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少一宽是tg骨子里自带的属性，无他，出娘胎就带的，没 ...

铁道兵在深山老林工作的时候多，时间长了，人会变得有些野。有一次接了一批天津新兵，这些城市兵毛病多，干事情多少有些挑肥拣瘦，偏偏还个个做见多识广状，不大好管理。

快到春节的时候连长专挑这些天津兵让他们杀猪，城市兵不会干，请连长做示范。

连长马上就做了，到了猪圈照着猪头就是一枪，当场放翻，然后告诉炊事班把猪心猪肚掏出来，做好了给我下酒。

自此以后，这帮城市兵都老实了，见了连长比见了爹还老实。

但有时候太野了，也会出事。

1972年秋天，在西林吉施工的时候，老侯所在的铁道兵十三团三营就出了一档子大事。

当时老侯管着营部的测量班，一个星期日的夜里，大约十点钟的时候班长来找，说有个战士不见了，一直到熄灯号响也没回来，枪也没了。

这件事老侯最初推测战士可能是去看老乡了，除此之外他没地儿可去。

西林吉就是今天的漠河站，嫩林铁道最初修到古莲，后来出于对苏防御的考虑这一带连续增加了六九一等一系列战备补充工程，铁路也向前延伸，从古莲推进到西林吉，对外把西林吉则改称古莲。

外人没到过这里，可能会认为一切如旧，完全不知道火车站搬过家。至于改称漠河，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吸引旅游才改的。

建国后曾有三次开发大兴安岭工程，第一第二次都因为条件恶劣，准备不足而失败（这个是很少有人说起的），老侯他们这是第三次，结果算是有志者事竟成。

然而，他们施工的时候当地依然十分荒凉，从加格达奇向北都是原始森林，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偶然可以遇见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还往往语言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周围连老百姓都没有，战士外出，最大的可能便是到附近一营、三营的几个连队串老乡去了。串老乡不许留宿，可是偶尔也有喝醉了不得不留下的——连队与连队之间距离也很遥远，一个喝醉的人走回来会有危险的。





既然如此，应该请假嘛。老侯让班长给各连打电话，看这个战士到底去哪儿了。

到十点半左右，班长很紧张地回来了，再次把老侯叫起来，说附近的部队都问了，这个战士都没有去过。

这下子，大家都觉得不对了，第一个反应便是这战士可能携枪叛国了。

西林吉离边境很近，而1969年我国与前苏联发生珍宝岛之战后，双方便一直隔江列阵，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到改革开放后才缓和。

我认识的老知青讲当时形势并不是我们宣传的一边倒，有时在我方境内会突然发现信号弹，对面马上就有回应，弄得大家忙乱一番，结果总是无功而返。

老侯他们也见过这样的信号弹，也是没抓着。实际上当时从东北到新疆，都有这种信号弹的影子，但没抓住过一个放信号弹的特务。
根据找到的发射痕迹推断，这是一种延时自动发射的信号弹，是苏方故意放进来扰乱我方民心军心，制造混乱的（应该说效果不错），后来大家也见怪不怪，不当回事了。

不过，这种信号弹究竟是怎么布设的没有一个老同志能讲清，总不能当时整个北疆边境上都有苏联特务在出出入入还逮不着吧？

看来哪个国家的特工机构都有些自己的小秘密。

这件事当晚就被报到营里、团里。第二天早上，营部全体人员奉命出去寻找，一整天也没有找到，晚上情况被报到铁道部三师师部，师长王树京下令三营全体出动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个失踪士兵的情况也弄清了。他是四川资中县人，1968年入伍，平时表现诚实朴素，性格内向且办事认真负责，失踪前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

失踪当天，他早上还正常值日，有人看到他去河边挑水，此后便消失不见了。其遗留个人物品有些凌乱而自然，和平时一样，似乎主人马上就会回来，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情况。特别是其御寒衣物都没有带，要真是叛逃，总得走上较长时间，要考虑在野外过夜的问题吧。


事两年之后才真相大白。

那是一个在根河的少数民族村子，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喝高兴了有一个老猎人得意地从屋里拿出一支枪炫耀，说你们看看我的枪，你们谁有？能连发，像机关枪。

