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大明王朝的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34:31
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①，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②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
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来，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锐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的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③，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已是北京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⑧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⑩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①，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②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
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来，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锐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的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③，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已是北京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⑧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⑩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①，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②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
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来，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锐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的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③，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已是北京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⑧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⑩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①，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②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
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来，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锐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的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③，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已是北京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⑧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⑩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风流”。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
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春药，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春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
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掉下来，几乎遇险。他并非只是性格上有猴性，命运亦复如是。在做皇帝整个七年间，他基本被魏忠贤、客氏这对狗男女当猴耍，本人也极其配合、听话，任由摆布，以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亦不保———非不能保，竟然是置之不保，完全不可理喻。
人与猴是近亲。人类学意义上，形貌若猴的“毛孩”，被称为“返祖现象”。我们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先生，虽非“毛孩”，却发生“返祖现象”。他的“返祖”，不是长出毛茸茸的脸蛋儿与四肢，而是精神上重返“至愚至昧”{28}的原始状态。
何出此言？说来无人肯信：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第一人”，几乎是个白丁！我们由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给朱翊钧的一道奏折得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即朱由校登基的前一年）三月，年已十五、作为皇太孙的他，自打从娘胎出来，迄今竟然未“授一书、识一字”！奏折原文是：
皇上【朱翊钧】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朱常洛】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朱由校】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
如非事实，丌诗教绝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况且还有旁证。《明史》载，早此六年，孙慎行（时任礼部右侍郎）也曾指出：“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29}———即，朱由校已经九岁，却还从来没有给他请过老师。
朱由校糊涂到什么地步呢？简单来说：颠倒黑白，敌我不分，把坏人当好人，把好人当坏人。
在他登基之前，出过一桩事，史称“移宫”，列为有名的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另两案发生在朱常洛身上，一为“梃击”，一为“红丸”，前面已有交代）。所谓“宫”，指天子所居的乾清宫。
朱常洛既死，朱由校接着当皇帝，乾清宫理应由他居住。但朱常洛的宠姬李选侍却赖在那里不走，她提出的要求是得到皇后的封号，而一些大臣则认为她的胃口远不止此，怀疑她有意垂帘听政。大家起来跟李选侍斗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搬出乾清宫，这样，朱由校才得以正位。京戏里有一出《二进宫》，据说即以此事为本，不过情节上却另加虚构，有很大变动。
李选侍的恶劣还不止霸占乾清宫这一件事，说起来，她对朱由校实有杀母之仇。朱由校跟他父亲一样，也是普通宫女所生，很巧，这宫女也姓王。李选侍在朱常洛跟前一直受宠，但她自己只生有一女，对生育了当时的皇长孙朱由校的王氏，妒恨交加，就运用自己的被宠，对王氏百般虐待，而朱常洛似乎也听之任之。朱由校终于即位之后，曾在上谕中多次声讨李选侍的罪行：
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殴圣母【指自己的生母王氏】，以致【王氏】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31}
【李氏】前因殴崩圣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窥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32}
除了杀母之仇，李选侍对朱由校本人，一贯也不放在眼里，呵来叱去。移宫之前，朱由校一度被李氏控制，形如挟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痏【流血之创伤曰“痏”，这里当指一种内心感受】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33}。
在整个危机中，有两个人立了大功。一是以兵部给事中而被委以顾命重任的杨涟，一是太监王安。当时朱由校为李氏控制，杨涟首倡应该当机立断，强行解救朱由校。王安则是从李氏那里亲手夺过朱由校，“强抱持以出”{34}的那个人。救出朱由校，“诸臣即叩首呼‘万岁’”，首次确认朱由校的皇帝身份，随即由王安保护，内阁成员刘一燝、英国公张维贤分扶左右，去文华殿暂御，李选侍派人追来，拉拉扯扯想把他夺回去，是杨涟厉声呵退，君臣乃得于文华殿商议登基之事。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又是杨涟和王安坚持不懈施压，迫其迁往哕鸾宫。
李选侍最得力的走狗叫李进忠，他就是日后改名为“魏忠贤”的不可一世的大太监。他当时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看好她能够挟幼主而听政，所以坚持要李选侍抓往朱由校不松手。怎奈女人家见识不到这一层，也因胆怯而动摇，朱由校以此脱身。但“既许复悔，又使李进忠再三趣【催促】回”。其实这句话应该写作“在李进忠指使下，李选侍再三趣回朱由校”。“及朕至乾清宫丹墀，进忠等犹牵朕衣不释。甫至前宫门，又数数【反复】遣人令朕还，毋御文华殿也。”{35}由这些叙述，很清楚地看到，魏忠贤（李进忠）是帮助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主谋。
实际上，“移宫案”带有宫廷政变的色彩，一切只差在毫厘之间———设若李选侍坚定听从魏忠贤主张，不放走朱由校，设若杨涟、王安不挺身而出夺走朱由校，使其摆脱李党的控制，将来朱由校这个皇帝怎样一个当法，很成问题，极可能是一个“儿皇帝”。杨涟、王安果断出手，与群臣同心协力，紧急关头“救驾”，一举扭转局面，可以说朱由校顺利即位，多拜二人之所赐。然而事过之后，这两个帮助他取得帝位的功臣，一个被他发往南海子充当净军，不久被魏忠贤害死于该处，另一个先是被赶回故里，后又在魏忠贤针对东林党人发动的大规模清洗中，投入诏狱，折磨致死。相反，曾“殴崩圣母”、“挟圣躬”的李选侍，以及助纣为虐的魏忠贤，这两人论理与朱由校有不共戴天之仇，却作了恶而未得任何惩罚。李选侍安然在哕鸾宫得到奉养，魏忠贤转而通过交好朱由校乳母客氏，成为朱由校最受信赖的人。
如此黑白颠倒，根本无法以常理揆度。我们并未要求朱由校有正义感，依照普遍的善恶标准在正邪之间做出正确取舍。我们对他不过是从私利角度设想，谁在维护他的利益，谁又损坏和伤害着他，这总该能够分清。而事实上，他的选择竟是，与为其效命的人反目，包容直至亲近欺辱自己母亲、意欲挟持和禁锢他的敌人。这样一个人，全然不知好歹，用里巷之间的说法，就是缺心眼儿。但是原因何在？朱由校其实不痴不傻，从他擅长的木工漆活来看，简直应该算是心灵手巧。想来想去，他的缺心眼儿，只能归结到迟迟不曾接受教育，不识字、不读书。但凡读过一点书，总会有些见识，分得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断得明敌我亲仇。
从其一生看，朱由校对于人生人性，基本懵懂无知，见地不及初中生。他很容易被蒙骗，甚至无须蒙骗，只要哄他一时高兴，任取任夺———江山社稷无所谓，连老婆孩子的性命也无所谓。他天赋的聪明可以打高分，而后天的心智成熟度则仅相当于幼稚园孩童。这笔账要记在他的祖父朱翊钧身上。这位万历皇帝不知何故，对儿子朱常洛、孙子朱由校一律采取“愚民政策”，群臣为常洛由校父子争取出阁读书的权利，磨破嘴皮，朱翊钧则能拖就拖，好像唯恐他们的智力得到开发，好像并不担心将来他们做了皇帝，被人欺负耍弄。
总之，朱由校以天潢贵胄，居然有如出身赤贫的农家子，直到成人，硬是没有机会进入学堂。他的才具，全靠自己开发———在野玩中成长。
有明一代，整个朱家皇族出过两位天才{36}。一位是郑王朱厚烷的嫡长子朱载堉，此人于历法、数学、地理、物理、哲学、文学、舞蹈无所不通，尤其在音乐乐理上的造诣、成就，傲视前人，据说他是世界上最早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和计算的人。另一个天才，便是朱由校。朱由校的天才，表现在工程学方面，倘若生在当代并循正规途径培养，以他的天赋，跻身国家工程院院士之列，绝非难事。
自幼没有老师和功课约束，朱由校便有大把时间玩耍，除了寻常的爬树、骑马、溜冰、荡秋千之类，朱由校也得以在野玩之际，邂逅最适宜他天性的喜好———宫中屡有造作修葺，由校路过或于近处玩耍时得见，每驻足旁观，兴趣盎然。久而久之，心慕手追，找来工具自己摆弄。这一摆弄不打紧，天才就此被发现。他无师自通，仅因观摩便心领神会，不仅诸般技艺尽数掌握，而且水平极高：“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虽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37}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
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春药，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春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
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掉下来，几乎遇险。他并非只是性格上有猴性，命运亦复如是。在做皇帝整个七年间，他基本被魏忠贤、客氏这对狗男女当猴耍，本人也极其配合、听话，任由摆布，以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亦不保———非不能保，竟然是置之不保，完全不可理喻。
人与猴是近亲。人类学意义上，形貌若猴的“毛孩”，被称为“返祖现象”。我们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先生，虽非“毛孩”，却发生“返祖现象”。他的“返祖”，不是长出毛茸茸的脸蛋儿与四肢，而是精神上重返“至愚至昧”{28}的原始状态。
何出此言？说来无人肯信：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第一人”，几乎是个白丁！我们由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给朱翊钧的一道奏折得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即朱由校登基的前一年）三月，年已十五、作为皇太孙的他，自打从娘胎出来，迄今竟然未“授一书、识一字”！奏折原文是：
皇上【朱翊钧】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朱常洛】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朱由校】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
如非事实，丌诗教绝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况且还有旁证。《明史》载，早此六年，孙慎行（时任礼部右侍郎）也曾指出：“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29}———即，朱由校已经九岁，却还从来没有给他请过老师。
朱由校糊涂到什么地步呢？简单来说：颠倒黑白，敌我不分，把坏人当好人，把好人当坏人。
在他登基之前，出过一桩事，史称“移宫”，列为有名的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另两案发生在朱常洛身上，一为“梃击”，一为“红丸”，前面已有交代）。所谓“宫”，指天子所居的乾清宫。
朱常洛既死，朱由校接着当皇帝，乾清宫理应由他居住。但朱常洛的宠姬李选侍却赖在那里不走，她提出的要求是得到皇后的封号，而一些大臣则认为她的胃口远不止此，怀疑她有意垂帘听政。大家起来跟李选侍斗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搬出乾清宫，这样，朱由校才得以正位。京戏里有一出《二进宫》，据说即以此事为本，不过情节上却另加虚构，有很大变动。
李选侍的恶劣还不止霸占乾清宫这一件事，说起来，她对朱由校实有杀母之仇。朱由校跟他父亲一样，也是普通宫女所生，很巧，这宫女也姓王。李选侍在朱常洛跟前一直受宠，但她自己只生有一女，对生育了当时的皇长孙朱由校的王氏，妒恨交加，就运用自己的被宠，对王氏百般虐待，而朱常洛似乎也听之任之。朱由校终于即位之后，曾在上谕中多次声讨李选侍的罪行：
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殴圣母【指自己的生母王氏】，以致【王氏】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31}
【李氏】前因殴崩圣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窥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32}
除了杀母之仇，李选侍对朱由校本人，一贯也不放在眼里，呵来叱去。移宫之前，朱由校一度被李氏控制，形如挟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痏【流血之创伤曰“痏”，这里当指一种内心感受】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33}。
在整个危机中，有两个人立了大功。一是以兵部给事中而被委以顾命重任的杨涟，一是太监王安。当时朱由校为李氏控制，杨涟首倡应该当机立断，强行解救朱由校。王安则是从李氏那里亲手夺过朱由校，“强抱持以出”{34}的那个人。救出朱由校，“诸臣即叩首呼‘万岁’”，首次确认朱由校的皇帝身份，随即由王安保护，内阁成员刘一燝、英国公张维贤分扶左右，去文华殿暂御，李选侍派人追来，拉拉扯扯想把他夺回去，是杨涟厉声呵退，君臣乃得于文华殿商议登基之事。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又是杨涟和王安坚持不懈施压，迫其迁往哕鸾宫。
李选侍最得力的走狗叫李进忠，他就是日后改名为“魏忠贤”的不可一世的大太监。他当时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看好她能够挟幼主而听政，所以坚持要李选侍抓往朱由校不松手。怎奈女人家见识不到这一层，也因胆怯而动摇，朱由校以此脱身。但“既许复悔，又使李进忠再三趣【催促】回”。其实这句话应该写作“在李进忠指使下，李选侍再三趣回朱由校”。“及朕至乾清宫丹墀，进忠等犹牵朕衣不释。甫至前宫门，又数数【反复】遣人令朕还，毋御文华殿也。”{35}由这些叙述，很清楚地看到，魏忠贤（李进忠）是帮助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主谋。
实际上，“移宫案”带有宫廷政变的色彩，一切只差在毫厘之间———设若李选侍坚定听从魏忠贤主张，不放走朱由校，设若杨涟、王安不挺身而出夺走朱由校，使其摆脱李党的控制，将来朱由校这个皇帝怎样一个当法，很成问题，极可能是一个“儿皇帝”。杨涟、王安果断出手，与群臣同心协力，紧急关头“救驾”，一举扭转局面，可以说朱由校顺利即位，多拜二人之所赐。然而事过之后，这两个帮助他取得帝位的功臣，一个被他发往南海子充当净军，不久被魏忠贤害死于该处，另一个先是被赶回故里，后又在魏忠贤针对东林党人发动的大规模清洗中，投入诏狱，折磨致死。相反，曾“殴崩圣母”、“挟圣躬”的李选侍，以及助纣为虐的魏忠贤，这两人论理与朱由校有不共戴天之仇，却作了恶而未得任何惩罚。李选侍安然在哕鸾宫得到奉养，魏忠贤转而通过交好朱由校乳母客氏，成为朱由校最受信赖的人。
如此黑白颠倒，根本无法以常理揆度。我们并未要求朱由校有正义感，依照普遍的善恶标准在正邪之间做出正确取舍。我们对他不过是从私利角度设想，谁在维护他的利益，谁又损坏和伤害着他，这总该能够分清。而事实上，他的选择竟是，与为其效命的人反目，包容直至亲近欺辱自己母亲、意欲挟持和禁锢他的敌人。这样一个人，全然不知好歹，用里巷之间的说法，就是缺心眼儿。但是原因何在？朱由校其实不痴不傻，从他擅长的木工漆活来看，简直应该算是心灵手巧。想来想去，他的缺心眼儿，只能归结到迟迟不曾接受教育，不识字、不读书。但凡读过一点书，总会有些见识，分得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断得明敌我亲仇。
从其一生看，朱由校对于人生人性，基本懵懂无知，见地不及初中生。他很容易被蒙骗，甚至无须蒙骗，只要哄他一时高兴，任取任夺———江山社稷无所谓，连老婆孩子的性命也无所谓。他天赋的聪明可以打高分，而后天的心智成熟度则仅相当于幼稚园孩童。这笔账要记在他的祖父朱翊钧身上。这位万历皇帝不知何故，对儿子朱常洛、孙子朱由校一律采取“愚民政策”，群臣为常洛由校父子争取出阁读书的权利，磨破嘴皮，朱翊钧则能拖就拖，好像唯恐他们的智力得到开发，好像并不担心将来他们做了皇帝，被人欺负耍弄。
总之，朱由校以天潢贵胄，居然有如出身赤贫的农家子，直到成人，硬是没有机会进入学堂。他的才具，全靠自己开发———在野玩中成长。
有明一代，整个朱家皇族出过两位天才{36}。一位是郑王朱厚烷的嫡长子朱载堉，此人于历法、数学、地理、物理、哲学、文学、舞蹈无所不通，尤其在音乐乐理上的造诣、成就，傲视前人，据说他是世界上最早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和计算的人。另一个天才，便是朱由校。朱由校的天才，表现在工程学方面，倘若生在当代并循正规途径培养，以他的天赋，跻身国家工程院院士之列，绝非难事。
自幼没有老师和功课约束，朱由校便有大把时间玩耍，除了寻常的爬树、骑马、溜冰、荡秋千之类，朱由校也得以在野玩之际，邂逅最适宜他天性的喜好———宫中屡有造作修葺，由校路过或于近处玩耍时得见，每驻足旁观，兴趣盎然。久而久之，心慕手追，找来工具自己摆弄。这一摆弄不打紧，天才就此被发现。他无师自通，仅因观摩便心领神会，不仅诸般技艺尽数掌握，而且水平极高：“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虽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37}
举凡泥瓦工、木工、漆工、雕刻工，他无不精通。但他的才具岂止单单是能工巧匠，更长于工程、机械的巧思设计，他潜心琢磨并亲手完成的某些作品，虽然只是“玩意儿”，无关国计民生，对文明进步也毫无用途，但就匠心独运、巧夺天工而言，显示了不逊于瓦特、詹天佑的潜质。例如他曾以水为动力，运用力学原理和复杂的机械装置，设计出一种机动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他常有这类制作，“皆自运巧思，出人意表”{38}。
他可不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当时宫里目击者称，朱由校“性好营建”，领着十来个太监，颇具规模地盖房子，亲自设计，亲自施工，亲任监理，把大内变成实验他工程师、建筑家、能工巧匠和包工头理想的工地。“回廊曲室，皆手操斧锯为之。”他没日没夜地干，建成后特满足，很有成就感，高兴劲儿一过，又推倒重来，不断改进、折腾，乐此不疲。（“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39}）
这已超乎嬉乐之上。我相信，他在其中一定感受到创造力的极大释放。单独看，他的举止和态度是严肃的、专注的、执著的，与任何沉浸在自己事业中的工作者没有分别。“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亡，寒暑罔觉。”{40}干活的时候，投入程度跟民间热诚忘我的劳动者一般无二，“当其执器奏能【拿着工具施展手艺】，解衣盘礡【解衣系于腰间，赤着肩膀】”{41}。
倘使那时有
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可入，朱由校的一生当有辉煌前景，将来修水库、建大桥、造巨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才智尽得发挥，而且一定可以跻身“中华英才”。读他的故事，我曾设想对他的最好安排，是类似于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的组织，给他提供一大笔钱，一间实验室，让他遂着性子去随便鼓捣一些什么玩意儿，他自己将万分快乐，社会多半也能享受到其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成果。但很遗憾，他注定只能去当皇帝。但是，他当皇帝，我们实在不敢恭维，只能称之“沐猴而冠”。
这就不仅使他自己难伸其志，整个国家也跟着陷于灾难。他自己所理解的本职工作，是技术专家兼熟练工，而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他却只能是国家元首。两种认识之间，错位太大。所造成的情形则是，朱由校异常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认定的“本职工作”，对皇帝职责却敷衍了事、漫不经心。“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指工活】，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42}若频频受到打扰，难免要不耐烦的；魏忠贤利用这一点，渐渐将批硃权抓到手里。
他总共在位七年。这七年的皇帝，被他当得一塌糊涂，内政外务，无一事处置得是对的。实际也谈不上什么处置，因为身边完全被奸人所包围，他又是一个猪油蒙心、不知好歹、对是非毫无判断力的人，因此奸人对他说如此如此，他就这般这般。统治期内，外患、阉祸、党争、叛乱四大危机，同时发作，而且搅作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明朝气数已尽，然若非赶上如此少见的“愚闇”（清仁宗语）皇帝，多少尚存缓解余地。
可是又怎样能指望这样一个人呢？他糊涂到自己的妃嫔被人暗中搞死都不会生疑的地步。他不是没有后代，生过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可谁能相信，竟没一个活下来，任何稍有责任心的父亲，都不会容许发生孩子接二连三死掉这样的事情；借此一端也可想象，天启年间宫廷管理何等松懈散乱，人们都晓得皇帝是个糊涂虫，对于各自的职守均抱玩忽态度，这些皇子皇女的死因基本都起于照管不周，有的十分可笑，比如，因为内操放炮受了惊吓而死、被炭气所熏中毒而死等。《酌中志》说：“中宫张娘娘【朱由校的皇后】等，凡诞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卫不得法，以致婴年薨夭，良可悲痛。”结论是“保卫不得法”。其实，那时候婴幼儿并不难养活，刘若愚也感到很奇怪，所以接下去说：“累臣【罪臣，刘当时被系狱中】于天启丁卯冬谪南之际，见沿途田里间孩儿多憨憨壮壮，易得存养。”
朱由校自己的死，也很可笑：天启五年五月十八日（1625年6月22日），他带着两名宦官在西苑（今中南海）划船玩，水面忽然狂风大作（估计是雷阵雨即将到来，这季节，北京常有暴烈天气），船翻，落水，被救，病倒。论理，旧历五月、阳历6月，北京已经很热，此时落水一次不算什么，不致给健康造成大问题。可是很怪，朱由校的病居然就此缠绵下去，病根始终未除（可见御医也都是饭桶），两年后，突然转重，从五月初挨到八月二十二日，顺顺当当死掉了，年方二十三岁。
