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日安全与合作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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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冈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二次中日安全与合作研讨会，于2005年1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中日双方的近3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首先致辞说，五年前双方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小川彰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来中国次数不多，却十分喜欢中国。对他英年早逝深感惋惜。如果多一些小川彰一样的人士，中日关系就能有更大发展。当前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其原因很复杂。长此下去对双方都不利。如何打开局面，创建双赢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探讨问题，推动友好。双方要展开坦诚、积极、充分说理的发自内心的交流。随后，与会代表围绕中日安全、战略关系、中日经济关系与民间交流、东海问题、日本政局与中日政治关系、东亚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果的讨论。 <p align="center">一 中日安全关系及其相互战略定位 </p><p> 蒋立峰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小泉上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日趋强硬，转折点为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其具体政治行为大致体现为:连续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试图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搞强行突破，以此迫使中国接受在参拜前提下的外交；在军事上视中国为威胁，试图以此来加强自身的武装力量，同时还游说欧盟国家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禁令；在钓鱼岛问题上否认存在主权争议；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合理开发进行指责，同时又批准本国公司帝国石油在位于日本主张的“中间线”以东有争议的海域进行试开采；在台湾问题上，扩大解释“日美同盟”的作用，将我国台湾纳入其“共同战略目标”范围；自民党通过的新宪法草案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是否对日本有利值得怀疑。至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追随美国的亚太政策所致，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呈发展趋势，民族保守主义在当代日本政治中占据了主流。<br/><br/> 日本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佐藤守就中国的对日政策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国内大量、详细地报道了2005年4月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使日本人厌华情绪增长，变得更“爱国”了。其次，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向西推进的战略举措，该组织前途难以预料。中国应谨慎地处理好台湾和新疆问题，这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都很重要。最后，他对中俄关系、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军事预算等问题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与疑虑，担心中国的军事发展会打破本地区的军事平衡。<br/><br/> 日本研究所姚文礼对台湾问题做了如下分析:第一，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牵涉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第二，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根敏感神经，是构筑稳健中日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日本在台海地区有着战略、经济、安全利益，但是“台独”绝对不符合日本的利益。第三，未来，中日间台湾问题的演变有三种可能:（1）理想的结果。“反独促统”维护台海地区稳定，这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上上策”。（2）危险局面。日方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公然支持“台独”，建立日美台准军事同盟（将台湾拉进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必将使中日关系彻底决裂，两国严重对立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这是“下下策”。近期出现上述局面的可能性不大。（3）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两面派的做法，公开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暗中或者私下里大力发展日台“实质性关系”（争取政治突破，强化军事合作），这必然招致中日两国信任度下降，纠纷摩擦不断产生。近期日本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让人费解，令人担心。 <br/><br/> 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山本诚认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日本属于海洋国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主义海洋国家的一员。日美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日本必须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日美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如果以武力压制台湾不会有好的结果。 <br/>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晴雨表。政治关系不好，军事关系也难以顺利开展。日本领导人应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这是搞好中日关系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包括军人在内的人员交流与对话，增进理解和互信，这是推动中日关系的驱动力；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反恐、维和、缉毒、打击海盗等，这是军事合作的基础；日本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在战略和战术上与美国联手防范、牵制和遏制中国，这有损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对目前防范中国而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进行反思。 <br/><br/> 冈崎研究所副理事长川村纯彦认为，今后日中之间在海上发生问题的概率要大一些。日中两国面临爆发冲突和进行合作两种战略的选择。目前正处于转折时期，从不利的方面说，一是东海油气田问题，二是台湾海峡问题。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把日中关系引向不好的一面。