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和夏

　　《科学》文章作者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吴庆龙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的最新研究推测出，夏朝开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年。这一年代不仅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重大过渡时间吻合，且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时间吻合。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器早期的主要文化，因此研究人员推测，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朝的考古遗迹。

大洪水证据
　　启发研究者们找到这场大洪水遗迹的，是有“东方庞贝”之称的喇家遗址。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因灾害而废弃，在那里曾出土过迄今最早的面条状遗存，且是小米做成的面条。
　　喇家遗址的上游是积石峡和循化盆地。据吴庆龙介绍，2007 年4月，在参加一次野外考察时，他在积石峡和循化盆地中偶然地看到了一套连续分布的湖相沉积。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湖相地层的出现表明黄河在积石峡曾发生严重的堰塞事件，而堰塞湖有可能发生过溃决并与下游喇家遗址的毁灭废弃有关。
　　该研究组发现，在积石峡西段的大拐弯处曾存在一个大型的滑坡坝，由一场强烈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形成。调查表明，该残余坝体的高度超过现在的河流水位240米，并沿着积石峡延伸1300米。根据作者之一、美国普渡大学地质学教授德瑞尔格兰格尔（Darryl E. Granger）的形容，当时堰塞湖坝的高度大概在三峡大坝和胡佛大坝的高度之间。
　　据推测，该堰塞湖完全堵塞了黄河长达6-9个月，最终因湖水漫溢而溃决。研究者认为该灾难性决口的深度达110-135米，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了110-160 亿立方米的湖水，形成了巨大的溃决洪水。
　　关键的是，在堰塞湖下游的黄河两岸，研究者们发现了这场溃决洪水的沉积物， 即一套特殊的碎屑沉积。此外，在下游25公里处的史前喇家遗址中，他们也发现了这场溃决洪水的沉积。
　　通过对采自于溃决洪水沉积中的大量碳屑样品的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研究者们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限定在了公元前2130-1770 之间。通过对同样一场地震中丧生的喇家遗址中的3名儿童遗骸的骨骼样品的碳十四定年，研究者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确定在大约1920 BC，属于齐家文化时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科学家们计算得出的洪峰流量大约为40万立方米每秒，相当于积石峡黄河平均流量的500倍。应该是距今一万年以来，地球上发生的最大的洪水之一。
虽然研究者们没有精确地模拟这场溃决洪水向下游的演进和影响，但近代以来的类似的溃决洪水确实可以向下游传播很远的距离。1967年，一个体积仅为6.4亿立方米的溃决洪水曾沿长江向下游传播了1000公里以上。因此，体积为110-160亿立方米的这场史前溃决应该可以轻易向下游传播2000公里以上。当这场洪水到达黄河下游平原时，很可能造成了天然堤的溃决，从而引发了多年的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从考古资料推测，黄河下游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重大改道时间，积石峡洪水可能是造成这次改道的原因。在新的天然堤-天然河道建立起来前，这种大范围的泛滥会反复地发生。
　　黄河下游平原广泛的洪灾会对那里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者推断这一洪水事件很可能形成了多代人的集体记忆。史记就有“导河积石”（或“道河积石”），意思是大禹在一个叫积石的地方开始疏导黄河。这个地名正好与这场巨大溃决洪水发现的地方——积石峡——具有相同的名字。这是否仅仅是个巧合，还需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澄清。
大禹治水新考
　　研究者们认为，这一发端于积石峡的史前巨大洪水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录的大洪水传说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表明这些传说是基于真实的自然事件。这些发现同时还为夏王朝本身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支持，因为根据中国古代典籍，大禹建立夏王朝与治理洪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发生于公元前1920年左右的积石峡洪水就是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的话，我们就能对夏朝建立的时间有一个新的推测，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吴庆龙说，根据史记的记载，在洪水爆发二十多年之后，大禹因为成功治水而获得了权力，最终建立了夏朝。

