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哈努克亲王流亡北京的日子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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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政变。我使馆不承认政变后的政权，迅速撤回国内。
“三.一八”政变使西哈努克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1941年19岁生日时登上王位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和繁荣。只是由于他为了独立而不做“美援”旗帜下的附庸，由于他为邻国反侵略提供了一点点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美国就指使它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之流发动政变，将他废黜。
周总理说，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听到政变的消息，决心要报仇雪恨，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几个小时航程中，他初步筹划了抵抗运动的蓝图，并与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进行了研究，决定号召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不计前嫌，同仇敌忾，投入到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斗中。西哈努克亲王在飞机上起草了《告高棉同胞书》。
一到北京机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和4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自己肯定会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和周总理同车进城时他将自己的构想和盘托出。周总理当即表示：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门之前，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见。毛主席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分析了全世界反帝斗争的形势和小国可以打败大国的道理，表达了支持柬埔寨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将柬埔寨的抗美斗争看做是对中国的支持。这使西哈努克亲王深受感动。毛主席这番谈话，随后都体现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中。
我就是在“五.二声明”发表几天之后，接手“柬办”工作的，“柬办”是外交部接待柬埔寨贵宾办公室的简称。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就由韩念龙副外长领导了一个由曹克强、韩叙等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负责接待工作，我们驻柬使馆人员回国后，就受命把柬办的工作接收过来。我的职务对外仍是驻柬大使，对内则是柬办领导小组组长。
当时，柬埔寨贵宾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柬办设在7号楼。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生活关怀备至，常常亲作安排，还专门请来上海著名西餐厨师、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对柬办的工作，总理更是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点滴不漏。
为了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央决定将东交民巷15号院改建成西哈努克亲王的元首府。这里解放前曾是法国公使馆，现在陆续改建了卧室、办公室、会客厅、餐厅等，还增建了游泳馆和多功能厅。同时，在这所院子的西楼设立了柬埔寨王国首相府(后又在东交民巷3号院重修了一个首相府)，还在友谊宾馆设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和政府的办公地。
为了配合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我国政府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不断向世界介绍亲王的活动，为他树立抗美救国领袖的形象。那时，由于“四人帮”把持了文化宣传大权，除“样板戏”和少数几部电影外，我们的广播、电视里几乎就剩下“文化大革命”的欺骗宣传了。频频出现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明星”。
我第一次陪同亲王夫妇访问外地，是在1970年11月中下旬，我们16日自北京乘机到达西安。当地人民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舞起秧歌，使初冬的西北高原寒气消融。陕西省领导进行了周到的安排，特地陪伴亲王夫妇参观了半坡遗址和兵马俑，一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在延安访问时，西哈努克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此时恰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心情特别激动。亲王夫妇愉快地在毛主席枣园窑洞住所前合影留念。
张春桥的洋相和许世友的豪爽
1971年2月21日上午离开杭州，中午到达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等组织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由于街道狭窄，迎宾车队无法顺利通过人山人海。急得王洪文大骂陈阿大：“明天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毙了你!”
下午，亲王夫妇等下榻锦江饭店，晚上出席了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宴会的菜肴异常丰盛，有用银光闪闪的容器盛着的鱼翅汤、法国式蜗牛等等。宴会上，由张春桥致欢迎词，可他由于喝酒过量，早已身不由己，勉强走到麦克风前，醉醺醺、结结巴巴地，几乎连稿子都念不下去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事后，他却把责任推到饭店负责人身上，骂人家“把宾馆暖气烧得太热了，把我热昏了头”，甚至给扣上了“反革命行为”的吓人帽子。
在上海的几天里，西哈努克夫妇等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游览了黄浦江的过江隧道，还应邀检阅了东海舰队，出席了群众大会，观看了舞剧《白毛女》和歌舞、杂技等。亲王夫妇一直兴致很高。
虽然大的活动组织得还算顺利，但小问题还时有发生。在亲王夫妇到沪第二天的晚宴上，服务员竟将一条张着嘴大口喘气的鱼摆上了餐桌，原来，这条鱼是厨师用布包着头尾在油锅里炸的，送上餐桌时鱼还会动。西哈努克一看十分紧张，连声“别，别，请撤走。”亲王信奉小乘教，按照这种佛教的教规，虽然可以出家后还俗，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吃荤，但绝对不能“杀生”。
上海访问结束后，亲王一行又在苏州驻足半日，25日下午到达无锡，次日游览了太湖，27日前往南京。
专列预定在下午3点30分到达。在差几分就到点、差几步就到站时，列车突然停了下来——站外停车，发生了什么事?事后，负责打前站的张龙宝告诉我，许世友将军早已安排妥当，南京全城几十万人夹道欢迎，车站上万人迎接。张龙宝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车站。3点15分时，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军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基本上都到齐了，只是关键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没到。差10分钟，还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真急死人了!怎么办?赶紧通知专列站外停车。但列车刚停，许司令就乘着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准点到来。只见他身着绿军装，风纪扣严严地扣死；头戴绿军帽，戴得端端正正；足登布条编织的草鞋，也还算是齐整，美中不足的是裤子和鞋上沾满泥土，一看便知许司令这是刚刚打猎归来。于是赶紧通知专列进站。当列车徐徐停稳时，时钟正指着3点30分。
亲王一行走下专列，许世友迎上前去，同亲王用力握手、亲切拥抱，尽管许司令的鞋面、裤脚不十分清洁，但酷爱洁净的西哈努克并未介意。原来在离京前周总理就向亲王介绍过许司令。对这位身经百战、忠勇双全的将军，亲王早生敬慕之情了。