今后，日中两国在东海有广泛合作的可能性，但也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了未雨绸缪，两国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制定达成共识的底线很重要。日中是友好关系，日美是同盟关系。友好关系虽然很重要，但无法与同盟关系相比。 <br/><br/>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海军航空兵副政委李春明认为，中日关系重要而且复杂。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两国利益所在。中日关系当前遇到困难，这与小泉首相的政治思维和执政风格有关系。小泉一意孤行的傲慢外交会导致日本的自我孤立，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影响和后果。<br/><br/> 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金田秀昭主要谈了中国军事力量增强问题。他认为中国公布的军费数字与实际数额有两倍的差距。中国增强军事实力是为了扩大在世界的影响力。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其政治统治范围。中国海军力量增强的目的是向海洋进军。中国正在走美国19世纪曾经走过的军事扩张之路。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逐步向西发展，通过坚持多极化来拒绝美国一国独霸。上海合作组织将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反美同盟。 </p><p align="center">二 中日经济关系及其民间交流 </p><p> 面对中日关系的困境，日本研究所张进山认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坚持中日友好的大方向；积极推进互利合作，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大力弘扬友好传统，不断推进民间交流；妥善处理两国间的问题，致力于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努力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就证明了这一点。<br/><br/> 日本研究所张季风认为，中日经贸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现阶段互补远远大于竞争。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与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同时也体现为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生产、流通等方面。关于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构想:（1）节能技术方面的合作；（2）核电站建设方面的合作；（3）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合作；（4）东亚地区合作框架内的中日能源合作。能源领域合作的空间很大，合作可以缓和竞争，互补双赢，意义重大。 <br/>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吉崎达彦认为，商业人士是追求经济利益者，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2005年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持续多年的经济不景气有所好转。同时，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雁行模式”已经过时，日本开始烦恼。一些人认为中国开始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地位。应从能源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中的东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从宏观的角度概括了东海能源涉及的法律问题。他认为，东海的能源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钓鱼岛问题，二是东海划界问题。两个问题紧密相连。钓鱼岛周围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东海划界主要指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主要是解决生物资源的划界问题；大陆架划界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涉及海底的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目前，两国外交部门正就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进行磋商。关于划界原则，是按中间线原则还是按公平原则及自然延伸原则进行划界，双方有分歧。日方主张按中间线原则划界，中方主张按公平原则及自然延伸原则划界。日方主张的中间线原则在国际法上缺乏根据。相反，中国主张的公平原则及自然延伸原则可以从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国际事件以及国际法院的判例中找到根据。当然，快速达成划界协议比较困难。有鉴于此，对东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应受到重视。<br/><br/> 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贾宇主任认为，中日双方都是沿海国，且均已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日之间的海洋划界问题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两种管辖海域的划界问题，应该分别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规定。春晓油气田位于中国的近海，在中国的大陆架上，中国对其开发属于正常行使主权行为。日本所谓的“吸管效应”没有理论依据，日本让中国提供资料说不通。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日方应首先提出证据。共同开发开始由中方提出，日方不接受。第三次双方司长级磋商时日方提出了共同开发。这是中日双方达成的共识，有积极意义。共同开发涉及一些法律问题。首先，共同开发的地点应该是存在争议的地区。春晓油气田不在争议区内，不可能对其实施共同开发。双方在东海上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日本方面有必要深入地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符合公约、符合国际法的主张。 <br/><br/> </p>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冈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二次中日安全与合作研讨会，于2005年1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中日双方的近3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首先致辞说，五年前双方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小川彰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来中国次数不多，却十分喜欢中国。对他英年早逝深感惋惜。如果多一些小川彰一样的人士，中日关系就能有更大发展。当前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其原因很复杂。长此下去对双方都不利。如何打开局面，创建双赢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探讨问题，推动友好。双方要展开坦诚、积极、充分说理的发自内心的交流。随后，与会代表围绕中日安全、战略关系、中日经济关系与民间交流、东海问题、日本政局与中日政治关系、东亚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果的讨论。 <p align="center">一 中日安全关系及其相互战略定位 </p><p> 蒋立峰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小泉上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日趋强硬，转折点为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其具体政治行为大致体现为:连续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试图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搞强行突破，以此迫使中国接受在参拜前提下的外交；在军事上视中国为威胁，试图以此来加强自身的武装力量，同时还游说欧盟国家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禁令；在钓鱼岛问题上否认存在主权争议；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合理开发进行指责，同时又批准本国公司帝国石油在位于日本主张的“中间线”以东有争议的海域进行试开采；在台湾问题上，扩大解释“日美同盟”的作用，将我国台湾纳入其“共同战略目标”范围；自民党通过的新宪法草案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是否对日本有利值得怀疑。至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追随美国的亚太政策所致，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呈发展趋势，民族保守主义在当代日本政治中占据了主流。<br/><br/> 日本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佐藤守就中国的对日政策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国内大量、详细地报道了2005年4月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使日本人厌华情绪增长，变得更“爱国”了。其次，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向西推进的战略举措，该组织前途难以预料。中国应谨慎地处理好台湾和新疆问题，这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都很重要。最后，他对中俄关系、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军事预算等问题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与疑虑，担心中国的军事发展会打破本地区的军事平衡。<br/><br/> 日本研究所姚文礼对台湾问题做了如下分析:第一，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牵涉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第二，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一根敏感神经，是构筑稳健中日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日本在台海地区有着战略、经济、安全利益，但是“台独”绝对不符合日本的利益。第三，未来，中日间台湾问题的演变有三种可能:（1）理想的结果。“反独促统”维护台海地区稳定，这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上上策”。（2）危险局面。日方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公然支持“台独”，建立日美台准军事同盟（将台湾拉进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必将使中日关系彻底决裂，两国严重对立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这是“下下策”。近期出现上述局面的可能性不大。（3）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两面派的做法，公开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暗中或者私下里大力发展日台“实质性关系”（争取政治突破，强化军事合作），这必然招致中日两国信任度下降，纠纷摩擦不断产生。近期日本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让人费解，令人担心。 <br/><br/> 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山本诚认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日本属于海洋国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主义海洋国家的一员。日美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日本必须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日美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如果以武力压制台湾不会有好的结果。 <br/>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晴雨表。政治关系不好，军事关系也难以顺利开展。日本领导人应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这是搞好中日关系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包括军人在内的人员交流与对话，增进理解和互信，这是推动中日关系的驱动力；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反恐、维和、缉毒、打击海盗等，这是军事合作的基础；日本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在战略和战术上与美国联手防范、牵制和遏制中国，这有损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对目前防范中国而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进行反思。 <br/><br/> 冈崎研究所副理事长川村纯彦认为，今后日中之间在海上发生问题的概率要大一些。日中两国面临爆发冲突和进行合作两种战略的选择。目前正处于转折时期，从不利的方面说，一是东海油气田问题，二是台湾海峡问题。这两个问题很有可能把日中关系引向不好的一面。今后，日中两国在东海有广泛合作的可能性，但也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了未雨绸缪，两国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制定达成共识的底线很重要。日中是友好关系，日美是同盟关系。友好关系虽然很重要，但无法与同盟关系相比。 <br/><br/>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海军航空兵副政委李春明认为，中日关系重要而且复杂。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两国利益所在。中日关系当前遇到困难，这与小泉首相的政治思维和执政风格有关系。小泉一意孤行的傲慢外交会导致日本的自我孤立，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影响和后果。<br/><br/> 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金田秀昭主要谈了中国军事力量增强问题。他认为中国公布的军费数字与实际数额有两倍的差距。中国增强军事实力是为了扩大在世界的影响力。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其政治统治范围。中国海军力量增强的目的是向海洋进军。中国正在走美国19世纪曾经走过的军事扩张之路。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逐步向西发展，通过坚持多极化来拒绝美国一国独霸。上海合作组织将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反美同盟。 </p><p align="center">二 中日经济关系及其民间交流 </p><p> 面对中日关系的困境，日本研究所张进山认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坚持中日友好的大方向；积极推进互利合作，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大力弘扬友好传统，不断推进民间交流；妥善处理两国间的问题，致力于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努力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就证明了这一点。