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女农民工的梦和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11:00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 女农民工的梦和痛
城市人经常性抱怨农民工们变得越来越“刁”，但每年年末都会发生的“保姆荒”、“民工荒”，还是让我们明白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必不可少，尤其是那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女民工们。她们离开家人，从故土摸索着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刚刚破晓的菜市场、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站无声地劳作着，忍受着身心的寂寞，只期望这里有稍好一点的“收成”。晚报记者访问了几名不同年龄的、来上海务工的妇女，她们向记者倾诉了自己的梦和痛。新一代的进城务工女性坦言，她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怎么也回不去了。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她们看上去和城市女孩没多大的区别，但她们没有本地户口，没有本地的朋友圈，在陌生的城市里，面临各种的诱惑和选择，在遇到困惑和难处时，她们更渴望情感关怀。
被采访者黄莲英26岁公司职员来沪打工6年陕西来的女孩黄莲英最爱的电视剧是《外来妹》，这部十多年前反映女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老片，黄莲英看了不下十次，每次依然会热泪盈眶。“电视剧里会有奇迹，但现实生活中，奇迹很少。”
6年前，黄莲英来上海打工，在陕西农村一个女孩能拿到高中文凭实属不易，可到了上海，黄莲英才发现，自己的高中文凭根本派不上用场。“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英语发音有问题，很多日常用品我在老家根本没见过。”百般无奈，黄莲英只能到一家洗发店当一名洗头工，一个月工资400元，包吃包住。
没过多久，黄莲英发现和自己一起进洗发店的两个女孩变得喜欢打扮起来，细问之下，才知道她们在外面“接待男人”，有时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店里一个月的工资。“都市的诱惑真的太大，一个月400元的工资连读大专的学费也付不起。有时，我想想算了，和她们一样过日子，赚笔钱下来，重新再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可是她忍住了。
之后的几年，黄莲英靠打工念完了大专课程，去年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一个月工资1400元。“还好当时‘出卖自己’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要是我当时走错一步，我今天也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工作了。”
当被问及今后会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黄莲英的眼中一片迷惘。“我恐怕回不去了，在城市生活了6年，我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多姿多彩。
每年探家，我都呆不上一个星期就想回上海。在那里我无法和人沟通，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可在上海，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外地人’，始终很难融入其中。”
黄莲英说着说着，嘤嘤地哭了。“26岁的我在家乡绝对属于大龄青年，我之前在家乡有一个男友，但他在西安打工，我在上海打工，他不愿过来，我不想过去，就分手了。之后陆续谈过几个，都不是很好。现在我想嫁给一个有固定收入的男孩，这大概能算得上是一个梦想。”
黄莲英想了想，又补充了一个梦想，“我想拥有自己的一家小店，卖一些小饰品和小玩具，等到条件好点以后，将父母接到上海来住。”
“希望一家团圆”
她们首先是进城务工者———男人们需要面对的讨薪维权、城乡差异、奔波劳苦，她们同样要面对；其次，她们还是女人，有着女人的渴望和梦想。
被采访者张红妹45岁住家保姆来沪打工8年张红妹在接受采访前显得犹犹豫豫：“我的照片不会刊登出来吧？我怕老公不高兴，说我大嘴巴。”
49岁的张红妹来上海打工是因为女儿上了高中后，靠丈夫一个人的打工钱已经难以支持家庭的生活负担。
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同乡介绍的，在工地烧饭，包吃包住300元。一个多月后，张红妹辞职了。
“工地上都是男人，入夏后，衣服单薄了，有的人会一直盯着你，也有人故意过来‘蹭’你一下。有经验的阿姨告诉我，碰到这种事就破口大骂，骂出名后，那些男人就不敢来占便宜了。”可是张红妹一直没法开口骂人。之后，她当过餐厅服务员、电梯工，2001年张红妹当了一名住家保姆。“之前在农村都觉得当保姆就是当‘佣人’，可现在觉得保姆也是一份工作。”
