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司法开启少杀时代 中央支持收回死刑核准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1:47:31
2007年01月04日 12:00
“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 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 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经济犯罪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诉法，在死刑复核权问题上，立法依然维持和法院组织法的矛盾状态。
从结果看，死刑复核权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修法过程中，学者、立法机关都不曾回避这个问题。有学者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一次座谈会后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是他的一块心病”。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下放，复核权已被打上地方性权力的色彩。宣东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讲社会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权也是收回的障碍之一。
是按法院组织法改、由高级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准权，还是废除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按原来刑诉法规定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
王敏远参加过其中一次座谈会。会上，多数学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机，收回下放的复核权。一位学者反问道，在现有条件下，不扩编建楼，最高法应付得了吗？这一问，把先前发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陈兴良看来，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如果仅仅因为物质条件不承担法律授予的死刑核准权，这个理由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物质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认识问题。
诸种障碍面前，1996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组织法难以讲和。陈光中称，立法者也意识到，法院组织法规定部分下放是临时的，终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发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1980年以来，最高法院第 8次下发授权通知。最高法明示继续授权的动因：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准权复位
学界对1996年、1997年修法时收回复核权的期待化为泡沫。用高铭暄的话说，1997年理应收回。但他也承认，那时物质准备、法律准备都没有，“思想上也需要转一转”。
这一转又过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原有的两个扩至5个，人员从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为此，还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京城东便门附近，专门的死刑复核大楼正在装修中，今年将投入使用。
10年前难以解决的扩编建楼，目前都已实现。“宽严相济”也成了刑事司法界的主流话语。
“这是党中央下的决心。”陈卫东教授反复强调。他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核准权复位的全程论证。
死刑核准权牵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分配，有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恐难一步到位。
核准权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诉讼程序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司法改革初步意见，陈光中作为专家代表参与了研讨。他告诉本报记者，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被列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发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一年，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访问中国，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巴丹戴尔曾对外透露，肖扬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尽管废除死刑尚不可能，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已经进入高层视野。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慎用死刑也是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 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批准。
“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公约全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死刑核准的规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程序，关系中国批准该公约的进度。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约。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陈卫东、樊崇义、陈光中、龙宗智等4位刑诉法专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汉，为死刑复核权收回献计献策。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陈兴良、赵秉志等5位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与会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最高法院的领导全部到场，连续两天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传达了中央在死刑复核问题上的意见。在那之前，肖扬曾就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汇报。据悉，政治局全体常委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紧接着的12月，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一举措是死刑复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审不开庭也是导致错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瑞华认为，死刑案件如果二审不开庭，一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将顺利越过二审，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让二审法院全部开庭，能为最高法院把好关。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的法官也陆续进京到岗。2006年4月1日起，他们开始接触案子，与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审判业务上的磨合。2005年公开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也结束了基层法院的锻炼，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报到。
“最高法院专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准权复位后最显著的变化，将是死刑犯的大幅减少。在业内人士看来，减少50％并非大胆的估测。
“由最高法院核准，虽然速度慢，但能保证质量。”宣东说。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正是此次核准权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总结了10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其中一条是，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从重从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复核法官称为专司杀人的法官，董伟“枪下留人”案中接见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纠正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专司刀下留人之职。
“我们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在一场中外刑法研讨会上，李武清这样介绍。
“可杀可不杀的，在过去可能杀了，收回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樊崇义说。不过，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乃至社会，都将带来冲击。
“杀人偿命”这一简单报应观念，多数中国民众视之为天经地义。就在面对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民间舆论起初也一边倒地认为“他杀了那么多人，理应被杀”。樊崇义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正视的是，杀人并不都得偿命，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何谓“罪行极其严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订相应的量刑指南。
陈卫东的担忧是，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最高法院还没全部行使过死刑核准权，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迭出、人们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转变观念。另外，地方党政部门能否正确对待最高法院的核准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也将关系死刑核准的质量。
中国死刑案件审判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京城里的刑事辩护律师大都摩拳擦掌，宣东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十几个律所的邀请，想与他合作死刑辩护业务。但是，死刑核准阶段律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悬而未决。
学者们则希望，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只是中国废除死刑前一段无须太长时间的过渡。
高铭暄有个时间表：到2021年时，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减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国消失。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南方周末 记者 赵蕾
