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贺兰铁马彻地来――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4:58:30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最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大概只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恐惧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划,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土,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酋长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头人李仁福又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利欲熏心,当时的这些野蛮部落惟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等“赏赐”。“虽未称国,而自其王久矣。”狼子野心,勃勃欲发。

    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二百多年,这里广褒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位于今天的内蒙伊克昭盟),牧场丰肥,牛羊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又与汉族杂居,党项羌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另外值的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一万五千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宋太祖初登基,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制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建隆元年(公元962年),李彝兴献良马300匹,此举如同现在奉献三百辆车载火箭一样,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这位老李是个腰带十围的巨胖,可费耗了宋廷不少块上等和田美玉。

    乾德五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由于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又怕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一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辎重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十分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这位爷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孝顺得不行。而且,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形势复杂,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最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大概只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恐惧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划,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土,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酋长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头人李仁福又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利欲熏心,当时的这些野蛮部落惟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等“赏赐”。“虽未称国,而自其王久矣。”狼子野心,勃勃欲发。

    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二百多年,这里广褒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位于今天的内蒙伊克昭盟),牧场丰肥,牛羊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又与汉族杂居,党项羌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另外值的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一万五千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宋太祖初登基,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制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建隆元年(公元962年),李彝兴献良马300匹,此举如同现在奉献三百辆车载火箭一样,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这位老李是个腰带十围的巨胖,可费耗了宋廷不少块上等和田美玉。

    乾德五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由于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又怕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一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辎重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十分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这位爷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孝顺得不行。而且,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形势复杂,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
喂不饱的群狼――从李继迁到李德明


李继捧当上节度使才一年多,竟然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六月率一大家子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有)亲觐者”,看见西北边地这位小诸候能束身归朝,宋太宗也大感意外。李继捧的祖母独孤氏又向太宗皇帝呈献玉盘等宝物。大喜之下,宋太宗赐赏李氏一家金银无算。坐下细聊,方知李继捧袭位后,“诸父、昆弟多相怨”,其叔父辈以及兄弟辈不少人虎视眈眈,认为他不该有资格承继其兄李继筠的节度使,大概读过一些书,李继捧知道唐末的藩镇往往为保自己一家活命,偷偷跑到京城向皇帝效忠,肯定能有大官好宅多金银,于是他也表示自己“愿留京师”。

    李继捧一家入京,确实是好事。宋太宗急于求成,“乃遣使夏州护(李继捧)缌麻以上亲(戚)赴阙”,想让人把李氏亲族皆一锅端到京城,彻底根除西北这一大盘踞势力。

    愿望是善良的,但却是极不现实的。搬迁一根两百年老树,还需仔细清理盘根错结。从根上挖取一个有二百年地方统治史的大家族,难免百密一疏。而且,这一举措最大的错漏在于使当地的李氏族人和地方大小豪酋产生警惕:连李家都被迁入京城了,我们何时要结束世外桃源土皇上的美好生活呢?其实,当宋太宗向李继捧怎样统理夏州诸部时,这位老兄老实回答:“羌人鸷悍,但羁糜而已,非能制也!”连李继捧都不敢说自己有直接管治地区诸部党项羌人的能力,宋太宗想直接在当地施以郡县式管理,就近乎天真之举。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工作还阻力重重,宋太宗竟能那么早就想这种方法,真是太超越时代了。

    李继捧既然“上献”银、盘、緌、宥四州土地,宋太宗就授宋臣曹光实为四州都巡检使,准备进行接收。

    宋朝负责搬迁李氏家族入京的使臣到了银州,李继捧的一个族弟名叫李继迁,当时的官职是“管内都知蕃落使”,此人狼子野心,志向不凡,深知一家人被迁入京城,无异于蛟龙失水,再无折腾的可能,便诈称出城为其乳母送葬,趁机率数十人遁入茫茫鄂尔多斯大草原中的地斤泽。当时,这位李继迁年方二十岁,血气方刚,有勇有智,一口气狂逃三百里,终于演成胜利大逃亡。

    刚刚出逃,这帮人还不大成气候,虽然纠结了一些人马,不久,就被夏州知州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实乘夜攻袭,斩首五百余级,烧毁四百余帐落,李继捧只与其弟逃脱,其老母和妻子均被生俘。

    宋朝方面获胜后,很是松懈,觉得逃跑的这小股匪帮没什么难耐,折腾不起来。但实际情况是,“(李)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当地部族)以李氏世著恩德(多年统治当地),往往多归之。”小伙子年纪虽青,很有政治头脑,连娶数位当地豪强的女儿作妻妾,一下子与那些首领成为亲戚,在很短的时间内勾打连环,势力渐盛。

    李继迁很会做说服劝导工作,他大宴诸豪酋,先是大讲特讲李氏一家的赫赫战功和二百多年“光荣”历史,然后,言语沉痛:“我们李氏家族世世代代拥有西土,殊不料如今一日绝之。如果你们能不忘李氏旧恩,敢和我一起兴复光大我们李氏家业吗?”党项诸酋没有过多顾虑,又与李继迁成为“亲戚”,自然异口同声答应。

    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向宋将曹光实诈降,老曹认为这两人穷寇绝望来归顺,丝毫不疑,大大咧咧地仅带数十人前往葭芦川(今陕西佳会)与李氏兄弟会盟。还没下马,李氏兄弟与党项羌人就弯弓搭箭,把曹光实与数十宋兵均射死在当地。

    堂堂宋朝一个大军区司令长官,就这么糊里糊涂被人弄死。李继迁杀掉曹光实后,“因袭据银州,复破会州,焚城郭而去”,豺狼之性,一曝无遗。不久,宋将王侁带军出银州北,大破李继迁,斩首五千余级,李继迁逃窜。(这位王侁正是日后导致老令公杨业败亡的那位爷)。

    眼见和宋朝闹翻,李继迁脑瓜好使,向辽国“请降”,被契丹人封为夏国王,并把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为妻。至此,西夏在立国的道路上又迈进一大步,左右手搭上宋辽两国,凡事就更好周旋其间。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采纳赵普建议,把本来外任为崇信军节度使的李继捧召还京师,赐姓赵,改名保忠,授其为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想以毒攻毒,派李继捧(赵保忠)回老窝,代表中央去讨伐他那个叛走的族弟李继迁。李继捧回到老家,其实暗中与族弟勾结,过了数月,他上表奏称李继迁要归降,宋太宗便下诏委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然(李继迁)实无降意也。”两兄弟小打小闹,怎么也得做样子给宋朝看看,安庆泽一战,李继捧与李继迁又演戏,但“道具”皆是真家伙,一不留神,李继迁屁股上中了一支大箭,苍惶遁去。未几,这小子又率大批党项羌人,猛攻夏州。估计那一箭把李继迁射急眼,这次他可是玩真格的。李继捧心慌,忙遣使求援,宋朝派大军来救。

    战事胶着,宋太宗知道李继捧不顶事,便派自己的大舅子李继隆率大军征讨。这位李继隆看名字好象是李继捧、李继迁的兄弟辈,其实,他与西夏的李氏没有任何关系。李继隆之父李处耘是宋太祖朝功臣,为攻破荆南高氏割据政权的首功之人。李继隆的妹妹是宋太宗正妻明德皇后。既是功臣之子,又是皇帝至亲。李继隆并非高干纨袴子弟,在太祖、太宗两朝皆立过大功,可说称是百战良将,“善骑射,晓音律,感慨自树,深沉有城府,严于御下。好读《春秋左氏传》,喜名誉,宾礼儒士”。此次,他被宋太宗委任为河西都部署(河西军区总司令),专门进讨李继迁。

    此前,由于宋朝实施禁盐,西夏诸族有盐不能卖钱,大都急红眼,四十二族的蕃人皆跟随李继迁在环州一带大肆寇掠,“(宋朝)边将多为所败。”后来,因为李继迁想把绥州居民迁往平夏城,其部将高文岯“因众怒”,因为宋朝已经解除盐禁,各族有了经济好处,再不想与李继迁作“贼”,于是大家伙掉头反击李继迁。李继迁受挫后,仍在当地打转,“围堡砦,掠居民,焚积聚”又率众猛攻灵州。

