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911专题：打击邪恶的恐怖主义势力只能以暴制暴

作者为雅科夫先生

不知不觉中，“9·11事件”五周年了，美国开展的反恐怖战争也五周年了。现在，某些喉舌对旷日持久但收效不大的反恐怖战争报以嘲笑，幸灾乐祸地说什么“越反越恐”；还有一些人随声附和，提出“反恐怖主义不能以暴制暴”。闻听此高论，在下实在是坐不住了，脑子里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对付武装的邪恶势力对无辜平民肆意妄为的杀戮和袭击，如果不靠以暴制暴，那靠什么？是不是要像《圣经》上说的，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还应该把右脸伸过去？是不是恐怖分子袭击了世贸大厦，人们还应该把帝国大厦也送过去让他们炸？是不是恐怖分子割掉了一个平民人质的头颅，人们还要送更多的人质去供他们练习屠宰技术？
　　
　　 暴力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仁爱、宽厚与和平的世界中，不必担心自己被绑架后割头，不必担心亲友死于炸弹爆炸，不必担心孩子像别斯兰的儿童们那样血肉横飞。但是，邪恶势力仍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毫无顾及地对无辜平民使用着暴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以暴制暴，不使用暴力消灭邪恶势力，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人类发展历史上，对付那种邪恶势力取得伟大胜利，几乎全靠以暴制暴。如果反法西斯同盟对当年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不“以暴制暴”，人类都会被法西斯奴役；如果越南不对当年的红色高棉“以暴制暴”，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还会继续；如果俄罗斯对车臣匪徒不“以暴制暴”，车臣将成为俄罗斯永远流血的伤口；如果我国政府不对疆独分子“以暴制暴”，我们会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
　　
　　 当然，我们都希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接触，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我们应当与西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甚至非洲文明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但是，恐怖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真正的文明，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与法西斯无异的、排他性的、主张对其他文明实施灭绝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个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备受邪恶势力推崇的波黑邪恶势力头子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在其主要著作《×××宣言》中就明目张胆地断言：“×××教与各非×××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宗教与非×××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不，不是我们否认了与他们和平共存的可能性，而是他们拒绝与我们和平共存。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敌人：它强调人不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做某个虚构出来的神的奴仆和附庸；它用种种清规戒律和繁文缛节限制人们的日常行为、衣着打扮、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人的思想；它主张用暴力消灭一切持不同信仰的人们；它用让人无处可逃的集体监视和残暴的私刑对人们实行精神控制；它公然要对摒弃它的人们实行死亡恫吓；它公然干涉人们的婚姻自由；它公然把生下的婴儿和妇女的乳房作为运送炸弹的载体；它公然宣扬人与人的不平等，宣称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卡菲尔”是“最低等的动物”并诅咒他们下火狱；它公然展示、宣扬和崇尚中世纪的残酷刑罚；它公然对任何批评意见发出死亡威胁，它像当年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追杀社会民主党人、追杀天主教徒、追杀犹太人那样，不仅要追杀拉什迪，还要追杀法拉奇，而且他们已经杀死了荷兰导演凡高，仅仅因为他的一部电影反映了某教徒虐待妇女的恶行；而曾经批评过他们的两位荷兰议员，在自己的祖国却不得不住进监狱以躲避追杀；它公然歧视我们人类伟大的母亲——妇女，让她们处于低等地位；它公然对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妇女实施所谓“荣誉谋杀”；它公然宣扬原始人的“血亲复仇”；它公然把对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戮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来欢呼雀跃；它公然践踏人类文明成果，毁灭文明古迹；它公然叫嚣要把一个国家赶进大海，把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它公然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喊冤，自作多情地要德国人停止对历史的反省。
　　
