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靠当战地记者成名的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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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小试牛刀
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同意了，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
11月下旬，丘吉尔到达古巴。在这里，他目睹了西班牙军队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古巴期间，丘吉尔为《每日纪事报》撰写了5篇战地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读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另外，古巴炎热的气候使丘吉尔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并开始抽上了雪茄。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和《萨伏罗拉》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四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思想变得深邃。第二年春，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很快回到印度，在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丘吉尔的母亲也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为该报写战地报道。
在报道中，丘吉尔用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同时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他在报道中没有报道英军受挫溃退的情况，更没有提及落入英军手中的起义者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
由于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可能对英军在印度的行动说三道四引起上司的不满，伦敦《每日电讯报》在发表丘吉尔的报道时并没有署丘吉尔的真名。这种做法与丘吉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一种想法，打算在《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出书。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让人们知道了丘吉尔的大名，但也使英国军方对这位胆敢对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的年轻军官存有戒心，丘吉尔因而没有获准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在蛰居的岁月里，丘吉尔假托地中海上一个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写出了一部名叫《萨伏罗拉》的影射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河上的战争》
1881年，苏丹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在1885年喀土穆战役中，起义军击毙了曾经加入“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为了给戈登复仇，英国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1896年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
丘吉尔给《晨邮报》写稿，一个月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将在苏丹撰写的战地报道结集出版。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的资本。
对政治的热望和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丘吉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队里永远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3月，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
1899年10月，丘吉尔的第三部战地报道集《河上的战争》出版。由于丘吉尔此时已不再是军人，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年少气盛的丘吉尔在著作中的论述引来了英国官方的愤怒。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在此书再版时对上述批评作了大量删减。
从布尔人监狱中成功逃脱使丘吉尔成了大英雄
由于南非战事吃紧，《河上的战争》出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1899年9月，预感到英国政府同南非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丘吉尔同《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在纳塔尔前线，丘吉尔与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因装甲列车出轨被布尔人俘虏。
丘吉尔与同伴相约越狱，但只有丘吉尔一人成功。布尔人贴出了布告通缉丘吉尔，这位未来首相的身价是25英镑。
丘吉尔逃脱后被一位当地居民藏在矿井中许多天，后来又装扮成搬运工人，在装运羊毛的车厢里颠簸了16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领事馆。不久，丘吉尔乘海轮前往印度。
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回的报道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批评有加，英国陆军部因而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的禁令。丘吉尔后来只能被编入英军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军饷的助理副官，但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从南非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开始埋头整理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并以此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其中，《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写丘吉尔自己在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到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在短短4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册。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加上以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财产已达1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进行投资。有了这些靠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和巡回演讲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丘吉尔终于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上去了。在古巴小试牛刀
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同意了，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
11月下旬，丘吉尔到达古巴。在这里，他目睹了西班牙军队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古巴期间，丘吉尔为《每日纪事报》撰写了5篇战地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读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另外，古巴炎热的气候使丘吉尔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并开始抽上了雪茄。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和《萨伏罗拉》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四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思想变得深邃。第二年春，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很快回到印度，在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丘吉尔的母亲也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为该报写战地报道。
在报道中，丘吉尔用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同时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他在报道中没有报道英军受挫溃退的情况，更没有提及落入英军手中的起义者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
由于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可能对英军在印度的行动说三道四引起上司的不满，伦敦《每日电讯报》在发表丘吉尔的报道时并没有署丘吉尔的真名。这种做法与丘吉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一种想法，打算在《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出书。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让人们知道了丘吉尔的大名，但也使英国军方对这位胆敢对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的年轻军官存有戒心，丘吉尔因而没有获准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在蛰居的岁月里，丘吉尔假托地中海上一个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写出了一部名叫《萨伏罗拉》的影射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河上的战争》
1881年，苏丹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在1885年喀土穆战役中，起义军击毙了曾经加入“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为了给戈登复仇，英国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1896年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
丘吉尔给《晨邮报》写稿，一个月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将在苏丹撰写的战地报道结集出版。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的资本。
对政治的热望和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丘吉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队里永远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3月，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