    在夏州心怀鬼胎的李继捧听闻李继隆率宋军将至,慌忙带贴身的数百党项羌随从出城,于城外扎下营垒,并把自己的老母妻子儿子均带出城,诡称要与李继迁讲和解怨,并声称李继迁答应投降,要求朝廷撤回援兵。他真正的意图,是害怕李继隆所率大部宋军入夏州后,会马上削夺他的军权甚至会揭露他与李继迁暗中往来而逮捕他。宋太宗不受骗,立命人送信督促李继隆进军。李继捧倒霉蛋,一天半夜,其族弟李继迁“欲并其众”,忽然突袭一直与自己暗中勾通的族兄,杀掉数人,并俘获了李继捧的母妻及儿女。惶惧之下,李继捧从被窝里爬出,跳上一匹马,单骑逃回夏州城。一入城,守城宋将就把他关进小黑屋,稍后进城的李继隆见到这个西北白眼狼大骂,把他关进囚车押往汴京。宋太宗念他当初主动入京归附,赦罪不杀,封“宥罪侯”,赐第京师,其实是把他软禁起来。后来,宋廷又外派他到岳州、复州等南方州郡当官,虽怏怏不乐,李继捧也无可奈何。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李继捧病死,临终还上表称自己儿子李永哥不孝顺,要朝廷把儿子发配。可见,夷狄贪残,父子不免嫌猜。

  李继迁与李继隆宋军相持之际,大玩两面派伎俩,遣其弟李延信入京献马,“太宗抚赉甚厚”,回赐金银茶药等物。

    同年,宰相吕蒙正建议,“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常常据此生事,自赫连勃勃筑城以来,常为关右之患,倘废此城,乃万事之利也!”于是,宋太宗下诏,堕毁夏州城。因此,昔日赫赫统万城,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但其坚厚结实程度,仍令后人遐想无限。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李继迁派手下的汉人张浦带着一大群马驼等牲畜,以贡献为名,入汴京觇窥宋朝虚实。宋太宗又使出耀武扬威的老把戏,弄出一大帮军队杂技团,大玩“翘关、超乘、引强、夺槊”的硬气功、特务训练等把戏,万里挑一的宋军大力士还“皆拓两石弓”,意气扬扬。观毕表演,宋太宗问张浦,“羌人(党项羌)敢与这样的队伍打仗吗?”

    张浦人精一个,自然溜须拍马:“羌部弓弱箭短,看见皇朝这些高大孔武的汉子早就吓跑了,又怎敢与他们打仗呵。”

    宋太宗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他派使节持诏拜李继迁为鄜州节度使,并勒令他归还宋朝各边境州县抢走的财物。李继迁知道宋朝奈何不了他这个辽朝的“大夏王”,又嫌宋朝封官太小,对宋廷的“恩诏”,笑而不受。宋太宗没办法,封张浦一个郑州团练的官,把这个西夏人的“智囊”软禁在汴京。不久,李继迁上表说宋朝守将郑文宝诱降党项酋长,宋廷为免生事,竟把郑文宝召回贬官。李继迁仍不消停,自率大军进攻宋朝的清远军(驻地在今甘肃环县),被守将张延击败。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为了加强灵州(今宁夏灵武附近)的实力,派洛苑使白守荣押送四十万粮草前往。临行,宋太宗特别诫白守荣要把运粮车分成三大队,丁夫发给弓箭自卫,护送兵士以方阵前进,“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同时,宋太宗下令会州(守地在今天的甘肃靖远)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不料,白守荣嫌三队费事,索性编为一个大的车队,役夫军士交混,完全没有应急的准备。运粮大队行至洛浦河,李继迁早已埋伏精骑于林中,忽然出击,麻痹大意的宋军士兵役夫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登时大溃,四散奔逃,把四十万粮草扔在当地。假使会州的宋军将领田绍斌依计划护援,杀个回马枪,兴许能转败为胜,但这位田将军为求自保,根本没有出军。至此,四十万粮草顿成李继迁手中之物。很快,他又集大军包围了灵武城。

    宋太宗大怒,又派大将李继隆为环州、庆州等都部署,部分诸将,五路出军,目标是平夏城(今宁夏固原)。李继隆自作主张,没有按计划出环州(今甘肃环县),认为从那里出军太绕路,提军从青冈峡绕灵武直趋平夏。李继隆本意很好,以“围魏救赵”之计,想急行军奔抵平夏的李继迁老巢,一方面灵武之围自解,一方面可以在平夏捣毁李继迁的根据地。本来是相约五路军于乌白池(今宁夏灵武东南)一带集结,盛夏行军,地旱人渴,李继隆半路只遇见宋将丁罕一部,合军一处,走了十天,也没看见一个党项兵的影子。至此,军队食水、给养基本用光,只得狼狈还军。另两路宋军,延州的范延召与夏州的王超二人误期,但最终合军于乌白池,忽遇以逸待劳的党项羌兵。王超老将,“持重不进”,其实是心里发虚,幸亏他十七岁的儿子王德用激昂求战,请为先锋,激战三日,终于打跑了与宋军交阵的党项人。范延召一部宋军,与西夏兵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但最终因粮草不济,缺乏饮水,仅仅自保而已,根本谈不上破敌。此次五路攻夏,以失败告终。

    转年,宋太宗崩,宋真宗继位。为息事宁人,宋朝遣返从前扣留的西夏使臣张浦,并割让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银(陕西榆林)、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五州予李德迁,实际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李继迁派其弟李瑗入朝“谢恩”(实际上又是索要赏物),“未几,复抄边”。掠抢成性,李继迁可算是猖狂至极。

    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率领诸藩部落,终于攻陷宋朝重镇灵州,并改名为西平府。灵州正处黄河与浦洛河流交汇处,据形胜之地,“北控河朔,南引庆(州)、凉(州),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灵州失陷前,宋朝大臣杨亿、张齐贤、李沆等人认定灵州必不能守,劝宋真宗下令灵州守将提前与当地军民携力,搬空此城,退保环州。真宗皇帝新继位,气锐性刚,仍旧下令守将王超等率六万大军驰援灵州,结果,清远军都监殷义叛降于李继迁,王超大军还没赶到灵州,城池已经陷落。灵州之败,不仅是一城一州之失,其实是宋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西夏一下子有了立国的本钱,昔日时叛时降的宋朝边境诸少数民族部落也“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随李继迁,抱定了党项这条粗腿。最最重要的,西域通路断绝,党项人不仅隔绝回鹘等国的入贡,还禁止各蕃落向宋朝卖马,古代战争中,战马几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性因素之一。而且,灵州的陷落,关中地区一下子失去屏障,受到极大危胁。

    攻克灵州后,李继迁感受一下子不可自抑,建国称帝,似乎指日可图。不顾宋朝割五州之地的示好表示,他又率大军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遇挫后,老哥们并不气馁,回军而西,渡黄河,跨贺兰山,进攻凉州,大有把河西走廊一统域内的野心。

    凉州治所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当时由宋朝派去的知府丁惟清管理,但周边广大地区皆是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的地盘。这位吐蕃人本人是亲宋派,加之凉州当地吐蕃人汉化较深,汉蕃关系很不错。

    李继迁声东击西,先扬言要进攻环州,实际上主力党项军马不停蹄向凉州飞驰。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年底,猝不及防的宋朝凉州知府丁惟清早晨刚刚醒来,就有兵卒苍惶中跑进府,言城中已冲入党项兵。没缓过神,党项骑兵已进冲入知府衙门,一刀砍死了丁惟清。至此,宋朝又一西北重镇凉州也被李继迁攻取。

    凉州城虽被党项人攻下,周遭的吐蕃部落并未完全降服。李继迁正部署军队准备进击,忽然接到吐蕃首领潘罗支的降书,约李继迁出城,在一块山谷之地举行仪式,正式向李继迁归附。谋士张浦等人认为潘罗支是诈降,劝说应施反诈降计,突然集兵冲入约降地点杀尽吐蕃人。李继迁被胜利冲昏头,认定潘罗支是力屈而降,认为杀掉他们会“阻(诸蕃)向化之心。”野蛮人如果用正常人的脑子去思考问题,他悲惨的命运肯定就不可避免。