　　 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和以往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这个新法西斯势力从外表上看一点也不强大，甚至有些可怜——他们特别善于把自己装扮成可怜巴巴的受害者的形象，特别善于通过哭喊、夸张（例如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把在与塞尔维亚军队交战中死去的几百人夸张为“遭受种族灭绝”，“死亡五十万人”）甚至公然的捏造（例如巴勒斯坦人通过活人装死的办法来捏造所谓“杰宁大屠杀”事件）来塑造自己“弱者”的地位，以赢得善良人们的同情心，放松对他们渗透的警惕。当他们为了逃避战火、动乱、迫害和贫穷从原住地逃到欧洲、北美和澳洲时，当地人善意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给他们工作，给他们救济，给他们选举权，给他们各种福利和保障，让他们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永远告别了原先那种猪狗不如的处境。为了保护他们，各国严厉地制止任何种族和宗教的歧视，甚至，允许他们在离梵蒂冈仅仅百米开外的地方修建清真寺（反过来想想，你能想像在麦加圣庙附近修建基督教堂吗？）。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心存些许的感激，反而满怀仇恨、无事生非，不仅通过各种刑事犯罪骚扰当地居民，而且还把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变成了恐怖主义滋生的藏污纳垢之所。
　　
　　 这个狡猾而残忍的敌人毫无信义可言。当他们来到新的国家势单力孤的时候，他们伪装成顺从的样子，表示愿意服从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而实际上，他们阳奉阴违，继续戴他们的面纱，娶他们的四个老婆，按照他们中世纪的法则行事。等他们立稳脚跟，就立即召唤他们的七大姑子八大姨来到新的国家，形成一个个社区。接着，他们又以惊人的繁殖速度扩张人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几乎每两个出生婴儿里就有一个是“他们”，以致于很多当地原住居民不得不迁居他处以躲避骚扰），通过抢劫、盗窃和人身恫吓等犯罪行为排挤当地居民，渐渐地成为当地的主流人群，所作所为就如同那种叫“紫茎泽兰”的植物一样。这时，他们就开始公开背弃自己遵守所在国法律的承诺，开始强调自己“必须享有某些特权”，使他们聚居的社区变成一个丝毫不遵守所在国法律的“盲区”。等到他们渐渐居于人口多数，他们就开始鸠占凤巢、反客为主，以暴力来夺取政权，建立他们中世纪的野蛮统治。“当×××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伊泽特贝戈维奇：《×××宣言》）。他们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71年，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占人口的41％，穆斯林占34％，塞尔维亚人是主体民族；到了1991年，情况刚好颠倒，塞尔维亚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为主。于是，一场异常残酷且旷日持久的战争爆发了。在黎巴嫩，1943年时基督徒占人口的53％，这个国家和平发展了30年，成为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最繁荣的国家。到1975年，基督徒的数量下降到少数地位，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内战拉开了序幕，把号称“东方巴黎”的贝鲁特化为一片废墟。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谈论：30年之后，一个“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将如何“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了。
　　
　　 幸运的是，这种意识形态自身故步自封、妄自尊大、限制自由的思想及创新，这些缺陷使得它在扩张后不久就陷入停滞。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总体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因此这种停滞并不为人们所察觉。他们仍旧可以以武力和狂热继续扩张。当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迅速发展的西方力量阻止了这种意识形态瘟疫的进一步扩张。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奉行这种观念的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加上“冷战”的遮掩，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但是，当70年代阿拉伯国家因石油收入财富剧增后，大量白白得来的金钱使得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如同越冬的毒蛇一样苏醒过来，开始像章鱼一样把它恐怖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当然，这种早就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邪恶势力不可能取得任何思想、文化、政治、科技、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它最惧怕的就是自由的思想，多元的文化，民主的政治，也就提不上什么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了，他们的野心和他们的实力不对称。这是一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恋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它的自恋来自于“祖先也曾阔过”的自我陶醉，以及轻松得来的石油美元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而它的自卑，则来自于它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中都一败涂地；即便是石油美元也象沙漏里不断减少的沙子，早晚有告罄的一天，以至于对未来产生极端恐惧。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终日疑神疑鬼地怀疑人们都在歧视他，对任何批评、意见甚至善意的建议都莫名其妙地神经过敏。不，不是人们歧视了他，而是他自己在歧视自己。