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核危机下的朝鲜之旅 （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07:23
9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剧变、金日成去世、美国制裁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朝鲜经济下滑了50％，能源奇缺，工厂企业开工率只有30％到50％。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
新民周刊特约撰稿李希光：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应朝鲜有关方面邀请，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李希光记述的所见所闻，为读者铺展了微妙时刻的真实朝鲜——
通向朝鲜的空中走廊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11时30分，我乘坐朝鲜高丽航空公司JS152航班飞往平壤。客机是老式的前苏联制造的飞机，能搭载100多人。过去，中国民航有飞平壤的定期航班，据说近年来由于乘客减少，赚不到钱，就取消了。如今要去朝鲜的人多数是取道北京，搭乘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航班。每周二、周四早上高丽航空公司各有一个航班从平壤飞到北京，中午之前飞回平壤。
首都机场高丽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里，3名年轻的身穿高丽航空制服的朝鲜女子笑容甜蜜地接待乘客。身佩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或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像章的朝鲜女乘客正在把编织袋包扎的几个大箱子搬上传送带。一个欧洲乘客在一旁用英语揶揄道，“Is it a cargo plane？”（这是一架货机吗？）
登机前，与我同行的一个旅伴到候机大厅花150元购买了一束鲜花。她说，“这是献给金日成的。”我听后有点纳闷：为什么不到了平壤后购买？难道那里没有鲜花？
机上乘客满员，以朝鲜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国人、韩国电视台记者和去平壤做生意、探亲的旅日朝侨。碰巧，赴平壤参加体育比赛的中国青年女子足球队也搭乘了这次航班。据称，朝鲜女足为世界强队，亚洲第一。此外，有几位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欧洲人搭乘这架飞机，他们看似去平壤的外交官。除美国和日本外，西方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与朝鲜有外交关系。
飞机上，朝鲜空姐赠送给乘客英文版《朝鲜时报》（周刊）和朝鲜文版《劳动新闻》（党中央机关报，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朝鲜报纸的头版都是领袖的大幅照片、领袖的讲话和领袖到各地视察的报道。
飞机即将降落，蓝天下山水、农田、道路、房子清晰可见。有一条白带看似高速公路直通平壤，其余的多为土路或山间道路。道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差不多隔好几公里才看到一辆汽车孤零零地行驶。
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北京时间下午1时）抵达平壤机场。机场的显示屏上表明这天下午只有一架航班抵达朝鲜首都——北京－平壤JS152航班。
机场边防和海关为军人把守，对过往旅客态度温和、客气，但是，禁止旅客携带手机和短波收音机进关。手机可以存放在海关，出境时返还。我们这次来朝鲜，除了给金正日总书记带了礼物外，还给接待我们的朝鲜朋友带了几箱牛肉、烧鸡和白酒。在行李过X光透视检查带时，海关的一位漂亮的女警官礼貌地让我打开随身的背包，她从里面掏出我的袖珍数码相机，问：“这是什么？”
“照相机。”“Digita lcamera？”她用手晃了晃相机，又用英文好奇地问了一句。
“Yes，”我说。“So small（这么小），”她对站在她身旁的男同事说。我顺利地通过了朝鲜海关。
出了机场大厅，门口看不到一辆有出租车字样的车辆。如果个人单独飞平壤旅游或采访，下了飞机后，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没有出租车。好在朝鲜朋友小金早已准备了两辆车迎接：一辆破旧的奔驰轿车、一辆吉普车。小金40来岁，身材瘦小，穿着灰色西装，打着长长的领带，看上去很精神。他见到我们张口就用流利的中文问：“怎么样？一路顺利吧？”后来我了解到，小金从11岁开始在朝鲜外语学校学习中文，又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中文专业读了5年。近年来，他把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西游记》、《红楼梦》和《武则天》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大获观众欢迎，小金因此4次获得金正日的表彰，金正日还送给他彩电和冰箱。
直面平壤
8月的朝鲜气温跟北京差不多，白天炎热，夜间凉爽。但是，可能是为了节省汽油，开车的司机不开空调，我们只好敞开车窗。机场到平壤市有15公里的路程，路上几乎没有会到一辆汽车，道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骑自行车的男子和步行的女子，他们的后车架上或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布口袋，里面装的好像是土豆。
进入平壤后，矮层的建筑多半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式建筑。唯一看到的一座西洋风格的楼是1945年前的建筑，如今是朝鲜劳动党的建党纪念馆。七八十年代的建筑多为方块式高层建筑（跟北京的塔楼很相似）。据说20世纪90年代金日成去世以后，朝鲜几乎没有兴建任何大型建筑。街头、建筑物上到处竖立的是领袖像、领袖语录、歌颂领袖的标语以及反美和呼吁祖国统一的政治宣传画。偶尔看到路旁有一个食品摊，我问：“个体的？”“不是，是集体的，朝鲜没有个体户，”小金坚定地说。
进城后小金没有先送我们去下榻的宾馆，而是直奔锦绣山议事堂（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车在议事堂脚下的广场停下，小金带着我们缓步迈上台阶，来到金日成巨大的铜像跟前，我们把从北京买来的鲜花放在领袖的脚下，并三鞠躬。
离开领袖大铜像，我们来到了下榻的解放山宾馆。这家宾馆位于朝鲜市中心，旁边为朝鲜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的大楼，大楼的正面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不远处为金日成广场。小金安排我们每人一个套间，里间为卧室，外间为客厅。按照朝鲜的规矩，每一个来这里访问的外国人都给安排至少一个陪同，因此，小金带着另外两个陪同住进了我对面的客房。朝鲜的司机和宾馆的服务员似乎缺乏服务意识，不知道给客人开门、搬运行李，作为陪同的几个国家干部成了我们热情的行李搬运工。
走进客房，发现里面的一切电器好像都是来自中国：长虹牌电视机、万宝牌冰箱、鹰皇牌压力热水瓶。电视里没有画面，陪同解释说，“朝鲜平时只有一个频道，每天晚上5点开始播出，晚上11点停止播出。周末有两个频道，播出一些连续剧，如中国的《渴望》等。”
放下行李，走出宾馆，我发现平壤街上整齐干净，街上和公共场所没有人大声喧哗。街上没有果皮、纸屑和垃圾，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尽管朝鲜经济困难，但是，平壤街上的普通市民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街上的妇女衣着得体，式样新潮，男人虽然多穿样式统一的黑色或灰色短袖汗衫，但看上去干净利索。
走到街上，迎面过来一个朝鲜男子，我一脸笑容与之打招呼，他漠然视之。
宾馆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着两个姑娘，我持着相机，示意给她们拍照，她们一下子走开了。草坪上躺着一群刚干完活、光膀子的工人，他们在为迎接朝鲜建国55周年装修首都的建筑物。一辆军用卡车在两名战士的押运下拉来一车泥沙，工人们从草坪上懒懒地爬起来去卸车。我举起相机，试图从远处拍摄工人劳动的场面，这时一位身着短袖黑衬衫的瘦高男子走到我身边，摆摆手示意不准拍摄。
宾馆里的客人很少，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外，还有几位回国观光和做贸易的朝鲜旅日和旅华侨胞。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朝侨悄悄地对我说，“你无法主动接触
朝鲜人。过去一年朝鲜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朝鲜人对所有的外国人都有防备心理。”这位朝侨每年多次往来北京平壤，主要是在朝鲜的重大节日前，组织旅居中国的朝侨来朝鲜参观、给朝鲜领导人献礼和献词。
宾馆的二层大堂设立了一个出售纪念品、图书和音像的小卖部。图书多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的朝、日和中文版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著作和传记，90年代出版的书寥寥无几。我在小卖部购买了《金日成传》（英文版，1973年出版）、《忠诚之路》（中文版，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和《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中文版，朝鲜旅日学者著，2000年出版）。
晚上6时打开电视，终于看到了一部黑白故事片，背景好像是金日成抗战的故事。晚7时，朝鲜朋友在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晚宴。在祝酒词中，主人热情地说，“胡锦涛主席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委派特使并带来亲笔信给金正日总书记。同时，中国特使离开朝鲜后又专程飞往华盛顿。朝鲜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感谢。”9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剧变、金日成去世、美国制裁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朝鲜经济下滑了50％，能源奇缺，工厂企业开工率只有30％到50％。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
新民周刊特约撰稿李希光：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应朝鲜有关方面邀请，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李希光记述的所见所闻，为读者铺展了微妙时刻的真实朝鲜——
通向朝鲜的空中走廊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11时30分，我乘坐朝鲜高丽航空公司JS152航班飞往平壤。客机是老式的前苏联制造的飞机，能搭载100多人。过去，中国民航有飞平壤的定期航班，据说近年来由于乘客减少，赚不到钱，就取消了。如今要去朝鲜的人多数是取道北京，搭乘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航班。每周二、周四早上高丽航空公司各有一个航班从平壤飞到北京，中午之前飞回平壤。
首都机场高丽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里，3名年轻的身穿高丽航空制服的朝鲜女子笑容甜蜜地接待乘客。身佩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或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像章的朝鲜女乘客正在把编织袋包扎的几个大箱子搬上传送带。一个欧洲乘客在一旁用英语揶揄道，“Is it a cargo plane？”（这是一架货机吗？）
登机前，与我同行的一个旅伴到候机大厅花150元购买了一束鲜花。她说，“这是献给金日成的。”我听后有点纳闷：为什么不到了平壤后购买？难道那里没有鲜花？
机上乘客满员，以朝鲜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国人、韩国电视台记者和去平壤做生意、探亲的旅日朝侨。碰巧，赴平壤参加体育比赛的中国青年女子足球队也搭乘了这次航班。据称，朝鲜女足为世界强队，亚洲第一。此外，有几位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欧洲人搭乘这架飞机，他们看似去平壤的外交官。除美国和日本外，西方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与朝鲜有外交关系。
飞机上，朝鲜空姐赠送给乘客英文版《朝鲜时报》（周刊）和朝鲜文版《劳动新闻》（党中央机关报，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朝鲜报纸的头版都是领袖的大幅照片、领袖的讲话和领袖到各地视察的报道。
飞机即将降落，蓝天下山水、农田、道路、房子清晰可见。有一条白带看似高速公路直通平壤，其余的多为土路或山间道路。道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差不多隔好几公里才看到一辆汽车孤零零地行驶。
