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攸关者”能为中美关系带来稳定吗？

<p>　　亚洲时报在线王建伟撰文／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去年九月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利益攸关者”的概念。这一提法在两国，特别是中国，引起了很多讨论和不同的诠释。据说在随后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佐立克还专门就此作了解释。美国的行政部门从白宫到国防部，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的正式文件中都开始沿用这一说法。</p><p>　　到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两国的最高层似乎也接受了这一对中美关系的新提法。布什总统本人在白宫的欢迎辞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胡锦涛主席在白宫的午宴上祝酒的时候，作为回应，也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但是他认为光提“利益攸关者”还不够，中美还应当成为“建设性的合作者。”</p><p>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利益攸关者”这一提法是否像为中美关系确立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是否能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稳定。应当说，美国的决策者为中美关系寻找“新概念”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利益攸关者”的提法和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做法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佐立克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上世纪40年代的苏联，因为它不具有一个要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激进的意识形态。</p><p>　　这等于是为冷战之后，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不是下一个苏联划上了一个句号。“利益攸关者”的提法和中国方面强调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多，而不是减少的精神也相一致。笔者注意到美国高层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言论比较多的强调美中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可以说也是“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发酵的效应。</p><p>　　显然，“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为中美建立稳定的夥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认知基础，即双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为维护这些利益而加强合作。但是它本身是否能为这种关系的建立提供一种充分的条件还值得观察，因为双方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利益界定，以及实现手段等问题还可能存在重大分歧，从而阻碍合作的深化。首先，从一开始，美国方面就是把这个概念作为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来的。在承认中国已经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一员的前提下，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言下之意。中国目前还不是这么一个国家。</p><p>　　每次中美领导人会谈的时候，美方似乎总是带着一个长长的清单，向中国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中国方面往往处于忙于回应美国要求的地位。如果“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的意义仅仅是方便美国向中国漫天要价，当然很难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p><p>　　人们很自然就会提出以下问题：既然美国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是否应当首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对究竟如何定义“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是否也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美国方面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最近佐立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美国也应当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布什总统在欢迎辞中也把美国和中国都作为“利益攸关者”相提并论。以笔者愚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不应该只是中国的事，它应当成为对中美两国的共同约束，两国都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谁也无权单方面来判定对方是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而是要通过协商来相互监督。</p><p>　　这里就牵涉到判断的标准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以什么利益为标准。如果双方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那“利益攸关者”这个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实际上成了要对方服从自己一己私利的代名词。美方对中方提出的长长清单中往往把本国的利益等同于国际体系的利益，而把中国是否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外交政策看作是判断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标准。这就大大减弱了“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的道义力量。无须否认，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美国的利益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利益产生较大程度的重合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在界定国际体系的利益（stake）上有较大的发言权。中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p><p>　　但是这不等于说，美国可以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际体系的利益。事实证明，美国的许多做法虽然符合它本国的利益，但却严重削弱了现存国际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要中国在较大程度上接受美国界定的国际体系利益，也要以美国不损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总之中美关系要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如佐立克最近所言，需要两国都能够超越纯粹的国家利益，从世界体系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如果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唯一超级大国都做不到这一点，惶论他国！</p><p>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确实日益增多。今天中美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诸如反恐，防扩散，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跨国毒品走私和犯罪，卫生防疫，等等，都可以说有共同利益。甚至在过去分歧最严重的台湾问题上，阻止态独，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也成为两国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攸关者”的提出，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众多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中美双方比较容易在处理紧迫国际问题时确立共同目标。这就降低了双方冲突的可能性。</p><p>　　但是正如布什总统在谈到美中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的同异时指出的，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达到目标的策略则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其实也反映在许多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上，如反恐，朝鲜核问题等。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讲到底，还是因为由于中美两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价值观念的迥异，对处理各种国际问题的优先次序的排列就有很大的不同，一方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一方并没有感到同样的燃眉之急；一方认为是罪不可恕的恶行，另一方并没有同仇敌忾的感觉；一方认为是有关国家核心利益，不可退让的问题，对另一方来讲，可能只是敬陪末座的小事。</p><p>　　总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背后，其实还是有相对有形和无形收益的差异。这往往反映在对解决问题手段和方法的分歧上。对这种分歧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常常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信守最终目标诚意的怀疑。