    结果,李继迁率大军出凉州城,浩浩荡荡,毫不防备地向约降山谷挺进,远远望见潘罗支等人站在当地“恭侯”。刚刚想扭头和左右人夸耀自己的战功。吐蕃人埋伏的劲弩和弓箭一时齐发,有几枝大箭嗖嗖而来,把李继迁身体几处洞穿。党项军大败,奔还灵州。

    半路,李继迁伤重而死,时年四十二。满打满算,这位爷只是在西北折腾了二十二年,终于为子孙挣得了日后发家立国的本钱。

    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得立,时年二十三。

    李德明小名叫阿移,其母为野利氏。李德明初立,心中无底,属下又有一些部落头人投奔宋朝,见势不妙,李德明派人奉表“归顺”。由于宋朝与辽国的战事吃紧,也积极派人同西夏讲和。

    李继迁临死前,特别嘱托儿子一定要与宋朝讲和,“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李继迁很有政治头脑,虽然恃功冒险受重伤,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是心中有数。

    景德三年,宋朝封李德明为西平王,行夏州刺史,并授检校太师兼侍中的荣衔,赐金银绢茶一大批,同时,诏令李德明遣子弟入传(即送直系亲属入汴京当人质),此令遭到李德明“婉拒”,但仍派人上献御马二十五匹以及一批良马、橐驼之类的土产。同时,李德明也向辽国示好,被辽朝封为“大夏国王”,两边买好,得受双份厚赐。同时,脚踏宋、辽两只船,西夏更加进退自如。

    当时,宋将曹玮上表宋真宗,认为应该趁李继迁刚死、其子李德明新立之时,出奇制胜,倾大兵而进袭,一举捣毁西夏老巢。但是,宋朝君臣当时注意力皆在抵御辽国的军事进攻,不想两个战场同时打仗,没有听从曹玮的建议。此后,由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李德明更不想自触霉头,对宋朝和辽朝“称臣”的同时,只想对这两个冤大头国家打“经济”算盘。除每年从两朝得到大量赏赐外,李德明派出的“贡使”还大肆走私,售卖马匹等物。对此严重扰乱本朝经济的举动,宋、辽两国睁一眼闭一眼,“顾全大局”。同时,李德明在榷场与宋朝进行正常交易的同时,又鼓励西夏人在边境地区大卖青盐、粮食等违禁品,很获厚利。不仅如此,西夏军队还时常拦截来自西域的商人和使团,明抢贡物和金珠,惟利是图。无论如何,二十多年间,李德明在位其间宋辽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仅仅在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因夏州发生饥荒,李德明上表宋朝,“求粟百万”,大有兴兵勒索的意思。对此,宋朝君臣很不好拿捏,下诏“切责”或者服软“输粟”都不好拿捏,幸亏宰相王旦出主意,下诏明示李德明:“已敕令有司在京师聚粟百万,可遣众来取。”不卑不亢,李德明见诏“大惭”,嘴里念叨“朝廷有人”,遂不敢再妄加讹诈和勒索。

    李德明在位时,虽然与宋辽“交好”没有大的战事,也没有闲着,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拓展了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

    凉州的吐蕃头领潘罗支用诈降计大败李继迁后,不久,他本人竟也同样被党项两个部落的头人以“诈降计”干掉,真是天道循环,谁最卑鄙谁才能在蛮荒部落生存。潘罗支虽死,其弟厮铎督仍然与西夏为敌。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以及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李德明两次派兵进攻凉州,均未得手。公元1016年,本为吐蕃友军的回鹘人突然杀入凉州,打跑了吐蕃人。公元1032年,李德明命儿子李元昊率军征讨,终于打败回鹘,把凉州纳入西夏版图。在此之前,李元昊于公元1028年还夺取了回鹘所据的重镇甘州(今甘肃张掖)和瓜州(今甘肃安西)。至此,有了收降的回鹘精兵和缴获的吐蕃骏马,李德明如虎添翼,西夏国势蒸蒸日上。

    自1010年起,李德明已在傲马山一带大修宫室。1019年,经过认真考察,李德明选定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都城,改其名为兴州,督建起巍峨壮丽的宫殿群。他对外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完全是帝王气派。每有宋使到来,李德明也做做样子,让人撤去宫殿题榜,背朝外放在台阶上。一俟金银赏赐到手,宋朝使节刚刚出宫,李德明马上换上皇帝才能穿的赭黄龙袍,关上宫门仍作天子,“殊无畏”。

    公元1032年,李德明病死,时年五十一。其子李元昊继位,这位铁血大魔头,将为北宋与西夏带来无数人命与财产的巨大损耗!
西北烽烟连年起――元昊的十数年战争


元昊(又名曩霄),小名嵬理(西夏语为“惜富贵”,似汉语小名“来福”之意),其母为卫慕氏。由于当年率党项骑兵袭取回鹘甘州城成功,拓土夺城,元昊凯旋后即被其父李德明立为太子。“性雄毅,多大略,能创制物始”,可以讲此人生下来就是个人上人的料子。元昊“圆而高准,身高五尺余”,个子不高,面相很似藏画上的人物,而且自年青时就爱奇装异服,“衣长袖绯衣,冠黑冠”,让人望之森然。从智力方面讲,元昊是个通才,“晓浮图学(佛教意理),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智勇双全,是个罕有的冷静、冷酷的逻辑型思维的政治人才。

    为皇太子时,元昊多次劝其父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李德明表示:“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国耗民疲。而且,我们党项人三十年能衣锦服绮,都是宋朝的恩赐呵,不可轻易辜负。”元昊大言:“衣皮毛,事蓄牧,乃我们蕃人的习俗。英雄在世,当图王霸大业,何必介意绵绮细事!”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继位后,元昊励精图治,“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对党项诸部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同时,恩威并施,常以会猎为名,每有所获,“则下马环坐饮,割解而食,各陈所见,择其所长”,很有亲民作风。同时,元昊对西夏内部的官制下大力气进行改革,设立了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翊卫司等一系列详尽的府衙,分由汉人、党项人统管,并分设蕃学和汉学,培养后备人才。当然,中央官制方面,元昊大多搬袭宋朝的官制,但俸禄方面就比宋朝差得好远。

    元昊继位后除改名为“曩霄”以外,又自称“嵬名兀卒”,即党项语的可汗号(“兀卒”在党项语有“青天子”之意。)“嵬名”之意,后世和当时就解说纷纭,据欧阳修所记,应是拓跋鲜卑“元”姓的党项音译,元昊不姓李,不姓赵,一抛唐宋两大中原王朝的赐姓,改为拓跋鲜卑的“皇族”姓(北魏孝文帝改制时,把“拓跋”皇姓改为“元”姓),显然是为称帝做精心准备。而且,公元1032年,是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认为“明道”的年号犯其父亲李德明之讳,自己在国中改元为“开运”,依礼,当时元昊的西夏是宋朝藩属,当然不能有自己的年号。可笑的是,“开运”年号是五代后晋的倒霉年号,施行后才有汉儒指出此年号不吉,元昊又改为“广运”。自此之后,西夏便自行一套年号体系。

    在官制等方面推行汉化的同时,为了增强党项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识别,元昊又强行发布“秃发令”,并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脑袋顶上一圈头发剃光(有点像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三日为限,不从者“许众杀之”。当然,党项人秃发并非一件难事,不似清初汉人剃发那么有心理障碍。秃发之举,完全是元昊验证自己统治力和明晰民族识别的一种手段。同时,元昊又对党项官民服饰进行了严格规定,文官“幞头、(左革右华)笏、紫衣、绯衣”。武官则冠金、银帕起方镂冠,衣紫旋襴,一般百姓只能穿青绿服色。至于元昊自己的打扮,也很独特:“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怎么看怎么像日后李自成的装束。

    接着,元昊还“自制蕃书(西夏文字),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夷狄称国,创制文字一般都是必不可缺的步骤。西夏文“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笔)划颇重复”,结构十分复杂,相较汉字,大有床上架屋、画蛇添足之势。估计西夏文字并非元昊“创制”,肯定是野利仁荣主持,有一套“班子”研究制作。相较辽朝的契丹大字,西夏后来其皇族皆为蒙古人殄灭无余,但后世出土以及敦煌文献中存留的实物十分丰富,特别是《蕃汉合时掌中书》,完全类似现代的双解字典,西夏文、汉文全双解,成为后世阅解西夏文字最珍贵的“工具书”。