1899年10月，丘吉尔的第三部战地报道集《河上的战争》出版。由于丘吉尔此时已不再是军人，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年少气盛的丘吉尔在著作中的论述引来了英国官方的愤怒。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在此书再版时对上述批评作了大量删减。
从布尔人监狱中成功逃脱使丘吉尔成了大英雄
由于南非战事吃紧，《河上的战争》出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1899年9月，预感到英国政府同南非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丘吉尔同《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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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与同伴相约越狱，但只有丘吉尔一人成功。布尔人贴出了布告通缉丘吉尔，这位未来首相的身价是25英镑。
丘吉尔逃脱后被一位当地居民藏在矿井中许多天，后来又装扮成搬运工人，在装运羊毛的车厢里颠簸了16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领事馆。不久，丘吉尔乘海轮前往印度。
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回的报道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批评有加，英国陆军部因而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的禁令。丘吉尔后来只能被编入英军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军饷的助理副官，但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从南非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开始埋头整理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并以此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其中，《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写丘吉尔自己在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到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在短短4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册。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加上以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财产已达1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进行投资。有了这些靠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和巡回演讲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丘吉尔终于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同意了，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
11月下旬，丘吉尔到达古巴。在这里，他目睹了西班牙军队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古巴期间，丘吉尔为《每日纪事报》撰写了5篇战地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读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另外，古巴炎热的气候使丘吉尔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并开始抽上了雪茄。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和《萨伏罗拉》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四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思想变得深邃。第二年春，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很快回到印度，在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丘吉尔的母亲也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为该报写战地报道。
在报道中，丘吉尔用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同时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他在报道中没有报道英军受挫溃退的情况，更没有提及落入英军手中的起义者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
由于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可能对英军在印度的行动说三道四引起上司的不满，伦敦《每日电讯报》在发表丘吉尔的报道时并没有署丘吉尔的真名。这种做法与丘吉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一种想法，打算在《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出书。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让人们知道了丘吉尔的大名，但也使英国军方对这位胆敢对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的年轻军官存有戒心，丘吉尔因而没有获准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在蛰居的岁月里，丘吉尔假托地中海上一个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写出了一部名叫《萨伏罗拉》的影射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河上的战争》
1881年，苏丹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在1885年喀土穆战役中，起义军击毙了曾经加入“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为了给戈登复仇，英国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1896年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
丘吉尔给《晨邮报》写稿，一个月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将在苏丹撰写的战地报道结集出版。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的资本。
对政治的热望和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丘吉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队里永远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3月，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
1899年10月，丘吉尔的第三部战地报道集《河上的战争》出版。由于丘吉尔此时已不再是军人，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年少气盛的丘吉尔在著作中的论述引来了英国官方的愤怒。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在此书再版时对上述批评作了大量删减。
从布尔人监狱中成功逃脱使丘吉尔成了大英雄
由于南非战事吃紧，《河上的战争》出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1899年9月，预感到英国政府同南非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丘吉尔同《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在纳塔尔前线，丘吉尔与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因装甲列车出轨被布尔人俘虏。
丘吉尔与同伴相约越狱，但只有丘吉尔一人成功。布尔人贴出了布告通缉丘吉尔，这位未来首相的身价是25英镑。
丘吉尔逃脱后被一位当地居民藏在矿井中许多天，后来又装扮成搬运工人，在装运羊毛的车厢里颠簸了16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领事馆。不久，丘吉尔乘海轮前往印度。
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回的报道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批评有加，英国陆军部因而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的禁令。丘吉尔后来只能被编入英军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军饷的助理副官，但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从南非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开始埋头整理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并以此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其中，《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写丘吉尔自己在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到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在短短4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册。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加上以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财产已达1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进行投资。有了这些靠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和巡回演讲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丘吉尔终于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上去了。在古巴小试牛刀
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同意了，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
11月下旬，丘吉尔到达古巴。在这里，他目睹了西班牙军队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古巴期间，丘吉尔为《每日纪事报》撰写了5篇战地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读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另外，古巴炎热的气候使丘吉尔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并开始抽上了雪茄。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和《萨伏罗拉》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四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思想变得深邃。第二年春，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很快回到印度，在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丘吉尔的母亲也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为该报写战地报道。