如果我们不把朱由校当皇帝，只当一个男人看，那么，平心而论这个男人一辈子很失败，很不像个男人，窝囊透了，到头来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自己也是风一吹就倒，对疾病毫无抵抗力。对于他，除了作为一个工程技术天才的早逝令人惋惜以外，我们没有太多可以表示的。
天启时代中国社会的舞台，虽然皇帝是朱由校，主角却是另外一些人，重要情节也都发生在他们之间；前头约略提到而未详述的故事，下面会随这些主角的出场，一一加以细说。
客氏
中国历史当中，能唱上主角的女人本来不多；在这有限的一群女人之中，客氏其人虽不能说前无古人，但的确后无来者。{44}因此，在描述天启年间中国几位重要角色时，为示隆重，我们特安排她首先出场。
客氏是什么人？朱由校的乳母。在下人里面，奶妈的地位一般会比较高一些，但，再高也是下人。可眼前这妇人，不但没有任何人敢把她当下人看，简直比主子还主子，乃至以奶妈之身，而享不亚于皇后的尊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古往今来的奶妈，她当之无愧可以坐头把交椅，如果给这一行点状元，非她莫属。
以往史家给予她的地位，与她的实际作用比，很不相当。提起魏忠贤，今日但凡略读过一点史的，无人不知不晓。然而，魏忠贤身边站着的这个女人，名头却相差甚远。这不公平。
没有客氏，根本也不会有什么魏忠贤。在取得客氏芳心之前，魏忠贤不单是个小毛虫，只怕在宫中连怎么混下去都很成问题———光宗一死，他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追随并撺掇后者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事败，被杨涟等穷追不舍。客氏是他成功从李选侍阵营跳槽到朱由校阵营的踏板，更是他打开朱由校宠任之门的钥匙。
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三角关系：朱由校无比依赖客氏，魏忠贤通过客氏搞定朱由校，客氏则从魏忠贤身上寻求慰藉。这三个人之间，客氏是纽带和支点：“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45}若非客氏，朱由校才不去理会魏忠贤是哪根葱，晚明历史就得改写。
客氏是河北定兴人氏，嫁夫候二，生有一子名国兴，十八岁被选入奶子府候用。崇祯元年正月，刑部奏呈的《爰书》（罪状书，司法当局的案件审理报告）称，是年客氏四十八岁{46}。以此推算，则她被征选那一年，当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其时距朱由校出生尚有七年。这里稍有疑问，盖因明宫选用奶口，惯例为十五至二十岁之间的女性，而客氏充任朱由校奶妈时，已年届二十五。或者，《爰书》抄写有误亦未可知，比如将“年四十二”误为“年四十八”，是有可能的。但这无关紧要，总之，客氏大约年长朱由校二十至二十五岁。
入选奶子府两年后，丈夫候二死掉，客氏成了寡妇。这个情节很重要，在许多事情上可能都有关键意义。很多记载指出，这是一个性欲强劲的女人。《明鉴》说：“客氏性淫而很【狠】。”{47}《稗说》给出了有关她形貌习性的更详细的描述：
年少艾，色微頳，丰于肌体，性淫。{48}
“少艾”，是美妙的意思，形容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句话说，客氏青春貌美，肤色微微泛红，生得非常丰满，而且性情放荡。这不大像是在故意“妖魔化”客氏。人之性欲强弱，生而有别，跟遗传、身体条件都有关系；不单男性，女性亦有天生性欲亢奋者，即便所谓“三从四德”时代也是如此，这很正常。从所描述的体征来看，客氏血色盈旺，生命力充沛，又正值精壮之龄丧夫，对于这种女人来说，孤独当远比寻常难以忍耐。
她用她的身体语言，对此做着证实。她对自己的容颜，始终保持强烈并且过度的关注。就像沉迷于性事的男人会借助春药延长性机能、制造和获得让其自信的幻象一样，作为女人，客氏为了保持容颜也乞灵于超自然、玄虚、不可知的诡秘偏方。其中最怪异的例子是，人到中年的客氏，“常令美女数辈，各持梳具环侍，欲拭鬓，则挹诸女口中津【唾液】用之，言此方传自岭南祁异人，名曰‘群仙液’，令人至老无白发”{49}。这所谓的“群仙液”，肯定是荒诞的，但它对于客氏却构成巨大的想象价值———年轻貌美女子蕴涵的性优势，被神秘化为她们的体液中具有某种青春元素，而汲取这样的元素则被想象成可以阻止衰老。透过这一举止，我们洞见了客氏的肺腑，那是一颗疯狂的想要吸引男人好感的心灵。
这女人跟魏忠贤结成联盟，很可能跟政治毫无关系，而仅仅是出于性的需要。这，也许是她与其他在历史上出人头地的著名女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有强烈的权力欲，都在政治上有自己的抱负。但纵观客氏一生，似乎并不存在这根线索。尽管她对政治施加了很多很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并未发觉她对权力有什么个人渴望。她非常像生活中那种意外地成为杀人犯同伙的女人，本身对于杀人没有冲动，可是却不在乎成为某个嗜血残暴男人的情妇，并且只要能讨这男人高兴，就决不拒绝充当杀人同谋。
我敢肯定地说，魏忠贤结交客氏另有所图，客氏却仅仅是为着能与他贪欢。这并不可耻，相反，毋如说这个女人勇敢地亮出了她脆弱的那一面。她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满足自己的男人。但以她的环境和身份，可选择性实在有限。前面讲过，她成为政治明星后，曾对大学士沈产生吸引力，但这样的对象、这样的机会，实属偶然；大多数情形下，她所能结识或者说“勾搭”上的人物，只是宫中与她地位相等的半真半假的男人———太监。而以这种“男人”，所谓“满足”，实在是退而求其次，聊胜于无。不过，她仍然尽力在其中挑选“强者”。魏忠贤最终走近她，正乃这样一个结果。
作为刑余之辈，太监失去了男人性生理的基本功能，不过内中情形却并不如外人设想的那样，全然死灰。比如，身体残损，而男人心理仍有遗存。也有一些奇怪不可解的表现，现成的例子，是因撰写了《酌中志》而名气很大的天启、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一直蓄有胡须，《旧京遗事》记曰：“若愚阉而髯，以此自异【得意】。”{50}依理，去势之人不再分泌雄性激素，作为副性征的胡须是不会生长的了，但刘若愚却一直长有胡须，且颇茂盛，以至于“髯”，难怪他会“以此自异”。更有手术做得不彻底，而在体内留了“根”的，据说魏忠贤正是如此———“虽腐余，势未尽。”{51}怎么一种“未尽”法？想必是生殖器没了，但从身体到态度仍剩余一些男人特点，以至于进宫之后魏忠贤还有嫖妓的经历{52}。
我们探讨以上几种可能性，作为太监辈仍有兴趣发展自己的“性关系”的解释。不管出于何种情形，也不管这种关系或生活与健全人有多大区别，太监存在性需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十分普遍，这也不单明代独然，至少自汉代起，就有记载。《万历野获编》“对食”一条，综述甚详。它提到三种表现：“中贵【宦官】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归者，至于配耦【偶】宫人【宫女】，则无人不然。”或者在外娶妻，或者与妓女交往，或者在宫内与某个宫女结对———最后一种尤普通，“无人不然”，谁长久找不到对象，还被人看不起、笑话（“苟久而无匹，则女伴姗笑之。”）。还解释说，这种情形在汉代叫“对食”，在明代叫“菜户”，都是双方一起过日子的意思。此实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种婚姻”，虽然就像沈德符所说“不知作何状矣”，外人对其细节，诚无从设想，但重要的是，太监、宫女之间对“对食”的态度，其正式程度，与外界夫妇毫无不同。“当其讲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结合之后，彼此依存而至终老，甚至发展出极深的感情。沈德符曾在某寺亲见一位太监为其已故“对食”对象所设牌位，“一日，其【该太监】耦【偶】以忌日来致奠，擗踊号恸，情逾伉俪”。
他可不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当时宫里目击者称，朱由校“性好营建”，领着十来个太监，颇具规模地盖房子，亲自设计，亲自施工，亲任监理，把大内变成实验他工程师、建筑家、能工巧匠和包工头理想的工地。“回廊曲室，皆手操斧锯为之。”他没日没夜地干，建成后特满足，很有成就感，高兴劲儿一过，又推倒重来，不断改进、折腾，乐此不疲。（“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39}）
这已超乎嬉乐之上。我相信，他在其中一定感受到创造力的极大释放。单独看，他的举止和态度是严肃的、专注的、执著的，与任何沉浸在自己事业中的工作者没有分别。“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亡，寒暑罔觉。”{40}干活的时候，投入程度跟民间热诚忘我的劳动者一般无二，“当其执器奏能【拿着工具施展手艺】，解衣盘礡【解衣系于腰间，赤着肩膀】”{41}。
倘使那时有
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可入，朱由校的一生当有辉煌前景，将来修水库、建大桥、造巨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才智尽得发挥，而且一定可以跻身“中华英才”。读他的故事，我曾设想对他的最好安排，是类似于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的组织，给他提供一大笔钱，一间实验室，让他遂着性子去随便鼓捣一些什么玩意儿，他自己将万分快乐，社会多半也能享受到其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成果。但很遗憾，他注定只能去当皇帝。但是，他当皇帝，我们实在不敢恭维，只能称之“沐猴而冠”。
这就不仅使他自己难伸其志，整个国家也跟着陷于灾难。他自己所理解的本职工作，是技术专家兼熟练工，而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他却只能是国家元首。两种认识之间，错位太大。所造成的情形则是，朱由校异常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认定的“本职工作”，对皇帝职责却敷衍了事、漫不经心。“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指工活】，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42}若频频受到打扰，难免要不耐烦的；魏忠贤利用这一点，渐渐将批硃权抓到手里。
他总共在位七年。这七年的皇帝，被他当得一塌糊涂，内政外务，无一事处置得是对的。实际也谈不上什么处置，因为身边完全被奸人所包围，他又是一个猪油蒙心、不知好歹、对是非毫无判断力的人，因此奸人对他说如此如此，他就这般这般。统治期内，外患、阉祸、党争、叛乱四大危机，同时发作，而且搅作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明朝气数已尽，然若非赶上如此少见的“愚闇”（清仁宗语）皇帝，多少尚存缓解余地。
可是又怎样能指望这样一个人呢？他糊涂到自己的妃嫔被人暗中搞死都不会生疑的地步。他不是没有后代，生过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可谁能相信，竟没一个活下来，任何稍有责任心的父亲，都不会容许发生孩子接二连三死掉这样的事情；借此一端也可想象，天启年间宫廷管理何等松懈散乱，人们都晓得皇帝是个糊涂虫，对于各自的职守均抱玩忽态度，这些皇子皇女的死因基本都起于照管不周，有的十分可笑，比如，因为内操放炮受了惊吓而死、被炭气所熏中毒而死等。《酌中志》说：“中宫张娘娘【朱由校的皇后】等，凡诞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卫不得法，以致婴年薨夭，良可悲痛。”结论是“保卫不得法”。其实，那时候婴幼儿并不难养活，刘若愚也感到很奇怪，所以接下去说：“累臣【罪臣，刘当时被系狱中】于天启丁卯冬谪南之际，见沿途田里间孩儿多憨憨壮壮，易得存养。”
朱由校自己的死，也很可笑：天启五年五月十八日（1625年6月22日），他带着两名宦官在西苑（今中南海）划船玩，水面忽然狂风大作（估计是雷阵雨即将到来，这季节，北京常有暴烈天气），船翻，落水，被救，病倒。论理，旧历五月、阳历6月，北京已经很热，此时落水一次不算什么，不致给健康造成大问题。可是很怪，朱由校的病居然就此缠绵下去，病根始终未除（可见御医也都是饭桶），两年后，突然转重，从五月初挨到八月二十二日，顺顺当当死掉了，年方二十三岁。
如果我们不把朱由校当皇帝，只当一个男人看，那么，平心而论这个男人一辈子很失败，很不像个男人，窝囊透了，到头来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自己也是风一吹就倒，对疾病毫无抵抗力。对于他，除了作为一个工程技术天才的早逝令人惋惜以外，我们没有太多可以表示的。
天启时代中国社会的舞台，虽然皇帝是朱由校，主角却是另外一些人，重要情节也都发生在他们之间；前头约略提到而未详述的故事，下面会随这些主角的出场，一一加以细说。
客氏
中国历史当中，能唱上主角的女人本来不多；在这有限的一群女人之中，客氏其人虽不能说前无古人，但的确后无来者。{44}因此，在描述天启年间中国几位重要角色时，为示隆重，我们特安排她首先出场。
客氏是什么人？朱由校的乳母。在下人里面，奶妈的地位一般会比较高一些，但，再高也是下人。可眼前这妇人，不但没有任何人敢把她当下人看，简直比主子还主子，乃至以奶妈之身，而享不亚于皇后的尊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古往今来的奶妈，她当之无愧可以坐头把交椅，如果给这一行点状元，非她莫属。
以往史家给予她的地位，与她的实际作用比，很不相当。提起魏忠贤，今日但凡略读过一点史的，无人不知不晓。然而，魏忠贤身边站着的这个女人，名头却相差甚远。这不公平。
没有客氏，根本也不会有什么魏忠贤。在取得客氏芳心之前，魏忠贤不单是个小毛虫，只怕在宫中连怎么混下去都很成问题———光宗一死，他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追随并撺掇后者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事败，被杨涟等穷追不舍。客氏是他成功从李选侍阵营跳槽到朱由校阵营的踏板，更是他打开朱由校宠任之门的钥匙。
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三角关系：朱由校无比依赖客氏，魏忠贤通过客氏搞定朱由校，客氏则从魏忠贤身上寻求慰藉。这三个人之间，客氏是纽带和支点：“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45}若非客氏，朱由校才不去理会魏忠贤是哪根葱，晚明历史就得改写。
客氏是河北定兴人氏，嫁夫候二，生有一子名国兴，十八岁被选入奶子府候用。崇祯元年正月，刑部奏呈的《爰书》（罪状书，司法当局的案件审理报告）称，是年客氏四十八岁{46}。以此推算，则她被征选那一年，当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其时距朱由校出生尚有七年。这里稍有疑问，盖因明宫选用奶口，惯例为十五至二十岁之间的女性，而客氏充任朱由校奶妈时，已年届二十五。或者，《爰书》抄写有误亦未可知，比如将“年四十二”误为“年四十八”，是有可能的。但这无关紧要，总之，客氏大约年长朱由校二十至二十五岁。
入选奶子府两年后，丈夫候二死掉，客氏成了寡妇。这个情节很重要，在许多事情上可能都有关键意义。很多记载指出，这是一个性欲强劲的女人。《明鉴》说：“客氏性淫而很【狠】。”{47}《稗说》给出了有关她形貌习性的更详细的描述：
年少艾，色微頳，丰于肌体，性淫。{48}
“少艾”，是美妙的意思，形容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句话说，客氏青春貌美，肤色微微泛红，生得非常丰满，而且性情放荡。这不大像是在故意“妖魔化”客氏。人之性欲强弱，生而有别，跟遗传、身体条件都有关系；不单男性，女性亦有天生性欲亢奋者，即便所谓“三从四德”时代也是如此，这很正常。从所描述的体征来看，客氏血色盈旺，生命力充沛，又正值精壮之龄丧夫，对于这种女人来说，孤独当远比寻常难以忍耐。
她用她的身体语言，对此做着证实。她对自己的容颜，始终保持强烈并且过度的关注。就像沉迷于性事的男人会借助春药延长性机能、制造和获得让其自信的幻象一样，作为女人，客氏为了保持容颜也乞灵于超自然、玄虚、不可知的诡秘偏方。其中最怪异的例子是，人到中年的客氏，“常令美女数辈，各持梳具环侍，欲拭鬓，则挹诸女口中津【唾液】用之，言此方传自岭南祁异人，名曰‘群仙液’，令人至老无白发”{49}。这所谓的“群仙液”，肯定是荒诞的，但它对于客氏却构成巨大的想象价值———年轻貌美女子蕴涵的性优势，被神秘化为她们的体液中具有某种青春元素，而汲取这样的元素则被想象成可以阻止衰老。透过这一举止，我们洞见了客氏的肺腑，那是一颗疯狂的想要吸引男人好感的心灵。
这女人跟魏忠贤结成联盟，很可能跟政治毫无关系，而仅仅是出于性的需要。这，也许是她与其他在历史上出人头地的著名女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有强烈的权力欲，都在政治上有自己的抱负。但纵观客氏一生，似乎并不存在这根线索。尽管她对政治施加了很多很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并未发觉她对权力有什么个人渴望。她非常像生活中那种意外地成为杀人犯同伙的女人，本身对于杀人没有冲动，可是却不在乎成为某个嗜血残暴男人的情妇，并且只要能讨这男人高兴，就决不拒绝充当杀人同谋。
我敢肯定地说，魏忠贤结交客氏另有所图，客氏却仅仅是为着能与他贪欢。这并不可耻，相反，毋如说这个女人勇敢地亮出了她脆弱的那一面。她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满足自己的男人。但以她的环境和身份，可选择性实在有限。前面讲过，她成为政治明星后，曾对大学士沈产生吸引力，但这样的对象、这样的机会，实属偶然；大多数情形下，她所能结识或者说“勾搭”上的人物，只是宫中与她地位相等的半真半假的男人———太监。而以这种“男人”，所谓“满足”，实在是退而求其次，聊胜于无。不过，她仍然尽力在其中挑选“强者”。魏忠贤最终走近她，正乃这样一个结果。
作为刑余之辈，太监失去了男人性生理的基本功能，不过内中情形却并不如外人设想的那样，全然死灰。比如，身体残损，而男人心理仍有遗存。也有一些奇怪不可解的表现，现成的例子，是因撰写了《酌中志》而名气很大的天启、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一直蓄有胡须，《旧京遗事》记曰：“若愚阉而髯，以此自异【得意】。”{50}依理，去势之人不再分泌雄性激素，作为副性征的胡须是不会生长的了，但刘若愚却一直长有胡须，且颇茂盛，以至于“髯”，难怪他会“以此自异”。更有手术做得不彻底，而在体内留了“根”的，据说魏忠贤正是如此———“虽腐余，势未尽。”{51}怎么一种“未尽”法？想必是生殖器没了，但从身体到态度仍剩余一些男人特点，以至于进宫之后魏忠贤还有嫖妓的经历{52}。
我们探讨以上几种可能性，作为太监辈仍有兴趣发展自己的“性关系”的解释。不管出于何种情形，也不管这种关系或生活与健全人有多大区别，太监存在性需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十分普遍，这也不单明代独然，至少自汉代起，就有记载。《万历野获编》“对食”一条，综述甚详。它提到三种表现：“中贵【宦官】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归者，至于配耦【偶】宫人【宫女】，则无人不然。”或者在外娶妻，或者与妓女交往，或者在宫内与某个宫女结对———最后一种尤普通，“无人不然”，谁长久找不到对象，还被人看不起、笑话（“苟久而无匹，则女伴姗笑之。”）。还解释说，这种情形在汉代叫“对食”，在明代叫“菜户”，都是双方一起过日子的意思。此实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种婚姻”，虽然就像沈德符所说“不知作何状矣”，外人对其细节，诚无从设想，但重要的是，太监、宫女之间对“对食”的态度，其正式程度，与外界夫妇毫无不同。“当其讲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结合之后，彼此依存而至终老，甚至发展出极深的感情。沈德符曾在某寺亲见一位太监为其已故“对食”对象所设牌位，“一日，其【该太监】耦【偶】以忌日来致奠，擗踊号恸，情逾伉俪”。
如果魏忠贤当真“势未尽”，则大约使他在同侪之中，有相当的优势；何况他对房中术还颇有心得{53}———因为他属于“半路出家”，自宫而成阉人之时已年逾二十，有足够时间去学一肚皮男盗女娼，这是那些自幼净身入宫的太监们望尘莫及的。客氏与他结识，缘于魏忠贤给王才人———朱由校生母———“办膳”之时。一个是奶妈，一个是厨工，工作关系很近。不过，客氏已经名花有主，“对食”对象名叫魏朝，是大太监王安的亲信，负责照顾小朱由校的一切事宜，也就是客氏的顶头上司。而魏忠贤与魏朝是铁哥儿们，拜过把子。据刘若愚讲，魏朝忙于应付差事，“多不暇，而贤【魏忠贤】遂乘间亦暗与客氏相厚，分【魏】朝爱焉”{54}。在魏忠贤，是第三者插足；在魏朝，则是引狼入室。当时魏朝是小负责人，魏忠贤的身份地位远远不及，而客氏暗渐移情前者，应该不是要另攀高枝。魏忠贤的本钱是“身体好”，客氏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刘若愚对二魏的形容分别是：魏朝“佻而疏”，魏忠贤“憨而壮”。两相比较，魏忠贤更显雄性。再加上通晓房中术，一试之下，客氏于此在二人间立分出高低。对客氏一类女人来说，这比什么都实惠。
总之，客氏死心塌地转投魏忠贤的怀抱。二魏之间，则龃龉益重，经常“醉骂相嚷”。一次，已是丙夜（三更）时分，又闹起来，而且很严重，惊动了朱由校。这时朱由校刚登基不久。他把二魏以及七八个大太监召到跟前，“并跪御前听处分【处理】”。旁人都知道原委，对朱由校说：“愤争由客氏起也。”朱由校于是问客氏：“客，尔只说，尔处心要著【让、派、委托】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当即表示，愿意魏忠贤替她“管事”。这样，朱由校当众下达“行政命令”，魏忠贤“始得专管客氏事，从此无避忌矣”{55}。
不少人把这件事理解为朱由校将客氏“许配”给魏忠贤。这不可能。他询问客氏时用词很清晰，是“管事”。盖因宫中女人，有诸多事情自己无法办或不便办，需要托付给某个太监，实即类似找一个保护人。所谓“管事”，当系这种意思。朱由校想必知道存在这种惯例，他所做出的决定，也只是将来客氏之事，交给谁办。如果把这决定，理解成替客魏做媒，一是违反祖制，朱由校断然不敢，二来也与他跟客氏之间隐秘奇特的关系相矛盾。
种种迹象表明，朱由校与其奶妈之间，存在秘密。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直指其事曰：
传谓上甫出幼，客先邀上淫宠矣。{56}
这句话说，朱由校刚刚进入少年，亦即性方面刚刚开始发育，客氏便引诱或教习他学会男女之事。换种说法：客氏是朱由校的第一个女人。
抱阳生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士。明季史料，因为清初统治者的查禁，多有焚毁、窜改和破坏，到清中期，文网稍弛，一些劫后幸存、复壁深藏的材料，才得再见天日。《甲申朝事小纪》，就是专门搜集、整理明清之际野史文献的成果。{57}关于朱由校与客氏是否有私情，以往的叙述藏头露尾、语焉不详，这里头一次完全说破。不过，作者还是实事求是地注明了得自于传说。
真相如何，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把握。然而，有很多侧面的依据。
首先，除开未成年而做了皇帝，否则，皇帝极少有在大婚之前保持处男之身的。事实上对此没有禁令，一般来说，脱离童年后皇家继承人可以在自己宫内的范围，任意与感兴趣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这被视为将来婚育的启蒙和必要的准备。清代甚至规定，大婚之前，从宫女中选年龄稍长者八名“进御”，作为婚后性生活的实习。虽然后妃必须是处女，但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却不必是后妃。具体到客氏与朱由校的私情，这件事从制度上是允许的，虽然客氏年长朱由校二十来岁，但只要朱由校愿意，他俩私行云雨之事，完全谈不上犯忌，但也没必要张扬，这是皇家继承人有权保守的秘密。
其次，朱由校本人的反常表现。
天启元年四月，朱由校大婚。对帝王来说，大婚的意义不只是娶妻，它还意味着宫廷秩序的新建与调整。对外，皇后母仪天下，对内，则皇宫从此有了“内当家”，她负有关怀皇帝从身体健康到饮食起居的全部责任；皇帝将全面开始新生活，过去的习惯和形态应该宣告结束。简言之，大婚后，奶妈客氏不可以继续留在宫里，否则就是笑话。群臣一直在等待下诏客氏离宫的消息，然而悄无声息。
两个月后，大家看不下去了。六月二十四日，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上疏要求客氏离宫。毕佐周这道奏折，并非孤立和偶然，恐怕事先许多朝臣就此有所沟通协调，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由大学士刘一燝领衔，也递上同主题的疏文。刘一燝等没有把话讲得太刻薄，但仍写下关键的一句：“【对客氏应该】厚其始终而全其名誉。”{58}改成大白话，即：客氏应该退休，为此怎么厚赐她，给她物质上多大的好处，全没关系；重要的是，保住她的名声。虽然说得比较含蓄，聪明人也都能体会到，话里有话。
朱由校没文化，但人不笨，不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可是他仍然“顶住压力”，不肯送客氏出宫。他找了个借口，推说父亲丧事尚未料理完毕，而“三宫年幼”，颇需客氏的协助；等丧事结束，“择日出去”。{59}
用这借口，又拖了两个多月。九月中旬，光宗丧事彻底结束。刘一燝旧事重提，请皇帝信守诺言，送客氏出宫。不得已，客氏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宫。是日，朱由校丢魂落魄，食不甘味，以至饮泣。第二天，他宁肯牺牲皇帝的尊严，传旨：“客氏时常进内，以宽朕怀，外廷【朝臣方面】不得烦激。”{60}
御史周宗建，对朱由校的举动做出如下评价：“不过一夜，复命再入，两日之间，乍出乍入，天子成言，有同儿戏。”{61}侍郎陈邦瞻、御史徐杨先，吏科三位给事中候震旸、倪思辉、朱钦相也各自上疏。朱由校大怒，将倪、朱降三级、调外任。刘一燝、周嘉谟、王心一等纷纷谏阻，不听，反将王心一与倪、朱列同为罪。朝臣群起抗争，朱由校再拿御史马鸣起、刘宗周开刀，分别罚俸一年、半年。总之铁了心，谁再提客氏离宫之事，我就砸谁的饭碗。
可以说，朱由校是不惜一切，捍卫客氏自由出入宫禁的权利。他自己打出的旗号，是思念乳母，但实际要给予客氏的特权远超出这样的需要。如果出于思念，隔一段时间宣召她进宫见上一面，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反对；群臣想制止的，是客氏不受任何限制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反过来，朱由校不顾脸面、坚决打压舆论，说穿了，也不是出于慰己对乳母的思念之意，同样是想达到让客氏不受约束地随意出入宫禁的目的。他深知，这是不能退让的，一旦退让，他和客氏之间果真就只剩下思念了。
他已十七岁，早非离不开妈妈怀抱的吃奶的孩子。即便用“母子情深”来解释，似乎也大大超出了一个孩子正常的对母亲的依恋。我们很少听说一个人会以“朝朝暮暮”的表现与方式，去爱自己的母亲，倒是屡屡在热恋中的情侣身上才看见这种情态。
第三，外界的反应和解读。
朱由校与客氏的所谓“母子情深”，外界一致感到无从理解，越于情理以外。喜、怒、哀、乐、忧、惧，弗学而能。人在基本情感上，是相通的；如果是正常的情感，不会找不到理解的途径。但朱由校对客氏的情感，显然脱离了他所声称的那种范围。既然情感特质与口头标称的不一致，大家自然会依据经验对其真实性，做出自己的分辨和判断。
毕佐周敦促客氏离宫时，话就说得很不好听：
今中宫【皇后】立矣，且三宫【指一后二妃，即张皇后和良妃、纯妃】并立矣，于以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家里已经有女主人了也】，客氏欲不乞告【引退】将置身何地乎？皇上试诰问诸廷臣，皇祖【指朱由校祖父万历皇帝】册立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之后，有保姆在侧否？法祖揆今，皇上宜断然决矣。……若使其依违宫掖，日复一日，冒擅权揽势之疑，开睥睨窥伺之隙，恐非客氏之自为善后计，亦非皇上之为客氏善后计矣。{62
