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重庆官员讲述“最牛钉子户”幕后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08:23
重庆地方官员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他们面临的是多年未有之处境。如今，事件已平息，而他们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都做了什么？
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
大风起兮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正式被选为院长。3月17日，星期六，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
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
“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日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日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日来拆。”张立解释说。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
夜以继日的紧张
“事情在22日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到凌晨。”郑洪说。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
“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
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
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的，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
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重庆市公安局领导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情况，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
早上7点，张立回到办公室，9点开通气会，“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
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
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
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
法院是唯一的通道
张立记得，3月24日又是一个星期六，“那天王鸿举市长亲自召开了一个会议，王市长的法治意识非常强，市里和区里都成立了临时性的处置小组，但都没让法院参加这个小组，王市长说不能把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参与处置小组。”
法院既感到压力很大，又感到被寄予厚望。“大家都意识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党委、政府过度介入影响并不好，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威。”
“法院是双方（杨武、吴苹与开发商）唯一的通道”，郑洪这样分析当时的局势。因为已进入司法程序了，再回到行政程序来，只能让事情更复杂。
法院在3月24日之前，除了走程序之外也作了大量工作，“3月19日听证会之前，法院要跟他们协调，但是吴苹很抵触，不要法院的人参加，要求跟开发商单独谈，她对房管局也一样。”
郑洪坦言，法院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跟吴苹做工作，最终，吴苹表示愿意调解，但必须由张立主持，因为觉得新来九龙坡区的他可能不会偏向开发商。
“3月25日下午，她来到办公室，我和法院的另外两个同志跟她谈了3个小时，她又提出要撤掉我们的裁定书和房管局的裁决书，我说如果你认为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有问题，只能把法律和法规改掉我们再裁定，后来她没有再坚持。”
经过前一天的沟通，3月26日法院把开发商找来，双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26日、27日谈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但她坚决不见开发商，只好把开发商安排在另外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的谈，法院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毕业论文
郑洪开玩笑说，这事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如果论文写不好，他就要“下课”了。“当时我们担心中央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会造成我们被动的。”九龙坡区给重庆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及时汇报沟通，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篇论文的节点到来了。张立透露，谈判过程中吴苹还是很合作的，要价逐渐降低。除了房屋安置，还有其他补偿要求，比如从1993年到2004年的补偿400万，从2004年到现在则每个月赔4万元，经过做工作，到27日晚上总补偿额降到了100多万。
而此时现场情况更趋复杂，张立感觉到有越来越大的紧迫感，“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舞台”。
郑洪透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拆迁户赶到现场声援，公安部门和街道都投入了力量。“说老实话，现场和周围都有24小时监控。”郑洪说。
“坦率地说，27日晚谈出的价格，开发商都同意了，但市领导的态度变得明朗，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能说假话，第二不能解决这个事情而引发其它事情，这给我们谈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立说。
