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谭余保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指1934年秋至1937年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彭真同志曾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三件“最苦的事情”：一是红军长征，二是东北抗联，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彭真此言，极为精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将以它独有的光辉，永远闪耀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当时，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有人动摇了，有的人甚至叛变了革命，但多数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精神，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的谭余保同志，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现撷取其事迹的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洮水乡人，1899年出生，读过几年私塾。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上井冈山，随即被派回茶陵做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解放后，他担任过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南局监察组组长、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1980年，谭余保在北京病逝。
 　
 　 生死存亡，棋盘山会议挽救了湘赣苏区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和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明辉等继续坚持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整个湘赣省苏区只留下5个独立团约3000余人，装备也很落后。国民党当局趁主力红军撤退之机，纠集5个师的兵力，对湘赣苏区成包围之势，妄图一口吞掉湘赣红军。陈洪时、谭余保率部跳出重围，进入安福县境的武功山区。但是，敌人一直穷追不舍，采用“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935年2月，彭辉明在武功山双园坪战斗中牺牲。几个月下来，部队减员甚多，只剩下800余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已损坏，湘赣省与红六军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就在红军游击队处处受挫的生死存亡关头，省委书记陈洪时却叛变投敌了。从湘南边界回来的谭余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呆了，半晌，才咬着牙根骂了一句：“娘那么皮，真是可耻！”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湘赣省的“三巨头”就剩下谭余保一个人了。在国民党报纸“武功山共匪基本剿清”的叫嚣声中，谭余保带着身边的几个干部战士，跳出重围，神不知鬼不觉进入莲花县的棋盘山区。他们分散行动，四处联络，寻找失散的同志。几经辗转，很快就找到了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三团政委刘培善和莲安萍中心县委书记朱水生等100余人。
　　7月下旬，谭余保在棋盘山丝瓜塘召开了有40余人参加的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批判了陈洪时等人叛变投敌的可耻行径，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制定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研究了行动方案和工作任务。
　　面对极其险恶的斗争局面，谭余保挺身而出，勇挑重任，擎起了湘赣边革命斗争的大旗。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原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组成了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刘培善、段焕竞、王用济、谭汤池、颜福华为常委的湘赣临时省委。同时还成立了湘赣军政委员会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主席，曾开福任司令员（曾开福叛变后，谭余保兼司令）。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虽然整个游击队只剩200余人，但通过开展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战斗力也更加强了。为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谭余保将原游击队建制改编成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坚持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余地，采用隐蔽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斗争。谭余保幽默地解释说：“敌人来得多，我在茅山坐，敌人来得少，我就跟他搞，以后打仗就这种打法。”