那么，这种混合了极度自卑和自恋，有狂热的信念，金钱的支撑以及强烈控制欲的邪恶势力只有一个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恐怖主义——通过进攻毫无防备能力的平民、滥杀无辜来形成一种恐怖气氛，恫吓所有对之表示异议的人们，幻想靠杀戮来树立所谓的威信，同时发泄对他们在竞争中无能的愤怒，平衡他们的自卑感。他们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失败国家”，在刀兵相对的战场上他们永远一败涂地；他们是十足的懦夫，他们不是用血肉之躯来捍卫自己民族的妇女儿童，而是恰恰相反，他们用妇女儿童的血肉之躯充当自己的盾牌；他们下跪求饶并亲吻敌方士兵的脚踵以求得保命，或者如同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但在手无寸铁的平民面前，他们又是武装到牙齿的凶神恶煞，这群可怜又可鄙的失败者找不到别的成功途径，他们需要用对老弱妇孺的屠杀来寻找成功的快感。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因为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中，今生今世并无多大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身后的“天堂”，而死亡，不过是通向身后世界的一扇门而已。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吝惜自己和其他人生命的原因。
　　
　　 当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实施针对平民的自杀性爆炸后，他们的母亲们竟然不哀痛，不流泪，反而笑逐颜开、弹冠相庆，兴高采烈地祝贺她们的儿子有机会上了天堂去和72个处女性交——这是一种怎样的邪恶？不要提什么人类伟大的母爱，就连动物本能的舔犊之情都丧失殆尽，这还能算是人吗？不，这不是人类，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妖魔鬼怪！当看到恐怖分子以神灵的名义，像屠宰家畜一样用刀子一点一点割下人质的头颅，我们不能不去追求根源：究竟是什么邪恶的力量，能把这些长着人的面孔的家伙培养得畜生不如？那些头上缠着尿布、满脸恶心的卷毛胡子的邪恶之徒居然狂妄地发出威胁，文明世界的人们只有赶紧皈依他们，才能免于遭受恐怖袭击。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如果没有文明世界支付石油美元做支撑，他们将一无所有，他们就连最廉价的冰箱、最差劲的汽车、最愚笨的电脑也造不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是。

　　 而且，这还是一种公开宣扬种族主义观念、对非信仰者公然主张侮辱、歧视、仇恨乃至杀戮的意识形态。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般情况下，或者说在精神正常人们的世界里确实如此。然而，就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情况，比如在疯子们的世界里仇恨就会无端地产生。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卡菲勒”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招惹过“他们”，人们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和生活。然而，即便如此，卡菲勒们却集体遭到来自世界某些阴暗角落里的恶毒诅咒，被诅咒下火狱，被诅咒是“比牛马还要低等的动物”，并且时时刻刻磨刀霍霍、厉兵秣马地准备对这些卡菲勒发起“圣战”和恐怖袭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更无聊的仇恨吗？　　

　　 有一些持激烈的所谓“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人，还有一些恐怖主义恶行的辩护士，试图从“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角度来为邪恶势力涂脂抹粉——这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诡辩。邪恶势力的目标不是什么反帝，而是控制全人类。霍梅尼亲口说过，一定要让全世界都变得像伊朗一样，要“在全世界输出革命，直到全世界皆奉××，世人皆为×××”。难道我们服从了他们的讹诈，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就能换来和平？难道我们服从了他们的讹诈，让车臣独立、新疆独立、科索沃独立就能换来和平吗？波黑不是已经独立了吗？和平来临了吗？不，和平永远不会来临，即使你我跟他们一样也割掉包皮、头顶缠上尿布、留满脸的卷毛胡也得不到和平！因为，即使他们内部，自相残杀同样不存在丝毫的心慈手软。毫无疑问，现存的世界秩序绝对的不合理，因此我们要做坚决的抗争，争取更加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但是任何抗争都必须遵循文明世界的法则，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禽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绑架割头、屠戮儿童、残害无辜的行为开脱，这不是抗争，这是犯罪。对他们而言，现存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被践踏、被藐视、被突破的。“我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拒绝所有那些规则”，因此，即便是人性的底线也束缚不了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敢于践踏人间一切道德、正义与良知，而文明世界的弱点在于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也要恪守那些准则。面对这种中世纪神棍们赤裸裸的威胁，我们宁可选择在现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框架里艰难抗争，也决不愿意在毛拉们的阴影下做奴隶。