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多是猎手，对枪爱得不得了。大家都喝高兴了，一起看那支枪，都夸。

但这席上有一个村干部，他觉出不对来了——这枪怎么像是部队上的啊？两年前，部队曾给村里发过协查通知，说解放军某部丢了一支枪（没说人也丢了），枪号多少多少，当时几次查找，没有线索也就没人查了，现在仔细一看，这枪的枪号不就是要协查的那个吗？

就这样他向镇子上报告了，很快这起案件便进入了刑事侦查。

案犯一共两个，一个便是这老猎人，另一个是个年轻一些的猎人，都是这个村子的。

原来，那个战士的确是擅自携枪外出打猎，因为迷途才未能及时回营的。这时，那两个猎人也在这一带打猎，正在附近生火。战士看到火堆便寻了过来，认为找到人便可以脱险了。

战士到达火堆的时候表明了身份，并希望猎人带他找回部队。

几分钟后，那个岁数大的猎人乘其不备，一枪将战士打死。然后，他威胁那个年轻猎人不得泄露，抽出腰刀肢解了那名战士，将其尸体投入一个荒僻的水泡子之中（两年后再去打捞一无所获，推测遗骸已被冲走或遭野兽湖鱼吃掉）。

被捕后他承认：“打死解放军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他手中那支半自动步枪和头上的军帽。
案子最后公判了，由于涉及少数民族政策未判死刑，但那名战士可能叛逃的嫌疑总算洗净。

这件事让官兵们十分惊愕。他们平时和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鄂伦春的朋友关系很好，觉得当地少数民族都是淳朴友好的。打死战士的并不是鄂伦春人，而是另一支也属于“栖林人”的少数民族，老侯他们也没少到他们的“撮罗子”里做客，怎么会这样轻易出现杀人夺枪的事件呢？

事后他们总结，可能与这些少数民族猎人爱枪如命的习俗有关。看来，喜欢什么东西都有个限度，不然，淳朴的人，不见得就不会产生坏心眼。





铁道兵在深山老林工作的时候多，时间长了，人会变得有些野。有一次接了一批天津新兵，这些城市兵毛病多，干事情多少有些挑肥拣瘦，偏偏还个个做见多识广状，不大好管理。

快到春节的时候连长专挑这些天津兵让他们杀猪，城市兵不会干，请连长做示范。

连长马上就做了，到了猪圈照着猪头就是一枪，当场放翻，然后告诉炊事班把猪心猪肚掏出来，做好了给我下酒。

自此以后，这帮城市兵都老实了，见了连长比见了爹还老实。

但有时候太野了，也会出事。

1972年秋天，在西林吉施工的时候，老侯所在的铁道兵十三团三营就出了一档子大事。

当时老侯管着营部的测量班，一个星期日的夜里，大约十点钟的时候班长来找，说有个战士不见了，一直到熄灯号响也没回来，枪也没了。

这件事老侯最初推测战士可能是去看老乡了，除此之外他没地儿可去。

西林吉就是今天的漠河站，嫩林铁道最初修到古莲，后来出于对苏防御的考虑这一带连续增加了六九一等一系列战备补充工程，铁路也向前延伸，从古莲推进到西林吉，对外把西林吉则改称古莲。

外人没到过这里，可能会认为一切如旧，完全不知道火车站搬过家。至于改称漠河，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吸引旅游才改的。

建国后曾有三次开发大兴安岭工程，第一第二次都因为条件恶劣，准备不足而失败（这个是很少有人说起的），老侯他们这是第三次，结果算是有志者事竟成。

然而，他们施工的时候当地依然十分荒凉，从加格达奇向北都是原始森林，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偶然可以遇见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还往往语言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周围连老百姓都没有，战士外出，最大的可能便是到附近一营、三营的几个连队串老乡去了。串老乡不许留宿，可是偶尔也有喝醉了不得不留下的——连队与连队之间距离也很遥远，一个喝醉的人走回来会有危险的。