　　湘赣省委和湘赣游击队，在谭余保的领导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安宜萍、茶攸莲几个中心县委也恢复了党的组织。游击队经过整编，更加灵活机动，在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昼伏夜击，摧毁车田、南庙、严台等国民党守军的碉堡11个，打垮吉安县油田区一个保安中队，杀了永新县浬田区长漆伯昂，在安福县洲湖镇击毙了下乡巡视“剿匪”的国民党县长朱孟珍，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江西民国日报》描述说：“千余共匪，袭击安福，县长殉难……”

　　出人意料，疾恶如仇的谭余保和“肥羊”成了朋友
　　1935年下半年，湘赣边游击队发展到近300人。时入冬季，游击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谭余保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去茶陵老家吊一只“肥羊”。
　　这只“肥羊”名叫周季勋，茶陵八团乡人，15岁就考中了秀才。此人仪表不俗，口才很好，为人耿直，血气方刚，在地方反贪官、赶县长的行动中敢说敢为，连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很欣赏他，还任命他为茶陵县税政局长。
　　但是，周季勋并不迷恋官场，不久就弃政从商，后又在家乡开办钨矿、铁厂和电灯公司，成了茶陵的首富。大革命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当上了茶陵县挨户团团长，专门与共产党和红军作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成了他的政敌。较量了好一阵子，他觉得这些造反不怕死的谭余保们不好对付，就辞去了挨户团长职务，躲进了长沙城。
　　前些日子，江西、湖南一些报纸相继登出了“湘东赣西残匪剿除已尽，湘赣边境安宁”的报道，因而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绅陆续回乡。谭余保分析，周季勋家乡有这么多的产业，又临近春节，他一定会回来看看的，于是派出特务员谭冬崽前往侦察。
　　果然不出所料，周季勋回老家过年了。不过他极少露面，带着野老婆梁凤娇住在龙头铁厂。这龙头铁厂地处湘赣交界的山区，离武功山不远，附近又没有多少人烟，有利于游击队活动。谭余保接到情报，立即派出副司令曾开福带领一班人马前去袭击，并反复交待，一定要捉活的。半夜过后，游击队员在谭冬崽等人的接应下，进入厂内，解决了卫队武装，冲进小洋楼，把正在温柔乡中腾云驾雾的周季勋赤条条地从热被窝里拖了出来，用被子裹着，绑在一把竹睡椅上，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抬上了武功山。
　　此次出击，兵不血刃，吊到一只“肥羊”。当肃反委员颜福华对他进行审讯时，周季勋却不配合：“要杀就杀，何必多言，落到了你们土匪手里，不可能有命回去。”人称“红色煞星”的谭余保，此时却显现出少有的耐心，他亲自为周季勋松绑：“周先生，久仰了，你放心，我们绝不会杀你，借此机会还要与你交朋友呢。”
　　谭余保把周季勋单独引进寮棚，谈了一些“贵我”之间的政见后，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请先生给我们帮帮忙。”
　　“好说，只要在下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我们要借大洋一万块。不，是借一万块大洋的东西。”谭余保说。
　　周季勋听到这个数字，心里发颤，但又不敢讨价还价，只好硬撑说：“鄙人全力相助，但你得让我回去筹措呀。”
　　“对不起，那还得委屈你几天，你写信回去叫家人筹措，你交货，我放人，决不食言。”
　　周季勋按照谭余保的吩咐，给在茶陵县政府当官的大儿子周灿先写了一封信，叫他赶快筹办短枪100支，子弹1万发，还有食盐、西药、电池、绒衣、跑鞋、油布等物品如期送上山来，以赎老父性命。
　　周季勋被“吊羊”，一家人心急如焚。如今接到父亲书信，看到了生还希望，自然加紧筹办。他们按照游击队规定的办法，把一批批物资送到了莲花、安福交界处的秘密山头。但是，枪枝弹药还没有着落，周灿先只好亲赴江西上饶，向岳父尹耀南求援。
　　尹耀南是国民党中将军长，时驻防上饶。面对此事，尹耀南也颇感棘手。但是，亲家蒙难，情势危急，不好坐视不管。思索之际，只好请驻长沙的六十二师师长陶广想办法。他在信中说：“为湘赣边界剿匪，速通融马牌、枪牌短枪各50支，子弹1万发，另日由我军调拨归还。”
　　陶广接到书信，同样感到为难。虽说是剿匪之用，私下调拨枪支弹药乃违犯军令，弄不好有杀头之祸。但是，尹军长是自己的老上司，如今当了师长，也是蒙他提携。知恩不报，是为人乎？正犹豫之际，周灿先赶忙塞过几根金条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来日还当重谢！”
　　第二天，周灿先成了全身戎装的少校军官，带着司机和卫兵，将一批贴着“剿匪物资”的木箱从长沙运到了茶陵。
　　枪枝弹药交割清楚了，谭余保也放人了，他对周季勋说：“周先生，你为革命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们不会忘记，后会有期。”
　　不料，此事被茶陵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谭省吾发觉，谭与周季勋早先为争钨矿之事有隙，如今抓到周氏把柄，准备先敲一笔，再报上峰。周季勋感到大事不好，立即派人与谭余保取得联系，经商量研究，设下了应对计策。
　　周季勋以愿意破财为由，请谭省吾去现场调查矿脉，划定矿山给他，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立即将其抓获，然后用以枪换命为条件，逼其写下字据。不久，湖南省政府军法处以“军火济匪”罪名将谭省吾缉拿归案，打下大狱。
　　1949年12月，谭余保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回茶陵老家视察时，念及周季勋，当得知周已被乡农会关押准备镇压时，谭余保请茶陵县委、县政府组织出面，向农会群众讲清他的功过是非，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将其释放，户口迁入县城，以民主人士相待，给予生活出路。周季勋直到1957年才病故。