张红妹说：“在农村时，丈夫说东我不敢往西，而现在有时我也敢和他‘叫板’，反正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还有一个改变可能是我眼界开阔了，比同村的妇女懂得更多。”
如今，让张红妹担忧不已的是刚刚考入大专的女儿。女儿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左右，月生活费在300元左右，而张红妹和丈夫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大半要给女儿寄过去。“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女儿了，去年过年东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不放我回家，而女儿去年正准备高考，也没空来上海。”张红妹还说，虽然和丈夫在一个城市，可是夫妻基本上处于分居，“我自己倒也无所谓，但我担心丈夫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张红妹毕竟还有自己的梦想，她像个孩子似的腼腆地笑了，“我做梦都希望在上海有个家，能够一家团聚。”这样的向往很自然。张红妹所在的家政公司经理李荣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川妹子，干事利索。她很顾家，事事以女儿和老公为中心，有次丈夫生病，她顾不上和东家打招呼，自说自话卷了包袱去照料丈夫。”
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朱洁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 女农民工的梦和痛
城市人经常性抱怨农民工们变得越来越“刁”，但每年年末都会发生的“保姆荒”、“民工荒”，还是让我们明白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必不可少，尤其是那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女民工们。她们离开家人，从故土摸索着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刚刚破晓的菜市场、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站无声地劳作着，忍受着身心的寂寞，只期望这里有稍好一点的“收成”。晚报记者访问了几名不同年龄的、来上海务工的妇女，她们向记者倾诉了自己的梦和痛。新一代的进城务工女性坦言，她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怎么也回不去了。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她们看上去和城市女孩没多大的区别，但她们没有本地户口，没有本地的朋友圈，在陌生的城市里，面临各种的诱惑和选择，在遇到困惑和难处时，她们更渴望情感关怀。
被采访者黄莲英26岁公司职员来沪打工6年陕西来的女孩黄莲英最爱的电视剧是《外来妹》，这部十多年前反映女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老片，黄莲英看了不下十次，每次依然会热泪盈眶。“电视剧里会有奇迹，但现实生活中，奇迹很少。”
6年前，黄莲英来上海打工，在陕西农村一个女孩能拿到高中文凭实属不易，可到了上海，黄莲英才发现，自己的高中文凭根本派不上用场。“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英语发音有问题，很多日常用品我在老家根本没见过。”百般无奈，黄莲英只能到一家洗发店当一名洗头工，一个月工资400元，包吃包住。
没过多久，黄莲英发现和自己一起进洗发店的两个女孩变得喜欢打扮起来，细问之下，才知道她们在外面“接待男人”，有时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店里一个月的工资。“都市的诱惑真的太大，一个月400元的工资连读大专的学费也付不起。有时，我想想算了，和她们一样过日子，赚笔钱下来，重新再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可是她忍住了。
之后的几年，黄莲英靠打工念完了大专课程，去年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一个月工资1400元。“还好当时‘出卖自己’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要是我当时走错一步，我今天也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工作了。”
当被问及今后会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黄莲英的眼中一片迷惘。“我恐怕回不去了，在城市生活了6年，我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多姿多彩。
每年探家，我都呆不上一个星期就想回上海。在那里我无法和人沟通，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可在上海，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外地人’，始终很难融入其中。”
黄莲英说着说着，嘤嘤地哭了。“26岁的我在家乡绝对属于大龄青年，我之前在家乡有一个男友，但他在西安打工，我在上海打工，他不愿过来，我不想过去，就分手了。之后陆续谈过几个，都不是很好。现在我想嫁给一个有固定收入的男孩，这大概能算得上是一个梦想。”
