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群起批判中国文坛 中国作家四面楚歌

（来源：南都周刊）



汉学家群起批判中国文坛

    2006，中国作家四面楚歌

　　顾彬最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这位素以严肃严谨著称的德国汉学家矛头直指中国当代文学，坦率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不高，存在种种弊病，诸如作家不敢直面现实，“胆子特别小，而且互相看不起”，中国作家缺乏自己的声音等等。

　　这是中国作家在今年遭受的新一轮批评，回顾2006年，质疑中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声浪可以说贯穿始终，对于中国作家来说，2006年堪称四面楚歌的一年。

　　3月韩寒和批评家白烨展开骂战，“我早就看这些文学评论家不顺眼，他们把握了部分话语权，徇私作假，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5月学术界学者云集武汉，猛烈批评当代作家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学者的观点尖锐而直接：“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10月众多网民将赵丽华旧作戏称为“梨花体”，并质疑其所谓国家级诗人的身份，一时间对“当代诗人”的嘲弄铺天盖地。11月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引发对作协体制的批评，差不多同时，诗人叶匡政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长文《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几乎要把文学的各个相关行当一网打尽，“作家的创作欲，今天，只随着市场行情波动。他们把文学看做应市的蔬菜，都想赶个早市，都想取得文学小贩与买菜婆的欢心。为此，他们倒是用尽了心机”。12月15日在顾彬批评中国作家之后没几天，作家残雪发表长文《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激烈抨击自己的同道，“写过两三部东西就空掉了，江郎才尽，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

　　这些批评的声音尽管有不同的背景和视角，但对于当代文学和作家的失望都是其核心内容。如果作家们对网友和学术界的批评可以不以为然(他们不懂文学嘛)，对叶匡政的“檄文”一笑置之(又是炒作嘛)，那么对于汉学家的意见作家们总不能置之不理吧，这些汉学家可是中国作家通向西方的重要桥梁——补充一句，不是通向西方文化，而是通向西方文学市场或是更振奋人心的西方文学奖(诺贝尔就不要说出来了，放在心里就好)。当代文学的一个悖论是：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密，文学翻译越来越畅通，可是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无论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都越来越趋向于封闭和保守。

　　当然汉学家很可能也不懂文学，至少是不懂他的或是她的文学，但关系还是要处好，“道路”要畅通，君不见中国作家里以和汉学家交往为荣甚至沾沾自喜的可不在少数。那么我们正好顺水推舟，邀请多位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就顾彬事件、就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看法，以期引起作家们的足够重视。我们也邀请被批评的作家们发言，是希望作家们找出顾彬的漏洞，以便准确地完美地找出当代文学整体疲软的关键所在。我们还邀请了港台的几位作家发言，他们远距离的观察也许可以带来崭新的观念和视角。

　　我们并不讳言，这个专题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对当代文学悲观的评价和估计，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作家出丑，或是把中国当代文学摔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接受采访的作家和汉学家都是自己领域中的杰出者，他们的许多说法颇为精彩，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概述他们所有观点。这需要读者自己去文字中细察，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你从中有所启发有所感悟，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清楚地知道文学的复兴是一条漫长的路，但这也不是姑息丑陋的文学现象和低下的文学品质的正当理由。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总是要好起来的，以对得起它的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对得起快速变化中的充满着喜怒哀乐的人生图景的中国现实。

　　陈希我：把原因推给客观是一种怯弱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不知道您是否听说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对中国文学的评价？

　　陈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中国作家是胆小鬼吧，这种话可能说得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确实是说中了中国作家的要害。

　　南都周刊：这种勇气在你看来具体是指什么呢？

　　陈希我：指的是作家敢于揭示真相，敢于发言。中国作家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差，但是这里说的作家，应该是顾彬看到的那些作家，还有一些作家顾彬是没有看到的，他的眼界还只是在体制文坛的范围内，之外的他看不到。

　　南都周刊：顾彬是不是对一些声音视而不见。

　　陈希我：对，就是这个意思。即使被承认的作家，比如说我本人，现在虽然被允许发表和出版作品了，但也只是允许发表和出版我的部分作品，也就是被允许的那部分，我自己得意的作品还是没法出来。

　　南都周刊：他也认为不应该埋怨环境，应该像鲁迅那个时候那么敢说话。

　　陈希我：我也喜欢像鲁迅那样。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不生活在鲁迅那个时代呢？不是经常听到一个词吗，“失踪的思想者”，我现在就提出，中国文坛也有“失踪的真作家”。即使你呼喊，你没有舞台，也没人知道你；你抗争，你被关在屋子里，你也只能撞墙。当然我也不赞成完全强调客观环境，现在许多中国作家不是没有感慨自由写作之难，但是他们往往都轻松地把原因推给客观了，这是一种怯弱。我赞成即使只是成为行为艺术了，甚至自取灭亡，也要突围。作为作家，义无反顾应该这么做。

　　南都周刊：基于这样，他也批评中国作家关在小房子里面，视野是有问题的。

　　陈希我：视野是一个问题，我曾经引用哈金的一句话：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眼光不如人。但是顾彬把这种眼界跟外语联系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南都周刊：对于顾彬的声音，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值得过分地关注他们的说法，对外国人的看法如此重视，这是不是太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

