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治安战》对八路军的评价

对八路军的评价
　　
　　
　　133页 109D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36D参谋小崛晃中佐（后为大佐）回忆：
　　“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三、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157、158页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273页：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312页：朝枝第一军参谋长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342页：共军、匪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他们回避与日军直接战斗，采取乘日军配备空虚、搜索我小部队进行袭击等方针。
　　
　　我印象中唯一对共军战斗力评价较低的是399至407页，当时共军刚打完百团大战，遭到日军残酷的报复，处境困难。
　　
　　443页至446页
　　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它隐匿设备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
　　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共军的基干战斗员约占20%—25%，其他属于强行征集的民兵，素质低劣。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
　　敌方的宣传中出现不少“反对投降”的字句，说明内部有投降气氛，估计这是出于防止投降的需要。然而，在第二十一师团的俘虏中发现有妇女军宫，忠于共产主义，宁死不屈，拒绝自首。
　　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
　　2.民众对共军的态度，并非心悦诚服，似在压力之下盲目服从，但其中也有抗日思想和抗战意识狂热的分子。例如:
　　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内曾出现如下事件:
　　(1)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2)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3)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营部所在地。
　　3.敌地区的民众，对我治安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
　　4.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
　　
　　448页 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
　　
　　449页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又如关押在龙华县公安局的一名八路军士兵，曾因在某村宿营时与一妇女秘密谈话而受到处分，其军纪之严以至子此。
　　
　　349页到353页 敌人在平素就有计划地使群众作好“空室清野”的准备，一旦侦知日军要进行扫荡时，便及时将武器、被服、粮秣等各种物资，以巧妙的方法急藏在极难发现的地方或运到偏僻的地方，迅速实行“空室清野”，以此避免我方的扫荡剔抉。
　　
　　利用审讯、谈话等机会，给以纸烟和其它物品，试验其对物资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住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有先让别人自己不争先的优点。
　　
　　361页至362页 二、中共抗日战争的战术特点：……除设法提高游击战的一般战术能力外，特别重视对孤立的保安队、绥靖军等华方武装团体进行各个击破；以连为单位机动运用少数兵力实行分散的游击战；广泛开展地道战，大力进行破坏道路、桥梁、通讯线路的交通战；加强依靠民兵及群众的谍报组织，开展有民兵配合的夜间袭击；地雷战的群众化，加强封锁政策等等，使游击战术逐渐走向巧妙化。
　　
　　409页 1944年“（京汉）作战期间，原来占领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
　　
　　412页 当时（1942.4.——1944.2）的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
　　
　　419页 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共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157、158页 （1940年2月）“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国共激战的结果……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
　　
　　216页 （1940年春）“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277页：27师团的1940年12月1日的《师团情况报告书》“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
　　
　　362页：在1941年度“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至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下册
　　23页 沁河河岸地区的第二期作战，日军41D。“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101页 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第二 要领……二、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
　　
　　264页 “从作战效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
　　
　　301页 华北方面军的春、夏季肃正作战（1943年度）
　　“总结以上肃正作战的特点是：与盘踞在华北管界内重庆军的涣散和战斗力衰退的情况相反，中共的地下组织，却显著活跃起来。”
　　
　　416页 “重庆系统特务工作人员，也企图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争取同志的活动，但较之中共方面的工作，质量低劣，行动也不积极。”对八路军的评价
　　
　　
　　133页 109D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36D参谋小崛晃中佐（后为大佐）回忆：
　　“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三、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157、158页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273页：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312页：朝枝第一军参谋长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342页：共军、匪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他们回避与日军直接战斗，采取乘日军配备空虚、搜索我小部队进行袭击等方针。
　　
　　我印象中唯一对共军战斗力评价较低的是399至407页，当时共军刚打完百团大战，遭到日军残酷的报复，处境困难。
　　
　　443页至446页
　　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它隐匿设备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
　　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共军的基干战斗员约占20%—25%，其他属于强行征集的民兵，素质低劣。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
　　敌方的宣传中出现不少“反对投降”的字句，说明内部有投降气氛，估计这是出于防止投降的需要。然而，在第二十一师团的俘虏中发现有妇女军宫，忠于共产主义，宁死不屈，拒绝自首。
　　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
　　2.民众对共军的态度，并非心悦诚服，似在压力之下盲目服从，但其中也有抗日思想和抗战意识狂热的分子。例如:
　　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内曾出现如下事件:
　　(1)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2)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3)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营部所在地。
　　3.敌地区的民众，对我治安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
　　4.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
　　
　　448页 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
　　
　　449页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又如关押在龙华县公安局的一名八路军士兵，曾因在某村宿营时与一妇女秘密谈话而受到处分，其军纪之严以至子此。
　　
　　349页到353页 敌人在平素就有计划地使群众作好“空室清野”的准备，一旦侦知日军要进行扫荡时，便及时将武器、被服、粮秣等各种物资，以巧妙的方法急藏在极难发现的地方或运到偏僻的地方，迅速实行“空室清野”，以此避免我方的扫荡剔抉。
　　
　　利用审讯、谈话等机会，给以纸烟和其它物品，试验其对物资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住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有先让别人自己不争先的优点。
　　
　　361页至362页 二、中共抗日战争的战术特点：……除设法提高游击战的一般战术能力外，特别重视对孤立的保安队、绥靖军等华方武装团体进行各个击破；以连为单位机动运用少数兵力实行分散的游击战；广泛开展地道战，大力进行破坏道路、桥梁、通讯线路的交通战；加强依靠民兵及群众的谍报组织，开展有民兵配合的夜间袭击；地雷战的群众化，加强封锁政策等等，使游击战术逐渐走向巧妙化。
　　
　　409页 1944年“（京汉）作战期间，原来占领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
　　
　　412页 当时（1942.4.——1944.2）的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
　　
　　419页 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共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157、158页 （1940年2月）“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国共激战的结果……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
　　
　　216页 （1940年春）“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277页：27师团的1940年12月1日的《师团情况报告书》“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
　　
　　362页：在1941年度“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至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下册
　　23页 沁河河岸地区的第二期作战，日军41D。“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101页 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第二 要领……二、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
　　
　　264页 “从作战效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
　　
　　301页 华北方面军的春、夏季肃正作战（1943年度）
　　“总结以上肃正作战的特点是：与盘踞在华北管界内重庆军的涣散和战斗力衰退的情况相反，中共的地下组织，却显著活跃起来。”
　　
　　416页 “重庆系统特务工作人员，也企图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争取同志的活动，但较之中共方面的工作，质量低劣，行动也不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