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北京时间下午1时）抵达平壤机场。机场的显示屏上表明这天下午只有一架航班抵达朝鲜首都——北京－平壤JS152航班。
机场边防和海关为军人把守，对过往旅客态度温和、客气，但是，禁止旅客携带手机和短波收音机进关。手机可以存放在海关，出境时返还。我们这次来朝鲜，除了给金正日总书记带了礼物外，还给接待我们的朝鲜朋友带了几箱牛肉、烧鸡和白酒。在行李过X光透视检查带时，海关的一位漂亮的女警官礼貌地让我打开随身的背包，她从里面掏出我的袖珍数码相机，问：“这是什么？”
“照相机。”“Digita lcamera？”她用手晃了晃相机，又用英文好奇地问了一句。
“Yes，”我说。“So small（这么小），”她对站在她身旁的男同事说。我顺利地通过了朝鲜海关。
出了机场大厅，门口看不到一辆有出租车字样的车辆。如果个人单独飞平壤旅游或采访，下了飞机后，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没有出租车。好在朝鲜朋友小金早已准备了两辆车迎接：一辆破旧的奔驰轿车、一辆吉普车。小金40来岁，身材瘦小，穿着灰色西装，打着长长的领带，看上去很精神。他见到我们张口就用流利的中文问：“怎么样？一路顺利吧？”后来我了解到，小金从11岁开始在朝鲜外语学校学习中文，又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中文专业读了5年。近年来，他把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西游记》、《红楼梦》和《武则天》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大获观众欢迎，小金因此4次获得金正日的表彰，金正日还送给他彩电和冰箱。
直面平壤
8月的朝鲜气温跟北京差不多，白天炎热，夜间凉爽。但是，可能是为了节省汽油，开车的司机不开空调，我们只好敞开车窗。机场到平壤市有15公里的路程，路上几乎没有会到一辆汽车，道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骑自行车的男子和步行的女子，他们的后车架上或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布口袋，里面装的好像是土豆。
进入平壤后，矮层的建筑多半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式建筑。唯一看到的一座西洋风格的楼是1945年前的建筑，如今是朝鲜劳动党的建党纪念馆。七八十年代的建筑多为方块式高层建筑（跟北京的塔楼很相似）。据说20世纪90年代金日成去世以后，朝鲜几乎没有兴建任何大型建筑。街头、建筑物上到处竖立的是领袖像、领袖语录、歌颂领袖的标语以及反美和呼吁祖国统一的政治宣传画。偶尔看到路旁有一个食品摊，我问：“个体的？”“不是，是集体的，朝鲜没有个体户，”小金坚定地说。
进城后小金没有先送我们去下榻的宾馆，而是直奔锦绣山议事堂（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车在议事堂脚下的广场停下，小金带着我们缓步迈上台阶，来到金日成巨大的铜像跟前，我们把从北京买来的鲜花放在领袖的脚下，并三鞠躬。
离开领袖大铜像，我们来到了下榻的解放山宾馆。这家宾馆位于朝鲜市中心，旁边为朝鲜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的大楼，大楼的正面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不远处为金日成广场。小金安排我们每人一个套间，里间为卧室，外间为客厅。按照朝鲜的规矩，每一个来这里访问的外国人都给安排至少一个陪同，因此，小金带着另外两个陪同住进了我对面的客房。朝鲜的司机和宾馆的服务员似乎缺乏服务意识，不知道给客人开门、搬运行李，作为陪同的几个国家干部成了我们热情的行李搬运工。
走进客房，发现里面的一切电器好像都是来自中国：长虹牌电视机、万宝牌冰箱、鹰皇牌压力热水瓶。电视里没有画面，陪同解释说，“朝鲜平时只有一个频道，每天晚上5点开始播出，晚上11点停止播出。周末有两个频道，播出一些连续剧，如中国的《渴望》等。”
放下行李，走出宾馆，我发现平壤街上整齐干净，街上和公共场所没有人大声喧哗。街上没有果皮、纸屑和垃圾，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尽管朝鲜经济困难，但是，平壤街上的普通市民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街上的妇女衣着得体，式样新潮，男人虽然多穿样式统一的黑色或灰色短袖汗衫，但看上去干净利索。
走到街上，迎面过来一个朝鲜男子，我一脸笑容与之打招呼，他漠然视之。
宾馆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着两个姑娘，我持着相机，示意给她们拍照，她们一下子走开了。草坪上躺着一群刚干完活、光膀子的工人，他们在为迎接朝鲜建国55周年装修首都的建筑物。一辆军用卡车在两名战士的押运下拉来一车泥沙，工人们从草坪上懒懒地爬起来去卸车。我举起相机，试图从远处拍摄工人劳动的场面，这时一位身着短袖黑衬衫的瘦高男子走到我身边，摆摆手示意不准拍摄。
宾馆里的客人很少，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外，还有几位回国观光和做贸易的朝鲜旅日和旅华侨胞。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朝侨悄悄地对我说，“你无法主动接触
朝鲜人。过去一年朝鲜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朝鲜人对所有的外国人都有防备心理。”这位朝侨每年多次往来北京平壤，主要是在朝鲜的重大节日前，组织旅居中国的朝侨来朝鲜参观、给朝鲜领导人献礼和献词。
宾馆的二层大堂设立了一个出售纪念品、图书和音像的小卖部。图书多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的朝、日和中文版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著作和传记，90年代出版的书寥寥无几。我在小卖部购买了《金日成传》（英文版，1973年出版）、《忠诚之路》（中文版，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和《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中文版，朝鲜旅日学者著，2000年出版）。
晚上6时打开电视，终于看到了一部黑白故事片，背景好像是金日成抗战的故事。晚7时，朝鲜朋友在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晚宴。在祝酒词中，主人热情地说，“胡锦涛主席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委派特使并带来亲笔信给金正日总书记。同时，中国特使离开朝鲜后又专程飞往华盛顿。朝鲜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感谢。”
新民周刊特约撰稿李希光：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应朝鲜有关方面邀请，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李希光记述的所见所闻，为读者铺展了微妙时刻的真实朝鲜——
通向朝鲜的空中走廊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11时30分，我乘坐朝鲜高丽航空公司JS152航班飞往平壤。客机是老式的前苏联制造的飞机，能搭载100多人。过去，中国民航有飞平壤的定期航班，据说近年来由于乘客减少，赚不到钱，就取消了。如今要去朝鲜的人多数是取道北京，搭乘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航班。每周二、周四早上高丽航空公司各有一个航班从平壤飞到北京，中午之前飞回平壤。
首都机场高丽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里，3名年轻的身穿高丽航空制服的朝鲜女子笑容甜蜜地接待乘客。身佩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或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像章的朝鲜女乘客正在把编织袋包扎的几个大箱子搬上传送带。一个欧洲乘客在一旁用英语揶揄道，“Is it a cargo plane？”（这是一架货机吗？）
登机前，与我同行的一个旅伴到候机大厅花150元购买了一束鲜花。她说，“这是献给金日成的。”我听后有点纳闷：为什么不到了平壤后购买？难道那里没有鲜花？
机上乘客满员，以朝鲜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国人、韩国电视台记者和去平壤做生意、探亲的旅日朝侨。碰巧，赴平壤参加体育比赛的中国青年女子足球队也搭乘了这次航班。据称，朝鲜女足为世界强队，亚洲第一。此外，有几位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欧洲人搭乘这架飞机，他们看似去平壤的外交官。除美国和日本外，西方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与朝鲜有外交关系。
飞机上，朝鲜空姐赠送给乘客英文版《朝鲜时报》（周刊）和朝鲜文版《劳动新闻》（党中央机关报，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朝鲜报纸的头版都是领袖的大幅照片、领袖的讲话和领袖到各地视察的报道。
飞机即将降落，蓝天下山水、农田、道路、房子清晰可见。有一条白带看似高速公路直通平壤，其余的多为土路或山间道路。道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差不多隔好几公里才看到一辆汽车孤零零地行驶。
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北京时间下午1时）抵达平壤机场。机场的显示屏上表明这天下午只有一架航班抵达朝鲜首都——北京－平壤JS152航班。
机场边防和海关为军人把守，对过往旅客态度温和、客气，但是，禁止旅客携带手机和短波收音机进关。手机可以存放在海关，出境时返还。我们这次来朝鲜，除了给金正日总书记带了礼物外，还给接待我们的朝鲜朋友带了几箱牛肉、烧鸡和白酒。在行李过X光透视检查带时，海关的一位漂亮的女警官礼貌地让我打开随身的背包，她从里面掏出我的袖珍数码相机，问：“这是什么？”
“照相机。”“Digita lcamera？”她用手晃了晃相机，又用英文好奇地问了一句。
“Yes，”我说。“So small（这么小），”她对站在她身旁的男同事说。我顺利地通过了朝鲜海关。
出了机场大厅，门口看不到一辆有出租车字样的车辆。如果个人单独飞平壤旅游或采访，下了飞机后，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没有出租车。好在朝鲜朋友小金早已准备了两辆车迎接：一辆破旧的奔驰轿车、一辆吉普车。小金40来岁，身材瘦小，穿着灰色西装，打着长长的领带，看上去很精神。他见到我们张口就用流利的中文问：“怎么样？一路顺利吧？”后来我了解到，小金从11岁开始在朝鲜外语学校学习中文，又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中文专业读了5年。近年来，他把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西游记》、《红楼梦》和《武则天》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大获观众欢迎，小金因此4次获得金正日的表彰，金正日还送给他彩电和冰箱。
直面平壤
8月的朝鲜气温跟北京差不多，白天炎热，夜间凉爽。但是，可能是为了节省汽油，开车的司机不开空调，我们只好敞开车窗。机场到平壤市有15公里的路程，路上几乎没有会到一辆汽车，道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骑自行车的男子和步行的女子，他们的后车架上或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布口袋，里面装的好像是土豆。
进入平壤后，矮层的建筑多半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式建筑。唯一看到的一座西洋风格的楼是1945年前的建筑，如今是朝鲜劳动党的建党纪念馆。七八十年代的建筑多为方块式高层建筑（跟北京的塔楼很相似）。据说20世纪90年代金日成去世以后，朝鲜几乎没有兴建任何大型建筑。街头、建筑物上到处竖立的是领袖像、领袖语录、歌颂领袖的标语以及反美和呼吁祖国统一的政治宣传画。偶尔看到路旁有一个食品摊，我问：“个体的？”“不是，是集体的，朝鲜没有个体户，”小金坚定地说。
进城后小金没有先送我们去下榻的宾馆，而是直奔锦绣山议事堂（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车在议事堂脚下的广场停下，小金带着我们缓步迈上台阶，来到金日成巨大的铜像跟前，我们把从北京买来的鲜花放在领袖的脚下，并三鞠躬。
离开领袖大铜像，我们来到了下榻的解放山宾馆。这家宾馆位于朝鲜市中心，旁边为朝鲜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的大楼，大楼的正面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不远处为金日成广场。小金安排我们每人一个套间，里间为卧室，外间为客厅。按照朝鲜的规矩，每一个来这里访问的外国人都给安排至少一个陪同，因此，小金带着另外两个陪同住进了我对面的客房。朝鲜的司机和宾馆的服务员似乎缺乏服务意识，不知道给客人开门、搬运行李，作为陪同的几个国家干部成了我们热情的行李搬运工。
