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

<table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b>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 </b></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font color="#999999"></font></td></tr><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font color="#0000d0">&nbsp;&nbsp;&nbsp;&nbsp;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只能是日本人，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他们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font><br/><br/>　　《书屋》最近刊载一篇题为《认真极处是执着》的文章（作者：林子明），谈说的话题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此文所论并不周全，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这话题本身，确有一种考量和省思的价值。记得胡适曾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所谓“差不多”，恰与“认真”形成鲜明的反差。本版这里摘录那篇文章所述的故事，俾读者读读、想想。<br/>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br/>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br/>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br/>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们办公”。<br/>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br/>　　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该是日本人了。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还有更厉害的：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里面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br/>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不算什么了。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房宁教授感叹说：“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td></tr></tbody></table><table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b>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 </b></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font color="#999999"></font></td></tr><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font color="#0000d0">&nbsp;&nbsp;&nbsp;&nbsp;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只能是日本人，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他们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font><br/><br/>　　《书屋》最近刊载一篇题为《认真极处是执着》的文章（作者：林子明），谈说的话题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此文所论并不周全，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这话题本身，确有一种考量和省思的价值。记得胡适曾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所谓“差不多”，恰与“认真”形成鲜明的反差。本版这里摘录那篇文章所述的故事，俾读者读读、想想。<br/>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br/>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br/>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br/>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们办公”。<br/>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br/>　　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该是日本人了。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还有更厉害的：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里面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br/>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不算什么了。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房宁教授感叹说：“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