话不好听，不在于“有保姆在侧否”这一句所含的讥讽之意，而在“开睥睨窥伺之隙”所暗示的东西。“睥睨”，侧目而视，有厌恶或高傲之意；“窥伺”，偷觑、暗中察看和等候。什么事情能够引起并值得外界这样？当然不是“长这么大了，还离不开保姆”———仅此不足以引起这种反应———而必是更隐秘更不足道的事。对此，毕佐周虽不着一字，但上下文语意甚明。“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宫中妇女界的秩序已经确立，陛下的身体明明有人名正言顺地来负责。这话，一下子把客氏问题提升到“谁主后宫”的高度来议论，所指系何，难道还不清楚？奶妈陪皇帝睡过觉不算什么，可一旦把这么卑贱的人摆到后宫女主人的位置上，众人可就一定是会“睥睨”和“窥伺”的。
朱钦相索性斥客氏为“女祸”，把客氏与关外女真并论，列为当朝两大威胁。他喊出口号：
欲净奴【指女真人】氛，先除女戎【戎，这里作敌寇讲，意谓客氏与女真人同为朝廷两大敌】！{63}
他称客氏的存在，“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批评朱由校“忧东奴而忘目前之女戎，所谓明不能见目睫也”，就像睫毛离眼睛最近，眼睛却根本看不到它。“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是什么意思，相信没有不明白的，所以朱由校览章也羞恼无地，斥责朱钦相“逞臆姑【沽】名”。
客观地讲，朱钦相恐怕的确属于“逞臆”，因为他不可能掌握事实；但他的猜度，仍旧符合一般人对这种情形的基本判断。刘若愚也在《酌中志》里提到，当时人们对朱由校、客氏的神秘关系，普遍存在质疑，谣言纷纷：“倏入倏出，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64}何为“非臣子之所忍言者”？无非“那种事”罢了。有人在诗里写道：“纱盖轻舆来往路，几人错认是宫嫔？”语涉讥讽，形容客氏在紫禁城的待遇和风光程度，路人遇之，几乎忘了来者是老妈子，还以为是皇帝所爱的哪个小美人呢。
《越缦堂读书记》转述的一个故事，更精彩。道是有段时间客氏跟大学士沈 相好，为此经常出宫回到私宅与之幽会，颇冷落了魏忠贤。魏忠贤怎么办呢？也有高招。“归未旬日，忠贤必矫旨召入。”{65}列位看仔细了———魏忠贤拆散客氏与其情敌的办法，是假传朱由校旨意催其回宫（那时魏忠贤已经很牛，可以假传圣旨了）！这招够损，借力打力：老魏我叫你来，你可以不回，小朱想你，你也敢不回吗？可见魏忠贤这个人脑子蛮好使的，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
第四，客氏自己所采取的姿态。
人，都是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由主体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两方面内容构成；后者包含人的社会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财富、外界特别是来自至爱亲朋的舆论和态度。人一生行事，皆下意识地遵循自我意识，采取相应言行，一举一动均表现并符合于其对自己角色的认识，这是一定的。
故尔，我们虽不掌握客氏与朱由校之间的真实秘密，但客氏所不自觉地通过行为态度显示出来的自身角色选择和定位，还是能透露不少的消息。
当时的目击者刘若愚的叙述应该是第一手的，仍以此为据。在下面的讲述之前，刘有两句感慨，一句：“夫以乳媪，俨然住宫。”另一句：“僭妄殊宠极矣。”头一句针对客氏住咸安宫而发，一个老妈子，竟然单独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这种地位唯后妃才有。第二句感慨有点言不由衷，因为客氏享受的待遇并非她擅自窃取，而是朱由校堂而皇之所给予，完全合法，何谈“僭妄”？然亦可理解，刘若愚不好归咎于小朱皇上，只得批判客氏“僭妄”。而“殊宠极矣”则是直抒胸臆了，表明了客氏所受的待遇带给他的真实强烈感受。发完两句感慨后，刘若愚切入非常细节化的描述：
按自天启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泰昌元年九月二十日，朱由校登基不过半月，封客氏以此爵号】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钦差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殿数十员，穿红圆领玉带，在客氏前摆队步行，客氏自咸安宫盛服靓妆，乘小轿由嘉德、咸和、顺德右门、经月华门至乾清宫门西一室，亦不下轿，而竞坐至西下马门。凡弓箭房带简管柜子，御司房、御茶房请小轿管库、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红蟒衣窄袖，在轿前后摆道围随者数百人，司礼监谈班监官、典簿、掌司人数等。文书房官咸在玉宁门内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视，或颌之，则荣甚矣。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黄蜡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轿前提炉数对，燃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役【宫外轿夫】抬走，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昼，衣服鲜美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京城人”的意思，如果再少一个字“都人”，在明代则常指宫女】从来不见此也。
读罢，便轮到我们感慨了。这样的排场，是一个奶妈所应有的吗？“凡得客氏目视，或颌之，则荣甚矣”，“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我们忍不住想问一句：客大嫂，你当自己是谁？
这，只是客氏回一趟家的排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启皇帝在位七年；七年当中，客氏耍过多少威风，又到底把威风耍到何种地步，真的是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了。种种招摇之中，多少是朱由校主动降恩赐予的，多少是客氏“当仁不让”自己伸手要来的？以朱由校之颟顸，大约后者居多———“僭妄”说若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比较好理解。本来不该、不配的，也主动索取，而朱由校对她又有求必应，于是就弄到了“都人士从来不见此也”的地步。
这叫做“恃宠”。但恃宠也有形形色色。比如，要官要权，讨求田亩钱财，胡作非为、仗势欺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比较常见的恃宠表现，在客氏可以找到，但并不突出。她的恃宠，似乎更注重在身分和排场上做文章，特意让宫里宫外的人们看见，小朱对她的情意不单不在后妃之下，甚而还在其上。刘若愚所述的那个场面，很有盛妆游行的味道；设想一下，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以顶级规格，从咸安宫出发，经多座宫门，特别是还路过乾清宫，在半个紫禁城炫耀一番，不是示威是什么？兴许，只差高呼口号了：“当今天子的亲密战友客氏同志万岁！”
我们可以把每年定期举行的这种盛妆游行看做客氏的
行为艺术，也可以把它看做具有客氏特色的政治表达。不平则鸣。盛妆游行就是客氏一种“鸣”的方式。她的不平在于，自己深为皇帝所爱，但地位却仅是一个老妈子；有的女人，皇帝内心对她不见得怎么样，却占据着“三宫”，享受天下的尊崇。于是，她借助游行，展现一种真相———为自己，也针对整个后宫的并不“合理”的秩序。她把这项活动，坚持不懈地搞了七年，从朱由校登基和大婚以后开始，直到他死掉，每一年都搞那么几次，以免人们忘掉这个现实，或者不断加深人们对这个现实的认识。除此以外，她还在其他她看重的方面，努力发展自己与后妃们相当的待遇，后妃所享有与配备的，她都依样来一份，后妃的生活方式怎样，她全盘照搬。例如“红萝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烧成……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66}，本属特供帝后寝宫（乾清、坤宁）冬季取暖之物，客氏却也如两宫例取用。
当然，这是我对于史料的阅读所得，史料本身不曾出来提示它背后的含义。读史读史，如只读字句，读不出字句所述人或事的情节逻辑和心理逻辑，或者不知将史料排比起来，用整体阅读的方法加以复原、找到关联，是很难走进历史的，就好似找矿者不能发现矿脉一样。
对客氏，不单要看到她做出了怎样的举动，还要思索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不单要注意她的一个举动，还要注意她别的举动、注意这些举动是否存在一致性。
客氏对天启皇后张氏，流露出极强烈的嫉妒心，是确凿无疑的。从大婚那天起，客氏就没有一日终止过对张氏的嫉妒。后者在生活上受到各种刁难，甚至于“匕箸杯碗”等日常用具也不供应{67}。这种嫉妒，远不止乎日常细节，它有时会发作成为丧心病狂的行为。
张氏乃河南祥符县生员张国纪之女，虽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也是读书人之后，知书达理，端庄文静，入主中宫后，张氏的教养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经常在坤宁宫举行诗歌朗诵会，挑选文慧的宫女，吟诗歌赋。粗鄙野俗的客氏大受刺激。为泄愤，客氏捏造谣言，称张氏并非张国纪亲生，她真正的父亲乃是“重犯孙二”。这当然是信口雌黄，然而只要客氏及其同伙魏忠贤乐意，他们完全有能力无中生有，只是由于客氏的老母亲劝阻，加上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之一司礼太监王体乾反对，终未掀起巨案。但事件本身，仍将客氏以皇后为“对手”的心态表露无遗，她所感受到的不平衡，不仅是地位上的，也延及彼此出身与教养的差异；她期待通过构撰张氏乃罪犯之女的谎言，将张氏从“淑女”位置上拉下马来，降低到与她平行的位置。
总之，客氏死心塌地转投魏忠贤的怀抱。二魏之间，则龃龉益重，经常“醉骂相嚷”。一次，已是丙夜（三更）时分，又闹起来，而且很严重，惊动了朱由校。这时朱由校刚登基不久。他把二魏以及七八个大太监召到跟前，“并跪御前听处分【处理】”。旁人都知道原委，对朱由校说：“愤争由客氏起也。”朱由校于是问客氏：“客，尔只说，尔处心要著【让、派、委托】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当即表示，愿意魏忠贤替她“管事”。这样，朱由校当众下达“行政命令”，魏忠贤“始得专管客氏事，从此无避忌矣”{55}。
不少人把这件事理解为朱由校将客氏“许配”给魏忠贤。这不可能。他询问客氏时用词很清晰，是“管事”。盖因宫中女人，有诸多事情自己无法办或不便办，需要托付给某个太监，实即类似找一个保护人。所谓“管事”，当系这种意思。朱由校想必知道存在这种惯例，他所做出的决定，也只是将来客氏之事，交给谁办。如果把这决定，理解成替客魏做媒，一是违反祖制，朱由校断然不敢，二来也与他跟客氏之间隐秘奇特的关系相矛盾。
种种迹象表明，朱由校与其奶妈之间，存在秘密。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直指其事曰：
传谓上甫出幼，客先邀上淫宠矣。{56}
这句话说，朱由校刚刚进入少年，亦即性方面刚刚开始发育，客氏便引诱或教习他学会男女之事。换种说法：客氏是朱由校的第一个女人。
抱阳生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士。明季史料，因为清初统治者的查禁，多有焚毁、窜改和破坏，到清中期，文网稍弛，一些劫后幸存、复壁深藏的材料，才得再见天日。《甲申朝事小纪》，就是专门搜集、整理明清之际野史文献的成果。{57}关于朱由校与客氏是否有私情，以往的叙述藏头露尾、语焉不详，这里头一次完全说破。不过，作者还是实事求是地注明了得自于传说。
真相如何，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把握。然而，有很多侧面的依据。
首先，除开未成年而做了皇帝，否则，皇帝极少有在大婚之前保持处男之身的。事实上对此没有禁令，一般来说，脱离童年后皇家继承人可以在自己宫内的范围，任意与感兴趣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这被视为将来婚育的启蒙和必要的准备。清代甚至规定，大婚之前，从宫女中选年龄稍长者八名“进御”，作为婚后性生活的实习。虽然后妃必须是处女，但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却不必是后妃。具体到客氏与朱由校的私情，这件事从制度上是允许的，虽然客氏年长朱由校二十来岁，但只要朱由校愿意，他俩私行云雨之事，完全谈不上犯忌，但也没必要张扬，这是皇家继承人有权保守的秘密。
其次，朱由校本人的反常表现。
天启元年四月，朱由校大婚。对帝王来说，大婚的意义不只是娶妻，它还意味着宫廷秩序的新建与调整。对外，皇后母仪天下，对内，则皇宫从此有了“内当家”，她负有关怀皇帝从身体健康到饮食起居的全部责任；皇帝将全面开始新生活，过去的习惯和形态应该宣告结束。简言之，大婚后，奶妈客氏不可以继续留在宫里，否则就是笑话。群臣一直在等待下诏客氏离宫的消息，然而悄无声息。
两个月后，大家看不下去了。六月二十四日，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上疏要求客氏离宫。毕佐周这道奏折，并非孤立和偶然，恐怕事先许多朝臣就此有所沟通协调，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由大学士刘一燝领衔，也递上同主题的疏文。刘一燝等没有把话讲得太刻薄，但仍写下关键的一句：“【对客氏应该】厚其始终而全其名誉。”{58}改成大白话，即：客氏应该退休，为此怎么厚赐她，给她物质上多大的好处，全没关系；重要的是，保住她的名声。虽然说得比较含蓄，聪明人也都能体会到，话里有话。
朱由校没文化，但人不笨，不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可是他仍然“顶住压力”，不肯送客氏出宫。他找了个借口，推说父亲丧事尚未料理完毕，而“三宫年幼”，颇需客氏的协助；等丧事结束，“择日出去”。{59}
用这借口，又拖了两个多月。九月中旬，光宗丧事彻底结束。刘一燝旧事重提，请皇帝信守诺言，送客氏出宫。不得已，客氏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宫。是日，朱由校丢魂落魄，食不甘味，以至饮泣。第二天，他宁肯牺牲皇帝的尊严，传旨：“客氏时常进内，以宽朕怀，外廷【朝臣方面】不得烦激。”{60}
御史周宗建，对朱由校的举动做出如下评价：“不过一夜，复命再入，两日之间，乍出乍入，天子成言，有同儿戏。”{61}侍郎陈邦瞻、御史徐杨先，吏科三位给事中候震旸、倪思辉、朱钦相也各自上疏。朱由校大怒，将倪、朱降三级、调外任。刘一燝、周嘉谟、王心一等纷纷谏阻，不听，反将王心一与倪、朱列同为罪。朝臣群起抗争，朱由校再拿御史马鸣起、刘宗周开刀，分别罚俸一年、半年。总之铁了心，谁再提客氏离宫之事，我就砸谁的饭碗。
可以说，朱由校是不惜一切，捍卫客氏自由出入宫禁的权利。他自己打出的旗号，是思念乳母，但实际要给予客氏的特权远超出这样的需要。如果出于思念，隔一段时间宣召她进宫见上一面，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反对；群臣想制止的，是客氏不受任何限制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反过来，朱由校不顾脸面、坚决打压舆论，说穿了，也不是出于慰己对乳母的思念之意，同样是想达到让客氏不受约束地随意出入宫禁的目的。他深知，这是不能退让的，一旦退让，他和客氏之间果真就只剩下思念了。
他已十七岁，早非离不开妈妈怀抱的吃奶的孩子。即便用“母子情深”来解释，似乎也大大超出了一个孩子正常的对母亲的依恋。我们很少听说一个人会以“朝朝暮暮”的表现与方式，去爱自己的母亲，倒是屡屡在热恋中的情侣身上才看见这种情态。
第三，外界的反应和解读。
朱由校与客氏的所谓“母子情深”，外界一致感到无从理解，越于情理以外。喜、怒、哀、乐、忧、惧，弗学而能。人在基本情感上，是相通的；如果是正常的情感，不会找不到理解的途径。但朱由校对客氏的情感，显然脱离了他所声称的那种范围。既然情感特质与口头标称的不一致，大家自然会依据经验对其真实性，做出自己的分辨和判断。
毕佐周敦促客氏离宫时，话就说得很不好听：
今中宫【皇后】立矣，且三宫【指一后二妃，即张皇后和良妃、纯妃】并立矣，于以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家里已经有女主人了也】，客氏欲不乞告【引退】将置身何地乎？皇上试诰问诸廷臣，皇祖【指朱由校祖父万历皇帝】册立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之后，有保姆在侧否？法祖揆今，皇上宜断然决矣。……若使其依违宫掖，日复一日，冒擅权揽势之疑，开睥睨窥伺之隙，恐非客氏之自为善后计，亦非皇上之为客氏善后计矣。{62
话不好听，不在于“有保姆在侧否”这一句所含的讥讽之意，而在“开睥睨窥伺之隙”所暗示的东西。“睥睨”，侧目而视，有厌恶或高傲之意；“窥伺”，偷觑、暗中察看和等候。什么事情能够引起并值得外界这样？当然不是“长这么大了，还离不开保姆”———仅此不足以引起这种反应———而必是更隐秘更不足道的事。对此，毕佐周虽不着一字，但上下文语意甚明。“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宫中妇女界的秩序已经确立，陛下的身体明明有人名正言顺地来负责。这话，一下子把客氏问题提升到“谁主后宫”的高度来议论，所指系何，难道还不清楚？奶妈陪皇帝睡过觉不算什么，可一旦把这么卑贱的人摆到后宫女主人的位置上，众人可就一定是会“睥睨”和“窥伺”的。
朱钦相索性斥客氏为“女祸”，把客氏与关外女真并论，列为当朝两大威胁。他喊出口号：
欲净奴【指女真人】氛，先除女戎【戎，这里作敌寇讲，意谓客氏与女真人同为朝廷两大敌】！{63}
他称客氏的存在，“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批评朱由校“忧东奴而忘目前之女戎，所谓明不能见目睫也”，就像睫毛离眼睛最近，眼睛却根本看不到它。“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是什么意思，相信没有不明白的，所以朱由校览章也羞恼无地，斥责朱钦相“逞臆姑【沽】名”。
客观地讲，朱钦相恐怕的确属于“逞臆”，因为他不可能掌握事实；但他的猜度，仍旧符合一般人对这种情形的基本判断。刘若愚也在《酌中志》里提到，当时人们对朱由校、客氏的神秘关系，普遍存在质疑，谣言纷纷：“倏入倏出，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64}何为“非臣子之所忍言者”？无非“那种事”罢了。有人在诗里写道：“纱盖轻舆来往路，几人错认是宫嫔？”语涉讥讽，形容客氏在紫禁城的待遇和风光程度，路人遇之，几乎忘了来者是老妈子，还以为是皇帝所爱的哪个小美人呢。
《越缦堂读书记》转述的一个故事，更精彩。道是有段时间客氏跟大学士沈 相好，为此经常出宫回到私宅与之幽会，颇冷落了魏忠贤。魏忠贤怎么办呢？也有高招。“归未旬日，忠贤必矫旨召入。”{65}列位看仔细了———魏忠贤拆散客氏与其情敌的办法，是假传朱由校旨意催其回宫（那时魏忠贤已经很牛，可以假传圣旨了）！这招够损，借力打力：老魏我叫你来，你可以不回，小朱想你，你也敢不回吗？可见魏忠贤这个人脑子蛮好使的，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
第四，客氏自己所采取的姿态。
人，都是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由主体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两方面内容构成；后者包含人的社会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财富、外界特别是来自至爱亲朋的舆论和态度。人一生行事，皆下意识地遵循自我意识，采取相应言行，一举一动均表现并符合于其对自己角色的认识，这是一定的。
故尔，我们虽不掌握客氏与朱由校之间的真实秘密，但客氏所不自觉地通过行为态度显示出来的自身角色选择和定位，还是能透露不少的消息。
当时的目击者刘若愚的叙述应该是第一手的，仍以此为据。在下面的讲述之前，刘有两句感慨，一句：“夫以乳媪，俨然住宫。”另一句：“僭妄殊宠极矣。”头一句针对客氏住咸安宫而发，一个老妈子，竟然单独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这种地位唯后妃才有。第二句感慨有点言不由衷，因为客氏享受的待遇并非她擅自窃取，而是朱由校堂而皇之所给予，完全合法，何谈“僭妄”？然亦可理解，刘若愚不好归咎于小朱皇上，只得批判客氏“僭妄”。而“殊宠极矣”则是直抒胸臆了，表明了客氏所受的待遇带给他的真实强烈感受。发完两句感慨后，刘若愚切入非常细节化的描述：
按自天启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泰昌元年九月二十日，朱由校登基不过半月，封客氏以此爵号】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钦差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殿数十员，穿红圆领玉带，在客氏前摆队步行，客氏自咸安宫盛服靓妆，乘小轿由嘉德、咸和、顺德右门、经月华门至乾清宫门西一室，亦不下轿，而竞坐至西下马门。凡弓箭房带简管柜子，御司房、御茶房请小轿管库、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红蟒衣窄袖，在轿前后摆道围随者数百人，司礼监谈班监官、典簿、掌司人数等。文书房官咸在玉宁门内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视，或颌之，则荣甚矣。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黄蜡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轿前提炉数对，燃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役【宫外轿夫】抬走，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昼，衣服鲜美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京城人”的意思，如果再少一个字“都人”，在明代则常指宫女】从来不见此也。
读罢，便轮到我们感慨了。这样的排场，是一个奶妈所应有的吗？“凡得客氏目视，或颌之，则荣甚矣”，“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我们忍不住想问一句：客大嫂，你当自己是谁？
这，只是客氏回一趟家的排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启皇帝在位七年；七年当中，客氏耍过多少威风，又到底把威风耍到何种地步，真的是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了。种种招摇之中，多少是朱由校主动降恩赐予的，多少是客氏“当仁不让”自己伸手要来的？以朱由校之颟顸，大约后者居多———“僭妄”说若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比较好理解。本来不该、不配的，也主动索取，而朱由校对她又有求必应，于是就弄到了“都人士从来不见此也”的地步。
这叫做“恃宠”。但恃宠也有形形色色。比如，要官要权，讨求田亩钱财，胡作非为、仗势欺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比较常见的恃宠表现，在客氏可以找到，但并不突出。她的恃宠，似乎更注重在身分和排场上做文章，特意让宫里宫外的人们看见，小朱对她的情意不单不在后妃之下，甚而还在其上。刘若愚所述的那个场面，很有盛妆游行的味道；设想一下，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以顶级规格，从咸安宫出发，经多座宫门，特别是还路过乾清宫，在半个紫禁城炫耀一番，不是示威是什么？兴许，只差高呼口号了：“当今天子的亲密战友客氏同志万岁！”
我们可以把每年定期举行的这种盛妆游行看做客氏的
行为艺术，也可以把它看做具有客氏特色的政治表达。不平则鸣。盛妆游行就是客氏一种“鸣”的方式。她的不平在于，自己深为皇帝所爱，但地位却仅是一个老妈子；有的女人，皇帝内心对她不见得怎么样，却占据着“三宫”，享受天下的尊崇。于是，她借助游行，展现一种真相———为自己，也针对整个后宫的并不“合理”的秩序。她把这项活动，坚持不懈地搞了七年，从朱由校登基和大婚以后开始，直到他死掉，每一年都搞那么几次，以免人们忘掉这个现实，或者不断加深人们对这个现实的认识。除此以外，她还在其他她看重的方面，努力发展自己与后妃们相当的待遇，后妃所享有与配备的，她都依样来一份，后妃的生活方式怎样，她全盘照搬。例如“红萝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烧成……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66}，本属特供帝后寝宫（乾清、坤宁）冬季取暖之物，客氏却也如两宫例取用。
当然，这是我对于史料的阅读所得，史料本身不曾出来提示它背后的含义。读史读史，如只读字句，读不出字句所述人或事的情节逻辑和心理逻辑，或者不知将史料排比起来，用整体阅读的方法加以复原、找到关联，是很难走进历史的，就好似找矿者不能发现矿脉一样。
对客氏，不单要看到她做出了怎样的举动，还要思索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不单要注意她的一个举动，还要注意她别的举动、注意这些举动是否存在一致性。
客氏对天启皇后张氏，流露出极强烈的嫉妒心，是确凿无疑的。从大婚那天起，客氏就没有一日终止过对张氏的嫉妒。后者在生活上受到各种刁难，甚至于“匕箸杯碗”等日常用具也不供应{67}。这种嫉妒，远不止乎日常细节，它有时会发作成为丧心病狂的行为。
张氏乃河南祥符县生员张国纪之女，虽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也是读书人之后，知书达理，端庄文静，入主中宫后，张氏的教养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经常在坤宁宫举行诗歌朗诵会，挑选文慧的宫女，吟诗歌赋。粗鄙野俗的客氏大受刺激。为泄愤，客氏捏造谣言，称张氏并非张国纪亲生，她真正的父亲乃是“重犯孙二”。这当然是信口雌黄，然而只要客氏及其同伙魏忠贤乐意，他们完全有能力无中生有，只是由于客氏的老母亲劝阻，加上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之一司礼太监王体乾反对，终未掀起巨案。但事件本身，仍将客氏以皇后为“对手”的心态表露无遗，她所感受到的不平衡，不仅是地位上的，也延及彼此出身与教养的差异；她期待通过构撰张氏乃罪犯之女的谎言，将张氏从“淑女”位置上拉下马来，降低到与她平行的位置。
然而，这尚非最疯狂的报复。天启三年，张氏怀孕，这是朱由校的第一个儿子，然而婴儿未曾出世，即被妒火中烧的客氏设法流产。正史记曰：
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68}
民间史的叙说，具体一些，涉及了手法：
天启时，客氏以乳母擅宠，妒不容后有子。……及张后有孕，客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间，孕堕。{69}
派去的杀手，显然是穴位专家，以按摩为名，拿捏关键穴位，神不知鬼不觉导致张氏流产。流产时应该已是怀孕晚期，否则不会辨认出流产的胎儿为男性。
不过，客氏的疯狂举止，并不表示她对皇后之位心存觊觎，图谋取而代之。把这种野心强加于她，并不符合实际。尽管她内心许多地方失去理智，但在这一点上她绝不可能发生错觉，即皇后宝座会与她这种人有任何联系，就算整倒整死张氏，继而登上这个位子的，也终将是她以外的某一个人。所以，她对张氏的陷害与打击，与政治无关，只是纯粹的女人间的情仇恩怨。引导她走向疯狂的，是两种来自女性本能的力量：嫉妒和潜意识。对于女人来说，嫉妒可以是无目的的，只要同性中有人比自己美丽、年轻、幸福和优秀，不论这个人是否妨碍或伤害到她，都可能唤起她强烈的嫉妒心；在女性中，这种力量无时无地不存在，普遍而且永恒。而潜意识，则指一种莫名的冲动，虽然她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威胁，或对方将给自己造成什么威胁，也就是说，她毫无证据对于自己心中恨某个人在理智上提出值得信服的解释，但是，只要她想恨，愿意恨，就可以聚集起巨大的情感，直到把它彻底宣泄、释放干净为止。这跟男性间的仇恨一般有着明确、实际的诉求，截然不同。女人可以为爱而爱，同样，也可以为恨而恨。对客氏来说正是如此。她不需要别的目的、别的理由，只要有恨，就足够了，而并不在乎这恨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利益。