在报道中，丘吉尔用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同时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他在报道中没有报道英军受挫溃退的情况，更没有提及落入英军手中的起义者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
由于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可能对英军在印度的行动说三道四引起上司的不满，伦敦《每日电讯报》在发表丘吉尔的报道时并没有署丘吉尔的真名。这种做法与丘吉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一种想法，打算在《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出书。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让人们知道了丘吉尔的大名，但也使英国军方对这位胆敢对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的年轻军官存有戒心，丘吉尔因而没有获准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在蛰居的岁月里，丘吉尔假托地中海上一个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写出了一部名叫《萨伏罗拉》的影射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河上的战争》
1881年，苏丹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在1885年喀土穆战役中，起义军击毙了曾经加入“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为了给戈登复仇，英国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1896年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
丘吉尔给《晨邮报》写稿，一个月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将在苏丹撰写的战地报道结集出版。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的资本。
对政治的热望和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丘吉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队里永远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3月，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
1899年10月，丘吉尔的第三部战地报道集《河上的战争》出版。由于丘吉尔此时已不再是军人，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年少气盛的丘吉尔在著作中的论述引来了英国官方的愤怒。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在此书再版时对上述批评作了大量删减。
从布尔人监狱中成功逃脱使丘吉尔成了大英雄
由于南非战事吃紧，《河上的战争》出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1899年9月，预感到英国政府同南非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丘吉尔同《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在纳塔尔前线，丘吉尔与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因装甲列车出轨被布尔人俘虏。
丘吉尔与同伴相约越狱，但只有丘吉尔一人成功。布尔人贴出了布告通缉丘吉尔，这位未来首相的身价是25英镑。
丘吉尔逃脱后被一位当地居民藏在矿井中许多天，后来又装扮成搬运工人，在装运羊毛的车厢里颠簸了16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领事馆。不久，丘吉尔乘海轮前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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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非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开始埋头整理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并以此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其中，《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写丘吉尔自己在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到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在短短4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册。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加上以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财产已达1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进行投资。有了这些靠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和巡回演讲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丘吉尔终于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苏联从东北运走多少财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任日本无代价、无限制地掠夺，东北大量青壮劳动力被驱之如牛马，不分昼夜的为侵略者“勤劳奉公”。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东北的工业飞速发展。据专家估计，到抗战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之上，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对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与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条件：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 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我等希望。。。。。。。对于所有之专门家、技术者、事务员、工人等，向在此等事业中工作者，不问其民族如何，均予以职务，保证其生命财产与生活。” 这样，高崎等一伙为了活命，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作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辽阳橡皮公司20人，本溪钢铁公司53人，抚顺铁厂50人，轮机油厂30人，刘和矿井13人，石煤化工厂30人，卢国泰矿井30人，结莫无矿井15人，火药厂40人，机器制造厂40人，汽油厂30人，车厢厂35人，造船厂35人，制铁厂20人，电力厂35人，凸天矿井奉天橡皮公司10人，航空厂7人，造纸成衣厂2人，机器制造和车胎修理厂16人，机器制造通风机矿井14人，化学消除厂17人，电线厂7人，无线电厂14人，航空厂17人，灯泡厂 14人，电池厂螺旋制造厂14人，烟草制造厂16人，兵工厂16人，轴厂3人，聂切曼托果果厂16人，洗衣厂6人，汽车装制厂6人，电汽发动机制造厂5人，造木厂电力发动机厂7人，电厂4人，瓦制厂17人，化学玻璃厂4人，改造铁厂4人，制钉厂3人，总计783人。 很明显，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据了证明，证明以上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任日本无代价、无限制地掠夺，东北大量青壮劳动力被驱之如牛马，不分昼夜的为侵略者“勤劳奉公”。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东北的工业飞速发展。据专家估计，到抗战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之上，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对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与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条件：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 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我等希望。。。。。。。对于所有之专门家、技术者、事务员、工人等，向在此等事业中工作者，不问其民族如何，均予以职务，保证其生命财产与生活。” 这样，高崎等一伙为了活命，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作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辽阳橡皮公司20人，本溪钢铁公司53人，抚顺铁厂50人，轮机油厂30人，刘和矿井13人，石煤化工厂30人，卢国泰矿井30人，结莫无矿井15人，火药厂40人，机器制造厂40人，汽油厂30人，车厢厂35人，造船厂35人，制铁厂20人，电力厂35人，凸天矿井奉天橡皮公司10人，航空厂7人，造纸成衣厂2人，机器制造和车胎修理厂16人，机器制造通风机矿井14人，化学消除厂17人，电线厂7人，无线电厂14人，航空厂17人，灯泡厂 14人，电池厂螺旋制造厂14人，烟草制造厂16人，兵工厂16人，轴厂3人，聂切曼托果果厂16人，洗衣厂6人，汽车装制厂6人，电汽发动机制造厂5人，造木厂电力发动机厂7人，电厂4人，瓦制厂17人，化学玻璃厂4人，改造铁厂4人，制钉厂3人，总计783人。 很明显，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据了证明，证明以上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
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作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由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暨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 40余日才拆运完毕。该厂被洗劫之彻底，非经重建，永无恢复之可能。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该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既破坏东北的工业基础，又满足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被拆卸后工矿企业一片惨景。当时中外通讯社作了大量报道，现择录几则如下： ***：中国接管东北工业的希望已粉碎无余。记者目睹无数工厂仓库及机厂，战前曾充满活力，今则工厂阒其无人，仓库已被洗劫一空，机厂设备亦荡然无存。只有孤独步哨巡行其间，红军以机关枪驻守荒废各厂，红军司令虽令英美记者团随时随地视察，但仍一再被阻。 中央社、合众社：沈阳全城共有工厂4570家，内有第一、第二等工厂948家，战时全部开工，今仅有20家继续开工，内15家由中国人任经理，5家苏联人任经理，惟此继续开工的20家也均由苏方控制，苏方派兵守卫，其他工厂大部经过焚烧，仅余屋壳，重机器被掠，任何有价值物件，又遭小贼偷窃而去。20家工厂之机器，已于数月前被运走。 美国星条报：东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日人苦心经营之庞大工业，在屠杀及恐怖中被洗劫净尽，工厂工人亦被逼协助搬运，唯大部工作，系由日本战俘为之。自哈尔滨起，凡重大军械飞机厂，据传已被剥精光，大部赃物俱由大连出口，运至海参崴，转载至苏。哈尔滨和大连之间铁路交通，现由苏方严密守卫运用，载运其“六日大战”作为战利品的千万吨重工业机械。 合众社：东北不复为富庶工业区，“九一八”后日本辛苦经营之结果，已尽付东流，盖东北无数工厂，已被按部就班搬运一空，各种机器，不论大小，自火车头至旋凿，皆被苏军当作战利品车载而去。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在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的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的利益!