对于每天损失6万元的开发商来说，即便满足吴苹的所有要求，也更符合其利益，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方面必须考虑其余280户已经搬走的拆迁户的利益，还要考虑今后重庆乃至全国的拆迁工作格局。
张立透露说，27日那个方案，当时还房就是定的鹤兴路原地还，补偿则高达170多万元，高出最终披露的协议数字60余万元。
那三个小时成为转折点
但27日的方案在上面没有通过。吴苹提出要见郑书记，28日下午，郑洪见了吴苹，从2点多开始，谈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被媒体誉为事件的转折点。吴苹一上场就独白了40多分钟，她说，她感受到郑洪的亲切和对她的尊重。
郑洪回忆，“吴苹跟我说现在这种被动也超出她的想象，我跟她分析这个事情延续下去会有哪几种结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大家谈得很愉快。”
“我明确要求她和开发商不能达成私下协议，这个要公布的，我要对280户其他拆迁户负责。”结束会谈时，郑洪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吴苹，“后来吴苹给我打过3次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最后一次，则是专门表示感谢。
那天吴苹又做了让步，补偿数字就是那一天定下来的。“吴苹也有她的道理，以前房管局说2006年11月才断水断电的，吴苹提出2004年10月份停的水，2005年2月份断的电，我们迅速核实，发现吴苹没有说谎。5个月和30个月的停水停电期，补偿肯定是不同的。”张立说。
然而，整个拆迁安置方案上有明文规定，原地修建的房屋是不能作为安置用房的，这成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
张立透露，“到了29日，我们又跟她谈，怕造成负面影响，便抛出一个方案，先货币补偿她，然后房子造出来后优惠卖给她。”这场又是谈到凌晨2点的谈判让吴苹很
不高兴，“你这个时候给我240多万元货币安置，说是优惠卖给我，但开发商以后毁约怎么办？”刚刚出现转机的谈判，旋即又陷入山重水复的地步。
柳暗花明
这个时候，九龙区区长黄云在30日想出了一个办法。
黄云原是沙坪坝的区长。“黄区长想到正升公司在沙坪坝有商业用房，我们就问开发商，你还有没有房子。这样，黄云提出异地实物安置，一下子把这个结解开了。”张立说。
事实上，吴苹当时既争取要原地换房，但又不相信自己真能争取到——“如果我谈成了原地安置，其他拆迁户肯定会来找政府和开发商闹。”
对这个新方案，吴苹觉得非常高兴。当时吴苹就从法院出发，到沙坪坝看房子。而就在3月30日，张立还做了另一件事：按时贴出强拆公告。张贴强拆公告时，又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张立害怕媒体误认为会马上强拆，便首次披露，双方正在法院协调下进行谈判。
两天后，吴苹在最终方案上签了字。4月2日，一场风暴偃旗息鼓。当时区里有人提出要对拆迁进行现场直播。但考虑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围观人会很多，担心会出治安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很少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未完成的总结
不少专家认为，“钉子户”事件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但郑洪更看重的收获是这一事件的教训和处理这场公共危机的办法。其中有两条与媒体有关。他认为，一是对网络媒体不够重视，二是对如何同国外媒体打交道没有经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国外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地方政府不能违背这个承诺。“我跟新闻中心说，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国外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是因为他们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至于被华新民等学者和《财经》杂志质疑的一点，即从获得项目到拆迁启动，开发商方面至今并不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点，郑洪回应道：重庆市是两证合一，实际上，只要是由开发商去谈拆迁，在达成协议前，土地使用权还在拆迁户手中，开发商就不可能提前拥有土地使用证，而按重庆市的拆迁管理条例，这种拆迁模式是允许的。
所以，郑洪认为，城市改造拆迁不能再走这条路，以后符合规划的拆迁项目要由政府来拆，拆完了再“招拍挂”，否则就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一定要下决心调整过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检讨。”张立表示，司法层面的反思应继续。
□摘自《南方周末》张悦文重庆地方官员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他们面临的是多年未有之处境。如今，事件已平息，而他们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都做了什么？
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
大风起兮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正式被选为院长。3月17日，星期六，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
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
“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日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日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日来拆。”张立解释说。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
夜以继日的紧张
“事情在22日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到凌晨。”郑洪说。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
“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
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
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的，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