“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此时，西方国家的一些舆论工具放出风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被中国软禁了，成了中国的俘虏。亲王的一些法国朋友专程来北京了解情况，亲王二话没说就把他在中国各地访问的录像带拿出来，放映给他们看。各地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诚挚接待的场面，使他们非常感动，一边看一边诅咒西方媒体的无耻。亲王的朋友拉胡夫人笑说：“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来看西哈努克亲王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沿着亲王所走的路线游览中国，亲王也希望通过他们向西方说明自己在中国的真实情况。于是，亲王又提请我国政府，按照上次的路线再为他安排一次旅行。
经过一番准备，亲王一行的专列于5月3日下午从北京出发，4日午后到达南京，仍由许世友设宴接风。5月8日到达无锡，参观了一些工厂，游览了蠡园和梅园，并再次泛舟太湖。11日至13日，在苏州参观了纺织厂，游览了拙政园、天平山，观看了虎丘的五百罗汉和狮子林，出席了文艺晚会。还当场观赏了苏州手工艺人的刺绣表演。
按照预定计划，最后一站是上海。没想到，发生了一场“陪车风波“。在安排群众夹道欢迎亲王一行的车队时，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提出了一个“陪车”方案，让每个上海市革委的领导人陪一两位贵宾。张龙宝说亲王夫妇这次是非正式访问，不陪车，让他们自己在一起，也许效果更好。但徐景贤等坚持要陪。张龙宝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理他们，这种事情没法答复，再说上边也没让我们答复。”但亲王夫妇一行到达上海时，他们仍坚持陪车进城，由王洪文陪亲王，市革委副主任冯国柱陪莫尼克公主……最糟糕的是冯国柱正患感冒，陪车显然很不礼貌，还可能传染，我们就请他不要陪了，但他硬是要陪，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事后来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看不起上海的造反派”。
当然，上海的接待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亲王等人也很满意，特别是我们安排他们参观城隍庙等地，使他们对中国的道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这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由不久后调到中央的王洪文带了上去，说我“安排西哈努克参观城隍庙，而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上海的群众有意见”。
西哈努克在上海看招待尼克松的菜单
1971年，尼克松宣布了他打算访问中国的计划，目的之一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次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基辛格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人，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这对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一开始他对中国的做法不太理解：美国是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国的朋友都在受它的欺侮，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至今还驻扎着美国的军队，你们为什么还要接待这个国家的总统?你们还能跟他谈什么?西哈努克亲王虽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和做法，但是对美国政府这个头号敌人，他仍然不共戴天：好，你要来，我就走!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西哈努克夫妇就以非正式访问的名义去了越南，宾努夫妇则去了我国的海南、汕头。而尼克松刚刚离开上海回国，西哈努克便回来了，并提出他也要去上海，于是，在尼克松离开上海后的第5天，我就陪亲王夫妇又来到了上海。
没想到“精明”的上海造反派还是不精明：明明知道西哈努克厌恶尼克松，为什么偏偏把他安排到锦江饭店按尼克松的要求布置的总统套房?上海的领导人以为他们刚刚接待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标准自然很高，亲王一定很高兴。没想到西哈努克听说后，连房子都不愿意进。他很严肃地对负责接待的冯国柱说：“我西哈努克是你们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冯国柱只好让锦江饭店的负责人赶快重新布置了总统套房。
当晚的欢迎宴会由张春桥主持。席间，西哈努克问张春桥：“尼克松到上海时，用的什么菜?”张春桥连忙偷换概念，答了一句：“给尼克松上的菜比给亲王上的菜差远了!”没想到亲王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追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谱?”弄得张春桥支支吾吾，十分尴尬。
第二天晚上举办文艺晚会，又把给尼克松演出的那套杂技、歌舞拿出来。不巧杂技演员在表演时竟6次失手，陪同观看的王洪文赶紧向亲王夫妇道歉说：“出现这么多失误，真对不起亲王。”西哈努克却大度而又揶揄地说：“杂技失手是很正常的事。尼克松来时不也是这套节目吗?是不是也失手这么多呀?”王洪文只好赶快把话岔开，邀请亲王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江青在为亲王夫妇祝寿时的表演
西哈努克亲王生于1922年10月31日，到1972年整整五十周岁。他的五十岁生日怎么办，我们没有经验。周总理亲自出面找宾努亲王讨教。宾努亲王说，要是在他们国内办，至少要请五十位和尚念经。于是，总理决定也要请来五十位和尚。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寺庙的和尚十之八九者在“破四旧”时被赶出了寺院，哪里找得到。最后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并请佛教协会的赵朴初老作了安排。为了增添庆祝气氛，周总理还安排了专场文艺晚会，并指名由东方歌舞团的张筠给亲王跳柬埔寨宫廷舞蹈。这本来无可厚非，审查节目时却受到所谓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刘庆棠等人的抵制。他们明知这是总理的意思，偏偏要追问“为什么安排这个节目，是谁让安排的”。代表总理参加审查节目的邓颖超大姐为了息事宁人，表示“算了”，江青却又让唱什么《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中央确定的参加祝寿活动的名单中没有江青，但她一定要来西哈努克的元首府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来。我们不能擅自挡驾，只好请示总理。总理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同意她来。她来之前还指派我们去东单花店，专为她订购了一束很贵重的鲜花。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江青还送给亲王一幅12英寸的《题庐山仙人洞照》，并在背面抄了毛主席题的诗。江青特意说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背面的诗是毛主席写的。”我们的翻译按江青的话直译过去，西哈努克听了非常高兴，事后给毛主席写信说：“你派夫人送来的照片，意义太大了，礼物太珍贵了。”江青一个出风头的举动，显然使西哈努克产生了误解。我们虽然批评翻译没有把这首诗是毛主席作的、江青抄的说清楚，但我们也明白，这不能全怪翻译，一是外文中“写”与“作”一般很难分，二是在那种场合，翻译也不敢多问江青。
莫尼克公主的生日，江青又要来祝寿。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说：“我是江办!”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江办”，对着话筒“啊”了两声，对方就不耐烦了，干脆向我下了命令：“首长让通知你，明天上午她要去给莫尼克贺寿，要你通知石少华照相。”
听这口气，我才明白“江办”是江青办公室的简称。周总理原定每逢莫尼克的生日，都由邓大姐出面送蛋糕，有关人员去祝贺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再举行什么仪式。这次江青偏要参加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送来蛋糕和鲜花。
外交无小事，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总理统筹办理。我们柬办的工作也都是在周总理和外交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四人帮”的插手很反感，也很难办，有些事情难免要得罪他们。于是，他们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就把所谓“柬办问题”作为射向周总理的重磅炸弹，我自然也成了被整的对象。他们恶狠狠地说：“把他调到非洲去喂蚊子!”这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除重大决策外，很少能再顾及具体事务。1975年1月21日，我真的被调往非洲，当了驻毛里塔尼亚的大使。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政变。我使馆不承认政变后的政权，迅速撤回国内。
