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快来拍砖反动文章:伊朗危机的中国含义-超级军网

<div align="center">伊朗危机的中国含义</div><div align="center"> </div><div align="center">来源：《南风窗》杂志 　　4月的德黑兰处于世界舆论焦点，不仅是维也纳+莫斯科版“六方会谈”（安理会“五常”加德国）的矛头所向，也是“胡布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最让人担心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13日凌晨的造访，没能实现让伊朗至少在4月28日前暂停铀浓缩活动的预定目标，只拿到了伊方两天前宣称已成功提炼出的低纯度浓缩铀样品。这距离他向安理会提交报告还有半个月时间，也就是说3月29日安理会主席声明给予伊朗的“一个月缓冲期”已经耗去了一半。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方面继2月份派出特使进行外交斡旋之后，再遣高官对伊朗和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一再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制裁措施均无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呼吁伊朗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也曾郑重其事地“奉劝”相关各方认清形势。可以说，伊朗核危机是中国在2006年的一场外交硬仗，它严峻考验着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和平发展。 　　温水煮青蛙： 　　伊核问题波澜迭生 　　自2002年8月15日伊朗核设施被曝光后，伊朗核危机近4年来的总趋势是不断升级。虽然伊朗始终坚持自己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声称寻求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只是为了自力更生地确保核电站的燃料供应，但它对国际社会遮遮掩掩的态度已经让人起疑，更不用说美国从卡迪尔·汗“核超市”那儿得到的外围证据。可以这样设想：因为伊朗不具备像印度核爆前那样成熟的核技术和逃避卫星监视的条件，它在具体操作层面就采取进一步退半步的“温水煮青蛙”策略，一方面在核研发领域稳步推进，另一方面采取辅助行动减缓国际压力，留出时间让国际社会适应。它的盘算是：既然能够迫使欧盟默认伊朗的铀转化事实，估计美国也会逐步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只是量变会引起质变，欧美真正担心的伊核计划一旦借助恢复铀浓缩活动显露苗头，较量也就进入了面对面阶段。 　　4月11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已成功提炼出纯度为3.5%的浓缩铀，让人们格外关注随后访问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想从他嘴中探得德黑兰的真正意图，但得到的多是一些老套的说辞。如在叙利亚，拉夫桑贾尼说伊朗决不会屈服于联合国压力而停止铀浓缩计划；在科威特，他又说伊朗不希望与西方军事对抗，但这种对抗一旦发生，伊朗也时刻准备应对。不过，仍有分析家抓住他的“当巴拉迪抵达伊朗时，他将面临新情况”这一句，认为明显不同于内贾德“伊朗即将加入核技术国家俱乐部”的宣示，并进而论证说这种宣示与其说显示了伊朗的技术突破，还不如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示威：既强化了国内民众对核计划的支持，又给世界造成伊朗有核化不可逆转的印象。 　　对于伊朗像“瀑布”一样不可逆转的核活动，世界大国和相关国家都已经作出了反应。继“邪恶轴心”及“暴政前哨”的定位之后，布什政府在今年3月首次将伊朗视为“美国的最大挑战”，只是因为暂时还难以发起另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采取了外交优先、渐进增压的方法。而对2003年以来一直着意通过多边框架化解危机的欧盟而言，伊朗的“拖”字诀和屡次爽约已经令他们忍无可忍，虽然“军事行动绝对不在考虑之列”，但已同意把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一贯有着黑社会老大作派的俄罗斯，现在仅因为伊朗的铀浓缩水平还处于“实验室规模”而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旦华盛顿保障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其立场就很值得怀疑，事实上，它的在俄境内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的危机解决办法，不仅剥夺了伊朗秘密从事军用核计划的一切机会，而且在理论上随时可以中断与伊朗的合作并进而危及伊朗的核主权。日本则在如何敦促伊朗放弃核计划，同时又能保全石油供应和对美关系之间绞尽脑汁。作为核俱乐部的新成员，印度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危机不仅因为在能源和地缘方面有求于伊朗，恐怕还有对伊朗现实处境更深一层的感同身受。 　　在中东地区，除叙利亚祝贺伊朗“加入了核俱乐部”之外，刚刚获得伊朗雪中送炭的5000万美元援助的哈马斯也表示乐观其成。埃及不能接受中东地区出现一个有核国家的现实，认为伊朗会使中东地区的安全平衡进一步复杂化；而腹背受敌的以色列只等美国一声令下，时刻准备着重演1981年奔袭伊拉克核反应堆时的单刀赴会。作为伊朗的海湾邻国，科威特希望伊朗的核计划仅限于和平目的，并担心伊朗一旦发生的核泄露会给本地区带来严重危险；卡塔尔则希望伊朗发展新式武器不要使本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波斯硬汉的民粹情结 　　与冷战思维 　　“革命是群众的节日”，当从凯歌高进的宏大革命主题转入复杂而琐碎的国家建设任务时，人们开始领悟到，那些曾经被认为会伴随旧制度一同消失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党派纷争、阶级分化、利益集团衍生、官僚体制的低效和腐败等，其根源并不肤浅；新兴权力阶层对社会发展一夜质变的虚幻设想，都要么显得苍白空洞要么根本就是在骗人。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得不到适当引导，就会引起民众的凝聚力下降和思想混乱，严重时甚至会销蚀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伊斯兰革命1/4世纪后的伊朗正处于这样的转折关头。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却陷入经济滞胀状态，人均收入降至王朝时期的一半甚至更低，非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达30%，即便每年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也仅能使失业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对现实不满的伊朗人常喜欢指着路旁的高级建筑和高架桥，回忆老国王时期的大手笔，大气派。和巴列维时期相比，今天的伊朗国家固然需要特色和独立，但更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社会急需的不是如何更公正地分配蛋糕，而是怎样把蛋糕再做大。 　　内贾德总统在去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以大比分胜出，靠的不只是他作为“草根总统”读书致仕成长道路的“晕轮效应”以及朴实亲民勤俭廉政的市长形象，更得益于他在伊美关系和伊核问题上的强硬政治态度。