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重庆市公安局领导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情况，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
早上7点，张立回到办公室，9点开通气会，“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
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
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
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
法院是唯一的通道
张立记得，3月24日又是一个星期六，“那天王鸿举市长亲自召开了一个会议，王市长的法治意识非常强，市里和区里都成立了临时性的处置小组，但都没让法院参加这个小组，王市长说不能把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参与处置小组。”
法院既感到压力很大，又感到被寄予厚望。“大家都意识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党委、政府过度介入影响并不好，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威。”
“法院是双方（杨武、吴苹与开发商）唯一的通道”，郑洪这样分析当时的局势。因为已进入司法程序了，再回到行政程序来，只能让事情更复杂。
法院在3月24日之前，除了走程序之外也作了大量工作，“3月19日听证会之前，法院要跟他们协调，但是吴苹很抵触，不要法院的人参加，要求跟开发商单独谈，她对房管局也一样。”
郑洪坦言，法院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跟吴苹做工作，最终，吴苹表示愿意调解，但必须由张立主持，因为觉得新来九龙坡区的他可能不会偏向开发商。
“3月25日下午，她来到办公室，我和法院的另外两个同志跟她谈了3个小时，她又提出要撤掉我们的裁定书和房管局的裁决书，我说如果你认为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有问题，只能把法律和法规改掉我们再裁定，后来她没有再坚持。”
经过前一天的沟通，3月26日法院把开发商找来，双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26日、27日谈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但她坚决不见开发商，只好把开发商安排在另外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的谈，法院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毕业论文
郑洪开玩笑说，这事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如果论文写不好，他就要“下课”了。“当时我们担心中央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会造成我们被动的。”九龙坡区给重庆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及时汇报沟通，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篇论文的节点到来了。张立透露，谈判过程中吴苹还是很合作的，要价逐渐降低。除了房屋安置，还有其他补偿要求，比如从1993年到2004年的补偿400万，从2004年到现在则每个月赔4万元，经过做工作，到27日晚上总补偿额降到了100多万。
而此时现场情况更趋复杂，张立感觉到有越来越大的紧迫感，“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舞台”。
郑洪透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拆迁户赶到现场声援，公安部门和街道都投入了力量。“说老实话，现场和周围都有24小时监控。”郑洪说。
“坦率地说，27日晚谈出的价格，开发商都同意了，但市领导的态度变得明朗，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能说假话，第二不能解决这个事情而引发其它事情，这给我们谈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立说。
对于每天损失6万元的开发商来说，即便满足吴苹的所有要求，也更符合其利益，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方面必须考虑其余280户已经搬走的拆迁户的利益，还要考虑今后重庆乃至全国的拆迁工作格局。
张立透露说，27日那个方案，当时还房就是定的鹤兴路原地还，补偿则高达170多万元，高出最终披露的协议数字60余万元。
那三个小时成为转折点
但27日的方案在上面没有通过。吴苹提出要见郑书记，28日下午，郑洪见了吴苹，从2点多开始，谈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被媒体誉为事件的转折点。吴苹一上场就独白了40多分钟，她说，她感受到郑洪的亲切和对她的尊重。
郑洪回忆，“吴苹跟我说现在这种被动也超出她的想象，我跟她分析这个事情延续下去会有哪几种结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大家谈得很愉快。”
“我明确要求她和开发商不能达成私下协议，这个要公布的，我要对280户其他拆迁户负责。”结束会谈时，郑洪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吴苹，“后来吴苹给我打过3次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最后一次，则是专门表示感谢。
那天吴苹又做了让步，补偿数字就是那一天定下来的。“吴苹也有她的道理，以前房管局说2006年11月才断水断电的，吴苹提出2004年10月份停的水，2005年2月份断的电，我们迅速核实，发现吴苹没有说谎。5个月和30个月的停水停电期，补偿肯定是不同的。”张立说。
然而，整个拆迁安置方案上有明文规定，原地修建的房屋是不能作为安置用房的，这成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
张立透露，“到了29日，我们又跟她谈，怕造成负面影响，便抛出一个方案，先货币补偿她，然后房子造出来后优惠卖给她。”这场又是谈到凌晨2点的谈判让吴苹很
不高兴，“你这个时候给我240多万元货币安置，说是优惠卖给我，但开发商以后毁约怎么办？”刚刚出现转机的谈判，旋即又陷入山重水复的地步。
柳暗花明
这个时候，九龙区区长黄云在30日想出了一个办法。
黄云原是沙坪坝的区长。“黄区长想到正升公司在沙坪坝有商业用房，我们就问开发商，你还有没有房子。这样，黄云提出异地实物安置，一下子把这个结解开了。”张立说。
事实上，吴苹当时既争取要原地换房，但又不相信自己真能争取到——“如果我谈成了原地安置，其他拆迁户肯定会来找政府和开发商闹。”
