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原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談統一戰爭--文武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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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爭史的主流是謀求統一的戰爭。歷代實現統一，以軍事為主導，包括以軍事為後盾的和平統一。成功的統一戰略具共性特徵：一是“以文為種，以武為植”；二是“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三是文武兼用，必要時用兵摧毀敵人抵抗；四是速戰速決，一戰而勝。國家必須統一，否則將蹈古希臘、古波斯的命運。兩岸政治家歷史定位以對統一態度論定。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生存共同體，歷史上生活在我國疆域內、屬於中央統轄下的各民族政權，都是中國內部的地方性政權。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是在統一觀念的主導下實現和維護中華民族大融合、大一統的歷史。自秦統一後的２２００年間，中國統一或基本統一的時間佔２／３以上。歷史上每一次民族對峙、國家分裂之後，最終的結局仍是民族大融合與新的空前大統一國家的出現。中國戰爭史的主流是謀求統一的戰爭。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保持發展上的連續性，為世界所僅見，就在於文化認同與國家統一相輔相成。可以說，國家統一的理念是中華民族的與生俱來的“胎記”，是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與理想追求。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和鮮明個性的偉大民族。幾千年來，不懈地追求統一、自立、自強，是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動力。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時代，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民族，也無論他們有著何種信仰，甚至無論他們遷徙到什麼地方，受過何種磨難，卻始終保持對中華文化和祖國的認同。中國沒有產生過“國教”，沒有英國式的“統一信仰法”，沒有日本式的“神道教”，更沒有伊斯蘭式的政教合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以國家統一、天下太平代替政治信仰、以崇尚真善美代替宗教，因而有著宏大的包容性和很強的凝聚力。在中國戰爭史上沒有發生過外部世界那樣持久而慘烈的宗教戰爭。這應歸之於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國家統一對於中國歷史進步的正面意義乃是毋庸置疑的，它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政治秩序的正常，社會生活的穩定，生產水準的提高，文化建設的繁榮，邊疆開發的擴展，民族關係的和諧，並為賑濟災荒、抵禦外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統一成為了中國歷代統治者中有識之士與廣大民眾的共同願望，“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盛世氣象成為社會政治的理想境界。要完成國家的統一，往往經歷種種坎坷與曲折，付出相當巨大的代價，只有運用高明卓絕的智慧，實施巧妙恰宜的手段，才有可能實現這個偉大的政治理想。在這個過程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規律，這就是軍事鬥爭的開展和經濟文化的融合，乃為歷代實現國家統一的兩條基本途徑，這中間又以軍事鬥爭為主導手段，包括以軍事為後盾的和平統一。一方面做好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全方位的準備，先立於主動優勢的地位，把握住國家統一進程的主宰權；另一方面制定正確可行的統一戰爭方略，以確保實現既定的國家統一的戰略目標。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培育出獨具特色、長領風騷的東方兵學。中國古代軍事文化以尚智貴謀、慎戰節武為特徵。這種建立在戰爭反思基礎上的軍事文化，脫離了廝殺的原始，達到“知兵非好戰”的境界，從而具有哲學智慧的美感。這一文化價值取向，也使得統一戰爭的謀劃者，在構築其戰略方針之時，把握“經武之略，在於貴謀”的原則，力爭不戰而屈人之兵，達到“全勝”之目的。為此，就要全面分析戰略形勢，認真構築戰略方針，恰當確定戰略目標，正確選擇戰略方向，具體規劃戰略步驟，妥善運用戰略手段，等等。大凡成功的統一戰略都具有一般的共性特徵：一是“以文為種，以武為植”，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活動的制約與指導作用，即“凡戰法必本於政勝”，“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二是強調“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注重從宏觀上把握戰略形勢，高屋建瓴、統籌全局、爭取先機。把奪取和掌握戰略主動，營造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戰略環境作為制定與實施統一戰略的出發點。三是在統一戰略實施過程中，堅持文武兼用，剛柔相濟，剿撫結合，既重視政治攻心、招撫服遠，又不放棄強大的武力準備，在必要的情況下，用軍事手段摧毀敵人的抵抗，達到統一的目的。總之，文武兩手雙管齊下，力爭“廣致投降，不假殺戮”。四是在統一戰爭的具體戰役指揮與戰術運用上，強調充分準備、持久待機下的速戰速決；示形動敵，出其不意；輕兵襲擾，重兵突襲，一戰而勝。 在全球化迅猛發展、國際形勢日趨緊張的今天，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國家強大和統一，才能平等參與嚴酷的國際競爭。否則，再古老優秀的文化也難免重蹈古希臘、古波斯的命運。中華民族的歷史比任何個人和群體都偉大，中國的統一事業超越任何個人和群體的利益。當今海峽兩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體在歷史上的最終定位，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以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來論定。