换句话说，他借助反腐败承诺和为穷人谋福利的主张，通过反对西方、发誓重归伊斯兰革命原则和捍卫宗教习俗的尊严等途径上台。因为伊朗的政府和议会现在均是保守派当家，已经进入总统角色的内贾德即使想不丑化美以等国恐怕也难。但无法立竿见影兑现竞选诺言的内贾德运气不错，持续走高的石油收入暂时地掩盖了伊朗经济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而他本人也适时地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对外事务方面：不仅用接二连三的激进反以言论引起世人侧目，而且成功地把伊朗的核开发同捍卫国家主权及民族尊严划上等号，将掌握铀浓缩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先进技术变成了一种国家意志。就神权政体激进的意识形态和不透明运作而言，伊朗的核能开发计划很难不被视为就是寻求核武器计划；而以今天掌握核武器的门槛之低和扩散之滥，加之印巴和朝鲜的成功示范，意愿强烈的伊朗要拥有核武器大约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伊核问题因之也亦真亦假，放任自流就是一个真问题，严加监管则是一个假问题。美国的过错在于它的军事打击迷思及双重标准而不是反扩散本身。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更安全吗？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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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伊朗危机的中国含义</div><div align="center"> </div><div align="center">来源：《南风窗》杂志 　　4月的德黑兰处于世界舆论焦点，不仅是维也纳+莫斯科版“六方会谈”（安理会“五常”加德国）的矛头所向，也是“胡布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最让人担心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13日凌晨的造访，没能实现让伊朗至少在4月28日前暂停铀浓缩活动的预定目标，只拿到了伊方两天前宣称已成功提炼出的低纯度浓缩铀样品。这距离他向安理会提交报告还有半个月时间，也就是说3月29日安理会主席声明给予伊朗的“一个月缓冲期”已经耗去了一半。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方面继2月份派出特使进行外交斡旋之后，再遣高官对伊朗和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一再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制裁措施均无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呼吁伊朗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也曾郑重其事地“奉劝”相关各方认清形势。可以说，伊朗核危机是中国在2006年的一场外交硬仗，它严峻考验着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和平发展。 　　温水煮青蛙： 　　伊核问题波澜迭生 　　自2002年8月15日伊朗核设施被曝光后，伊朗核危机近4年来的总趋势是不断升级。虽然伊朗始终坚持自己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声称寻求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只是为了自力更生地确保核电站的燃料供应，但它对国际社会遮遮掩掩的态度已经让人起疑，更不用说美国从卡迪尔·汗“核超市”那儿得到的外围证据。可以这样设想：因为伊朗不具备像印度核爆前那样成熟的核技术和逃避卫星监视的条件，它在具体操作层面就采取进一步退半步的“温水煮青蛙”策略，一方面在核研发领域稳步推进，另一方面采取辅助行动减缓国际压力，留出时间让国际社会适应。它的盘算是：既然能够迫使欧盟默认伊朗的铀转化事实，估计美国也会逐步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只是量变会引起质变，欧美真正担心的伊核计划一旦借助恢复铀浓缩活动显露苗头，较量也就进入了面对面阶段。 　　4月11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已成功提炼出纯度为3.5%的浓缩铀，让人们格外关注随后访问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想从他嘴中探得德黑兰的真正意图，但得到的多是一些老套的说辞。如在叙利亚，拉夫桑贾尼说伊朗决不会屈服于联合国压力而停止铀浓缩计划；在科威特，他又说伊朗不希望与西方军事对抗，但这种对抗一旦发生，伊朗也时刻准备应对。不过，仍有分析家抓住他的“当巴拉迪抵达伊朗时，他将面临新情况”这一句，认为明显不同于内贾德“伊朗即将加入核技术国家俱乐部”的宣示，并进而论证说这种宣示与其说显示了伊朗的技术突破，还不如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示威：既强化了国内民众对核计划的支持，又给世界造成伊朗有核化不可逆转的印象。 　　对于伊朗像“瀑布”一样不可逆转的核活动，世界大国和相关国家都已经作出了反应。继“邪恶轴心”及“暴政前哨”的定位之后，布什政府在今年3月首次将伊朗视为“美国的最大挑战”，只是因为暂时还难以发起另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采取了外交优先、渐进增压的方法。而对2003年以来一直着意通过多边框架化解危机的欧盟而言，伊朗的“拖”字诀和屡次爽约已经令他们忍无可忍，虽然“军事行动绝对不在考虑之列”，但已同意把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一贯有着黑社会老大作派的俄罗斯，现在仅因为伊朗的铀浓缩水平还处于“实验室规模”而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旦华盛顿保障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其立场就很值得怀疑，事实上，它的在俄境内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的危机解决办法，不仅剥夺了伊朗秘密从事军用核计划的一切机会，而且在理论上随时可以中断与伊朗的合作并进而危及伊朗的核主权。日本则在如何敦促伊朗放弃核计划，同时又能保全石油供应和对美关系之间绞尽脑汁。作为核俱乐部的新成员，印度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危机不仅因为在能源和地缘方面有求于伊朗，恐怕还有对伊朗现实处境更深一层的感同身受。 　　在中东地区，除叙利亚祝贺伊朗“加入了核俱乐部”之外，刚刚获得伊朗雪中送炭的5000万美元援助的哈马斯也表示乐观其成。埃及不能接受中东地区出现一个有核国家的现实，认为伊朗会使中东地区的安全平衡进一步复杂化；而腹背受敌的以色列只等美国一声令下，时刻准备着重演1981年奔袭伊拉克核反应堆时的单刀赴会。作为伊朗的海湾邻国，科威特希望伊朗的核计划仅限于和平目的，并担心伊朗一旦发生的核泄露会给本地区带来严重危险；卡塔尔则希望伊朗发展新式武器不要使本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波斯硬汉的民粹情结 　　与冷战思维 　　“革命是群众的节日”，当从凯歌高进的宏大革命主题转入复杂而琐碎的国家建设任务时，人们开始领悟到，那些曾经被认为会伴随旧制度一同消失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党派纷争、阶级分化、利益集团衍生、官僚体制的低效和腐败等，其根源并不肤浅；新兴权力阶层对社会发展一夜质变的虚幻设想，都要么显得苍白空洞要么根本就是在骗人。