走进客房，发现里面的一切电器好像都是来自中国：长虹牌电视机、万宝牌冰箱、鹰皇牌压力热水瓶。电视里没有画面，陪同解释说，“朝鲜平时只有一个频道，每天晚上5点开始播出，晚上11点停止播出。周末有两个频道，播出一些连续剧，如中国的《渴望》等。”
放下行李，走出宾馆，我发现平壤街上整齐干净，街上和公共场所没有人大声喧哗。街上没有果皮、纸屑和垃圾，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尽管朝鲜经济困难，但是，平壤街上的普通市民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街上的妇女衣着得体，式样新潮，男人虽然多穿样式统一的黑色或灰色短袖汗衫，但看上去干净利索。
走到街上，迎面过来一个朝鲜男子，我一脸笑容与之打招呼，他漠然视之。
宾馆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着两个姑娘，我持着相机，示意给她们拍照，她们一下子走开了。草坪上躺着一群刚干完活、光膀子的工人，他们在为迎接朝鲜建国55周年装修首都的建筑物。一辆军用卡车在两名战士的押运下拉来一车泥沙，工人们从草坪上懒懒地爬起来去卸车。我举起相机，试图从远处拍摄工人劳动的场面，这时一位身着短袖黑衬衫的瘦高男子走到我身边，摆摆手示意不准拍摄。
宾馆里的客人很少，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外，还有几位回国观光和做贸易的朝鲜旅日和旅华侨胞。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朝侨悄悄地对我说，“你无法主动接触
朝鲜人。过去一年朝鲜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朝鲜人对所有的外国人都有防备心理。”这位朝侨每年多次往来北京平壤，主要是在朝鲜的重大节日前，组织旅居中国的朝侨来朝鲜参观、给朝鲜领导人献礼和献词。
宾馆的二层大堂设立了一个出售纪念品、图书和音像的小卖部。图书多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的朝、日和中文版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著作和传记，90年代出版的书寥寥无几。我在小卖部购买了《金日成传》（英文版，1973年出版）、《忠诚之路》（中文版，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和《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中文版，朝鲜旅日学者著，2000年出版）。
晚上6时打开电视，终于看到了一部黑白故事片，背景好像是金日成抗战的故事。晚7时，朝鲜朋友在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晚宴。在祝酒词中，主人热情地说，“胡锦涛主席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委派特使并带来亲笔信给金正日总书记。同时，中国特使离开朝鲜后又专程飞往华盛顿。朝鲜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感谢。”9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剧变、金日成去世、美国制裁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朝鲜经济下滑了50％，能源奇缺，工厂企业开工率只有30％到50％。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
新民周刊特约撰稿李希光： 六国会谈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应朝鲜有关方面邀请，以记者身份对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采访。李希光记述的所见所闻，为读者铺展了微妙时刻的真实朝鲜——
通向朝鲜的空中走廊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11时30分，我乘坐朝鲜高丽航空公司JS152航班飞往平壤。客机是老式的前苏联制造的飞机，能搭载100多人。过去，中国民航有飞平壤的定期航班，据说近年来由于乘客减少，赚不到钱，就取消了。如今要去朝鲜的人多数是取道北京，搭乘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航班。每周二、周四早上高丽航空公司各有一个航班从平壤飞到北京，中午之前飞回平壤。
首都机场高丽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里，3名年轻的身穿高丽航空制服的朝鲜女子笑容甜蜜地接待乘客。身佩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或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像章的朝鲜女乘客正在把编织袋包扎的几个大箱子搬上传送带。一个欧洲乘客在一旁用英语揶揄道，“Is it a cargo plane？”（这是一架货机吗？）
登机前，与我同行的一个旅伴到候机大厅花150元购买了一束鲜花。她说，“这是献给金日成的。”我听后有点纳闷：为什么不到了平壤后购买？难道那里没有鲜花？
机上乘客满员，以朝鲜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国人、韩国电视台记者和去平壤做生意、探亲的旅日朝侨。碰巧，赴平壤参加体育比赛的中国青年女子足球队也搭乘了这次航班。据称，朝鲜女足为世界强队，亚洲第一。此外，有几位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欧洲人搭乘这架飞机，他们看似去平壤的外交官。除美国和日本外，西方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与朝鲜有外交关系。
飞机上，朝鲜空姐赠送给乘客英文版《朝鲜时报》（周刊）和朝鲜文版《劳动新闻》（党中央机关报，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朝鲜报纸的头版都是领袖的大幅照片、领袖的讲话和领袖到各地视察的报道。
飞机即将降落，蓝天下山水、农田、道路、房子清晰可见。有一条白带看似高速公路直通平壤，其余的多为土路或山间道路。道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差不多隔好几公里才看到一辆汽车孤零零地行驶。
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北京时间下午1时）抵达平壤机场。机场的显示屏上表明这天下午只有一架航班抵达朝鲜首都——北京－平壤JS152航班。
机场边防和海关为军人把守，对过往旅客态度温和、客气，但是，禁止旅客携带手机和短波收音机进关。手机可以存放在海关，出境时返还。我们这次来朝鲜，除了给金正日总书记带了礼物外，还给接待我们的朝鲜朋友带了几箱牛肉、烧鸡和白酒。在行李过X光透视检查带时，海关的一位漂亮的女警官礼貌地让我打开随身的背包，她从里面掏出我的袖珍数码相机，问：“这是什么？”
“照相机。”“Digita lcamera？”她用手晃了晃相机，又用英文好奇地问了一句。
“Yes，”我说。“So small（这么小），”她对站在她身旁的男同事说。我顺利地通过了朝鲜海关。
出了机场大厅，门口看不到一辆有出租车字样的车辆。如果个人单独飞平壤旅游或采访，下了飞机后，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没有出租车。好在朝鲜朋友小金早已准备了两辆车迎接：一辆破旧的奔驰轿车、一辆吉普车。小金40来岁，身材瘦小，穿着灰色西装，打着长长的领带，看上去很精神。他见到我们张口就用流利的中文问：“怎么样？一路顺利吧？”后来我了解到，小金从11岁开始在朝鲜外语学校学习中文，又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中文专业读了5年。近年来，他把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西游记》、《红楼梦》和《武则天》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大获观众欢迎，小金因此4次获得金正日的表彰，金正日还送给他彩电和冰箱。
直面平壤
8月的朝鲜气温跟北京差不多，白天炎热，夜间凉爽。但是，可能是为了节省汽油，开车的司机不开空调，我们只好敞开车窗。机场到平壤市有15公里的路程，路上几乎没有会到一辆汽车，道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骑自行车的男子和步行的女子，他们的后车架上或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布口袋，里面装的好像是土豆。
进入平壤后，矮层的建筑多半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式建筑。唯一看到的一座西洋风格的楼是1945年前的建筑，如今是朝鲜劳动党的建党纪念馆。七八十年代的建筑多为方块式高层建筑（跟北京的塔楼很相似）。据说20世纪90年代金日成去世以后，朝鲜几乎没有兴建任何大型建筑。街头、建筑物上到处竖立的是领袖像、领袖语录、歌颂领袖的标语以及反美和呼吁祖国统一的政治宣传画。偶尔看到路旁有一个食品摊，我问：“个体的？”“不是，是集体的，朝鲜没有个体户，”小金坚定地说。
进城后小金没有先送我们去下榻的宾馆，而是直奔锦绣山议事堂（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车在议事堂脚下的广场停下，小金带着我们缓步迈上台阶，来到金日成巨大的铜像跟前，我们把从北京买来的鲜花放在领袖的脚下，并三鞠躬。
离开领袖大铜像，我们来到了下榻的解放山宾馆。这家宾馆位于朝鲜市中心，旁边为朝鲜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的大楼，大楼的正面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不远处为金日成广场。小金安排我们每人一个套间，里间为卧室，外间为客厅。按照朝鲜的规矩，每一个来这里访问的外国人都给安排至少一个陪同，因此，小金带着另外两个陪同住进了我对面的客房。朝鲜的司机和宾馆的服务员似乎缺乏服务意识，不知道给客人开门、搬运行李，作为陪同的几个国家干部成了我们热情的行李搬运工。
走进客房，发现里面的一切电器好像都是来自中国：长虹牌电视机、万宝牌冰箱、鹰皇牌压力热水瓶。电视里没有画面，陪同解释说，“朝鲜平时只有一个频道，每天晚上5点开始播出，晚上11点停止播出。周末有两个频道，播出一些连续剧，如中国的《渴望》等。”
放下行李，走出宾馆，我发现平壤街上整齐干净，街上和公共场所没有人大声喧哗。街上没有果皮、纸屑和垃圾，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尽管朝鲜经济困难，但是，平壤街上的普通市民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街上的妇女衣着得体，式样新潮，男人虽然多穿样式统一的黑色或灰色短袖汗衫，但看上去干净利索。
走到街上，迎面过来一个朝鲜男子，我一脸笑容与之打招呼，他漠然视之。
宾馆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着两个姑娘，我持着相机，示意给她们拍照，她们一下子走开了。草坪上躺着一群刚干完活、光膀子的工人，他们在为迎接朝鲜建国55周年装修首都的建筑物。一辆军用卡车在两名战士的押运下拉来一车泥沙，工人们从草坪上懒懒地爬起来去卸车。我举起相机，试图从远处拍摄工人劳动的场面，这时一位身着短袖黑衬衫的瘦高男子走到我身边，摆摆手示意不准拍摄。
宾馆里的客人很少，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外，还有几位回国观光和做贸易的朝鲜旅日和旅华侨胞。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朝侨悄悄地对我说，“你无法主动接触
朝鲜人。过去一年朝鲜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朝鲜人对所有的外国人都有防备心理。”这位朝侨每年多次往来北京平壤，主要是在朝鲜的重大节日前，组织旅居中国的朝侨来朝鲜参观、给朝鲜领导人献礼和献词。
宾馆的二层大堂设立了一个出售纪念品、图书和音像的小卖部。图书多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的朝、日和中文版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著作和传记，90年代出版的书寥寥无几。我在小卖部购买了《金日成传》（英文版，1973年出版）、《忠诚之路》（中文版，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和《朝美智力较量——核、导弹、人造卫星》（中文版，朝鲜旅日学者著，2000年出版）。
晚上6时打开电视，终于看到了一部黑白故事片，背景好像是金日成抗战的故事。晚7时，朝鲜朋友在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晚宴。在祝酒词中，主人热情地说，“胡锦涛主席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委派特使并带来亲笔信给金正日总书记。同时，中国特使离开朝鲜后又专程飞往华盛顿。朝鲜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感谢。”
初探金正日身世之谜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冒着毛毛细雨，驱车来到了平壤郊区的万景台。沿途路口站立着身穿透明塑料雨衣的朝鲜女交警。