　　 还有一些人云亦云者把恐怖主义归咎于“西方支持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似乎没有了巴以冲突，恐怖主义就可以销声匿迹。这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巴—以冲突不过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借口，没有了巴—以冲突，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和屠杀行为照样还会继续——难道塞浦路斯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吗？难道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仇恨就可以消弭吗？难道车臣的恐怖分子就不再屠杀天真的儿童吗？难道库尔德人的苦难就可以化解吗？难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战火就会熄灭吗？难道阿布哈兹—格鲁吉亚的冲突就可以结束吗？难道塔吉克的内战硝烟就可以散去吗？难道塔利班的圣战者就不会杀害上学的女孩吗？难道克什米尔从此就可以变为和平的沃土吗？难道“东突”恐怖分子就不再谋求分裂我国疆土吗？难道印尼暴徒就不会再屠杀华人了吗？难道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匪徒就不再绑架人质了吗？难道马来西亚就会取消对华人的歧视吗？难道泰国北大年的恐怖分子就不再制造爆炸案了吗？难道苏丹政府就会停止针对南部基督教徒的种族灭绝吗？难道索马里的内战就可以停息吗？难道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就不会再砍掉平民的头颅吗？……不，不会！没有了巴以冲突，恐怖主义照样会大行其道，战争与屠杀照样会在这些地方发生。

　　 巴以冲突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犹太人有建国生存的权利。说什么是欧洲人亏欠了犹太人，所以“应当”去欧洲建国——这本身就是充满帝国主义思维、无视弱小民族生存权利的废话。犹太人根本就不认同欧洲是他们的祖国，那是他们蒙难、漂泊之地，留下的是被欺侮，被屠杀的惨痛记忆，不是他们的家园，不是他们的祖国！犹太人的祖国，是，而且只能是——以色列！以色列复国以来，从没有打算把占据了他们故土的阿拉伯人赶回半岛，它只想给自己饱受凌辱的民族找一个容身之所，哪怕只是一块弹丸之地，而不是谋求扩张！中东这块承载了过多历史重负的土地，如果要一板一眼地追究下去，那么不知道将会再起多少战端。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家抛去历史恩怨，和平共存下去。以色列的复国，本身就已经给阿拉伯人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且也愿意和周围的阿拉伯人共存下去——在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裔的公民得到了完全的尊重。而那些邪恶之徒，却要把以色列赶进大海！须知，穆斯林世界占据了地球表面积五分之一的土地，而以色列仅仅是个有1.8万平方公里小国。“以土地换和平”的大门不是以色列人关闭的，而恰恰是邪恶的恐怖主义分子：1993年4月16日，就在《奥斯陆协议》即将签署前夕，由“哈马斯”策划的以巴冲突中第一例自杀性爆炸发生；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在以色列撤军、拆除犹太居民点的过程中，“杰哈德”、“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又接连策划了多起伤亡惨重的自杀性爆炸——请问，究竟是谁拒绝和平？作者为雅科夫先生

不知不觉中，“9·11事件”五周年了，美国开展的反恐怖战争也五周年了。现在，某些喉舌对旷日持久但收效不大的反恐怖战争报以嘲笑，幸灾乐祸地说什么“越反越恐”；还有一些人随声附和，提出“反恐怖主义不能以暴制暴”。闻听此高论，在下实在是坐不住了，脑子里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对付武装的邪恶势力对无辜平民肆意妄为的杀戮和袭击，如果不靠以暴制暴，那靠什么？是不是要像《圣经》上说的，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还应该把右脸伸过去？是不是恐怖分子袭击了世贸大厦，人们还应该把帝国大厦也送过去让他们炸？是不是恐怖分子割掉了一个平民人质的头颅，人们还要送更多的人质去供他们练习屠宰技术？
　　
　　 暴力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仁爱、宽厚与和平的世界中，不必担心自己被绑架后割头，不必担心亲友死于炸弹爆炸，不必担心孩子像别斯兰的儿童们那样血肉横飞。但是，邪恶势力仍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毫无顾及地对无辜平民使用着暴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以暴制暴，不使用暴力消灭邪恶势力，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人类发展历史上，对付那种邪恶势力取得伟大胜利，几乎全靠以暴制暴。如果反法西斯同盟对当年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不“以暴制暴”，人类都会被法西斯奴役；如果越南不对当年的红色高棉“以暴制暴”，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还会继续；如果俄罗斯对车臣匪徒不“以暴制暴”，车臣将成为俄罗斯永远流血的伤口；如果我国政府不对疆独分子“以暴制暴”，我们会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
　　
　　 当然，我们都希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接触，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我们应当与西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甚至非洲文明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但是，恐怖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真正的文明，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与法西斯无异的、排他性的、主张对其他文明实施灭绝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个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备受邪恶势力推崇的波黑邪恶势力头子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在其主要著作《×××宣言》中就明目张胆地断言：“×××教与各非×××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宗教与非×××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不，不是我们否认了与他们和平共存的可能性，而是他们拒绝与我们和平共存。