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大国际关系教授：“中国外交处于战略脆弱期”

<font color="#f3f3f3" size="1">backchina.com)</font>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br/><br/>从2003年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转眼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3年中，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一代领导集体又是如何应变的？<br/><br/>文 □ 记者 萧方<br/><br/>《凤凰周刊》：近年来，在“一超多强”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全球化进一步深化，这些对中国外交有什么样的影响？<br/><br/>金灿荣：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给中国外交平添了许多力量，可供利用的资源更多了。但中国的崛起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难题——外界对中国的警惕感上升。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了诸多的中国威胁论，以及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歧视等。但总体来说，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br/><br/>冷战以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高度依存的状态，会限制国家间冲突。全球化迫使中国外交遵循国际规则。“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对中国外交来说，就必须处理好中美关系。另外，亚洲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在外交中所占比重增加，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影响。<br/><br/>在安全领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安全问题主要来自北方前苏联的威胁，双方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但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问题的突出，中国经济向沿海地带聚集，我们主要的安全挑战已经不是来自北方的陆上，而是来自于东南方向的海上。<br/><br/>总之，今天中国外交的大背景要比过去复杂。现阶段的中国外交是最难的。<br/><br/>《凤凰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以来，您认为中国外交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br/><br/>金灿荣：胡锦涛从2003年接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外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我们认定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没有变化的。中国希望与重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些都是传统政策的延续。中国外交的延续性还是主导方面。<br/><br/>但胡锦涛任内的中国外交还是有所发展的。第一，外交内容略有增加。2002年十六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这部分，第三代领导人所讲的外交内容有3块：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胡锦涛就任以来，增长了第4块——加强多边论坛外交，这反映出中国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决心。此前，中国主要是学习国际规则，依附于外部，通俗地讲，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里，就是一个打工仔，拿的是最低工资，现在中国想在规则制定方面加强一点发言权。<br/><br/>第二，次序的变化。十六大报告里中国外交的排序是：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胡上任后是周边外交、大国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多边外交。这种次序上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外交重点的变化。<br/><br/>第三，把“以人为本”引进了中国外交。原来中国的外交政府性比较强，非政府的那一套不太重视，但随着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近年来中国公民个人利益在海外受损的情况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开始向领事事务倾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放到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上。<br/><br/>第四，能源外交加强。21世纪后，中国能源需求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外交是经济推动的一个变化。<br/><br/>此外，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应该说中国比以前更积极，但它们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还是相对要低一些。与非洲的关系中国是重视的，上世纪90年代有段时间中非关系一度被忽视，但近年来重新得到加强；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发展出乎中国决策者5年前的期待，目前中国与拉美的主要大国——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成就坦率地讲，5年前谁也想不到，以至于已经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从政策上讲，中国在中东地区还是比较低调、保守和小心的，和美、俄、欧盟、联合国相比，中国的作用在该地区还是比较小。但从胡锦涛这次访问沙特来看，中东的地位在中国外交中要有所上升。<br/><br/>《凤凰周刊》：我们注意到，外界和媒体在形容胡锦涛的外交风格时，多用“务实”来形容，但务实是中国外交长期的特点，这样形容胡锦涛的外交风格准确吗？<br/><br/>金灿荣：这样讲并不准确。关于务实外交，最早是台湾李登辉时期提出的，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中国人一向很实用主义，邓小平时代就是务实外交，中国外交史上，除了毛泽东时代，其他时间都是非常务实的。那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毛的意识形态非常强。“务实外交”是媒体炒作出来的，有点受港台的影响。就胡锦涛主席个人的特点，他的外交风格比较细致，针对外界具体的关注，他都做出非常具体的回应。