既然如此，应该请假嘛。老侯让班长给各连打电话，看这个战士到底去哪儿了。

到十点半左右，班长很紧张地回来了，再次把老侯叫起来，说附近的部队都问了，这个战士都没有去过。

这下子，大家都觉得不对了，第一个反应便是这战士可能携枪叛国了。

西林吉离边境很近，而1969年我国与前苏联发生珍宝岛之战后，双方便一直隔江列阵，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到改革开放后才缓和。

我认识的老知青讲当时形势并不是我们宣传的一边倒，有时在我方境内会突然发现信号弹，对面马上就有回应，弄得大家忙乱一番，结果总是无功而返。

老侯他们也见过这样的信号弹，也是没抓着。实际上当时从东北到新疆，都有这种信号弹的影子，但没抓住过一个放信号弹的特务。
根据找到的发射痕迹推断，这是一种延时自动发射的信号弹，是苏方故意放进来扰乱我方民心军心，制造混乱的（应该说效果不错），后来大家也见怪不怪，不当回事了。

不过，这种信号弹究竟是怎么布设的没有一个老同志能讲清，总不能当时整个北疆边境上都有苏联特务在出出入入还逮不着吧？

看来哪个国家的特工机构都有些自己的小秘密。

这件事当晚就被报到营里、团里。第二天早上，营部全体人员奉命出去寻找，一整天也没有找到，晚上情况被报到铁道部三师师部，师长王树京下令三营全体出动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个失踪士兵的情况也弄清了。他是四川资中县人，1968年入伍，平时表现诚实朴素，性格内向且办事认真负责，失踪前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

失踪当天，他早上还正常值日，有人看到他去河边挑水，此后便消失不见了。其遗留个人物品有些凌乱而自然，和平时一样，似乎主人马上就会回来，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情况。特别是其御寒衣物都没有带，要真是叛逃，总得走上较长时间，要考虑在野外过夜的问题吧。


事两年之后才真相大白。

那是一个在根河的少数民族村子，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喝高兴了有一个老猎人得意地从屋里拿出一支枪炫耀，说你们看看我的枪，你们谁有？能连发，像机关枪。

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多是猎手，对枪爱得不得了。大家都喝高兴了，一起看那支枪，都夸。

但这席上有一个村干部，他觉出不对来了——这枪怎么像是部队上的啊？两年前，部队曾给村里发过协查通知，说解放军某部丢了一支枪（没说人也丢了），枪号多少多少，当时几次查找，没有线索也就没人查了，现在仔细一看，这枪的枪号不就是要协查的那个吗？

就这样他向镇子上报告了，很快这起案件便进入了刑事侦查。

案犯一共两个，一个便是这老猎人，另一个是个年轻一些的猎人，都是这个村子的。

原来，那个战士的确是擅自携枪外出打猎，因为迷途才未能及时回营的。这时，那两个猎人也在这一带打猎，正在附近生火。战士看到火堆便寻了过来，认为找到人便可以脱险了。

战士到达火堆的时候表明了身份，并希望猎人带他找回部队。

几分钟后，那个岁数大的猎人乘其不备，一枪将战士打死。然后，他威胁那个年轻猎人不得泄露，抽出腰刀肢解了那名战士，将其尸体投入一个荒僻的水泡子之中（两年后再去打捞一无所获，推测遗骸已被冲走或遭野兽湖鱼吃掉）。

被捕后他承认：“打死解放军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他手中那支半自动步枪和头上的军帽。
案子最后公判了，由于涉及少数民族政策未判死刑，但那名战士可能叛逃的嫌疑总算洗净。

这件事让官兵们十分惊愕。他们平时和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鄂伦春的朋友关系很好，觉得当地少数民族都是淳朴友好的。打死战士的并不是鄂伦春人，而是另一支也属于“栖林人”的少数民族，老侯他们也没少到他们的“撮罗子”里做客，怎么会这样轻易出现杀人夺枪的事件呢？

事后他们总结，可能与这些少数民族猎人爱枪如命的习俗有关。看来，喜欢什么东西都有个限度，不然，淳朴的人，不见得就不会产生坏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