    娇仔被反革命“收买”了，他掀翻了桌子，大发雷霆
　　1930年春，谭余保的父亲、妻子及二女儿晚娇、儿子狗牯在逃难途中被敌人打死，只有6岁的大女儿娇仔命大，被难民救出，后来谭余保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谭余保既要指挥战斗，又要管孩子，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确实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年幼的孩子很懂事，父亲开会研究工作，她就在一旁读书写字，平时行军转移，她就跟在爸爸身边，碰到紧急情况，就由战士们轮流背着。娇仔小小年纪就和大人们一起过着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有一段时间，谭余保去湘南活动，游击队女战士易湘苏便成了她的临时监护人。
　　1936年8月某日凌晨，大地一片漆黑。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被引进山来，袭击游击队临时驻地。谭余保领着战士一边反击，一边撤退，警卫员谭冬崽左手牵着娇仔，右手握着驳壳枪跟在身边保护着谭余保父女，当行进到一条山冲时，谭冬崽摔了一跤，娇仔也跌进了深渊……
　　也许是娇仔命大，她顺着山槽滚下数丈深，落在了芦苇丛中，人丝毫无损。聪明的娇仔没有喊叫，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没有人声枪声了，她才慢慢地顺着山冲往外走。走啊走啊，她又怕又饿，感到极度的疲乏，迷迷糊糊便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捉蛇的山民家中。一对慈祥的老人给她喝水吃饭，洗澡梳头，老人见她怪可怜的，就把她一直留在了家里。
　　几天后，攸县清乡队发现了谭娇仔，他们知道老汉没有儿孙，觉得可疑，就把她带到了镇公所，并打电话报告了攸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洪宗杨。
　　洪宗扬毕业于国民党第二军官学校，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五师方维夏部任过连长，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攸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长。1927年被捕，后经攸县一批绅士联名具保出狱，摇身一变，成了如今这个角色。
　　洪宗扬对这个女孩似乎很感兴趣，亲自来到镇里。他知道谭余保身边有个女儿，于是他找了个“反水”分子确认了她的身份。不知他要扣留她作为人质还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没有加害谭娇仔，反而说：“这么大的孩子捆她干什么，放了，我带回去调查处理。”
　　洪宗杨把娇仔带到了乡下老家，交给父亲洪首魁照看。年过七旬的洪首魁，盼孙心切，一见这聪明标致的娇仔，高兴得不得了，要娇仔喊他爷爷，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将其改名为洪木兰，送进小学读书。
　　谭余保失去了女儿，心情十分沉重。战斗结束后，派谭冬崽等到边界找了好几回，未曾找着，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娇仔落到了敌人手里。
　　游击队下山来到垄上整训时，地方当局和游击队的冲突也基本平息了。这时，谭余保便安排谭冬崽赴攸县接回娇仔，谁知洪首魁也跟着来了。谭余保一见很不高兴，立即拿出一百块光洋给娇仔说：“去，交给洪爷爷，谢谢他对你的收养，你跟我去抗日。”
　　谁知洪首魁不仅不接钱，反而央求谭余保说：“谭主席，我不要钱，我要人，木兰被我带亲了，离不开她。再说，她才13岁呀，怎么去抗日？还是给我留下吧。”
　　谭余保不理睬洪首魁，铁青着脸问女儿：“娇仔你说，你跟谁呀？”娇仔见父亲那严厉的样子，吓得不敢说话。
　　谭余保紧逼着问了几次，娇仔就是不开口，只是流眼泪。火暴脾气的谭余保一巴掌打了过去，骂道：“娘那么皮，我知道，你已经被反革命收买了。”
　　谭余保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一手把桌子也掀翻。这时，项英和张铚秀听到吵闹声闯了进来，一问原由，项英便批评他说：“老谭，你怎么这样耍蛮呢？娇仔还是个孩子，懂得什么？再说人家救了你的人，也是件好事嘛，让她长大一些再来接她也可以嘛！”
    差点误杀陈毅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队伍分散在各地，交通和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闭塞，改编的过程是曲折的。
　　1937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梅山霎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三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几天后，他们搞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又过了几天，他们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中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其中谈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
　　项英和陈毅思想豁然开朗。当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和几名县长提出欢迎他们下山谈判时，他们决定由陈毅去赣州同国民党当局接洽。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但是，刘培善等人虽然听说过陈毅，都没见过他。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便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谭余保说："你这个叛徒，你讲毛泽东同志同蒋介石合作呀？就是马克思来讲，我也不相信！"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颜福华（湘赣边区肃反委员会主任）叫人拿来绳索将陈毅捆了个结实，吊在茅棚的柱子上。