<br/><br/>在外交风格上，胡锦涛主要同世界主要力量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有五大战略对话机制——中欧、中俄、中日、中美、中印。战略对话并不着力于解决具体问题，这是一种为了谈而谈的对话，消除对方那种模模糊糊的担心、疑虑。江泽民主席时代就有这样的对话，即与中俄、中欧，但是中美、中印、中日战略对话机制都是近几年搞起来的。<br/><br/>《凤凰周刊》：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出访美国，但今年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对中美关系并不十分有利，中美关系在接下来的布什任期内将如何发展？<br/><br/>金灿荣：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对中美关系的确不太好，今年以来中国单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稳定中美关系。例如，中国派吴仪副总理出席中美第17次商贸联委会会议，顺访13个州，签订162亿大单，这是商务外交；对外友协请30多年前“乒乓外交”的老功臣重温当年，这是民间外交；胡访美那一周，中国电影节在华盛顿召开，这是文化外交；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恩柱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国会，这是议会外交；胡锦涛访问美国是首脑外交，是这一系列努力中的一个高潮。<br/><br/>布什离卸任还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中美关系经过我们这一番努力，在双方的配合之下，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就不知道了。选举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很大，这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周期性规律，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困境。但我们的目标明确，就是稳定未来两年半的中美关系。这是有可能做到的。<br/><br/>《凤凰周刊》：中美关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br/><br/>金灿荣：从今年以来的中美博弈以及胡主席访美前后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中国在战术上还是有优势的，而且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战略上，中美关系开始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判断。以美元计算的GDP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在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与美国相差10倍。到了今年胡锦涛访美时，中美的差距是5.5倍。中美综合国力的对比是缩小的。另外，“9·11”后，美国卷入到更多的矛盾中。作为“一超”，承担的责任就比较多。但在解决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多。<br/><br/>从动态讲，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主动。中美关系越来越不是由美国单方面定义，而是中美双方共同定义，也就是说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正在加强。事实上从 2004年到现在，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调整，都和中国的塑造离不开。2004年11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的APEC会议上，胡锦涛主动提议中美之间展开战略对话，美国是接盘的，并不是倡导者。<br/><br/>中美关系极其复杂，有利益共同点，也有利益冲突点，找合作的证据有，找冲突的证据也有，所以今天的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以及美国对华存在战略疑虑的问题，只要这3个问题解决好，中美关系出不了大问题。<br/><br/>《凤凰周刊》：从2003年以来，胡锦涛已经3次出访俄罗斯，但同政治上的热度相比，中俄经贸关系却一直没有达到所期望的高度。中俄政热经冷的难题如何破解？<br/><br/>金灿荣：今年是中国俄罗斯年，相信中俄关系会有新的热度。一般预测，中俄在军事合作上还会进一步加强。<br/><br/>中俄政府间的关系非常好，中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隐忧，政治关系发展得好，但经济跟不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俄贸易额只有300亿美元，从结构上讲中俄贸易主要是两大块，一是政府推动的能源合作，一个是边境“倒爷”自发形成的民间合作。但两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大型民营企业，相互贸易开展得都不够，形不成规模。两国的民意交往也比较差，两国的年轻人对对方都没有什么了解和兴趣，都对西方更有兴趣和了解。此外，俄罗斯社会对中国还有偏见。这些，都阻碍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br/><br/>《凤凰周刊》：世界主要大国中，除了日本，胡锦涛已经全部出访，中日关系的症结如何拆解？两国领导人近期可能开始互访吗？<br/><br/>金灿荣：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也做了很多思考和努力。不幸的是，中日关系客观上结构很复杂，特别是日本国内政治势力的右翼化，使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还没有见到效果。现在“球”在日本一方，需要日本方面做一些善意的举动，解铃还需系铃人。胡锦涛会不会访日，答案在日本方面。<br/><br/>《凤凰周刊》：能源外交是最近媒体上曝光率比较高的一个词，请您谈谈能源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br/><br/>金灿荣：能源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新的内容，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方向。在历史上，很多大国都因为能源问题上的冲突，发生战争。能源外交处理不好，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外界关注也是有道理的。中国能源外交刚刚开始，未来如何发展、有什么特点，现在还不好总结。<br/><br/>但我认为，在能源外交中，中国的能源需求不宜扩大。国际上正在夸大中国的能源需求，还有一部分是利益集团的炒作，希望从中获利。一些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夸大其词在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br/><br/>另一方面，中国能源外交只是中国能源战略的一部分，中国解决能源问题还要立足于国内。当然，中国有权利也有必要充分利用好国际能源市场，但不要搞“一家通吃”的战略，要寻求双赢之道，遵守国际规则，消除不必要的紧张。