万景台是掩藏在一片绿树中的三间茅草屋，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培育，这里繁花似锦，景色十分优美。万景台入口有一片巨大的停车场和公共汽车站。但是，几乎看不到一个朝鲜游客。也许因为汽油紧张，到这里的公共汽车专线停开了。
“万景台是金日成主席小时候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一位中年朝鲜妇女用浓重的中国东北口音向我们介绍。这个朝鲜妇女说，她经常去东北。“1909年，伟大领袖金日成诞生在这间茅草屋里，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离开这个家，到中国东北去上学，又走进深山密林从事革命活动。金日成4岁的时候，就写下了‘朝鲜独立’四个大字。”在茅草屋里，陈列着金正日祖父抽剩下来的烟叶和他祖母的嫁妆。
离开万景台驱车回城，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驻足。“站在这里，你们可以清楚地拍摄千里马铜像的全貌”，小金说。千里马铜像是朝鲜社会主义精神的象征和城市标志之一。
走上山坡，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破旧的剧场，这是平壤牡丹峰剧场。大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金日成1947年－1975年视察本剧场272次，金正淑（金正日母亲）1947年－1949年视察本剧场6次，金正日1947年－1997年视察本剧场19次。“
国际上对金正日的个人经历有多种版本。朝鲜朋友给我们安排的采访路线好像是沿着金日成父子的足迹，这正好为我了解金正日身世提供了机会。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大学外办主任直接把我们引进位于大学主楼的校史展，参观金正日革命事迹展。
“伟大指导者金正日同志1960年至1964年在这所大学念书。在此之前，他在莫斯科访问，苏联人想留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但是，金正日同志说，‘不，我要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女讲解员说。
“金正日同志毕业于政治经济系。他一入学，就修改了苏联教科书上的错误。在校读书中，他还发现，历史上是高丽而不是新罗统一了朝鲜。因此，他提出统一后的朝鲜国号为高丽民族邦联共和国”，讲解员说。她指着一摞小册子说，“金正日同志大学期间撰写论文和发表谈话1000多篇，都印成了小册子。”大学时代，金正日发表了《重新查考三国统一问题》、《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关于思想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和《工人阶级的领袖并不是个人》等文章。
她指着一个手迹，陪同说，“这是金正日同志读书期间写的诗《朝鲜啊，为你增光》。”
“金正日同志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朝鲜的报纸上是1963年。那是《劳动新闻》刊登的他与全班同学的合影。付印前，金正日亲自审阅了这篇报道，他把文字中有关他个人的事迹和他的名字都删除了”，讲解员说。
展柜里存放着金正日大学期间参加军训时使用过的水壶、军号、急救药箱、防化面具。“金正日同志在大学读书时，就非常关注朝鲜军队的武器现代化，指示军需工业部门大力生产适合朝鲜人体质的有威力的现代化武器”，讲解员说。
展柜里还陈列着金正日青年时代读过的小说，其中包括中国小说《青春之歌》、苏联和俄罗斯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死魂灵》和朝鲜小说《大河在奔流》和《春香传》。
校史馆里有一间展厅，专门陈列着朝鲜和世界各地送给金日成父子的野生动植物标本或照片。其中包括印尼专门培育的“金日成花”、朝鲜科学家从深山天池捕捉的红鱼标本、东北虎标本。一个展柜里还陈列着金正日10年前从湖里钓上来的一条鱼的标本。
女讲解员在介绍这些展品的时候，言谈举止都充满了对领袖的感激之情。
“伟大的指导者金正日同志先后回母校视察27次”，她说。
西方媒体传言金正日喜欢拍电影，并交了许多电影演员朋友，接近朝鲜官方的人士对此是这样解释的，金正日将军是一位电影艺术家和理论家。24岁时，他提出把《血海》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进行了120多次指导；他用40天指导把《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改编为电影，还指导把《卖花姑娘》改编为电影，该片在当年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和特等奖章。28岁时，他指导创作出了《鲜花盛开的村庄》等数十部优秀作品。31岁时，发表了《电影艺术论》。80年代末和90年代前半期他撰写了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有《论话剧艺术》、《论舞蹈艺术》、《论音乐艺术》、《论美术》、《论主体文学》。这些著作都成了朝鲜文学艺术的教科书。
1992年4月，苏东发生变化之后，金正日在平壤召集了世界70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首脑及代表会议，发表了平壤宣言：《拥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两年之后，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想几百、几千年以后，也要始终不渝地把领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作的历史性教导，当作唯一的指导方针加以切实贯彻。”
今天，金日成被宪法定为“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正日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新宪法赋予了金正日下列权力：宣布战争和发布动员令、负责国家武装力量和国防建设、对重要军事干部的任命罢免等。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冒着毛毛细雨，驱车来到了平壤郊区的万景台。沿途路口站立着身穿透明塑料雨衣的朝鲜女交警。
万景台是掩藏在一片绿树中的三间茅草屋，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培育，这里繁花似锦，景色十分优美。万景台入口有一片巨大的停车场和公共汽车站。但是，几乎看不到一个朝鲜游客。也许因为汽油紧张，到这里的公共汽车专线停开了。
“万景台是金日成主席小时候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一位中年朝鲜妇女用浓重的中国东北口音向我们介绍。这个朝鲜妇女说，她经常去东北。“1909年，伟大领袖金日成诞生在这间茅草屋里，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离开这个家，到中国东北去上学，又走进深山密林从事革命活动。金日成4岁的时候，就写下了‘朝鲜独立’四个大字。”在茅草屋里，陈列着金正日祖父抽剩下来的烟叶和他祖母的嫁妆。
离开万景台驱车回城，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驻足。“站在这里，你们可以清楚地拍摄千里马铜像的全貌”，小金说。千里马铜像是朝鲜社会主义精神的象征和城市标志之一。
走上山坡，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破旧的剧场，这是平壤牡丹峰剧场。大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金日成1947年－1975年视察本剧场272次，金正淑（金正日母亲）1947年－1949年视察本剧场6次，金正日1947年－1997年视察本剧场19次。“
国际上对金正日的个人经历有多种版本。朝鲜朋友给我们安排的采访路线好像是沿着金日成父子的足迹，这正好为我了解金正日身世提供了机会。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大学外办主任直接把我们引进位于大学主楼的校史展，参观金正日革命事迹展。
“伟大指导者金正日同志1960年至1964年在这所大学念书。在此之前，他在莫斯科访问，苏联人想留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但是，金正日同志说，‘不，我要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女讲解员说。
“金正日同志毕业于政治经济系。他一入学，就修改了苏联教科书上的错误。在校读书中，他还发现，历史上是高丽而不是新罗统一了朝鲜。因此，他提出统一后的朝鲜国号为高丽民族邦联共和国”，讲解员说。她指着一摞小册子说，“金正日同志大学期间撰写论文和发表谈话1000多篇，都印成了小册子。”大学时代，金正日发表了《重新查考三国统一问题》、《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关于思想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和《工人阶级的领袖并不是个人》等文章。
她指着一个手迹，陪同说，“这是金正日同志读书期间写的诗《朝鲜啊，为你增光》。”
“金正日同志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朝鲜的报纸上是1963年。那是《劳动新闻》刊登的他与全班同学的合影。付印前，金正日亲自审阅了这篇报道，他把文字中有关他个人的事迹和他的名字都删除了”，讲解员说。
展柜里存放着金正日大学期间参加军训时使用过的水壶、军号、急救药箱、防化面具。“金正日同志在大学读书时，就非常关注朝鲜军队的武器现代化，指示军需工业部门大力生产适合朝鲜人体质的有威力的现代化武器”，讲解员说。
展柜里还陈列着金正日青年时代读过的小说，其中包括中国小说《青春之歌》、苏联和俄罗斯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死魂灵》和朝鲜小说《大河在奔流》和《春香传》。
校史馆里有一间展厅，专门陈列着朝鲜和世界各地送给金日成父子的野生动植物标本或照片。其中包括印尼专门培育的“金日成花”、朝鲜科学家从深山天池捕捉的红鱼标本、东北虎标本。一个展柜里还陈列着金正日10年前从湖里钓上来的一条鱼的标本。
女讲解员在介绍这些展品的时候，言谈举止都充满了对领袖的感激之情。
“伟大的指导者金正日同志先后回母校视察27次”，她说。
西方媒体传言金正日喜欢拍电影，并交了许多电影演员朋友，接近朝鲜官方的人士对此是这样解释的，金正日将军是一位电影艺术家和理论家。24岁时，他提出把《血海》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进行了120多次指导；他用40天指导把《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改编为电影，还指导把《卖花姑娘》改编为电影，该片在当年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和特等奖章。28岁时，他指导创作出了《鲜花盛开的村庄》等数十部优秀作品。31岁时，发表了《电影艺术论》。80年代末和90年代前半期他撰写了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有《论话剧艺术》、《论舞蹈艺术》、《论音乐艺术》、《论美术》、《论主体文学》。这些著作都成了朝鲜文学艺术的教科书。
1992年4月，苏东发生变化之后，金正日在平壤召集了世界70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首脑及代表会议，发表了平壤宣言：《拥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两年之后，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想几百、几千年以后，也要始终不渝地把领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作的历史性教导，当作唯一的指导方针加以切实贯彻。”
今天，金日成被宪法定为“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正日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新宪法赋予了金正日下列权力：宣布战争和发布动员令、负责国家武装力量和国防建设、对重要军事干部的任命罢免等。
金日成综合大学上《孙子兵法》课
金日成综合大学有3个学院、13个系，其中包括经济、哲学、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原子能等系。最热门的专业是计算机，金日成综合大学专门设有计算机学院。但是，整个大学都没有与国际互联网联网，只有一个国内局域网。
这所大学共有80多名外国留学生，60多名来自中国，其余的分别来自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古巴、德国。这些外国留学生在这里主要学习朝鲜语。
金日成综合大学有一个中文专业，12名教师、120名学生。走进中文教研室，几个教师早已坐在那里等候我们。
“学生能否获得来自中国的影视片，作为他们的听力教材？”我问。
“对于听力教材，我们有严格的选择，只选取那些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教研室主任认真地回答。
“我们上课给学生播放《编辑部的故事》、《渴望》”，一位姓李的老教授一口老北京口音说。李教授是小金当年的老师，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由于是朝鲜族，战后留在朝鲜了。