因此我们发现，张皇后不是客氏唯一仇恨的对象，事实上，她恨朱由校生活中的每个女人，恨她们的年轻，恨她们的漂亮，恨她们的地位，恨她们的被宠爱，恨她们的幸福……继皇后之后，裕妃成为又一个怀孕后引起客氏嫉妒而遭毒手的例子。裕妃本是普通宫女，因为怀孕而受到册封，随即大难临头，“【客氏】矫旨将宫人尽行屏逐，绝食而死，革其封号，如宫人例焚化”{70}。此事骇人听闻之处，不在于客氏敢于将身怀“龙种”的皇妃活活饿死，而在于她这么干了之后，能够安然无恙———朱由校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赞成和支持了客氏。为什么？无可奉告。史家亦只记其事，未道其由———谁都无法代朱由校做出解释。不久，客氏如法炮制，用同样方式对成妃又干了一次，“矫旨革封绝食饮，欲如处裕妃故事……先时成妃见裕妃生生饿死，遂平居【平安无事】时，凡櫩瓦砖缝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窃食数日。幸客氏、逆贤怒少【稍】解，始退斥为宫人，迁于乾西【乾清宫西面】某所居住，仅仅得幸存”{71}。以上是后妃一级人物，身份低一些的更不必说———倘被朱由校御幸过，或引他瞩目的，多为客氏加害：“此外冯贵人等，或绝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72}
诚然，从当时直到后来，对朱由校、客氏之间的隐秘关系历来猜测纷纷，却从不曾有一个字可以坐实此事。不过，人们实在应该全神贯注地打量客氏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她在朱由校大婚之后整整七年的偏执表现，宣叙着一句话：“奉圣夫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不过如果把这关系完全桃色化，却并不高明。他们心理角色的性质，应该非常复杂。这里面，有老女人和小男人模式的故事，有诱导和成长的线索，有类似于乱伦或曰准乱伦的原始本能，有口欲期快感的延伸———但也无疑夹杂着真正意义上的母子情深。有一段朱由校死后的感人记载：
【天启】七年九月初三日，【客氏】奏恳今上【即崇祯皇帝】准归私第，其夜五更开宫门之后，客氏衰服【丧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宫【棺】前，出一小函【盒子】，用黄色龙袱包裹，云是先帝胎发、疮痂，及累年剃发落齿，及剪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
这个场面，以及客氏用心保存下来的那些东西，突然之间，使她显示出母性。这一刻，她没有伪装。只有满怀母爱，才会细心地保存着那些东西。
这是一个令人对历史备感吊诡的女人。在天启朝弥天的大黑暗之中，她是个关键人物。然而，跟自己的权势相比，除了取得每年在宫中数次盛妆游行的好处，她却几乎没有得到太大利益。她释放非理性的怨恨，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魔头之一，竟因她寻求填补性以及情感的空虚而造成，否则魏忠贤或许永远只是在宫中当一个膳食采办员。到头来，随着亲自用乳汁喂养大，又亲自用肉体助其完成“成人礼”的那个小男人死去。她在“痛哭焚化”一幕之后，也立即赶赴鬼门关。当年十一月一日，新君朱由检“一举粉碎”魏忠贤集团，客氏被“奉旨籍没”，从家中徒步押往浣衣局，再也没有八抬大轿可乘并被数百人的大型仪仗队所簇拥；审讯后，由乾清宫管事赵本政执行笞刑，客氏当场被活活打死，且不留全尸，“发净乐堂焚尸扬灰”。
古来奶妈界之翘楚，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魏忠贤
阉祸，这个自永乐以来与明王朝共生共长的毒瘤，到魏忠贤，终于发展到极致，亦就此画上句号。不过，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读《明史》读到后来，人们可能都有一种厌倦与麻木。因为实在太多，如过江之鲫，连绵不断、层出不穷，以致失去兴趣。我在提笔叙述魏忠贤的故事前，就突然生出无聊之感，从王振想到汪直，从汪直想到刘瑾，从刘瑾想到魏忠贤，二百年间，到处活跃着此辈的身影，专权、恃宠、浊政、殃民，无所不为，以致偶尔不见此辈动静，反倒诧异，会单独地特别指出（例如嘉靖朝）。所以，在司空见惯的意义上，阉祸在明代确实缺乏新意，从内容到形式颇相雷同，本质不变，无非为害或大或小而已，慢慢会让人提不起兴致。
但说到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历史，不说魏忠贤不行。一方面不说不行，另一方面阉祸大同小异又让人心生倦意，怎么办？只好在落笔之前，先去思索和寻找有“魏式特色”的东西。通盘想了一下，觉得“魏式特色”表现于两点：一是登峰造极，二是造就了“阉党”。尤其第二点，是十足和独一无二的“魏氏特色”，《明史》为“阉党”辟出单独一卷（第三百零六卷）、在《列传》中拿出单独一个单元（列传第一百九十四），完全由于魏忠贤—— 《阉党传》除了开头拿正德年间的几个人凑数外（其实不足称“党”），入传者，全部是魏氏集团成员。
一阉而可以致党，这才是魏忠贤的历史价值与分量之所在，也是这次“阉祸”不得不说之处。没有“阉党”，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很可恶然而也很普通的丑类，有了“阉党”，魏忠贤顿时提高了档次，一下子超越王振、汪直、刘瑾，把“阉祸”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阉党”的产生，可谓明朝晚期政治的焦点，是精神、道德、风气彻底败坏的标志。也就是说，“阉党”虽因魏氏而起，但所反映的问题，远为广泛、深刻，表明明朝的肌体已整体溃烂。
叙表之前，还有一点尚需澄清：魏忠贤搞出“阉党”，王振、汪直、刘瑾等却不曾搞出来，是魏忠贤特别能干、才具过人吗？绝对不是。魏忠贤其实是个很平庸的人，论才具，休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振比，即比之同样不通文墨的刘瑾，亦远不如也———刘瑾专政期间，着实显露了一些政治能力———魏忠贤其人，既无见识，处事也相当拙劣，以他罕见的熏天之势，天启帝崩后居然束手就擒，其愚可知。魏氏独能在明代巨珰之中登峰造极，只是时势使然。第一条，是永乐、宣德以来形成的倚信太监的政治机制；第二条，是嘉靖以来士风严重椓丧堕落；第三条，是赶上熹宗那等极度缺心眼儿、“至愚至昧之童蒙”{73}的皇帝。有此三条，魏式人物必然出现，而不在于是谁。甚至可以推断，幸而此人是憨头憨脑的魏忠贤，假若换做另一个见识、处事都更厉害的角色，朱明的天下极可能就被别人夺了去，而不能再苟延残喘近二十年，思宗朱由检连充当亡国之君的机会都不会有。
魏忠贤，直隶（河北）肃宁人。其父亲名叫魏志敏，母亲姓刘。{74}他娶过妻子，生有一女。他的为人，《酌中志》和《玉镜新谭》的描述出奇一致，咸用“亡【无】赖”一词。怎样一个“无赖”法？道是“游手好闲，以穷日月”，“日觅金钱，夜则付之缠头【客人付与艺伎的锦帛，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代指买欢】”，“邀人豪饮，达日不休”，{75}“孤贫好色，赌博能饮”{76}。总之，他虽然出身贫贱，却生就一副纨绔子弟性情，从来不务正业，唯知声色犬马。
这样鬼混了几年，他又做出一项惊人决定：自宫。关于此事缘起，说法有二。《明史》说：“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77}亦即因为赌博欠债，走投无路而自宫，以便入宫混碗饭吃。《玉镜新谭》则记为：“忽患痬【疡】毒，身无完肌，迨阳具亦糜烂焉，思为阉寺【太监】，遂以此为净身者。”{78}后说虽不为正史采，却似乎更合于情理。
明代宫廷，每隔数年，会增补数千名太监，基本取自畿辅之地的河北。此地民贫，居然因此形成一种风俗，“专借【入选宫中】以博富贵”。本来按正常程序，应该先向官家报名，录取之后再行阉割，洪武时还规定，“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但长久以来，此禁实际已“略不遵行”，北京周遭州县，自宫成风，“为人父者，忍薰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人入选者”，每次入选人数与擅自自宫者之间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大多数自残之人只好沦为乞丐甚至抢劫犯。沈德符北上来京途中，一过河间、任丘以北，经常于“败垣”之中得见此辈，他心惊肉跳地写道：“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圣驾】之侧，他日将有隐忧。”{79}
自宫的魏忠贤，便是这“数万残形之人”中的一员。他显然也没有能够立即入选，度过一段“丐阉”时光。“敝衣褴褛，悬鹑百结，秽气熏人，人咸远之。竟日枵腹，无从所归……昼潜僻巷乞食，夜投破寺假息。”{80}老婆也弃他而去，不知所终。
但他总算运气不错，流浪一段时间后，进入某内宦府中充当伙夫，担水烧火，因做事“獧捷”，赢得赏识，替他打通关节，于万历十七年———是年二十一岁———入选宫中，终不致枉然自宫一回。
虽然进了宫，但魏氏一直处在太监群体底层。“选入禁中为小火者，盖中官最下职，执宫禁洒扫负荷之役。”{81}做最脏最苦的清洁工、搬运工，跟从前吃同一碗饭，无非从宫外挪到宫内而已，一干就是许多年。
而他恶习不改，在宫中仍旧与人赌博、相邀嫖妓。曾因手头窘迫，远赴四川税监邱乘云处“抽丰”（借钱）。邱乘云与他同出于大太监孙暹门下，宫中规矩，净身入宫者都要分在某高级宦官名下归其管理，其关系“犹座师之视门生”，因此魏忠贤与邱乘云相当于同门之谊，这才不远千里跑去求助于他，但因事先太监徐贵把魏忠贤素日种种无赖告知邱乘云，令邱心极厌恶，待魏到来，不但不给钱，反把他吊在空房中三天，险些饿死。这件事说明：第一，魏氏进宫后境遇基本没有改变，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维持着百无聊赖的“流氓无产者”生存方式；第二，他毫无地位，邱乘云并非高级宦官，但魏氏距他尚有十万八千里，以致邱可随意取他性命———以这情形推测，魏氏本无可能爬至后来的高位，之所以能那样，实为运气极好的奇迹。
魏氏在四川被和尚秋月所救。秋月劝说邱乘云发十两银子作为路费，打发魏回京，又致书所熟识的内官监（宫廷基建处兼总务处）总理马谦。马谦是个好心人，魏忠贤私自出宫，是重罪，马谦看他可怜，兜住此事，并让他到甲字库（宫廷染料供应科）落脚，仍旧干清洁工、搬运工。
魏氏时来运转，是在万历末年。他年逾五旬，在宫中打杂已三十来年，眼看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那时，朱由校生母王氏“无人办膳”，魏忠贤运作一番，得到这份差事。对他来说，跟以往在宫中纯粹做苦力相比，不失为一种改善。但绝不是什么美差。盖因当时太子朱常洛，也如同乃父万历皇帝昔年一样，由于替自己生下长子的女人身份低贱而对其极其冷漠，所以王氏才落到“无人办膳”的地步。奴才的贵贱，全视主子的荣辱而定；给如此边缘化的主子当奴才，不可能意味着有远大前程，稍有能耐和靠山的人，都瞧不上这份差事。魏忠贤愿意给王氏烧火做饭，只觉境况稍强而已，不存更多奢望。但，王氏毕竟乃皇长孙生母，由这条线索，引出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知不觉间，谁都不放在眼里乃至谁都可以踹上一脚的老魏头，命运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
首先，他得以“亲密接触”当时的小皇孙、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经常设法弄来“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转献先帝【指朱由校】”{82}，在朱由校童年记忆中占据有利位置。其次，由于工作，他先是结识了太子朱常洛的心腹太监王安手下的红人魏朝，与之八拜成交；进而与魏朝的“对食”———朱由校奶妈客氏接近，彼此除工作关系外，又有了私下来往的理由与空间，以至暗中“相厚”———这种关系后来成为他崛起的最坚实基石。第三，万历四十七年，王氏病亡，朱常洛所宠爱的李选侍认为失去母亲的朱由校奇货可居，争得了对朱由校的监护权，这样，魏忠贤作为服务人员一同进入李选侍宫中，不久就在光宗（朱常洛）去世后的“移宫案”中充当重要角色，虽然险些因此完蛋，但这番经历却是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开端，对扭转自己一贯的卑微心理，唤醒对权力的渴望和野心，极具价值。
这段经历的重要，不在于魏忠贤能捞到多大实际好处，而在于帮助他完成了从“小人物”向“风云人物”的心理转变。
魏这个人，刘若愚有几句话{83}，把大家对他的看法、印象归纳了一下———当然，是宫中那些知根知底的老相识的看法、印象，至于他发达起来以后外面人的看法、印象，肯定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刘若愚说：“忠贤，少孤贫，好色、赌博、能饮。”这是一个侧面的概括。好色，酷爱赌博，酒量大。这三个特征很突出，在同事中间是出了名的。
又说他平时的为人“啖嬉笑喜”，是个挺快活、挺随和或者挺没正经的人，涎皮笑脸，打打闹闹，滑稽圆通。如果把这看成一种身体语言，它通常出现在社会地位低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能力和处境比较弱势的人身上。一方面是自我保护、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体的不自信的心理。反之，一个人感到自己很强势，断不会在人前采取这样的姿态和形容———谁见过“大人物”们的脸上，会有一副“啖嬉笑喜”的表情呢？
还有两个评价：“担当能断”、“喜事尚谀”。前者讲他够义气，敢作敢当，冲动；后面则讲他爱出风头、特别爱在出头挑事之后接受别人的吹捧。这两种表现，也都透露了魏忠贤的社会处境和内心秘密：有一种长期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很需要以强烈、引人注目的举动来寻求补救，证明自己；这些举动，时常带有轻率和刻意的色彩，目的就是取得群体的认可，并且迫切地渴求表扬。一般来说，这不是在社会或人群中享有优越、稳固地位与声望的人之所为。
他还喜欢“鲜衣驰马”，炫耀膂力和箭术（他似乎是一个左撇子，“右手执弓，左手彀弦”，通常多是左手执弓、右手拉弦），且“射多奇中”———看来，这是能够带给他“英雄主义”自我感受的不多的一个方面，故而尤为热衷于表现给人看。
总的来看，魏忠贤素日举止既不得体，心态也不沉稳，轻躁易激，多动少安，心虚气浮。这样的人，很难令人敬重，也不值得惧怕、避让，相反，一看即知骨子里乃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所以大家对他的态度，多为轻视戏蔑，从没人把他当回事，“人多以‘傻子’称之”。
“傻子”的外号，活画出魏氏发迹前的卑微可怜，以及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从事后看，魏的“傻”，并非智力缺陷，并非缺心眼儿，而是卑微可怜的地位折射到心理和行为上，使别人对他产生轻视。
这样当然也有好处。朱由校让客氏在二魏中挑一个替自己“管事”，她做了一番比较：魏朝“狷薄”，而魏忠贤“憨猛好武，不识字之人朴实易制”。狷薄是固执、偏拗、器量狭小、不宽容、难相处；魏忠贤没有这些毛病，“憨”而“朴实”。这与其说仅仅是性格不同，不如说也很符合他们各自在宫中的地位，而客氏在这里则本能地流露了一点女权意识，在两个“男人”间，挑选了比较弱势的一个。
傻人有傻福。这种“傻”，这种“憨”，不单使他赢得最有权势的女人的芳心，进而更享受着这女人亲手替他安排的飞黄腾达的前程，“逾年由小火者躐进【越级提升】司礼监”{84}。与一般想象的不同，这颗政治巨星的诞生，主要并不是他本人孜孜以求的结果。从对史料的分析来看，久已养成的“小人物”心态，起初严重制约了他的野心；当巨大的权力摆到他面前时，他甚至显得木讷，并没有扑过去一把攥在自己手中。
朱由校即位后，政治格局自然重新洗牌，外廷内廷都面临一系列人事变动。在内廷方面，最重要的司礼监的领导位置，显然非王安莫属。朱由校也的确发表了这样的任命。王安接到任命，上表辞谢，这本来是一种政治套路。这时，不得不提到一个叫王体乾的人，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做梦都想当上一把手，听说王安辞不就任，决心抓住这不是机会的机会。他马上想到一个人———那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急谋于客魏【一开始，实际上只与客氏单独密谋】夺之”{85}。客氏一直不喜欢王安，甚至有点怕他，因为此人太“刚直”，如果王安出掌司礼监，日后她出入宫禁以及在所有其他事上，必多有不便；相反，王体乾则是一个“软媚”之人，如助他登上司礼监首脑宝座，他不会不识时务，不会不听话。客氏这女人相当有政治头脑。她的设计是：让王体乾当一把手，让相好魏忠贤当二把手。这种安排，一箭三雕———第一，送给王体乾这样的人情，结成同盟，扳倒王安；第二，王体乾不论居何高位，总归会是傀儡，平时具体事务让他出面张罗、兜揽，更好；第三，相好魏忠贤，直接当司礼监第一把手，实在太过夸张，不好办，王体乾将二把手位子腾出来给魏忠贤，已是一步登天，将来设法让魏氏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实权更大。客氏、王体乾之间达成协议，遂找来魏忠贤一起商量。魏忠贤乍闻此事，很不雄才大略的“小人物”心态又表露出来———他居然念及王安在“移宫案”后，保护过他，救己一命，“犹预【豫】未忍”。王体乾见状，私下又“以危言动客氏”，客氏在枕边把魏忠贤好好训斥了一番：“外边【指廷臣】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皇上一旦改变主意】，你我比西李【李选侍】如何？终吃他亏。”这个提醒很关键，“移宫”中魏忠贤站在李选侍一边，很积极，虽赖王安遮挡，安然解脱，但把柄终捏于人手，万一哪天“旧事重提”，那可……这么一想，“贤意遂决”。
可见魏忠贤并不是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频作威福、玩弄事机、骄横恣肆，他也是“在斗争中成长”，慢慢地学会颐指气使、恣威擅权。
骤列大珰，短短数年，从魏傻子摇身而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只比万岁朱由校少一岁），史无前例。但表面上的不可一世背后，这位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向来就不曾从微贱的往昔和记忆中完全走出来。有件事很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跃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当年那个曾经为难过他的四川税监邱乘云，撤任回京，魏忠贤故意派一名太监专程到南郊迎接，邱赏了来人三十两银子，那人回来向魏忠贤汇报，魏竟当时落下泪来，说：“我先年被徐贵谮害，止给我十两路费，今赏尔如此，便三倍我了。”说完，“叹息者久之”。创巨痛深，可见一斑。穷其一生，不管这个人怎样一手遮天，归根结底，他骨子里仍旧是“小人物”，到最最关键的时刻，“小人物”心态还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引颈就戮。关于魏忠贤，人们对这一点以往谈论得很不够。
大计既定，一切由客氏斡旋。她径见朱由校，“劝帝从其请【指王安辞不就任的请求】”{86}，同时，经唆使，兵科给事中霍维华于天启元年五月十二日疏论王安，加以攻击。这开了先河，“是为奄党第一功也”{87}，霍也成为后来声势浩大的阉党的先驱。有人弹劾，客氏加大了嚼舌头力度，不断危言耸听。朱由校至愚至昧，分不清好歹，唯对客氏百依百顺，良心也教狗吃了，居然将一手把他从险境中救出并扶上龙床的王安，发往南海子净军；客氏“遂矫旨准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体乾掌之”{88}。
王安死得很惨。先欲将其饿死，后失去耐心，一说勒死，一说纵狗咬死。王安亲手救过朱由校和魏忠贤，却恰恰由这两人联手消灭。
王安被除，内廷座次全部重新论定。由于客氏这个背景，在司礼监排名第二的魏忠贤，却是整个内廷事实上的核心人物。王体乾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故事【惯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89}。自他而下，内廷有头有脸的人物，咸唯魏氏马首是瞻。
应该佩服客氏这个女人，头发虽长，见识却一点不短。她拍板与王体乾结盟，除掉王安。这很有先见之明。干掉王安没多久，就发生了外廷请求皇上将客氏遣散出宫的事件，假设王安仍在，与朝臣里应外合，朱由校十有八九是抵挡不住的。眼下，只是外廷单独闹事，处境就好很多。朱由校和客氏，一起咬住牙关，顶了四五个月，终于击退群臣。天启元年十二月，先将主要干将之一的吏部尚书周嘉谟罢免，翌年三月再驱逐另一干将———大学士刘一燝，六七月间，刑部尚书王纪、礼部尚书孙慎行分遭革职、罢免，十月，都察院两位高层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也被赶走。
七搞八搞，转眼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就偏向了魏氏集团这一边。这带来什么结果呢？当然是“阉党”的形成。
假使在嘉靖以前，像这样力量平衡的打破，不至于成为产生“阉党”的温床。那个时候，士大夫气节很盛，骨头很硬，不要说一时的逆境不足以让他们俯首，就算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坚持抗争者也大有人在。不妨回想一下朱棣篡权之初的白色恐怖，成百上千地杀人，也不曾把大家吓倒。即便到了嘉靖年间，“大礼议”之中，正气也仍占上风，左顺门请愿时有那么多士大夫站出来，不避斧钺和大棒。我曾经说过，明代士风是历来最硬的，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非常了不起。可是这么刚正的一个群体，也慢慢地教明代历任君主摧眉折腰，销蚀成明哲保身、贪生怕死甚至卖身求荣的无耻之辈。到嘉靖后期，士风向劣坏方向转化，已是大势所趋；再经万历一朝，基本上都堕落了，正人君子仍有，但与整体比仅属星星之火，天启朝中他们与阉党可歌可泣的战斗，迸射出耀眼然而也是最后的火光，而其命运，则如恩格斯所定义的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90}他们有正义在手，却不合时宜。什么合乎时宜？“趋利”二字耳。道义一旦被摧毁，精神一旦无可守护，人就是唯利是图的动物。天启年间的“阉党”，实起自万历年间的“党争”。彼时，士大夫阶层因政见不同，各为门户{91}，此一现象本不足奇，如能良性竞争———例如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党派政治———其实不失为进步。然而，由于士林的基本精神尺度和原则沦失殆尽，“党争”纯以个人攘权夺利、荣华富贵为宗旨，但能达此目的，不问手段，廉耻全无，遂造成一种极黑暗极卑鄙之后果。崇祯朝进士李清用两句“知”与“不知”概括这种现实：“人知崔【崔呈秀，阉党巨头】、魏，不知朝廷；人知富贵功名，不知名教气节。”{92}
孟森先生对万历年间的“党争”如何演化为天启年间“阉党”的原委，辨析甚明：
至是【天启年】凡宵小谋再起者，皆知帝【朱由校】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贵，于是尽泯诸党，而集为奄党；其不能附奄者，亦不问其向【从前】近何党，皆为奄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朱翊钧】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儌利而为之，至是以奄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奄党非奄党之别。{93}
自甘供客、魏驱使，参劾王安的兵科给事中霍维华，是“阉党”的首位加盟者，级别不高。第二年，随着周嘉谟、刘一燝、孙慎行、邹元标等重量级反阉人士的倒台，“阉党”加盟者的档次开始提升。自沈———即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据传与客氏有私的高级官员———始，这档次已提至大学士级别。到天启三年，顾秉谦、魏广微入阁，“阉党内阁”形成；天启四年，以首辅叶向高辞职为标志，“阉党”彻底控制政局，“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94
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68}
民间史的叙说，具体一些，涉及了手法：
天启时，客氏以乳母擅宠，妒不容后有子。……及张后有孕，客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间，孕堕。{69}
派去的杀手，显然是穴位专家，以按摩为名，拿捏关键穴位，神不知鬼不觉导致张氏流产。流产时应该已是怀孕晚期，否则不会辨认出流产的胎儿为男性。
不过，客氏的疯狂举止，并不表示她对皇后之位心存觊觎，图谋取而代之。把这种野心强加于她，并不符合实际。尽管她内心许多地方失去理智，但在这一点上她绝不可能发生错觉，即皇后宝座会与她这种人有任何联系，就算整倒整死张氏，继而登上这个位子的，也终将是她以外的某一个人。所以，她对张氏的陷害与打击，与政治无关，只是纯粹的女人间的情仇恩怨。引导她走向疯狂的，是两种来自女性本能的力量：嫉妒和潜意识。对于女人来说，嫉妒可以是无目的的，只要同性中有人比自己美丽、年轻、幸福和优秀，不论这个人是否妨碍或伤害到她，都可能唤起她强烈的嫉妒心；在女性中，这种力量无时无地不存在，普遍而且永恒。而潜意识，则指一种莫名的冲动，虽然她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威胁，或对方将给自己造成什么威胁，也就是说，她毫无证据对于自己心中恨某个人在理智上提出值得信服的解释，但是，只要她想恨，愿意恨，就可以聚集起巨大的情感，直到把它彻底宣泄、释放干净为止。这跟男性间的仇恨一般有着明确、实际的诉求，截然不同。女人可以为爱而爱，同样，也可以为恨而恨。对客氏来说正是如此。她不需要别的目的、别的理由，只要有恨，就足够了，而并不在乎这恨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利益。
因此我们发现，张皇后不是客氏唯一仇恨的对象，事实上，她恨朱由校生活中的每个女人，恨她们的年轻，恨她们的漂亮，恨她们的地位，恨她们的被宠爱，恨她们的幸福……继皇后之后，裕妃成为又一个怀孕后引起客氏嫉妒而遭毒手的例子。裕妃本是普通宫女，因为怀孕而受到册封，随即大难临头，“【客氏】矫旨将宫人尽行屏逐，绝食而死，革其封号，如宫人例焚化”{70}。此事骇人听闻之处，不在于客氏敢于将身怀“龙种”的皇妃活活饿死，而在于她这么干了之后，能够安然无恙———朱由校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赞成和支持了客氏。为什么？无可奉告。史家亦只记其事，未道其由———谁都无法代朱由校做出解释。不久，客氏如法炮制，用同样方式对成妃又干了一次，“矫旨革封绝食饮，欲如处裕妃故事……先时成妃见裕妃生生饿死，遂平居【平安无事】时，凡櫩瓦砖缝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窃食数日。幸客氏、逆贤怒少【稍】解，始退斥为宫人，迁于乾西【乾清宫西面】某所居住，仅仅得幸存”{71}。以上是后妃一级人物，身份低一些的更不必说———倘被朱由校御幸过，或引他瞩目的，多为客氏加害：“此外冯贵人等，或绝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72}
诚然，从当时直到后来，对朱由校、客氏之间的隐秘关系历来猜测纷纷，却从不曾有一个字可以坐实此事。不过，人们实在应该全神贯注地打量客氏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她在朱由校大婚之后整整七年的偏执表现，宣叙着一句话：“奉圣夫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不过如果把这关系完全桃色化，却并不高明。他们心理角色的性质，应该非常复杂。这里面，有老女人和小男人模式的故事，有诱导和成长的线索，有类似于乱伦或曰准乱伦的原始本能，有口欲期快感的延伸———但也无疑夹杂着真正意义上的母子情深。有一段朱由校死后的感人记载：
【天启】七年九月初三日，【客氏】奏恳今上【即崇祯皇帝】准归私第，其夜五更开宫门之后，客氏衰服【丧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宫【棺】前，出一小函【盒子】，用黄色龙袱包裹，云是先帝胎发、疮痂，及累年剃发落齿，及剪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
这个场面，以及客氏用心保存下来的那些东西，突然之间，使她显示出母性。这一刻，她没有伪装。只有满怀母爱，才会细心地保存着那些东西。