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敌人：它强调人不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做某个虚构出来的神的奴仆和附庸；它用种种清规戒律和繁文缛节限制人们的日常行为、衣着打扮、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人的思想；它主张用暴力消灭一切持不同信仰的人们；它用让人无处可逃的集体监视和残暴的私刑对人们实行精神控制；它公然要对摒弃它的人们实行死亡恫吓；它公然干涉人们的婚姻自由；它公然把生下的婴儿和妇女的乳房作为运送炸弹的载体；它公然宣扬人与人的不平等，宣称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卡菲尔”是“最低等的动物”并诅咒他们下火狱；它公然展示、宣扬和崇尚中世纪的残酷刑罚；它公然对任何批评意见发出死亡威胁，它像当年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追杀社会民主党人、追杀天主教徒、追杀犹太人那样，不仅要追杀拉什迪，还要追杀法拉奇，而且他们已经杀死了荷兰导演凡高，仅仅因为他的一部电影反映了某教徒虐待妇女的恶行；而曾经批评过他们的两位荷兰议员，在自己的祖国却不得不住进监狱以躲避追杀；它公然歧视我们人类伟大的母亲——妇女，让她们处于低等地位；它公然对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妇女实施所谓“荣誉谋杀”；它公然宣扬原始人的“血亲复仇”；它公然把对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戮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来欢呼雀跃；它公然践踏人类文明成果，毁灭文明古迹；它公然叫嚣要把一个国家赶进大海，把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它公然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喊冤，自作多情地要德国人停止对历史的反省。
　　
　　 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和以往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这个新法西斯势力从外表上看一点也不强大，甚至有些可怜——他们特别善于把自己装扮成可怜巴巴的受害者的形象，特别善于通过哭喊、夸张（例如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把在与塞尔维亚军队交战中死去的几百人夸张为“遭受种族灭绝”，“死亡五十万人”）甚至公然的捏造（例如巴勒斯坦人通过活人装死的办法来捏造所谓“杰宁大屠杀”事件）来塑造自己“弱者”的地位，以赢得善良人们的同情心，放松对他们渗透的警惕。当他们为了逃避战火、动乱、迫害和贫穷从原住地逃到欧洲、北美和澳洲时，当地人善意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给他们工作，给他们救济，给他们选举权，给他们各种福利和保障，让他们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永远告别了原先那种猪狗不如的处境。为了保护他们，各国严厉地制止任何种族和宗教的歧视，甚至，允许他们在离梵蒂冈仅仅百米开外的地方修建清真寺（反过来想想，你能想像在麦加圣庙附近修建基督教堂吗？）。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心存些许的感激，反而满怀仇恨、无事生非，不仅通过各种刑事犯罪骚扰当地居民，而且还把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变成了恐怖主义滋生的藏污纳垢之所。
　　
　　 这个狡猾而残忍的敌人毫无信义可言。当他们来到新的国家势单力孤的时候，他们伪装成顺从的样子，表示愿意服从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而实际上，他们阳奉阴违，继续戴他们的面纱，娶他们的四个老婆，按照他们中世纪的法则行事。等他们立稳脚跟，就立即召唤他们的七大姑子八大姨来到新的国家，形成一个个社区。接着，他们又以惊人的繁殖速度扩张人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几乎每两个出生婴儿里就有一个是“他们”，以致于很多当地原住居民不得不迁居他处以躲避骚扰），通过抢劫、盗窃和人身恫吓等犯罪行为排挤当地居民，渐渐地成为当地的主流人群，所作所为就如同那种叫“紫茎泽兰”的植物一样。这时，他们就开始公开背弃自己遵守所在国法律的承诺，开始强调自己“必须享有某些特权”，使他们聚居的社区变成一个丝毫不遵守所在国法律的“盲区”。等到他们渐渐居于人口多数，他们就开始鸠占凤巢、反客为主，以暴力来夺取政权，建立他们中世纪的野蛮统治。“当×××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伊泽特贝戈维奇：《×××宣言》）。他们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71年，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占人口的41％，穆斯林占34％，塞尔维亚人是主体民族；到了1991年，情况刚好颠倒，塞尔维亚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为主。于是，一场异常残酷且旷日持久的战争爆发了。在黎巴嫩，1943年时基督徒占人口的53％，这个国家和平发展了30年，成为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最繁荣的国家。到1975年，基督徒的数量下降到少数地位，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内战拉开了序幕，把号称“东方巴黎”的贝鲁特化为一片废墟。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谈论：30年之后，一个“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将如何“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了。