　　陈希我：自信不是掩耳盗铃。听听不同的声音，没有坏处。他说得对，我们肯定要听，但是如果他说的不对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理睬了，不必迷信他们。作为作家，我们自己写自己的。现在问题在于，中国作家乃至中国人都有一个传统积淀：闭关自守，又崇洋媚外。这看是两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

　　南都周刊：顾彬认为，德国基本上发表过中国当代重要诗人的诗集，有一些诗人在德国甚至有六七本诗集，但是德国当代重要的诗人在中国可能最好的连一本都没有。

　　陈希我：对中国现在诗歌的处境，我也很感慨，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心病。在德国的境况我不知道，诗歌在中国的境况确实不太好。我历来觉得文学从广义上说都应该是诗，一切文体都应该用诗的精神来写。一个不爱诗的小说家只能写故事，只能描摹生活。我觉得诗歌在中国的处境不好，主要原因并不在诗人，而在整个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个急功近利没有诗情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是庸俗不堪没有诗心的人民。很多时候都把理由推到诗人身上，说诗人写得不好，什么叫写得好？像当初那样喊口号的诗歌那叫好吗？当时代的传声筒？现在就要用诗歌去呼唤物价不要飞涨？去宣传2008奥运？我怀疑他们恰是用恶俗来诋毁诗。你问他真的喜欢诗吗？他看小说，也可能只是看一些恶俗小说，他们能挂在嘴上的经典也只是那些老牌坊。通俗的就很受欢迎很畅销，现在不只是诗歌受不受欢迎，好的小说也不受欢迎，也卖不动。你看看市场上卖得好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南都周刊：像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日本也卖得很好，但是日本学者对它的评价也不高。

　　陈希我：这个是两回事。它卖得好，要看因为什么卖得好，可能人家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当代社会、了解“新生代”的途径了，跟文学无关。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常常遇到这种尴尬。当初我在日本，去书店，还是一些大书店，有中国文学专柜，很考究地供在那里。认真一看，是中国古代文学。而现当代的呢，很多时候就是跟社会类读物放在一起，而且畅销的基本都是跟中国局势有关的。也许在他们眼里，中国现当代根本就没有文学。一些中国作家虽然受欢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受欢迎。莫言算是受欢迎的一个，但是他们怎么解读莫言的呢？中日关系，战争，还有把莫言《红高粱》里的“酒神精神”，解读成是对中国当局进行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莫言的文学价值没有得到重视.（来源：南都周刊）



汉学家群起批判中国文坛

    2006，中国作家四面楚歌

　　顾彬最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这位素以严肃严谨著称的德国汉学家矛头直指中国当代文学，坦率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不高，存在种种弊病，诸如作家不敢直面现实，“胆子特别小，而且互相看不起”，中国作家缺乏自己的声音等等。

　　这是中国作家在今年遭受的新一轮批评，回顾2006年，质疑中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声浪可以说贯穿始终，对于中国作家来说，2006年堪称四面楚歌的一年。

　　3月韩寒和批评家白烨展开骂战，“我早就看这些文学评论家不顺眼，他们把握了部分话语权，徇私作假，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5月学术界学者云集武汉，猛烈批评当代作家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学者的观点尖锐而直接：“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10月众多网民将赵丽华旧作戏称为“梨花体”，并质疑其所谓国家级诗人的身份，一时间对“当代诗人”的嘲弄铺天盖地。11月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引发对作协体制的批评，差不多同时，诗人叶匡政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长文《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几乎要把文学的各个相关行当一网打尽，“作家的创作欲，今天，只随着市场行情波动。他们把文学看做应市的蔬菜，都想赶个早市，都想取得文学小贩与买菜婆的欢心。为此，他们倒是用尽了心机”。12月15日在顾彬批评中国作家之后没几天，作家残雪发表长文《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激烈抨击自己的同道，“写过两三部东西就空掉了，江郎才尽，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

　　这些批评的声音尽管有不同的背景和视角，但对于当代文学和作家的失望都是其核心内容。如果作家们对网友和学术界的批评可以不以为然(他们不懂文学嘛)，对叶匡政的“檄文”一笑置之(又是炒作嘛)，那么对于汉学家的意见作家们总不能置之不理吧，这些汉学家可是中国作家通向西方的重要桥梁——补充一句，不是通向西方文化，而是通向西方文学市场或是更振奋人心的西方文学奖(诺贝尔就不要说出来了，放在心里就好)。当代文学的一个悖论是：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密，文学翻译越来越畅通，可是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无论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都越来越趋向于封闭和保守。

　　当然汉学家很可能也不懂文学，至少是不懂他的或是她的文学，但关系还是要处好，“道路”要畅通，君不见中国作家里以和汉学家交往为荣甚至沾沾自喜的可不在少数。那么我们正好顺水推舟，邀请多位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就顾彬事件、就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看法，以期引起作家们的足够重视。我们也邀请被批评的作家们发言，是希望作家们找出顾彬的漏洞，以便准确地完美地找出当代文学整体疲软的关键所在。我们还邀请了港台的几位作家发言，他们远距离的观察也许可以带来崭新的观念和视角。