这是一个令人对历史备感吊诡的女人。在天启朝弥天的大黑暗之中，她是个关键人物。然而，跟自己的权势相比，除了取得每年在宫中数次盛妆游行的好处，她却几乎没有得到太大利益。她释放非理性的怨恨，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魔头之一，竟因她寻求填补性以及情感的空虚而造成，否则魏忠贤或许永远只是在宫中当一个膳食采办员。到头来，随着亲自用乳汁喂养大，又亲自用肉体助其完成“成人礼”的那个小男人死去。她在“痛哭焚化”一幕之后，也立即赶赴鬼门关。当年十一月一日，新君朱由检“一举粉碎”魏忠贤集团，客氏被“奉旨籍没”，从家中徒步押往浣衣局，再也没有八抬大轿可乘并被数百人的大型仪仗队所簇拥；审讯后，由乾清宫管事赵本政执行笞刑，客氏当场被活活打死，且不留全尸，“发净乐堂焚尸扬灰”。
古来奶妈界之翘楚，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魏忠贤
阉祸，这个自永乐以来与明王朝共生共长的毒瘤，到魏忠贤，终于发展到极致，亦就此画上句号。不过，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读《明史》读到后来，人们可能都有一种厌倦与麻木。因为实在太多，如过江之鲫，连绵不断、层出不穷，以致失去兴趣。我在提笔叙述魏忠贤的故事前，就突然生出无聊之感，从王振想到汪直，从汪直想到刘瑾，从刘瑾想到魏忠贤，二百年间，到处活跃着此辈的身影，专权、恃宠、浊政、殃民，无所不为，以致偶尔不见此辈动静，反倒诧异，会单独地特别指出（例如嘉靖朝）。所以，在司空见惯的意义上，阉祸在明代确实缺乏新意，从内容到形式颇相雷同，本质不变，无非为害或大或小而已，慢慢会让人提不起兴致。
但说到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历史，不说魏忠贤不行。一方面不说不行，另一方面阉祸大同小异又让人心生倦意，怎么办？只好在落笔之前，先去思索和寻找有“魏式特色”的东西。通盘想了一下，觉得“魏式特色”表现于两点：一是登峰造极，二是造就了“阉党”。尤其第二点，是十足和独一无二的“魏氏特色”，《明史》为“阉党”辟出单独一卷（第三百零六卷）、在《列传》中拿出单独一个单元（列传第一百九十四），完全由于魏忠贤—— 《阉党传》除了开头拿正德年间的几个人凑数外（其实不足称“党”），入传者，全部是魏氏集团成员。
一阉而可以致党，这才是魏忠贤的历史价值与分量之所在，也是这次“阉祸”不得不说之处。没有“阉党”，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很可恶然而也很普通的丑类，有了“阉党”，魏忠贤顿时提高了档次，一下子超越王振、汪直、刘瑾，把“阉祸”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阉党”的产生，可谓明朝晚期政治的焦点，是精神、道德、风气彻底败坏的标志。也就是说，“阉党”虽因魏氏而起，但所反映的问题，远为广泛、深刻，表明明朝的肌体已整体溃烂。
叙表之前，还有一点尚需澄清：魏忠贤搞出“阉党”，王振、汪直、刘瑾等却不曾搞出来，是魏忠贤特别能干、才具过人吗？绝对不是。魏忠贤其实是个很平庸的人，论才具，休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振比，即比之同样不通文墨的刘瑾，亦远不如也———刘瑾专政期间，着实显露了一些政治能力———魏忠贤其人，既无见识，处事也相当拙劣，以他罕见的熏天之势，天启帝崩后居然束手就擒，其愚可知。魏氏独能在明代巨珰之中登峰造极，只是时势使然。第一条，是永乐、宣德以来形成的倚信太监的政治机制；第二条，是嘉靖以来士风严重椓丧堕落；第三条，是赶上熹宗那等极度缺心眼儿、“至愚至昧之童蒙”{73}的皇帝。有此三条，魏式人物必然出现，而不在于是谁。甚至可以推断，幸而此人是憨头憨脑的魏忠贤，假若换做另一个见识、处事都更厉害的角色，朱明的天下极可能就被别人夺了去，而不能再苟延残喘近二十年，思宗朱由检连充当亡国之君的机会都不会有。
魏忠贤，直隶（河北）肃宁人。其父亲名叫魏志敏，母亲姓刘。{74}他娶过妻子，生有一女。他的为人，《酌中志》和《玉镜新谭》的描述出奇一致，咸用“亡【无】赖”一词。怎样一个“无赖”法？道是“游手好闲，以穷日月”，“日觅金钱，夜则付之缠头【客人付与艺伎的锦帛，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代指买欢】”，“邀人豪饮，达日不休”，{75}“孤贫好色，赌博能饮”{76}。总之，他虽然出身贫贱，却生就一副纨绔子弟性情，从来不务正业，唯知声色犬马。
这样鬼混了几年，他又做出一项惊人决定：自宫。关于此事缘起，说法有二。《明史》说：“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77}亦即因为赌博欠债，走投无路而自宫，以便入宫混碗饭吃。《玉镜新谭》则记为：“忽患痬【疡】毒，身无完肌，迨阳具亦糜烂焉，思为阉寺【太监】，遂以此为净身者。”{78}后说虽不为正史采，却似乎更合于情理。
明代宫廷，每隔数年，会增补数千名太监，基本取自畿辅之地的河北。此地民贫，居然因此形成一种风俗，“专借【入选宫中】以博富贵”。本来按正常程序，应该先向官家报名，录取之后再行阉割，洪武时还规定，“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但长久以来，此禁实际已“略不遵行”，北京周遭州县，自宫成风，“为人父者，忍薰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人入选者”，每次入选人数与擅自自宫者之间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大多数自残之人只好沦为乞丐甚至抢劫犯。沈德符北上来京途中，一过河间、任丘以北，经常于“败垣”之中得见此辈，他心惊肉跳地写道：“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圣驾】之侧，他日将有隐忧。”{79}
自宫的魏忠贤，便是这“数万残形之人”中的一员。他显然也没有能够立即入选，度过一段“丐阉”时光。“敝衣褴褛，悬鹑百结，秽气熏人，人咸远之。竟日枵腹，无从所归……昼潜僻巷乞食，夜投破寺假息。”{80}老婆也弃他而去，不知所终。
但他总算运气不错，流浪一段时间后，进入某内宦府中充当伙夫，担水烧火，因做事“獧捷”，赢得赏识，替他打通关节，于万历十七年———是年二十一岁———入选宫中，终不致枉然自宫一回。
虽然进了宫，但魏氏一直处在太监群体底层。“选入禁中为小火者，盖中官最下职，执宫禁洒扫负荷之役。”{81}做最脏最苦的清洁工、搬运工，跟从前吃同一碗饭，无非从宫外挪到宫内而已，一干就是许多年。
而他恶习不改，在宫中仍旧与人赌博、相邀嫖妓。曾因手头窘迫，远赴四川税监邱乘云处“抽丰”（借钱）。邱乘云与他同出于大太监孙暹门下，宫中规矩，净身入宫者都要分在某高级宦官名下归其管理，其关系“犹座师之视门生”，因此魏忠贤与邱乘云相当于同门之谊，这才不远千里跑去求助于他，但因事先太监徐贵把魏忠贤素日种种无赖告知邱乘云，令邱心极厌恶，待魏到来，不但不给钱，反把他吊在空房中三天，险些饿死。这件事说明：第一，魏氏进宫后境遇基本没有改变，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维持着百无聊赖的“流氓无产者”生存方式；第二，他毫无地位，邱乘云并非高级宦官，但魏氏距他尚有十万八千里，以致邱可随意取他性命———以这情形推测，魏氏本无可能爬至后来的高位，之所以能那样，实为运气极好的奇迹。
魏氏在四川被和尚秋月所救。秋月劝说邱乘云发十两银子作为路费，打发魏回京，又致书所熟识的内官监（宫廷基建处兼总务处）总理马谦。马谦是个好心人，魏忠贤私自出宫，是重罪，马谦看他可怜，兜住此事，并让他到甲字库（宫廷染料供应科）落脚，仍旧干清洁工、搬运工。
魏氏时来运转，是在万历末年。他年逾五旬，在宫中打杂已三十来年，眼看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那时，朱由校生母王氏“无人办膳”，魏忠贤运作一番，得到这份差事。对他来说，跟以往在宫中纯粹做苦力相比，不失为一种改善。但绝不是什么美差。盖因当时太子朱常洛，也如同乃父万历皇帝昔年一样，由于替自己生下长子的女人身份低贱而对其极其冷漠，所以王氏才落到“无人办膳”的地步。奴才的贵贱，全视主子的荣辱而定；给如此边缘化的主子当奴才，不可能意味着有远大前程，稍有能耐和靠山的人，都瞧不上这份差事。魏忠贤愿意给王氏烧火做饭，只觉境况稍强而已，不存更多奢望。但，王氏毕竟乃皇长孙生母，由这条线索，引出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知不觉间，谁都不放在眼里乃至谁都可以踹上一脚的老魏头，命运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
首先，他得以“亲密接触”当时的小皇孙、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经常设法弄来“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转献先帝【指朱由校】”{82}，在朱由校童年记忆中占据有利位置。其次，由于工作，他先是结识了太子朱常洛的心腹太监王安手下的红人魏朝，与之八拜成交；进而与魏朝的“对食”———朱由校奶妈客氏接近，彼此除工作关系外，又有了私下来往的理由与空间，以至暗中“相厚”———这种关系后来成为他崛起的最坚实基石。第三，万历四十七年，王氏病亡，朱常洛所宠爱的李选侍认为失去母亲的朱由校奇货可居，争得了对朱由校的监护权，这样，魏忠贤作为服务人员一同进入李选侍宫中，不久就在光宗（朱常洛）去世后的“移宫案”中充当重要角色，虽然险些因此完蛋，但这番经历却是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开端，对扭转自己一贯的卑微心理，唤醒对权力的渴望和野心，极具价值。
这段经历的重要，不在于魏忠贤能捞到多大实际好处，而在于帮助他完成了从“小人物”向“风云人物”的心理转变。
魏这个人，刘若愚有几句话{83}，把大家对他的看法、印象归纳了一下———当然，是宫中那些知根知底的老相识的看法、印象，至于他发达起来以后外面人的看法、印象，肯定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刘若愚说：“忠贤，少孤贫，好色、赌博、能饮。”这是一个侧面的概括。好色，酷爱赌博，酒量大。这三个特征很突出，在同事中间是出了名的。
又说他平时的为人“啖嬉笑喜”，是个挺快活、挺随和或者挺没正经的人，涎皮笑脸，打打闹闹，滑稽圆通。如果把这看成一种身体语言，它通常出现在社会地位低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能力和处境比较弱势的人身上。一方面是自我保护、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体的不自信的心理。反之，一个人感到自己很强势，断不会在人前采取这样的姿态和形容———谁见过“大人物”们的脸上，会有一副“啖嬉笑喜”的表情呢？
还有两个评价：“担当能断”、“喜事尚谀”。前者讲他够义气，敢作敢当，冲动；后面则讲他爱出风头、特别爱在出头挑事之后接受别人的吹捧。这两种表现，也都透露了魏忠贤的社会处境和内心秘密：有一种长期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很需要以强烈、引人注目的举动来寻求补救，证明自己；这些举动，时常带有轻率和刻意的色彩，目的就是取得群体的认可，并且迫切地渴求表扬。一般来说，这不是在社会或人群中享有优越、稳固地位与声望的人之所为。
他还喜欢“鲜衣驰马”，炫耀膂力和箭术（他似乎是一个左撇子，“右手执弓，左手彀弦”，通常多是左手执弓、右手拉弦），且“射多奇中”———看来，这是能够带给他“英雄主义”自我感受的不多的一个方面，故而尤为热衷于表现给人看。
总的来看，魏忠贤素日举止既不得体，心态也不沉稳，轻躁易激，多动少安，心虚气浮。这样的人，很难令人敬重，也不值得惧怕、避让，相反，一看即知骨子里乃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所以大家对他的态度，多为轻视戏蔑，从没人把他当回事，“人多以‘傻子’称之”。
“傻子”的外号，活画出魏氏发迹前的卑微可怜，以及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从事后看，魏的“傻”，并非智力缺陷，并非缺心眼儿，而是卑微可怜的地位折射到心理和行为上，使别人对他产生轻视。
这样当然也有好处。朱由校让客氏在二魏中挑一个替自己“管事”，她做了一番比较：魏朝“狷薄”，而魏忠贤“憨猛好武，不识字之人朴实易制”。狷薄是固执、偏拗、器量狭小、不宽容、难相处；魏忠贤没有这些毛病，“憨”而“朴实”。这与其说仅仅是性格不同，不如说也很符合他们各自在宫中的地位，而客氏在这里则本能地流露了一点女权意识，在两个“男人”间，挑选了比较弱势的一个。
傻人有傻福。这种“傻”，这种“憨”，不单使他赢得最有权势的女人的芳心，进而更享受着这女人亲手替他安排的飞黄腾达的前程，“逾年由小火者躐进【越级提升】司礼监”{84}。与一般想象的不同，这颗政治巨星的诞生，主要并不是他本人孜孜以求的结果。从对史料的分析来看，久已养成的“小人物”心态，起初严重制约了他的野心；当巨大的权力摆到他面前时，他甚至显得木讷，并没有扑过去一把攥在自己手中。
朱由校即位后，政治格局自然重新洗牌，外廷内廷都面临一系列人事变动。在内廷方面，最重要的司礼监的领导位置，显然非王安莫属。朱由校也的确发表了这样的任命。王安接到任命，上表辞谢，这本来是一种政治套路。这时，不得不提到一个叫王体乾的人，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做梦都想当上一把手，听说王安辞不就任，决心抓住这不是机会的机会。他马上想到一个人———那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急谋于客魏【一开始，实际上只与客氏单独密谋】夺之”{85}。客氏一直不喜欢王安，甚至有点怕他，因为此人太“刚直”，如果王安出掌司礼监，日后她出入宫禁以及在所有其他事上，必多有不便；相反，王体乾则是一个“软媚”之人，如助他登上司礼监首脑宝座，他不会不识时务，不会不听话。客氏这女人相当有政治头脑。她的设计是：让王体乾当一把手，让相好魏忠贤当二把手。这种安排，一箭三雕———第一，送给王体乾这样的人情，结成同盟，扳倒王安；第二，王体乾不论居何高位，总归会是傀儡，平时具体事务让他出面张罗、兜揽，更好；第三，相好魏忠贤，直接当司礼监第一把手，实在太过夸张，不好办，王体乾将二把手位子腾出来给魏忠贤，已是一步登天，将来设法让魏氏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实权更大。客氏、王体乾之间达成协议，遂找来魏忠贤一起商量。魏忠贤乍闻此事，很不雄才大略的“小人物”心态又表露出来———他居然念及王安在“移宫案”后，保护过他，救己一命，“犹预【豫】未忍”。王体乾见状，私下又“以危言动客氏”，客氏在枕边把魏忠贤好好训斥了一番：“外边【指廷臣】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皇上一旦改变主意】，你我比西李【李选侍】如何？终吃他亏。”这个提醒很关键，“移宫”中魏忠贤站在李选侍一边，很积极，虽赖王安遮挡，安然解脱，但把柄终捏于人手，万一哪天“旧事重提”，那可……这么一想，“贤意遂决”。
可见魏忠贤并不是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频作威福、玩弄事机、骄横恣肆，他也是“在斗争中成长”，慢慢地学会颐指气使、恣威擅权。
骤列大珰，短短数年，从魏傻子摇身而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只比万岁朱由校少一岁），史无前例。但表面上的不可一世背后，这位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向来就不曾从微贱的往昔和记忆中完全走出来。有件事很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跃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当年那个曾经为难过他的四川税监邱乘云，撤任回京，魏忠贤故意派一名太监专程到南郊迎接，邱赏了来人三十两银子，那人回来向魏忠贤汇报，魏竟当时落下泪来，说：“我先年被徐贵谮害，止给我十两路费，今赏尔如此，便三倍我了。”说完，“叹息者久之”。创巨痛深，可见一斑。穷其一生，不管这个人怎样一手遮天，归根结底，他骨子里仍旧是“小人物”，到最最关键的时刻，“小人物”心态还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引颈就戮。关于魏忠贤，人们对这一点以往谈论得很不够。
大计既定，一切由客氏斡旋。她径见朱由校，“劝帝从其请【指王安辞不就任的请求】”{86}，同时，经唆使，兵科给事中霍维华于天启元年五月十二日疏论王安，加以攻击。这开了先河，“是为奄党第一功也”{87}，霍也成为后来声势浩大的阉党的先驱。有人弹劾，客氏加大了嚼舌头力度，不断危言耸听。朱由校至愚至昧，分不清好歹，唯对客氏百依百顺，良心也教狗吃了，居然将一手把他从险境中救出并扶上龙床的王安，发往南海子净军；客氏“遂矫旨准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体乾掌之”{88}。
王安死得很惨。先欲将其饿死，后失去耐心，一说勒死，一说纵狗咬死。王安亲手救过朱由校和魏忠贤，却恰恰由这两人联手消灭。
王安被除，内廷座次全部重新论定。由于客氏这个背景，在司礼监排名第二的魏忠贤，却是整个内廷事实上的核心人物。王体乾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故事【惯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89}。自他而下，内廷有头有脸的人物，咸唯魏氏马首是瞻。
应该佩服客氏这个女人，头发虽长，见识却一点不短。她拍板与王体乾结盟，除掉王安。这很有先见之明。干掉王安没多久，就发生了外廷请求皇上将客氏遣散出宫的事件，假设王安仍在，与朝臣里应外合，朱由校十有八九是抵挡不住的。眼下，只是外廷单独闹事，处境就好很多。朱由校和客氏，一起咬住牙关，顶了四五个月，终于击退群臣。天启元年十二月，先将主要干将之一的吏部尚书周嘉谟罢免，翌年三月再驱逐另一干将———大学士刘一燝，六七月间，刑部尚书王纪、礼部尚书孙慎行分遭革职、罢免，十月，都察院两位高层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也被赶走。
七搞八搞，转眼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就偏向了魏氏集团这一边。这带来什么结果呢？当然是“阉党”的形成。
假使在嘉靖以前，像这样力量平衡的打破，不至于成为产生“阉党”的温床。那个时候，士大夫气节很盛，骨头很硬，不要说一时的逆境不足以让他们俯首，就算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坚持抗争者也大有人在。不妨回想一下朱棣篡权之初的白色恐怖，成百上千地杀人，也不曾把大家吓倒。即便到了嘉靖年间，“大礼议”之中，正气也仍占上风，左顺门请愿时有那么多士大夫站出来，不避斧钺和大棒。我曾经说过，明代士风是历来最硬的，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非常了不起。可是这么刚正的一个群体，也慢慢地教明代历任君主摧眉折腰，销蚀成明哲保身、贪生怕死甚至卖身求荣的无耻之辈。到嘉靖后期，士风向劣坏方向转化，已是大势所趋；再经万历一朝，基本上都堕落了，正人君子仍有，但与整体比仅属星星之火，天启朝中他们与阉党可歌可泣的战斗，迸射出耀眼然而也是最后的火光，而其命运，则如恩格斯所定义的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90}他们有正义在手，却不合时宜。什么合乎时宜？“趋利”二字耳。道义一旦被摧毁，精神一旦无可守护，人就是唯利是图的动物。天启年间的“阉党”，实起自万历年间的“党争”。彼时，士大夫阶层因政见不同，各为门户{91}，此一现象本不足奇，如能良性竞争———例如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党派政治———其实不失为进步。然而，由于士林的基本精神尺度和原则沦失殆尽，“党争”纯以个人攘权夺利、荣华富贵为宗旨，但能达此目的，不问手段，廉耻全无，遂造成一种极黑暗极卑鄙之后果。崇祯朝进士李清用两句“知”与“不知”概括这种现实：“人知崔【崔呈秀，阉党巨头】、魏，不知朝廷；人知富贵功名，不知名教气节。”{92}
孟森先生对万历年间的“党争”如何演化为天启年间“阉党”的原委，辨析甚明：
至是【天启年】凡宵小谋再起者，皆知帝【朱由校】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贵，于是尽泯诸党，而集为奄党；其不能附奄者，亦不问其向【从前】近何党，皆为奄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朱翊钧】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儌利而为之，至是以奄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奄党非奄党之别。{93}
自甘供客、魏驱使，参劾王安的兵科给事中霍维华，是“阉党”的首位加盟者，级别不高。第二年，随着周嘉谟、刘一燝、孙慎行、邹元标等重量级反阉人士的倒台，“阉党”加盟者的档次开始提升。自沈———即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据传与客氏有私的高级官员———始，这档次已提至大学士级别。到天启三年，顾秉谦、魏广微入阁，“阉党内阁”形成；天启四年，以首辅叶向高辞职为标志，“阉党”彻底控制政局，“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94
龙生龙，凤生凤。猫生的变不成老虎。
万历皇帝的子孙质量低下和DNA看来有关系啊~~~呵呵
一个强盛大国被几代昏君迅速衰败，历史的教训啊~
万历皇帝的子孙质量低下和DNA看来有关系啊~~~呵呵
一个强盛大国被几代昏君迅速衰败，历史的教训啊~
大明王朝到了他们俩已经快300年了，到了王朝周期律的末端了。
“党”之一字，今义与古义有很大差别。首先，在出现简化字以前，“党”与“黨”本非一字，两者各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简化后，“党”与“黨”并为一字。其次，“黨”在古时，基本是贬义，从黑，本义为晦暗不明。《说文》曰：“党，不鲜也。”《论语》曰：“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古人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党”字的。
“东林党”的名称不是东林党人自己命名的，这个晚明的政治派别起源于讲学，以东林书院为学术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贤为了安排罪名，把有关的人称为“东林党”，意思是这些人借讲学为名朋比为奸。
毫无疑问，“阉党”更是一种指控，甚至咒骂，里面丝毫没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政党的含义，直译过来，大约相当于“附集在被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
这样的咒骂不算诬蔑，事实正是如此。在“阉党”一词中，“党”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的“相助匿”的本义。如果说“东林党”还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隐然可见政党雏形，对“党”字开始向近代语义过渡发挥了作用，那么，“阉党”则完完全全是为污浊之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依附魏忠贤的人，不外三类。一是渴望富贵者，二是作奸犯科欲而向魏氏寻求保护者，三是品行低下、为正人君子所排斥而志在报复者。正应了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魏忠贤就像黑社会老大，吃得开，有靠山，违法的事别人干不得他干得，可以放手作恶。这样，全体的丑类就都赶来入伙，投靠他，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时，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饭。
无论怎么看，“阉党”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唯一特别之处，一般犯罪集团见不得人、东躲西藏、总是担心被抓获，“阉党”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干坏事，甚至整个国家机器都为他们服务———因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许。但尽管连皇帝都表示支持，他们仍然不像一个政治集团，仍然像犯罪集团。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非常可爱的一面：罪犯终归是罪犯，黑社会终归是阴沟里的产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机构和权力都归他们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内阁的顾秉谦、魏广微，不要说政治家意识，连“做官”的意识都没有，自动把自己摆到魏忠贤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秉谦票拟【起草诏令】，事事徇忠贤指。”{95}职为首辅，实则没做过一日宰相，杨涟送给他一个称号“门生宰相”，这实在还算客气，其实他从来只是魏忠贤的哈巴狗而已。魏广微处理一切政务，都会事先打份小报告，请示魏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96}，毫不掩饰家奴面目，对他大家也有绰号相赠—— “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过是魏忠贤的一个影子，根本不把他单独看做一个人。
在这个集团，只有主子和仆从两种人。里面有个叫崔呈秀的人，当时是御史，品质极坏，他因为贪污案子事发，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尚书赵南星处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贤那里，摇尾乞怜，魏忠贤答应保护他，他则索性自认为魏的干儿子。时下坊间流行一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谄附者固然不少，但还没人能够发明以儿子自居的拍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广微原先对魏忠贤一直自称“宗弟”，后来赶紧降格，自贬“宗侄”{97}。这种无耻，竟然成为一种攀比，一种竞争。崔呈秀叫魏阉一声爸爸，或已自觉厚颜之极，无人能出其右了，没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围着魏忠贤喊“爷爷”———这就是“阉党”十孩儿、四十孙的由来。
不要以为这很丢人。“阉党”内部无人感觉这是耻辱，事实上，能够名列儿孙辈，已属莫大荣耀。到得后期，各地如云的谄附之徒，欲认干爹、干爷爷而不能，连这点“名分”也没有了。
倘若这些人不曾接受过什么教育，也还罢了。但他们大多饱读诗书（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对圣贤之言可谓滚瓜烂熟，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一旦败坏起来，教育得再好也顶屁用。我前面曾说，历代士风从不见像明代这么正派的，现在我该说，到魏氏弄国之际，历代士风也从不见这么卑下的。知识分子应为一国一民的最优质文化资产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他们往往是历史和现实的脊梁，也应该是脊梁，然而某些时代，他们非但一点不起这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数万人夹道挥泪相送；左光斗被捕时情形亦复如此，百姓闻风而至，“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连“缇骑”都被感动得落泪。