“你们有没有聘请中国老师来这里教书？”
“我们前些年曾经聘请过北大和北师大的老师。但是，199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中国老师了”，李教授回答。
走进隔壁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师，一个中年教师正在给十几个学生上《群英会蒋干中计》。他在黑板上写了这样几行汉字：
“兵不厌诈。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在这样一所独特的大学、在这样一座独特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头上高悬战斧的国度里，听老师在用极为平静的语气，跟十几名一脸稚气的男女大学生讲解这样几行话，真有点百感交集。
平壤有条酒吧街
午饭后，我到宾馆拐角一侧的街道上散步，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看见附近有两个食品摊，以为是个体商贩，赶紧打开相机拍摄。这时，街道上十几个朝鲜中年男子怀疑的目光朝我瞅来，并向我聚来。我内心有些紧张，但是，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相机放回衣兜里，从他们身边走过。
“你刚才去哪里了？你刚才是否到那边拍照了？”一回到宾馆，小金问。“朝鲜这个地方很敏感。有些西方人拍摄不友好的照片，在西方发表，诋毁朝鲜人民。”
“我拍摄的是个体食品商贩”，我解释说。
“朝鲜没有个体户、没有夜总会、没有桑拿按摩”，小金说。
我们驱车来到大同江畔。江边停靠着一条千吨炮艇，这是1968年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东海捕获的美国间谍船“Pueblo”号。当年擒获美国船长的人民军班长金重绿如今已经是大校，他特地来到船上给我们讲述这段历史。
“我们当时击毙船上1名美国间谍，擒获83名。美国把这条船伪装成民间海洋调查船，不愿认罪。但是，美国海军上将最后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向朝鲜政府认罪，请求放人。1998年，美国和韩国正在朝鲜东海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朝鲜人民军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条船从朝鲜东海拖到平壤的大同江，美国竟然没有发现。”
“Pueblo”间谍船今天已经成了平壤游客的一个重要景点。这一点令美国政府极为恼火和丢脸。在我离京赴朝鲜之前，一个美国外交官无奈地说，“你到了朝鲜，他们一定会带你去看那条船。”
离开间谍船，我们来到平壤国家杂技馆。朝鲜朋友为我们安排了很好的座位。坐在我前方的几排是朝鲜人民军战士，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一脸稚气。我们落座时，他们扭过头来，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
天黑后，漆黑的街道两旁是居民楼。从偶尔敞开的窗户往里往去，能看到墙上都并排挂着金日成父子的像。我们沿着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朝远处的高丽酒店方向摸去。高丽酒店是平壤的五星级酒店，附近的苍光大道类似北京三里屯的街道，有十来家酒吧，据说都是集体合作性质的，外表和内部装修都很时尚，透过外面的大玻璃墙看见酒吧内的一切。大部分酒吧没有客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坐在吧台后面。我们走进一间酒吧，女招待姓崔，听不懂汉语、英语。我指着酒柜里的烧酒和啤酒，给她人民币，她摆手拒绝，说，“Euro”（欧元）。朝鲜的硬通货是欧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币也可以流通。
回到宾馆，我发现陪同小金正在门口站着等候着我们。小金交给我一份《劳动新闻》，指着头版的一条消息兴奋地说，“瞧，这里报道了你们给金正日同志送礼的新闻。”
“你可否帮我买一枚金正日将军的像章？”我马上接着他的话茬提出了要求。朝鲜人人佩戴金父子的像章，但是任何商店、书店却不出售领袖像章。
“试试看吧。”他说。
“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里生活办公。金正日将军是否也有个类似中南海似的地方？”我十分虔诚地问。
他没有作声。
“我可不可以采访金正日将军？”我用十分崇敬的态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更没有吭声。
金日成综合大学有3个学院、13个系，其中包括经济、哲学、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原子能等系。最热门的专业是计算机，金日成综合大学专门设有计算机学院。但是，整个大学都没有与国际互联网联网，只有一个国内局域网。
这所大学共有80多名外国留学生，60多名来自中国，其余的分别来自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古巴、德国。这些外国留学生在这里主要学习朝鲜语。
金日成综合大学有一个中文专业，12名教师、120名学生。走进中文教研室，几个教师早已坐在那里等候我们。
“学生能否获得来自中国的影视片，作为他们的听力教材？”我问。
“对于听力教材，我们有严格的选择，只选取那些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教研室主任认真地回答。
“我们上课给学生播放《编辑部的故事》、《渴望》”，一位姓李的老教授一口老北京口音说。李教授是小金当年的老师，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由于是朝鲜族，战后留在朝鲜了。
“你们有没有聘请中国老师来这里教书？”
“我们前些年曾经聘请过北大和北师大的老师。但是，199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中国老师了”，李教授回答。
走进隔壁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师，一个中年教师正在给十几个学生上《群英会蒋干中计》。他在黑板上写了这样几行汉字：
“兵不厌诈。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在这样一所独特的大学、在这样一座独特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头上高悬战斧的国度里，听老师在用极为平静的语气，跟十几名一脸稚气的男女大学生讲解这样几行话，真有点百感交集。
平壤有条酒吧街
午饭后，我到宾馆拐角一侧的街道上散步，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看见附近有两个食品摊，以为是个体商贩，赶紧打开相机拍摄。这时，街道上十几个朝鲜中年男子怀疑的目光朝我瞅来，并向我聚来。我内心有些紧张，但是，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相机放回衣兜里，从他们身边走过。
“你刚才去哪里了？你刚才是否到那边拍照了？”一回到宾馆，小金问。“朝鲜这个地方很敏感。有些西方人拍摄不友好的照片，在西方发表，诋毁朝鲜人民。”
“我拍摄的是个体食品商贩”，我解释说。
“朝鲜没有个体户、没有夜总会、没有桑拿按摩”，小金说。
我们驱车来到大同江畔。江边停靠着一条千吨炮艇，这是1968年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东海捕获的美国间谍船“Pueblo”号。当年擒获美国船长的人民军班长金重绿如今已经是大校，他特地来到船上给我们讲述这段历史。
“我们当时击毙船上1名美国间谍，擒获83名。美国把这条船伪装成民间海洋调查船，不愿认罪。但是，美国海军上将最后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向朝鲜政府认罪，请求放人。1998年，美国和韩国正在朝鲜东海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朝鲜人民军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条船从朝鲜东海拖到平壤的大同江，美国竟然没有发现。”
“Pueblo”间谍船今天已经成了平壤游客的一个重要景点。这一点令美国政府极为恼火和丢脸。在我离京赴朝鲜之前，一个美国外交官无奈地说，“你到了朝鲜，他们一定会带你去看那条船。”
离开间谍船，我们来到平壤国家杂技馆。朝鲜朋友为我们安排了很好的座位。坐在我前方的几排是朝鲜人民军战士，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一脸稚气。我们落座时，他们扭过头来，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
天黑后，漆黑的街道两旁是居民楼。从偶尔敞开的窗户往里往去，能看到墙上都并排挂着金日成父子的像。我们沿着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朝远处的高丽酒店方向摸去。高丽酒店是平壤的五星级酒店，附近的苍光大道类似北京三里屯的街道，有十来家酒吧，据说都是集体合作性质的，外表和内部装修都很时尚，透过外面的大玻璃墙看见酒吧内的一切。大部分酒吧没有客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坐在吧台后面。我们走进一间酒吧，女招待姓崔，听不懂汉语、英语。我指着酒柜里的烧酒和啤酒，给她人民币，她摆手拒绝，说，“Euro”（欧元）。朝鲜的硬通货是欧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币也可以流通。
回到宾馆，我发现陪同小金正在门口站着等候着我们。小金交给我一份《劳动新闻》，指着头版的一条消息兴奋地说，“瞧，这里报道了你们给金正日同志送礼的新闻。”
“你可否帮我买一枚金正日将军的像章？”我马上接着他的话茬提出了要求。朝鲜人人佩戴金父子的像章，但是任何商店、书店却不出售领袖像章。
“试试看吧。”他说。
“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里生活办公。金正日将军是否也有个类似中南海似的地方？”我十分虔诚地问。
他没有作声。
“我可不可以采访金正日将军？”我用十分崇敬的态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更没有吭声。
走进金主席陵墓
周四早饭后，乘车来到僻静的郊外，在一座富丽堂皇的东方古典式巨大建筑前停了下来，这是著名的锦绣宫，金日成主席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他去世后，这里被改造成了安放他遗体的陵墓。陪同说，最近，当思考重要问题或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金正日将军经常在夜里12时来到他父亲的寝宫，面对父亲的遗容静思。然后，返回自己的居所，开始工作。
每天有来自朝鲜各地几万群众来这里瞻仰领袖的遗容，一年下来，全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来这里鞠躬默哀。为了方便人们前来瞻仰领袖遗容，政府专门修建了一条轻轨铁路从平壤市中心直达锦绣宫。
锦绣宫四周围绕一圈护城河，锦绣宫的正门有持枪卫兵把守。我们被引入一个长长的扶手电梯走廊，长达七八百米。由上海电梯厂制造的这部电梯载着我们向领袖的寝宫徐徐前进。每隔二三十米，有一位身着传统服装的朝鲜女子优雅、端庄并略带哀思地竖立一旁。在扶手电梯上站立了差不多20分钟。
“为什么电梯不能运行得快一点呢？“一个外国参观者说。
“电梯缓慢地行进是为了让瞻仰者对领袖产生敬仰的情绪”，陪同说。
在哀惋悲壮的乐曲声中，我们终于进入了领袖的寝宫。领袖身着西装，安详地躺在一具水晶棺中。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群中年妇女，当领袖的遗容在柔和的灯光下出现在她们的眼前时，她们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或放声痛哭，或掏出手帕抹眼泪。参观者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给领袖深深鞠一躬。
离开寝宫，陪同把我们专门引入一个大厅，这里陈列着领袖生前获得的各国政府、组织或大学授予他的证书、勋章和博士学位证书、他生前使用过的专用列车车厢、他生前使用过的最后一辆轿车——奔驰600防弹车。这个沉重而巨大的火车专列车厢是如何被抬进这座殿堂的，我想不出来。
酒吧里侃朝核危机
晚上，我们又一次来到酒吧一条街苍光大道。走进高丽酒店外国人专卖商店购买蛇酒，发现酒店的地下一层醒目地挂着夜总会、卡拉OK、桑拿、按摩的字样。夜总会一个客人也没有，只有两名女招待面对面地坐着。桑拿按摩部有3个按摩女，生意十分红火，当天晚上全部预约了，一小时按摩收费人民币237元。
小金在苍光大道上找了一家啤酒屋，这里的黑啤5元人民币一扎。端起啤酒，小金兴致很高，我趁机问陪同的朝鲜朋友几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你如何看待美国对朝鲜的强硬政策？”
“朝鲜将以超强硬对强硬。朝鲜从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吸取了最大的教训是，朝鲜必须拥有核武器。美国之所以入侵伊拉克，是因为美国通过联合国核查小组发现伊拉克已经销毁了核武器装置，才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小金说。
“伊拉克错就错在让联合国核查其核装置，并根据联合国决议拆除了核装置”，坐在一旁的一位朝鲜官员说。