　　我们并不讳言，这个专题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对当代文学悲观的评价和估计，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作家出丑，或是把中国当代文学摔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接受采访的作家和汉学家都是自己领域中的杰出者，他们的许多说法颇为精彩，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概述他们所有观点。这需要读者自己去文字中细察，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你从中有所启发有所感悟，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清楚地知道文学的复兴是一条漫长的路，但这也不是姑息丑陋的文学现象和低下的文学品质的正当理由。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总是要好起来的，以对得起它的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对得起快速变化中的充满着喜怒哀乐的人生图景的中国现实。

　　陈希我：把原因推给客观是一种怯弱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不知道您是否听说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对中国文学的评价？

　　陈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中国作家是胆小鬼吧，这种话可能说得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确实是说中了中国作家的要害。

　　南都周刊：这种勇气在你看来具体是指什么呢？

　　陈希我：指的是作家敢于揭示真相，敢于发言。中国作家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差，但是这里说的作家，应该是顾彬看到的那些作家，还有一些作家顾彬是没有看到的，他的眼界还只是在体制文坛的范围内，之外的他看不到。

　　南都周刊：顾彬是不是对一些声音视而不见。

　　陈希我：对，就是这个意思。即使被承认的作家，比如说我本人，现在虽然被允许发表和出版作品了，但也只是允许发表和出版我的部分作品，也就是被允许的那部分，我自己得意的作品还是没法出来。

　　南都周刊：他也认为不应该埋怨环境，应该像鲁迅那个时候那么敢说话。

　　陈希我：我也喜欢像鲁迅那样。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不生活在鲁迅那个时代呢？不是经常听到一个词吗，“失踪的思想者”，我现在就提出，中国文坛也有“失踪的真作家”。即使你呼喊，你没有舞台，也没人知道你；你抗争，你被关在屋子里，你也只能撞墙。当然我也不赞成完全强调客观环境，现在许多中国作家不是没有感慨自由写作之难，但是他们往往都轻松地把原因推给客观了，这是一种怯弱。我赞成即使只是成为行为艺术了，甚至自取灭亡，也要突围。作为作家，义无反顾应该这么做。

　　南都周刊：基于这样，他也批评中国作家关在小房子里面，视野是有问题的。

　　陈希我：视野是一个问题，我曾经引用哈金的一句话：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眼光不如人。但是顾彬把这种眼界跟外语联系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南都周刊：对于顾彬的声音，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值得过分地关注他们的说法，对外国人的看法如此重视，这是不是太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

　　陈希我：自信不是掩耳盗铃。听听不同的声音，没有坏处。他说得对，我们肯定要听，但是如果他说的不对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理睬了，不必迷信他们。作为作家，我们自己写自己的。现在问题在于，中国作家乃至中国人都有一个传统积淀：闭关自守，又崇洋媚外。这看是两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

　　南都周刊：顾彬认为，德国基本上发表过中国当代重要诗人的诗集，有一些诗人在德国甚至有六七本诗集，但是德国当代重要的诗人在中国可能最好的连一本都没有。

　　陈希我：对中国现在诗歌的处境，我也很感慨，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心病。在德国的境况我不知道，诗歌在中国的境况确实不太好。我历来觉得文学从广义上说都应该是诗，一切文体都应该用诗的精神来写。一个不爱诗的小说家只能写故事，只能描摹生活。我觉得诗歌在中国的处境不好，主要原因并不在诗人，而在整个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个急功近利没有诗情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是庸俗不堪没有诗心的人民。很多时候都把理由推到诗人身上，说诗人写得不好，什么叫写得好？像当初那样喊口号的诗歌那叫好吗？当时代的传声筒？现在就要用诗歌去呼唤物价不要飞涨？去宣传2008奥运？我怀疑他们恰是用恶俗来诋毁诗。你问他真的喜欢诗吗？他看小说，也可能只是看一些恶俗小说，他们能挂在嘴上的经典也只是那些老牌坊。通俗的就很受欢迎很畅销，现在不只是诗歌受不受欢迎，好的小说也不受欢迎，也卖不动。你看看市场上卖得好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南都周刊：像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日本也卖得很好，但是日本学者对它的评价也不高。

　　陈希我：这个是两回事。它卖得好，要看因为什么卖得好，可能人家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当代社会、了解“新生代”的途径了，跟文学无关。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常常遇到这种尴尬。当初我在日本，去书店，还是一些大书店，有中国文学专柜，很考究地供在那里。认真一看，是中国古代文学。而现当代的呢，很多时候就是跟社会类读物放在一起，而且畅销的基本都是跟中国局势有关的。也许在他们眼里，中国现当代根本就没有文学。一些中国作家虽然受欢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受欢迎。莫言算是受欢迎的一个，但是他们怎么解读莫言的呢？中日关系，战争，还有把莫言《红高粱》里的“酒神精神”，解读成是对中国当局进行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莫言的文学价值没有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