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9:07:39

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 中国在1980年之后的系列改革过程，有着很深刻的邓小平的个人印记，因此可以命名为“邓小平过程”。从邓小平开始主政至今，在时间上是25年，甚少有人追问这个改革过程到底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通常的情况是都跟随邓小平过程之间的官方舆论，紧紧从经济角度去界定整个“邓小平过程”。对于这样一场持久而深刻的资源分配关系的根本调整，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和起点，常常被有心人刻意掩饰和忽略，海内外学界至今仍然在跟随邓小平时代经过精心设计的舆论策略：把“邓小平过程”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改革过程来看待。与多数关于中国改革的描述不同，《中国与社会主义》几位作者的研究，没有最后停留在经济改革的是非对错上，而是继续深入到社会政治层面，他们不仅分析了中国改革对国内工人生活状况的影响，也分析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最终作者要说清楚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发展的样板和典范。然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像“邓小平过程”这种明显不利于多数人的改革为什么是可能的？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思路失误带来的后果吗？为了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更需要研究者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也许需要换一个角度进行观察。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过程是一个具有明确起点和目标的政治调整过程，经济方面的调整仅仅是为了服务于政治调整的需要。在对邓小平过程进行政治分析的时候，对本文将要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有必要首先进行简要的界定，今天的中国社会按照个人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也是三种最重要的控制权）的多寡，可以划分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精英阶层由掌握政治权力的权力精英、掌握资本和土地的经济精英、掌握文化资源（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三部分人构成。由于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并不存在掌握着资本和土地的经济精英，因此本文将主要描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们的一般改革倾向和意愿，以及这两部分人在“邓小平过程”中间所起的作用。 与此相对应，需要增加两个新的观察视野，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政权作为经济资源整合要素的建设经验，以及权力作为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要素在改革过程中间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在分析中国和苏东国家的改革里程中间，需要把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作为同等的资源整合要素来看待，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和苏东事态的区别。同时还需要回归到资源和剩余分配的角度，去观察市场竞争和价格分配资源的实现路径，既要考察资源在国内阶层之间的分配现实，以及资源分配规则的变化是如何服务于资源分配份额变化的。 一、比较《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的叙述角度和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 中国改革与苏东转轨最大的不同在于：苏东是国家政权迅速退出经济领域，不再参与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而资本的主导能力则难以成长起来去接替政权的资源整合能力，结果无法有效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的政治权力，至今仍然保持着较高程度的经济活动参与水平，中国转轨过程的最大特色是政治权力没有退出资源分配流域，而只是改换了服务方向，并且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继续参与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过程，整个国家的资源整合力量，没有出现很明显断档的现象，经济运行相对平稳。 有一个很明显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舆论策略在起作用，干扰着人们对邓小平过程有着的认识，需要提出来讨论。 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及其深远影响 实际上邓小平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经济改革总目标方面心中无数，在中国进行政治变换，首先要遭遇的就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强大政治舆论氛围，他所要进行的调整方向和目标显得“政治不正确”，在公众面前就无法公开讲述，特别需要适当的舆论策略，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不争论”，确实就是最明智的选择。而被人总结的“邓小平理论”的诸要点，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都是在转移公众对政治的关注，避开政治正确与否的追问，而力唱“经济建设的主旋律”。 事实与人们根据“经济改革舆论”所接受的说法相反，中国最近二十五年的改革过程，恰恰不是一个有“预先设计”的单纯经济制度变革过程，而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方向与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而更换资源与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变革，最终不过是与政治变革相配套的经济政策手段。邓小平自己公开承认在经济改革方面并无整体设计和目标，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重大的政治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和坚定的，作为实现政治调整的配套手段——经济改革——自然只能是服务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只能是“改”到哪注算哪里。 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的改革过程，是中国工业和城市改革的逻辑起点。本身是邓小平过程的政治整合需要大量资金，结果挤占了原来拨付给企业的资金，“拨改贷”的改革是作为财政资金分配紧张的结果而被选择的。改革不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实际上也导致经济方面的控制手段没有配套跟进，政治控制的放松本身是推卸中央政府担负与财政能力相适应的企业发展责任，要求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没有财政分配权，就接力转嫁给银行和企业承担，结果银行和企业对资源分配的支配能力，在没有对应控制措施目标和措施的情况下迅速膨胀，在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增长164％，工资基金上升30％（注一）。 而同时银行和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技术培训上面，完全没有做过任何适应新形势的安排，改革不过是适应政治需要的被动措施，从微观管理和经济上进行配套的改革措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在改革后都还是在老一套的方式下运作，也没有人考虑并督促进行所谓的经济制度改革。唯一的变化是原来由财政提供资金现在是由银行提供，原来财政能够实施的监管措施的配套措施，银行却无法进行，改革措施出台并没有配套对于企业和银行进行监管的考虑。在财政资金紧张之后，各地的投资扩张过程来引发了金融紧张，最后是以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表现出来，改革失误的成本就这样分摊给民众承担。 《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叙述深度与角度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在叙述上最初也是把邓小平过程作为经济改革来看待的，文章中说“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文章在最后的结论中间说“中国的经验已经明白显示，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加需要强调用阶级观点批判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回归以联合生产者的力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远景。”从中国的邓小平过程的推动力量看，市场和资本主义（隐含的是私人占有生产数据的生产方式）可能不是主要的主导力量，换言之，资本和市场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只是精英阶层方便地兑现自身优势地位的路径和手段；如果要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就更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纯粹的经济方面。 由于受邓小平过程中间“改革舆论”的强大影响，海内外学者对中国改革进行的研究和分析，至今仍然主要局限在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对改革性质的“经济”定位上面。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邓小平过程”的政治调整，本身是接续着毛泽东时代而进行的，纯粹从经济改革分析视野着眼，容易把“邓小平过程”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发展与管理思路的跳跃和创新，并由此引发了系列政治和社会后果；而在政治分析视野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过程”是如何可能从毛泽东时代脱胎出来的，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邓小平曾经反复保证过的“共同富裕”，或者别样的分配格局。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和分析中间产生的诸多误会，其实就是与这样一个单纯的“经济改革”研究方向和叙述视野紧密相关。 与邓小平过程的总体舆论策略相配合，在叙述和界说改革后的经济成就方面，在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中间，很明显出现过一次“理论范式”的重大转型。最开始主流学界是用“积极性理论”来界说经济成长，根底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说是邓小平的改革调动了多个方面的积极性，整体上增加了社会劳动投入，因此国民经济出现好转；后来出现的“效率理论”界说，逻辑起点是“资本价值论”，唯有资本是财富的生长源泉，效率的提高带来了GDP的高涨。今天大陆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家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说为了资本效率的提高，要解除政治权力对资本的一切束缚和管制，这样才能够得到更高的效率和GDP高涨。这两个阶段界说的共同特点是：认为邓小平过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历史过程无关，甚至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带来的都是问题和困难，是耽误了时间，因此不仅所有的政绩都要归功于邓小平过程的改革，而且从前的历史反而是拖了后腿，因此还要在实际成就至上对改革政策给予评价，这样就在理论和实践上给民众一个非常强烈的是非黑白对比，甚至对海外研究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 中国在1980年之后的系列改革过程，有着很深刻的邓小平的个人印记，因此可以命名为“邓小平过程”。