黄莲英想了想，又补充了一个梦想，“我想拥有自己的一家小店，卖一些小饰品和小玩具，等到条件好点以后，将父母接到上海来住。”
“希望一家团圆”
她们首先是进城务工者———男人们需要面对的讨薪维权、城乡差异、奔波劳苦，她们同样要面对；其次，她们还是女人，有着女人的渴望和梦想。
被采访者张红妹45岁住家保姆来沪打工8年张红妹在接受采访前显得犹犹豫豫：“我的照片不会刊登出来吧？我怕老公不高兴，说我大嘴巴。”
49岁的张红妹来上海打工是因为女儿上了高中后，靠丈夫一个人的打工钱已经难以支持家庭的生活负担。
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同乡介绍的，在工地烧饭，包吃包住300元。一个多月后，张红妹辞职了。
“工地上都是男人，入夏后，衣服单薄了，有的人会一直盯着你，也有人故意过来‘蹭’你一下。有经验的阿姨告诉我，碰到这种事就破口大骂，骂出名后，那些男人就不敢来占便宜了。”可是张红妹一直没法开口骂人。之后，她当过餐厅服务员、电梯工，2001年张红妹当了一名住家保姆。“之前在农村都觉得当保姆就是当‘佣人’，可现在觉得保姆也是一份工作。”
张红妹说：“在农村时，丈夫说东我不敢往西，而现在有时我也敢和他‘叫板’，反正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还有一个改变可能是我眼界开阔了，比同村的妇女懂得更多。”
如今，让张红妹担忧不已的是刚刚考入大专的女儿。女儿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左右，月生活费在300元左右，而张红妹和丈夫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大半要给女儿寄过去。“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女儿了，去年过年东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不放我回家，而女儿去年正准备高考，也没空来上海。”张红妹还说，虽然和丈夫在一个城市，可是夫妻基本上处于分居，“我自己倒也无所谓，但我担心丈夫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张红妹毕竟还有自己的梦想，她像个孩子似的腼腆地笑了，“我做梦都希望在上海有个家，能够一家团聚。”这样的向往很自然。张红妹所在的家政公司经理李荣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川妹子，干事利索。她很顾家，事事以女儿和老公为中心，有次丈夫生病，她顾不上和东家打招呼，自说自话卷了包袱去照料丈夫。”
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朱洁
城市人经常性抱怨农民工们变得越来越“刁”，但每年年末都会发生的“保姆荒”、“民工荒”，还是让我们明白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必不可少，尤其是那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女民工们。她们离开家人，从故土摸索着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刚刚破晓的菜市场、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站无声地劳作着，忍受着身心的寂寞，只期望这里有稍好一点的“收成”。晚报记者访问了几名不同年龄的、来上海务工的妇女，她们向记者倾诉了自己的梦和痛。新一代的进城务工女性坦言，她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怎么也回不去了。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她们看上去和城市女孩没多大的区别，但她们没有本地户口，没有本地的朋友圈，在陌生的城市里，面临各种的诱惑和选择，在遇到困惑和难处时，她们更渴望情感关怀。
被采访者黄莲英26岁公司职员来沪打工6年陕西来的女孩黄莲英最爱的电视剧是《外来妹》，这部十多年前反映女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老片，黄莲英看了不下十次，每次依然会热泪盈眶。“电视剧里会有奇迹，但现实生活中，奇迹很少。”
6年前，黄莲英来上海打工，在陕西农村一个女孩能拿到高中文凭实属不易，可到了上海，黄莲英才发现，自己的高中文凭根本派不上用场。“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英语发音有问题，很多日常用品我在老家根本没见过。”百般无奈，黄莲英只能到一家洗发店当一名洗头工，一个月工资400元，包吃包住。
没过多久，黄莲英发现和自己一起进洗发店的两个女孩变得喜欢打扮起来，细问之下，才知道她们在外面“接待男人”，有时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店里一个月的工资。“都市的诱惑真的太大，一个月400元的工资连读大专的学费也付不起。有时，我想想算了，和她们一样过日子，赚笔钱下来，重新再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可是她忍住了。