    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听到这些，被捆在一旁的陈毅急得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谭余保从里间走了出来，听陈毅讲现在形势变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火冒三丈：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就是叛徒。”说着就用铜烟管敲打陈毅的头部。陈毅叫道： “你有本事就讲道理，把人吊着打算什么英雄?”颜福华拔出枪嚷道： “对你们这号人，不但要打，还要杀!”陈毅正言道： “你们不信，可下山看看，去找叶剑英和项英。”谭余保考虑再三，他阻止了颜福华的鲁莽举动。
    第二天，谭余保组织对陈毅进行公审。在一片树林里，当着全体游击队员的面，陈毅在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只见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按陈毅提供的地址，在吉安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并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看到这些文件，谭余保的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谭余保一面给陈毅松绑，一边满含热泪地说道：“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四天三夜，你也把我吊四天三夜赎罪吧！” 陈毅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而后拍着自己的胸脯笑道：“我这个人，还是个好同志嘛。谭主席，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做得对嘛。”
   一场险些误杀了陈毅，从而影响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前途的误会，终于冰释了。这天晚上，临时省委召开会议，谭余保首先在会上就对待陈毅的情况作了深刻检讨。陈毅在棋盘山历经了一次杀身之险，终于找到了湘赣边游击队，然后把这支380余人的队伍带出大山，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二营，开赴抗日前线。
   后来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说：“政治很强，粗中有细”。
 
   三县谈判之后，谭余保在攸县完婚，继而奔赴延安
　　国共和谈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湘赣边300余名游击队员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谭余保等80余名官兵仍留下坚持在湘赣边，以便将来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兼新四军司令部参议。
　　不久，南京沦陷，九江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安抚南方，稳定局势，重庆方面特电令南方各省，要加紧搞好与共产党的合作。地处武功山周边的莲花县和湖南的茶陵、攸县相继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下山谈判，以求区域和解。
　　中南局书记项英亲自来到武功山，不仅批准谭余保去谈判，还鼓励他要主动开门工作，以利两党团结，共同抗日。第三天，谭余保换上新四军军服，在项英亲自带领下来到莲花县，与该县县长朱维汉商谈游击队整编时的活动范围和军饷供给，游击队与保安团队如何脱离接触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问题。
　　谈判比较顺利。协议签订后，朱维汉设宴招待项英、谭余保一行，他显得特别热情，频频给项英、谭余保敬酒夹菜。不料，这朱县长不胜酒力，几杯下肚，舌头就短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谭先生，有人传说你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好不厉害，今日有幸相见，先生却是风度雅致，情理通达，完全是讹传啊！”
　　谭余保感到话不是味道，本想发作，可在这个场合，又有项英在此，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青着脸不做声。此时，一盘扣肉上桌了，朱维汉又信口雌黄：“谭先生，多吃点，你们在山上当土匪是难得吃到的。”
　　“嘭！”谭余保怒不可遏，一拳击在桌子上，指着朱维汉的鼻子骂道：“娘那么皮，哪个是土匪？你今天不说清楚就不放过你！”
　　朱维汉吓得两眼发呆，冷汗直冒，任凭谭余保怒骂，他只是耷拉着脑袋不做声。
　　项英对朱维汉警告一阵后，便对谭余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静一点。谭余保并不理睬项英，仍然指着朱维汉说：“签了字的东西我认账，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枪眼是不认人的。”说完气咻咻地离席而去。
　　几天之后，谭余保带着警卫员，在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谈判。谭余保在莲花“罢宴”的消息早已传到了茶陵，茶陵县长陈文彬不敢怠慢，亲率党政官员来到车站迎接。谭余保是茶陵人，这个曾被悬赏万元要捉拿的“土匪头子”返乡，看热闹的人把茶陵街头挤得水泄不通。
　　从谈判桌到招待席，陈文彬接受朱维汉的教训，他不提过去，不谈恩怨，言词“干净”，不乏溢美。还老说茶陵谭姓风水好，出过大名鼎鼎的谭延闿，如今又有谭先生这一辈，弄得谭余保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心里暗骂道：这家伙好滑头。
