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足以光荣上百年！！！！！！！（转凤凰卫视）

中国人足以光荣上百年！
2003年10月02日 13:45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纪念册  



凤凰卫视10月2日消息：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飞船开始，先后经过四次成功的试验性飞行，中国宣布将于下月进行载人的“神舟五号”飞船的发射，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即将成为现实。

文扬就此发表专文指出，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此次载人飞行将不搭载其它仪器进行科学试验，而且总的原则是“越简单越好”，很有可能只有一个宇航员登舱，并于当天即返回。这个安排所传达出的信息十分明确，即“神舟五号”的发射飞行只有一个任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乘坐自己制造的宇宙飞船飞上太空了！


只为说出这一句话，中国人憋了上百年，一旦放声说出这一句话，中国人足以光荣上百年！对渴望获得国家光荣、渴望取得国际尊重的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事件更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呢？


意义之一：从先人万虎说起。


万虎，500年前明代的一个工匠，世界上第一个综合了火箭和风筝的知识，并勇敢地亲身实践人类飞行梦想的人。尽管其结局照例如同中国人无数个以身殉“梦”的结局一样，只留壮烈在青史；但仅凭这个第一人，万虎的后人就没有理由不成为上天的先驱，仅凭其殉梦的壮烈，万虎的后人就没有理由不再勇于面对同样的壮烈。


走进世界上任何一个航空航天博物馆，或者翻开任何一本关于航空航天的教科书，在火箭飞行的起源的题目之下，都会出现中国人的名字。无疑，一直就享有文明古国荣耀的中国人，对这些历史上曾经的光荣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在近代以来的落后和屈辱的反衬之下，这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荣光反而愈发加重中国人的苦涩。


对于心中充满苦涩的中国人来说，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或者一直苦涩下去，直到整个民族的心灵被苦涩所淹没；或者用今天的崭新成就洗刷历史的苦涩，重获光荣。怎样才叫做重获光荣？曾经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的中国人，有朝一日再次成为了信息技术的先驱和信息产业的主导，就是重获光荣。曾经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的中国人，有朝一日再次成为了航天航海技术的先驱和航天航海产业的主导，就是重获光荣！


“神舟五号”拥有充分理由享有它的光荣。


意义之二：从强国梦说起。


如果抛开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枝节、反复、曲折，甚至抛开主义、政党、领袖人物，只用一条主线概括中国自1840年以来巨大的民族努力，其实只有一句话：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但是，正是因为是东方文明传统的中国，是在世界列强野蛮压迫之下的中国，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中国，是从来没有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之路的中国，这句看似极平常的话，却包括了极不平常的内涵。平心而论，在“强国”这条主线上，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治人物实际上都是一致的，清帝、戊戌党人、李鸿章、孙中山、陈炯明、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在这条主线上，没有反动派，所不同的只在因为中国才产生的方式之选择、路径之取舍、激进之程度、体用之本末等“中国问题”的分歧之上。


无奈的是，即使只是关于方式、路径、左右、本末之争，也足以在中国人之间引发战争、屠杀和颠覆了。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执着的强国梦牵引之下残酷的内争外斗史，就是一部在西方文明强力冲击之下变态的发作反应史。


中国人应该庆幸的是，最大的、最极端的内斗和发作基本上过去了，有了可观的经济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和自主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人，心态已经渐趋平和了。毕竟，今天的载人宇宙飞船已经不必让全国人民饿好几年肚子来制造，也不必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来催生，作为典型的强国标帜，“神舟五号”载人飞行将会以它特有的方式给出它关于中国人一百多年强国梦一个精彩注释。


意义之三：从道器论说起。


先节录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的一段的话：“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庸庵全集》）