之后的几年，黄莲英靠打工念完了大专课程，去年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一个月工资1400元。“还好当时‘出卖自己’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要是我当时走错一步，我今天也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工作了。”
当被问及今后会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黄莲英的眼中一片迷惘。“我恐怕回不去了，在城市生活了6年，我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多姿多彩。
每年探家，我都呆不上一个星期就想回上海。在那里我无法和人沟通，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可在上海，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外地人’，始终很难融入其中。”
黄莲英说着说着，嘤嘤地哭了。“26岁的我在家乡绝对属于大龄青年，我之前在家乡有一个男友，但他在西安打工，我在上海打工，他不愿过来，我不想过去，就分手了。之后陆续谈过几个，都不是很好。现在我想嫁给一个有固定收入的男孩，这大概能算得上是一个梦想。”
黄莲英想了想，又补充了一个梦想，“我想拥有自己的一家小店，卖一些小饰品和小玩具，等到条件好点以后，将父母接到上海来住。”
“希望一家团圆”
她们首先是进城务工者———男人们需要面对的讨薪维权、城乡差异、奔波劳苦，她们同样要面对；其次，她们还是女人，有着女人的渴望和梦想。
被采访者张红妹45岁住家保姆来沪打工8年张红妹在接受采访前显得犹犹豫豫：“我的照片不会刊登出来吧？我怕老公不高兴，说我大嘴巴。”
49岁的张红妹来上海打工是因为女儿上了高中后，靠丈夫一个人的打工钱已经难以支持家庭的生活负担。
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同乡介绍的，在工地烧饭，包吃包住300元。一个多月后，张红妹辞职了。
“工地上都是男人，入夏后，衣服单薄了，有的人会一直盯着你，也有人故意过来‘蹭’你一下。有经验的阿姨告诉我，碰到这种事就破口大骂，骂出名后，那些男人就不敢来占便宜了。”可是张红妹一直没法开口骂人。之后，她当过餐厅服务员、电梯工，2001年张红妹当了一名住家保姆。“之前在农村都觉得当保姆就是当‘佣人’，可现在觉得保姆也是一份工作。”
张红妹说：“在农村时，丈夫说东我不敢往西，而现在有时我也敢和他‘叫板’，反正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还有一个改变可能是我眼界开阔了，比同村的妇女懂得更多。”
如今，让张红妹担忧不已的是刚刚考入大专的女儿。女儿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左右，月生活费在300元左右，而张红妹和丈夫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大半要给女儿寄过去。“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女儿了，去年过年东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不放我回家，而女儿去年正准备高考，也没空来上海。”张红妹还说，虽然和丈夫在一个城市，可是夫妻基本上处于分居，“我自己倒也无所谓，但我担心丈夫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张红妹毕竟还有自己的梦想，她像个孩子似的腼腆地笑了，“我做梦都希望在上海有个家，能够一家团聚。”这样的向往很自然。张红妹所在的家政公司经理李荣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川妹子，干事利索。她很顾家，事事以女儿和老公为中心，有次丈夫生病，她顾不上和东家打招呼，自说自话卷了包袱去照料丈夫。”
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朱洁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 女农民工的梦和痛
城市人经常性抱怨农民工们变得越来越“刁”，但每年年末都会发生的“保姆荒”、“民工荒”，还是让我们明白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必不可少，尤其是那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女民工们。她们离开家人，从故土摸索着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刚刚破晓的菜市场、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站无声地劳作着，忍受着身心的寂寞，只期望这里有稍好一点的“收成”。晚报记者访问了几名不同年龄的、来上海务工的妇女，她们向记者倾诉了自己的梦和痛。新一代的进城务工女性坦言，她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怎么也回不去了。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她们看上去和城市女孩没多大的区别，但她们没有本地户口，没有本地的朋友圈，在陌生的城市里，面临各种的诱惑和选择，在遇到困惑和难处时，她们更渴望情感关怀。