“三.一八”政变使西哈努克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1941年19岁生日时登上王位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和繁荣。只是由于他为了独立而不做“美援”旗帜下的附庸，由于他为邻国反侵略提供了一点点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美国就指使它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之流发动政变，将他废黜。
周总理说，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听到政变的消息，决心要报仇雪恨，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几个小时航程中，他初步筹划了抵抗运动的蓝图，并与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进行了研究，决定号召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不计前嫌，同仇敌忾，投入到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斗中。西哈努克亲王在飞机上起草了《告高棉同胞书》。
一到北京机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和4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自己肯定会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和周总理同车进城时他将自己的构想和盘托出。周总理当即表示：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门之前，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见。毛主席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分析了全世界反帝斗争的形势和小国可以打败大国的道理，表达了支持柬埔寨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将柬埔寨的抗美斗争看做是对中国的支持。这使西哈努克亲王深受感动。毛主席这番谈话，随后都体现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中。
我就是在“五.二声明”发表几天之后，接手“柬办”工作的，“柬办”是外交部接待柬埔寨贵宾办公室的简称。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就由韩念龙副外长领导了一个由曹克强、韩叙等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负责接待工作，我们驻柬使馆人员回国后，就受命把柬办的工作接收过来。我的职务对外仍是驻柬大使，对内则是柬办领导小组组长。
当时，柬埔寨贵宾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柬办设在7号楼。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生活关怀备至，常常亲作安排，还专门请来上海著名西餐厨师、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对柬办的工作，总理更是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点滴不漏。
为了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央决定将东交民巷15号院改建成西哈努克亲王的元首府。这里解放前曾是法国公使馆，现在陆续改建了卧室、办公室、会客厅、餐厅等，还增建了游泳馆和多功能厅。同时，在这所院子的西楼设立了柬埔寨王国首相府(后又在东交民巷3号院重修了一个首相府)，还在友谊宾馆设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和政府的办公地。
为了配合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我国政府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不断向世界介绍亲王的活动，为他树立抗美救国领袖的形象。那时，由于“四人帮”把持了文化宣传大权，除“样板戏”和少数几部电影外，我们的广播、电视里几乎就剩下“文化大革命”的欺骗宣传了。频频出现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明星”。
我第一次陪同亲王夫妇访问外地，是在1970年11月中下旬，我们16日自北京乘机到达西安。当地人民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舞起秧歌，使初冬的西北高原寒气消融。陕西省领导进行了周到的安排，特地陪伴亲王夫妇参观了半坡遗址和兵马俑，一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在延安访问时，西哈努克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此时恰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心情特别激动。亲王夫妇愉快地在毛主席枣园窑洞住所前合影留念。
张春桥的洋相和许世友的豪爽
1971年2月21日上午离开杭州，中午到达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等组织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由于街道狭窄，迎宾车队无法顺利通过人山人海。急得王洪文大骂陈阿大：“明天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毙了你!”
下午，亲王夫妇等下榻锦江饭店，晚上出席了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宴会的菜肴异常丰盛，有用银光闪闪的容器盛着的鱼翅汤、法国式蜗牛等等。宴会上，由张春桥致欢迎词，可他由于喝酒过量，早已身不由己，勉强走到麦克风前，醉醺醺、结结巴巴地，几乎连稿子都念不下去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事后，他却把责任推到饭店负责人身上，骂人家“把宾馆暖气烧得太热了，把我热昏了头”，甚至给扣上了“反革命行为”的吓人帽子。
在上海的几天里，西哈努克夫妇等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游览了黄浦江的过江隧道，还应邀检阅了东海舰队，出席了群众大会，观看了舞剧《白毛女》和歌舞、杂技等。亲王夫妇一直兴致很高。
虽然大的活动组织得还算顺利，但小问题还时有发生。在亲王夫妇到沪第二天的晚宴上，服务员竟将一条张着嘴大口喘气的鱼摆上了餐桌，原来，这条鱼是厨师用布包着头尾在油锅里炸的，送上餐桌时鱼还会动。西哈努克一看十分紧张，连声“别，别，请撤走。”亲王信奉小乘教，按照这种佛教的教规，虽然可以出家后还俗，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吃荤，但绝对不能“杀生”。
上海访问结束后，亲王一行又在苏州驻足半日，25日下午到达无锡，次日游览了太湖，27日前往南京。
专列预定在下午3点30分到达。在差几分就到点、差几步就到站时，列车突然停了下来——站外停车，发生了什么事?事后，负责打前站的张龙宝告诉我，许世友将军早已安排妥当，南京全城几十万人夹道欢迎，车站上万人迎接。张龙宝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车站。3点15分时，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军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基本上都到齐了，只是关键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没到。差10分钟，还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真急死人了!怎么办?赶紧通知专列站外停车。但列车刚停，许司令就乘着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准点到来。只见他身着绿军装，风纪扣严严地扣死；头戴绿军帽，戴得端端正正；足登布条编织的草鞋，也还算是齐整，美中不足的是裤子和鞋上沾满泥土，一看便知许司令这是刚刚打猎归来。于是赶紧通知专列进站。当列车徐徐停稳时，时钟正指着3点30分。
亲王一行走下专列，许世友迎上前去，同亲王用力握手、亲切拥抱，尽管许司令的鞋面、裤脚不十分清洁，但酷爱洁净的西哈努克并未介意。原来在离京前周总理就向亲王介绍过许司令。对这位身经百战、忠勇双全的将军，亲王早生敬慕之情了。