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得不到适当引导，就会引起民众的凝聚力下降和思想混乱，严重时甚至会销蚀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伊斯兰革命1/4世纪后的伊朗正处于这样的转折关头。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却陷入经济滞胀状态，人均收入降至王朝时期的一半甚至更低，非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达30%，即便每年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也仅能使失业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对现实不满的伊朗人常喜欢指着路旁的高级建筑和高架桥，回忆老国王时期的大手笔，大气派。和巴列维时期相比，今天的伊朗国家固然需要特色和独立，但更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社会急需的不是如何更公正地分配蛋糕，而是怎样把蛋糕再做大。 　　内贾德总统在去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以大比分胜出，靠的不只是他作为“草根总统”读书致仕成长道路的“晕轮效应”以及朴实亲民勤俭廉政的市长形象，更得益于他在伊美关系和伊核问题上的强硬政治态度。换句话说，他借助反腐败承诺和为穷人谋福利的主张，通过反对西方、发誓重归伊斯兰革命原则和捍卫宗教习俗的尊严等途径上台。因为伊朗的政府和议会现在均是保守派当家，已经进入总统角色的内贾德即使想不丑化美以等国恐怕也难。但无法立竿见影兑现竞选诺言的内贾德运气不错，持续走高的石油收入暂时地掩盖了伊朗经济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而他本人也适时地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对外事务方面：不仅用接二连三的激进反以言论引起世人侧目，而且成功地把伊朗的核开发同捍卫国家主权及民族尊严划上等号，将掌握铀浓缩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先进技术变成了一种国家意志。就神权政体激进的意识形态和不透明运作而言，伊朗的核能开发计划很难不被视为就是寻求核武器计划；而以今天掌握核武器的门槛之低和扩散之滥，加之印巴和朝鲜的成功示范，意愿强烈的伊朗要拥有核武器大约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伊核问题因之也亦真亦假，放任自流就是一个真问题，严加监管则是一个假问题。美国的过错在于它的军事打击迷思及双重标准而不是反扩散本身。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更安全吗？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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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出了核武器，但原子弹本身却并没有提高中国的国防安全系数。在20世纪的50~60年代，慑止美国至少4次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力量显然不是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核武器，但新中国经历的“最冷的冷战”却发生在已经具备核威慑能力的1969年，而且最终扭转这一危局的手段也几乎与核武器无关。核武器作为一种体现威慑作用的最后报复手段，它的功用主要在于增加人们某种程度的安全自信，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安全体系，在冷战时期表现为大国间的恐怖平衡，在后冷战时代却可能是伊朗等中等国家滋生不可控因素并导致毁灭的根源。在迄今还未有国家公开宣称拥有核武器的中东地区，核武器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件奢侈品，伊朗的拥核企图除了使自身遭受更大的核袭击危险外，恐怕只会恶化自身的安全环境。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行为可以被明确地预期，它的合理举动就不会被别国视作威胁，它因而也就获得了安全保障。伊朗在巴列维时期的核计划曾经得到过美欧国家的鼎力相助，而今天伊朗连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说辞也让人难以相信，需要反思的恐怕是决策者的冷战安全思维。 　　伊朗能源的中国视角 　　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000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10%，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储量约26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16%，居世界第二位。目前，伊朗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日出口额约占全球贸易量的5.4%。虽然在理论上伊朗有能力动用石油武器，甚至可以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应对国际危机，但实际上它不会、也不敢这么做。在2005财年，550亿美元的石油创汇约占伊朗GDP的1/4、出口收入和政府财政支出的80%。因此，即便真的使用石油武器，遭受严重打击的最终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已经具备较强抗冲击能力的西方大国，当然还有伊朗政府不得不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中国与伊朗当前日趋紧密的能源合作，会得出一个比西方与伊朗交易更大的风险系数。不过，按照历史的眼光，中伊能源合作也并非天然如此或者从此就一帆风顺的。在中伊交往初期，石油贸易属于平衡国家间贸易逆差的弥补性行为，是双边关系中的副产品，那时因为顾虑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甚至还取消了已经签署的某些协议。近年来，中伊石油贸易逐渐变成主打产品，而且有望成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强大动力——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进口的中东原油占总进口量的51%，其中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13.6%，年增长率为16.5%，均排第二位；2006年1月，中国进口伊朗原油190万吨，同比上涨75%，伊朗首次超过沙特和安哥拉，成为中国的头号供油国。 　　