　　
　　 幸运的是，这种意识形态自身故步自封、妄自尊大、限制自由的思想及创新，这些缺陷使得它在扩张后不久就陷入停滞。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总体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因此这种停滞并不为人们所察觉。他们仍旧可以以武力和狂热继续扩张。当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迅速发展的西方力量阻止了这种意识形态瘟疫的进一步扩张。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奉行这种观念的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加上“冷战”的遮掩，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但是，当70年代阿拉伯国家因石油收入财富剧增后，大量白白得来的金钱使得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如同越冬的毒蛇一样苏醒过来，开始像章鱼一样把它恐怖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当然，这种早就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邪恶势力不可能取得任何思想、文化、政治、科技、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它最惧怕的就是自由的思想，多元的文化，民主的政治，也就提不上什么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了，他们的野心和他们的实力不对称。这是一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恋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它的自恋来自于“祖先也曾阔过”的自我陶醉，以及轻松得来的石油美元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而它的自卑，则来自于它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中都一败涂地；即便是石油美元也象沙漏里不断减少的沙子，早晚有告罄的一天，以至于对未来产生极端恐惧。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终日疑神疑鬼地怀疑人们都在歧视他，对任何批评、意见甚至善意的建议都莫名其妙地神经过敏。不，不是人们歧视了他，而是他自己在歧视自己。那么，这种混合了极度自卑和自恋，有狂热的信念，金钱的支撑以及强烈控制欲的邪恶势力只有一个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恐怖主义——通过进攻毫无防备能力的平民、滥杀无辜来形成一种恐怖气氛，恫吓所有对之表示异议的人们，幻想靠杀戮来树立所谓的威信，同时发泄对他们在竞争中无能的愤怒，平衡他们的自卑感。他们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失败国家”，在刀兵相对的战场上他们永远一败涂地；他们是十足的懦夫，他们不是用血肉之躯来捍卫自己民族的妇女儿童，而是恰恰相反，他们用妇女儿童的血肉之躯充当自己的盾牌；他们下跪求饶并亲吻敌方士兵的脚踵以求得保命，或者如同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但在手无寸铁的平民面前，他们又是武装到牙齿的凶神恶煞，这群可怜又可鄙的失败者找不到别的成功途径，他们需要用对老弱妇孺的屠杀来寻找成功的快感。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因为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中，今生今世并无多大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身后的“天堂”，而死亡，不过是通向身后世界的一扇门而已。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吝惜自己和其他人生命的原因。
　　
　　 当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实施针对平民的自杀性爆炸后，他们的母亲们竟然不哀痛，不流泪，反而笑逐颜开、弹冠相庆，兴高采烈地祝贺她们的儿子有机会上了天堂去和72个处女性交——这是一种怎样的邪恶？不要提什么人类伟大的母爱，就连动物本能的舔犊之情都丧失殆尽，这还能算是人吗？不，这不是人类，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妖魔鬼怪！当看到恐怖分子以神灵的名义，像屠宰家畜一样用刀子一点一点割下人质的头颅，我们不能不去追求根源：究竟是什么邪恶的力量，能把这些长着人的面孔的家伙培养得畜生不如？那些头上缠着尿布、满脸恶心的卷毛胡子的邪恶之徒居然狂妄地发出威胁，文明世界的人们只有赶紧皈依他们，才能免于遭受恐怖袭击。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如果没有文明世界支付石油美元做支撑，他们将一无所有，他们就连最廉价的冰箱、最差劲的汽车、最愚笨的电脑也造不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是。

　　 而且，这还是一种公开宣扬种族主义观念、对非信仰者公然主张侮辱、歧视、仇恨乃至杀戮的意识形态。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般情况下，或者说在精神正常人们的世界里确实如此。然而，就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情况，比如在疯子们的世界里仇恨就会无端地产生。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卡菲勒”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招惹过“他们”，人们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和生活。然而，即便如此，卡菲勒们却集体遭到来自世界某些阴暗角落里的恶毒诅咒，被诅咒下火狱，被诅咒是“比牛马还要低等的动物”，并且时时刻刻磨刀霍霍、厉兵秣马地准备对这些卡菲勒发起“圣战”和恐怖袭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更无聊的仇恨吗？　　