“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此时，西方国家的一些舆论工具放出风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被中国软禁了，成了中国的俘虏。亲王的一些法国朋友专程来北京了解情况，亲王二话没说就把他在中国各地访问的录像带拿出来，放映给他们看。各地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诚挚接待的场面，使他们非常感动，一边看一边诅咒西方媒体的无耻。亲王的朋友拉胡夫人笑说：“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来看西哈努克亲王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沿着亲王所走的路线游览中国，亲王也希望通过他们向西方说明自己在中国的真实情况。于是，亲王又提请我国政府，按照上次的路线再为他安排一次旅行。
经过一番准备，亲王一行的专列于5月3日下午从北京出发，4日午后到达南京，仍由许世友设宴接风。5月8日到达无锡，参观了一些工厂，游览了蠡园和梅园，并再次泛舟太湖。11日至13日，在苏州参观了纺织厂，游览了拙政园、天平山，观看了虎丘的五百罗汉和狮子林，出席了文艺晚会。还当场观赏了苏州手工艺人的刺绣表演。
按照预定计划，最后一站是上海。没想到，发生了一场“陪车风波“。在安排群众夹道欢迎亲王一行的车队时，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提出了一个“陪车”方案，让每个上海市革委的领导人陪一两位贵宾。张龙宝说亲王夫妇这次是非正式访问，不陪车，让他们自己在一起，也许效果更好。但徐景贤等坚持要陪。张龙宝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理他们，这种事情没法答复，再说上边也没让我们答复。”但亲王夫妇一行到达上海时，他们仍坚持陪车进城，由王洪文陪亲王，市革委副主任冯国柱陪莫尼克公主……最糟糕的是冯国柱正患感冒，陪车显然很不礼貌，还可能传染，我们就请他不要陪了，但他硬是要陪，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事后来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看不起上海的造反派”。
当然，上海的接待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亲王等人也很满意，特别是我们安排他们参观城隍庙等地，使他们对中国的道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这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由不久后调到中央的王洪文带了上去，说我“安排西哈努克参观城隍庙，而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上海的群众有意见”。
西哈努克在上海看招待尼克松的菜单
1971年，尼克松宣布了他打算访问中国的计划，目的之一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次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基辛格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人，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这对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一开始他对中国的做法不太理解：美国是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国的朋友都在受它的欺侮，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至今还驻扎着美国的军队，你们为什么还要接待这个国家的总统?你们还能跟他谈什么?西哈努克亲王虽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和做法，但是对美国政府这个头号敌人，他仍然不共戴天：好，你要来，我就走!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西哈努克夫妇就以非正式访问的名义去了越南，宾努夫妇则去了我国的海南、汕头。而尼克松刚刚离开上海回国，西哈努克便回来了，并提出他也要去上海，于是，在尼克松离开上海后的第5天，我就陪亲王夫妇又来到了上海。
没想到“精明”的上海造反派还是不精明：明明知道西哈努克厌恶尼克松，为什么偏偏把他安排到锦江饭店按尼克松的要求布置的总统套房?上海的领导人以为他们刚刚接待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标准自然很高，亲王一定很高兴。没想到西哈努克听说后，连房子都不愿意进。他很严肃地对负责接待的冯国柱说：“我西哈努克是你们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冯国柱只好让锦江饭店的负责人赶快重新布置了总统套房。
当晚的欢迎宴会由张春桥主持。席间，西哈努克问张春桥：“尼克松到上海时，用的什么菜?”张春桥连忙偷换概念，答了一句：“给尼克松上的菜比给亲王上的菜差远了!”没想到亲王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追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谱?”弄得张春桥支支吾吾，十分尴尬。
第二天晚上举办文艺晚会，又把给尼克松演出的那套杂技、歌舞拿出来。不巧杂技演员在表演时竟6次失手，陪同观看的王洪文赶紧向亲王夫妇道歉说：“出现这么多失误，真对不起亲王。”西哈努克却大度而又揶揄地说：“杂技失手是很正常的事。尼克松来时不也是这套节目吗?是不是也失手这么多呀?”王洪文只好赶快把话岔开，邀请亲王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江青在为亲王夫妇祝寿时的表演
西哈努克亲王生于1922年10月31日，到1972年整整五十周岁。他的五十岁生日怎么办，我们没有经验。周总理亲自出面找宾努亲王讨教。宾努亲王说，要是在他们国内办，至少要请五十位和尚念经。于是，总理决定也要请来五十位和尚。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寺庙的和尚十之八九者在“破四旧”时被赶出了寺院，哪里找得到。最后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并请佛教协会的赵朴初老作了安排。为了增添庆祝气氛，周总理还安排了专场文艺晚会，并指名由东方歌舞团的张筠给亲王跳柬埔寨宫廷舞蹈。这本来无可厚非，审查节目时却受到所谓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刘庆棠等人的抵制。他们明知这是总理的意思，偏偏要追问“为什么安排这个节目，是谁让安排的”。代表总理参加审查节目的邓颖超大姐为了息事宁人，表示“算了”，江青却又让唱什么《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中央确定的参加祝寿活动的名单中没有江青，但她一定要来西哈努克的元首府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来。我们不能擅自挡驾，只好请示总理。总理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同意她来。她来之前还指派我们去东单花店，专为她订购了一束很贵重的鲜花。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江青还送给亲王一幅12英寸的《题庐山仙人洞照》，并在背面抄了毛主席题的诗。江青特意说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背面的诗是毛主席写的。”我们的翻译按江青的话直译过去，西哈努克听了非常高兴，事后给毛主席写信说：“你派夫人送来的照片，意义太大了，礼物太珍贵了。”江青一个出风头的举动，显然使西哈努克产生了误解。我们虽然批评翻译没有把这首诗是毛主席作的、江青抄的说清楚，但我们也明白，这不能全怪翻译，一是外文中“写”与“作”一般很难分，二是在那种场合，翻译也不敢多问江青。
莫尼克公主的生日，江青又要来祝寿。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说：“我是江办!”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江办”，对着话筒“啊”了两声，对方就不耐烦了，干脆向我下了命令：“首长让通知你，明天上午她要去给莫尼克贺寿，要你通知石少华照相。”
听这口气，我才明白“江办”是江青办公室的简称。周总理原定每逢莫尼克的生日，都由邓大姐出面送蛋糕，有关人员去祝贺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再举行什么仪式。这次江青偏要参加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送来蛋糕和鲜花。
外交无小事，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总理统筹办理。我们柬办的工作也都是在周总理和外交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四人帮”的插手很反感，也很难办，有些事情难免要得罪他们。于是，他们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就把所谓“柬办问题”作为射向周总理的重磅炸弹，我自然也成了被整的对象。他们恶狠狠地说：“把他调到非洲去喂蚊子!”这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除重大决策外，很少能再顾及具体事务。1975年1月21日，我真的被调往非洲，当了驻毛里塔尼亚的大使。