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如（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中国记者的统计资料、鲍莱调查团的统计资料和东北工业会及日侨善后联络处（下称“东北工侨”）的调查资料都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这些资料中统计数字的出入主要因调查详略和货币换算不同所致。例如，鲍莱调查团的资料，当时认为是权威性的，但事后发现，鲍莱的调查并不全面，首先，许多地方就没有去调查，而且换算也有失误之处，据鲍莱的估算，苏联拆运所造成的损失为895，000，000美元。相比之下，“东北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就更准确一些。该会处于1946年冬组团，对东北工业所受损失的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调查。调查团各组有21名前东北各事业高级主管，了解实际情况，判断事实与估算方法也比较可靠：损失程度以恢复原状估计，损失额折合为美金，以珍珠港前10年美金与日圆的比率和1934-1945的10年中机器和材料的物价指数折算， 100日元等于23。53美元，机器价值均摘自各厂帐簿。按“东北工侨”的统计，损失为 1，236，211，000美元。但占东北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于2，000，000，000美元（币值以战前为准）。
在古巴小试牛刀 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同意了，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 11月下旬，丘吉尔到达古巴。在这里，他目睹了西班牙军队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古巴期间，丘吉尔为《每日纪事报》撰写了5篇战地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读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另外，古巴炎热的气候使丘吉尔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并开始抽上了雪茄。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和《萨伏罗拉》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四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思想变得深邃。第二年春，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很快回到印度，在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丘吉尔的母亲也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为该报写战地报道。 在报道中，丘吉尔用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同时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他在报道中没有报道英军受挫溃退的情况，更没有提及落入英军手中的起义者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 由于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可能对英军在印度的行动说三道四引起上司的不满，伦敦《每日电讯报》在发表丘吉尔的报道时并没有署丘吉尔的真名。这种做法与丘吉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一种想法，打算在《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出书。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让人们知道了丘吉尔的大名，但也使英国军方对这位胆敢对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的年轻军官存有戒心，丘吉尔因而没有获准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在蛰居的岁月里，丘吉尔假托地中海上一个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写出了一部名叫《萨伏罗拉》的影射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河上的战争》 1881年，苏丹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在1885年喀土穆战役中，起义军击毙了曾经加入“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为了给戈登复仇，英国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1896年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 丘吉尔给《晨邮报》写稿，一个月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将在苏丹撰写的战地报道结集出版。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的资本。 对政治的热望和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丘吉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队里永远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3月，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 1899年10月，丘吉尔的第三部战地报道集《河上的战争》出版。由于丘吉尔此时已不再是军人，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年少气盛的丘吉尔在著作中的论述引来了英国官方的愤怒。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在此书再版时对上述批评作了大量删减。 从布尔人监狱中成功逃脱使丘吉尔成了大英雄 由于南非战事吃紧，《河上的战争》出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1899年9月，预感到英国政府同南非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丘吉尔同《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在纳塔尔前线，丘吉尔与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因装甲列车出轨被布尔人俘虏。 丘吉尔与同伴相约越狱，但只有丘吉尔一人成功。布尔人贴出了布告通缉丘吉尔，这位未来首相的身价是25英镑。 丘吉尔逃脱后被一位当地居民藏在矿井中许多天，后来又装扮成搬运工人，在装运羊毛的车厢里颠簸了16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领事馆。不久，丘吉尔乘海轮前往印度。 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回的报道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批评有加，英国陆军部因而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的禁令。丘吉尔后来只能被编入英军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军饷的助理副官，但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从南非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开始埋头整理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并以此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其中，《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写丘吉尔自己在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到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在短短4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册。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加上以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财产已达1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进行投资。有了这些靠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和巡回演讲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丘吉尔终于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请教一下不用这种方法能不能把以前的贴子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