朝鲜究竟有没有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去年12月26日说，朝鲜已向位于宁边的一座核反应堆内添加了1000根核燃料棒。按照核专家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朝鲜在今年上半年已正式研制出核武器。宁边的核反应堆距离平壤有90公里远。此前，朝鲜已全部拆除了宁边4座核设施内的封条与监视仪。据原子能机构称，朝鲜拥有大约8000根用过的燃料棒，可以从中提炼出的核武器所必需的重要原料，足以制造几个核炸弹。
平壤的一位外国观察家说，朝核问题，从本质上讲是美朝长期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产物。布什上台后，放弃了克林顿的改善朝美关系的政策，对朝鲜实行强硬政策，称朝鲜为邪恶轴心国，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推翻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朝鲜提出了唯一的对付办法：以强硬对付强硬，发展核武器，以核武器为砝码，获得美国对朝鲜的安全保障，最后朝鲜放弃核计划。
如果美国攻打朝鲜，朝鲜能否打赢？对此，朝鲜朋友没有直接回答。
“朝鲜的目标是，争取明年与美国建交，与美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朝鲜半岛的这种状况再也不可持续下去了。”坐在一旁的朝鲜资深记者老李说。
老李的观点是，美国必须改变对朝政策，这将是解决核问题的先决条件。只有朝美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互不侵犯条约，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不再妨碍朝鲜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朝鲜才能认为美国确实改变了对朝政策。朝鲜反对以美国国会“书面安全保障”或多国“集团安全保障”的形式来取代朝鲜所要求的朝美互不侵犯条约。
“您对北京的六方会谈有何期望？”
“美国提出更换朝鲜政权、推翻共产党制度以换取美国停止对朝鲜的制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年美国与中国和越南建交，并没有要求中国和越南改变共产党制度”，老李说。
周四早饭后，乘车来到僻静的郊外，在一座富丽堂皇的东方古典式巨大建筑前停了下来，这是著名的锦绣宫，金日成主席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他去世后，这里被改造成了安放他遗体的陵墓。陪同说，最近，当思考重要问题或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金正日将军经常在夜里12时来到他父亲的寝宫，面对父亲的遗容静思。然后，返回自己的居所，开始工作。
每天有来自朝鲜各地几万群众来这里瞻仰领袖的遗容，一年下来，全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来这里鞠躬默哀。为了方便人们前来瞻仰领袖遗容，政府专门修建了一条轻轨铁路从平壤市中心直达锦绣宫。
锦绣宫四周围绕一圈护城河，锦绣宫的正门有持枪卫兵把守。我们被引入一个长长的扶手电梯走廊，长达七八百米。由上海电梯厂制造的这部电梯载着我们向领袖的寝宫徐徐前进。每隔二三十米，有一位身着传统服装的朝鲜女子优雅、端庄并略带哀思地竖立一旁。在扶手电梯上站立了差不多20分钟。
“为什么电梯不能运行得快一点呢？“一个外国参观者说。
“电梯缓慢地行进是为了让瞻仰者对领袖产生敬仰的情绪”，陪同说。
在哀惋悲壮的乐曲声中，我们终于进入了领袖的寝宫。领袖身着西装，安详地躺在一具水晶棺中。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群中年妇女，当领袖的遗容在柔和的灯光下出现在她们的眼前时，她们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或放声痛哭，或掏出手帕抹眼泪。参观者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给领袖深深鞠一躬。
离开寝宫，陪同把我们专门引入一个大厅，这里陈列着领袖生前获得的各国政府、组织或大学授予他的证书、勋章和博士学位证书、他生前使用过的专用列车车厢、他生前使用过的最后一辆轿车——奔驰600防弹车。这个沉重而巨大的火车专列车厢是如何被抬进这座殿堂的，我想不出来。
酒吧里侃朝核危机
晚上，我们又一次来到酒吧一条街苍光大道。走进高丽酒店外国人专卖商店购买蛇酒，发现酒店的地下一层醒目地挂着夜总会、卡拉OK、桑拿、按摩的字样。夜总会一个客人也没有，只有两名女招待面对面地坐着。桑拿按摩部有3个按摩女，生意十分红火，当天晚上全部预约了，一小时按摩收费人民币237元。
小金在苍光大道上找了一家啤酒屋，这里的黑啤5元人民币一扎。端起啤酒，小金兴致很高，我趁机问陪同的朝鲜朋友几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你如何看待美国对朝鲜的强硬政策？”
“朝鲜将以超强硬对强硬。朝鲜从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吸取了最大的教训是，朝鲜必须拥有核武器。美国之所以入侵伊拉克，是因为美国通过联合国核查小组发现伊拉克已经销毁了核武器装置，才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小金说。
“伊拉克错就错在让联合国核查其核装置，并根据联合国决议拆除了核装置”，坐在一旁的一位朝鲜官员说。
朝鲜究竟有没有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去年12月26日说，朝鲜已向位于宁边的一座核反应堆内添加了1000根核燃料棒。按照核专家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朝鲜在今年上半年已正式研制出核武器。宁边的核反应堆距离平壤有90公里远。此前，朝鲜已全部拆除了宁边4座核设施内的封条与监视仪。据原子能机构称，朝鲜拥有大约8000根用过的燃料棒，可以从中提炼出的核武器所必需的重要原料，足以制造几个核炸弹。
平壤的一位外国观察家说，朝核问题，从本质上讲是美朝长期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产物。布什上台后，放弃了克林顿的改善朝美关系的政策，对朝鲜实行强硬政策，称朝鲜为邪恶轴心国，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推翻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朝鲜提出了唯一的对付办法：以强硬对付强硬，发展核武器，以核武器为砝码，获得美国对朝鲜的安全保障，最后朝鲜放弃核计划。
如果美国攻打朝鲜，朝鲜能否打赢？对此，朝鲜朋友没有直接回答。
“朝鲜的目标是，争取明年与美国建交，与美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朝鲜半岛的这种状况再也不可持续下去了。”坐在一旁的朝鲜资深记者老李说。
老李的观点是，美国必须改变对朝政策，这将是解决核问题的先决条件。只有朝美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互不侵犯条约，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不再妨碍朝鲜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朝鲜才能认为美国确实改变了对朝政策。朝鲜反对以美国国会“书面安全保障”或多国“集团安全保障”的形式来取代朝鲜所要求的朝美互不侵犯条约。
“您对北京的六方会谈有何期望？”
“美国提出更换朝鲜政权、推翻共产党制度以换取美国停止对朝鲜的制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年美国与中国和越南建交，并没有要求中国和越南改变共产党制度”，老李说。
朝鲜的经济改革
从酒吧出来，已经是夜里11点了。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发现街角处有微弱的亮光，那是点着油灯卖食品的摊子，摆着熟鸡蛋、饼干、蛋糕、烧鸡、泡菜等食品。摊上的一盒泡菜标价200元朝币、一只烧鸡标价800元朝币。朝鲜一般干部的工资是2000元朝币，局长、教授和高级记者的工资约3000元朝币，退役将军的工资约8000元朝币。见到我们走过来，年轻的女摊贩生硬地念叨几个汉语单词，热情招呼我们购买她的食品。
“朝鲜到底有没有个体户？”望着摊贩那股在国有商店难得一见的热情，我再次问小金。
“朝鲜所有的酒吧、小摊、夜总会都属于国家和集体”，他回答，“集体和政府机关都可以经商办公司。”
“如果我要与你们的公司进行易货贸易，你们最需要的商品是什么？”
“糖、豆油、牛肉、猪肉。”
旁边的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说，80年代，朝鲜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微词。近年来，金正日总书记两次到中国访问，参观了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并研究了世界的变化，承认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去年朝鲜开始经济调整，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一年来，新的思想——挣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家出钱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农贸市场和自由市场。
“过去一年里，朝鲜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工资、物价，废除了布票、粮票，实行了按劳分配，减少了国家配给。在大商店实行租赁柜台，甚至可以租赁国营商店售货员。老百姓的谋生手段多了”，他说。
这位专家指出，朝鲜领导人要求在改革中保持三个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计划经济不变、先军政策不变。
回到宾馆房间，我毫无倦意，打开电视，发现唯一的一个频道正在播放朝鲜自己拍摄的警匪片，画面是两个身着三点式泳衣的亚洲女子在给一个光着身子的黑社会老大推油。原来，这是周末的特别节目。
这时，一位同行的朋友敲门说，宾馆顶层有间夜总会。我们走进夜总会，发现共有内外两间屋，外间是个酒吧，一个小姐站在那里服侍客人，里间是卡拉OK，另一个小姐在陪着一帮客人喝酒、唱歌、跳舞。这里的费用是一个客人50元人民币，不计时间。另外，小姐不收小费。
通向板门店
周五一大早吃过饭，我们驱车赶往位于开城附近的板门店。
开城是朝鲜第一个统一国家高丽的京都，以产高丽参而闻名于世。板门店是位于平壤和汉城之间的一个小村庄。从前，这里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小店铺，为过路行人销售杂货，因此得名。
平壤到板门店距离168公里。两个小时里我们没见到一辆去板门店旅游的车，仅见过几辆满载农民和军人的公共汽车和军用卡车。公路穿行在绿色而平坦的原野里，周围山峦起伏，灌木丛丛。平凹处多为稻田，山坡上种植玉米。偶尔看见行人背着行囊在公路两旁匆匆赶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身背两个面袋、头上还顶着一个盘子。行驶在这样一条空旷、安宁的公路上，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二次，上一次是10年前在蒙古的戈壁上。
从平壤到板门店的路上，至少有4处朝鲜人民军设置的路障，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荷枪实弹的人民军战士对我们乘坐的车一律敬礼并放行通过。
出乎我的意料，接近板门店时看不见碉堡、炮楼、铁丝网和巡逻的人民军战士，反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民在山坡上、田野里割草、拣野菜、打草。不时还看见装满了草的拖拉机从我们旁边驶过。一辆牛车拉着一户农家，慢腾腾沿着公路向北赶路。
进入板门店非军事区，朝方这边的大门口竖立着“自主统一”的巨幅标语牌。金正日手书的“一心团结”四个大字镶嵌在军事分界线朝鲜一方的各个山坡上。
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之外的军事分界线上，看见了以分界线为界线的北南双方的哨所、站岗的朝鲜、美国和韩国士兵。双方士兵近在咫尺，朝鲜士兵笔直地站立着，美国士兵却悠闲地转来转去，双方最多只是互相目视，没有言语交谈。这里跟附近的山林一样，一片寂静，让人感到身心松弛，毫无媒体上宣称的紧张气味。
两个头戴钢盔的韩国士兵看到我们的到来，赶紧举起手中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对我们拍照和录像。
“他们对由北方进入板门店参观的每一位来访者都进行拍照”，陪同我们参观的人民军中校说。
“你如何看待北京的朝核危机六方会谈？”我问中校。
“美国把朝鲜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为什么会出现危机？1957年协议13条第6项明确规定，不能向朝鲜半岛引进各种武器。但是，美国向朝鲜半岛引进了1000多枚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于美国的核活动，要解决朝核问题，必须朝美会谈。我相信，在北京的六方会谈中，朝美一定会直接会谈”，这位英俊的人民军年轻军官说。
“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小金在一旁不平地说，“为什么别人拥有核武器就是无赖国家，而美国拥有核武器就不算无赖国家？”