对这个新方案，吴苹觉得非常高兴。当时吴苹就从法院出发，到沙坪坝看房子。而就在3月30日，张立还做了另一件事：按时贴出强拆公告。张贴强拆公告时，又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张立害怕媒体误认为会马上强拆，便首次披露，双方正在法院协调下进行谈判。
两天后，吴苹在最终方案上签了字。4月2日，一场风暴偃旗息鼓。当时区里有人提出要对拆迁进行现场直播。但考虑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围观人会很多，担心会出治安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很少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未完成的总结
不少专家认为，“钉子户”事件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但郑洪更看重的收获是这一事件的教训和处理这场公共危机的办法。其中有两条与媒体有关。他认为，一是对网络媒体不够重视，二是对如何同国外媒体打交道没有经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国外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地方政府不能违背这个承诺。“我跟新闻中心说，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国外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是因为他们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至于被华新民等学者和《财经》杂志质疑的一点，即从获得项目到拆迁启动，开发商方面至今并不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点，郑洪回应道：重庆市是两证合一，实际上，只要是由开发商去谈拆迁，在达成协议前，土地使用权还在拆迁户手中，开发商就不可能提前拥有土地使用证，而按重庆市的拆迁管理条例，这种拆迁模式是允许的。
所以，郑洪认为，城市改造拆迁不能再走这条路，以后符合规划的拆迁项目要由政府来拆，拆完了再“招拍挂”，否则就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一定要下决心调整过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检讨。”张立表示，司法层面的反思应继续。
□摘自《南方周末》张悦文
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
大风起兮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正式被选为院长。3月17日，星期六，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
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
“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日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日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日来拆。”张立解释说。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
夜以继日的紧张
“事情在22日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到凌晨。”郑洪说。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
“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
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
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的，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
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重庆市公安局领导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情况，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
早上7点，张立回到办公室，9点开通气会，“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
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
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
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
法院是唯一的通道
张立记得，3月24日又是一个星期六，“那天王鸿举市长亲自召开了一个会议，王市长的法治意识非常强，市里和区里都成立了临时性的处置小组，但都没让法院参加这个小组，王市长说不能把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参与处置小组。”
法院既感到压力很大，又感到被寄予厚望。“大家都意识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党委、政府过度介入影响并不好，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威。”
“法院是双方（杨武、吴苹与开发商）唯一的通道”，郑洪这样分析当时的局势。因为已进入司法程序了，再回到行政程序来，只能让事情更复杂。
法院在3月24日之前，除了走程序之外也作了大量工作，“3月19日听证会之前，法院要跟他们协调，但是吴苹很抵触，不要法院的人参加，要求跟开发商单独谈，她对房管局也一样。”
郑洪坦言，法院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跟吴苹做工作，最终，吴苹表示愿意调解，但必须由张立主持，因为觉得新来九龙坡区的他可能不会偏向开发商。
“3月25日下午，她来到办公室，我和法院的另外两个同志跟她谈了3个小时，她又提出要撤掉我们的裁定书和房管局的裁决书，我说如果你认为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有问题，只能把法律和法规改掉我们再裁定，后来她没有再坚持。”