在这一高歌猛进的征途中，有两个标志性的转折事件，即1999年北约“炸馆”事件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让被民族感情和石油需求双重驱使的中国减少了对美国的顾虑；加上2002年伊朗推出新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法国、日本、印度等多国石油公司进驻，中国再不加入恐会被边缘化，所以北京决定早作绸缪；而作为催化剂的则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由于战后的混沌形势让美国很难置喙伊朗，故而从2004年2月起，中国主动促成了中伊两国的混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接着把亚洲博鳌论坛的能源分会开到了德黑兰；在伊朗前石油部长赞甘内公开表示给予中国最大的优先权，希望中国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地后，中国外长李肇星访问伊朗，宣布中国政府反对将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伊朗在寻找新经济和政治伙伴时锁定的目标之一，而经过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更需要和平维护者。2004年，中伊悄悄达成了多项能源合作协议：3月，珠海振戎公司与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签署了为期25年的框架协议，计划从2008年起每年从伊朗进口250万吨液化天然气，2013年以后的进口量翻倍；5月，中石油与伊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约，从伊朗进口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并同时获得伊朗相关石油区块的开发权；10月，根据两国石油合作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中石化集团作为主要开发商开发伊朗亚达瓦兰油田，而中石化亦有望在今后25年内每年购买1000万吨伊朗液化天然气，合同总值近千亿美元，几乎是中伊两国2003年贸易额的20倍。 　　但谈判并达成协议是一回事，真正实施则是另外一回事。中伊之间千亿美元能源大单的至今未果就是明例。在中国于今年2月投票赞成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把伊朗核问题报告给安理会后，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3月的访伊安排已经被取消，中方购买伊朗2.5亿吨天然气的合同最早也要在2010年才可能实施，合同期限则被延长到2034年。 　　不过总的来说，中伊关系经过2005年的磨合后已经非同一般。截至2006年2月，中伊之间共有包括大连LNG精炼厂在内的六七个石油中下游合作项目和3个正在运作的上游项目，即亚达瓦兰油田、南帕斯气田和北阿扎德甘油田。其中，南帕斯气田根据已有协议将从2008年开始往中国输送液化天然气；北阿扎德干油田开发项目正在吸引中石油和中石化等中国公司参与，而珠海振戎公司此前已签下了1200万吨原油进口大单。 　　因为中伊已经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签订了100多个长期的大型合作项目，有分析指出：一旦签署的亚达瓦兰油田开发项目付诸实施，中国将成为伊朗对外油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伊双方都同时在走多元化路线以分散风险：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长达25年的天然气巨额协议，而伊朗寻求的石油战略联盟目标也把美副总统切尼的公司囊括在内，甚至提出美国可以占其核事业一半的股份。所以，中伊之间的能源合作是双方在利益权衡后的一次正常合作，彼此都是对方相对可靠但并非唯一的合作伙伴。 　　伊朗危机的中国因应 　　与激进空洞的冷战时期和一味韬光养晦的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中国对中东国家外交已经大气和内容丰富了许多；而和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对伊朗事务的参与因为涉及美对伊的遏制政策，成为中国外交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 　　伊核危机持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朗的革命性而非现状性国家身份。在西方看来，伊朗违反国际承诺，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签订了保障协议后曾长期隐瞒其核活动，而在IAEA接连通过大量决议要求严格履约之后，伊朗已经没有多少继续隐瞒和回避的本钱，它毕竟还没有掌握核武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伊朗石化能源的战略重要性使得世界大国不可能像卢旺达和索马里那样对它弃之不顾。激情狂热下的伊朗似乎有些不知进退，虽然它拿捏准了美国现在的战略困境，但在莫斯科六方会谈召开之际挑衅性地宣布此前一直否认的P2离心机秘密核项目，就很难以强硬姿态加以解释。也许伊朗的决策者们真的认为，只要始终保持一种“决不屈服的傲气”，他们就可以应付任何的外来压力。从历史上看，这种认识不仅夸大了伊朗的重要性，而且使得伊朗的决策者们不止一次地高估了伊朗的能力和潜力，也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在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些极端举动本质上就是一种“故意冒险或对困难处境的机会主义反应”。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不能谋其政。既然有山姆大叔这样的世界警察在维持秩序，有俄罗斯这样地缘政治位置优越的昔日霸主不甘寂寞，中国现在对伊核问题就只须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尊重伊朗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支持并进一步配合俄罗斯发挥作用、维持伊核危机的适度紧张，提供一定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以增强伊朗信心并换取石油利益等。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旦伊核危机的相关方同时拒绝了所有的妥协而选择战争，中国就不必再犯难，而必须从根本上认真思考和决定自己的国际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据此谋求相应的利益补偿。 　　国际社会是一个信奉实力的权力系统。2005年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1142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与伊朗的双边贸易却只有100亿美元，中国固然在冷战结束前后与伊朗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过一些合作，现在也固然亟需伊朗的油气来满足经济发展，但没有伊朗的石油，中国照样可以发展和进步；但若与美国交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目标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对于伊朗与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的对立，中国既不必高调介入替人揽过地完全赞同或支持某一方，也不必瞻前顾后进退失据地认为谁也得罪不起。只要伊朗审时度势地有进有退，中国就应该也能够出面为伊朗讲话；如果伊朗持续强硬，它就必须自己承担一意孤行的后果，届时中国投给联合国制裁决议的弃权票已经是它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