<font color="#f3f3f3" size="1">backchina.com)</font>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br/><br/>从2003年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转眼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3年中，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一代领导集体又是如何应变的？<br/><br/>文 □ 记者 萧方<br/><br/>《凤凰周刊》：近年来，在“一超多强”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全球化进一步深化，这些对中国外交有什么样的影响？<br/><br/>金灿荣：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给中国外交平添了许多力量，可供利用的资源更多了。但中国的崛起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难题——外界对中国的警惕感上升。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了诸多的中国威胁论，以及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歧视等。但总体来说，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br/><br/>冷战以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高度依存的状态，会限制国家间冲突。全球化迫使中国外交遵循国际规则。“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对中国外交来说，就必须处理好中美关系。另外，亚洲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在外交中所占比重增加，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影响。<br/><br/>在安全领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安全问题主要来自北方前苏联的威胁，双方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但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问题的突出，中国经济向沿海地带聚集，我们主要的安全挑战已经不是来自北方的陆上，而是来自于东南方向的海上。<br/><br/>总之，今天中国外交的大背景要比过去复杂。现阶段的中国外交是最难的。<br/><br/>《凤凰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以来，您认为中国外交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br/><br/>金灿荣：胡锦涛从2003年接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外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我们认定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没有变化的。中国希望与重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些都是传统政策的延续。中国外交的延续性还是主导方面。<br/><br/>但胡锦涛任内的中国外交还是有所发展的。第一，外交内容略有增加。2002年十六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这部分，第三代领导人所讲的外交内容有3块：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胡锦涛就任以来，增长了第4块——加强多边论坛外交，这反映出中国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决心。此前，中国主要是学习国际规则，依附于外部，通俗地讲，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里，就是一个打工仔，拿的是最低工资，现在中国想在规则制定方面加强一点发言权。<br/><br/>第二，次序的变化。十六大报告里中国外交的排序是：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胡上任后是周边外交、大国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多边外交。这种次序上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外交重点的变化。<br/><br/>第三，把“以人为本”引进了中国外交。原来中国的外交政府性比较强，非政府的那一套不太重视，但随着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近年来中国公民个人利益在海外受损的情况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开始向领事事务倾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放到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上。<br/><br/>第四，能源外交加强。21世纪后，中国能源需求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外交是经济推动的一个变化。<br/><br/>此外，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应该说中国比以前更积极，但它们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还是相对要低一些。与非洲的关系中国是重视的，上世纪90年代有段时间中非关系一度被忽视，但近年来重新得到加强；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发展出乎中国决策者5年前的期待，目前中国与拉美的主要大国——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成就坦率地讲，5年前谁也想不到，以至于已经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从政策上讲，中国在中东地区还是比较低调、保守和小心的，和美、俄、欧盟、联合国相比，中国的作用在该地区还是比较小。但从胡锦涛这次访问沙特来看，中东的地位在中国外交中要有所上升。<br/><br/>《凤凰周刊》：我们注意到，外界和媒体在形容胡锦涛的外交风格时，多用“务实”来形容，但务实是中国外交长期的特点，这样形容胡锦涛的外交风格准确吗？<br/><br/>金灿荣：这样讲并不准确。关于务实外交，最早是台湾李登辉时期提出的，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中国人一向很实用主义，邓小平时代就是务实外交，中国外交史上，除了毛泽东时代，其他时间都是非常务实的。那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毛的意识形态非常强。“务实外交”是媒体炒作出来的，有点受港台的影响。就胡锦涛主席个人的特点，他的外交风格比较细致，针对外界具体的关注，他都做出非常具体的回应。