这是中国近代“洋务派”致力于用“西学器数之学”卫“中国固有之道”的典型观点。如果承认“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那么这个围绕中西关系展开的道器之辩，实际上到今天也还没有根本解决。中华文明是重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文明，否定道的价值、道的传统就等于否定中华文明本身，一个否定自身文明传统、将自己寄于另一种文明传统之篱下的民族，无论如何是没有出路的。对于这个近乎于无解的问题，当时“洋务派”的一个理论高度是承认“重器”与“重道”并不矛盾，并且只有“毕力于器”，才能真正做到“卫道”，如汤震在《论中学西学》中所言：“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19世纪后半叶“洋务派”的思想解放运动无疑是意义深远的。即使没有后来的共和革命和“五四”运动，在当时洋务派“西人立国有本有末”（郭嵩焘）、甚至“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郑观应）的认识高度基础上，也是可以逐步（甚至更快）走上强国之路的。 百年争辩、百年阵痛，中国人在无数的折磨和牺牲中终于学会“毕力于器”、“善发其器”了，还有什么“器”比“载人航天器”更具有代表性、更“暗合于道”的呢？多少思辨和争论，在“神舟五号”这样一个“大器”面前，不是都将失去其意义了吗？


“神舟五号”，堂而皇之地以中华之器卫中华之道！


意义之四：从国际政治现实说起。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所谓“现实主义”学派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支。现实主义学派将国际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政治生活的现实，各个主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各自的利益；虽然不否认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但国家行为主要仍是谋求自身安全或权力的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行为，并不为某种建构主义性质的理想国际秩序承担责任。


近些年，又有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分，如《冷战后的欧洲》一书作者米尔斯海默所言：“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


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的被动接受者，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显示过一种建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进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退回到只谋求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最大化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路线上了。但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进攻性的思考往往是被迫作出的。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是任何一个战略家都明白的浅显道理；在今天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甚至“先发制人”原则也能隆重登场的险恶时代，单纯的防御形同虚设。


只要在技术上能够达到、在财力上能够承担、在时机上能够把握，任何一个具有强国意义的工程项目、任何一个能够张扬民族精神的国家项目都具有大张旗鼓地上马的合理性。当今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从强烈的民族主义道路上走过来的，没有道理轮到中国走强时，民族主义却成了不合时宜。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文明种属的角度，还是国际政治的角度，中国都有着最充分的理由坚持民族主义、发扬民族主义。


“神舟五号”，张起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大旗！


意义之五、意义之六……


不妨留给这个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人足以光荣上百年！
2003年10月02日 13:45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纪念册  



凤凰卫视10月2日消息：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飞船开始，先后经过四次成功的试验性飞行，中国宣布将于下月进行载人的“神舟五号”飞船的发射，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即将成为现实。

文扬就此发表专文指出，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此次载人飞行将不搭载其它仪器进行科学试验，而且总的原则是“越简单越好”，很有可能只有一个宇航员登舱，并于当天即返回。这个安排所传达出的信息十分明确，即“神舟五号”的发射飞行只有一个任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乘坐自己制造的宇宙飞船飞上太空了！


只为说出这一句话，中国人憋了上百年，一旦放声说出这一句话，中国人足以光荣上百年！对渴望获得国家光荣、渴望取得国际尊重的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事件更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呢？


意义之一：从先人万虎说起。


万虎，500年前明代的一个工匠，世界上第一个综合了火箭和风筝的知识，并勇敢地亲身实践人类飞行梦想的人。尽管其结局照例如同中国人无数个以身殉“梦”的结局一样，只留壮烈在青史；但仅凭这个第一人，万虎的后人就没有理由不成为上天的先驱，仅凭其殉梦的壮烈，万虎的后人就没有理由不再勇于面对同样的壮烈。


走进世界上任何一个航空航天博物馆，或者翻开任何一本关于航空航天的教科书，在火箭飞行的起源的题目之下，都会出现中国人的名字。无疑，一直就享有文明古国荣耀的中国人，对这些历史上曾经的光荣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在近代以来的落后和屈辱的反衬之下，这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荣光反而愈发加重中国人的苦涩。


对于心中充满苦涩的中国人来说，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或者一直苦涩下去，直到整个民族的心灵被苦涩所淹没；或者用今天的崭新成就洗刷历史的苦涩，重获光荣。怎样才叫做重获光荣？曾经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的中国人，有朝一日再次成为了信息技术的先驱和信息产业的主导，就是重获光荣。曾经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的中国人，有朝一日再次成为了航天航海技术的先驱和航天航海产业的主导，就是重获光荣！