    做毕这些礼仪、制度、文字等方面工作,元昊还需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武功,于是,派大将苏奴儿率二万五千名党项劲卒进攻吐蕃的唃厮啰政权。唃厮啰是昔日强盛的吐蕃王国赞普的后裔,本来生于高昌,少年时代被一个羌人当作“奇货”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知道其身份后,当地人名其为“唃厮啰”,吐蕃语是“佛儿”的意思。当地吐蕃诸族重血统,唃厮啰被拥为“赞普”。后来,渐渐成人的唃厮啰与拥立的吐蕃酋长发生内哄,自行出走,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建立起政权,附近诸族纷纷归附,有众数十万。唃厮啰一直接受宋朝册封,采取抗夏附宋的策略,常年与西夏兵戎相争。但是,苏奴儿一军遭到吐蕃军强烈反击,败死略尽,连苏奴儿本人也被俘。气急败坏之下,元昊亲自出马,率数万大军猛攻猫牛城(牦牛城,今西宁西北)。打了一个多月,党项兵也攻不下坚城。元昊用计,诈称要和吐蕃人约和,待其守城主将开城门准备宴饮盟誓时,元昊突然进攻,杀进城中,把城内居民和守兵杀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元昊又率西夏大军,在吐蕃境内昼夜不息,转战四方,四处攻城,虽然吐蕃的青唐都城未被攻下,元昊仍旧取得瓜州、沙州和肃州三个战略要地。南还时,元昊怕吐蕃兵蹑追,又举兵猛攻兰州诸羌部,并于凡州筑坚城,以免他日后侵宋时吐蕃兵会从他背后进击。

    元昊很有雄略,他在黄河以北布军七万,以备辽国;在盐州路布兵五万,以备环庆等地的宋兵;在宥州路布五万兵,以备鄜延等地的宋军;在甘州路布兵五万,以备吐蕃和回鹘。同时,简选善射便马的壮士五千,号为“六班直”,以充御林军。

    至此,元昊拥有了夏、银、绥、宥、野、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数州之地,他自居兴州,依山阻河,于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时年三十。

    当然,称帝之事,怎么也要向宋朝有个交待,元昊便派使臣去汴京,宣告自己称帝一事。其上表内容如下: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盖拓拔之远裔,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之封,显蒙于割裂。

    “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弹.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称帝则是从。伏愿以一垓之地,建为万乘之邦家。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柞。

    “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肯,仰俟帝俞。”

    虽然元昊奏的语气不乏谦恭,但对于宋朝来讲,藩国一下子变成“友邦”,国王变成皇帝,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大逆不道之事。

    元昊称帝前,已经清洗了西夏内部对他地位有威胁的部族首领,不仅把卫慕族首领山喜整族人扔进黄河淹死,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放过,以毒酒毒死。元昊的母亲本人就是卫慕族人。野蛮民族母氏势力确实很有威胁,但一个母后也不能容,元昊确实是非常残忍之人。不仅如此,元昊把自己的妃子卫慕氏(也是他表姐)连同卫慕妃为自己生的儿子也一并杀死,斩草除根,狠到连自己的骨肉也不放过,元昊真乃天下大忍之人。称帝前,由于分掌西夏左右厢兵的大将山遇惟亮劝说元昊不要与宋朝翻脸,元昊又准备诛除山遇一族。这位老臣得知消息后,携家属二十多人准备逃往宋朝边将李士彬处(李士彬本人也是党项族)。中途,宋朝的延州知州郭劝抓住山遇惟亮一家人,怕收留山遇惹起边事,竟然派人把山遇一家人押还给元昊。元昊大怒,把山遇惟亮及其儿子缚于树止,与众军将一起,弯弓搭箭,把这位老臣及其儿子射成刺猬,然后又戮尸泄愤。

    元昊称帝,宋廷上下非常愤怒,马上下诏削夺元昊官爵。但是,众大臣还没有意识到西夏威胁的严重性,认为“元昊小丑,出师征讨,旋即诛灭!”惟有谏官吴育一人忧心忡忡:“元昊已经称帝,不可能自己再改回原先的称号,而且他一定做好充足的战争准备。当今之计,应暂且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没有口实兴兵,同时严命边将抓紧战备,争取时间,待其发兵来攻,兵祸还可能不会太深。”当时,张士逊任宰相,认为吴育迂腐可笑,不听。不仅削夺元昊爵号,宋朝还立刻断绝双方的互市,在边境张贴告示,称有斩元昊之首者马上授与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元昊闻讯一笑,宋朝的反应早在意料之内,他又派遣使臣,把宋朝先前赐予的旌节和诰敕皆封匣送回,书表语气傲慢无礼,再不拿宋朝当回事。

    此后数年,对宋朝,经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寨之战三大战役,元昊率党项兵歼灭宋军精兵数万;对辽朝,河曲大战,元昊又在1044年大败携10万精兵御驾亲征的辽兴宗。这样,元昊完全奠定了宋、辽、夏天下三分的局面,西夏的独立成为铁板一样的现实存在。


大战之一:延州之战
  
    当河西广大地区为西夏占有后,元昊对西夏军队也花费不少精力进行整治和重新编制。首先,他以黄河为标界,在西夏国内把军队划为左、右两部厢军,设十二监军司,分别命以军名,规定驻扎地(宋朝也有类似厢军设置,如同今天的“军区”),由此,健全了西夏军队的指挥体系。其次,元昊开发了并固定了几个新兵种: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泼喜军。铁鹞子又称“铁林”,是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此种部队配以最良的战马,最精的盔甲,总人数三千人,分为十队;擒生军,是西夏为了在战争中俘掠对方百姓专门成立的部队,此种部队为西夏“元创”,人数极多,有十万之众;卫戍军是西夏禁卫军,共5000人,皆为西夏贵族子弟充任;泼喜军是“炮兵”,主要在攻城时用抛石机协助进攻,人数最少,才200人。此外,最富于心机、最缺德的元昊军制,是他特意挑选被俘汉人组成“撞令郎”军,日后,蒙古人、日本人都采用过此法,以这些“伪军”为先头部队,让他们冲在本族主力军队前面充当炮灰,最大限度减少西夏党项兵士的伤亡。总而言之,元昊立国之初,西夏总军力已达50万人,这还不包括打大仗时从各部落征民为兵的人数。

    可以讲,元昊当国时,西夏全民皆兵。

    元昊不仅拥有坚实的军事后盾,最重要的他还拥有一个主要由汉人组成的智囊团。西夏国之初,“主谋议”的六个人,除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他均是汉人: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而且,教诱元昊以“大略”侵宋的主心骨也是两个汉人:张元、吴昊。这两个人,宋史中只模糊言及二人的家姓,“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 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这两个久试不第的读书人,自恃胸中文韬武略,本来想投靠宋朝边境献计献策立功名,一直不受重视。气愤之余,二人就连袂叛逃,亡入西夏。他们入西夏也颇有戏剧性,二人到达兴庆(今银川)后,天天在一家豪华酒馆痛饮欢歌,又在雪白的粉壁上用笔墨大书“张元、吴昊来此饮酒”,被西夏“派出所”便衣发现,连夜抓起,直接押往元昊处。元昊知道此二人不是凡人,便亲自审问,怒问二人怎敢犯我名讳。张、吴二生鲜衣华裘,皆一表人才,虽然人被捆成个粽子,两张嘴仍旧伶牙俐齿:“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在乎,何必在乎名呢!”一句话,杀人大魔头元昊大惊失色,正戮中其痛处:唐朝五代直到宋初,元昊一族姓“李”,而后至今,元昊一族姓“赵”,皆是中原王朝的“赐”姓,真是一大疮疤。于是,亲去绳索,好言相谢,三人顿时言语甚欢,张、吴二人成为他侵宋的最重要谋士。

    张元、吴昊二人虽是书生,却熟知中国历史和军事战略,他们力赞元昊进取关右之地,占领关中,向中原腹地挺进。同时,与辽国联合,让契丹人在河北进袭宋朝,最终使宋朝两面临敌,“一身二疾,势难支矣”。这些策略,皆是一剑封喉的毒招,无论哪一招成功,宋朝都会有亡国之忧。“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张、吴二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异类。