　　重要的是，公元前1900年这一年代与二里头文化开始年代（约公元前1900年）吻合，因此，这一发现也支持了二里头文化为夏朝的考古学遗存的观点，也支持二里头遗址为夏朝首都之一的看法。
　　“这次大洪水也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相一致，表明这些重大自然事件和历史政治事件的同时发生，不仅仅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人类对极端自然灾害所做出的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响应，这一响应将不同地方的人群联系了起来。”吴庆龙说。

作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堰塞湖，而且是地震诱发山体崩塌形成的堰塞湖。同时，文中重建了古堰塞坝的高度，以及堰塞湖/滑坡堆积体的范围。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定年法是有误差的，1920BCE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确定的年份，比较随缘。而滑坡我是稍微多了解一些的，毕竟地震诱发滑坡我是写过一个学位论文的。
简单说来，在下切沟谷中，滑坡堆积物在成分和堆积特点上同周围正常的河流堆积物有显著差异。但是反过来，泥石流堆积物/堰塞湖溃决的洪积物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就能分辨出来，尤其是在事件发生了几千年之后的现在。而我最关心的，就是对堆积物的识别。可惜的是，原文中并没有配图，只有一个示意图。
最后说一点对文章结论的个人看法：
其一，事件应该是确有其事，但是具体细节需要进一步的文章进行描述才显清晰。毕竟震后形成一两百米高的堰塞坝，那滑坡体量不仅要非常大，而且沟谷一定要狭窄。这样的话，则可能会形成高速远程滑坡，滑动距离可以达到数公里。这样即便不考虑几千年的环境变化，各种堆积物还是会互相干扰。
其二，该文章的结论无法直接证实夏朝的存在。如上所述，1920 BCE是一个随缘的年份，文中也提到了实际的误差范围。除非考古学者能有更有力的研究结论出来。
其三，我还是等着他们发一些现场图片，起码他们得多弄几个探槽吧……

俞伟超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猜想，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出现了一次降温和洪水过程，导致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而后这一观点逐渐被环境考古学所证实，

以黄河为例，当时人类多选择在河岸附近居住，上游甘青地区多为山间峡谷，盆地狭小，回旋空间不大，洪水一来就会把适宜人类活动的空间全部淹没，带来齐家文化的衰落，甚至农业几乎消失、采集狩猎放牧发展；

下游山东河北地貌多为平原，洪水一来就漫布四野，人们就只能退到被洪水包围的高地上，带来的是山东龙山文化蜕变为较为落后的岳石文化；

中游处于中国二、三阶梯的过渡阶段，人类往往选择山前台地居住（台地从山麓倾斜向河道），洪水能淹没的区域有限，人类回旋的余地较大。

如果我们把洪水看作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洗牌，那么在洪水中淹没面积小的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恢复能力最强，发展空间最大。最终在这一地区形成了最早跨入文明的二里头文化。以上是这次大洪水的背景。当然，除了河流之外，海平面在这一时期上升也需要考虑，洪水+海进导致的排水不畅、以及气候变凉导致稻作农业的效率降低，可能是南方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史记。

什么意思呢？从积石山开始疏通河道，一路疏通到龙门。也就是说积石山附近的黄河是淤塞的，是流不到龙门的，进一步讲，这里出现了堰塞湖。

积石山就在循化，这个历史地理学是有定论的。

所以古夏是个什么东西，面目可能更加清晰的了唷。

我们还是谈一点文献的东西。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禹是黄帝的玄孙，说明了夏朝距离黄帝是很近的。也就是说如果禹立七庙，黄帝应该是被追尊为高祖或者元皇帝的。