美国对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的反应就是一例。事实上，没有在手段上的协商一致，共同目标就往往流于空泛而很难得以实现。</p><p>　　最后，“利益攸关者”的提出也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对相互长远战略意图的猜疑。按照佐立克去年九月的说法，中国不是第二个苏联，没有一个与美国为敌，与资本主义为敌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也不追求推翻现存的世界秩序。既然如此，中国在国内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军事的现代化，似乎不应该再成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抱有怀疑的理由。但是人们看到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猜疑有增无减，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不予置信的大有人在。</p><p>　　还是用佐立克的话来说,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把宝押在上面。美国最近发表的四年一度防务评估和国家安全战略一再强调中国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前途未测，要求中国加强防务政策的透明度。美国很多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强大了之后，到底会如何使用它的力量还是个问号。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未有定论(the jury is still out.)”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变成了美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围篱战略”(hedging)的堂皇理由。从中国方面讲，对美国是否能够真正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把它当作平等的战略夥伴来对待，也抱有深刻的疑虑。</p><p>　　“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这句话，美国领导人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讲了。而事实是，在近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积弱的国家。美国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多多少少带有一种作为中国“庇护人”的心理。当今天中国似乎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美国人是不是会“叶公好龙”呢？必须承认，即使中国主观上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崛起的本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与中国和平相处，用一位美国友人的话来讲，关键还是要去掉“独霸”的心态。</p><p>　　总之，“利益攸关者”的提出为中美关系建立新的理念框架提供了积极的元素，但它本身还不足以构成这样一个框架。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发挥创意，继续为这个框架添砖加瓦。美国领导人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要在中国已经完全纳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强大不可逆转的情况下，用“利益攸关者”来重新规范中国的行为，使之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继续维系美国的战略优势。当然，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利害相关的现实。</p><p>　　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依然存在，对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中国的崛起和由此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还没有拿定主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方面很难说明“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的明确涵义的原因。佐立克就曾表示“利益攸关者”这个概念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而美国总统布什也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从政策层面上来看，促使中国按照美国标准，转变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在中国周围未雨绸缪，设置“围篱”以防范中国的可能“出轨”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的两手。</p><p>(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讲座教授)</p><p>&nbsp;</p><p>　　亚洲时报在线王建伟撰文／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去年九月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利益攸关者”的概念。这一提法在两国，特别是中国，引起了很多讨论和不同的诠释。据说在随后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佐立克还专门就此作了解释。美国的行政部门从白宫到国防部，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的正式文件中都开始沿用这一说法。</p><p>　　到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两国的最高层似乎也接受了这一对中美关系的新提法。布什总统本人在白宫的欢迎辞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胡锦涛主席在白宫的午宴上祝酒的时候，作为回应，也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但是他认为光提“利益攸关者”还不够，中美还应当成为“建设性的合作者。”</p><p>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利益攸关者”这一提法是否像为中美关系确立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是否能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稳定。应当说，美国的决策者为中美关系寻找“新概念”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利益攸关者”的提法和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做法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佐立克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上世纪40年代的苏联，因为它不具有一个要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激进的意识形态。</p><p>　　这等于是为冷战之后，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不是下一个苏联划上了一个句号。“利益攸关者”的提法和中国方面强调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多，而不是减少的精神也相一致。笔者注意到美国高层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言论比较多的强调美中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可以说也是“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发酵的效应。</p><p>　　显然，“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为中美建立稳定的夥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认知基础，即双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为维护这些利益而加强合作。但是它本身是否能为这种关系的建立提供一种充分的条件还值得观察，因为双方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利益界定，以及实现手段等问题还可能存在重大分歧，从而阻碍合作的深化。首先，从一开始，美国方面就是把这个概念作为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来的。在承认中国已经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一员的前提下，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言下之意。中国目前还不是这么一个国家。</p><p>　　每次中美领导人会谈的时候，美方似乎总是带着一个长长的清单，向中国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中国方面往往处于忙于回应美国要求的地位。如果“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的意义仅仅是方便美国向中国漫天要价，当然很难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p><p>　　人们很自然就会提出以下问题：既然美国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是否应当首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对究竟如何定义“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是否也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美国方面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最近佐立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美国也应当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布什总统在欢迎辞中也把美国和中国都作为“利益攸关者”相提并论。