从邓小平开始主政至今，在时间上是25年，甚少有人追问这个改革过程到底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通常的情况是都跟随邓小平过程之间的官方舆论，紧紧从经济角度去界定整个“邓小平过程”。对于这样一场持久而深刻的资源分配关系的根本调整，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和起点，常常被有心人刻意掩饰和忽略，海内外学界至今仍然在跟随邓小平时代经过精心设计的舆论策略：把“邓小平过程”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改革过程来看待。与多数关于中国改革的描述不同，《中国与社会主义》几位作者的研究，没有最后停留在经济改革的是非对错上，而是继续深入到社会政治层面，他们不仅分析了中国改革对国内工人生活状况的影响，也分析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最终作者要说清楚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发展的样板和典范。然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像“邓小平过程”这种明显不利于多数人的改革为什么是可能的？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思路失误带来的后果吗？为了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更需要研究者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也许需要换一个角度进行观察。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过程是一个具有明确起点和目标的政治调整过程，经济方面的调整仅仅是为了服务于政治调整的需要。在对邓小平过程进行政治分析的时候，对本文将要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有必要首先进行简要的界定，今天的中国社会按照个人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也是三种最重要的控制权）的多寡，可以划分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精英阶层由掌握政治权力的权力精英、掌握资本和土地的经济精英、掌握文化资源（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三部分人构成。由于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并不存在掌握着资本和土地的经济精英，因此本文将主要描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们的一般改革倾向和意愿，以及这两部分人在“邓小平过程”中间所起的作用。 与此相对应，需要增加两个新的观察视野，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政权作为经济资源整合要素的建设经验，以及权力作为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要素在改革过程中间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在分析中国和苏东国家的改革里程中间，需要把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作为同等的资源整合要素来看待，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和苏东事态的区别。同时还需要回归到资源和剩余分配的角度，去观察市场竞争和价格分配资源的实现路径，既要考察资源在国内阶层之间的分配现实，以及资源分配规则的变化是如何服务于资源分配份额变化的。 一、比较《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的叙述角度和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 中国改革与苏东转轨最大的不同在于：苏东是国家政权迅速退出经济领域，不再参与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而资本的主导能力则难以成长起来去接替政权的资源整合能力，结果无法有效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的政治权力，至今仍然保持着较高程度的经济活动参与水平，中国转轨过程的最大特色是政治权力没有退出资源分配流域，而只是改换了服务方向，并且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继续参与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过程，整个国家的资源整合力量，没有出现很明显断档的现象，经济运行相对平稳。 有一个很明显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舆论策略在起作用，干扰着人们对邓小平过程有着的认识，需要提出来讨论。 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及其深远影响 实际上邓小平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经济改革总目标方面心中无数，在中国进行政治变换，首先要遭遇的就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强大政治舆论氛围，他所要进行的调整方向和目标显得“政治不正确”，在公众面前就无法公开讲述，特别需要适当的舆论策略，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不争论”，确实就是最明智的选择。而被人总结的“邓小平理论”的诸要点，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都是在转移公众对政治的关注，避开政治正确与否的追问，而力唱“经济建设的主旋律”。 事实与人们根据“经济改革舆论”所接受的说法相反，中国最近二十五年的改革过程，恰恰不是一个有“预先设计”的单纯经济制度变革过程，而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方向与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而更换资源与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变革，最终不过是与政治变革相配套的经济政策手段。邓小平自己公开承认在经济改革方面并无整体设计和目标，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重大的政治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和坚定的，作为实现政治调整的配套手段——经济改革——自然只能是服务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只能是“改”到哪注算哪里。 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的改革过程，是中国工业和城市改革的逻辑起点。本身是邓小平过程的政治整合需要大量资金，结果挤占了原来拨付给企业的资金，“拨改贷”的改革是作为财政资金分配紧张的结果而被选择的。改革不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实际上也导致经济方面的控制手段没有配套跟进，政治控制的放松本身是推卸中央政府担负与财政能力相适应的企业发展责任，要求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没有财政分配权，就接力转嫁给银行和企业承担，结果银行和企业对资源分配的支配能力，在没有对应控制措施目标和措施的情况下迅速膨胀，在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增长164％，工资基金上升30％（注一）。 而同时银行和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技术培训上面，完全没有做过任何适应新形势的安排，改革不过是适应政治需要的被动措施，从微观管理和经济上进行配套的改革措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在改革后都还是在老一套的方式下运作，也没有人考虑并督促进行所谓的经济制度改革。唯一的变化是原来由财政提供资金现在是由银行提供，原来财政能够实施的监管措施的配套措施，银行却无法进行，改革措施出台并没有配套对于企业和银行进行监管的考虑。在财政资金紧张之后，各地的投资扩张过程来引发了金融紧张，最后是以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表现出来，改革失误的成本就这样分摊给民众承担。 《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叙述深度与角度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在叙述上最初也是把邓小平过程作为经济改革来看待的，文章中说“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文章在最后的结论中间说“中国的经验已经明白显示，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加需要强调用阶级观点批判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回归以联合生产者的力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远景。”从中国的邓小平过程的推动力量看，市场和资本主义（隐含的是私人占有生产数据的生产方式）可能不是主要的主导力量，换言之，资本和市场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只是精英阶层方便地兑现自身优势地位的路径和手段；如果要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就更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纯粹的经济方面。 由于受邓小平过程中间“改革舆论”的强大影响，海内外学者对中国改革进行的研究和分析，至今仍然主要局限在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对改革性质的“经济”定位上面。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邓小平过程”的政治调整，本身是接续着毛泽东时代而进行的，纯粹从经济改革分析视野着眼，容易把“邓小平过程”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发展与管理思路的跳跃和创新，并由此引发了系列政治和社会后果；而在政治分析视野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过程”是如何可能从毛泽东时代脱胎出来的，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邓小平曾经反复保证过的“共同富裕”，或者别样的分配格局。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和分析中间产生的诸多误会，其实就是与这样一个单纯的“经济改革”研究方向和叙述视野紧密相关。 与邓小平过程的总体舆论策略相配合，在叙述和界说改革后的经济成就方面，在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中间，很明显出现过一次“理论范式”的重大转型。最开始主流学界是用“积极性理论”来界说经济成长，根底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说是邓小平的改革调动了多个方面的积极性，整体上增加了社会劳动投入，因此国民经济出现好转；后来出现的“效率理论”界说，逻辑起点是“资本价值论”，唯有资本是财富的生长源泉，效率的提高带来了GDP的高涨。今天大陆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家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说为了资本效率的提高，要解除政治权力对资本的一切束缚和管制，这样才能够得到更高的效率和GDP高涨。这两个阶段界说的共同特点是：认为邓小平过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历史过程无关，甚至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带来的都是问题和困难，是耽误了时间，因此不仅所有的政绩都要归功于邓小平过程的改革，而且从前的历史反而是拖了后腿，因此还要在实际成就至上对改革政策给予评价，这样就在理论和实践上给民众一个非常强烈的是非黑白对比，甚至对海外研究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经济资源分配向精英阶层倾斜的调整过程 最近20年来精英们把持的主流学术和主流舆论，其实都是在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论点进行争论，要点就是中国有限的经济资源和剩余究竟应该如何分配。