<div align="center">“国际体系的转型”与中、美、日关系的“两面性”</div><div align="center"></div><div align="center"><div align="center">武心波 </div></div><div align="center"></div><div align="center"></div><div align="center"></div><div align="center">国际体系的转型导致了大国政治性格的“裂变” 　　国际体系在转型，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变。前者的政治学意义是高举 “国家主义”、“主权至上”的大旗，而后者则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全球共治。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世界发生了分裂，而国际体系则必将随着全球主义力量在未来的蓬勃兴起发生划时代的转型与巨变。 　　但在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还没有出现之前，世界将因两种力量的相互角力而发生深刻的分裂。分裂的世界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国家性格、尤其是大国政治性格的裂变：朝着多样性或至少是两面性的方向发展开来。 　　国际体系的转型所孕育出的两大对立趋势决定了大国政治性格的两面性，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性格发生了显著裂变的大国：它一方面具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霸权国家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帝国”政治情怀；一方面大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又十分地执着于传统的体系，演绎着冷战的逻辑。全球主义的指向与国家主义的情结在美国身上的突出体现，就是美国的亚洲战略充满了两面性和摇摆性，一方面出于冷战思维而不断地强化对日军事同盟关系，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又厌倦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整日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上与美国讨价还价近乎喋喋不休的日本而试图与中国修好，渴望借中国的大国力量来携手共筑“新国际体系”。 　　同时，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两面性，使美国两面性的释放在中国找到了现实的根据，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呼应。中国的两面性体现在中国既有自近代以来饱受西方政治熏陶而形成的浓厚的传统体系下的主权国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与情怀，同时也有延绵几千年而不断的“天下大同”的意识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强烈的全球主义的广泛追求和强烈渴望。中国的政治性格在当下的裂变，形成了前者容易导致在国家利益与主权争夺上与美、日等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后者则容易招徕全球主义力量对中国的青睐与好感，其中也包涵着具有两面情怀的美国在转向全球主义的立场审视世界事务时对中国表现出的浓厚的兴趣和期待。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自身所具有的两面性，取决于中国最终的国际战略之抉择。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大国必然要受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制约，由此而派生出的两面性，在互动的过程中自然催发出了中美之间在不同的国际政治领域之间的双重政治安排，既有现实与传统的，也有超现实与非传统的。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两手准备（同样，中国也对美国做好了两手准备）是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所孕育出的两大分裂趋势在大国政治性格中的投射的结果，而大国之间的互动则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大国之间依循着不同的脉络所展开的博弈，使国际政治的本来面目在依稀可辨中反倒越发扑朔迷离了起来，留下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悬念和困惑，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美国的双重性格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对中与对日关系 　　美国的双重性格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美中与美日关系，将这两组关系按照不同的政治逻辑进行打造。 　　中美关系：具有传统体系内的对抗性和超越传统体系的一致性。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为此而处处设防；但在共筑具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际体系”的过程中，美国则渴望中国的参与，试图将中国塑造为一支能积极融入这一进程，能与美国一起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共创“新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应当敦促中国成为这种体系的负责任的股东。中国有责任加强这个使它获得了成功的国际体系……我们希望强化与中国的工作，不仅使中国作出适应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国际规则的调整，而且与我们及其它国家一起来共同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与我们一起共同缔造未来的国际体系将能更好地服务于它的民族利益。”佐利克的讲话，实则暗含着这样的话语动机和深刻的时代政治背景。美国正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传递着一个诱人的“政治信号”。 　　美日关系：具有传统体系内的一致性与超越传统体系时的对抗性。美国完全按照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地缘政治的需求在要求日本，而日本也完全按照传统的国际关系原理理解着美日同盟关系的当下含义，并积极而富有创新性地大胆地赋予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以最大的现实含义。日本是无法超越传统国际体系的，不具有人类的超前意识，是一个绝对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典型的“自私型”国家。日本对美国的追随，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内对霸权国家的追随，所期望的是从霸权国那分得更多的“红利”，和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什么全球主义语义下的“新国际秩序”。 　　日本因长期盘踞在一个宁静的孤岛上，在人文心态上保持着千年不变的古风古貌，其原始的人文情怀和志向与美国的全球追求具有不可同日而语，乃至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日本对美国的全球情怀缺乏根本的了解与领悟，无法在同一精神层面上相互交流和沟通，达成精神上的默契和相互支持。美国的政治理想与日本的功利性投机之间的哲学冲突，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尖锐，同盟关系的内在不和谐性也越来越突出和暴露了出来。日本对美国的结盟是处于其自身的需要，是算计之后有条件的结盟，一旦结盟带给日本丰厚的回报和各种机遇使日本摆脱了困境，走上了独立强大的自主发展的道路，日本就会以十分功利的心态抛开美国，独善其身地去寻求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发展模式。日本的功利性选择与工具性的结盟意识与动机，使美国对日本的全球志向与忠诚发生了怀疑。日本对美国的不断要价，已经使美国显得极为不耐烦，尤其是在日本申请“入常”失败后对美国的各种“微言”与继之而来的诸多小动作，更让美国对日本为一国区区私利而反目为仇的豹变心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治性格分裂的美国，在对中对日关系上，出现了上述截然不同的相异与相悖的政治倾向：以超越传统共建新秩序的意志试图强化对华关系，欲将美中关系打造成重建国际体系的重要的双边力量；同时，又以传统的思维方式，一如既往地要求着日本，试图将美日关系打造成维护传统的霸权地位与旧秩序的一支全球性的重要的双边力量。 　　美国自相矛盾的性格，是世界的分裂性在美国身上的折射，而美国的政治性格和意志则生动地体现了当今世界政治分裂的趋势（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传统国际秩序与新秩序等），美国试图在这两大并行不悖的总体性趋势中，保持一种战略上的平衡与协调，试图以并驾齐驱的姿态同时驾驭着这两大势头，进行着惟霸权国才能为之的“两难性政治博弈”。 </div><div align="center"></div>