2007年01月04日 12:00
“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 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 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经济犯罪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诉法，在死刑复核权问题上，立法依然维持和法院组织法的矛盾状态。
从结果看，死刑复核权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修法过程中，学者、立法机关都不曾回避这个问题。有学者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一次座谈会后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是他的一块心病”。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下放，复核权已被打上地方性权力的色彩。宣东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讲社会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权也是收回的障碍之一。
是按法院组织法改、由高级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准权，还是废除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按原来刑诉法规定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
王敏远参加过其中一次座谈会。会上，多数学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机，收回下放的复核权。一位学者反问道，在现有条件下，不扩编建楼，最高法应付得了吗？这一问，把先前发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陈兴良看来，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如果仅仅因为物质条件不承担法律授予的死刑核准权，这个理由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物质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认识问题。
诸种障碍面前，1996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组织法难以讲和。陈光中称，立法者也意识到，法院组织法规定部分下放是临时的，终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发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1980年以来，最高法院第 8次下发授权通知。最高法明示继续授权的动因：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准权复位
学界对1996年、1997年修法时收回复核权的期待化为泡沫。用高铭暄的话说，1997年理应收回。但他也承认，那时物质准备、法律准备都没有，“思想上也需要转一转”。
这一转又过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原有的两个扩至5个，人员从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为此，还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京城东便门附近，专门的死刑复核大楼正在装修中，今年将投入使用。
10年前难以解决的扩编建楼，目前都已实现。“宽严相济”也成了刑事司法界的主流话语。
“这是党中央下的决心。”陈卫东教授反复强调。他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核准权复位的全程论证。
死刑核准权牵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分配，有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恐难一步到位。
核准权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诉讼程序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司法改革初步意见，陈光中作为专家代表参与了研讨。他告诉本报记者，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被列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发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一年，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访问中国，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巴丹戴尔曾对外透露，肖扬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尽管废除死刑尚不可能，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已经进入高层视野。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慎用死刑也是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 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批准。
“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公约全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死刑核准的规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程序，关系中国批准该公约的进度。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约。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陈卫东、樊崇义、陈光中、龙宗智等4位刑诉法专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汉，为死刑复核权收回献计献策。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陈兴良、赵秉志等5位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与会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最高法院的领导全部到场，连续两天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传达了中央在死刑复核问题上的意见。在那之前，肖扬曾就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汇报。据悉，政治局全体常委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紧接着的12月，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一举措是死刑复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审不开庭也是导致错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瑞华认为，死刑案件如果二审不开庭，一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将顺利越过二审，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让二审法院全部开庭，能为最高法院把好关。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的法官也陆续进京到岗。2006年4月1日起，他们开始接触案子，与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审判业务上的磨合。2005年公开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也结束了基层法院的锻炼，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报到。
“最高法院专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准权复位后最显著的变化，将是死刑犯的大幅减少。在业内人士看来，减少50％并非大胆的估测。
“由最高法院核准，虽然速度慢，但能保证质量。”宣东说。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正是此次核准权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总结了10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其中一条是，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从重从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复核法官称为专司杀人的法官，董伟“枪下留人”案中接见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纠正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专司刀下留人之职。
“我们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在一场中外刑法研讨会上，李武清这样介绍。
“可杀可不杀的，在过去可能杀了，收回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樊崇义说。不过，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乃至社会，都将带来冲击。
“杀人偿命”这一简单报应观念，多数中国民众视之为天经地义。就在面对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民间舆论起初也一边倒地认为“他杀了那么多人，理应被杀”。樊崇义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正视的是，杀人并不都得偿命，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何谓“罪行极其严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订相应的量刑指南。
陈卫东的担忧是，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最高法院还没全部行使过死刑核准权，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迭出、人们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转变观念。另外，地方党政部门能否正确对待最高法院的核准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也将关系死刑核准的质量。
中国死刑案件审判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京城里的刑事辩护律师大都摩拳擦掌，宣东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十几个律所的邀请，想与他合作死刑辩护业务。但是，死刑核准阶段律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悬而未决。
学者们则希望，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只是中国废除死刑前一段无须太长时间的过渡。
高铭暄有个时间表：到2021年时，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减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国消失。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南方周末 记者 赵蕾