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刘少奇就是以这篇文章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的（注二），接着20多年的新中国建设中间，稀缺经济资源分配就是按照毛泽东厘定的原则执行的。 《论十大关系》的一个要点（注三），就是把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剩余，去满足几组不同的目标。主流知识精英说毛泽东错了，错就错在把中国有限的经济资源和剩余，优先分配给各种许多不同的重大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国家安全投入，发展自主技术的投入（体现在重工业优先和装备工业建设上），把大量资源用于发展适应工人农民消费水平的低技术产品上，长期不集中资源发展高档消费品，促进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与欧美日靠拢，改革后主流知识精英批评的“几十年一贯制”，就中国的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能够支持的发展水平而言，明显是没有达到精英阶层要求的生活质量。 精英们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在于：有限的资源和剩余到底要是优先满足消费水平提高呢？还是要像毛泽东那样优先用于改善国家安全环境和自主技术提高？精英们的改革舆论集中在论证“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中心”上面，集中在批判“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上面，不是偶然的，针对性也很清楚，就是要放弃毛泽东时代的多个资源分配目标，集中资源迅速提高消费水平，一切妨碍这个目标的资源和剩余分配目标都必须让路，自主技术和国家安全占用的资源太多，以“运十飞机”和装备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尤其妨碍消费水平与欧美日的接轨速度，需要最先放弃。 改革后知识精英把持的学术和舆论中间，长期是把自己的消费意愿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的，因此就可以方便地把毛泽东时代定性为经济长期停滞的时代。这个强烈的消费意愿及其学术表述，本身就是一股政治能量，现实政治基础是知识精英掌握的话语权所奠定的优势地位，以及权力精英掌握政治权力所奠定的优势，这两者所拥有的优势地位（控制权）和在毛泽东时代相对不足的剩余分配份额之间的落差，积累一份相当强大的政治能量，在这一政治能量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制度变革要求，就是毛泽东时刻警惕的“复辟势力”。 资源分配份额改变的步骤和阶段 邓小平过程中间，资源分配向精英阶层集中过程，有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是降低国防方面的支出和对装备工业的扶持，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国防建设要给经济建设让路”。 1979年，陈云和李先念联合给邓小平写信，说积累率太高。他们都看到了这一政策，不利于提高消费水平争取政治认同，希望采取调整政策。接着是降低积累的比例，从1978年的36.5%，到1982年积累率最低时期也只下降了区区7.5个百分点（注四），通过积累率下降而节余的资源太有限，无法满足精英阶层的消费升级需要。而且这一政策明显是妨碍了国内生产条件与欧美日接轨的速度，很快就放弃了，最后的结果是积累率反而迅速上升，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资本形成资料计算，1952-1977年的加权平均积累率是30.44%，而从1978-1999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8.54％，比毛泽东时代反而上升了8.1个百分点。 对于邓小平过程中间的重复建设，《中国与社会主义》文中说“国有企业被给予过度诱因来增加生产和“从事计划外的活动。”地方政府也得到中央补助的财政资源来促进“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动力并没有创造出更专业化和有效率的经济，而只是强化了中国“重复的工业结构，因为它允许每个中央和地方层级的生产部门不断扩大生产。”由于控制不力，这一轮投资的效果是很差的，很多企业的盲目扩张结果是失败的，最后变成银行的呆帐。但是盲目投资的企业经过市场选择之后，在总体上促使中国的企业生产条件接近了欧美日水平，市场上的消费品升级换代迅速实现了，这样的投资浪费中国的精英阶层并不感到可惜，也基本上不做反思。 由于重复建设带来生产能力的配置严重不合理，竞争激烈和价格下降，中国企业增加值率普遍低下的现象称为边缘化。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已经由1985年的36%下降到1995年的24%。由于最近20年来中国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全面恶化，导致中国企业普遍陷入边缘化境地，1995年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只有3.1%，资产利税率只有6.4%（注五），这意味着大量的企业已经处在亏损的边缘上。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宏观外部环境，内部的所谓法人治理结构已经失去建设条件，在不能给企业内部人员提供稳定的预期的情况下，任何基于长远利益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得到良好贯彻。 为精英阶层的消费需要而节约资源的步骤，决定性的是第三步，主要是结合市场价格机制的排斥作用，对多数人利益形成有效的排斥，通过物价水平的急剧上涨过程，把多数人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为少数人实现现代化节约资源。 有熟知内部政治决策过程的人士，对邓小平过程在最初20年的资源分配要点做出总结，把政治权力、信贷杠杆和市场价格机制的资源分配作用都考虑进去，资源和剩余分配特点按五年为一个时间单位进行排列，就其主要特征给予描述，最后得出四句话是： 吃财政、高消费（1980－1985）； 内外债、高积累（1986－1990）； 合资合营卖土地（1990－1995）； 砸破“三铁”卖国企（1996－2000）。 在邓小平过程的最初20年中间，社会财富分配和转移的主要手段，有明晰的阶段性变化，最开始阶段是运用财政手段，接着是金融和信贷手段起作用，后来是市场经营权和资源、剩余提取能力对私人企业的优惠授予，最后阶段体现的是这个过程的后果：多数人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消费产品结构转换过程中间的资源分配含义 1980年代中国市场上产品升级换代过程非常迅速，以家电为代表的产品市场寿命都极短，产品的生产标准迅速与欧美日市场靠拢；服装、纺织品的花色品种，也迅速与海外市场一致起来。 最近25年制定的几乎全部强制性国家标准，都是“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先进标准”，体现的就是精英阶层的消费意愿，而根本不管中国的市场价格条件是否支持产品高标准，中国的人均资源水平是否足以支持这些高标准。强制性标准要求相应的生产条件，执行这样的标准实际上意味着把有限的生产投资，要优先用于发展高档消费品，优先满足精英阶层的需要。 而中国多数工人，特别是农民，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很低，处达不到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水平；为他们的购买力而生产的工厂，生产条件实际上处于政府强制标准无法覆盖的区域，市场上实际上存在着脱离监管范围的生产能力需要，与他们的购买力水平相适应的强制性技术标准没有列入国家标准范围，因此政府部门实施强制性的监督和管理实际上没有合适的依据。由于政府设立的相关技术监督部门，对低水平购买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缺乏适当的法律依据去规范和管理，因此为“低购买力需要而生产”的工厂，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市场上适应低购买力水平的产品供应中间“假冒伪劣”盛行，服从生产者追逐利润动机的需要，产品往往达不到最基本的标准要求，甚至危及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都大行其道，这些年“有毒食品”见诸报道的为数不少，安徽阜阳地区市场上的“有毒奶粉”致上百婴儿死亡的恶性事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在改革后的资源和剩余偏向精英阶层，社会购买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时候，原来的产品结构就显得非常不合理，抨击毛泽东时代产品结构“落后”和“几十年一贯制”，就成为知识精英控制的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的一项任务。中国的分配不平均程度在九十年代后期迅速上升，反映的其实就是与中国市场消费品产品结构转换的一致性，《中国与社会主义》中间引用的资料是：“改革过程也导致收入不均的恶化。中国家户收入的吉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1994年的0.40，再到2000年的0.46，最后的数字已经超越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贫富不均的程度。大部分观察家猜测中国的吉尼系数现在已经超过0.50，收入不均的情况接近巴西和南非的水平。”吉尼系数的上升，是度量分配向精英阶层集中程度的指针，这个数字变化反映的精英阶层能够实现的购买力水平，正好适应了中国市场产品结构升级的需要。 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只不过是反映中国精英阶层的意愿，而1980年代产品迅速升级换代过程是如何实现的，特别值得提及。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据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进口设备占47.1％，比1985年的18.2％上升28.9个百分点；国产设备占52.9％，比1985年的81.8％下降28.9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产装备47098元，比1985年提高3.4倍。”（注六）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大跃进、高积累”政策发展起来的装备工业，以及在装备工业背后实现的技术积累，无法跳跃性地跟上精英阶层的消费意愿，产品结构也无法适应社会购买力分布向精英阶层集中的现实，被政治和市场联合起来强制抛弃了。新的资源分配顺序根据邓小平过程的政治需要，通过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作用，集中用于部分人的消费意愿实现。 中国知识精英控制的改革舆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我只管要尽可能廉价的先进的产品，完全拒绝考虑生产者的处境和权力的结果，中国精英阶层的要求是产品结构和开放政策两方面实际上并不新鲜，与西方历史上的德国“容克地主”和美国“奴隶主”是高度一致的。这个改革舆论反映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群体，是完全自利和短视的纯粹消费者，自己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之后，就敌视生产者的资源和剩余分配要求。主流经济学所表现的强烈“纯粹消费者意愿”——为了少数人的消费水平迅速与欧美日接轨，在中国有限的资源和剩余分配中间，他们排斥支持中国本土工农业发展的资源分配要求，也敌视他们声称准备要代表的“民营资本家阶层”的市场保护要求，结果是他们利益最大化方向与几乎所有的阶层的利益都处于矛盾状态，长期保持着美国奴隶主和德国容克地主那样的“坚决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偏执心态。国企为什么会整体陷入困境，从邓小平过程的政策选择和知识精英把握的改革舆论着眼，结合体现精英阶层消费意愿的产品战略看就非常清楚，中国装备工业被抛弃是国企命运乃至平民阶层命运的一个缩影，国企垮台其实是一个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安排好的过程。 既然中国精英们把自己消费水平提高到欧美日的水平，北大张维迎教授就很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有限的人均资源，是无法支持全部人口实现现代化的，通俗地说就是“饭不够大家吃”，必须要有人往饭里面吐唾沫，这样就有人退席不吃，这样才能让一部分人吃饱吃好，保证足够的人退席，其实就是邓小平过程需要的资源分配规则的改革方向。