被采访者黄莲英26岁公司职员来沪打工6年陕西来的女孩黄莲英最爱的电视剧是《外来妹》，这部十多年前反映女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老片，黄莲英看了不下十次，每次依然会热泪盈眶。“电视剧里会有奇迹，但现实生活中，奇迹很少。”
6年前，黄莲英来上海打工，在陕西农村一个女孩能拿到高中文凭实属不易，可到了上海，黄莲英才发现，自己的高中文凭根本派不上用场。“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英语发音有问题，很多日常用品我在老家根本没见过。”百般无奈，黄莲英只能到一家洗发店当一名洗头工，一个月工资400元，包吃包住。
没过多久，黄莲英发现和自己一起进洗发店的两个女孩变得喜欢打扮起来，细问之下，才知道她们在外面“接待男人”，有时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店里一个月的工资。“都市的诱惑真的太大，一个月400元的工资连读大专的学费也付不起。有时，我想想算了，和她们一样过日子，赚笔钱下来，重新再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可是她忍住了。
之后的几年，黄莲英靠打工念完了大专课程，去年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一个月工资1400元。“还好当时‘出卖自己’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要是我当时走错一步，我今天也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工作了。”
当被问及今后会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黄莲英的眼中一片迷惘。“我恐怕回不去了，在城市生活了6年，我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多姿多彩。
每年探家，我都呆不上一个星期就想回上海。在那里我无法和人沟通，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可在上海，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外地人’，始终很难融入其中。”
黄莲英说着说着，嘤嘤地哭了。“26岁的我在家乡绝对属于大龄青年，我之前在家乡有一个男友，但他在西安打工，我在上海打工，他不愿过来，我不想过去，就分手了。之后陆续谈过几个，都不是很好。现在我想嫁给一个有固定收入的男孩，这大概能算得上是一个梦想。”
黄莲英想了想，又补充了一个梦想，“我想拥有自己的一家小店，卖一些小饰品和小玩具，等到条件好点以后，将父母接到上海来住。”
“希望一家团圆”
她们首先是进城务工者———男人们需要面对的讨薪维权、城乡差异、奔波劳苦，她们同样要面对；其次，她们还是女人，有着女人的渴望和梦想。
被采访者张红妹45岁住家保姆来沪打工8年张红妹在接受采访前显得犹犹豫豫：“我的照片不会刊登出来吧？我怕老公不高兴，说我大嘴巴。”
49岁的张红妹来上海打工是因为女儿上了高中后，靠丈夫一个人的打工钱已经难以支持家庭的生活负担。
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同乡介绍的，在工地烧饭，包吃包住300元。一个多月后，张红妹辞职了。
“工地上都是男人，入夏后，衣服单薄了，有的人会一直盯着你，也有人故意过来‘蹭’你一下。有经验的阿姨告诉我，碰到这种事就破口大骂，骂出名后，那些男人就不敢来占便宜了。”可是张红妹一直没法开口骂人。之后，她当过餐厅服务员、电梯工，2001年张红妹当了一名住家保姆。“之前在农村都觉得当保姆就是当‘佣人’，可现在觉得保姆也是一份工作。”
张红妹说：“在农村时，丈夫说东我不敢往西，而现在有时我也敢和他‘叫板’，反正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还有一个改变可能是我眼界开阔了，比同村的妇女懂得更多。”
如今，让张红妹担忧不已的是刚刚考入大专的女儿。女儿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左右，月生活费在300元左右，而张红妹和丈夫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大半要给女儿寄过去。“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女儿了，去年过年东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不放我回家，而女儿去年正准备高考，也没空来上海。”张红妹还说，虽然和丈夫在一个城市，可是夫妻基本上处于分居，“我自己倒也无所谓，但我担心丈夫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张红妹毕竟还有自己的梦想，她像个孩子似的腼腆地笑了，“我做梦都希望在上海有个家，能够一家团聚。”这样的向往很自然。张红妹所在的家政公司经理李荣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川妹子，干事利索。她很顾家，事事以女儿和老公为中心，有次丈夫生病，她顾不上和东家打招呼，自说自话卷了包袱去照料丈夫。”
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朱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