中国人难忘板门店。1953年彭德怀在这里与美军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板门店一直设有办事处，直到1991年才撤走。我们要求参观板门店抗美救国纪念馆，陪同和中校犹豫了一下，同意我们进去参观。纪念馆里面我们只看到金日成将军指挥朝鲜军民赢得朝鲜战争的许多照片、文件和实物，没有看到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彭德怀的照片和展品。
我们离开板门店返回平壤。在路上，司机打开车上的音响，放出的是一首朝鲜女歌手用朝语演唱的美国歌曲《铃儿响叮当》。
从酒吧出来，已经是夜里11点了。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发现街角处有微弱的亮光，那是点着油灯卖食品的摊子，摆着熟鸡蛋、饼干、蛋糕、烧鸡、泡菜等食品。摊上的一盒泡菜标价200元朝币、一只烧鸡标价800元朝币。朝鲜一般干部的工资是2000元朝币，局长、教授和高级记者的工资约3000元朝币，退役将军的工资约8000元朝币。见到我们走过来，年轻的女摊贩生硬地念叨几个汉语单词，热情招呼我们购买她的食品。
“朝鲜到底有没有个体户？”望着摊贩那股在国有商店难得一见的热情，我再次问小金。
“朝鲜所有的酒吧、小摊、夜总会都属于国家和集体”，他回答，“集体和政府机关都可以经商办公司。”
“如果我要与你们的公司进行易货贸易，你们最需要的商品是什么？”
“糖、豆油、牛肉、猪肉。”
旁边的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说，80年代，朝鲜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微词。近年来，金正日总书记两次到中国访问，参观了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并研究了世界的变化，承认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去年朝鲜开始经济调整，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一年来，新的思想——挣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家出钱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农贸市场和自由市场。
“过去一年里，朝鲜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工资、物价，废除了布票、粮票，实行了按劳分配，减少了国家配给。在大商店实行租赁柜台，甚至可以租赁国营商店售货员。老百姓的谋生手段多了”，他说。
这位专家指出，朝鲜领导人要求在改革中保持三个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计划经济不变、先军政策不变。
回到宾馆房间，我毫无倦意，打开电视，发现唯一的一个频道正在播放朝鲜自己拍摄的警匪片，画面是两个身着三点式泳衣的亚洲女子在给一个光着身子的黑社会老大推油。原来，这是周末的特别节目。
这时，一位同行的朋友敲门说，宾馆顶层有间夜总会。我们走进夜总会，发现共有内外两间屋，外间是个酒吧，一个小姐站在那里服侍客人，里间是卡拉OK，另一个小姐在陪着一帮客人喝酒、唱歌、跳舞。这里的费用是一个客人50元人民币，不计时间。另外，小姐不收小费。
通向板门店
周五一大早吃过饭，我们驱车赶往位于开城附近的板门店。
开城是朝鲜第一个统一国家高丽的京都，以产高丽参而闻名于世。板门店是位于平壤和汉城之间的一个小村庄。从前，这里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小店铺，为过路行人销售杂货，因此得名。
平壤到板门店距离168公里。两个小时里我们没见到一辆去板门店旅游的车，仅见过几辆满载农民和军人的公共汽车和军用卡车。公路穿行在绿色而平坦的原野里，周围山峦起伏，灌木丛丛。平凹处多为稻田，山坡上种植玉米。偶尔看见行人背着行囊在公路两旁匆匆赶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身背两个面袋、头上还顶着一个盘子。行驶在这样一条空旷、安宁的公路上，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二次，上一次是10年前在蒙古的戈壁上。
从平壤到板门店的路上，至少有4处朝鲜人民军设置的路障，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荷枪实弹的人民军战士对我们乘坐的车一律敬礼并放行通过。
出乎我的意料，接近板门店时看不见碉堡、炮楼、铁丝网和巡逻的人民军战士，反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民在山坡上、田野里割草、拣野菜、打草。不时还看见装满了草的拖拉机从我们旁边驶过。一辆牛车拉着一户农家，慢腾腾沿着公路向北赶路。
进入板门店非军事区，朝方这边的大门口竖立着“自主统一”的巨幅标语牌。金正日手书的“一心团结”四个大字镶嵌在军事分界线朝鲜一方的各个山坡上。
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之外的军事分界线上，看见了以分界线为界线的北南双方的哨所、站岗的朝鲜、美国和韩国士兵。双方士兵近在咫尺，朝鲜士兵笔直地站立着，美国士兵却悠闲地转来转去，双方最多只是互相目视，没有言语交谈。这里跟附近的山林一样，一片寂静，让人感到身心松弛，毫无媒体上宣称的紧张气味。
两个头戴钢盔的韩国士兵看到我们的到来，赶紧举起手中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对我们拍照和录像。
“他们对由北方进入板门店参观的每一位来访者都进行拍照”，陪同我们参观的人民军中校说。
“你如何看待北京的朝核危机六方会谈？”我问中校。
“美国把朝鲜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为什么会出现危机？1957年协议13条第6项明确规定，不能向朝鲜半岛引进各种武器。但是，美国向朝鲜半岛引进了1000多枚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于美国的核活动，要解决朝核问题，必须朝美会谈。我相信，在北京的六方会谈中，朝美一定会直接会谈”，这位英俊的人民军年轻军官说。
“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小金在一旁不平地说，“为什么别人拥有核武器就是无赖国家，而美国拥有核武器就不算无赖国家？”
中国人难忘板门店。1953年彭德怀在这里与美军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板门店一直设有办事处，直到1991年才撤走。我们要求参观板门店抗美救国纪念馆，陪同和中校犹豫了一下，同意我们进去参观。纪念馆里面我们只看到金日成将军指挥朝鲜军民赢得朝鲜战争的许多照片、文件和实物，没有看到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彭德怀的照片和展品。
我们离开板门店返回平壤。在路上，司机打开车上的音响，放出的是一首朝鲜女歌手用朝语演唱的美国歌曲《铃儿响叮当》。
深藏山洞的礼品库
周六早上驱车去妙香山。妙香山距平壤150公里。
妙香山上有金日成国际友谊馆（收藏各国送给金日成将军礼品的山洞）和金正日国际友谊馆（收藏各国送给金正日将军礼品的山洞）。两者均为多层大型朝式建筑，远看似木结构，其实为混凝土建筑。友谊馆的大门为铜铸，仅一扇门就重达4吨。500年树龄的银杏树切开制作了两口大钟竖立在大门两侧。大门两侧有手持冲锋枪的人民军战士守卫。
进门后，穿上鞋套并存行李、相机。馆内禁止拍照，只允许在楼上阳台拍照。
馆内有升降电梯和自动扶梯，富丽堂皇的展厅如迷宫一般。为了保证室内常年恒温控制为20℃，整个展厅没有一扇窗户。
金日成礼品馆有200间展室，收藏178个国家送给他的16万件礼品。金正日礼品馆收藏礼品5万余件。如果每件礼品看一分钟，要花两年才能看完。向导骄傲地说，“这是全世界收藏最多礼品的宝库。”
一幅大大的地图上布满了指示灯，亮灯表明该国送过礼物，颜色则表示礼物来自政要或是民间。许多礼品令人大开眼界，有重达55公斤的巨型象牙、阿拉伯国家的精美地毯、斯大林送的防弹轿车（3层玻璃，车身厚3厘米）、专用列车、蝴蝶翅膀拼贴成的领袖画像、柬埔寨的大银碗（如盆般大）、栩栩如生的非洲狮子标本，更有金日成去世后中共中央赠送的蜡像。宽大的蜡像厅供人们向蜡像鞠躬致敬，金日成蜡像站在林木葱茏的小路上，连地上的草都是真的。展厅灯光是自动控制的，开关在入门口的地毯下，脚一踩灯即亮。
尽管朝鲜半岛南北长期敌对，但是，韩国历届总统，从朴正熙、卢泰愚到金大中都给北方领导人送过礼品，其中包括香水、化妆品、高尔夫球、睡衣、衣柜、家具、沙发、金戒子、床、大屏幕电视、摄像机、电脑、复印机、数码相机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平壤的手机、电脑与网络
高音喇叭传来的进行曲把我从梦中惊醒，嘹亮的歌曲声传进了我的房间。
天还没有亮，从窗户望去，一支支高唱歌曲的队伍正在从四面八方向金日成广场汇聚。从现在到9月9日朝鲜55周年国庆日，每天都有好几万人在广场日夜操练大型团体操。
中午时分，我们被邀请乘坐“平壤一号”游船畅游大同江并在船上吃朝鲜烤肉。朝鲜朋友把游船二层包了下来，一层照常对外开放，供应普通朝鲜游客用餐。
游船并不顺着大同江开行，而是在主体塔下面的江面上转来转去。主体塔对面的岸上，成群结队的市民刚刚结束广场上的操练，正在围坐一起野餐。他们自带塑料饭盒，饭盒里是泡菜、米饭。朝鲜人生性喜爱歌舞，吃完简单的午餐，他们围了许多圈子，在江边载歌载舞，自得其乐。
朝鲜的粮食短缺是世人关注的问题。据联合国开发署估计，朝鲜历史上最高产量为800万吨，人民要吃饱饭需要年产粮500万吨，目前粮食缺口约100万到150万吨。
这些年来，朝鲜陷入了金正日所描绘的“艰难的行军”。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金日成去世、美国制裁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朝鲜经济下滑了50％，能源奇缺，工厂企业开工率只有30％到50％。东欧国家中断了对朝鲜的贸易和援助。为了缓解能源问题，朝鲜要搞核电；而美国拒绝提供重油，又使朝鲜能源减少了15％。
“近年来形势好转，经济停止下滑出现了增长。特别是今年总的情况好于去年，但是，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朝鲜的困境”，平壤的一位外国观察家说。
坐在对面陪我喝酒的小李是平壤一个机关下属公司的总经理。他不时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接听。
“朝鲜可以打手机？”我吃惊地问。朝鲜海关严禁任何人携带手机入境。
“平壤半年前开通了移动电话业务，通话范围在平壤市区40公里范围内，目前有手机用户2万人”，小李说，并展示了他的手机，是中国制造的“厦新”双屏手机。
“但是，平壤的外国人还不可以申请使用手机”，一个朋友私下说。
我们在平壤不仅看见了手机，还在《劳动新闻》看到编辑记者使用手提电脑写稿和发稿。《劳动新闻》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报社大楼在我下榻的宾馆旁边。
走在报社的走廊里，透过敞开的各个编辑室的玻璃隔断，发现一些编辑记者正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写稿。
“每个记者都配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劳动新闻》副总编辑说。
“记者在外地采访如何往回发稿？”
“报社要求记者每个月至少有15天在基层采访，这些记者写完稿子，通过拨号上网（国内局域网），把稿件从当地发回总社”，副总编辑说。
“朝鲜的报纸正在告别笔和纸的时代”，他补充说。
“朝鲜人民不怕美国”
周日一早，我们驱车来到平壤郊区的革命烈士陵园，给金日成主席的弟弟和金正日委员长的母亲献花、致敬。
几天来，朝鲜朋友安排我们走访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与领袖本人和家人有关。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任何介绍金正日委员长妻子儿女的内容，我就此向陪同提了个问题。
“金正日同志反对宣传他个人，他不允许报道其子女”，陪同严肃地说。
在烈士陵园的最前排，我发现有几个人的墓碑和铜像做得更显高大和重要，我好奇地问陪同，“您能把这一排的人名念给我听一下吗？“
“金策、崔光、崔庸健……”
这些人的名字听起来既熟悉，又遥远。他们都是金日成主席生前的战友和同志。研读过抗美援朝那段历史的人，一定熟悉崔光大将的名字。崔庸健更为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记得。1969年，中国国庆20周年大庆，金日成在国庆前夜特派朝鲜国家副主席崔庸健代表他参加中国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崔庸健。
这些墓碑的存在好似击破了我听到的一些传言，一直有传言说，这几员开国元勋后来遭到了整肃，销声匿迹了。
周一上午，在一位美貌的小姐指引下，我们走进锦绣山议事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郑夏哲。郑分管朝鲜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年近古稀，略微发福，但说起话来铿锵有力。
一见面，郑就开门见山说，“90年代是世界大动荡的时代，但朝鲜人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几年朝鲜走过了不平坦的路，经受了内外考验。国际舆论预测说，社会主义的朝鲜不久就要崩溃了。但现实证明，我们坚守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心里。”
“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国当前对朝鲜的压力？”