张维迎教授提出的这个“唾沫效应”（注七），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深刻而朴素的真理：“中国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多数人穷下去”。数位是枯燥的，现实才是鲜活的。资源分配向精英阶层的倾斜，实际上就同时意味着对平民阶层的剥夺，这个剥夺过程的后果已经充分为人们所把握到，使得工人农民称为没有人愿意接受的职业，不仅缺乏起码的保障和福利，工资水平无法维持简单的生命再生产费用。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知识精英把持的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利益和资源分配达到全球规模，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空前复杂化，普遍人不仅难以把握有关自身命运的利益分配过程，甚至难以明了那些决定自身命运的过程和要素，这其实就是“分配关系复杂化”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其实就是与“信息不对称”过程共生的，精英阶层控制平民阶层又多了一个方面的控制权，这在传统的农业时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韩丁说中国改革家们，总是先找到社会主义体制中间的个别问题和困难，加以放大和渲染，以此解决局部个别问题着手，达到拆毁整个经济结构的目的，这一手段屡屡得逞，知识精英就是以此去迷惑人民中间那些警惕的眼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戴园晨先生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为了减少阻力和磨擦，聪明的领导人只提市场取向型改革的方向，而不说明要达到的目的地。好比要去天津，只说往东走，顶多说到廊坊，而不提到天津；等到了廊坊在说要去天津。 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背后是把国家的安全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资源优先倾斜分配的目标，结果就压缩了当前可分配资源，人们生活的提高速度与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的成长不一致。在政治上是毛泽东时代足以让民众相信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在切身改善之中，因此毛泽东时代才可以把长远利益作为施政目标，可以说服人们抑制当前的消费意愿和实时利益诉求，平民阶层的认同感主要来自于精英阶层不索取过多的剩余，毕竟损害平民阶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主要因素是：精英阶层依托控制权（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过度行驶剩余索取权。在后毛泽东时代，精英阶层把自身的消费意愿突出出来，作为资源分配的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就自然地失去毛泽东时代执行“高积累政策”所需要的政治认同，毛泽东时代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首要目标的政治条件就不再存在了。 由于中国的主流改革舆论和学术，本质上不过是精英阶层消费意志的表述，而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的成本恰恰是忽视消费，因此主流积极性在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充分借用人们消费感受和记忆，这样就能够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切合人们的消费记忆。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常常拒绝运用大量的宏观统计资料和产业普查数据，因为这样的资料与他们的结论常常是对立的。有人统计过，在《邓小平文选》里面，邓小平本人七次以上提到毛泽东时代“经济没有多少发展”、“生活没有多少改善”，这也是邓小平过程的舆论策略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严格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办事，把经济发展首先定位为“消费水平”，把消费水平说成是经济发展；然后在完全屏蔽掉资源分配和利用的视野之后，再把中国与欧美日的消费水平差距，说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制度缺陷所致，以此去争取舆论同情并论证“经济改革”的合法性，今天中国知识精英仍然有这样一种理论需要：把欧美日的富裕发达说成是“制度万能”的结果，这样才能许诺民众状况的改善在将来也可以实现，这样才能够给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一个合法性，并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消费至上”和“制度万能”是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主要逻辑支撑点，与此同时，他们宣传经济发展不需要资源支持、宣传民众分配地位恶化与结构性的控制权下降无关，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邓小平时代的非毛化舆论，以及经济调整和舆论准备，最终是为了落实少数人的优势地位。而文革的种种“黑暗”的存在，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项积累资产，夸大并歪曲文革中间的事实，是一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策略。今天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在这样的宣传中间受益，而只能是受害。 从一个功能分析的角度看，知识精英在清算文革罪行的学术中间，竭力渲染老干部受坏人迫害和不合理对待，隐含着宣传了“打天下就是要坐天下”的结论，隐蔽地宣传了“控制权就是应该搭配剩余索取权”的观念，在控诉坏人的伤痕文学中间，悄悄地在为权力精英群体说话的努力中，肯定了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及维持优势地位稳定的合理性，知识精英就是这样在为权力精英的优势地位言说中间确立自身优势地位的，是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相互促进的典范过程。当然伤痕文学作为体现精英阶层意志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是需要特定社会条件的，伤痕文学起整个的意识形态作用对平民阶层起作用的臀尖是：权力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索取很多的社会剩余，没有大量的劣迹落在民众的眼里，这是中国精英阶层在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一项资产。因此这样的方式争取到了大量的舆论同情，社会舆论氛围是在“写小说反党”（毛泽东语）的过程中间悄悄转换的，瓦解了平民阶层的警惕性贺反抗意志，邓小平过程得以在很低的反抗风险贺管理成本之下完成。 市场价格机制对消费者而言，是“购买力面前人人平等”，不需要对消费者进行直接的拒绝，而是在你自己丧失购买力的过程中间，自然而然地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的，对个人利益排斥是相对隐蔽的，也是系统的。价格对资源和剩余的分配作用，在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风潮中间，为广大民众所充分把握到，民众对自己利益受损害的不满情绪，在几次学潮中间都有反映，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质疑和反抗。精英阶层也相对容易地把人们地位的恶化，归结为个人不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本来是系统化的剥夺过程，结果可以转化为对个人素质的不适应描述；从邓小平过程的中国经验看，通过市场去系统剥夺多数人利益，是一个低风险而且是相对隐蔽的制度安排，可以让人们一边抱怨着市场的“无常”一边失去反抗的目标。

三、平民阶层对的邓小平过程的不同感受 与精英阶层对邓小平过程的赞赏不同，中国平民阶层有明显不同的感受。《中国与社会主义》文章中间引述David                         McNally的说法，说“革命的政治观点先从工人阶级的常识出发”，要“力求从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特别是那些广为采用，需要团结、合作与平等精神的抵抗形式）引申出隐含的世界观，再把它建立成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工人自身的感受常常要比书斋学者们的认识深刻许多，说到底，一个社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是为了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才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至于在经济上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资本占有形式本身不见得就最终决定性质和分配内容，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分配后果或者说是竞争的目标。 精英阶层控制权的上升和工人地位的下降带来不同的感受 改革过程从放权让利开始，强化基层权力精英的控制权，同时牺牲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物质刺激和厂长负责制的建立，就是把工人的经济收入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而下岗则是把工人的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使用，把企业管理权扩张是工人政治保障损失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买断工龄实际上是对国企工人的福利保障和经济地位，进行低价赎买。 一些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的发展超过，明显是有利于巩固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技术进步和智慧化进入生产过程，降低了对工人的技能和经验依赖，也进而弱化了工人对资本的谈判地位。中国精英阶层极力破坏中国已有的装备工业体系，大量采取“先进”的进口工业装备，智慧化机器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后果，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采用，强化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和城市工人下岗热潮，英国早期历史上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尔德运动”，其政治内涵在今天的中国现实中间，仍然可以得到印证。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却是在中国强化了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和控制权。 等到1990年代，中国工人对“邓小平过程”的感受，逐步明确起来，而且明显地与精英阶层不同。问题在于这个感受是迟到的，在时间上要大大晚于政策调整过程。前不久，我访问过一个四川的老钢铁工人，他说：“根据我自己的感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就是为多数人，一个是为少数人，根本区别就在这里。社会主义就是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朗个不应该嘛？邓小平是用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在分配上邓小平是把人家碗里的饭，干起跑，让少数人吃不了，多数人吃不饱，还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完全是瞎话，到底是谁不懂？我是亲眼见过旧社会的样子，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自己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国民党时代啥子无产阶级也不晓得，都是共产党培养的结果，我的思想完全固定在毛主席和真共产党的路线上了。” 另一位工人告诉我：“毛主席逝世之后，造反派组织停止活动了，但是我的思想没有停止，一直在观察，在看，也还是动了脑子的。