经过前一天的沟通，3月26日法院把开发商找来，双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26日、27日谈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但她坚决不见开发商，只好把开发商安排在另外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的谈，法院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毕业论文
郑洪开玩笑说，这事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如果论文写不好，他就要“下课”了。“当时我们担心中央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会造成我们被动的。”九龙坡区给重庆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及时汇报沟通，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篇论文的节点到来了。张立透露，谈判过程中吴苹还是很合作的，要价逐渐降低。除了房屋安置，还有其他补偿要求，比如从1993年到2004年的补偿400万，从2004年到现在则每个月赔4万元，经过做工作，到27日晚上总补偿额降到了100多万。
而此时现场情况更趋复杂，张立感觉到有越来越大的紧迫感，“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舞台”。
郑洪透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拆迁户赶到现场声援，公安部门和街道都投入了力量。“说老实话，现场和周围都有24小时监控。”郑洪说。
“坦率地说，27日晚谈出的价格，开发商都同意了，但市领导的态度变得明朗，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能说假话，第二不能解决这个事情而引发其它事情，这给我们谈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立说。
对于每天损失6万元的开发商来说，即便满足吴苹的所有要求，也更符合其利益，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方面必须考虑其余280户已经搬走的拆迁户的利益，还要考虑今后重庆乃至全国的拆迁工作格局。
张立透露说，27日那个方案，当时还房就是定的鹤兴路原地还，补偿则高达170多万元，高出最终披露的协议数字60余万元。
那三个小时成为转折点
但27日的方案在上面没有通过。吴苹提出要见郑书记，28日下午，郑洪见了吴苹，从2点多开始，谈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被媒体誉为事件的转折点。吴苹一上场就独白了40多分钟，她说，她感受到郑洪的亲切和对她的尊重。
郑洪回忆，“吴苹跟我说现在这种被动也超出她的想象，我跟她分析这个事情延续下去会有哪几种结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大家谈得很愉快。”
“我明确要求她和开发商不能达成私下协议，这个要公布的，我要对280户其他拆迁户负责。”结束会谈时，郑洪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吴苹，“后来吴苹给我打过3次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最后一次，则是专门表示感谢。
那天吴苹又做了让步，补偿数字就是那一天定下来的。“吴苹也有她的道理，以前房管局说2006年11月才断水断电的，吴苹提出2004年10月份停的水，2005年2月份断的电，我们迅速核实，发现吴苹没有说谎。5个月和30个月的停水停电期，补偿肯定是不同的。”张立说。
然而，整个拆迁安置方案上有明文规定，原地修建的房屋是不能作为安置用房的，这成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
张立透露，“到了29日，我们又跟她谈，怕造成负面影响，便抛出一个方案，先货币补偿她，然后房子造出来后优惠卖给她。”这场又是谈到凌晨2点的谈判让吴苹很
不高兴，“你这个时候给我240多万元货币安置，说是优惠卖给我，但开发商以后毁约怎么办？”刚刚出现转机的谈判，旋即又陷入山重水复的地步。
柳暗花明
这个时候，九龙区区长黄云在30日想出了一个办法。
黄云原是沙坪坝的区长。“黄区长想到正升公司在沙坪坝有商业用房，我们就问开发商，你还有没有房子。这样，黄云提出异地实物安置，一下子把这个结解开了。”张立说。
事实上，吴苹当时既争取要原地换房，但又不相信自己真能争取到——“如果我谈成了原地安置，其他拆迁户肯定会来找政府和开发商闹。”
对这个新方案，吴苹觉得非常高兴。当时吴苹就从法院出发，到沙坪坝看房子。而就在3月30日，张立还做了另一件事：按时贴出强拆公告。张贴强拆公告时，又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张立害怕媒体误认为会马上强拆，便首次披露，双方正在法院协调下进行谈判。
两天后，吴苹在最终方案上签了字。4月2日，一场风暴偃旗息鼓。当时区里有人提出要对拆迁进行现场直播。但考虑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围观人会很多，担心会出治安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很少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未完成的总结
不少专家认为，“钉子户”事件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但郑洪更看重的收获是这一事件的教训和处理这场公共危机的办法。其中有两条与媒体有关。他认为，一是对网络媒体不够重视，二是对如何同国外媒体打交道没有经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国外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地方政府不能违背这个承诺。“我跟新闻中心说，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国外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是因为他们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至于被华新民等学者和《财经》杂志质疑的一点，即从获得项目到拆迁启动，开发商方面至今并不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点，郑洪回应道：重庆市是两证合一，实际上，只要是由开发商去谈拆迁，在达成协议前，土地使用权还在拆迁户手中，开发商就不可能提前拥有土地使用证，而按重庆市的拆迁管理条例，这种拆迁模式是允许的。
所以，郑洪认为，城市改造拆迁不能再走这条路，以后符合规划的拆迁项目要由政府来拆，拆完了再“招拍挂”，否则就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一定要下决心调整过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检讨。”张立表示，司法层面的反思应继续。
