今天才刚刚想起来建一条公路，而不再进一步同泰缅两国讨论建立政治和安全协调关系。中国政府花血本、顶着极大的风险要进世界贸易组织，但却对日本早先倡议的中日韩贸易共同体和马哈蒂尔提出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不屑一顾，原因就是美国竭力反对，中国不敢触犯美国。中国无法同周边国家建立利益攸关、辅车相依的战略关系，就只能被美国分而治之。中国能在西边有所作为而在东边一筹莫展，原因就是俄弱美强，中国欺软怕硬，这与毛泽东时期的大器外交真有天壤之别。

这个以美国为轴心的外交路线十年来非但没有让中国政府解决了任何一个问题，反而使中国丢尽了手中所有的战略筹码，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深重，与东亚国家的战略关系越来越孤立。那年中国驻外使馆遭轰炸的五八事件就反映出中国政府的尴尬，一旦受到美国的攻击，中国除了老百姓上街游行、砸使馆外，政府几乎作不出任何有效而有力的外交反应。可见这个“美国路线”对中国的危害是深远和广泛的，可以说，今天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所有困难和麻烦都源于“美国路线”。“美国路线”能够在的中国外交决策层大行其道，显示当今中国的信念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深入地侵害到了中国的国体，这是美国和平演变策略一个显然的战果。

过去的十年，中国外交上的亲美、战略上的绥靖及以经济压倒一切的政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策略上的失当和偏差，而是国家政治路线和立国根本的蜕质，国家的几位领导人无处不表露出来的崇美和恐美情结便是这种质变的标志。五八事件应该是向中国政府宣告了“美国路线”已经走到了失败的尽头，但是中国政府只是看到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而没有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觉察到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并完全没有对导致失败的 “美国路线”进行过深刻的反省。最近，当美国又一次在其财政预算案中公然把台湾纳入拨款专项，当美国候选总统布什明确否认中美夥伴关系，当美国首次把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虎视眈眈地布署在关岛、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当美国联合日本等国频繁地在中国门前举行军事演习，中国的总理却迫不及待地在美国大选的最后时刻一再向西方媒体强调，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政府都将继续奉行中美友好外交。

如果朱熔基只是摆个外交姿态，那也完全不必如此谦卑地放下大国的身段，在极不恰当的时机说些极不附合中国国际地位的话。世界各大国中恐怕也只有中国的领导人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现得象以色列和台湾等美国的附庸国那样如此在乎美国的大选结果。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但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信誉荡然无存，而且阻碍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更令人诧异的是，几天前中国政府又向美国作出不扩散弹道导弹技术的承诺，却没有要求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对中国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几天之后美国就和台湾当局在共同防御事务上达成协议。中国政府的这种在战略上近乎自杀性的举动真让人怀疑中国的上层有内神通外鬼。国家领导层心志低靡，偏安恶进，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变成外经贸部，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不是作戏就是消气，这样的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前景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