八几年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硬是在那里公开叫喊要‘公检法’给他们‘保驾护航’，在报纸和电视上公开朗个讲，内心就是担心人民群众起来反对他们，六四事件之后不喊了，他们认为政权已经到手，不怕你反对他了。市委书记当时说现在‘姓社姓资’问题，他们认为政权已经到手了，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跟你争论了。” 市场价格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对多数人利益的排斥过程 1980年代中晚期，中国市场价格连续上涨，工人和农民节余的购买力急遽贬值，许多人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人们普遍感受到市场排斥多数人的作用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朦胧认知驱使之下，对物价上涨的强烈不满上升为政治要求，在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期间，都曾经提出来。人们再回想毛泽东时代的“票证”制度，就不得不产生新的认识：那恰恰是对人们购买基本的民生产品的购买力给予保护，尽可能防止抑制市场机制排斥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结构性的通过紧缩实际上是大量工人农民，自然而然地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的结果。 国外自动化程度高的工业装备大量进口，生产过程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大量减少，更多的人被排斥到参与经济活动和受益范围之外。即便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在大量使用进口“先进设备”之后，也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自己生产的纺纱设备，万锭用工水平在300人左右，而从欧美日等国进口的先进设备是万锭用工30人左右，大量装备进口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导致在GNP增加的同时，对新就业的吸纳能力却是非常有限的。根据《中国与社会主义》文章引述的数字“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人数自1985年的8350万上升到1995年的1亿960万后，到2002年下降到只剩8310万人，可见中国并没有从其它国家的工人那儿‘偷走工作’。” 工作岗位的减少，意味着竞争程度上升和在职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如社科院的张曙光、盛洪、茅于轼、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贺卫平等人，还嫌大陆蓝领工人收益太高，希望通过拆毁一切对城市工人的保护措施，促使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农民工一致，从而一举把他们都赶进“贫民窟”。而且在大学扩招之后，已经成功把社会竞争机制作用于大学生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正在向“农民工”靠近。这些人非常清楚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充裕以及需求萎缩的趋势，他们在“迁徙自由”的名义下说话，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市场就业竞争充分体现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对于主张把工人赶进“贫民窟”的主张他们并不掩饰，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中间（注八），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有利于扩大精英阶层分配份额的主张。 福利市场化过程对平民阶层生存条件的影响，也需要提出来讨论。在毛泽东时代，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健，是作为职工福利项目提供的。改革后的福利市场化，是增加中国GDP数字的措施之一，本身是作为损害平民阶层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的，在增加了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的同时，降低了普通民众获取基本生存条件的机会。 工人们对朱镕基在1990年代末期进行住房、医疗、就业和养老改革，是极端不满的，在工人中间流行的顺口溜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教育改革将家长逼疯；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这几项改革本质上就是使得资源分配更加有利于精英阶层，所谓的弱势群体都是这样的排斥机制下大量制造出来的。 中国在1980年的时候医疗系统只创造300亿元的产值，但是医疗保障覆盖85％的人口；今天同一个行业的GDP超过7000亿元，恰好反过来是85％的人口失去了有效的医疗保障。 而教育产业化的结果不仅是大大地增加了普通民众的负担，剥夺了人们受教育的权利，本身就是作为精英阶层建设社会排斥机制的方式，结果使得许多人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急剧下降。 大陆房地产业的兴旺，确实就是以多数人获取住房的困难程度上升为代价的，本身是通过福利市场化方式去排斥合格的消费者。中国工人亲身体验过“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之后，房地产业由于容易结合自然条件实现垄断，逐步地成为精英阶层最强有力的剩余提取路径，在这个路径上许多白领阶层都已经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了。 平民阶层生产条件的恶化和中国工农业的衰败过程 在中国现实的资源分配链条上，不仅使得多数人口成了弱势群体，而且使得整个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成了弱势产业，在国内市场的资源分配规则下，无法获取足够的资源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处于全面的衰败状态。市场只是一个强化精英阶层优势地位的手段和实现方式，是中国精英阶层实现自身优势的场所，结果是资源向高档消费品生产集中，为了维持这个高档消费品产业的发展，需要保持与国外垄断企业的利益输送关系，促使资源外流，这就带来国内工业和农业的全面衰败过程，几乎中国所有的生产者都成为市场中间的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的行业在今天的市场中间，也一样无法获取足以维持自身发展的资源。这样严酷事实大陆的小学生都已经把握得很清楚了，再也没有人愿意在长大之后，去当农民和工人了。 任何产业的发展和兴旺，都是资源流入增加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资源分配顺序通过市场化调整的结果是：强化了本土工业对商业和金融业的弱势地位，使得商业和金融业侵蚀工业利润成为可能。 资源在产业之间的分配顺序，实际上也不是单纯的市场需要所能够决定的，一些能够方便地结合权力和制造垄断的产业，更容易获取资源。从最近20多年的经济现实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是难以在市场上获取资源的，也难以如第三产业那样方便地和权力相结合。第三产业容易和权力结合，特别是19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可以方便地借助制造垄断和价格去进行分配转移，造就多数人的弱势地位。也正是在19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运作期间，中国第一批富翁产生了。在握有审批大权的人身上，计划内外的原材料价格差、贷款利息差和外汇价差总数达千亿元之巨，权力可以方便地进行定价和交易，当时深圳市外管局的财贸处长王建业，就是利用计划内外的外汇价差进行敛财的，贪污数额超过1000万人民币。看起来毛泽东时代抑制第三产业是有价值的，中国有限的资源要优先分配给第一第二产业的条件是：自觉抑制第三产业汲取资源的优势。 最近20多年来的国企衰败，乃至整个民族产业的衰败，就是资源流入国企减少的必然后果。与此同理，所谓的“三农问题”，也不过流入农村地区的资源减少的一个必然后果。认识了产业兴衰与资源分配与流动的关系，再来考察资源增加或者减少是如何发生的，就比较容易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了。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法历史阶段，由于受到资源禀赋的限制，无法形成垄断地位，也难以与权力进行顺利结合，往往无法保持适当的资源流入，这个本身会成为管理阶层行为短期化的依据，促使一切制度和改革失效。市场改革本身带来中国工农业的衰败，带来全球第三世界分配地位的下降，带来工人农民分配地位的下降，都是同一原理。本身是所从事的产业难于建立垄断地位，易于陷于弱势地位，无法获取足够的资源。 除了受到市场因素影响之外，国有企业资源流入减少，首先是政治权力安排的结果。在工业和城市改革中间，其实是小平同志为了推进改革，在政治不得不通过财政资金支出方向的转变，来解决政治支持问题，这个财政资金运用方向上的转变，注定了国企必然要垮台的命运，国企成为政治资金需要的“提款机”。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把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税收贡献和利润两项加起来综合分析，“利税比重／工业产值比重”作为考察指标，来评判企业的赢利能力，则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指数为175.27，三资企业为64.61，乡镇企业为85.06；从利税的绝对数对比看，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利润数量都是略大于税收，而国有企业的税收数量是利润数量的3.85倍；1995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7122.1亿元，占全部工业29.2％，上交税金2265.5亿元，却占48.8％（注九）。结果国企就在失去自身剩余支配权的情况下，在精英阶层要求快速实现产品结构升级的1980年代当然失去了新技术投资能力，这样就必然要继续失去了市场份额，受到政治和市场体系的双重打击，国企逐步丧失足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 由于国企受到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夹击，流入企业的资源日渐减少，未来的破败前景就不可避免，这一前景迅速被企业管理层把握到。结果由于对企业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管理层与企业共命运的意愿迅速下降，行为短期化的诉求迅速上升，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潮流。 企业管理层在毛泽东时代，要受到严格的财经纪律的约束，“化公为私”的渠道开始并不是很畅通。等到邓小平极力主张的、以“放权让利”为特色的企业改革深化之后，企业资产和利益流失的口子就全面打开了，国有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流失，除了与企业管理层的短期化需要相适应之外，还与企业官员与政府官员合谋共利同盟的日益成长水平相适应，最后是企业与政府官员高度合谋的条件下，在非常低的法律风险下加速流失的。在资源流入减少带来的“短期化”诉求之后，又增加了既有资产的流失。 正是这个普遍的“管理者行为短期化”的基本条件一直在作用，所以全部的企业改革措施，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同时，从主流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都看到了企业管理层行为短期化的后果，都对企业未来完全丧失信心，结果从根本上摧毁了国企的内部认同和管理基础。 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报告中间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还列在里面，在精英们看来这完全是“极左”和民粹主义。农民人口那么多，要是都用上拖拉机的话，那中国的精英们哪注还有做小汽车的钢铁资源呢？所以第一件事就要把农民个体化，还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说集体化农业是侵犯了农民自主经营的人权问题，是通向奴役之路。