以笔者愚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不应该只是中国的事，它应当成为对中美两国的共同约束，两国都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谁也无权单方面来判定对方是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而是要通过协商来相互监督。</p><p>　　这里就牵涉到判断的标准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以什么利益为标准。如果双方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那“利益攸关者”这个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实际上成了要对方服从自己一己私利的代名词。美方对中方提出的长长清单中往往把本国的利益等同于国际体系的利益，而把中国是否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外交政策看作是判断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标准。这就大大减弱了“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的道义力量。无须否认，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美国的利益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利益产生较大程度的重合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在界定国际体系的利益（stake）上有较大的发言权。中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p><p>　　但是这不等于说，美国可以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际体系的利益。事实证明，美国的许多做法虽然符合它本国的利益，但却严重削弱了现存国际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要中国在较大程度上接受美国界定的国际体系利益，也要以美国不损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总之中美关系要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如佐立克最近所言，需要两国都能够超越纯粹的国家利益，从世界体系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如果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唯一超级大国都做不到这一点，惶论他国！</p><p>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确实日益增多。今天中美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诸如反恐，防扩散，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跨国毒品走私和犯罪，卫生防疫，等等，都可以说有共同利益。甚至在过去分歧最严重的台湾问题上，阻止态独，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也成为两国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攸关者”的提出，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众多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中美双方比较容易在处理紧迫国际问题时确立共同目标。这就降低了双方冲突的可能性。</p><p>　　但是正如布什总统在谈到美中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的同异时指出的，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达到目标的策略则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其实也反映在许多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上，如反恐，朝鲜核问题等。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讲到底，还是因为由于中美两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价值观念的迥异，对处理各种国际问题的优先次序的排列就有很大的不同，一方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一方并没有感到同样的燃眉之急；一方认为是罪不可恕的恶行，另一方并没有同仇敌忾的感觉；一方认为是有关国家核心利益，不可退让的问题，对另一方来讲，可能只是敬陪末座的小事。</p><p>　　总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背后，其实还是有相对有形和无形收益的差异。这往往反映在对解决问题手段和方法的分歧上。对这种分歧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常常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信守最终目标诚意的怀疑。美国对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的反应就是一例。事实上，没有在手段上的协商一致，共同目标就往往流于空泛而很难得以实现。</p><p>　　最后，“利益攸关者”的提出也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对相互长远战略意图的猜疑。按照佐立克去年九月的说法，中国不是第二个苏联，没有一个与美国为敌，与资本主义为敌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也不追求推翻现存的世界秩序。既然如此，中国在国内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军事的现代化，似乎不应该再成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抱有怀疑的理由。但是人们看到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猜疑有增无减，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不予置信的大有人在。</p><p>　　还是用佐立克的话来说,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把宝押在上面。美国最近发表的四年一度防务评估和国家安全战略一再强调中国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前途未测，要求中国加强防务政策的透明度。美国很多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强大了之后，到底会如何使用它的力量还是个问号。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未有定论(the jury is still out.)”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变成了美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围篱战略”(hedging)的堂皇理由。从中国方面讲，对美国是否能够真正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把它当作平等的战略夥伴来对待，也抱有深刻的疑虑。</p><p>　　“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这句话，美国领导人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讲了。而事实是，在近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积弱的国家。美国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多多少少带有一种作为中国“庇护人”的心理。当今天中国似乎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美国人是不是会“叶公好龙”呢？必须承认，即使中国主观上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崛起的本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与中国和平相处，用一位美国友人的话来讲，关键还是要去掉“独霸”的心态。</p><p>　　总之，“利益攸关者”的提出为中美关系建立新的理念框架提供了积极的元素，但它本身还不足以构成这样一个框架。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发挥创意，继续为这个框架添砖加瓦。美国领导人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要在中国已经完全纳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强大不可逆转的情况下，用“利益攸关者”来重新规范中国的行为，使之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继续维系美国的战略优势。当然，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利害相关的现实。</p><p>　　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依然存在，对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中国的崛起和由此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还没有拿定主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方面很难说明“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的明确涵义的原因。佐立克就曾表示“利益攸关者”这个概念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而美国总统布什也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从政策层面上来看，促使中国按照美国标准，转变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在中国周围未雨绸缪，设置“围篱”以防范中国的可能“出轨”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的两手。</p><p>(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讲座教授)</p><p>&nb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