“三.一八”政变使西哈努克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1941年19岁生日时登上王位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和繁荣。只是由于他为了独立而不做“美援”旗帜下的附庸，由于他为邻国反侵略提供了一点点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美国就指使它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之流发动政变，将他废黜。
周总理说，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听到政变的消息，决心要报仇雪恨，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几个小时航程中，他初步筹划了抵抗运动的蓝图，并与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进行了研究，决定号召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不计前嫌，同仇敌忾，投入到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斗中。西哈努克亲王在飞机上起草了《告高棉同胞书》。
一到北京机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和4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自己肯定会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和周总理同车进城时他将自己的构想和盘托出。周总理当即表示：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门之前，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见。毛主席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分析了全世界反帝斗争的形势和小国可以打败大国的道理，表达了支持柬埔寨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将柬埔寨的抗美斗争看做是对中国的支持。这使西哈努克亲王深受感动。毛主席这番谈话，随后都体现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中。
我就是在“五.二声明”发表几天之后，接手“柬办”工作的，“柬办”是外交部接待柬埔寨贵宾办公室的简称。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就由韩念龙副外长领导了一个由曹克强、韩叙等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负责接待工作，我们驻柬使馆人员回国后，就受命把柬办的工作接收过来。我的职务对外仍是驻柬大使，对内则是柬办领导小组组长。
当时，柬埔寨贵宾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柬办设在7号楼。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生活关怀备至，常常亲作安排，还专门请来上海著名西餐厨师、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对柬办的工作，总理更是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点滴不漏。
为了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央决定将东交民巷15号院改建成西哈努克亲王的元首府。这里解放前曾是法国公使馆，现在陆续改建了卧室、办公室、会客厅、餐厅等，还增建了游泳馆和多功能厅。同时，在这所院子的西楼设立了柬埔寨王国首相府(后又在东交民巷3号院重修了一个首相府)，还在友谊宾馆设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和政府的办公地。
为了配合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我国政府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不断向世界介绍亲王的活动，为他树立抗美救国领袖的形象。那时，由于“四人帮”把持了文化宣传大权，除“样板戏”和少数几部电影外，我们的广播、电视里几乎就剩下“文化大革命”的欺骗宣传了。频频出现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明星”。
我第一次陪同亲王夫妇访问外地，是在1970年11月中下旬，我们16日自北京乘机到达西安。当地人民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舞起秧歌，使初冬的西北高原寒气消融。陕西省领导进行了周到的安排，特地陪伴亲王夫妇参观了半坡遗址和兵马俑，一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在延安访问时，西哈努克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此时恰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心情特别激动。亲王夫妇愉快地在毛主席枣园窑洞住所前合影留念。
张春桥的洋相和许世友的豪爽
1971年2月21日上午离开杭州，中午到达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等组织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由于街道狭窄，迎宾车队无法顺利通过人山人海。急得王洪文大骂陈阿大：“明天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毙了你!”
下午，亲王夫妇等下榻锦江饭店，晚上出席了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宴会的菜肴异常丰盛，有用银光闪闪的容器盛着的鱼翅汤、法国式蜗牛等等。宴会上，由张春桥致欢迎词，可他由于喝酒过量，早已身不由己，勉强走到麦克风前，醉醺醺、结结巴巴地，几乎连稿子都念不下去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事后，他却把责任推到饭店负责人身上，骂人家“把宾馆暖气烧得太热了，把我热昏了头”，甚至给扣上了“反革命行为”的吓人帽子。
在上海的几天里，西哈努克夫妇等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游览了黄浦江的过江隧道，还应邀检阅了东海舰队，出席了群众大会，观看了舞剧《白毛女》和歌舞、杂技等。亲王夫妇一直兴致很高。
虽然大的活动组织得还算顺利，但小问题还时有发生。在亲王夫妇到沪第二天的晚宴上，服务员竟将一条张着嘴大口喘气的鱼摆上了餐桌，原来，这条鱼是厨师用布包着头尾在油锅里炸的，送上餐桌时鱼还会动。西哈努克一看十分紧张，连声“别，别，请撤走。”亲王信奉小乘教，按照这种佛教的教规，虽然可以出家后还俗，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吃荤，但绝对不能“杀生”。
上海访问结束后，亲王一行又在苏州驻足半日，25日下午到达无锡，次日游览了太湖，27日前往南京。
专列预定在下午3点30分到达。在差几分就到点、差几步就到站时，列车突然停了下来——站外停车，发生了什么事?事后，负责打前站的张龙宝告诉我，许世友将军早已安排妥当，南京全城几十万人夹道欢迎，车站上万人迎接。张龙宝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车站。3点15分时，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军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基本上都到齐了，只是关键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没到。差10分钟，还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真急死人了!怎么办?赶紧通知专列站外停车。但列车刚停，许司令就乘着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准点到来。只见他身着绿军装，风纪扣严严地扣死；头戴绿军帽，戴得端端正正；足登布条编织的草鞋，也还算是齐整，美中不足的是裤子和鞋上沾满泥土，一看便知许司令这是刚刚打猎归来。于是赶紧通知专列进站。当列车徐徐停稳时，时钟正指着3点30分。
亲王一行走下专列，许世友迎上前去，同亲王用力握手、亲切拥抱，尽管许司令的鞋面、裤脚不十分清洁，但酷爱洁净的西哈努克并未介意。原来在离京前周总理就向亲王介绍过许司令。对这位身经百战、忠勇双全的将军，亲王早生敬慕之情了。
“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此时，西方国家的一些舆论工具放出风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被中国软禁了，成了中国的俘虏。亲王的一些法国朋友专程来北京了解情况，亲王二话没说就把他在中国各地访问的录像带拿出来，放映给他们看。各地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诚挚接待的场面，使他们非常感动，一边看一边诅咒西方媒体的无耻。亲王的朋友拉胡夫人笑说：“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来看西哈努克亲王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沿着亲王所走的路线游览中国，亲王也希望通过他们向西方说明自己在中国的真实情况。于是，亲王又提请我国政府，按照上次的路线再为他安排一次旅行。