　　过了好一阵，谭余保说话了：“诸位，过去你们把我当‘匪’，今天你们把我当客，这当然是国共合作的结果。陈县长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谢。但是，至今还有我们一些同志关在你们的大牢里，陈县长如果真有诚意，何不当即放人。”
　　“那当然。”谭余保这一“军”，“将”得陈文彬措手不及。为了执行协议，做出姿态，陈文彬立即吩咐警察局将女游击队员冯秋姑放了出来。
　　茶陵谈判，谭余保是比较满意的，临别时他握着陈文彬的手说：“陈县长，但愿我们为抗日救国共同尽力。”
　　谭余保还没有离开茶陵，攸县县长成道奥便派出攸县国民军副总队长、谭余保的本家谭砚华专程来茶陵迎接。但在宴会上，他居然把攸县铲共义勇队队长、谭余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阳也请来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尴尬。
　　成道奥是个脑瓜子很灵、颇能应付场面的人物，一见谭余保那副脸色，赶忙举着酒杯站起来说：“诸位，国共合作了，本县铲共义勇队早已撤销，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党政府通知，将调往抗日前线任职。如今，谭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军人，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抗日干一杯！”
　　谭余保听到这样说，心绪稍为好了一些，在一阵阵的敬酒声中举起了酒杯。宴会后，洪忠阳还邀请他去做客，顺便看望了女儿。
　　三县谈判回来，谭余保深有感触地说：“与他们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们谈判应酬，他们又精又刁，得多长个心眼。”
　　1938年秋，经毛泽东提议，谭余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九龙山。一见谭余保，曾山就开门见山地说：“老谭，我今天来此有两大任务，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其二，你和易湘苏同志好了这些年，也向组织提过要求，由于战争原因，拖了这么久，如今水到渠成，你们今晚就结婚吧，我来当证婚人，至于手续可以到延安去补办。”
　　1938年9月8日晚，谭余保与易湘苏在攸县一家小客栈里举行了婚礼。几碗泡茶、几包香烟，连警卫员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茶话会。曾山宣布说：“我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批准谭余保、易湘苏同志结为夫妻，同时还批准易湘苏及周胜武、陈斌两名警卫员随谭余保同志后天一起赴延安！”小客栈顿时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两天后，谭余保、易湘苏一行数人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严惩叛徒曾开福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丝毫不念旧“情”，以嫉恶如仇的立场，当面怒斥找他求情的叛徒曾开福，并下令将其逮捕，使之伏法。
   1949年12月的一天，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正在办公室，忽有警卫员进来报告，说外面有个叫曾开福的人求见。
   谭余保有些惊讶地“哦”了一声，随即把手往后一挥，轻声地说：“来吧。”不一会的工夫，警卫员将曾开福带进办公室。曾开福一身农民装束，皮肤粗黑。
   他面对谭余保诚惶诚恐,连头也不敢抬，双膝扑通跪地，低声地哀求说：“谭主席，我对不起你，我有罪！看在过去的份上，你要救我呀！” 
    谭余保目放怒焰，上下打量着跪在地上的曾开福，听他说完话，更是怒火中烧，右手握拳在桌上擂了一下，松开咬得紧紧的牙骨床，声量不高却是凌厉地斥道：“你还好意思说过去?你这个败类，有脸面来见我！警卫班，马上把他抓起来！” 
    曾开福如雷击顶，身子颓然地瘫软下去。谭余保见了那情状，立即起身，对警卫员下令：“还不把他拖走，抓到公安局去！” 
    谭余保为何见到曾开福心生厌恶，待听了对方的话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抓起来?曾开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谭老怕我们不详内情，又侃侃而谈地介绍开了。
    曾开福，茶陵县江口村人，与谭余保是同乡。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开福在家乡参加了赤卫队，后来转到茶陵县游击队，担任排长。1931年，曾开福所在的湘赣边界独立红军第九营编入红八军。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进行长征后，曾开福担任了留守湘赣边的独立红军第五团团长。1935年6月，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谭余保在莲花县棋盘山召开会议，组建临时湘赣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在这次会议上，曾开福当选为省委常委,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成为仅次于谭余保的第二号人物。客观地说，曾开福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军事上也很有一套，善于带兵打仗，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也能够亲自上阵。但他的大毛病是喜好女色，犯过几次生活作风上的错误，受到党纪处分。谭余保曾为此事多次严厉批评过他。
    从1935年6月起，进攻湘赣边的敌军多达4个师，红军游击队通常是分散在武功山、棋盘山、九陇山等地活动。1937年春初，曾开福带着教导队进入安福县的七都山打游击。离开了谭余保的节制，曾开福旧态复萌，一头栽进敌人精心安排的美人计当中。