<br/><br/> 日本研究所张季风认为，中日经贸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现阶段互补远远大于竞争。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与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同时也体现为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生产、流通等方面。关于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构想:（1）节能技术方面的合作；（2）核电站建设方面的合作；（3）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合作；（4）东亚地区合作框架内的中日能源合作。能源领域合作的空间很大，合作可以缓和竞争，互补双赢，意义重大。 <br/>冈崎研究所理事、特别研究员吉崎达彦认为，商业人士是追求经济利益者，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2005年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持续多年的经济不景气有所好转。同时，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雁行模式”已经过时，日本开始烦恼。一些人认为中国开始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地位。应从能源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中的东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从宏观的角度概括了东海能源涉及的法律问题。他认为，东海的能源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钓鱼岛问题，二是东海划界问题。两个问题紧密相连。钓鱼岛周围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东海划界主要指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主要是解决生物资源的划界问题；大陆架划界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涉及海底的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目前，两国外交部门正就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进行磋商。关于划界原则，是按中间线原则还是按公平原则及自然延伸原则进行划界，双方有分歧。日方主张按中间线原则划界，中方主张按公平原则及自然延伸原则划界。日方主张的中间线原则在国际法上缺乏根据。相反，中国主张的公平原则及自然延伸原则可以从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国际事件以及国际法院的判例中找到根据。当然，快速达成划界协议比较困难。有鉴于此，对东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应受到重视。<br/><br/> 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贾宇主任认为，中日双方都是沿海国，且均已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日之间的海洋划界问题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两种管辖海域的划界问题，应该分别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同规定。春晓油气田位于中国的近海，在中国的大陆架上，中国对其开发属于正常行使主权行为。日本所谓的“吸管效应”没有理论依据，日本让中国提供资料说不通。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日方应首先提出证据。共同开发开始由中方提出，日方不接受。第三次双方司长级磋商时日方提出了共同开发。这是中日双方达成的共识，有积极意义。共同开发涉及一些法律问题。首先，共同开发的地点应该是存在争议的地区。春晓油气田不在争议区内，不可能对其实施共同开发。双方在东海上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日本方面有必要深入地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符合公约、符合国际法的主张。 <br/><br/> </p>
日本研究所吕耀东就东海问题发表看法说，自2004年东海纠纷上升到中日两国政治层面的突出问题以来，日本政府的做法无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针对第三次司长级磋商中，日方一反常态提出的在所谓“中间线”两侧进行共同开发的方案，这只是一种策略，而非诚意，其目的还是为了得到春晓油气田的相关地质资料。中日两国应以公平协商为原则，采取积极姿态，以促进合理有效的共同开发。 <p align="center">三 日本政局及其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 </p><p> 日本研究所王屏在发言中分析了日本政界重组及其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她认为，“邮政解散”与“九一一”大选给日本政界带来了重大冲击，直接导致“超级执政党”诞生以及森派“一枝独秀”。大选之后小泉要做的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 <br/><br/> （1）通过《邮政民营化法案》。经过“邮政解散”、“九一一”大选的一番厮杀后，小泉内阁提出的《邮政民营化法案》终于在2005年10月11日的众议院和10月14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2）“修宪”进入实质性阶段。自民党的“新宪法草案”主要修改了“前言”部分和第九条第二款，“前言”部分强调了“爱国心”和“国家意识”。（3）小泉“清党”。即将那些反对邮政民营化的自民党议员清除出党。（4）改组内阁。这次内阁改组突出了“改革”特色与“论功行赏”原则，也为下届自民党总裁和首相选举做好了铺垫。 <br/><br/> 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的对华战略定位出了问题。如妄称中国“军事威胁论”，坚持“冷战”思维，扩大解释“日美同盟”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等。此外，日本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历史观”上存在着误区。2006年的中日政治关系将步入“临界点”，中日双方均需慎重对待。 <br/><br/> 日本冈崎研究所特别研究员铃木邦子从“九一一”大选后的日本政局及宪法论争发言，认为自民党获得压倒性优势后，众议院可以通过参议院否决的法案，自民党也可联合民主党提出并很可能通过修改宪法的议案。在修宪问题上，民主党与自民党基本一致。关于自民党的新宪法草案，主要修改了前言和第九条第二款部分，共产党和社民党对此表示反对。 <br/><br/> 日本研究所孙伶伶从宪政角度对日本修宪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修宪对日本政治走向的影响是，（1）日本国内政局日趋民族保守主义化；（2）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国际大国；（3）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与其“国际协调”主张相矛盾；（4）日本外交强硬并推行单边主张；（5）日本干预地区事务和他国内政。<br/><br/> 日本研究所吴万虹就日方所谓的“反日教育”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在于牢记国耻、振奋民族精神，并非“反日教育”。中国一些城市爆发的示威，完全是出于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通过歪曲历史的《新日本历史教科书》等事件的不满。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作为加害国应该更加深刻地反省历史，不要再次伤害受害国国民的民族感情。 </p><p align="center">四 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 </p><p> 中日两国均为地区性大国，在区域事务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所金熙德指出，中日关系依然处于转折期。