经过一番准备，亲王一行的专列于5月3日下午从北京出发，4日午后到达南京，仍由许世友设宴接风。5月8日到达无锡，参观了一些工厂，游览了蠡园和梅园，并再次泛舟太湖。11日至13日，在苏州参观了纺织厂，游览了拙政园、天平山，观看了虎丘的五百罗汉和狮子林，出席了文艺晚会。还当场观赏了苏州手工艺人的刺绣表演。
按照预定计划，最后一站是上海。没想到，发生了一场“陪车风波“。在安排群众夹道欢迎亲王一行的车队时，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提出了一个“陪车”方案，让每个上海市革委的领导人陪一两位贵宾。张龙宝说亲王夫妇这次是非正式访问，不陪车，让他们自己在一起，也许效果更好。但徐景贤等坚持要陪。张龙宝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理他们，这种事情没法答复，再说上边也没让我们答复。”但亲王夫妇一行到达上海时，他们仍坚持陪车进城，由王洪文陪亲王，市革委副主任冯国柱陪莫尼克公主……最糟糕的是冯国柱正患感冒，陪车显然很不礼貌，还可能传染，我们就请他不要陪了，但他硬是要陪，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事后来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看不起上海的造反派”。
当然，上海的接待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亲王等人也很满意，特别是我们安排他们参观城隍庙等地，使他们对中国的道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这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由不久后调到中央的王洪文带了上去，说我“安排西哈努克参观城隍庙，而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上海的群众有意见”。
西哈努克在上海看招待尼克松的菜单
1971年，尼克松宣布了他打算访问中国的计划，目的之一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次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基辛格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人，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这对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一开始他对中国的做法不太理解：美国是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国的朋友都在受它的欺侮，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至今还驻扎着美国的军队，你们为什么还要接待这个国家的总统?你们还能跟他谈什么?西哈努克亲王虽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和做法，但是对美国政府这个头号敌人，他仍然不共戴天：好，你要来，我就走!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西哈努克夫妇就以非正式访问的名义去了越南，宾努夫妇则去了我国的海南、汕头。而尼克松刚刚离开上海回国，西哈努克便回来了，并提出他也要去上海，于是，在尼克松离开上海后的第5天，我就陪亲王夫妇又来到了上海。
没想到“精明”的上海造反派还是不精明：明明知道西哈努克厌恶尼克松，为什么偏偏把他安排到锦江饭店按尼克松的要求布置的总统套房?上海的领导人以为他们刚刚接待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标准自然很高，亲王一定很高兴。没想到西哈努克听说后，连房子都不愿意进。他很严肃地对负责接待的冯国柱说：“我西哈努克是你们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冯国柱只好让锦江饭店的负责人赶快重新布置了总统套房。
当晚的欢迎宴会由张春桥主持。席间，西哈努克问张春桥：“尼克松到上海时，用的什么菜?”张春桥连忙偷换概念，答了一句：“给尼克松上的菜比给亲王上的菜差远了!”没想到亲王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追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谱?”弄得张春桥支支吾吾，十分尴尬。
第二天晚上举办文艺晚会，又把给尼克松演出的那套杂技、歌舞拿出来。不巧杂技演员在表演时竟6次失手，陪同观看的王洪文赶紧向亲王夫妇道歉说：“出现这么多失误，真对不起亲王。”西哈努克却大度而又揶揄地说：“杂技失手是很正常的事。尼克松来时不也是这套节目吗?是不是也失手这么多呀?”王洪文只好赶快把话岔开，邀请亲王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江青在为亲王夫妇祝寿时的表演
西哈努克亲王生于1922年10月31日，到1972年整整五十周岁。他的五十岁生日怎么办，我们没有经验。周总理亲自出面找宾努亲王讨教。宾努亲王说，要是在他们国内办，至少要请五十位和尚念经。于是，总理决定也要请来五十位和尚。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寺庙的和尚十之八九者在“破四旧”时被赶出了寺院，哪里找得到。最后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并请佛教协会的赵朴初老作了安排。为了增添庆祝气氛，周总理还安排了专场文艺晚会，并指名由东方歌舞团的张筠给亲王跳柬埔寨宫廷舞蹈。这本来无可厚非，审查节目时却受到所谓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刘庆棠等人的抵制。他们明知这是总理的意思，偏偏要追问“为什么安排这个节目，是谁让安排的”。代表总理参加审查节目的邓颖超大姐为了息事宁人，表示“算了”，江青却又让唱什么《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中央确定的参加祝寿活动的名单中没有江青，但她一定要来西哈努克的元首府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来。我们不能擅自挡驾，只好请示总理。总理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同意她来。她来之前还指派我们去东单花店，专为她订购了一束很贵重的鲜花。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江青还送给亲王一幅12英寸的《题庐山仙人洞照》，并在背面抄了毛主席题的诗。江青特意说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背面的诗是毛主席写的。”我们的翻译按江青的话直译过去，西哈努克听了非常高兴，事后给毛主席写信说：“你派夫人送来的照片，意义太大了，礼物太珍贵了。”江青一个出风头的举动，显然使西哈努克产生了误解。我们虽然批评翻译没有把这首诗是毛主席作的、江青抄的说清楚，但我们也明白，这不能全怪翻译，一是外文中“写”与“作”一般很难分，二是在那种场合，翻译也不敢多问江青。
莫尼克公主的生日，江青又要来祝寿。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说：“我是江办!”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江办”，对着话筒“啊”了两声，对方就不耐烦了，干脆向我下了命令：“首长让通知你，明天上午她要去给莫尼克贺寿，要你通知石少华照相。”
听这口气，我才明白“江办”是江青办公室的简称。周总理原定每逢莫尼克的生日，都由邓大姐出面送蛋糕，有关人员去祝贺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再举行什么仪式。这次江青偏要参加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送来蛋糕和鲜花。
外交无小事，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总理统筹办理。我们柬办的工作也都是在周总理和外交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四人帮”的插手很反感，也很难办，有些事情难免要得罪他们。于是，他们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就把所谓“柬办问题”作为射向周总理的重磅炸弹，我自然也成了被整的对象。他们恶狠狠地说：“把他调到非洲去喂蚊子!”这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除重大决策外，很少能再顾及具体事务。1975年1月21日，我真的被调往非洲，当了驻毛里塔尼亚的大使。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政变。我使馆不承认政变后的政权，迅速撤回国内。