“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 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 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经济犯罪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诉法，在死刑复核权问题上，立法依然维持和法院组织法的矛盾状态。
从结果看，死刑复核权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修法过程中，学者、立法机关都不曾回避这个问题。有学者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一次座谈会后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是他的一块心病”。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下放，复核权已被打上地方性权力的色彩。宣东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讲社会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权也是收回的障碍之一。
是按法院组织法改、由高级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准权，还是废除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按原来刑诉法规定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
王敏远参加过其中一次座谈会。会上，多数学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机，收回下放的复核权。一位学者反问道，在现有条件下，不扩编建楼，最高法应付得了吗？这一问，把先前发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陈兴良看来，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如果仅仅因为物质条件不承担法律授予的死刑核准权，这个理由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物质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认识问题。
诸种障碍面前，1996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组织法难以讲和。陈光中称，立法者也意识到，法院组织法规定部分下放是临时的，终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发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1980年以来，最高法院第 8次下发授权通知。最高法明示继续授权的动因：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准权复位
学界对1996年、1997年修法时收回复核权的期待化为泡沫。用高铭暄的话说，1997年理应收回。但他也承认，那时物质准备、法律准备都没有，“思想上也需要转一转”。
这一转又过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原有的两个扩至5个，人员从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为此，还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京城东便门附近，专门的死刑复核大楼正在装修中，今年将投入使用。
10年前难以解决的扩编建楼，目前都已实现。“宽严相济”也成了刑事司法界的主流话语。
“这是党中央下的决心。”陈卫东教授反复强调。他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核准权复位的全程论证。
死刑核准权牵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分配，有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恐难一步到位。
核准权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诉讼程序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司法改革初步意见，陈光中作为专家代表参与了研讨。他告诉本报记者，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被列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发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一年，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访问中国，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巴丹戴尔曾对外透露，肖扬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尽管废除死刑尚不可能，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已经进入高层视野。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慎用死刑也是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 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批准。
“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公约全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死刑核准的规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程序，关系中国批准该公约的进度。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约。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陈卫东、樊崇义、陈光中、龙宗智等4位刑诉法专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汉，为死刑复核权收回献计献策。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陈兴良、赵秉志等5位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与会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最高法院的领导全部到场，连续两天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传达了中央在死刑复核问题上的意见。在那之前，肖扬曾就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汇报。据悉，政治局全体常委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紧接着的12月，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一举措是死刑复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审不开庭也是导致错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瑞华认为，死刑案件如果二审不开庭，一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将顺利越过二审，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让二审法院全部开庭，能为最高法院把好关。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的法官也陆续进京到岗。2006年4月1日起，他们开始接触案子，与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审判业务上的磨合。2005年公开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也结束了基层法院的锻炼，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报到。
“最高法院专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准权复位后最显著的变化，将是死刑犯的大幅减少。在业内人士看来，减少50％并非大胆的估测。
“由最高法院核准，虽然速度慢，但能保证质量。”宣东说。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正是此次核准权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总结了10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其中一条是，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从重从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复核法官称为专司杀人的法官，董伟“枪下留人”案中接见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纠正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专司刀下留人之职。
“我们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在一场中外刑法研讨会上，李武清这样介绍。
“可杀可不杀的，在过去可能杀了，收回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樊崇义说。不过，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乃至社会，都将带来冲击。
“杀人偿命”这一简单报应观念，多数中国民众视之为天经地义。就在面对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民间舆论起初也一边倒地认为“他杀了那么多人，理应被杀”。樊崇义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正视的是，杀人并不都得偿命，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何谓“罪行极其严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订相应的量刑指南。
陈卫东的担忧是，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最高法院还没全部行使过死刑核准权，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迭出、人们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转变观念。另外，地方党政部门能否正确对待最高法院的核准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也将关系死刑核准的质量。
中国死刑案件审判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京城里的刑事辩护律师大都摩拳擦掌，宣东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十几个律所的邀请，想与他合作死刑辩护业务。但是，死刑核准阶段律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悬而未决。
学者们则希望，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只是中国废除死刑前一段无须太长时间的过渡。
高铭暄有个时间表：到2021年时，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减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国消失。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南方周末 记者 赵蕾