传统国际体系依然位居主流 　　目前看来，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的美日关系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这和目前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依然还牢牢地建立在传统的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是相一致的。而建立在全球主义基础上具有超越传统体系重建新体系的力量，则尚还处在萌动状态，处在一种投石问路的初级阶段。但其旺盛的生命力是不容扼杀的。 　　美国虽看到了后者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但在后者未成长壮大到足以和前者分庭抗礼并最终取而代之的时刻，美国依然要保住自己在传统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并竭力维护目前的均势，以防被新崛起的大国所取代。当然，美国与日本不同，美国不是战略上的“矮子”，不会置国际政治大势的发展于不问不顾而心甘情愿地坐以待毙，在确保其战略底线的基础上，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推手”，必然会本能地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与具有全球化政治倾向的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以推动全球意义上新秩序的日趋成形。中国，作为一个天然具有“天下观”的古老帝国，有着与美国对全球化进程十分相同的认同和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加之在中国古老风范中所蕴涵着的大国风范与道义情怀，这些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引起美国的注意和政治兴趣，成为美国积极争取的国际力量。 　　分裂的世界导致了美国的双重性，而这种双重性折射到美国的对外战略上，就形成了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的战略分歧。如果说前者目前仍处在弱势但却极具有光明的前景的话，那么可以说，后者目前虽处在优势，但却不具备未来。中国和美国都具有全球化的内在倾向，具有大国的责任意识，都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最终选择前者（战略型大国的必然选择），而日本则会选择后者（战术型自私国家的必然选择）。目前是日本得势且得宠，将来则是中国得势并得宠（得时代之宠），而美国通过“双重博弈”则可以获得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并在必要的时刻能十分轻松地完成时代政治角色的自然转换，因此美国是永远得势并得宠的。 　　美国的两面下注的战略运筹，已经引起了对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嗅觉十分敏感的日本高度警觉，如中美今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高层战略对话，就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产经新闻》12月11日刊登题为《美国优待戴秉国——彷佛重现“美中同盟”》的文章认为：日本正担心“美中同盟”的重现。《产经新闻》认为：“佐利克和戴秉国两位美中高官在恰逢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64周年后不久的这段时间共同参观罗斯福故居，实在是无法不让人浮想联翩。”该报回忆说，“1997年秋天，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访美期间前往珍珠港献了鲜花。第二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双方又浓墨重彩地强调了美中并肩与日本战斗的历史，当时那一系列事件着实让日本惶恐了好一阵子。”面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微妙的变化，敏感的日本意识到；“此次美中高官又一同访问‘美中同盟’的鼻祖，对中国给予了莫大的援助并最终导致日本战败的罗斯福总统的故居，又不免让日本惴惴不安起来。”当然，对美日关系的这一变化目前虽还不能枉下断言，轻言其已动摇或破裂，但从未来长远的发展趋势看，美日战略同盟因不足以承担起共同缔造“未来的国际体系”之重任，必然会逐渐地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或逐渐被边缘化，或变得有名无实起来。 　　总之，无论中国走国家主义道路，竭力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还是走全球化道路，以超前的姿态协同尚还稚嫩但却充满了蓬勃生机的全球性力量共同打造新国际体系，都会在不同层面上与美国相遇。一般说来，走传统的国家主义道路与美国相遇时往往是冲突大于合作，而走全球主义道路与美国相遇时则是合作大于冲突，最终有可能与美国一同走向共治全球的未来。而美日关系则相反。 　　不同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层面的定位，都将深刻地决定并影响中、美、日未来各自不同的命运，并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国际体系的转型方向与进程。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98%"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 width="100%">从油到铀，南半球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hr/>   发表日期：2006年5月8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和静钧     【编辑录入：<a href="http://www.nfcmag.com/User.asp?user=李豫">李豫</a>】 </td></tr><tr><td align="center" width="100%"><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center" border="0" style="TABLE-LAYOUT: fixed;"><tbody><tr><td align="center" width="100%"></td></tr><tr><td class="newstitle" id="fontzoom" valign="top"> <table cellpadding="3"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zongg/ad.asp?i=15">[script]null[/script]</script></td></tr></tbody></table>拉美：看上去很诱人，但还是谨慎为上
 欧佩克“老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近来与美国日益交恶，忍不住了，就频频亮出“杀手锏”：要切断每天输往美国数十万桶石油的供应线！美国人听了不禁莞尔：不卖给我，今后堆起生虫呀？美国人说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对于正在拉美谋求更多石油利益的中国来说也一样有裨益：假如他的身边躺着饭量惊人的食客，他会把急于出售的一盆热腾腾的饭菜端到千里之外贱卖给小食客吗？换句话说，除非委内瑞拉门前购油者排成长龙，否则从美国撤回的巨大石油单子会把自己淹死的。拉美能源贸易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是一个敢于对产油国进行石油禁运的能源消费国，任何一个以石油出口维持国家财政开支的国家不可能绕开美国这个庞大市场。对于他们来说，与其挖空心思想切断通往美国的石油，还不如小心谨慎提防美国来个“反向切断”，实行冷酷的石油禁运。拉美坐拥全球第二大产油区之名，却是个在区内常闹油荒的地方。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家两年前才从能源危机中缓过神来，玻利维亚天然气始终无法顺畅地输出去换外汇，富油国墨西哥则还得“反噬”美国，每天从美国进口2380万立方米天然气。这样看来，探明的石油储量并不意味着开发的石油产量，开发的石油产量也不意味着石油的出口量。究其因，无外乎就是这些传统的“三件套”在作祟：政局动荡、技术低下、资金匮乏。从全球的石油产、供、销来看，基本是处于平衡状况，并没有明显出现卖方市场或买方市场一边倒的非理性市场格局。以北美、欧洲和亚太外加一个印度为主轴，形成了一个地理布局均匀的进口石油国图谱，而与之相对应的，出现了拉美加几内亚湾、北非加中东、俄罗斯加中亚的产油区分布图。拉美与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圈事实上构成了相对封闭的石油进出市场，这样的局面早在中国决定进入拉美能源市场之前就已经成型多年。铺开中国与拉美石油合作的繁冗的数据表格，也许会让人激动得冒汗：中方与委内瑞拉合作开采的金额已高达4亿美元，每天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燃料油已达3万桶；中国在阿根廷的能源投资或与能源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未来几年内会升至200亿美元；巴西也积极开展活动，以“工程换能源”协议，投资基础设施也达10亿美元之巨。中国初来乍到，就已经在账面上显示了“豪华”的成果。而在中国石油进口分布图上可以看出，中国从拉美进口的原油量依然很小，2005年大概占3%的份额。如果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拉美石油合作还有无止境的上升空间，恐怕是一种战略性的误判。这绝不是仅仅从拉美进口石油战线长，成本大，石油过境地危机四伏等单一经济成本考虑下作的结论，而是从“美国口中抢油”值不值得的多维角度下做出的。前不久美国派官员主动到北京就拉美战略竞争展开对话，背后所藏的索隐从一个数据可以管窥全豹：近几年来石油需求的增量1/4是中国贡献的，但同期美国进口石油的增速远超于中国。中美石油竞争已经开始，但最好不要把擂台搬到别人的“后花园”里。从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国有三大石油公司在拉美能源投资市场参与竞争的表现来看，虽然出手不凡，但相较于早在拉美根深叶茂的老牌国际石油寡头，如美国埃克森-美孚、英荷皇家壳牌石油、法国道达尔-菲那-埃尔夫等，实力还相当弱小。我们的到来只是被看成是扰乱现有秩序的因素，并不能形成利益重新分割的决定性力量。拉美越来越浓郁的左派思潮咬伤了美欧老牌石油公司，从长远来看，失去市场竞争平台的国有化和严厉的管制政策一样会阻滞中国石油企业在拉美的扩张。因此，我们最好把拉美放置于国际石油布局中“战略性石油供应者”的角色，这一定位正好与绝大多数拉美产油国想把中国只作为“战略性合作伙伴”的思维相吻合。 安哥拉模式：中国石油战略狂飙 安哥拉居然越过沙特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供油国，这一结果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安哥拉位于西南非洲，几内亚湾以南。在人们印象中，它才从战火纷飞的内乱中喘了口气，而它的周边国家如刚果（金），也没有一个是安宁的。据2006年2月海关总署数据，安哥拉向中国日输出原油超过46.6万桶，达到中国进口总量的15%。与此同时，西非的刚果和赤道几内亚也位居中国最大的10个石油供应国之列。这一数据至少表明，中国全球石油战略已获得实质突破，石油来源进入多样化的格局。安哥拉长达27年的内战，直至2002年才结束，一些援助国纷纷撤出安哥拉，中国则积极进入。而几乎与此同时，西非探明的石油储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占得先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甚至是民营石油企业在安哥拉成功中标数个油区开采权，中国还与安哥拉合作，提供20亿美元商业贷款修建炼油厂，以改变非洲出口低价原油却进口高价成品油的被动局面。在石油合作的带动下，中国企业参与了安哥拉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哥拉已探明石油储量120亿桶，日产130万桶，预计2008年时提高到日产原油200万桶。暂且把这个模式叫做“安哥拉模式”，它凸显了新兴石油产地对于市场后进入者的价值。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西非第一大产油国和石油输出国尼日利亚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石油份额。尼日利亚是传统产油国，在我们还没有全球石油战略概念之前，它的石油早已落入欧美的控制之下，它的大部分石油都出口到美国。不过，随着中海油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一海上油田45%的权益，中尼的石油合作正在逐步扩大。据信，中国企业涉足国际深水石油勘探和开发，将给中国自己的深水石油开发提供必需的经验和技术。非洲是唯一一块可供中国同欧美印日等放手一搏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以无私的援助在非洲打下了牢实的感情基础。直到现在，我们对非洲的援助势头依然不减，最大的动作就是宣布免除非洲国家债务，并启动数亿美元用于培训非洲本土人才。只是与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性很浓的援助相比，现在的援助更着眼于长期的合作利益，正如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与非洲间的紧密关系都建立在国家利益关系上，但内容已经不一样了，“60年代的中非关系更多的是单一的政治关系，服务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现在的中非关系则是全面的”。从非洲整个石油盘子的分配情况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都获得了差不多相同的机会。目前的数据是，在整个非洲石油出口额中，北美得150万桶，亚太地区得130万桶，欧洲得70万桶。随着非洲新油田区的开采和新产油国的涌现，目前分割蛋糕的比例还会有较大调整。</td></tr></tbody></table></td></tr></tbody></table>