　　 有一些持激烈的所谓“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人，还有一些恐怖主义恶行的辩护士，试图从“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角度来为邪恶势力涂脂抹粉——这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诡辩。邪恶势力的目标不是什么反帝，而是控制全人类。霍梅尼亲口说过，一定要让全世界都变得像伊朗一样，要“在全世界输出革命，直到全世界皆奉××，世人皆为×××”。难道我们服从了他们的讹诈，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就能换来和平？难道我们服从了他们的讹诈，让车臣独立、新疆独立、科索沃独立就能换来和平吗？波黑不是已经独立了吗？和平来临了吗？不，和平永远不会来临，即使你我跟他们一样也割掉包皮、头顶缠上尿布、留满脸的卷毛胡也得不到和平！因为，即使他们内部，自相残杀同样不存在丝毫的心慈手软。毫无疑问，现存的世界秩序绝对的不合理，因此我们要做坚决的抗争，争取更加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但是任何抗争都必须遵循文明世界的法则，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禽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绑架割头、屠戮儿童、残害无辜的行为开脱，这不是抗争，这是犯罪。对他们而言，现存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被践踏、被藐视、被突破的。“我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拒绝所有那些规则”，因此，即便是人性的底线也束缚不了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敢于践踏人间一切道德、正义与良知，而文明世界的弱点在于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也要恪守那些准则。面对这种中世纪神棍们赤裸裸的威胁，我们宁可选择在现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框架里艰难抗争，也决不愿意在毛拉们的阴影下做奴隶。

　　 还有一些人云亦云者把恐怖主义归咎于“西方支持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似乎没有了巴以冲突，恐怖主义就可以销声匿迹。这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巴—以冲突不过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借口，没有了巴—以冲突，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和屠杀行为照样还会继续——难道塞浦路斯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吗？难道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仇恨就可以消弭吗？难道车臣的恐怖分子就不再屠杀天真的儿童吗？难道库尔德人的苦难就可以化解吗？难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战火就会熄灭吗？难道阿布哈兹—格鲁吉亚的冲突就可以结束吗？难道塔吉克的内战硝烟就可以散去吗？难道塔利班的圣战者就不会杀害上学的女孩吗？难道克什米尔从此就可以变为和平的沃土吗？难道“东突”恐怖分子就不再谋求分裂我国疆土吗？难道印尼暴徒就不会再屠杀华人了吗？难道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匪徒就不再绑架人质了吗？难道马来西亚就会取消对华人的歧视吗？难道泰国北大年的恐怖分子就不再制造爆炸案了吗？难道苏丹政府就会停止针对南部基督教徒的种族灭绝吗？难道索马里的内战就可以停息吗？难道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就不会再砍掉平民的头颅吗？……不，不会！没有了巴以冲突，恐怖主义照样会大行其道，战争与屠杀照样会在这些地方发生。

　　 巴以冲突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犹太人有建国生存的权利。说什么是欧洲人亏欠了犹太人，所以“应当”去欧洲建国——这本身就是充满帝国主义思维、无视弱小民族生存权利的废话。犹太人根本就不认同欧洲是他们的祖国，那是他们蒙难、漂泊之地，留下的是被欺侮，被屠杀的惨痛记忆，不是他们的家园，不是他们的祖国！犹太人的祖国，是，而且只能是——以色列！以色列复国以来，从没有打算把占据了他们故土的阿拉伯人赶回半岛，它只想给自己饱受凌辱的民族找一个容身之所，哪怕只是一块弹丸之地，而不是谋求扩张！中东这块承载了过多历史重负的土地，如果要一板一眼地追究下去，那么不知道将会再起多少战端。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家抛去历史恩怨，和平共存下去。以色列的复国，本身就已经给阿拉伯人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且也愿意和周围的阿拉伯人共存下去——在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裔的公民得到了完全的尊重。而那些邪恶之徒，却要把以色列赶进大海！须知，穆斯林世界占据了地球表面积五分之一的土地，而以色列仅仅是个有1.8万平方公里小国。“以土地换和平”的大门不是以色列人关闭的，而恰恰是邪恶的恐怖主义分子：1993年4月16日，就在《奥斯陆协议》即将签署前夕，由“哈马斯”策划的以巴冲突中第一例自杀性爆炸发生；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在以色列撤军、拆除犹太居民点的过程中，“杰哈德”、“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又接连策划了多起伤亡惨重的自杀性爆炸——请问，究竟是谁拒绝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