我们又知道五帝中的帝喾，也是黄帝的玄孙，这其实就说明，五帝本纪的时代不长。

我们知道汉武帝是刘邦的曾孙，从刘邦到汉武帝是多少年呢？也就是六十多年。

这六十多年其实也就是五帝本纪里的那几个人的活动时间，但上古嘛，老人家活得长，拉长了也就是一百多年。

那么这帮人的活动范围是哪里呢？青海海东，宁夏甘肃的农业区，陕北，关中，山西北部，最远就是赤峰，张家口。

画一下地图就知道，这是北中国的所有地缘高地。

这一片就是最初的夏。

那么这一片地区的考古怎么样呢？嗯，最凶残的当然是石峁和陶寺了。这两个城就是在禹治水前一百年修建的。

这个夏大不大呢，反正石峁是比陶寺要大的。

所以我早就说了，真正靠谱的自然科学家，才是史记和上古传说的主要支持者。因为上古的华夏就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那一套记载方法，你只要唯心，就看不懂。

至于二里头是不是夏朝。。。就跟殷墟是不是商朝一样，你们都不看原文的嘛。夏商时期还是迁徙农业+手工业，迁都及其频繁。真正定居是伟大的周人祖先横空出世后才实现的。

所以这只是某个都城而已。北方那些苍凉的军事大城有没有放弃使用。而且上古至今，祭祀都城和政治都城基本上都是分开的。明清时，祭祀都城是凤阳——南京，沈阳。政治都城才是北京。秦朝是雍城——咸阳。波斯波利斯也只是波斯的祭祀都城而已。

所以商朝之前前四百年挖出一堆大城都很正常。

至于殷商这帮直接从红山窜出来的坏人为啥在文献里不提夏朝，我觉得这个解读是有误区的。

殷商的文献都是宗庙体，是和祖宗鬼神交流的，人家在宗庙难道还谈法统的迁移？你们翻开魏书和清史稿，开篇讲的啥，先祖拓跋力微，拓跋其顿，拓跋什翼犍，传多少代。或者我大清的祖宗们，塔克世，觉昌安，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殷商里的世系是血缘世系，我就问一句，二十四史的血缘世系有不是万世一体的么？就算是从土里蹦出来的汉高祖，也要说自己是赤帝之后，只是历史太长世袭说不清了。

要是还不明白，请大家打开宇宙大将军侯景的传记，在这位大爷称帝时，王伟对他说了啥？

请你把你七代以上的祖宗名字报给我，不然我只好帮你编了，侯辟谷，侯大常，侯微巴。。。。。此处应有掌声。。。

而且从甲骨文看，汤做了特别大的功绩，对吧，但这个特别大的功绩是啥，对祖宗说的语焉不详。

这不就更说明殷商根本不是华夏世界的万世一系了嘛。

所以很明确，殷商代夏是存在的，二里头附近那么多军事祭祀坑，你当是干啥用的？我就不提陶寺直接是被暴民屠城了。

而且最重要的证据还是科学证据，即二里头到殷商早期，中原的铸铜技术是有飞跃的。我估计夏人看到殷商那一堆凶残的斧钺直接吓尿了。

就是那种斧钺上画着大鬼脸的那些玩意儿。

好，最后我们谈一谈为啥周人的记载里有禹。

很简单，周人的世系你翻一下：黄帝——帝喾——后稷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①。姜原出野②，见巨人迹③，心忻然说④，欲践之⑤，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⑥，以为不祥⑦，弃之隘巷⑧，马牛过者皆辟不践⑨；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⑩，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①，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②。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③，自漆、沮度渭，取材用④，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⑤。百姓怀之⑥，多徙而保归焉⑦。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⑧。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看到了没有。

周在宗法上是黄帝嫡传，但是在血统上是帝喾的老婆怀的私生子。后稷要么是帝喾在外面生的，不好意思，让姜源编了个瞎话，要么是姜源自己偷男人生的，编了个瞎话。

见巨人迹③，心忻然说④，欲践之⑤，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然后夏后氏政衰之后怎么样呢？周人自窜于戎狄之间。也就是从农耕变成了游牧。到了公刘才重新开始种地。

所以周人的活动范围就没有进入中原，一直在宁夏，甘肃，陕北，关中北部边缘这一代，是古夏的留守部落。


举个让皇汉不舒服的例子，如果说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中原的夏人是我大清的话，周人这个时候就是留守在东三省的各路通古斯，其实就是这个关系。