随着伊拉克落入美国之手，巴以关系时紧时舒，中东变得愈发不可捉摸，俄罗斯远东石油面临日本的强烈竞争，而拉美石油又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下，非洲石油就成了中国全球石油战略布局中的重点。目前中国从非洲输入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30%，失去非洲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致命后果。我们在苏丹也在复制另一个“安哥拉模式”，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投资已经达到150亿美元，7%的石油进口来自苏丹。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目前已形成原油勘探开发、输油管线、炼油、石化等上下游一体的石油工业体系，苏丹石油合作项目是中石油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合作项目，涉及苏丹一、二、三、四、六、七等区块项目及喀土穆炼油厂项目和聚丙稀厂项目。除中石油外，中油国际（红海）有限公司与苏丹政府正式就十五区块项目签订了勘探开发产品分成合同。而已经对中国“安哥拉模式”保存戒心的欧美正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企图挤压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利益空间。这反映了欧美传统大国重返非洲争夺石油的野心和对中国在非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担扰。2004年，在美国等国的推动下，联合国曾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性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准备制裁苏丹，因中国的明确反对，该决议案未获通过。从2005年起，又见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污蔑中国派驻苏丹4000名中国军人守卫输油管道，以便让苏丹政府集中力量镇压反叛者，说什么中国秘密给苏丹建造兵工厂，然后这些武器流入乍得反政府武装之手。4月14日，乍得政府宣布与苏丹断交。美国总统布什不久前表示，要尽快就北约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作出安排。美国已经用北约的牌子绕开联合国对前南联盟展开军事行动，又以“自愿者同盟”的名义绕开联合国和欧盟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府。美国这次又扯起北约的旗，明显就是想越过联合国，绕开中国而直接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力量注入到苏丹富油区。美国用心良苦，但非盟不一定乐见美国借北约的壳长驱直入非洲腹部，苏丹自然坚决反对。苏丹表示，北约干预可能使苏丹沦为非洲的伊拉克。 澳大利亚送来了“固体”石油 中国过去过度依赖中东石油，又加上几乎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其结果，进口渠道的单一和危机防范的脆弱，使中国石油安全命悬一线——伊拉克战争的突然爆发差点断了中国的油“根”，中国在伊战前夕才匆忙在国际油市狂购石油，结果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石油价格话语权的中国出手一刻，国际石油价格突然飚升，中国只有忍痛高价买进，为不成熟的石油战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虽然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对外石油依存度高达40%以上，但由于中国及东亚地区没有成熟的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油价的定价机制上缺乏影响力，油价容易被人操纵。从目前国际石油价格形成机制上看，国际油价现货交易价格主要参照普氏报价，通过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期货交易情况而得出的。对于拉美和非洲的一些产油大国来说，如果可以向中国分流一小部分石油来获得与美欧“抬杠”的资本却又不丧失原有的石油订单，这差不多是最划算的买卖了。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便经常出现“琵琶别抱”的现象，又因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道德中立性和高举不干涉旗帜令许多感受到国际政治压力的国家窃喜，它们往往会选择弃美欧而就中国。但国际政经领域的铁律是，利益只能通过利益来交换。如果我们索要石油，就得给予他们所希望的军事合作；我们索要资源，就得给予对方满意的几乎没有附加条件的优惠贷款。而在美国视为禁脔或划为禁区的地方进行军事合作，无疑会让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坐立不安，也容易促成更多“中国威胁论”的出笼，不利于同与中国有庞大经贸关系的美国发展稳定有序的关系；而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奉行的国际贷款惯例所不同的方式放贷，也会招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种种原因让中国必须接近美国基于“华盛顿共识”意义上的西方盟友，而这样的国家中资源丰富得自己消耗不完的就有澳大利亚，尤其那里有“固体”石油之称的铀矿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增长最快的新能源的源泉。今年4月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之邀，作为近18年来首次访澳的中国总理，来到了国人颇为陌生的城市堪培拉，在那里签署了被誉为“突破了欧美对华贸易歧视政策的瓶颈”的两份协定——《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和《核材料转让协定》。根据协定，澳大利亚将给中国提供用于核电站的核材料铀。虽然澳方向中国大量出售铀要等到2010年之后才有可能，但签署这样的协议除了为中国正在发展的核能工业提供一臂之力，也蕴含着今后中国将会与整个西方世界加强能源合作的意图，还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开始关注生物再生能源及其它替代能源。而从地缘政治上说，中国能排除美国的干扰，从其政治军事盟友手里揽到这一带有军民两用色彩的敏感合同，显示了中国在泛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这是美国今后在台海问题上作决策时要揣量的。但不管是液体油还是固体油（铀），所有这些资源都不是永续性的。从能源安全角度来看，不论如何“三化”，即石油供应渠道多元化、石油合作方式多样化、石油输送线路多种化，只要本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也还是等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而以枯竭式开采本国有限石油的方式来降低对外能源依存度，更不可取。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大陆坐拥全球石油储量近15%的庞大份额，却依然孜孜不倦地虹吸外部石油，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20世纪的50~60年代，慑止美国至少4次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力量显然不是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核武器，但新中国经历的“最冷的冷战”却发生在已经具备核威慑能力的1969年，而且最终扭转这一危局的手段也几乎与核武器无关。”-------------------------------厚厚这么新鲜的观点 [em05]