“三.一八”政变使西哈努克亲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从1941年19岁生日时登上王位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和繁荣。只是由于他为了独立而不做“美援”旗帜下的附庸，由于他为邻国反侵略提供了一点点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美国就指使它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之流发动政变，将他废黜。
周总理说，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听到政变的消息，决心要报仇雪恨，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几个小时航程中，他初步筹划了抵抗运动的蓝图，并与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进行了研究，决定号召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不计前嫌，同仇敌忾，投入到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斗中。西哈努克亲王在飞机上起草了《告高棉同胞书》。
一到北京机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和4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自己肯定会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和周总理同车进城时他将自己的构想和盘托出。周总理当即表示：只要你的腰杆子能硬起来，我们就有办法支持你。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门之前，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见。毛主席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分析了全世界反帝斗争的形势和小国可以打败大国的道理，表达了支持柬埔寨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将柬埔寨的抗美斗争看做是对中国的支持。这使西哈努克亲王深受感动。毛主席这番谈话，随后都体现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中。
我就是在“五.二声明”发表几天之后，接手“柬办”工作的，“柬办”是外交部接待柬埔寨贵宾办公室的简称。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就由韩念龙副外长领导了一个由曹克强、韩叙等和有关部门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负责接待工作，我们驻柬使馆人员回国后，就受命把柬办的工作接收过来。我的职务对外仍是驻柬大使，对内则是柬办领导小组组长。
当时，柬埔寨贵宾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柬办设在7号楼。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生活关怀备至，常常亲作安排，还专门请来上海著名西餐厨师、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对柬办的工作，总理更是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点滴不漏。
为了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央决定将东交民巷15号院改建成西哈努克亲王的元首府。这里解放前曾是法国公使馆，现在陆续改建了卧室、办公室、会客厅、餐厅等，还增建了游泳馆和多功能厅。同时，在这所院子的西楼设立了柬埔寨王国首相府(后又在东交民巷3号院重修了一个首相府)，还在友谊宾馆设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和政府的办公地。
为了配合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我国政府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不断向世界介绍亲王的活动，为他树立抗美救国领袖的形象。那时，由于“四人帮”把持了文化宣传大权，除“样板戏”和少数几部电影外，我们的广播、电视里几乎就剩下“文化大革命”的欺骗宣传了。频频出现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明星”。
我第一次陪同亲王夫妇访问外地，是在1970年11月中下旬，我们16日自北京乘机到达西安。当地人民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舞起秧歌，使初冬的西北高原寒气消融。陕西省领导进行了周到的安排，特地陪伴亲王夫妇参观了半坡遗址和兵马俑，一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在延安访问时，西哈努克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此时恰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心情特别激动。亲王夫妇愉快地在毛主席枣园窑洞住所前合影留念。
张春桥的洋相和许世友的豪爽
1971年2月21日上午离开杭州，中午到达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等组织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由于街道狭窄，迎宾车队无法顺利通过人山人海。急得王洪文大骂陈阿大：“明天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毙了你!”
下午，亲王夫妇等下榻锦江饭店，晚上出席了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宴会。宴会的菜肴异常丰盛，有用银光闪闪的容器盛着的鱼翅汤、法国式蜗牛等等。宴会上，由张春桥致欢迎词，可他由于喝酒过量，早已身不由己，勉强走到麦克风前，醉醺醺、结结巴巴地，几乎连稿子都念不下去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事后，他却把责任推到饭店负责人身上，骂人家“把宾馆暖气烧得太热了，把我热昏了头”，甚至给扣上了“反革命行为”的吓人帽子。
在上海的几天里，西哈努克夫妇等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游览了黄浦江的过江隧道，还应邀检阅了东海舰队，出席了群众大会，观看了舞剧《白毛女》和歌舞、杂技等。亲王夫妇一直兴致很高。
虽然大的活动组织得还算顺利，但小问题还时有发生。在亲王夫妇到沪第二天的晚宴上，服务员竟将一条张着嘴大口喘气的鱼摆上了餐桌，原来，这条鱼是厨师用布包着头尾在油锅里炸的，送上餐桌时鱼还会动。西哈努克一看十分紧张，连声“别，别，请撤走。”亲王信奉小乘教，按照这种佛教的教规，虽然可以出家后还俗，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吃荤，但绝对不能“杀生”。
上海访问结束后，亲王一行又在苏州驻足半日，25日下午到达无锡，次日游览了太湖，27日前往南京。
专列预定在下午3点30分到达。在差几分就到点、差几步就到站时，列车突然停了下来——站外停车，发生了什么事?事后，负责打前站的张龙宝告诉我，许世友将军早已安排妥当，南京全城几十万人夹道欢迎，车站上万人迎接。张龙宝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车站。3点15分时，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军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人士基本上都到齐了，只是关键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没到。差10分钟，还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真急死人了!怎么办?赶紧通知专列站外停车。但列车刚停，许司令就乘着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准点到来。只见他身着绿军装，风纪扣严严地扣死；头戴绿军帽，戴得端端正正；足登布条编织的草鞋，也还算是齐整，美中不足的是裤子和鞋上沾满泥土，一看便知许司令这是刚刚打猎归来。于是赶紧通知专列进站。当列车徐徐停稳时，时钟正指着3点30分。
亲王一行走下专列，许世友迎上前去，同亲王用力握手、亲切拥抱，尽管许司令的鞋面、裤脚不十分清洁，但酷爱洁净的西哈努克并未介意。原来在离京前周总理就向亲王介绍过许司令。对这位身经百战、忠勇双全的将军，亲王早生敬慕之情了。
“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此时，西方国家的一些舆论工具放出风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被中国软禁了，成了中国的俘虏。亲王的一些法国朋友专程来北京了解情况，亲王二话没说就把他在中国各地访问的录像带拿出来，放映给他们看。各地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诚挚接待的场面，使他们非常感动，一边看一边诅咒西方媒体的无耻。亲王的朋友拉胡夫人笑说：“如果说亲王做了中国的俘虏，我情愿做这样的俘虏!”