    当时,宋朝在西北的主要负责人,一是泾州知州夏竦,二为延州知州范雍,此二人不仅仅是文职,皆“加兼经略使、步骑军都总管”,是西北方面人、财、物、军一把抓的两大巨头。夏竦此人,是力襄宋真宗“天书封祀”中的“五鬼”之一,但此人极富干才,是一位有远谋的能吏。对于当时西夏的形势,他有非常中肯的分析:“(李)继迁当(宋)太宗时,遁逃穷困,而累岁不能剿灭。先帝(宋真宗)惟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即逐之,去无追捕。然自灵武陷没,银(州)绥(州)割弃以来,假朝廷威灵,其(西夏)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况(李)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李)继迁(之)穷蹙比元昊(之)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太祖以来)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宋朝边军),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比较)今沿边未试之将(没经过大战阵的宋将),工拙可知也……若(宋军)分军深入,粮糗不支,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忧)也。若穷其巢穴(指进击银川),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促可具。若浮囊挽绠,联络而进,我师半济,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紧接着,夏竦针对西北边境形势,进呈十条建议: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
    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
    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
    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
    五、诏诸路互相应援;
    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
    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
    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
    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
    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开春,元昊自率大军,以宋朝延州为目的地,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当时,时任振武军节度使、延州知州的范雍正在延州。这位范老夫子人品不差,颇有政声,但兵事方面欠缺远略深谋。宋真宗死后,供奉“天书”的宏丽宫殿群昭应宫被雷击起火焚毁,刘太后欲重修,正是范雍抗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实乃上天惩诫!”终于使宋廷未再劳民伤财。正直归正直,范老夫子得知元昊西夏大军要拿自己的延州开刀,“甚惧”,忙上表奏称:“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周边防御工事少),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益师。”但是,范雍要求增兵的表奏并未引起朝廷重视,不报。

    元昊选择范雍的延州为攻击目标,并非仅仅因为范老夫子怯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置。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到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绵延1000多公里。元昊称帝后,宋朝在这条边界线上不断派军驻防,经过数次进兵侵扰及试探性进攻,元昊选定延州(今延安)为攻击目的地,看中的正是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通路畅阔,便于进攻。

    首先,元昊展开军事行动后,又派使人送信于范雍,表示自己要与宋朝议和,老夫子“信之,不设备”。同时,元昊猛攻延州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军事据点。李士彬当时是宋朝的金明都巡检使,他本人就是党项族酋长,掌有十八寨近十万众的彪悍羌兵,驻扎于延州北面的金明寨。对于这个党项老敌手,元昊暗杀计、反间计、奇袭计等等全用个遍,一无所成。最后,反倒是“骄兵计”成,西夏军每逢李士彬交战,没打几下就“溃退”,还高声叫唤:“铁壁相公(李士彬的“外号”)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如此一来,李士彬颇为自负。同时,元昊还派遣一批又一批党项部落向李士彬“投降”,面对汹涌而来的党项人,李士彬自己不好处理,就上报“上级”延州老夫子范雍,要求把这些党项降人迁居到远离西北边境的南方安置。范雍文士,没有军事计谋,反想“以夷制夷”,厚赏这些西夏降人,并让李士彬把他们编入金明寨周围的各个军事据点。李士彬不好违背上级命令,只得照办,等于宋朝的各个砦堡安置了为数众多的“定时炸弹”。

    果然,安排停当后,一声炮响,元昊诸军突然发动攻击,事先诈降的党项人纷纷而起,金明寨等十余个延州以外的宋朝军士据点皆被西夏人占领,李士彬父子也被擒杀。乘胜优势,元昊大军直至延州城下。

    范雍肝胆俱裂,一面命人紧闭四城拒守,一面派人带信急召当时屯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路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刘、石二人闻信苍猝提兵,直趋土门(今陕西安塞)。然后,这部宋军未得休息,又经保安、万安镇向延州方向驰进。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以及巡检郭遵都接到范雍的告急书,也同时往延州方向集结。元昊早已得知宋军动向,便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设下埋伏,静待诸路入套的宋军。

    刘平与诸将会合后,集步骑一万多人,结陈东行。走了五里,终于遇见严阵以待的西夏兵。当时,天下大雪,“平地雪数寸”,两军均摆偃月阵,一时相持。很快,西夏军渡水而前,改为横阵,宋将郭遵率骑兵荡阵,“不能入”。刘平指挥宋军全力压上,“杀敌百人”,西夏军退却。忽然,西夏军又“蔽盾为阵”,宋军又发动进攻,“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混战之中,刘平的脖子和耳朵皆被流矢射穿,血流遍体,乍为小胜,又至日暮时分,宋军兵校纷纷手持人头,牵着所缴获的马匹拥至刘平面前请赏,刘平忙说:“现在敌人未退,你们各部自己人记下功劳,战后一定各加重赏。”话音未落,西夏兵忽然又来一拔,“轻兵薄战”,宋军稍稍引却。其实,时前时却,是对阵交战双方军队非常常见的事情。关键时刻,远居后阵的宋将黄德和心怯,见前军小却,他马上召集麾下往后狂逃。“众从之,皆溃”。完全是一时间的从众心理,本来一直在搏战中占上风的宋军忽然就掉头一齐往后跑。刘平见状,马上派自己的儿子刘宜孙乘马追赶黄德和,拉住他的马疆苦劝:“万望将军勒兵回击,并力击贼,不要再跑。”黄德和不听,纵马驰奔而去。刘平无奈,急遣军校“伏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日,贼(西夏军)退还水东。”可见,宋兵此时的战斗力仍很顽强。特别是宋将郭遵,独出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手持大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知道此将不可当,派数人在一狭窄处持数条长绳欲拦截郭遵,均为这位猛将挥刀斩断。最后,西夏特派一股部队,边斗边佯败,诱郭遵深入,然后万箭齐发,才把这位猛将射死。郭遵上阵时所用铁锏、枪、槊,有九十多斤重,“其后耕者(农民)得其器于战处。”宋廷对这位郭将军非常恽惜,加封其父母,宋仁宗还亲自为其年幼四子起名。

    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立七栅自固”。半夜,西夏集大兵围攻,“四出千合击,绝官军为二”,苦战不支,宋军绝大部分战死,刘平、石元孙皆为西夏军生俘。

    刘平此人,“刚直任侠,善弓马,读书强记”,其父刘汉凝是宋太宗朝功臣。虽出将门,刘平本人进士及第,文武全才,为寇准所知,荐为泸州刺史,数次击平当地夷人的反叛。后来,刘平入朝,任监察御史,多次上书言事,得罪了丁谓。恰逢西北有事,丁谓就向当时的宋真宗“极力推荐”刘平,说:“刘平,将家后代,素知兵,派将西北,可以制敌。”趁机把刘平外放。西北任上,刘平竭心尽力,多次镇压各蕃族的叛乱,还不停上书献计,可惜一直未获采纳。三川口败后,先行逃跑的黄德和竟然反诬刘平率兵降敌,“朝廷发禁兵围其家”。不久事发,黄德和被判腰斩,宋廷认为刘平已经战死,追赠他为朔方节度使,谥壮武,“子孙及诸弟皆优迁”。后来,有附降的党项人来报,称刘平“在兴州未死,生子于贼中”。宋廷还不信。石元孙被西夏放还后,朝廷才知道刘平确实未死。估计老头子是被元昊好吃好喝养起来,当个高级军事顾问什么的。对此,宋廷也未深究,毕竟一直苦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三川口之战,西夏虽大胜,但因天降大雪,加之延州城坚,并未能一举攻克延州。不久,得知其余几路西夏军遇败,补给又不济,元昊只得下令退兵。

    范雍老夫子也算命好,延州守兵才几百人,竟然能得以保全。当然,三川口大败,他不得辞其咎,“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范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此类人只宜在朝中当清显之官,真让他干实事其实很难。但范夫子“颇知人,善荐士,后多至公卿者”,是位好伯乐。宋朝大将狄青为小校时,一次犯法当斩,正犯在范雍手下。范夫子惜才,“贷之”,饶以不死,成就了狄大将军日后的千秋万古英名。
大战之二: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大败后,宋廷在中央也追究责任,罢张士逊的相位,以吕夷简接任,同时,宋廷又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协助总统西北防御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又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由于先前与宰相吕夷简不和,范仲淹被斥为“引用朋党”,贬为饶州、越州等地为官。正是韩琦力荐,他才得以被重新起复担当大任。不久后,宋廷又下诏任韩琦和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管泾原路,范仲淹主管鄜延路。