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在更加起劲、更加下贱地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率先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马上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建祠毁民居二千余间；延绥巡抚朱童蒙建生祠，采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苏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肠肺以金玉珠宝为之；苏蓟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为魏忠贤建祠七所，耗资数十万……其时，辽东战事方紧，开支愈来愈大，军费短缺，致军心不稳。然而保家卫国无钱，建生祠钱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98}
退一万步讲，就算魏忠贤飞扬跋扈，士子莫能与之抗，随波逐流在所难免；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祖师爷都出卖了吧？结果，当真跳出来这么一位小丑，此人名叫陆万龄，是个监生（国立大学在校学生），他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忠贤父配启圣公（孔子之父叔梁纥），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绍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即《三朝要典》，魏忠贤及其党徒给东林党定案的文献，运用阉党观点对“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国立大学西边】，与先圣并尊。”{99}他把这道奏疏递交司业（副校长或教务长）林釬，林釬一阅，不禁掩面遮颜，羞惭难当———他万万想象不到，堂堂国子监竟教出了这样的学生———将陆疏一通涂抹，即夕挂冠而去。林釬为有这样的学生羞愧，他的继任朱之俊却不抱同感，毫不耽搁，立即代奏，当然也立即获得批准。
诚然，阉祸凶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与内廷的顽强对抗（所谓“宫府之争”）也是明代一大特色。权阉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持，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却很难摆脱士大夫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刘瑾最得势之时，士大夫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的，但这个阶层整体上未尝驯服，相反，坚忍不拔的他们最终还是将刘瑾击倒。把皇帝和士大夫双双搞定的，唯有这个魏忠贤。实际上，魏忠贤现象的出现，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阉祸这个层面，而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结构完全失效与崩溃。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贤身上；应该把视线投向他身后，投向那里站着的一大群被称做“阉党”的人。这些人，受过最正统的教育，肩负守卫社会准则的责任，然而，他们彻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彻底抛弃了应负的责任。
这才是魏忠贤事件的真相。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以产生奸佞为标志，而是以奸佞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只要人们不曾停止抗拒，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虑，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坏人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是非观普遍荡然无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焕，在崇祯即位后，因附逆丢官归乡，朋友去看望他，见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问：杨涟和左光斗因得罪权珰而罹祸，这样的正派人，当初你怎么会纠劾他们呢？倪文焕这样回答：
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职责，“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00}故称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来是两个君子。{101}
虽属狡辩，但他的逻辑却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强调的：基本的是非观已经瓦解———因此，“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如今看起，元来是两个君子”，这么混账透顶、恬不知耻的话，才讲得出口。“举朝皆骂杨、左”，我便心安理得地跟着骂，且自认为是“纠小人”。尤其，这番话不是说在魏阉当政时，是说在那段历史已被明确否定了的崇祯年间，益发说明当时士大夫心中已无是非可言，否则，不会以为这样的话还能起替自己辩解的作用，不可能一边“若悔前非”，一边又如此谈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这叫无可救药。
一句“举朝皆骂杨、左”，令人寒意彻骨。说实话，跟这一句相比，魏忠贤干的那些坏事，算不了什么。不错，他滥施酷刑、残杀忠良，伙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伪造圣旨、广置鹰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状，都骇人听闻、史所罕见，但自我看来，仍抵不过“举朝皆骂杨、左”这么一句话。没有这句话，魏忠贤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极渺小；有了这句话，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他很强大，“须仰视才见”。
这心情，就如我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个丑角担纲出演的一出闹剧、喜剧，然而，只要亲眼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那上百万人壮观而可怕的红色海洋，就必不会以为“文化大革命”能是区区几个“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语）所折腾起来的。
将反动人物喜剧化，让曾经的魔头突然变成人人得而嘲讽的对象，的确是摆脱和走出历史梦魇的好方法。但同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迅速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最为沉重、严肃和不容回避的话题。倘若我们是勇敢的，应该承认几乎所有历史上著名的丑类，都得到了社会的哺育甚至拥戴。这些丑类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只是执行着一个任务：将本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社会已糜烂至此，蛆虫方才有狂欢的机会；人类历史每一出大闹剧，皆缘自理性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沦亡。
所幸，历史终将由名叫“理性”的作者来书写；于是，丑类们最后也纷纷回归于丑类。我们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台，可谓纯属偶然。假使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会年纪轻轻地死掉，我们丝毫看不见魏忠贤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虽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贤不犯糊涂、关键时刻由于“小人物”根性而掉链子，他也不会垮台———至少不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检继位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当皇帝，立个傀儡总不难，这是唐朝前辈们玩滥的把戏，有一堆的成功经验。而且客魏并非无此打算。抄家时，在客氏府中发现怀孕宫妆女子八名，“盖将效吕不韦所为”{102}，把有娠之女塞进宫去，安排机会让她们被宠幸，将来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载正史，如属实，说明客魏不仅有培植傀儡的计划，且已进入实施阶段，只因朱由校过早逝世而被打断。《明史》还记载，朱由校死的当天，众目睽睽之下魏忠贤不顾一切，疯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崔呈秀时任兵部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103}
《玉镜新谭》引《丙丁纪略》云其细节：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要谈的乃是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应该大家一起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没有主张，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几句，就选择了实不难预见到的束手就擒的结局。这再次证明，魏忠贤作为坏蛋，也是个窝囊、没本事的坏蛋。遇事不能识，或识而不能断。他所以爬上权力巅峰，并不是由于他是摆弄权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这个女人，特别是天启年间本身已经朽烂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后两次亲自下手，去实行对自己的严重戕害———头一次将自己阉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杀掉。
我对此印象更为深刻。
党祸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的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07}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108}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暗】。”{109}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110}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这情形，我在叙述嘉靖故事的时候，曾细表过；我并且强调，那种争斗并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严、徐等人主观上有此强烈意愿，而尽出于嘉靖皇帝的驭人之术，是他一手挑拨和掌控的结果。嘉靖时代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意味，于兹再次可见一斑。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然彼时之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他们自己内部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眼中，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词相赠。
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111}，用今天的话来讲，属于比较“各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不包藏祸心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晋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于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朝廷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燝（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112}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账，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的，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的来龙去脉略作交代。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这是语词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比较有趣的一例。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他的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于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
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他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东林党”的名称不是东林党人自己命名的，这个晚明的政治派别起源于讲学，以东林书院为学术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贤为了安排罪名，把有关的人称为“东林党”，意思是这些人借讲学为名朋比为奸。
毫无疑问，“阉党”更是一种指控，甚至咒骂，里面丝毫没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政党的含义，直译过来，大约相当于“附集在被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
这样的咒骂不算诬蔑，事实正是如此。在“阉党”一词中，“党”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的“相助匿”的本义。如果说“东林党”还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隐然可见政党雏形，对“党”字开始向近代语义过渡发挥了作用，那么，“阉党”则完完全全是为污浊之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依附魏忠贤的人，不外三类。一是渴望富贵者，二是作奸犯科欲而向魏氏寻求保护者，三是品行低下、为正人君子所排斥而志在报复者。正应了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魏忠贤就像黑社会老大，吃得开，有靠山，违法的事别人干不得他干得，可以放手作恶。这样，全体的丑类就都赶来入伙，投靠他，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时，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饭。
无论怎么看，“阉党”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唯一特别之处，一般犯罪集团见不得人、东躲西藏、总是担心被抓获，“阉党”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干坏事，甚至整个国家机器都为他们服务———因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许。但尽管连皇帝都表示支持，他们仍然不像一个政治集团，仍然像犯罪集团。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非常可爱的一面：罪犯终归是罪犯，黑社会终归是阴沟里的产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机构和权力都归他们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内阁的顾秉谦、魏广微，不要说政治家意识，连“做官”的意识都没有，自动把自己摆到魏忠贤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秉谦票拟【起草诏令】，事事徇忠贤指。”{95}职为首辅，实则没做过一日宰相，杨涟送给他一个称号“门生宰相”，这实在还算客气，其实他从来只是魏忠贤的哈巴狗而已。魏广微处理一切政务，都会事先打份小报告，请示魏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96}，毫不掩饰家奴面目，对他大家也有绰号相赠—— “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过是魏忠贤的一个影子，根本不把他单独看做一个人。
在这个集团，只有主子和仆从两种人。里面有个叫崔呈秀的人，当时是御史，品质极坏，他因为贪污案子事发，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尚书赵南星处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贤那里，摇尾乞怜，魏忠贤答应保护他，他则索性自认为魏的干儿子。时下坊间流行一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谄附者固然不少，但还没人能够发明以儿子自居的拍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广微原先对魏忠贤一直自称“宗弟”，后来赶紧降格，自贬“宗侄”{97}。这种无耻，竟然成为一种攀比，一种竞争。崔呈秀叫魏阉一声爸爸，或已自觉厚颜之极，无人能出其右了，没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围着魏忠贤喊“爷爷”———这就是“阉党”十孩儿、四十孙的由来。
不要以为这很丢人。“阉党”内部无人感觉这是耻辱，事实上，能够名列儿孙辈，已属莫大荣耀。到得后期，各地如云的谄附之徒，欲认干爹、干爷爷而不能，连这点“名分”也没有了。
倘若这些人不曾接受过什么教育，也还罢了。但他们大多饱读诗书（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对圣贤之言可谓滚瓜烂熟，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一旦败坏起来，教育得再好也顶屁用。我前面曾说，历代士风从不见像明代这么正派的，现在我该说，到魏氏弄国之际，历代士风也从不见这么卑下的。知识分子应为一国一民的最优质文化资产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他们往往是历史和现实的脊梁，也应该是脊梁，然而某些时代，他们非但一点不起这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数万人夹道挥泪相送；左光斗被捕时情形亦复如此，百姓闻风而至，“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连“缇骑”都被感动得落泪。
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在更加起劲、更加下贱地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率先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马上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建祠毁民居二千余间；延绥巡抚朱童蒙建生祠，采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苏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肠肺以金玉珠宝为之；苏蓟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为魏忠贤建祠七所，耗资数十万……其时，辽东战事方紧，开支愈来愈大，军费短缺，致军心不稳。然而保家卫国无钱，建生祠钱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98}
退一万步讲，就算魏忠贤飞扬跋扈，士子莫能与之抗，随波逐流在所难免；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祖师爷都出卖了吧？结果，当真跳出来这么一位小丑，此人名叫陆万龄，是个监生（国立大学在校学生），他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忠贤父配启圣公（孔子之父叔梁纥），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绍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即《三朝要典》，魏忠贤及其党徒给东林党定案的文献，运用阉党观点对“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国立大学西边】，与先圣并尊。”{99}他把这道奏疏递交司业（副校长或教务长）林釬，林釬一阅，不禁掩面遮颜，羞惭难当———他万万想象不到，堂堂国子监竟教出了这样的学生———将陆疏一通涂抹，即夕挂冠而去。林釬为有这样的学生羞愧，他的继任朱之俊却不抱同感，毫不耽搁，立即代奏，当然也立即获得批准。
诚然，阉祸凶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与内廷的顽强对抗（所谓“宫府之争”）也是明代一大特色。权阉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持，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却很难摆脱士大夫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刘瑾最得势之时，士大夫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的，但这个阶层整体上未尝驯服，相反，坚忍不拔的他们最终还是将刘瑾击倒。把皇帝和士大夫双双搞定的，唯有这个魏忠贤。实际上，魏忠贤现象的出现，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阉祸这个层面，而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结构完全失效与崩溃。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贤身上；应该把视线投向他身后，投向那里站着的一大群被称做“阉党”的人。这些人，受过最正统的教育，肩负守卫社会准则的责任，然而，他们彻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彻底抛弃了应负的责任。
这才是魏忠贤事件的真相。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以产生奸佞为标志，而是以奸佞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只要人们不曾停止抗拒，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虑，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坏人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是非观普遍荡然无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焕，在崇祯即位后，因附逆丢官归乡，朋友去看望他，见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问：杨涟和左光斗因得罪权珰而罹祸，这样的正派人，当初你怎么会纠劾他们呢？倪文焕这样回答：
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职责，“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00}故称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来是两个君子。{101}
虽属狡辩，但他的逻辑却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强调的：基本的是非观已经瓦解———因此，“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如今看起，元来是两个君子”，这么混账透顶、恬不知耻的话，才讲得出口。“举朝皆骂杨、左”，我便心安理得地跟着骂，且自认为是“纠小人”。尤其，这番话不是说在魏阉当政时，是说在那段历史已被明确否定了的崇祯年间，益发说明当时士大夫心中已无是非可言，否则，不会以为这样的话还能起替自己辩解的作用，不可能一边“若悔前非”，一边又如此谈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这叫无可救药。
一句“举朝皆骂杨、左”，令人寒意彻骨。说实话，跟这一句相比，魏忠贤干的那些坏事，算不了什么。不错，他滥施酷刑、残杀忠良，伙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伪造圣旨、广置鹰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状，都骇人听闻、史所罕见，但自我看来，仍抵不过“举朝皆骂杨、左”这么一句话。没有这句话，魏忠贤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极渺小；有了这句话，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他很强大，“须仰视才见”。
这心情，就如我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个丑角担纲出演的一出闹剧、喜剧，然而，只要亲眼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那上百万人壮观而可怕的红色海洋，就必不会以为“文化大革命”能是区区几个“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语）所折腾起来的。
将反动人物喜剧化，让曾经的魔头突然变成人人得而嘲讽的对象，的确是摆脱和走出历史梦魇的好方法。但同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迅速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最为沉重、严肃和不容回避的话题。倘若我们是勇敢的，应该承认几乎所有历史上著名的丑类，都得到了社会的哺育甚至拥戴。这些丑类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只是执行着一个任务：将本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社会已糜烂至此，蛆虫方才有狂欢的机会；人类历史每一出大闹剧，皆缘自理性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沦亡。