□摘自《南方周末》张悦文重庆地方官员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他们面临的是多年未有之处境。如今，事件已平息，而他们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都做了什么？
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
大风起兮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正式被选为院长。3月17日，星期六，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
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
“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日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日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日来拆。”张立解释说。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
夜以继日的紧张
“事情在22日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到凌晨。”郑洪说。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
“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
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
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的，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
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重庆市公安局领导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情况，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
早上7点，张立回到办公室，9点开通气会，“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
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
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
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
法院是唯一的通道
张立记得，3月24日又是一个星期六，“那天王鸿举市长亲自召开了一个会议，王市长的法治意识非常强，市里和区里都成立了临时性的处置小组，但都没让法院参加这个小组，王市长说不能把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参与处置小组。”
法院既感到压力很大，又感到被寄予厚望。“大家都意识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党委、政府过度介入影响并不好，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威。”
“法院是双方（杨武、吴苹与开发商）唯一的通道”，郑洪这样分析当时的局势。因为已进入司法程序了，再回到行政程序来，只能让事情更复杂。
法院在3月24日之前，除了走程序之外也作了大量工作，“3月19日听证会之前，法院要跟他们协调，但是吴苹很抵触，不要法院的人参加，要求跟开发商单独谈，她对房管局也一样。”
郑洪坦言，法院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跟吴苹做工作，最终，吴苹表示愿意调解，但必须由张立主持，因为觉得新来九龙坡区的他可能不会偏向开发商。
“3月25日下午，她来到办公室，我和法院的另外两个同志跟她谈了3个小时，她又提出要撤掉我们的裁定书和房管局的裁决书，我说如果你认为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有问题，只能把法律和法规改掉我们再裁定，后来她没有再坚持。”
经过前一天的沟通，3月26日法院把开发商找来，双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26日、27日谈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但她坚决不见开发商，只好把开发商安排在另外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的谈，法院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毕业论文
郑洪开玩笑说，这事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如果论文写不好，他就要“下课”了。“当时我们担心中央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会造成我们被动的。”九龙坡区给重庆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及时汇报沟通，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篇论文的节点到来了。张立透露，谈判过程中吴苹还是很合作的，要价逐渐降低。除了房屋安置，还有其他补偿要求，比如从1993年到2004年的补偿400万，从2004年到现在则每个月赔4万元，经过做工作，到27日晚上总补偿额降到了100多万。
而此时现场情况更趋复杂，张立感觉到有越来越大的紧迫感，“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舞台”。
郑洪透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拆迁户赶到现场声援，公安部门和街道都投入了力量。“说老实话，现场和周围都有24小时监控。”郑洪说。
“坦率地说，27日晚谈出的价格，开发商都同意了，但市领导的态度变得明朗，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能说假话，第二不能解决这个事情而引发其它事情，这给我们谈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立说。
对于每天损失6万元的开发商来说，即便满足吴苹的所有要求，也更符合其利益，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方面必须考虑其余280户已经搬走的拆迁户的利益，还要考虑今后重庆乃至全国的拆迁工作格局。
张立透露说，27日那个方案，当时还房就是定的鹤兴路原地还，补偿则高达170多万元，高出最终披露的协议数字60余万元。
那三个小时成为转折点