    范仲淹到任,首先改变御敌策略。先前,敌军来攻,宋军军官总是最小的武将先出御。对此,范仲淹深恶痛绝,“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他大阅州兵,简选一万八千精锐,“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轮流)出御。”如此,即通过战斗练将,又通过实战练兵。西夏人知道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相互诫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范仲淹还跟人四处修建防御堡垒,并建鄜城为康定军,加强抵御西夏的军力。“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渔家傲》)即是此时所作。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月,元昊又连下乾沟、乾福、赵福三大军事据点,咄咄逼人。韩琦马上命令时任环庆副总管的宋将任福率兵七千,夜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驻守的西夏士兵,“焚其积聚而还”,予以西夏人以震慑;鄜州判官种世衡也审时度势,急率军赶赴踞延州东北二百里外的宽州,筑垒营墙,起清涧城,“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州)夏(州)之旧。”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鉴于元昊攻势转剧,宋仁宋遣使向主持西北军政要务的夏竦问计,夏竦派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诣阙入对,呈上攻守两个方案,任凭宋仁宋选取其一。宋仁宗当时年值青壮(三十二岁),认定要对西夏展开攻势。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兵,期以正月进讨。”范仲淹上奏,认为正月塞外大寒,应该慎重行事。宋仁宗点头,下诏让西北诸师“应机乘便”,择时向西夏进攻。

    进攻还是防守,韩琦与范仲淹各执已见,且各有各的道理。范仲淹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主张防守;韩琦认为,如果一昧固守,将士必无进取锐志。而且,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军士),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守军)逐路重兵自守,势力分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贼(西夏)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华夏)之弱,自古未有!”韩琦派尹洙亲至延州见范仲淹,范仲淹坚持已见,认为防守乃最上之策。尹洙叹道:“公于此不及韩公也。韩公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不听。

    宋朝边地主师,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皆是儒臣出身,“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当然,“党指挥枪”很重要,但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武将权力,矫枉过正,使狄青等有勇有猛的能将总是处于接受命令的“鹰犬”地位,缺乏大战中能身临前线、知兵知将的军事统师。当然,韩琦、范仲淹绝非怯懦文士,二人胆识皆备,但时兮命兮,造化弄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三月,正当韩琦巡事军务走到高平,元昊派军进攻渭州的消息忽然传来,兵逼怀远城。韩琦闻报,马上驰至镇武戒军(今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交予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以耿傅为参谋长,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任福)”。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直趋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置伏,要其归路。”韩琦所述,足见其成竹于胸,文韬武略,确实不同凡响。“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公元1041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宋将任福率轻骑数千先发,直趁怀远捺龙川(今宁夏固原彭堡),与镇戎西路的两位宋将合军,在张宗堡以南大败西夏部队,斩首数百。“敌弃马羊、囊驼,佯北(败),桑怿引骑趋之,(任)福踵其后”。刺探情报的宋军尖兵来报,声言西夏兵很少,任福等人顿失警戒之心。宋将武英认为西夏兵可能潜伏,诸将不听。傍晚时分,任福与桑怿合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屯军。朱观、武英也屯军于五里以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明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无还。”其实,元昊率十万大军,已经沿瓦亭川南下,在好水川、姚家川西侧的谷口设下埋伏,先前西夏“败军”,就是引宋兵深入的“诱饵”。

    “路既远,粮饷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轻装奔袭未带足够的粮草,宋军人困马乏,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下,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忽然发现已经列阵严待的夏军。“诸将方知堕敌计,势不可留,遂前格战。”前锋桑怿发现道中有数个封闭紧严的银色泥盒,其中有跳跃扑腾之声,“疑莫敢发”。任福赶到,桑怿请示后才敢启开泥盒,“乃是哨家鸽万余,自中起,盘旋军上,于是夏兵四起”。这种以信鸽当诱引让对方上当自己开启以充进攻号令的缺德伎俩,实乃元昊原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知中伏,宋军并未气馁,桑怿首先跃马冲阵,想给任福争取时间布阵。西夏部队毕竟是等候多时,准备严密,立刻派出铁骑轮番突阵,冲荡多时,终于把宋军阵型冲乱。宋军见势不妙,众将校还算稳重,各自指挥部众分头冲杀,想占据有利地形制敌。突然,山上忽然树起西夏创制的命旗鲍老旗,左挥,左边伏兵起。右挥,右边伏兵起,西夏的埋伏军士皆凭高而下,“自山背下击”,宋军士卒多被杀或堕下山崖摔死。先锋任怿等人首先战死。同时,西夏又分数千精兵断绝宋军退路,形成合围之势。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其属下小校劝他乘间突围,任福表示:“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最后,西夏兵涌上,乱战中一枪直贯其颊。任福知大势已去,抽刀自刎。双方合战时,宋将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四千四军驰援,在宋将朱观的军阵西侧布阵,并屡屡身先士卒,荡突敌阵,但西夏兵多,“阵坚不可破”,知道大事已去,王珪东望再拜以示必死之心,然后“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三次换马,击杀数十成百的西夏兵,最后眼睛中箭而死。“敌后益至,官军大溃,”宋将武英、赵津等人相继英勇战死,“士卒死者(一)万三百人。”诸路宋军,惟朱观一部率千余人退保于民垣,凭掩护向四处射箭击敌,恰值日暮,西夏兵引退。此次战役,宋军前后损失任福等多名大将,士卒死伤七万多,消息传出,“关右大震。”

    任福、王珪诸人,皆是以禁卫军官起家的大将,“好水川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乘义不屈,庶已烈士者哉!”史官之论,确实公允。宋廷对阵亡将官各有赠谥,抚恤甚厚。

    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韩琦回军路上,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嚎哭,抛散纸钱,向空中哀诉:“你们先前跟从韩招讨出征,现在韩招讨回来了,你们都死了,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韩招讨一起回来!”哀恸之声震动天地,韩琦本人“掩泣驻马不能进。”范仲淹闻此,也叹惜道:“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西夏军大胜后,元昊的军师张元看见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大喜。他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七万多同胞的尸体,成就了张元的不世功名,可见汉奸是代不乏出,屡出“奇人”。
大战之三:定川寨之战

    好水川大胜后,元昊派使臣送书信于范仲淹,“语极悖慢”,范仲淹气愤,在夏使面前烧毁来信。宰相吕夷简认为:“人臣无外交,范仲淹先前擅自与元昊通信(劝元昊与宋和解),今得其书又焚而不奏,别人哪敢这样干!”于是,朝廷下旨,调查范仲淹与西夏通使焚书之事。

    范仲淹辩称:“我先前与元昊通书,意在诱谕其归顺。任福军败,元昊来书悖慢,为臣以为,朝廷如见书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而我当着僚属之面焚毁来书,以使悖慢之辞不得见于朝廷。”话虽有理,宋廷仍降范仲淹官一等。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秋,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统师之职,“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别领兵命将,以抵御西夏的进袭。夏竦此人,“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西北抗夏),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所以,宋廷让他改判河中府,他自己也乐得接受,其本意是复返汴京做执政。在西北三年,除了上奏“十事”之外,夏竦基本没有任何建树,而且外出巡边还在军营中带美婢玩乐,几乎导致军变。

    范仲淹到庆州后,招抚诸羌,以诏书大行犒赏,“诸羌皆受命”,由于范促淹曾为龙图阁学士,羌人敬称其为“龙图老子”。他又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大顺城,并派遣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纯佑与兵将前往,抵拒了西夏兵的数次侵扰。

    深秋时节,兵强马壮之时,张元又撺掇元昊向镇戎军进攻,最终目的是经渭州长驱直入,进击关中地区,“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贼,则长安在掌中矣。”对于张元,元昊自然是言无不从,立刻又点集十万精兵,两路出兵,准备合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

    渭州知州王沿虽不太知兵,手下毕竟参谋不少,马上下令副总管葛怀敏率诸寨兵出御夏军,分兵四路,直奔定川寨(今固原以北,葫芦河以西)。同好水川之战一样,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布置好埋伏,烧断河上木桥,堵住宋军的突围必经之路。