既然农民已经是个体经营了，拖拉机肯定是再也不需要了，这一份钢铁的数目可是不少，节省下来做个小汽车这样的支柱产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大跃进高积累政策，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只能为拖拉机工业提供工作母机，完全不会做小汽车生产线，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装备工业的工厂只能是破产，工人要“下岗”，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高积累完全是一种浪费，这就是改革之后的中国精英们通过他们主导的经济实践证明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精英们得出的结论的反面，另外一个结论也同样是成立的：除非寻求某种非市场化的资源分配制度，除非寻求某种有效的抵消精英阶层优势地位的政治安排，平民阶层的弱势地位和工农业衰败就是难以避免的。 “邓小平过程”对中国的全球资源分配地位的影响 在分田到户之后，农业丧失了适度机械化的前景，农民就失去了以机械力量去部分代替繁重劳动的前景，工业也同时失去了农村的生产数据市场。这样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突出出来了，这其实就是学界所指称的“三农问题”的本质，农村失去了与城市和工业的合理物质、技术方面的联系，在农民丧失现代化出路的同时，在经济联系的断裂本身要带来社会政治上的严重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称中国社会是“断裂社会”。 毛泽东曾经要求以政权的力量，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分配资源和剩余，合理调节并保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合理物质联系和比例关系（注十）。这除了可以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保证农民也可以享受技术进步的好处之外；还使得中国的重工业能够得到适当的资源和剩余分配，促进本土技术进步和工业装备技术的提高。而今天中国在工业装备技术上和关键加工过程上全面依赖海外的垄断企业，本土向重工业输送剩余和资源的渠道大体上被斩断了，因此国内的技术能力培养基本上终止了，本土竞争力成长失去了资源支撑，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全球竞争市场中间进行了自我淘汰。在邓小平过程中间形成的国内剩余跟随垄断利润外流，意味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弱势地位是一种“结构性”的弱势，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将是永久性的。欧美日企业实现的垄断利润，是中国原本可以为本土技术发展而积累的资源和剩余，就是通过这样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式，经由垄断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顺利地输送到欧美日等国。 在普通消费品生产上，剩余转移给垄断财团的过程也在发生。国内市场上的高档消费品，最开始是通过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渠道进来的，随着外资的流入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建立的生产企业，可以方便地从中国市场上攫取垄断利润，提取社会的有限剩余。例如宝洁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他们不仅方便地在中国日化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地位，拥有70％的市场份额，他们的垄断例如实际上挤占了民族企业或者是国企的利润空间，在这些企业垄断利润的实现过程中间，就攫取了中国社会可用以支持企业发展的大部分剩余和资源，大部分的经济权力就跟随资本积累的过程，转移到海外垄断财团手里。而且这些合资企业是享受政府低税收优惠政策来与国企竞争的，而维持中国政府运转和政治需要的资金却主要是从国企提取的。 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要与本土资源数量发生关系，由于全球化过程的深入，资源分配超越国界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全球资源分配状况。非常典型的例证是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异常贫困，而富裕的日本却是资源极端贫乏的，这其实就是资源分配跨国界进行的结果。今天全球资源转移方式，除了直接的资源产品如铁矿石、石油的流动之外，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通过不平等的价格交换，借助“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资源转移。二是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发达国家在1960年代之后，通过大规模地把所谓的“夕阳产业”向外围国家转移，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实现了对外转嫁。然后，再通过市场交换过程促使相应的产品，回流到本国市场来。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都要最终归结到全球资源分配份额上来。由于全球人地关系的恶化，资源对经济发展、人均生活水平乃至维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决定性作用，而有限的自然资源分配问题，已经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问题。从最近500年全球化过程的演变历史看，资源跨国界流动方向一直不变：都是由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资源分配向发达国家集中的程度在日益提高。资源跨越国界转移的依据，依次经历了原始积累阶段，剪刀差阶段和垄断利润转移等三个阶段，虽然控制资源流动过程逐渐放弃直接控制的方式如军事占领等，但是资源跨国流动的规模却在急剧上升，这是资本控制全球资源流动能力扩大的体现。 中国今天参与全球资源分配体系的程度是急剧上升的，2002年中国进出口占GNP比重超过50％，2003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占GNP比重超过60％（注十一），其中出口产品多是资源密集型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其实就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体系和本土资源参与全球资源分配的程度。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出口产业，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中国出口价格条件，在1980年代开放之后，步步下降，价格条件的恶化是中国外向型工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结果导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全球自由分配地位的迅速恶化。从1980年到1997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GNP总量占全球份额的比重，迅速上升了5个百分点（注十二），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份额中间降低的结果，因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最深、贸易规模最大，所以大部分资源份额是中国“贡献”出去的。

四、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 《中国与社会主义》的作者们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改革后经验的认识不清，标示了更深层次的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治的淆惑不明，严重伤害我们争取将世界从异化、压迫与剥削解放出来的集体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寻一下中国改革前的经验恐怕更加重要，毛泽东与马克思的重大不同，或者说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进展，就是毛泽东决不认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压迫人和奴役人的唯一凭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都是把政治权力和话语权作为独立的阶级分化依据来看待的。而且也只有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着眼，才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在中国抛弃多数人利益是可能的，主导力量在那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看来彷佛会永远相连，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统一体。”如果这样的看法真能够成立，毛泽东所说的自己一生中间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确实是无的放矢了，这样的一种叙述正是邓小平进行“非毛化舆论”的中心主题，是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依据。 在中国经验里去看待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占有生产数据是造成阶级对立和分化的原因，政权和话语权的服务方向最终要化约到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去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也确立这样一个认识：损害平民阶层根本利益的阶级是依据生产数据占有形式而产生的。毛泽东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政权和话语权本身就是社会阶级分化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韦伯的意见一致，毛泽东说“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就不想与工人农民划等号”（注十三），肯定了文化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占有本身，就是社会分化的独立依据，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对立的根源。而对于权力和话语权占有带来的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性质，毛泽东就超越了韦伯，回归马克思的阶级对立性质判断上，认为这个精英阶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中国必然意味着要排斥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的，说只要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要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毛泽东毕生警惕中国精英阶层的“复辟意志”，直接指向把握着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两个精英群体——政权内部的“走资派”和知识精英内部的“反动学术权威”，毛泽东对他们联合起来的主导力量从来也没有低估过，他反复申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在公有制建立之后一劳永逸地建成，而是反复申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内还难以解决，对于精英阶层依托政权和话语权实现根本社会制度变迁的能力，毛泽东从来都没有低估，而是说“林彪之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注十四）。苏东的转向和中国的邓小平过程，有力地左证了毛泽东的看法。 在消灭私有制之后，如果权力和话语权无法实现“公有”，社会阶级分化就肯定要不断地进行，就会产生对多数人利益相对立的精英阶层，以及作为其阶级意志的精英主义——追求与控制权相适应的剩余索取权而排斥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要在生产数据公有制实现之后，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精英阶层对权力和话语权的垄断，改变权力和话语权的“私有”性质。