但27日的方案在上面没有通过。吴苹提出要见郑书记，28日下午，郑洪见了吴苹，从2点多开始，谈了3个小时，那3个小时，被媒体誉为事件的转折点。吴苹一上场就独白了40多分钟，她说，她感受到郑洪的亲切和对她的尊重。
郑洪回忆，“吴苹跟我说现在这种被动也超出她的想象，我跟她分析这个事情延续下去会有哪几种结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大家谈得很愉快。”
“我明确要求她和开发商不能达成私下协议，这个要公布的，我要对280户其他拆迁户负责。”结束会谈时，郑洪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吴苹，“后来吴苹给我打过3次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最后一次，则是专门表示感谢。
那天吴苹又做了让步，补偿数字就是那一天定下来的。“吴苹也有她的道理，以前房管局说2006年11月才断水断电的，吴苹提出2004年10月份停的水，2005年2月份断的电，我们迅速核实，发现吴苹没有说谎。5个月和30个月的停水停电期，补偿肯定是不同的。”张立说。
然而，整个拆迁安置方案上有明文规定，原地修建的房屋是不能作为安置用房的，这成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
张立透露，“到了29日，我们又跟她谈，怕造成负面影响，便抛出一个方案，先货币补偿她，然后房子造出来后优惠卖给她。”这场又是谈到凌晨2点的谈判让吴苹很
不高兴，“你这个时候给我240多万元货币安置，说是优惠卖给我，但开发商以后毁约怎么办？”刚刚出现转机的谈判，旋即又陷入山重水复的地步。
柳暗花明
这个时候，九龙区区长黄云在30日想出了一个办法。
黄云原是沙坪坝的区长。“黄区长想到正升公司在沙坪坝有商业用房，我们就问开发商，你还有没有房子。这样，黄云提出异地实物安置，一下子把这个结解开了。”张立说。
事实上，吴苹当时既争取要原地换房，但又不相信自己真能争取到——“如果我谈成了原地安置，其他拆迁户肯定会来找政府和开发商闹。”
对这个新方案，吴苹觉得非常高兴。当时吴苹就从法院出发，到沙坪坝看房子。而就在3月30日，张立还做了另一件事：按时贴出强拆公告。张贴强拆公告时，又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张立害怕媒体误认为会马上强拆，便首次披露，双方正在法院协调下进行谈判。
两天后，吴苹在最终方案上签了字。4月2日，一场风暴偃旗息鼓。当时区里有人提出要对拆迁进行现场直播。但考虑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围观人会很多，担心会出治安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很少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未完成的总结
不少专家认为，“钉子户”事件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但郑洪更看重的收获是这一事件的教训和处理这场公共危机的办法。其中有两条与媒体有关。他认为，一是对网络媒体不够重视，二是对如何同国外媒体打交道没有经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国外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地方政府不能违背这个承诺。“我跟新闻中心说，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国外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是因为他们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至于被华新民等学者和《财经》杂志质疑的一点，即从获得项目到拆迁启动，开发商方面至今并不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点，郑洪回应道：重庆市是两证合一，实际上，只要是由开发商去谈拆迁，在达成协议前，土地使用权还在拆迁户手中，开发商就不可能提前拥有土地使用证，而按重庆市的拆迁管理条例，这种拆迁模式是允许的。
所以，郑洪认为，城市改造拆迁不能再走这条路，以后符合规划的拆迁项目要由政府来拆，拆完了再“招拍挂”，否则就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一定要下决心调整过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检讨。”张立表示，司法层面的反思应继续。
□摘自《南方周末》张悦文
深圳市征地拆迁办公室13日晚上11时在“深圳政府在线”发布通告，对深圳罗湖区蔡屋围的“全国最贵钉子户”做出响应。通告称蔡屋围改造拆迁申请及补偿方案符合法律规定，并表示：蔡屋围金融中心改造项目的拆迁工作依法实施，并将继续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深圳市征地拆迁办公室表示，希望拆迁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参照其它已签订协议的几百户业主的补偿标准，充分进行沟通协商，力争达成一致。若最终仍达不成协议，只能循法律途径解决，以维护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绝大多数被拆迁人的利益。
据了解，深圳市征地拆迁办公室隶属于深圳市国土局，由于港人户主蔡珠祥、张莲好夫妇等七户未能与开发商达成赔偿协议，国土局曾于3月27日向七户“钉子户”下达了自行拆迁裁定。接到裁定书后，七户中的一户同意了赔偿协议。蔡珠祥等另外六户仍在坚持，并向深圳市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目前该复议仍在调查过程中。
另据了解，根据有关法规，将来对于行政复议结果，被拆迁人还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判决维持行政复议结果，拆迁主管部门可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法院作出强制拆迁决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据此实施行政强制拆迁时，须提前15天通知被拆迁人，并尽可能动员被拆迁人自行搬迁。在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直至到强制拆迁实施之前一刻，协商仍是解决补偿安置纠纷的办法之一。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深圳市征地拆迁办公室表示，希望拆迁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参照其它已签订协议的几百户业主的补偿标准，充分进行沟通协商，力争达成一致。若最终仍达不成协议，只能循法律途径解决，以维护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绝大多数被拆迁人的利益。