    如同事先约定一样,阴历九月二十一日,葛怀敏刚刚与诸将于定川寨刚会合,四周顿时就涌出无数西夏兵马,拔栅逾壕,四合进攻。夏军又阻断定川水泉上流,截断了宋军的水源。无奈,葛怀敏只得硬头皮出寨,布下军阵。夏军猛攻中军,宋军不动。夏军掉头,又猛攻东北隅的宋将曹英一军。关键时刻,忽然吹起东北黑风,宋军迎风列阵,一时大乱,军阵遂溃,兵士皆掉头往定川寨里面奔逃。宋将曹英本人面中流矢,被射翻于城壕之中,葛怀敏手下亲军“见之亦奔骇”。更倒霉的是,由于宋军往回逃,正在阵中指挥的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踩踏几死,幸亏卫士抬回寨中,“良久乃苏”。宋军逃回寨内,据守城门,杀掉不少夏兵,“敌众稍却,然大军无斗志”。

    当晚,西夏兵在寨外四面举火,高呼要宋军投降。葛怀敏、曹英等诸将商议好久,也决定不了突围去哪边。直至凌晨,葛怀敏自己下决定,准备结阵而出,向镇戎军方向突围。有宋将认为应该迂回行军,葛怀敏不从,执意要直接突围奔趋镇戎军。

    宋军还算英勇,近万人马冲出重围,向东南竟然还跑出二百里地。但是,到了长城濠一带,宋军发现西夏军早已切断退路,以逸待劳,从四面冲杀过来。激战过后,全部宋朝官兵近万人,包括葛怀敏、曹英等将领十六人,皆力战而死。

    击败葛怀敏宋军,西夏军取得大胜,元昊“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幸亏诸路宋军坚壁固守,范仲淹率军来接,加之陕西诸路二十余万驻兵的牵制,以及吐蕃诸部在西夏背后的“埋伏”,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

    葛怀敏此人,是宋太宗手下名将葛霸的儿子。葛霸“姿表雄毅”,想必这葛怀敏样貌也是一表人才,但范仲淹早就奏称其“猾懦不知兵”。史称,葛怀敏“通时事,善侯人情,故多以才荐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太平时节,这个仪表堂堂的“高干子弟”自然可以在朝廷内外大显风光,但边庭战事危急,葛怀敏这种绣花枕头可就不行了,此人最终战死沙场,也算是条汉子。

    定川寨大败之后,宋廷上下完全死心,再不做进攻的妄念,专心守土。特别是韩琦与范仲淹,“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辄犯边境”。西北民众也做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当然,“西贼”(夏兵)既未胆寒也未破胆,只是因为多年战争,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西夏的国力也因战争大损,民不聊生,故而暂缓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同时,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增加辽国二十万“岁币”,辽朝好处拿到,不再向宋朝施压,反而“义劝”西夏收手。在此情况下,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元昊自己也不敢保证契丹人做出什么事情。

    范仲淹、韩琦二人,皆是才兼文武,经国大手,铁石心肠,也能做清丽小词。以下试摘两首,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两个人杰的为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 《苏遮幕》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愁?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

  韩琦《点绛唇》

    此词辞意凄婉,颇有情致深韵,此情此景,真想不到是出自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大丈夫韩琦之手。


    宋夏三次大战,皆以西夏胜利告终。总结原因,不外有如下几点:

    其一,元昊总兵数虽少于宋军,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五指成拳,以人数之胜,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反观宋朝,战线拖沓,兵源分散。

    其二,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宋军的动向以及作战地形,西夏军皆事先成竹在胸,反观宋军,数次贪功冒进,连间谍、尖兵侦知的情报都百分百不实,不败才怪。

    其三,游击战术,转战不疲。元昊常常声东击西,偏师屡出,令宋军如堕云里雾里,乖乖受骗。

    “(宋)太祖惩唐季藩镇,削其兵柄,收其赋入。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然专其大利,而受其大害。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大与古异。威权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强中弱”(叶适《始论篇》)所以,宋朝重文抑武现象,乃开朝就立为国策的“原则”,矫枉过正,日后终成衰弱之源。
大战之四:河曲之战(夏辽之战)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由于连年征战,西夏国力已臻衰竭,元昊就乘机派出使臣上书宋朝商谈和议。宋仁宗密诏庞籍与元昊谈判,“元昊闻之大喜”。谈来谈去,关键问题仍然是元昊称帝的问题,宋朝坚持要元昊自削“僭号”。元昊恼怒,大言:“(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经过拉锯谈判,元昊派使臣至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虽不称臣,元昊以儿子自居,总算给了宋朝一个台阶。

    正当宋朝准备答应与西夏的和议,辽朝派来使臣,要宋朝不要与元昊讲和。两难境地下,宋朝的礼部郎中吴育发表意见,顿解愁结:

    “契丹受恩,为日已久(指宋辽两国自澶渊以来一直关系友好)。不可纳一叛羌(西夏元昊),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番自斗(夏辽关系吃紧),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吾朝速纳元昊,为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河北),致使辽宋战事又起。”

    接着,吴育又出主意,宋朝可派使臣到西夏,告诉西夏要一如继往与辽朝和好,宋朝方许约和;同时,又派使臣去辽朝,告诉契丹人,宋朝已经命令元昊向辽朝道歉,在此前提下,才接受西夏的求和,否则,当再兴兵征讨。

    宋廷依计施行。果然,此举中规中矩,西夏、辽朝皆无借口向宋朝发威,宋朝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一次成功。

    辽朝方面,早在1031年辽兴宗即位之初就把辽朝的兴平公主(辽兴宗姐姐)许配给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完全是政治婚姻带来的冷淡与疏隔。后来,兴平公主病重,元昊仍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对公主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元昊由于正忙乎攻宋,也低头装孙子,献贡献宝讨好辽兴宗。后来,辽朝从宋朝又讹诈每年多二十万“岁币”后,很是站在宋朝方面说话,劝阻元昊不要伐宋。元昊恼怒至极。再往后,夏辽两国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国派使臣令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翻脸。

    既然与辽国闹僵,自然要加快与宋朝的和议。公元1043年夏天,宋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虽然说是“赐”,文字游戏而已,实则是花钱买平安。大臣蔡襄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陵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厌战,不听。并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为官。大臣富弼上言劝宋仁宗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守边,但当时执政晏殊等人“厌兵”,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

    转年,公元1044年五月,辽朝内党项族叛乱,辽朝派军前去镇压,元昊派兵救援,竟把辽朝的招讨使也杀掉。大怒之下,辽圣宗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讨战西夏。在此情况下,西夏更急于与宋朝讲和。最后,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下,宋朝把“岁赐”提至“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西夏答应奉宋朝为正朔,并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其实,宋朝使臣前往,西夏只是在宥州“接待”他们,从来未到过兴州(银川),“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他爹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皇宫”内的匾额暂时撤下来一会儿,元昊索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首都”。

    宋夏议成。当年十月,辽夏二国开始大打出手。

    辽兴宗本人怒气冲冲,连出三路大军,共十万精兵,渡过黄河,直朝西夏境内杀来。大军一直前进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最终,辽军在贺兰山北麓发现元昊部队,辽军纵兵进击,把夏军杀得大败。元昊与宋军打惯了胜仗,初遇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辽军,自然压力倍增,尤其是当他看到辽朝源源不断的增援士兵,心中大惧。于是,元昊又使缓兵计,派使臣向辽兴宗谢罪请降。辽兴宗想见好就收,其臣下韩国王萧惠等人不答应,劝辽圣宗,一鼓作气,扫平元昊,以免日后他再生祸患。

    思来想去,辽兴宗点头。于是,辽朝的韩国王萧惠为前锋,又朝元昊西夏军杀去。元昊见势不妙,边撤退,边坚壁清野,烧掉一路上凡有的粮草和居所,连撤一百里之遥。这种焦土政策管用,辽朝十万大军本来要以战养战,这样一来,后勤顿失保障,人粮马料皆成大问题。特别是辽朝战马,因缺草料,病亡大半。元昊又恰如其分地派人“请降”。