来看西哈努克亲王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沿着亲王所走的路线游览中国，亲王也希望通过他们向西方说明自己在中国的真实情况。于是，亲王又提请我国政府，按照上次的路线再为他安排一次旅行。
经过一番准备，亲王一行的专列于5月3日下午从北京出发，4日午后到达南京，仍由许世友设宴接风。5月8日到达无锡，参观了一些工厂，游览了蠡园和梅园，并再次泛舟太湖。11日至13日，在苏州参观了纺织厂，游览了拙政园、天平山，观看了虎丘的五百罗汉和狮子林，出席了文艺晚会。还当场观赏了苏州手工艺人的刺绣表演。
按照预定计划，最后一站是上海。没想到，发生了一场“陪车风波“。在安排群众夹道欢迎亲王一行的车队时，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提出了一个“陪车”方案，让每个上海市革委的领导人陪一两位贵宾。张龙宝说亲王夫妇这次是非正式访问，不陪车，让他们自己在一起，也许效果更好。但徐景贤等坚持要陪。张龙宝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理他们，这种事情没法答复，再说上边也没让我们答复。”但亲王夫妇一行到达上海时，他们仍坚持陪车进城，由王洪文陪亲王，市革委副主任冯国柱陪莫尼克公主……最糟糕的是冯国柱正患感冒，陪车显然很不礼貌，还可能传染，我们就请他不要陪了，但他硬是要陪，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事后来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看不起上海的造反派”。
当然，上海的接待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亲王等人也很满意，特别是我们安排他们参观城隍庙等地，使他们对中国的道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这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由不久后调到中央的王洪文带了上去，说我“安排西哈努克参观城隍庙，而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上海的群众有意见”。
西哈努克在上海看招待尼克松的菜单
1971年，尼克松宣布了他打算访问中国的计划，目的之一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次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基辛格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人，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这对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一开始他对中国的做法不太理解：美国是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国的朋友都在受它的欺侮，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至今还驻扎着美国的军队，你们为什么还要接待这个国家的总统?你们还能跟他谈什么?西哈努克亲王虽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和做法，但是对美国政府这个头号敌人，他仍然不共戴天：好，你要来，我就走!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西哈努克夫妇就以非正式访问的名义去了越南，宾努夫妇则去了我国的海南、汕头。而尼克松刚刚离开上海回国，西哈努克便回来了，并提出他也要去上海，于是，在尼克松离开上海后的第5天，我就陪亲王夫妇又来到了上海。
没想到“精明”的上海造反派还是不精明：明明知道西哈努克厌恶尼克松，为什么偏偏把他安排到锦江饭店按尼克松的要求布置的总统套房?上海的领导人以为他们刚刚接待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标准自然很高，亲王一定很高兴。没想到西哈努克听说后，连房子都不愿意进。他很严肃地对负责接待的冯国柱说：“我西哈努克是你们的朋友，而尼克松是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冯国柱只好让锦江饭店的负责人赶快重新布置了总统套房。
当晚的欢迎宴会由张春桥主持。席间，西哈努克问张春桥：“尼克松到上海时，用的什么菜?”张春桥连忙偷换概念，答了一句：“给尼克松上的菜比给亲王上的菜差远了!”没想到亲王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追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谱?”弄得张春桥支支吾吾，十分尴尬。
第二天晚上举办文艺晚会，又把给尼克松演出的那套杂技、歌舞拿出来。不巧杂技演员在表演时竟6次失手，陪同观看的王洪文赶紧向亲王夫妇道歉说：“出现这么多失误，真对不起亲王。”西哈努克却大度而又揶揄地说：“杂技失手是很正常的事。尼克松来时不也是这套节目吗?是不是也失手这么多呀?”王洪文只好赶快把话岔开，邀请亲王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江青在为亲王夫妇祝寿时的表演
西哈努克亲王生于1922年10月31日，到1972年整整五十周岁。他的五十岁生日怎么办，我们没有经验。周总理亲自出面找宾努亲王讨教。宾努亲王说，要是在他们国内办，至少要请五十位和尚念经。于是，总理决定也要请来五十位和尚。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寺庙的和尚十之八九者在“破四旧”时被赶出了寺院，哪里找得到。最后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并请佛教协会的赵朴初老作了安排。为了增添庆祝气氛，周总理还安排了专场文艺晚会，并指名由东方歌舞团的张筠给亲王跳柬埔寨宫廷舞蹈。这本来无可厚非，审查节目时却受到所谓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刘庆棠等人的抵制。他们明知这是总理的意思，偏偏要追问“为什么安排这个节目，是谁让安排的”。代表总理参加审查节目的邓颖超大姐为了息事宁人，表示“算了”，江青却又让唱什么《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中央确定的参加祝寿活动的名单中没有江青，但她一定要来西哈努克的元首府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来。我们不能擅自挡驾，只好请示总理。总理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同意她来。她来之前还指派我们去东单花店，专为她订购了一束很贵重的鲜花。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江青还送给亲王一幅12英寸的《题庐山仙人洞照》，并在背面抄了毛主席题的诗。江青特意说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背面的诗是毛主席写的。”我们的翻译按江青的话直译过去，西哈努克听了非常高兴，事后给毛主席写信说：“你派夫人送来的照片，意义太大了，礼物太珍贵了。”江青一个出风头的举动，显然使西哈努克产生了误解。我们虽然批评翻译没有把这首诗是毛主席作的、江青抄的说清楚，但我们也明白，这不能全怪翻译，一是外文中“写”与“作”一般很难分，二是在那种场合，翻译也不敢多问江青。
莫尼克公主的生日，江青又要来祝寿。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说：“我是江办!”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江办”，对着话筒“啊”了两声，对方就不耐烦了，干脆向我下了命令：“首长让通知你，明天上午她要去给莫尼克贺寿，要你通知石少华照相。”
听这口气，我才明白“江办”是江青办公室的简称。周总理原定每逢莫尼克的生日，都由邓大姐出面送蛋糕，有关人员去祝贺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再举行什么仪式。这次江青偏要参加祝贺，还要抢在邓大姐之前送来蛋糕和鲜花。
外交无小事，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总理统筹办理。我们柬办的工作也都是在周总理和外交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四人帮”的插手很反感，也很难办，有些事情难免要得罪他们。于是，他们在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就把所谓“柬办问题”作为射向周总理的重磅炸弹，我自然也成了被整的对象。他们恶狠狠地说：“把他调到非洲去喂蚊子!”这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除重大决策外，很少能再顾及具体事务。1975年1月21日，我真的被调往非洲，当了驻毛里塔尼亚的大使。
介绍的很好啊，顶！
江青这个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