由于精英阶层掌握着大部分的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社会现实，没有能够超越，甚至在1975年毛泽东还认为“我们是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注十五），多数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仍然处于受精英阶层威胁的状态。换言之，是由于掌握政权造就的“力量不对称”和掌握文化权力造就的“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多数人难以寻找到一个对抗并制约精英阶层的方便途径，这是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思想的主要结论。 了解了精英阶层的优势所在，那么就很清楚实现平民阶层利益的障碍是什么？知道了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就很清楚占据多数的平民阶层能够如此方便地被剥夺。明白平民阶层实现利益的政治障碍和精英阶层的优势力量，就知道仅仅关注制度变革的技术路径是没有用的，问题是出在结构性的力量对比差距上，如果今天还试图去寻求一种技术性制度安排以保障工人的地位，则几近于幼稚。 系统批判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为精英阶层优势地位服务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马克思至今也算是很有理论建树了。但是批判的偏颇依然存在，人的命运问题还是得不到理想解决方案。问题可能在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们脱离“小国寡民”的时代越来越远，大同和自然都失去了恢复路径，最终人们还是得依赖外在的权力实现整合，实现复杂社会的利益关系安排和秩序维持，客观上促进了控制权的上升，有利于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的优势扩张。 在三种最主要的控制权中间，由资本占有形成的权力是最专制的，最终要排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中国最新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而权力和话语权为多数人掌握和运用的前景，在实现路径上有很大的困难，精英阶层所拥有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固然是平民阶层难以匹敌的，而平民阶层要实现有效的整合和组织化是很困难的，这也造就了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平民阶层难以筹集到足够的组织管理成本和学习成本，以突破精英阶层的优势障碍，处于容易被分化瓦解的境地，精英阶层的优势是和平民阶层的弱势相对应而存在的。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本身是一种结构性的差距。矛盾在现实中间总会表现出来，力量整合的困难常常是作为管理成本出现，剩下的问题是：我们选择承担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成本，由什么人来承担这个成本的主要部分？是精英阶层还是平民阶层？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艰难探索历程 在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努力过程中间，由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试图离开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去设想完美制度和社会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另类”的时代，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中间，毛泽东的探索道路走得最远，已经全面涉及到在工业化和高度分工的时代，如何实现多数人利益的问题；要在工业化时代探索抵消精英阶层力量和信息优势，确保多数人能够在政治上也能长期保有控制权。 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直到文革这样的大民主过程，都是寻求平民阶层自己起来掌握政治和文化控制权的探索过程，而且必然地都是从质疑精英阶层垄断控制权着手的。也正是在毛泽东的长期探索过程中间，强化了中国精英阶层对群众参与政治深度和参与方式的不满，强化了他们对经济资源分配份额的极端不满，在这样的不满背后所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林彪爆炸之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注十六）作者们显然看到了利用这一股政治能量“变天”的潜力，后来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把握的改革舆论，基本上是继承了《纪要》作者们的智慧和政治敏感性，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精英阶层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政治基础都在于此。 毛泽东要克服乃至超越现实的力量对比，甚至设想要改变政权和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方式，通过捍卫多数人的政治地位去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毛泽东认为没有多数人掌握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那么不利于多数人的经济分配制度就必然要出现。邓小平反过来，他看到了现实的力量对比，他所做的调整，就是让资源和剩余的分配与力量对比一致，让精英阶层满意并扩大他们在分配上的份额。邓小平过程的调整就是以集中资源以发展高档消费产品开始，同时减少国家安全投入，减少长远利益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持精英阶层的消费水平成长，当然最终提供精英阶层的满意程度的资源份额，要来自于减少分配给平民阶层的份额。 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是有共同点，邓小平说不要争论姓社姓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不以生产数据所有制变革为满足，共同点都是看到了真正在一个国家内部决定资源和剩余分配的力量，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市场或者所有者能够最后决定的，最终决定资源和剩余分配的权力固然有占有生产资料形成经济权力，但是掌握政权和话语权的威力则更大，更具有决定性，邓小平过程告诉我们：资源分配的最后依据和中国改革的方向，最终是由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合作完成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认识，高于那些长期陷入“姓社姓资争论”的学者们，他们都清楚最后决定资源分配份额乃至资源分配规则的，不是他们说的生产数据占有形式，而是政权和话语权两者的结合。确实需要进行“范式革命”或者“文化革命”，这些叙述过程和话语本身就忽略了很重要的视野。《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作者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解资本主义，也是建设足以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的最有效的框架。”这个似乎值得商榷，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在相对狭隘的学院圈子之外，主导普通人思想促使他们相信中国现状合理的理论资源，不是精英们新近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资本至上论”、“五阶段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阶段在中国无法被超越，现实中间表述为“补课论”。在马克思已有的理论框架里面，缺少了二十世纪真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检验，而毛泽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视野才是最值得重视的。 阶级竞争的目标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资源和剩余的分配，另一个是分配的依据或者控制权，毛泽东空前重视控制权的把握，而起着决定作用的控制权是政治权力和话语权，资本倒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权力，本身也是作为竞争分配后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毛泽东对资本改造都是执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而对于话语权和政权把握方面，则始终采取十分严格的政策，这是关系道平民阶层地位的决定性控制权，没有马虎或者做交易的余地。阶级斗争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竞争，竞争的组织内部如何实现整合，一个阶级的力量如何凝聚，如何表述，在什么场合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开展竞争，都是需要控制权参与起作用的，毛泽东特别重视的是政治领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问题，他毕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他显然认为这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方面；而经济资源的分配份额变化和对应的分配规则的变换，在一定程度上资本的私人占有现实，反映的是政治竞争的后果，而不是决定阶级竞争胜负的力量。 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的叙述本身，就是从现实力量对比差距开始的，书斋里面的学问家设计诸种没有缺陷的制度是一回事，而现实社会的政治家需要行得通的道路：平民阶层实现联合的成本如何解决？过去的探索只留给我们一个悲观的结论。今天的理论尤其需要回答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间遭遇到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平民阶层难以实现整合的情况下，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的力量在哪注？仅仅站在批判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时代不足，显然不足以坐证自己理论上的高明，还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平民阶层力量整合路径。《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作者，要“回归以联合生产者的力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远景”，一个国家规模的平民阶层整合成本如何结解决？把平民阶层的整合范围降低到“小区”规模，固然可以降低整合成本和困难，但还是无法解决一国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没有这个力量对比视野，就无法理解戴维－科茨所说的在苏联发生的那种“来自上层的革命”。 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利益冲突和协调的范围，却是远远超越了小区范围，甚至超越了国家边界，在理论上的制度设计如果脱离了现实经济中间的利益分配范围和规模，回避了利益复杂化时代各个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不能自发解决的现实，看不到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广泛依赖外在控制权的强制实施，恐怕就难免在21世纪去改头换面地复活古旧的乌托邦空想了。工业社会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小国寡民理想的可能，无法一个“工人－小区”的设计多么完善，都要与另外的小区进行物质和利益的互换，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何界定，彼此的利害关系的冲突和协调如何进行，难道要在理论重新设想一个“无矛盾、无冲突”的世界去支持自己的设计吗？