据了解，深圳市征地拆迁办公室隶属于深圳市国土局，由于港人户主蔡珠祥、张莲好夫妇等七户未能与开发商达成赔偿协议，国土局曾于3月27日向七户“钉子户”下达了自行拆迁裁定。接到裁定书后，七户中的一户同意了赔偿协议。蔡珠祥等另外六户仍在坚持，并向深圳市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目前该复议仍在调查过程中。
另据了解，根据有关法规，将来对于行政复议结果，被拆迁人还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判决维持行政复议结果，拆迁主管部门可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法院作出强制拆迁决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据此实施行政强制拆迁时，须提前15天通知被拆迁人，并尽可能动员被拆迁人自行搬迁。在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直至到强制拆迁实施之前一刻，协商仍是解决补偿安置纠纷的办法之一。
北京也有钉子户，而且还是在首都钢铁厂内。由于原厂内老员工要求多配一套房，导致双方拆迁谈判未果，近十个足球场面积的工地中央，就剩这户一家三代还住着，强硬姿态令厂方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据《京华时报》报道，在首钢旧厂厂区旁，但见杂草丛生遍布残垣瓦砾的工地正中央，竟伫立着一座平房，房子主人是已在厂内居住三十多年的工厂老干部刘云（化名）一家子。
刘云八十岁的公公是首钢老职工，婆婆现卧病在床，刘云与丈夫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津贴过活，家中还有一位哑巴亲戚，以及十四岁读初中的儿子，“我们一家可以说是老弱病残都有了。”刘云说道。
刘家平房位于石景山金顶街首钢危旧平房拆迁区，为了争取厂方再给一套配房，刘云一家与首钢公司已经僵持一年多。首钢房地产拆迁办陈总指出，原本三千多户自99年开始拆迁，“现只剩刘云一家，只要他们搬了，就可以将整个地产移交。”
从外观看，刘云家确实破旧，窗户并无玻璃而是用木板遮挡，不少屋瓦均已掉落。刘云表示，2006年周围住户都搬迁后，就不断有人来砸房并威胁他们赶紧搬走，2006年11月家里的用电也被切断，“五个月了，只能点蜡烛，孩子每天晚上在蜡烛下写作业，冬天老人睡觉冻得都病了”。
问题症结出在双方对配房数量无交集，拆迁办陈总指出，2005年1月双方签订《安置协议书》，给刘家分配新房并要求对方搬迁，但刘云一家对协议不满，一直未腾退出原住房，其余住户则于2006年底全数搬离，“整个都没人住了，当然要断电。”
依照《协议书》规定，首钢公司给刘云一家分配三套住房，但刘云声称她与丈夫已离婚，要求多要一套，双方在这点僵持不下。诉诸法院处理亦无结果，2007年3月底，法院判决是单位内部房地产纠纷，不属法院主管和受理范围，驳回起诉。
刘云表示，自从法院判决后，所在工地大门就被锁上，天天有人守着，“孩子每天上学只能爬墙，老人都出不了门”。对此拆迁办陈总无奈地指出，“门是拆迁施工队的工人锁的，由于剩一家没拆完，所以拿不到工钱，我也没办法”。
对于事件如何落幕，刘云的律师指出，法院并未判刘云一家为合理住户，房屋所有权属于首钢，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行政管理关系来解决，“但最好办法还是双方协商”。
据《京华时报》报道，在首钢旧厂厂区旁，但见杂草丛生遍布残垣瓦砾的工地正中央，竟伫立着一座平房，房子主人是已在厂内居住三十多年的工厂老干部刘云（化名）一家子。
刘云八十岁的公公是首钢老职工，婆婆现卧病在床，刘云与丈夫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津贴过活，家中还有一位哑巴亲戚，以及十四岁读初中的儿子，“我们一家可以说是老弱病残都有了。”刘云说道。
刘家平房位于石景山金顶街首钢危旧平房拆迁区，为了争取厂方再给一套配房，刘云一家与首钢公司已经僵持一年多。首钢房地产拆迁办陈总指出，原本三千多户自99年开始拆迁，“现只剩刘云一家，只要他们搬了，就可以将整个地产移交。”
从外观看，刘云家确实破旧，窗户并无玻璃而是用木板遮挡，不少屋瓦均已掉落。刘云表示，2006年周围住户都搬迁后，就不断有人来砸房并威胁他们赶紧搬走，2006年11月家里的用电也被切断，“五个月了，只能点蜡烛，孩子每天晚上在蜡烛下写作业，冬天老人睡觉冻得都病了”。
问题症结出在双方对配房数量无交集，拆迁办陈总指出，2005年1月双方签订《安置协议书》，给刘家分配新房并要求对方搬迁，但刘云一家对协议不满，一直未腾退出原住房，其余住户则于2006年底全数搬离，“整个都没人住了，当然要断电。”
依照《协议书》规定，首钢公司给刘云一家分配三套住房，但刘云声称她与丈夫已离婚，要求多要一套，双方在这点僵持不下。诉诸法院处理亦无结果，2007年3月底，法院判决是单位内部房地产纠纷，不属法院主管和受理范围，驳回起诉。
刘云表示，自从法院判决后，所在工地大门就被锁上，天天有人守着，“孩子每天上学只能爬墙，老人都出不了门”。对此拆迁办陈总无奈地指出，“门是拆迁施工队的工人锁的，由于剩一家没拆完，所以拿不到工钱，我也没办法”。
对于事件如何落幕，刘云的律师指出，法院并未判刘云一家为合理住户，房屋所有权属于首钢，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行政管理关系来解决，“但最好办法还是双方协商”。
刘云八十岁的公公是首钢老职工，婆婆现卧病在床，刘云与丈夫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津贴过活，家中还有一位哑巴亲戚，以及十四岁读初中的儿子，
依照《协议书》规定，首钢公司给刘云一家分配三套住房，但刘云声称她与丈夫已离婚，要求多要一套，
依照《协议书》规定，首钢公司给刘云一家分配三套住房，但刘云声称她与丈夫已离婚，要求多要一套，
哎，官员需要土地带来的财政啊！
原帖由 毛主席万岁！ 于 2007-4-23 09:52 发表
哎，官员需要土地带来的财政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政府现在实施的土地换财政，房产换财政呀，到最后换来了老百姓的口袋空空，换来了社会矛盾的加剧。
原帖由 林青豪 于 2007-4-15 12:02 发表
刘云八十岁的公公是首钢老职工，婆婆现卧病在床，刘云与丈夫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津贴过活，家中还有一位哑巴亲戚，以及十四岁读初中的儿子，
依照《协议书》规定，首钢公司给刘云一家分配三套住房，但刘云声称 ...
---------------------三套啊,也不错了啊.
毋庸置疑的是土地确实带来了财富，和古代一样
原帖由 林青豪 于 2007-4-15 12:02 发表
刘云八十岁的公公是首钢老职工，婆婆现卧病在床，刘云与丈夫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津贴过活，家中还有一位哑巴亲戚，以及十四岁读初中的儿子，
依照《协议书》规定，首钢公司给刘云一家分配三套住房，但刘云声称 ...
北京一套房怎么也要几十万，假离婚，多要房，常见手段，不过也有弄假成真，那就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