[em06]好长啊！看得晕，不过还是要顶一下滴！

水平太差，不推荐阅读。

文章真长，这种文章能发表在刊物上，大约总编是他小舅子。

“新中国经历的“最冷的冷战”却发生在已经具备核威慑能力的1969年，而且最终扭转这一危局的手段也几乎与核武器无关。”真的与核武器无关？那核武的作用何在？如果没有核武器，战争规模可能会扩大，最终还是没有核武的国家吃亏。

因此，对于伊朗与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的对立，中国既不必高调介入替人揽过地完全赞同或支持某一方，也不必瞻前顾后进退失据地认为谁也得罪不起。只要伊朗审时度势地有进有退，中国就应该也能够出面为伊朗讲话；如果伊朗持续强硬，它就必须自己承担一意孤行的后果，届时中国投给联合国制裁决议的弃权票已经是它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7777很同意这段话。中国也只有这样的分量。有想法还要有实力才行。

平淡如水的论文！

文章还是不错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雷神帝释天在2006-5-16 9:49:00的发言： 文章真长，这种文章能发表在刊物上，大约总编是他小舅子。</div>这位大哥针系幽默。 这篇文章观点还是有不正确的地方的。

这么多看不了  光凭一句新中国以来的战争战斗和核武器无关的观点俺就看不下去了 虽然老毛等人在WG中有点错误但搞些核武器核潜艇出来对国家的帮助和平的稳定意义是重大的如果按LZ的说法中国的核武器没有用不要核武器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不能上网???

我送砖来了，往哪拍？ D:\My Documents\ytguuiihbnuu\7.jpg

比较理性.

南风窗我还是经常看滴，不过近来买得少了。感觉水平有点参差不起。偶尔一期好一期坏的。不过这篇文章还是可以的。我记得这个策划是《石油年。中国策》还可以。[em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