“朝鲜人民不害怕美国的讹诈。过去抗美救国时期，美国不了解朝鲜人民。
今天，美国仍然不了解朝鲜人民。如果美国对我们采取强硬政策，我们就采取超强硬政策。如果美国冲我们开枪，我们就开炮还击”，他说。
“美国要求我们放弃核武器，这是强盗逻辑，是不会实现的。朝鲜的目标是建设强盛大国，即政治强国、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我们要增强国力，让人人过上幸福生活”，郑说。
但是，郑夏哲承认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会冬眠”，他说。
关于六方会谈，郑夏哲说，“我们不限于会谈形式。重要的是美国不可以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美国的压力不可能带来公正的会谈。会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美国是否有诚意。”
关于如何面对美国对朝鲜发动的舆论攻势和思想攻势，这位老资格的朝鲜意识形态高级干部说，“在当前，我们特别重视反美的阶级教育。对美国的幻想，就等于死亡。”
在平壤和朝鲜各地的大街和建筑物上，经常可以看见醒目的反美宣传画。
“掌握思想，社会主义就胜利，不掌握思想，就失败。新闻战线就是思想战线。中朝在这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说。
为了赢得这场宣传战，朝鲜劳动党中央要求郡一级的领导背着行囊到基层开展宣传运动。“在方法上，要体现抗日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郑夏哲说，“我们党的干部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领袖的伟大、劳动党的伟大，谈美国对朝鲜的压力，讲清楚面临的真实情况，以增强信心。”
在会见结束前，郑夏哲说，“希望记者同志们把好的印象带回去，把不好的印象留下。”
“朝中关系应该是特殊的。不能等视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感情要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他说。据郑夏哲自己透露，他2000年曾访问过中国，在中国有一些私人朋友。
郑夏哲最后跟我探讨了大学的新闻教育问题。“听说你是清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在朝鲜很难得到新闻学教授的称号。写文章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一支枪跟一支笔相比，枪杆子比不过笔杆子。中国75万的记者队伍等于一支750万战士的军队。”
夜里11时，我走进设在宾馆四层的酒吧，幽暗的灯光下，酒吧里有两个朝鲜男人在里屋打台球。我坐在吧台前，向小姐要了一听德国啤酒。我给了她1美元，她找了我1元人民币的零。姑娘打开一旁的录音机，里面一个女声在演唱《阿里郎》。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朝核危机将如何解决？我真想再找个人聊聊。但是，眼前这位笑眯眯地给我斟酒的姑娘是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我只是在内心深处默默地祝福，祝她和她的亲人早日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安宁思米尕”，我用朝鲜语向姑娘道了声晚安。
周六早上驱车去妙香山。妙香山距平壤150公里。
妙香山上有金日成国际友谊馆（收藏各国送给金日成将军礼品的山洞）和金正日国际友谊馆（收藏各国送给金正日将军礼品的山洞）。两者均为多层大型朝式建筑，远看似木结构，其实为混凝土建筑。友谊馆的大门为铜铸，仅一扇门就重达4吨。500年树龄的银杏树切开制作了两口大钟竖立在大门两侧。大门两侧有手持冲锋枪的人民军战士守卫。
进门后，穿上鞋套并存行李、相机。馆内禁止拍照，只允许在楼上阳台拍照。
馆内有升降电梯和自动扶梯，富丽堂皇的展厅如迷宫一般。为了保证室内常年恒温控制为20℃，整个展厅没有一扇窗户。
金日成礼品馆有200间展室，收藏178个国家送给他的16万件礼品。金正日礼品馆收藏礼品5万余件。如果每件礼品看一分钟，要花两年才能看完。向导骄傲地说，“这是全世界收藏最多礼品的宝库。”
一幅大大的地图上布满了指示灯，亮灯表明该国送过礼物，颜色则表示礼物来自政要或是民间。许多礼品令人大开眼界，有重达55公斤的巨型象牙、阿拉伯国家的精美地毯、斯大林送的防弹轿车（3层玻璃，车身厚3厘米）、专用列车、蝴蝶翅膀拼贴成的领袖画像、柬埔寨的大银碗（如盆般大）、栩栩如生的非洲狮子标本，更有金日成去世后中共中央赠送的蜡像。宽大的蜡像厅供人们向蜡像鞠躬致敬，金日成蜡像站在林木葱茏的小路上，连地上的草都是真的。展厅灯光是自动控制的，开关在入门口的地毯下，脚一踩灯即亮。
尽管朝鲜半岛南北长期敌对，但是，韩国历届总统，从朴正熙、卢泰愚到金大中都给北方领导人送过礼品，其中包括香水、化妆品、高尔夫球、睡衣、衣柜、家具、沙发、金戒子、床、大屏幕电视、摄像机、电脑、复印机、数码相机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平壤的手机、电脑与网络
高音喇叭传来的进行曲把我从梦中惊醒，嘹亮的歌曲声传进了我的房间。
天还没有亮，从窗户望去，一支支高唱歌曲的队伍正在从四面八方向金日成广场汇聚。从现在到9月9日朝鲜55周年国庆日，每天都有好几万人在广场日夜操练大型团体操。
中午时分，我们被邀请乘坐“平壤一号”游船畅游大同江并在船上吃朝鲜烤肉。朝鲜朋友把游船二层包了下来，一层照常对外开放，供应普通朝鲜游客用餐。
游船并不顺着大同江开行，而是在主体塔下面的江面上转来转去。主体塔对面的岸上，成群结队的市民刚刚结束广场上的操练，正在围坐一起野餐。他们自带塑料饭盒，饭盒里是泡菜、米饭。朝鲜人生性喜爱歌舞，吃完简单的午餐，他们围了许多圈子，在江边载歌载舞，自得其乐。
朝鲜的粮食短缺是世人关注的问题。据联合国开发署估计，朝鲜历史上最高产量为800万吨，人民要吃饱饭需要年产粮500万吨，目前粮食缺口约100万到150万吨。
这些年来，朝鲜陷入了金正日所描绘的“艰难的行军”。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金日成去世、美国制裁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朝鲜经济下滑了50％，能源奇缺，工厂企业开工率只有30％到50％。东欧国家中断了对朝鲜的贸易和援助。为了缓解能源问题，朝鲜要搞核电；而美国拒绝提供重油，又使朝鲜能源减少了15％。
“近年来形势好转，经济停止下滑出现了增长。特别是今年总的情况好于去年，但是，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朝鲜的困境”，平壤的一位外国观察家说。
坐在对面陪我喝酒的小李是平壤一个机关下属公司的总经理。他不时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接听。
“朝鲜可以打手机？”我吃惊地问。朝鲜海关严禁任何人携带手机入境。
“平壤半年前开通了移动电话业务，通话范围在平壤市区40公里范围内，目前有手机用户2万人”，小李说，并展示了他的手机，是中国制造的“厦新”双屏手机。
“但是，平壤的外国人还不可以申请使用手机”，一个朋友私下说。
我们在平壤不仅看见了手机，还在《劳动新闻》看到编辑记者使用手提电脑写稿和发稿。《劳动新闻》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报社大楼在我下榻的宾馆旁边。
走在报社的走廊里，透过敞开的各个编辑室的玻璃隔断，发现一些编辑记者正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写稿。
“每个记者都配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劳动新闻》副总编辑说。
“记者在外地采访如何往回发稿？”
“报社要求记者每个月至少有15天在基层采访，这些记者写完稿子，通过拨号上网（国内局域网），把稿件从当地发回总社”，副总编辑说。
“朝鲜的报纸正在告别笔和纸的时代”，他补充说。
“朝鲜人民不怕美国”
周日一早，我们驱车来到平壤郊区的革命烈士陵园，给金日成主席的弟弟和金正日委员长的母亲献花、致敬。
几天来，朝鲜朋友安排我们走访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与领袖本人和家人有关。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任何介绍金正日委员长妻子儿女的内容，我就此向陪同提了个问题。
“金正日同志反对宣传他个人，他不允许报道其子女”，陪同严肃地说。
在烈士陵园的最前排，我发现有几个人的墓碑和铜像做得更显高大和重要，我好奇地问陪同，“您能把这一排的人名念给我听一下吗？“
“金策、崔光、崔庸健……”
这些人的名字听起来既熟悉，又遥远。他们都是金日成主席生前的战友和同志。研读过抗美援朝那段历史的人，一定熟悉崔光大将的名字。崔庸健更为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记得。1969年，中国国庆20周年大庆，金日成在国庆前夜特派朝鲜国家副主席崔庸健代表他参加中国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崔庸健。
这些墓碑的存在好似击破了我听到的一些传言，一直有传言说，这几员开国元勋后来遭到了整肃，销声匿迹了。
周一上午，在一位美貌的小姐指引下，我们走进锦绣山议事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郑夏哲。郑分管朝鲜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年近古稀，略微发福，但说起话来铿锵有力。
一见面，郑就开门见山说，“90年代是世界大动荡的时代，但朝鲜人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几年朝鲜走过了不平坦的路，经受了内外考验。国际舆论预测说，社会主义的朝鲜不久就要崩溃了。但现实证明，我们坚守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心里。”
“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国当前对朝鲜的压力？”
“朝鲜人民不害怕美国的讹诈。过去抗美救国时期，美国不了解朝鲜人民。
今天，美国仍然不了解朝鲜人民。如果美国对我们采取强硬政策，我们就采取超强硬政策。如果美国冲我们开枪，我们就开炮还击”，他说。
“美国要求我们放弃核武器，这是强盗逻辑，是不会实现的。朝鲜的目标是建设强盛大国，即政治强国、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我们要增强国力，让人人过上幸福生活”，郑说。
但是，郑夏哲承认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会冬眠”，他说。
关于六方会谈，郑夏哲说，“我们不限于会谈形式。重要的是美国不可以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美国的压力不可能带来公正的会谈。会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美国是否有诚意。”
关于如何面对美国对朝鲜发动的舆论攻势和思想攻势，这位老资格的朝鲜意识形态高级干部说，“在当前，我们特别重视反美的阶级教育。对美国的幻想，就等于死亡。”
在平壤和朝鲜各地的大街和建筑物上，经常可以看见醒目的反美宣传画。
“掌握思想，社会主义就胜利，不掌握思想，就失败。新闻战线就是思想战线。中朝在这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说。
为了赢得这场宣传战，朝鲜劳动党中央要求郡一级的领导背着行囊到基层开展宣传运动。“在方法上，要体现抗日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郑夏哲说，“我们党的干部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领袖的伟大、劳动党的伟大，谈美国对朝鲜的压力，讲清楚面临的真实情况，以增强信心。”
在会见结束前，郑夏哲说，“希望记者同志们把好的印象带回去，把不好的印象留下。”
“朝中关系应该是特殊的。不能等视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感情要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他说。据郑夏哲自己透露，他2000年曾访问过中国，在中国有一些私人朋友。
郑夏哲最后跟我探讨了大学的新闻教育问题。“听说你是清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在朝鲜很难得到新闻学教授的称号。写文章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一支枪跟一支笔相比，枪杆子比不过笔杆子。中国75万的记者队伍等于一支750万战士的军队。”
夜里11时，我走进设在宾馆四层的酒吧，幽暗的灯光下，酒吧里有两个朝鲜男人在里屋打台球。我坐在吧台前，向小姐要了一听德国啤酒。我给了她1美元，她找了我1元人民币的零。姑娘打开一旁的录音机，里面一个女声在演唱《阿里郎》。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朝核危机将如何解决？我真想再找个人聊聊。但是，眼前这位笑眯眯地给我斟酒的姑娘是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我只是在内心深处默默地祝福，祝她和她的亲人早日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安宁思米尕”，我用朝鲜语向姑娘道了声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