所幸，历史终将由名叫“理性”的作者来书写；于是，丑类们最后也纷纷回归于丑类。我们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台，可谓纯属偶然。假使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会年纪轻轻地死掉，我们丝毫看不见魏忠贤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虽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贤不犯糊涂、关键时刻由于“小人物”根性而掉链子，他也不会垮台———至少不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检继位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当皇帝，立个傀儡总不难，这是唐朝前辈们玩滥的把戏，有一堆的成功经验。而且客魏并非无此打算。抄家时，在客氏府中发现怀孕宫妆女子八名，“盖将效吕不韦所为”{102}，把有娠之女塞进宫去，安排机会让她们被宠幸，将来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载正史，如属实，说明客魏不仅有培植傀儡的计划，且已进入实施阶段，只因朱由校过早逝世而被打断。《明史》还记载，朱由校死的当天，众目睽睽之下魏忠贤不顾一切，疯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崔呈秀时任兵部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103}
《玉镜新谭》引《丙丁纪略》云其细节：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要谈的乃是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应该大家一起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没有主张，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几句，就选择了实不难预见到的束手就擒的结局。这再次证明，魏忠贤作为坏蛋，也是个窝囊、没本事的坏蛋。遇事不能识，或识而不能断。他所以爬上权力巅峰，并不是由于他是摆弄权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这个女人，特别是天启年间本身已经朽烂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后两次亲自下手，去实行对自己的严重戕害———头一次将自己阉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杀掉。
我对此印象更为深刻。
党祸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的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07}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108}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暗】。”{109}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110}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这情形，我在叙述嘉靖故事的时候，曾细表过；我并且强调，那种争斗并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严、徐等人主观上有此强烈意愿，而尽出于嘉靖皇帝的驭人之术，是他一手挑拨和掌控的结果。嘉靖时代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意味，于兹再次可见一斑。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然彼时之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他们自己内部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眼中，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词相赠。
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111}，用今天的话来讲，属于比较“各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不包藏祸心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晋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于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朝廷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燝（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112}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账，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的，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的来龙去脉略作交代。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这是语词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比较有趣的一例。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他的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于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
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他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有原则、很执著、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视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借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以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私”字发挥作用之际，朱由校自然而然与客、魏之流穿上一条裤子，而与扶其坐上龙床的东林党人愈行愈远，直至视之为仇雠。
东林党人，也因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协，同样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这宿命，直接地讲，就是“梃击”、“红丸”、“移宫”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历史积怨。欲明天启党祸的由来，三大案实为一个关键。
万历以来，东林党人不弃原则，一直与众宵小为敌，结下很多“梁子”。三大案中，他们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监、宠妃、朝臣中的投机分子等等。这些人个个怀恨在心，但有机会，即思报复。魏忠贤本人在“移宫”之际押宝李选侍，又力主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东林党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杨涟即疏劾魏忠贤，欲绳之以法。虽然在王安保护之下，使用调包之计，混淆视听，将李选侍身边另一个名叫李进忠、也犯有过错的太监（前面说过，当时魏忠贤还未改名，也叫“李进忠”）推出抵罪，但这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大心病。后来对杨涟、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实在也是被这恐惧所激发———从清洗东林党后推出《三朝要典》来看，魏忠贤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东林党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正确路线代表”。既然老大一马当先，带头迫害东林党，三案以来与东林党人有各种“不解之怨”的众宵小，能不欢欣踊跃、奋勇向前？
此为党祸发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狱兴起，第一位受害人却并非东林党，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话说天启四年，魏忠贤权力已达极盛期，阉党亦成气候，“正人”与“小人”之间，已到决战时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折子，指控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招权纳贿，而其后台正是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奏折递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圣旨”“下文言镇抚司【狱】”{113}，反应出奇地快，恐怕是预先安排好的。
这个姓汪的，算是当时北京政坛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安徽歙县人，并非正途出身，过去在县里当一员小吏。有苏秦、张仪之才，聪明之至，脑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而且颇具任侠之风。因为这些禀赋，万历年间，他被当地一位地方官看中，为他捐了监生（国立大学学生）的名分，派到北京“卧底”———在官场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结交京城上层社会，所到之处，其为人和才干都教人刮目相看。靠某种机缘，他与当时的东宫伴读王安相识；据说，他经过观察，发现王安“贤而知书”，于是“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风雅之间，彼此相得。后又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很快成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红人，或者说，中国明代的“院外活动家”。他以这样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史》记有两条：一是“用计破齐、楚、浙三党”，详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二是光、熹之际，也就是“移宫案”过程中，“外廷倚刘一燝，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114}———朝廷事靠刘一燝，宫廷里面靠王安，而刘、王之间的沟通，则靠汪文言，最后成功粉碎李选侍的听政企图。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个民间政治家，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这种作用，也真称得上古今一人。东林党人一直很器重他，叶向高任首辅后，破格简任他为内阁中书舍人。官职虽然顶小，但对一个没有“文凭”、“学位”，亦即本无资格做官的人来说，毕竟算是把脚踏入了官场。
正为此，尤其汪氏在“移宫案”中扮演了那样的角色，他早已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魏忠贤绝不以整汪文言为满足，汪下狱，只是由头，以便挖出“后台老板”，揪出更大的牛鬼蛇神。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负责办这案子的镇抚司首脑刘侨，并非阉党。东林党人、御史黄遵素去见他，说：“文言无足惜，不可使缙绅祸由此起。”{115}以避嫌的语气，婉转指出有人想借汪文言案生事，把国家搞乱。刘侨果然秉公办案，不搞逼供信，“狱辞无所连”，对汪文言只做出褫职加打板子的处理。然而，数月后此案复发并在整个党祸中居极重要的位置———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汪案暂告段落，但所有人，东林党也罢，魏忠贤也罢，都晓得事情绝不至此为止。向汪文言发难，只是“冷空气前锋”带来的乌云，急风暴雨还在后头，大清洗已不可避免。
对此情势，东林党几个核心人物展开激烈争论：到底要不要跟魏忠贤及其阉党摊牌？杨涟认为退无可退，坚决主张反击。左光斗、魏大中均抱同感，黄遵素、缪昌期则担心“击而不中”，局面不可收拾。
其实，黄、缪的担心极有道理，只是杨涟所见更为透彻。当时形势，无论东林党人反击与否，魏忠贤决心已定，必然下手。不管东林党有无把握，他们都已没了退路。
虽然意见并不统一，杨涟仍于六月初一，单独上疏，矛头直指魏忠贤。列其二十四项大罪，有些是拿来充数的，但大多数是事实，罪名相当严重：擅权乱政，口衔天宪，培植亲信，虐害妃嫔，堕杀皇子，倾陷大臣……
如果朱由校亲自阅读这份奏疏，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实际的情形是，奏疏首先落在魏忠贤手里，他倒不敢不呈给朱由校，但据刘若愚说，魏忠贤安排王体乾念给朱由校听，后者“心感客氏培植掌印【他的掌印太监职位，是客氏帮着搞到的】，遂将如许参本不肯字字念全，而多方曲庇之”{116}。有称，朱由校所以不亲自读本章，系因几乎不识字。这说法很可以让人快意一笑，不过料非事实———朱由校做皇帝以后，已经请了教师的，就算不刻苦，文盲的帽子应该已经摘掉。
王体乾掐头去尾朗读的效果相当理想，而且一旁还有客氏巧舌如簧，“弥缝其罪戾，而遮饰其回里”。故而朱由校听罢，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描淡写地对魏忠贤说了如下几个字：“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辨，更见小心。”{117}听上去倒像表扬。又正式传布一道上谕（出自阉党魏广微之手），着重否认杨疏所提出的“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这项最严厉的指控，斥责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然后故作宽宏大量，表示“姑置不问”；末了，未忘记警告和恫吓群臣：“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俱】在，决不姑息。”
随着上谕下达，风潮表面上慢慢平息，双方的较量暂时转入幕后。东林党人努力说服首辅叶向高出面，领导倒魏运动。魏忠贤一伙则在琢磨用什么办法反击。
这边，叶向高还在犹豫不决，那头阉党已经想好对策。阉党中，有个叫冯铨的翰林，他对魏忠贤建议说，这些士大夫们你不真正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们是不会住嘴的；本朝的廷杖，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大臣，如今再有捣乱的，就用廷杖———说来也怪，朱由校登基四年多，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廷杖———当年嘉靖皇帝不就是用廷杖把士大夫打老实了吗？
魏忠贤略一回味，就发现这是个好主意。廷杖比之诏狱，就有如无声手枪之于大炮。有的时候，大炮不如无声手枪好使；大炮火力是很威猛，但块头太大，搬弄起来颇费事，手续很多。一旦把人投入诏狱，必须整出口供，整不出来不能结案，前一阵子，汪文言案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而廷杖，只须万岁爷一句话，打八十，打一百，打二百，就只管拖下去打，不想弄死他就放条活路，倘若取之性命，那也是下手轻重的事，人不知鬼不觉，很好操作。魏忠贤大喜。
看来，整知识分子，还是要靠知识分子自己出主意、想办法。
魏忠贤笃笃定定坐在家中，看哪个倒霉蛋儿首先送上门来。
六月十六日，倒霉蛋儿出现了，名叫万燝，官拜工部郎中。当时，万燝正负责光宗陵墓工程，缺铜，到处找不到，听人说宫里有大量废铜，就发文征集。可自魏忠贤看来，宫中一切，“我的地盘我做主”，一个郎中级别的小外官，磕头来求还则罢了，居然跟我公事公办，发文索要。不给！万燝虽然官卑职小，骨头可丝毫不软。索性动本参魏，所论远远超出废铜烂铁之事，想必也是受到不久前杨涟上疏的激发，破口大骂：
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对喜欢的人，使之成为羽翼】，所恶成疮痏。荫子弟，则一世再世；赉【赐予，赠送】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毙百余人【指残害普通士民】；威加缙绅，空十数署【指迫害朝臣】。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措置】念。臣尝屡请铜，靳【吝惜】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119}
比之杨涟措辞，更无顾忌，痛哉快哉。尤其“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可胜诛哉”这几句，极其严厉。
魏忠贤顿时恶向胆边生，“遂矫旨【假传圣旨】午门前行杖一百棍”，密令行刑者照死里打，“杖后，于御道前倒拖横曳者三匝，甫出而气绝矣”{120}。
好像万燝并非东林党，但后来史家还是把他算做死于党祸之第一人：“此奸逆纵杀立威第一人也。”{121}意思是，魏忠贤是从这里大开杀戒，向东林党发起总攻的。
从这天起，血腥的帷幕缓缓拉开。阉党已然决意全面清算所有敢于向其权威挑战者。但谁也不会想到，下一个目标，竟直指内阁首辅叶向高。在阉党看来，叶向高是东林党人的总后台，虽然叶为人老成持重，甚至私下并不赞同杨涟激化事态的做法，但阉党仍然认为“必去叶向高而后可”{122}，不扳倒叶向高，而欲给予东林党以毁灭性打击，是不可能的。他们像苍蝇趴在鸡蛋上那样，仔细寻找着任何微小的缝隙。
终于，他们找到了。
当时负责纠察京城政纪的御史，名叫林汝翥，据说是叶向高的外甥。不久前，有两个太监虐害市民，治安当局不敢处置，事情传到“纪检书记”林汝翥耳中，他大怒：岂有此理！遂绑了来，各处鞭刑五十下。受罢刑，两个太监找主子王体乾哭诉了，王听说林御史乃叶向高外甥，如获至宝，遂与客、魏一起，奏于朱由校，把事情说成林汝翥滥作威福，污辱内臣。朱由校这个傻帽儿，立即相信，命如万燝例，也杖一百，削职为民。
得了旨意，宦官们即扑向林宅。可是那林汝翥事先闻知此事，脚底抹油，不知去向。林汝翥一溜，众宦官正中下怀，当即奔叶向高府邸而来，以林汝翥乃叶氏外甥为由，“群珰数十围叶寓，直入内宣，喧哗搜捉”，直到叶向高紧急上奏，朱由校亲自下令，众宦官这才停止冲击首相私邸，撤围回宫。{123}
林汝翥出于畏惧逃脱，行为怯懦，有失宪臣风范，他自知可耻，不久就现身投案，被打一百棍，几乎死掉。
但这件事情根本是冲叶向高来的。“中官围阁臣第，二百年来所无。”{124}这是巨大的羞辱，发生这种事态，出于荣誉感和抗议，为全体士大夫的尊严计，叶向高必须主动请辞。于是，递上一份又一份辞呈，朱由校照例不允、挽留。但他如果确有诚意，应该处分冲击叶府的宦官，但他却并无表示。叶向高见状，坚持辞职。虚情假意几个回合，朱由校也就批准了叶的请求。
这又是阉党一大胜利。通往迫害的大门从此豁然敞开，杨涟、左光斗们即将大难临头。
东林党倒也不曾坐以待毙，但他们能够应战的方式，有限而且无力。一是在一些职位人选上，与阉党争夺；二是上书皇帝，指摘和抨击阉党。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病故，赵南星以吏部尚书主持廷推，拟由杨涟升任此职，但被朱由校断然拒绝。于是，改推高攀龙，得到批准。
结果似乎不错，处境似乎不是那么不利，东林党人紧张的心情，稍得松缓。这或许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尤其是朱由校的态度。他们继续抨击阉党，试图在舆论上进一步影响皇帝。其实这根本没用。以朱由校那样是非完全混乱以至颠倒的人，就算递上一万本揭批奏章，亦无损阉党一根汗毛。至于个别职位的争夺，当皇帝本人已为阉党所左右的情形之下，也是毫无意义的；何况，允许高攀龙主掌都察院，难保不是阉党一计，故意给你一点甜头，让你错判形势，助你骄纵之气。
实际上，东林党不断参劾阉党人物的做法，确实已经让朱由校感到心烦。对于国事，他毫无兴致，只希望别来打搅他干木匠活、嬉玩。魏忠贤、客氏、王体乾等了解这一点。东林党人不断添扰之际，他们就在一旁挑拨，加重朱由校的不悦。他们说，这些人打着忧国旗号，目的却是拉帮结派。这个分析，很能打动朱由校。他觉得这些人喋喋不休的样子，确实像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十月八日，他第一次表态：
近日蹊径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昔【惜】身名，动思引去，小臣瞻风望气，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隳废。当由纪纲不肃、结党徇私，以至于此。特戒谕尔等，涤虑深思，更【改易，丢弃】私易辙。{125}
虽然不曾点名，矛头是指向东林党的，“大臣顾昔身名，动思引去”这句一望而知是针对叶向高。整个旨意，明显可见阉党观点的影响，“结党徇私”四个字正是阉党急欲给予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的定性，现在终于被写入上谕。这是重大信号。
过了几日，因为山西巡抚人选之争，再出一道圣旨，指名道姓谴责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会推，以朝廷封疆为师生报德”。又有“你部院大臣，奉旨看议，何必含糊偏比【偏，偏向；比，勾结】，委曲【这里作不正直讲】调停”{126}之语。部院分别指吏部和都察院，它们的领导人，一个是赵南星，一个是高攀龙。这道圣旨再次提到“朋谋结党”。
受到皇帝明确指责，赵南星、高攀龙按照惯例，先后请求罢免己职，均得批准。其中，赵南星免职的旨意，径由内出，根本不经过内阁票拟，也就是不给内阁———叶向高去后，韩爌继任首辅，他也被视为东林党———说话的机会。高攀龙之罢，虽然交由内阁票拟，但当内阁认为以一件并不很严重的事，驱逐两位重臣（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属于“九卿”），处置失当时，朱由校———或者完全将他控制起来的魏忠贤等———便甩开内阁，直接传旨准许高攀龙辞职。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有原则、很执著、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视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借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以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私”字发挥作用之际，朱由校自然而然与客、魏之流穿上一条裤子，而与扶其坐上龙床的东林党人愈行愈远，直至视之为仇雠。
东林党人，也因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协，同样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这宿命，直接地讲，就是“梃击”、“红丸”、“移宫”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历史积怨。欲明天启党祸的由来，三大案实为一个关键。
万历以来，东林党人不弃原则，一直与众宵小为敌，结下很多“梁子”。三大案中，他们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监、宠妃、朝臣中的投机分子等等。这些人个个怀恨在心，但有机会，即思报复。魏忠贤本人在“移宫”之际押宝李选侍，又力主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东林党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杨涟即疏劾魏忠贤，欲绳之以法。虽然在王安保护之下，使用调包之计，混淆视听，将李选侍身边另一个名叫李进忠、也犯有过错的太监（前面说过，当时魏忠贤还未改名，也叫“李进忠”）推出抵罪，但这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大心病。后来对杨涟、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实在也是被这恐惧所激发———从清洗东林党后推出《三朝要典》来看，魏忠贤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东林党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正确路线代表”。既然老大一马当先，带头迫害东林党，三案以来与东林党人有各种“不解之怨”的众宵小，能不欢欣踊跃、奋勇向前？
此为党祸发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狱兴起，第一位受害人却并非东林党，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话说天启四年，魏忠贤权力已达极盛期，阉党亦成气候，“正人”与“小人”之间，已到决战时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折子，指控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招权纳贿，而其后台正是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奏折递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圣旨”“下文言镇抚司【狱】”{113}，反应出奇地快，恐怕是预先安排好的。
这个姓汪的，算是当时北京政坛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安徽歙县人，并非正途出身，过去在县里当一员小吏。有苏秦、张仪之才，聪明之至，脑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而且颇具任侠之风。因为这些禀赋，万历年间，他被当地一位地方官看中，为他捐了监生（国立大学学生）的名分，派到北京“卧底”———在官场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结交京城上层社会，所到之处，其为人和才干都教人刮目相看。靠某种机缘，他与当时的东宫伴读王安相识；据说，他经过观察，发现王安“贤而知书”，于是“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风雅之间，彼此相得。后又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很快成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红人，或者说，中国明代的“院外活动家”。他以这样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史》记有两条：一是“用计破齐、楚、浙三党”，详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二是光、熹之际，也就是“移宫案”过程中，“外廷倚刘一燝，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114}———朝廷事靠刘一燝，宫廷里面靠王安，而刘、王之间的沟通，则靠汪文言，最后成功粉碎李选侍的听政企图。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个民间政治家，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这种作用，也真称得上古今一人。东林党人一直很器重他，叶向高任首辅后，破格简任他为内阁中书舍人。官职虽然顶小，但对一个没有“文凭”、“学位”，亦即本无资格做官的人来说，毕竟算是把脚踏入了官场。