所以周人当然记得禹。

因为夏人东出一统天下的起点，就是积石山。禹从这个地方把东亚大陆修了一边，绕了一个大圈，以大工程的方式，在上古时期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对诸夏的组织，而禹一路向东奔向广袤富庶的中原后，周人没动，周人还是在老地方，所以周人就是记得禹而已。

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


一、曙光。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找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4]。例如，徐中舒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分布出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怀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5]。翦伯赞先生也持相似观点，他依据渑池县有夏后皋墓等传说，认为“足证仰韶存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6]”。到了五十年代，对夏文化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学者开始提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如范文澜先生根据龙山文化存在大量黑陶，并且发现有城址，结合文献“夏后氏尚黑”，“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推断龙山文化是夏文化[7]。这些发现都鼓舞了学者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信念。在此情况下，李学勤先生（泰斗啊）指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8]”。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先后两次出版了《殷周考古》油印讲义[9]，在这两本讲义中，编著者认为“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0]”，其中对夏文化是一种存而不证的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以上猜测都是颇有道理的，而对夏文化“存而不证”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的年代，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当时学术界所确定的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而比商文化更早的则是仰韶和龙山文化，至于五十年代早期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则缺少科学研究，并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而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遗址》（夏商周考古的里程碑，没看过的自觉面壁）一文刊发，其中确认了二里冈与殷墟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使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缺越缩越近。然而因为当时对商文化的看法还不甚清楚，例如认识到“（洛达庙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11]”、“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带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冈早期的还要早一些[12]”。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内，寻找夏文化的根基并不稳固，合理的假设亦只能向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方面设想，但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进行的夏文化探索，亦可以算是“黑暗当中的一抹曙光”。

二、黎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夏文化探索进入了黎明时期。首先是中原地区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而促成这一进展的则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它使得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仰韶期、过渡期和龙山期，“在相对最重要的中原地区初步树立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标准，由此便可以把黄河中下游时期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串联起来，排列成彼此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13]”。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曾在1959年首创性地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因而他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据古代传说，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14]”。然而当时徐先生不曾料想，他根据“伊洛竭而夏亡”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会在今后的夏文化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先生在此次调查中颇具价值地提出，“用文化间的同异来做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15]”（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提到探索夏文化必然说徐先生是起点，动脑子想想这句话）。事实证明，徐旭生先生的这一方法在以后的夏文化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得出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至洛达庙类型可能是夏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颇为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的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6]”，和“根据文献上记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的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王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7]”均如此认为。而在此之后，“由于整个60年代考古发掘并不多，且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因此研究仍不够深入，而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则有所改观[18]”。就发掘出的新材料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和陶寺遗址。对此，邹衡先生指出，“（由于）现在讨论夏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主要依据是：一方面，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环；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诸文化分布以及其文化性质已经大致有了眉目（因此讨论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提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的观点。如“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20]”、“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21]”。据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夏文化探索的黎明时期。