    辽国君臣正在大营计议,元昊忽然发起猛攻,直袭萧惠大营。萧惠不孬,忙整军出战,把元昊又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忽然天起大风,吹扑向辽军。古人迷信,契丹人更是信神信鬼,大风一吹,兵将皆心惊肉跳,一时军中大乱。元昊已经习惯了自己地盘上这种风沙乍起的天气,立刻命夏兵反攻,把辽军打得大败,俘获数十辽国贵族大臣,辽兴宗本人只与数十骑勉强逃脱,差点成为这位妹夫的阶下囚。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今内蒙伊克昭盟),故称“河曲之战”。(当然,“河曲之战”各种史书上记载矛盾,《辽史》更是支支吾吾,含混其辞。据《辽史•伶官传》所记,辽兴宗败后,苍惶逃命,其身边有个戏子名叫罗衣轻,生死关头还挺幽默,趁着辽兴宗驻马喘息时,刻意搞笑:“陛下您看看鼻子还在吗?”夏辽之间发生战争,夏人总爱把被俘的辽人鼻子割掉再放归,罗衣轻以此为笑乐想逗辽圣宗开心。辽兴宗此时刚捡得一命,听罗衣轻如此说,怒上心头,叱命旁人(卫士无多)把罗衣轻宰了。时为太子的辽道宗赶紧解劝:“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有名的搞笑戏子)”罗衣轻顺口接声:“行兵领队的也不是唐太宗”,仍旧不肯服软,继续拿辽兴宗找乐。辽兴宗闻言也笑,知道此次大败全是自己该断不断。从《伶官传》的记载,可见辽兴宗确实大败而归。败后,辽国人害怕宋朝人知道后耻笑,还在幽州等地大贴告示,夸耀大败西夏,元昊服软纳贡,但宋朝边地探子不少,自然洞悉实情。)

    虽然大胜,元昊毕竟人精一个,知道辽国仍旧有倾国再来的可能,到时侯,不一定再这么好运。所以,元昊仍旧低姿态,派使与辽朝讲和,并送回西夏军俘获的辽朝驸马等贵族大臣。辽兴宗窝了一肚子火,也不好发作,知道元昊不好惹,只得“暂从其请”。河曲之役,辽朝所受打击不浅,其属下的女真、渤海等部落也终于发现,作威作福的契丹人并非不可战胜。
天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元昊的下场


元昊大败宋朝数次,获取无数“赐物”。接着,他又大败辽兴宗本人亲征劲军,赢取边境安宁。元昊虽然“臣服”宋朝,在国中仍旧称皇称帝,惬意得不行。另外,他的谋主汉人张元病死后,替他出“远谋”大主意的人不多,加之西夏疆土已经不小,同北宋、辽朝完全可以鼎足而立。昔日雄才大略的元昊,便开始追逐人生的享乐。不顾国内民力凋弊,元昊大兴土木,四处修营奢侈的宫殿,往往边游猎边玩乐,反正到处是行宫。

    元昊有五个妻子,第一个是辽朝的兴平公主,第二个是没藏氏,第三个是野利氏,第四个是没(左口右移)氏,第五个是索氏。本来,元昊已经立野利氏所生的宁令哥为太子,此人相貌酷肖元昊本人。后来,元昊想为宁令哥娶没(左口右移)氏为妻,谁料,婚礼开始后,元昊见没(左口右移)氏貌美如花,淫心辄起,自己就当起了新郎官,老公公把儿媳妇办了,太子宁令哥恨得不行。

    西夏当时的国相是没藏讹庞,此人当官完全是靠裙带关系。其妹没藏氏原是西夏豪酋野利遇乞的老婆。野利遇乞成族人被元昊杀掉,没藏氏出家为尼。元昊早就知道没藏氏貌美,常常以拜佛为名出入尼寺与没藏氏幽会,还不时带她外出巡游玩乐。公元1047年,没藏氏在陪元昊游乐的途中早产,出于当时御营要扎于西岔河边,生下来的孩子就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在西夏语中是“欢喜”的吉祥意思。“两岔”后来就以音变音,成为“谅祚”。但是,据《辽史》所载谅祚小名也是“宁令哥”,与元昊的大太子同名。又有南宋人著书,表示元昊凡七娶:“一默穆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类他人,杀之;二索氏,始曩霄攻牦牛城,讹传战没,索氏喜,日调音乐,及曩霄还,惧而自杀;三多拉氏,早死;四密克默特氏,生子阿哩,谋杀曩霄,为鄂桑格所告,沉于河,杀密克默特氏于王亭镇;五叶勒氏,约噶从侄。颀长,有智谋,曩霄畏之,生三子,长曰宁明,喜方术,从道士修篁学,辟谷,气忤死;次宁凌喝(宁令哥),貌类曩霄,特爱之,以为太子;次锡狸,早死。六耶律氏;七摩移克氏(没(左口右移)氏),初欲纳为宁凌噶妻,见其美,自取之,号新皇后。宁凌噶愤杀曩霄,不死,劓其鼻,曩霄因创死”记载此事的李焘是南宋著名历史学家,其《续资治长编》应该有严密考证,且南宋距元昊时代相隔不远,西夏依旧存在,他的资料更为可信一些。

    国相没藏讹庞非常狡猾,见太子宁令哥(宁凌噶)郁郁不乐,其母野利氏又被废,就挑唆这个小伙子去杀元昊,并答应元昊死后立宁令哥为帝。其实,没藏讹庞的如意民算盘打得很好:宁令哥杀掉元昊,自然宁令哥得死,可立自己妹妹的儿子谅祚为帝;宁令哥事败,被元昊所杀,新太子自然也是自己的外甥谅祚,此宝好押,押在哪边都能赢。

    宁令哥小伙为怒火烧红了双眼,又有手握实权的国相没藏“支持”,杀心顿起,拎一把大刀就冲入内宫。当夜,正是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霄节,元昊刚与数位美女肉搏完毕,一身香汗未褪,犹自捧金杯痛饮。忽然一股寒风扑面,元昊下意识一闪,宁令哥的大刀已把他爸爸的鼻子头全部削掉,元昊酒醒,满殿乱跑,囔囔着鼻子大叫“抓贼”。这位西夏王数年割掉无数辽人的鼻子,料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鼻子也被割去,“主刀人”还是亲儿子宁令哥。

    宁令哥年青莽撞,看见父王一张大血脸,心下也慌,扔下刀就跑出后宫,奔入国丈没藏讹庞家躲藏。国相二话没说,马上逮捕宁令哥,顺便还捎上他亲妈野利氏,立即处死。

    元昊方面,如果别的地方受伤还好救。大鼻头被割,血流如注,不仅巨痛,也止不住血,因为鼻子的血管太丰富。最终,这个巨贼活活失血而死,小脑袋终归为大脑袋惹来巨祸。

    元昊死时年四十六,庙号景宗。临死,他虽言语不清,仍表示要大臣立其兄弟委哥宁令为帝,国相没藏自然一万个不答应,威胁利诱,终于把自己外甥谅祚推上帝位,是为夏毅宗,当时还不到一岁。

    元昊为人,阴险毒辣,十足的冷血动物,不仅把党项贵族成族诛杀,酖母、杀妻、杀子、杀叔,反正只要稍稍不顺适其意,立刻就会被弄死。最终,这么一个残暴的恶君为其儿子所弑,当属天道好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昊此人智商极高,天性聪颖,开土拓疆,可称上是人中龙虎。

    时下一些以元昊为题材的电视剧,如同描写成吉思汗的电视剧一样,尽是些老套路。在电视剧编剧笔下,无论成吉思汗还是元昊,均是“苦大仇深”,不甘心本族群受压抑,有胆略,有抱负,最终拍案而起,反抗“压迫”和“剥削”――所有这些,除了暴露电视剧编导的低智商外,也显示出“阶级分析”的残渣仍余存在当今人们的脑袋里,久久挥之不去。

    元昊、成吉思汗此等人,本质上就是一种胸怀大志的屠夫,是高级意义上的流氓和恶棍,天生杀才。他们的出现,是时代的悲哀与民族(无论对汉族还是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不幸。千百万流血的面孔,最终只换来后世对一、两个符号一般“威名”的记忆。
从哪儿转来的?
楼上养的龙鱼吧;P
后来呢?没啦?:o
回楼上,全文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