目前的基本态势是“日攻中守”，日本咄咄逼人。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经济腾飞中的国家，包括当年的日本，一般在对外关系上都采取低姿态，一心一意发展经济，避免激化与外界的矛盾。中日关系是否健康发展，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像毛泽东、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这样具有战略魄力的政治领导层；二是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就是美国要对中日关系发挥建设性的正面作用；三是需要就历史、台湾、领土及其他权益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四是要有双方舆论的支持。这些条件，如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r/><br/> 中日关系不大可能突然间解决所有分歧，“政冷局面”可能还要持续好几年。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应积极维护中日关系。当务之急是改善两国的国民感情和舆论，要争取在两国电视和报纸上更多地看到好的消息，这对改变国民感情有着重要影响。中日关系应全面推动各领域的交流，就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而言可能受到政治关系恶化的影响，但还是应做到与政治关系分开对待并加以积极推动。这对改善政治关系和两国舆论具有重要作用。<br/><br/> 冈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阿久津博康在谈到朝鲜半岛现状时说，美国的基本观点不会变，对六方会谈取得实质性成果不应报过高希望。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不断紧密，日中两国对朝鲜的杠杆作用有弱化的可能，美韩同盟不断弱化，因此日美同盟需进一步强化。<br/><br/> 中国军事科学院彭光谦研究员认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是新安全机制的本质与模式。中国的“新安全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以武力解决地区内国家间的争端；不参加任何以地区内国家为敌的军事集团；不参加任何针对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敌对军事行动；共同维护地区重要海峡和咽喉航道的安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实现能源合作与环境合作，确保能源安全与环境安全。<br/><br/> 中国军事科学院陈学惠研究员认为，中俄军事合作既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两国武装力量相互交往的重要领域。随着中俄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军事合作将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它已成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中国对外军事合作具有以下特点:（1）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为指导；（2）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依据；（3）服从和服务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平等参与和不结盟原则；（4）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5）确保互利、共赢；（6）坚持开放性、多样性和循序渐进的发展原则。<br/><br/> 冈崎研究所特别研究员潮匡人认为，冷战虽然结束，但日中间“铁幕”依然存在。日中政治关系恶化具体表现为:日中首脑外交中断，中国国内的“反日活动”，东海权益冲突，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政府开发援助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最大的问题还是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人都认为这是日本的内政。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曾反复27次道歉。日本没有军国主义，只有和平主义。与其说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毋宁说是走和平主义道路。关于区域合作，日美同盟不容抹杀。<br/><br/> 日本研究所刘世龙就日美同盟与朝核问题做了如下分析:（1）日本对朝核问题的战略结构是三个同心圆。所谓三个同心圆结构是指，内圈是日美同盟（始于1951年），中圈是日美韩合作（始于1993年），外圈是六方会谈（始于2003年）。日本处理朝核问题的基轴是日美同盟。（2）日美对朝战略有两个目标:第一，日美谋求以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为此，它们相互支持，也重视与中国的合作。第二，日美试图使朝鲜问题实现“软着陆”，推动朝鲜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3）日美同盟无力阻止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日美同盟的局限性很大。导致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因素依然存在:第一，日美仍视朝鲜为威胁；第二，朝鲜可以随时解除对其核设施的冻结。（4）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合适框架。日本参加六方会谈不但可以改善其在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国际地位，而且有助于它借多边外交之机推进与朝鲜的邦交正常化。日本对朝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而核武、导弹和绑架问题只是达成此目标的手段。在日美与朝鲜的诸多矛盾中，朝鲜是否有权和平利用核能是主要矛盾。美日在此问题上不让步，朝核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br/><br/> 未来朝核问题的两个课题是:（1）日美要求朝鲜先弃核，然后再讨论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而朝鲜主张同时行动原则，二者对立；（2）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趋于解体的形势下，未来能否以及谁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从长远的观点看，更有希望解决朝核问题的将不是日美同盟，而是多边协商机制。 <br/><br/> 日本研究所吴怀忠在分析区域合作及东亚共同体这一当前重大课题时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日关系处于逆境，中日两国能否取得互信，就建设“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从而真正起到双引擎的作用还不明朗。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应该说已通过各种场合明确阐述。问题在于日本不断动摇的战略与立场。日本是最早倡导东亚合作的国家之一，但一则顾忌美国反对，二则缺乏“入亚”决断，再加上国内农业保护主义等的羁绊，长期以来总是瞻前顾后、欲进又退，使人不辨“庐山真面目”。 <br/><br/> 日本研究所白如纯也认为，中日两国就区域合作进程远未达成共识，更未形成携手互动的局面。原因主要是中日缺乏政治上的互信，尤其是日本在战略上错误认知和定位中国。小泉自民党政权亲美、强硬的对外政策使处于调整期的中日关系陷入空前的“危机”，双方无法展开深度合作。 </p> 蒋立峰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次研讨会比第一次更深入了，对双方加深了解非常有利，有些问题不可能一次得出结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讨论。希望今后开展更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