三、高潮。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关夏文化的讨论进入高潮。有趣的是，在邹衡先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不久，由于登封八方遗址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也在探索夏文化上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不得不提安金槐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一部分为商文化”的经典论述。他综合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资料，认为夏文化下限应该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其上限则要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22]。1977年，安金槐先生主持了“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23]发掘现场会”，试图在本次会议上提出酝酿已久的“王城冈遗址即禹都阳城”并属于夏文化的观点；而邹衡先生却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且夏文化上限便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论断，对夏文化探索的讨论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白热化。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夏鼐先生说“我们讨论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这个夏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24]”。这次会议大大推进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以往不见的对“夏文化”本身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如“‘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25]”、“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26]”、“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范围内一列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议题[27]”。在这次学术讨论之后，随着邹衡先生的定鼎之作《试论夏文化》的出版，对夏文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种：其一，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期都是夏文化；其三，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其四，主张二里头一到四期是夏文化。实际上，上述四种观点又可以概述为两派：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不能把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分割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另一派则将二里头文化从中断开，分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正如陈旭先生所言，“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确定夏文化时，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即对商汤国都亳的确定。很明显，前者将亳都定为郑州商城，而后者将其定为二里头遗址。虽然这几派仍然争论不休，但寻找夏文化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28]”、“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绝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29]”（嘿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进行夏文化探索的基点落在了商汤亳都上，即是遵循“上下左右法”的逻辑顺序，认为探讨夏文化必须建立在确定商代最早都城亳都的基础上，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望调查法”和“文化比较法”。在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中，对商周考古的定义为“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以前专辟一章讲“二里头文化”，并且声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30]”。对此，有人评论说：“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经呼之欲出[31]”。以上几派在学术上激战正酣之际，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惊了学界。由于文献中所载“尸乡，殷汤所都”，不少人由原来的“西亳”说转到“偃师商城汤都亳说”，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性质似乎越来越明朗。同时，夏鼐先生负责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仍在“商周时代”中的“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而“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32]”，则肯定了偃师商城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似乎跟王国维先生“料想……确实也[33]”有异曲同工之妙。凑巧的是，正当“偃亳说”和“郑亳说”争得焦头烂额之际，198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又为嚣都所在提供了新的证据[34]。至此，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但是对夏文化的上限，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此情况下，“夏商周考古”的称呼也开始出现[35]。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虽然有学者零星提出“陶寺遗存是夏文化[36]”等类似观点，但影响不大，主流依然认为夏文化上限即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了1996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本次工程对夏文化探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得出“一部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是夏”的观点。工程结果认为，“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37]”，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的认识，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李维明老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发文[38]，怀疑这一整体认识。而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晰的认定：“‘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与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39]。”（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一窥中国这一阶段原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此后，由于对新砦期和王城岗遗址的看法不同(比如，王城岗是大禹所都阳城还是羊圈之类)，夏文化探索走出高潮，开始在上限年代的确定上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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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了这么多淡，现在开始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夏朝存在吗？
嘿嘿，你要问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别骂我，且往下看）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花费巨大篇幅讲述前人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这个问题和题主的提问是极其极其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所列举的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
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
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

好的，下面是一点私人的理解，也是重中之重：
私以为，若想用考古学方法找到夏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如果能，怎么对应？（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考古学的“夏文化”和历史学概念中的“夏朝”，能不能是一回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到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文化探索部分的认识。
我在此举两个国内年轻学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答案一：可以对应。
认同这个答案的，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私以为，结合科技测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田野发掘甚至天文学方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实践顶峰，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面学者的名字也能算上是如雷贯耳了，你要强行觉得你比他们都厉害，我也没办法。
不妨以国博的戴向明为例：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39]。

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
嘿嘿，这一派就是没有公开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等诸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普雨兮同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40]

实际上，花了这么多文字，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普雨兮会说“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的原因，顺便为我的公众考古课加几分0 0。。。

另外，私以为“夏朝探索”若想有所飞跃，绝非考古学本身努力就足够的，相应地，我们或许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政治学有所突破。

最后说一句，考古学的特点是“说有易，说无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考古发掘将来会发现什么。所以，国内考古圈基本没人认为“夏朝不存在”，他们只是在更加科学地思考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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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为方便读者查阅，关键部分编者予以加粗处理。
[2]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第135页。《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期。
[5]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6] 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7年。
[8] 李学勤：《今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9] 分别为1954年和1956年。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12]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年第10期。
[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5] 同上。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17]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18]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19]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夏史论丛》，1985年，齐鲁书社。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21]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22] 安金槐：《豫西颖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23] 后来改称为“王城岗遗址”。
[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5] 同上。
[2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9] 同【26】。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1] 许宏：《在“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暨“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
[33] 见【3】。
[34] 陈旭：《商代嚣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5]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商周组等：《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38]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39]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1] 同【3】。