“神舟五号”拥有充分理由享有它的光荣。


意义之二：从强国梦说起。


如果抛开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枝节、反复、曲折，甚至抛开主义、政党、领袖人物，只用一条主线概括中国自1840年以来巨大的民族努力，其实只有一句话：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但是，正是因为是东方文明传统的中国，是在世界列强野蛮压迫之下的中国，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中国，是从来没有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之路的中国，这句看似极平常的话，却包括了极不平常的内涵。平心而论，在“强国”这条主线上，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治人物实际上都是一致的，清帝、戊戌党人、李鸿章、孙中山、陈炯明、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在这条主线上，没有反动派，所不同的只在因为中国才产生的方式之选择、路径之取舍、激进之程度、体用之本末等“中国问题”的分歧之上。


无奈的是，即使只是关于方式、路径、左右、本末之争，也足以在中国人之间引发战争、屠杀和颠覆了。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执着的强国梦牵引之下残酷的内争外斗史，就是一部在西方文明强力冲击之下变态的发作反应史。


中国人应该庆幸的是，最大的、最极端的内斗和发作基本上过去了，有了可观的经济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和自主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人，心态已经渐趋平和了。毕竟，今天的载人宇宙飞船已经不必让全国人民饿好几年肚子来制造，也不必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来催生，作为典型的强国标帜，“神舟五号”载人飞行将会以它特有的方式给出它关于中国人一百多年强国梦一个精彩注释。


意义之三：从道器论说起。


先节录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的一段的话：“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庸庵全集》）



这是中国近代“洋务派”致力于用“西学器数之学”卫“中国固有之道”的典型观点。如果承认“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那么这个围绕中西关系展开的道器之辩，实际上到今天也还没有根本解决。中华文明是重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文明，否定道的价值、道的传统就等于否定中华文明本身，一个否定自身文明传统、将自己寄于另一种文明传统之篱下的民族，无论如何是没有出路的。对于这个近乎于无解的问题，当时“洋务派”的一个理论高度是承认“重器”与“重道”并不矛盾，并且只有“毕力于器”，才能真正做到“卫道”，如汤震在《论中学西学》中所言：“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19世纪后半叶“洋务派”的思想解放运动无疑是意义深远的。即使没有后来的共和革命和“五四”运动，在当时洋务派“西人立国有本有末”（郭嵩焘）、甚至“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郑观应）的认识高度基础上，也是可以逐步（甚至更快）走上强国之路的。 百年争辩、百年阵痛，中国人在无数的折磨和牺牲中终于学会“毕力于器”、“善发其器”了，还有什么“器”比“载人航天器”更具有代表性、更“暗合于道”的呢？多少思辨和争论，在“神舟五号”这样一个“大器”面前，不是都将失去其意义了吗？


“神舟五号”，堂而皇之地以中华之器卫中华之道！


意义之四：从国际政治现实说起。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所谓“现实主义”学派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支。现实主义学派将国际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政治生活的现实，各个主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各自的利益；虽然不否认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但国家行为主要仍是谋求自身安全或权力的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行为，并不为某种建构主义性质的理想国际秩序承担责任。


近些年，又有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分，如《冷战后的欧洲》一书作者米尔斯海默所言：“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


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的被动接受者，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显示过一种建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进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退回到只谋求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最大化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路线上了。但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进攻性的思考往往是被迫作出的。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是任何一个战略家都明白的浅显道理；在今天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甚至“先发制人”原则也能隆重登场的险恶时代，单纯的防御形同虚设。


只要在技术上能够达到、在财力上能够承担、在时机上能够把握，任何一个具有强国意义的工程项目、任何一个能够张扬民族精神的国家项目都具有大张旗鼓地上马的合理性。当今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从强烈的民族主义道路上走过来的，没有道理轮到中国走强时，民族主义却成了不合时宜。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文明种属的角度，还是国际政治的角度，中国都有着最充分的理由坚持民族主义、发扬民族主义。


“神舟五号”，张起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大旗！


意义之五、意义之六……


不妨留给这个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发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