2007年01月04日 12:00
“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 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 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经济犯罪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诉法，在死刑复核权问题上，立法依然维持和法院组织法的矛盾状态。
从结果看，死刑复核权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修法过程中，学者、立法机关都不曾回避这个问题。有学者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一次座谈会后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是他的一块心病”。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下放，复核权已被打上地方性权力的色彩。宣东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讲社会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权也是收回的障碍之一。
是按法院组织法改、由高级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准权，还是废除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按原来刑诉法规定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
王敏远参加过其中一次座谈会。会上，多数学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机，收回下放的复核权。一位学者反问道，在现有条件下，不扩编建楼，最高法应付得了吗？这一问，把先前发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陈兴良看来，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如果仅仅因为物质条件不承担法律授予的死刑核准权，这个理由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物质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认识问题。
诸种障碍面前，1996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组织法难以讲和。陈光中称，立法者也意识到，法院组织法规定部分下放是临时的，终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发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1980年以来，最高法院第 8次下发授权通知。最高法明示继续授权的动因：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准权复位
学界对1996年、1997年修法时收回复核权的期待化为泡沫。用高铭暄的话说，1997年理应收回。但他也承认，那时物质准备、法律准备都没有，“思想上也需要转一转”。
这一转又过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原有的两个扩至5个，人员从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为此，还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京城东便门附近，专门的死刑复核大楼正在装修中，今年将投入使用。
10年前难以解决的扩编建楼，目前都已实现。“宽严相济”也成了刑事司法界的主流话语。
“这是党中央下的决心。”陈卫东教授反复强调。他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核准权复位的全程论证。
死刑核准权牵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分配，有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恐难一步到位。
核准权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诉讼程序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司法改革初步意见，陈光中作为专家代表参与了研讨。他告诉本报记者，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被列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发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一年，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访问中国，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巴丹戴尔曾对外透露，肖扬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尽管废除死刑尚不可能，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已经进入高层视野。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慎用死刑也是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 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批准。
“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公约全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死刑核准的规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程序，关系中国批准该公约的进度。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约。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陈卫东、樊崇义、陈光中、龙宗智等4位刑诉法专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汉，为死刑复核权收回献计献策。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陈兴良、赵秉志等5位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与会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最高法院的领导全部到场，连续两天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传达了中央在死刑复核问题上的意见。在那之前，肖扬曾就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汇报。据悉，政治局全体常委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紧接着的12月，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一举措是死刑复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审不开庭也是导致错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瑞华认为，死刑案件如果二审不开庭，一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将顺利越过二审，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让二审法院全部开庭，能为最高法院把好关。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的法官也陆续进京到岗。2006年4月1日起，他们开始接触案子，与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审判业务上的磨合。2005年公开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也结束了基层法院的锻炼，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报到。
“最高法院专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准权复位后最显著的变化，将是死刑犯的大幅减少。在业内人士看来，减少50％并非大胆的估测。
“由最高法院核准，虽然速度慢，但能保证质量。”宣东说。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正是此次核准权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总结了10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其中一条是，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从重从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复核法官称为专司杀人的法官，董伟“枪下留人”案中接见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纠正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专司刀下留人之职。
“我们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在一场中外刑法研讨会上，李武清这样介绍。
“可杀可不杀的，在过去可能杀了，收回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樊崇义说。不过，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乃至社会，都将带来冲击。
“杀人偿命”这一简单报应观念，多数中国民众视之为天经地义。就在面对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民间舆论起初也一边倒地认为“他杀了那么多人，理应被杀”。樊崇义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正视的是，杀人并不都得偿命，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何谓“罪行极其严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订相应的量刑指南。
陈卫东的担忧是，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最高法院还没全部行使过死刑核准权，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迭出、人们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转变观念。另外，地方党政部门能否正确对待最高法院的核准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也将关系死刑核准的质量。
中国死刑案件审判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京城里的刑事辩护律师大都摩拳擦掌，宣东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十几个律所的邀请，想与他合作死刑辩护业务。但是，死刑核准阶段律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悬而未决。
学者们则希望，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只是中国废除死刑前一段无须太长时间的过渡。
高铭暄有个时间表：到2021年时，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减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国消失。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南方周末 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