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


一、曙光。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找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4]。例如，徐中舒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分布出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怀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5]。翦伯赞先生也持相似观点，他依据渑池县有夏后皋墓等传说，认为“足证仰韶存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6]”。到了五十年代，对夏文化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学者开始提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如范文澜先生根据龙山文化存在大量黑陶，并且发现有城址，结合文献“夏后氏尚黑”，“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推断龙山文化是夏文化[7]。这些发现都鼓舞了学者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信念。在此情况下，李学勤先生（泰斗啊）指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8]”。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先后两次出版了《殷周考古》油印讲义[9]，在这两本讲义中，编著者认为“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0]”，其中对夏文化是一种存而不证的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以上猜测都是颇有道理的，而对夏文化“存而不证”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的年代，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当时学术界所确定的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而比商文化更早的则是仰韶和龙山文化，至于五十年代早期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则缺少科学研究，并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而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遗址》（夏商周考古的里程碑，没看过的自觉面壁）一文刊发，其中确认了二里冈与殷墟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使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缺越缩越近。然而因为当时对商文化的看法还不甚清楚，例如认识到“（洛达庙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11]”、“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带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冈早期的还要早一些[12]”。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内，寻找夏文化的根基并不稳固，合理的假设亦只能向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方面设想，但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进行的夏文化探索，亦可以算是“黑暗当中的一抹曙光”。

二、黎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夏文化探索进入了黎明时期。首先是中原地区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而促成这一进展的则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它使得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仰韶期、过渡期和龙山期，“在相对最重要的中原地区初步树立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标准，由此便可以把黄河中下游时期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串联起来，排列成彼此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13]”。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曾在1959年首创性地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因而他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据古代传说，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14]”。然而当时徐先生不曾料想，他根据“伊洛竭而夏亡”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会在今后的夏文化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先生在此次调查中颇具价值地提出，“用文化间的同异来做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15]”（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提到探索夏文化必然说徐先生是起点，动脑子想想这句话）。事实证明，徐旭生先生的这一方法在以后的夏文化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得出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至洛达庙类型可能是夏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颇为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的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6]”，和“根据文献上记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的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王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7]”均如此认为。而在此之后，“由于整个60年代考古发掘并不多，且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因此研究仍不够深入，而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则有所改观[18]”。就发掘出的新材料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和陶寺遗址。对此，邹衡先生指出，“（由于）现在讨论夏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主要依据是：一方面，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环；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诸文化分布以及其文化性质已经大致有了眉目（因此讨论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提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的观点。如“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20]”、“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21]”。据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夏文化探索的黎明时期。

三、高潮。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关夏文化的讨论进入高潮。有趣的是，在邹衡先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不久，由于登封八方遗址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也在探索夏文化上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不得不提安金槐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一部分为商文化”的经典论述。他综合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资料，认为夏文化下限应该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其上限则要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22]。1977年，安金槐先生主持了“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23]发掘现场会”，试图在本次会议上提出酝酿已久的“王城冈遗址即禹都阳城”并属于夏文化的观点；而邹衡先生却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且夏文化上限便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论断，对夏文化探索的讨论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白热化。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夏鼐先生说“我们讨论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这个夏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24]”。这次会议大大推进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以往不见的对“夏文化”本身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如“‘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25]”、“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26]”、“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范围内一列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议题[27]”。在这次学术讨论之后，随着邹衡先生的定鼎之作《试论夏文化》的出版，对夏文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种：其一，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期都是夏文化；其三，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其四，主张二里头一到四期是夏文化。实际上，上述四种观点又可以概述为两派：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不能把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分割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另一派则将二里头文化从中断开，分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正如陈旭先生所言，“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确定夏文化时，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即对商汤国都亳的确定。很明显，前者将亳都定为郑州商城，而后者将其定为二里头遗址。虽然这几派仍然争论不休，但寻找夏文化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28]”、“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绝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29]”（嘿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进行夏文化探索的基点落在了商汤亳都上，即是遵循“上下左右法”的逻辑顺序，认为探讨夏文化必须建立在确定商代最早都城亳都的基础上，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望调查法”和“文化比较法”。在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中，对商周考古的定义为“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以前专辟一章讲“二里头文化”，并且声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30]”。对此，有人评论说：“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经呼之欲出[31]”。以上几派在学术上激战正酣之际，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惊了学界。由于文献中所载“尸乡，殷汤所都”，不少人由原来的“西亳”说转到“偃师商城汤都亳说”，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性质似乎越来越明朗。同时，夏鼐先生负责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仍在“商周时代”中的“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而“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32]”，则肯定了偃师商城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似乎跟王国维先生“料想……确实也[33]”有异曲同工之妙。凑巧的是，正当“偃亳说”和“郑亳说”争得焦头烂额之际，198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又为嚣都所在提供了新的证据[34]。至此，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但是对夏文化的上限，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此情况下，“夏商周考古”的称呼也开始出现[35]。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虽然有学者零星提出“陶寺遗存是夏文化[36]”等类似观点，但影响不大，主流依然认为夏文化上限即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了1996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本次工程对夏文化探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得出“一部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是夏”的观点。工程结果认为，“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37]”，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的认识，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李维明老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发文[38]，怀疑这一整体认识。而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晰的认定：“‘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与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39]。”（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一窥中国这一阶段原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此后，由于对新砦期和王城岗遗址的看法不同(比如，王城岗是大禹所都阳城还是羊圈之类)，夏文化探索走出高潮，开始在上限年代的确定上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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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了这么多淡，现在开始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夏朝存在吗？
嘿嘿，你要问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别骂我，且往下看）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花费巨大篇幅讲述前人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这个问题和题主的提问是极其极其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所列举的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
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
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