中華民族需要萬眾一心以最堅決的態度剷除分裂主義勢力，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作者/李際均中將原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來源：了望新聞週刊)中國戰爭史的主流是謀求統一的戰爭。歷代實現統一，以軍事為主導，包括以軍事為後盾的和平統一。成功的統一戰略具共性特徵：一是“以文為種，以武為植”；二是“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三是文武兼用，必要時用兵摧毀敵人抵抗；四是速戰速決，一戰而勝。國家必須統一，否則將蹈古希臘、古波斯的命運。兩岸政治家歷史定位以對統一態度論定。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生存共同體，歷史上生活在我國疆域內、屬於中央統轄下的各民族政權，都是中國內部的地方性政權。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是在統一觀念的主導下實現和維護中華民族大融合、大一統的歷史。自秦統一後的２２００年間，中國統一或基本統一的時間佔２／３以上。歷史上每一次民族對峙、國家分裂之後，最終的結局仍是民族大融合與新的空前大統一國家的出現。中國戰爭史的主流是謀求統一的戰爭。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保持發展上的連續性，為世界所僅見，就在於文化認同與國家統一相輔相成。可以說，國家統一的理念是中華民族的與生俱來的“胎記”，是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與理想追求。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和鮮明個性的偉大民族。幾千年來，不懈地追求統一、自立、自強，是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動力。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時代，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民族，也無論他們有著何種信仰，甚至無論他們遷徙到什麼地方，受過何種磨難，卻始終保持對中華文化和祖國的認同。中國沒有產生過“國教”，沒有英國式的“統一信仰法”，沒有日本式的“神道教”，更沒有伊斯蘭式的政教合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以國家統一、天下太平代替政治信仰、以崇尚真善美代替宗教，因而有著宏大的包容性和很強的凝聚力。在中國戰爭史上沒有發生過外部世界那樣持久而慘烈的宗教戰爭。這應歸之於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國家統一對於中國歷史進步的正面意義乃是毋庸置疑的，它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政治秩序的正常，社會生活的穩定，生產水準的提高，文化建設的繁榮，邊疆開發的擴展，民族關係的和諧，並為賑濟災荒、抵禦外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統一成為了中國歷代統治者中有識之士與廣大民眾的共同願望，“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盛世氣象成為社會政治的理想境界。要完成國家的統一，往往經歷種種坎坷與曲折，付出相當巨大的代價，只有運用高明卓絕的智慧，實施巧妙恰宜的手段，才有可能實現這個偉大的政治理想。在這個過程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規律，這就是軍事鬥爭的開展和經濟文化的融合，乃為歷代實現國家統一的兩條基本途徑，這中間又以軍事鬥爭為主導手段，包括以軍事為後盾的和平統一。一方面做好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全方位的準備，先立於主動優勢的地位，把握住國家統一進程的主宰權；另一方面制定正確可行的統一戰爭方略，以確保實現既定的國家統一的戰略目標。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培育出獨具特色、長領風騷的東方兵學。中國古代軍事文化以尚智貴謀、慎戰節武為特徵。這種建立在戰爭反思基礎上的軍事文化，脫離了廝殺的原始，達到“知兵非好戰”的境界，從而具有哲學智慧的美感。這一文化價值取向，也使得統一戰爭的謀劃者，在構築其戰略方針之時，把握“經武之略，在於貴謀”的原則，力爭不戰而屈人之兵，達到“全勝”之目的。為此，就要全面分析戰略形勢，認真構築戰略方針，恰當確定戰略目標，正確選擇戰略方向，具體規劃戰略步驟，妥善運用戰略手段，等等。大凡成功的統一戰略都具有一般的共性特徵：一是“以文為種，以武為植”，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活動的制約與指導作用，即“凡戰法必本於政勝”，“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二是強調“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注重從宏觀上把握戰略形勢，高屋建瓴、統籌全局、爭取先機。把奪取和掌握戰略主動，營造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戰略環境作為制定與實施統一戰略的出發點。三是在統一戰略實施過程中，堅持文武兼用，剛柔相濟，剿撫結合，既重視政治攻心、招撫服遠，又不放棄強大的武力準備，在必要的情況下，用軍事手段摧毀敵人的抵抗，達到統一的目的。總之，文武兩手雙管齊下，力爭“廣致投降，不假殺戮”。四是在統一戰爭的具體戰役指揮與戰術運用上，強調充分準備、持久待機下的速戰速決；示形動敵，出其不意；輕兵襲擾，重兵突襲，一戰而勝。 在全球化迅猛發展、國際形勢日趨緊張的今天，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國家強大和統一，才能平等參與嚴酷的國際競爭。否則，再古老優秀的文化也難免重蹈古希臘、古波斯的命運。中華民族的歷史比任何個人和群體都偉大，中國的統一事業超越任何個人和群體的利益。當今海峽兩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體在歷史上的最終定位，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以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來論定。中華民族需要萬眾一心以最堅決的態度剷除分裂主義勢力，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作者/李際均中將原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來源：了望新聞週刊)

他在位的时候不打,下来了倒呼吁打,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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