回到中国的经济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和价格机制也业已证实解决不了中国工农业发展需要的资源支持问题，也解决不了平民阶层的生存资源需要，确实需要进行全国规模的利益调整和成本分摊，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的匹配问题，这都不是在小区决策的基础上再加些协调工作就能够解决的，决策需要在关注全社会的利益层面来做，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面对整体利益的决策机构。 社会控制权的上升在工业化时代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而且控制权在今天世界的分配和运用方式上，还都是有利于巩固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的优势。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后来苏东国家转轨的经验，占有生产数据的资产阶级即便是不存在了，但是侵害多数人利益的社会阶层，还是依据权力和话语权占有而同样成长起来了，精英阶层追求阶级利益分配制度的转换，最终还是在完成了政权和话语权的全国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的。毛泽东认为问题要在实现“控制权公有化”方向上去想办法，去设计平民阶层的出路，面对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去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设想种种取消控制权的方法，或者设想平民阶层能够完成整合的小范围里去立论和思考，这终归不能脱离空想。面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和苏东解体的过程，在明知平民阶层难以实现全国范围整合并凝聚自身的力量和意志去制约精英阶层的记忆里，撇开力量对比差距上的结构性因素，想要在理论上设计一个制约精英阶层的制度出来，除了僭妄还能是什么？ 幻想取消控制权或者权力是没有意义的，幻想回避权力制造的社会分化和对立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就在这里，如何着手去解决，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第一次实践，他临终之前说自己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成，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需要移交给下一代（注十七）。今天的人们不仅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果，看起来人们还没有凝聚起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毛泽东提出的棘手问题。在文革失败和被否定之后，在中国改革积累的问题和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毛泽东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加突出：平民阶层如何有效的掌握国家机器和话语权？如何有效制约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如何评价“中国样板”——邓小平过程——的意义 根据《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的总结，在苏东转型失败、东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陷入衰退过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界有些人要把中国大陆作为他们的“新样板”，还有“一大批的进步／左翼力量因此转而为中国经验背书”。把邓小平过程的实际成绩以及中国本土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叙述进行对照，也许是有价值的。撇开繁复的经济数字不论，最近25年来中国有两大明显的物质成就是值得提及的，一是许多年来的食品紧张关系得到明显的缓解；二是长期的民生工业品短缺得到了解决。而在同一时期，苏东国家作为原来的第二世界国家，在发起向第一世界冲锋的急进转型改革中，在实际上坠入了第三世界。这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也许这是“许多进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的原因。 还是回到政治视野中去，新中国关于是否实现分田到户，去看一看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几场严肃的争执。毛泽东除了认为只有集体农业才能使得农民也能够利用农业机械，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让农业与工业保持正常的物质循环联系之外，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进步，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基础的唯一路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单独有两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尤其强调合作化对于共产党政权的政治价值，“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注十八） 今天在邓小平过程中间得益的精英阶层确实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拒绝支持在政治上支持共产党，今天曹思源等人主张共产党要改名为社会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写入宪法，表达的就是那些取得了大量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的政治要求，这还不是公开表示喜欢“国民党”那么简单，而是要求政权更加紧密地为他们服务，公开地站在他们那一边。而对于群众对自身利益受损害的觉醒过程及其政治后果，包括传递到高层政治中间的压力，这些精英们一点也不体恤，这大概反应了精英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漠视：如果垮台了更好，如果不垮台，就应该做到他们说的那些。这正如毛泽东曾经预测的那样，那些制造社会分化并从中得益的人，在政治上永远不会满意共产党，主流们把握着从西方抄袭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既是表述他们政治意志的强大资源，也是政权明显失去话语权保护的根本原因。话语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整合力量，在失去主流话语权的保护的时候，政府同时也失去了用以统合官员思想和信仰的理论资源，政策选择和执行也变得进退失据，政府管理机构中间思想整合过程和政策推行的成效都急剧下降。 话语权方面的严重问题，还集中的体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决定一个方面宣称要实现“五个统筹”，看到了社会分化的严重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又在路径上肯定了使“五个统筹”无法实现的“路径”（注十九），这本身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很强大的一个后果，政权也不轻易选择与强大的主流话语对抗的立场。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通知中间，就隐隐约约地透露了这个理论和认识上的困境，最严重的问题在现有的改革话语里面，不能够对过去的失误进行起码的反思。 在中国人均资源有限的现实中间，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帮助进行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固然有助于产品实现和帮助资本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但问题在于这也大大地降低了人们对已有福利的感受，降低了对自己分配地位的满意程度，如果社会有足够的剩余和资源可供人们去努力争取，显然可以推动人们去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在剩余和资源不衍分配的中国现实中间，这个不满意注定是要转化为认同感下降，对国家和社会管理而言是完全负面的影响，本身是作为瓦解社会认同的因素而起作用的，无形之中要拉高管理和控制成本。                         实际上由于资源和剩余不衍分配，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趋于激化，资本和权力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有序整合的能力下降。而话语权也紧随资源分配的进展关系，为少数人需要而言说的倾向增强，出现严重的权力整体化现象。这与中国阶级关系紧张的现实相适应。在这个过程中间，政府行为失范，企业违约上升，个人自我约束下降，整个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成本急剧攀升，在既有的管理成本下管理效果下滑，业已出现社会秩序混乱的先兆。邓小平过程只是走了一段好走的下坡路，至今已经成为问题全面暴露的阶段，最终不能象欧美日那样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开始终归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条可以稳定下来的道路，中国最近25年的经历所引发的各种深层次社会政治问题说：中国的邓小平过程不仅不是样板，恰恰是一个需要加以避免的重要教训。 我们今天看到和感受到的社会排斥机制，引发整个社会关系的全面紧张，常常在各地发生一些极端事件，这些重大表现总是要通过政权机构的信息传递渠道层层向上传递的，高层领导人看到的应该比我们多，感受到压力肯定也很大，所以我看这个话完全是有感而发。短视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大学毕业生的谈判地位下降，产生大学生待遇“民工化”结果，引发一种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网络上面到处都是很极端的言论，本身就是短期内教育系统利益扩张的代价，已经作为政治认同危机而表现出来了。 实际上邓小平过程在中国也只是开始了一段容易走的“下坡路”，邓小平放手让精英阶层建立起各种排斥机制，以控制权去追求剩余索取权，他本人需要这样的改革措施，去解决自己执政的政治认同问题，但因此而引发的系列问题和积累下来的矛盾都是结构性的，在他开辟的道路上找不到解决方案，因此不是一条可以持续下去的“道路”而只能称之为“过程”，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就是他所遗留下来的结构性困难。前不久北大教授丁元竹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国内学者都认为2010年前后中国将面临着“危机”；连最积极支持“邓小平改革事业”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都已经开始说这一场改革有“翻船”的可能了。

反对全面否定邓小平。虽然今天的右派精英对邓的旗帜只是暂时利用，将来必定会完全抛弃。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邓小平。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目光深远的看出了时代的问题并拿出了自己的强力解决方法，但是巨大的历史过程一经推动，其巨大的惯性往往超出发动者的预期和控制，最后走上了莫测的道路。伟人之悲哀，尽在于此。

太长了，先占个坐，有空看

看完了。文章揭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错误的，想回归过去更是绝不可能的！

前朝遗老遗少的胡言乱语

反对全面否定邓小平。虽然今天的右派精英对邓的旗帜只是暂时利用，将来必定会完全抛弃。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邓小平。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目光深远的看出了时代的问题并拿出了自己的强力解决方法，但是巨大的历史过程一经推动，其巨大的惯性往往超出发动者的预期和控制，最后走上了莫测的道路。伟人之悲哀，尽在于此。

很赞同

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军用越野，可能是老毛子的《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过程可能是真的但是个冒充玩笑可能是老江南建的最后一条船蒋经国的三次“叛变” 与老同学邓小平竞争为什么说普京可能离世的帖子是造谣？老瓦的雷达为什么是柱面的啊这个，可能是老问题了。感冒老不好可能是癌老做噩梦可能是大病信号金庸眼中的邓小平：一国两制是“天才的设想” 傅高义：邓小平的底线是中国不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