好的，下面是一点私人的理解，也是重中之重：
私以为，若想用考古学方法找到夏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如果能，怎么对应？（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考古学的“夏文化”和历史学概念中的“夏朝”，能不能是一回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到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文化探索部分的认识。
我在此举两个国内年轻学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答案一：可以对应。
认同这个答案的，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私以为，结合科技测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田野发掘甚至天文学方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实践顶峰，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面学者的名字也能算上是如雷贯耳了，你要强行觉得你比他们都厉害，我也没办法。
不妨以国博的戴向明为例：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39]。

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
嘿嘿，这一派就是没有公开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等诸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普雨兮同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40]

实际上，花了这么多文字，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普雨兮会说“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的原因，顺便为我的公众考古课加几分0 0。。。

另外，私以为“夏朝探索”若想有所飞跃，绝非考古学本身努力就足够的，相应地，我们或许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政治学有所突破。

最后说一句，考古学的特点是“说有易，说无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考古发掘将来会发现什么。所以，国内考古圈基本没人认为“夏朝不存在”，他们只是在更加科学地思考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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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为方便读者查阅，关键部分编者予以加粗处理。
[2]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第135页。《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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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6] 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7年。
[8] 李学勤：《今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9] 分别为1954年和1956年。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12]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年第10期。
[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5] 同上。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17]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18]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19]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夏史论丛》，1985年，齐鲁书社。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21]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22] 安金槐：《豫西颖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23] 后来改称为“王城岗遗址”。
[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5] 同上。
[2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9] 同【26】。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1] 许宏：《在“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暨“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
[33] 见【3】。
[34] 陈旭：《商代嚣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5]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商周组等：《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38]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39]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1] 同【3】。

好长的文章

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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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里头到循化县，直线距离超过了1000公里。真难为了神通广大的古人，在到处是森林野兽沼泽河流的情况下，跋涉千里，居然能准确的找到下游的大洪水的起源，还起了个禹王庙。以黄河长度计，估计就是数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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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知乎里相关问题的答案 不是一个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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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好好读文章吧

看楼主的长文真的很涨姿势。

商甲骨文是祭祀祖先和沟通鬼神的，讲一大堆捏造的自家祖先而不提夏是必然的了。就像满清给明太祖画个歪斜丑脸，自己家庙祭祀一大帮传说中的通古斯野神一样。

古代姓氏很多都带女旁，如姬、姜等，是不是还有母系社会特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