正为此，尤其汪氏在“移宫案”中扮演了那样的角色，他早已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魏忠贤绝不以整汪文言为满足，汪下狱，只是由头，以便挖出“后台老板”，揪出更大的牛鬼蛇神。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负责办这案子的镇抚司首脑刘侨，并非阉党。东林党人、御史黄遵素去见他，说：“文言无足惜，不可使缙绅祸由此起。”{115}以避嫌的语气，婉转指出有人想借汪文言案生事，把国家搞乱。刘侨果然秉公办案，不搞逼供信，“狱辞无所连”，对汪文言只做出褫职加打板子的处理。然而，数月后此案复发并在整个党祸中居极重要的位置———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汪案暂告段落，但所有人，东林党也罢，魏忠贤也罢，都晓得事情绝不至此为止。向汪文言发难，只是“冷空气前锋”带来的乌云，急风暴雨还在后头，大清洗已不可避免。
对此情势，东林党几个核心人物展开激烈争论：到底要不要跟魏忠贤及其阉党摊牌？杨涟认为退无可退，坚决主张反击。左光斗、魏大中均抱同感，黄遵素、缪昌期则担心“击而不中”，局面不可收拾。
其实，黄、缪的担心极有道理，只是杨涟所见更为透彻。当时形势，无论东林党人反击与否，魏忠贤决心已定，必然下手。不管东林党有无把握，他们都已没了退路。
虽然意见并不统一，杨涟仍于六月初一，单独上疏，矛头直指魏忠贤。列其二十四项大罪，有些是拿来充数的，但大多数是事实，罪名相当严重：擅权乱政，口衔天宪，培植亲信，虐害妃嫔，堕杀皇子，倾陷大臣……
如果朱由校亲自阅读这份奏疏，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实际的情形是，奏疏首先落在魏忠贤手里，他倒不敢不呈给朱由校，但据刘若愚说，魏忠贤安排王体乾念给朱由校听，后者“心感客氏培植掌印【他的掌印太监职位，是客氏帮着搞到的】，遂将如许参本不肯字字念全，而多方曲庇之”{116}。有称，朱由校所以不亲自读本章，系因几乎不识字。这说法很可以让人快意一笑，不过料非事实———朱由校做皇帝以后，已经请了教师的，就算不刻苦，文盲的帽子应该已经摘掉。
王体乾掐头去尾朗读的效果相当理想，而且一旁还有客氏巧舌如簧，“弥缝其罪戾，而遮饰其回里”。故而朱由校听罢，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描淡写地对魏忠贤说了如下几个字：“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辨，更见小心。”{117}听上去倒像表扬。又正式传布一道上谕（出自阉党魏广微之手），着重否认杨疏所提出的“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这项最严厉的指控，斥责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然后故作宽宏大量，表示“姑置不问”；末了，未忘记警告和恫吓群臣：“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俱】在，决不姑息。”
随着上谕下达，风潮表面上慢慢平息，双方的较量暂时转入幕后。东林党人努力说服首辅叶向高出面，领导倒魏运动。魏忠贤一伙则在琢磨用什么办法反击。
这边，叶向高还在犹豫不决，那头阉党已经想好对策。阉党中，有个叫冯铨的翰林，他对魏忠贤建议说，这些士大夫们你不真正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们是不会住嘴的；本朝的廷杖，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大臣，如今再有捣乱的，就用廷杖———说来也怪，朱由校登基四年多，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廷杖———当年嘉靖皇帝不就是用廷杖把士大夫打老实了吗？
魏忠贤略一回味，就发现这是个好主意。廷杖比之诏狱，就有如无声手枪之于大炮。有的时候，大炮不如无声手枪好使；大炮火力是很威猛，但块头太大，搬弄起来颇费事，手续很多。一旦把人投入诏狱，必须整出口供，整不出来不能结案，前一阵子，汪文言案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而廷杖，只须万岁爷一句话，打八十，打一百，打二百，就只管拖下去打，不想弄死他就放条活路，倘若取之性命，那也是下手轻重的事，人不知鬼不觉，很好操作。魏忠贤大喜。
看来，整知识分子，还是要靠知识分子自己出主意、想办法。
魏忠贤笃笃定定坐在家中，看哪个倒霉蛋儿首先送上门来。
六月十六日，倒霉蛋儿出现了，名叫万燝，官拜工部郎中。当时，万燝正负责光宗陵墓工程，缺铜，到处找不到，听人说宫里有大量废铜，就发文征集。可自魏忠贤看来，宫中一切，“我的地盘我做主”，一个郎中级别的小外官，磕头来求还则罢了，居然跟我公事公办，发文索要。不给！万燝虽然官卑职小，骨头可丝毫不软。索性动本参魏，所论远远超出废铜烂铁之事，想必也是受到不久前杨涟上疏的激发，破口大骂：
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对喜欢的人，使之成为羽翼】，所恶成疮痏。荫子弟，则一世再世；赉【赐予，赠送】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毙百余人【指残害普通士民】；威加缙绅，空十数署【指迫害朝臣】。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措置】念。臣尝屡请铜，靳【吝惜】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119}
比之杨涟措辞，更无顾忌，痛哉快哉。尤其“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可胜诛哉”这几句，极其严厉。
魏忠贤顿时恶向胆边生，“遂矫旨【假传圣旨】午门前行杖一百棍”，密令行刑者照死里打，“杖后，于御道前倒拖横曳者三匝，甫出而气绝矣”{120}。
好像万燝并非东林党，但后来史家还是把他算做死于党祸之第一人：“此奸逆纵杀立威第一人也。”{121}意思是，魏忠贤是从这里大开杀戒，向东林党发起总攻的。
从这天起，血腥的帷幕缓缓拉开。阉党已然决意全面清算所有敢于向其权威挑战者。但谁也不会想到，下一个目标，竟直指内阁首辅叶向高。在阉党看来，叶向高是东林党人的总后台，虽然叶为人老成持重，甚至私下并不赞同杨涟激化事态的做法，但阉党仍然认为“必去叶向高而后可”{122}，不扳倒叶向高，而欲给予东林党以毁灭性打击，是不可能的。他们像苍蝇趴在鸡蛋上那样，仔细寻找着任何微小的缝隙。
终于，他们找到了。
当时负责纠察京城政纪的御史，名叫林汝翥，据说是叶向高的外甥。不久前，有两个太监虐害市民，治安当局不敢处置，事情传到“纪检书记”林汝翥耳中，他大怒：岂有此理！遂绑了来，各处鞭刑五十下。受罢刑，两个太监找主子王体乾哭诉了，王听说林御史乃叶向高外甥，如获至宝，遂与客、魏一起，奏于朱由校，把事情说成林汝翥滥作威福，污辱内臣。朱由校这个傻帽儿，立即相信，命如万燝例，也杖一百，削职为民。
得了旨意，宦官们即扑向林宅。可是那林汝翥事先闻知此事，脚底抹油，不知去向。林汝翥一溜，众宦官正中下怀，当即奔叶向高府邸而来，以林汝翥乃叶氏外甥为由，“群珰数十围叶寓，直入内宣，喧哗搜捉”，直到叶向高紧急上奏，朱由校亲自下令，众宦官这才停止冲击首相私邸，撤围回宫。{123}
林汝翥出于畏惧逃脱，行为怯懦，有失宪臣风范，他自知可耻，不久就现身投案，被打一百棍，几乎死掉。
但这件事情根本是冲叶向高来的。“中官围阁臣第，二百年来所无。”{124}这是巨大的羞辱，发生这种事态，出于荣誉感和抗议，为全体士大夫的尊严计，叶向高必须主动请辞。于是，递上一份又一份辞呈，朱由校照例不允、挽留。但他如果确有诚意，应该处分冲击叶府的宦官，但他却并无表示。叶向高见状，坚持辞职。虚情假意几个回合，朱由校也就批准了叶的请求。
这又是阉党一大胜利。通往迫害的大门从此豁然敞开，杨涟、左光斗们即将大难临头。
东林党倒也不曾坐以待毙，但他们能够应战的方式，有限而且无力。一是在一些职位人选上，与阉党争夺；二是上书皇帝，指摘和抨击阉党。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病故，赵南星以吏部尚书主持廷推，拟由杨涟升任此职，但被朱由校断然拒绝。于是，改推高攀龙，得到批准。
结果似乎不错，处境似乎不是那么不利，东林党人紧张的心情，稍得松缓。这或许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尤其是朱由校的态度。他们继续抨击阉党，试图在舆论上进一步影响皇帝。其实这根本没用。以朱由校那样是非完全混乱以至颠倒的人，就算递上一万本揭批奏章，亦无损阉党一根汗毛。至于个别职位的争夺，当皇帝本人已为阉党所左右的情形之下，也是毫无意义的；何况，允许高攀龙主掌都察院，难保不是阉党一计，故意给你一点甜头，让你错判形势，助你骄纵之气。
实际上，东林党不断参劾阉党人物的做法，确实已经让朱由校感到心烦。对于国事，他毫无兴致，只希望别来打搅他干木匠活、嬉玩。魏忠贤、客氏、王体乾等了解这一点。东林党人不断添扰之际，他们就在一旁挑拨，加重朱由校的不悦。他们说，这些人打着忧国旗号，目的却是拉帮结派。这个分析，很能打动朱由校。他觉得这些人喋喋不休的样子，确实像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十月八日，他第一次表态：
近日蹊径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昔【惜】身名，动思引去，小臣瞻风望气，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隳废。当由纪纲不肃、结党徇私，以至于此。特戒谕尔等，涤虑深思，更【改易，丢弃】私易辙。{125}
虽然不曾点名，矛头是指向东林党的，“大臣顾昔身名，动思引去”这句一望而知是针对叶向高。整个旨意，明显可见阉党观点的影响，“结党徇私”四个字正是阉党急欲给予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的定性，现在终于被写入上谕。这是重大信号。
过了几日，因为山西巡抚人选之争，再出一道圣旨，指名道姓谴责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会推，以朝廷封疆为师生报德”。又有“你部院大臣，奉旨看议，何必含糊偏比【偏，偏向；比，勾结】，委曲【这里作不正直讲】调停”{126}之语。部院分别指吏部和都察院，它们的领导人，一个是赵南星，一个是高攀龙。这道圣旨再次提到“朋谋结党”。
受到皇帝明确指责，赵南星、高攀龙按照惯例，先后请求罢免己职，均得批准。其中，赵南星免职的旨意，径由内出，根本不经过内阁票拟，也就是不给内阁———叶向高去后，韩爌继任首辅，他也被视为东林党———说话的机会。高攀龙之罢，虽然交由内阁票拟，但当内阁认为以一件并不很严重的事，驱逐两位重臣（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属于“九卿”），处置失当时，朱由校———或者完全将他控制起来的魏忠贤等———便甩开内阁，直接传旨准许高攀龙辞职。
又过五年，朱由校的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十四岁，朱由检九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是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他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164}
天启二年，朱由检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朱由检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以前人生冷清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他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165}。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166}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167}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168}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169}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后来，在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170}。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的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甚至反动。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非将是非颠倒。单单这一点，他可谓百余年来明朝唯一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171}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了几天，朱由检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172}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173}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175}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霉，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如今每一个雇员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碰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了。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感到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吧？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176}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任何朝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偷偷摸摸钻空子，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第二种腐败是怎样的，他们有绝好的参照，即1949年
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逃之前两三年那种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李清，在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院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守恒的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的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的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封建主义下，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
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不然】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的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
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开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到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礼部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的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吗？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177}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19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178}
不唯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不过如此罢了。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得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刻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博，为东林党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博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
“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
“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立即处决，而不等秋后】”
“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
“岂有不刑自招之理？”
【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
请看他的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暗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
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一良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内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复展视，御音朗诵”。
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坚持】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内阁大臣】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意思是韩虽不称职，但他提出的建言还是好的】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是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他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164}
天启二年，朱由检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朱由检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以前人生冷清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他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165}。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166}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167}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168}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169}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后来，在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170}。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的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甚至反动。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非将是非颠倒。单单这一点，他可谓百余年来明朝唯一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171}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了几天，朱由检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172}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173}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175}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霉，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如今每一个雇员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碰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了。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感到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吧？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176}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任何朝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偷偷摸摸钻空子，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第二种腐败是怎样的，他们有绝好的参照，即1949年
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逃之前两三年那种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李清，在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院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守恒的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的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的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封建主义下，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
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不然】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的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
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开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到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礼部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的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吗？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177}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19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178}
不唯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不过如此罢了。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得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刻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博，为东林党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博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
“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
“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立即处决，而不等秋后】”
“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
“岂有不刑自招之理？”
【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
请看他的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暗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
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一良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内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复展视，御音朗诵”。
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坚持】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内阁大臣】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意思是韩虽不称职，但他提出的建言还是好的】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