<br/><br/>在外交风格上，胡锦涛主要同世界主要力量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有五大战略对话机制——中欧、中俄、中日、中美、中印。战略对话并不着力于解决具体问题，这是一种为了谈而谈的对话，消除对方那种模模糊糊的担心、疑虑。江泽民主席时代就有这样的对话，即与中俄、中欧，但是中美、中印、中日战略对话机制都是近几年搞起来的。<br/><br/>《凤凰周刊》：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出访美国，但今年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对中美关系并不十分有利，中美关系在接下来的布什任期内将如何发展？<br/><br/>金灿荣：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对中美关系的确不太好，今年以来中国单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稳定中美关系。例如，中国派吴仪副总理出席中美第17次商贸联委会会议，顺访13个州，签订162亿大单，这是商务外交；对外友协请30多年前“乒乓外交”的老功臣重温当年，这是民间外交；胡访美那一周，中国电影节在华盛顿召开，这是文化外交；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恩柱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国会，这是议会外交；胡锦涛访问美国是首脑外交，是这一系列努力中的一个高潮。<br/><br/>布什离卸任还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中美关系经过我们这一番努力，在双方的配合之下，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就不知道了。选举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很大，这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周期性规律，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困境。但我们的目标明确，就是稳定未来两年半的中美关系。这是有可能做到的。<br/><br/>《凤凰周刊》：中美关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br/><br/>金灿荣：从今年以来的中美博弈以及胡主席访美前后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中国在战术上还是有优势的，而且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战略上，中美关系开始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判断。以美元计算的GDP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在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与美国相差10倍。到了今年胡锦涛访美时，中美的差距是5.5倍。中美综合国力的对比是缩小的。另外，“9·11”后，美国卷入到更多的矛盾中。作为“一超”，承担的责任就比较多。但在解决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多。<br/><br/>从动态讲，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主动。中美关系越来越不是由美国单方面定义，而是中美双方共同定义，也就是说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正在加强。事实上从 2004年到现在，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调整，都和中国的塑造离不开。2004年11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的APEC会议上，胡锦涛主动提议中美之间展开战略对话，美国是接盘的，并不是倡导者。<br/><br/>中美关系极其复杂，有利益共同点，也有利益冲突点，找合作的证据有，找冲突的证据也有，所以今天的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以及美国对华存在战略疑虑的问题，只要这3个问题解决好，中美关系出不了大问题。<br/><br/>《凤凰周刊》：从2003年以来，胡锦涛已经3次出访俄罗斯，但同政治上的热度相比，中俄经贸关系却一直没有达到所期望的高度。中俄政热经冷的难题如何破解？<br/><br/>金灿荣：今年是中国俄罗斯年，相信中俄关系会有新的热度。一般预测，中俄在军事合作上还会进一步加强。<br/><br/>中俄政府间的关系非常好，中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隐忧，政治关系发展得好，但经济跟不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俄贸易额只有300亿美元，从结构上讲中俄贸易主要是两大块，一是政府推动的能源合作，一个是边境“倒爷”自发形成的民间合作。但两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大型民营企业，相互贸易开展得都不够，形不成规模。两国的民意交往也比较差，两国的年轻人对对方都没有什么了解和兴趣，都对西方更有兴趣和了解。此外，俄罗斯社会对中国还有偏见。这些，都阻碍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br/><br/>《凤凰周刊》：世界主要大国中，除了日本，胡锦涛已经全部出访，中日关系的症结如何拆解？两国领导人近期可能开始互访吗？<br/><br/>金灿荣：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也做了很多思考和努力。不幸的是，中日关系客观上结构很复杂，特别是日本国内政治势力的右翼化，使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还没有见到效果。现在“球”在日本一方，需要日本方面做一些善意的举动，解铃还需系铃人。胡锦涛会不会访日，答案在日本方面。<br/><br/>《凤凰周刊》：能源外交是最近媒体上曝光率比较高的一个词，请您谈谈能源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br/><br/>金灿荣：能源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新的内容，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方向。在历史上，很多大国都因为能源问题上的冲突，发生战争。能源外交处理不好，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外界关注也是有道理的。中国能源外交刚刚开始，未来如何发展、有什么特点，现在还不好总结。<br/><br/>但我认为，在能源外交中，中国的能源需求不宜扩大。国际上正在夸大中国的能源需求，还有一部分是利益集团的炒作，希望从中获利。一些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夸大其词在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br/><br/>另一方面，中国能源外交只是中国能源战略的一部分，中国解决能源问题还要立足于国内。当然，中国有权利也有必要充分利用好国际能源市场，但不要搞“一家通吃”的战略，要寻求双赢之道，遵守国际规则，消除不必要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