    大叛徒陈洪时清楚曾开福的“嗜好”，于是向江西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危宿钟献计，提出用美色来诱降曾开福。这一计划得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熊式辉的批准，并协调特工处派出了一名叫凌燕的女特工来到安福县，由县长曹厢征安排在凤子岗小学教书。凌燕拿着县教育科的公函交给李校长，操着一口“京腔”自我介绍说：“我叫凌燕，今年22岁，因父母逼婚，逃到吉安投亲未果，流落到了安福，幸蒙曹县长怜悯，安排到贵校任教，请校长多多关照。”凌燕长相清丽，衣着朴素，举止言行大方得体，对教学工作也相当投入。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只要有机会就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凌燕还公开教高年级学生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进步歌曲。总之，她的影响在当地越来越大。连红军教导队的官兵和曾开福都知道,在凤子岗小学有这么一位才貌俱佳的进步女青年。这年的4月2日，安福县保安团派出4名团丁来到凤子岗小学，以“拥共”“通共”的罪名捉拿凌燕，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当团丁把五花大绑的凌燕押下山时，中了曾开福设下的埋伏，4名团丁俱被击毙，凌燕得救了，被送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曾开福见到凌燕之后，不禁惊叹世上竟有如此妩媚动人的绝色女子，一下子就被摄去了魂魄。他布置给凌燕安排了单独的住处，说为了有利于“养伤”，并给以物质生活上的优待，还借口“关心”进步青年，每天都来看望，与之聊谈，简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凌燕以她的女性魅力，很快地把惯于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曾开福“俘虏”了。时日稍久，曾开福与凌燕经常泡在一起的淫合之举，被教导队的官兵所察觉，有两个队员逃离驻地前往武功山，向谭余保报告这一情况。谭余保听说曾开福与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女子混在一起，担心他中了敌人的奸计，立即派出4名战士赶往七都山，要把凌燕带来审查。一向机警的曾开福发现少了两名队员，预感大事不好,把情况告诉凌燕。此时的女特工露出真实面目，要曾开福一分钟也不可耽误，立时下山出逃。曾开福再不考虑什么，收拾了游击队的主要文件，拉着凌燕从营地后面出去，躲过游击队的岗哨，又乘着夜色翻山越岭，翌日上午来到安福县车田联保处，报出身份做了可耻的叛徒。当晚，这对苟合男女被送到安福城，县长曹厢征与保安团团长连夜听取曾开福对湘赣边游击队及省委机关的“供报”。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兵分数路，同时向武功山、七都山等地的游击队发动“抄剿”。临时省委及时作出应急措施，调整了游击队司令部的班子，布置省委机关转移到了莲花境内的棋盘山一带，使敌人的行动每每扑空。可是，由于曾开福熟知游击队的活动套路，敌人按照他的“献计”进行“搜剿”，特别是他供出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以及那些“白皮红心”的保长，确实给游击队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也造成了不小损失。两个多月过去，敌人的频繁“剿击”不再奏效，曾开福的“献计”也屡失作用。那个过去与他“如胶似漆”的凌燕，眼见被自己拉过来的游击队司令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便离开他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相隔不到半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致团结抗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开到莲花棋盘山集中整训，然后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在敌人阵营里摇尾乞怜的叛徒曾开福，被人看成是见了就恶心的癞蛤蟆，无人理睬。尝够了叛徒滋味的曾开福无处安身,也没有脸面回到茶陵老家，只得来到湖南浏阳大瑶乡的一座山窝里开荒种田，藏身度日。
   湖南和平解放后几个月，曾开福自知罪孽深重，终究难逃人民的惩罚，心内惶恐不安。他打听到谭余保做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想到自己与谭过去的深厚情谊，竟异想天开地厚着脸皮来找谭余保求饶，期盼谭能够念及旧情，替他说话，以躲过人民的严惩。
   客观地说，谭余保与曾开福确实有着一段同生共死的战斗情谊。曾经担任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湘赣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的曾开福，的确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也多次带领部队保护临时省级机关的安全。谭余保与他常常或同睡在一座崖洞中，或露宿在一棵大树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谭余保感到曾开福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主要助手。穷途末路的曾开福思忖过去，感到自己只有这么一线生机了。可是没有料到这一企望就像白日做梦那样落了空。一向嫉恶如仇的谭余保，在看见了很长时间不知下落的大叛徒后，登时怒火中烧，丝毫不念旧“情”，当场下令警卫员将其移交公安机关审判。
    谭余保作为证人出席了庭审，指控了曾开福投敌后为虎作伥，带领敌人进攻游击队的罪行，以及曾开福在攸县期间几次给他写劝降信的情形。 面对昔日的得力助手、又有着一段生死与共的患难之情的叛徒，谭余保的立场是坚定的，他在法庭上毫不隐讳地说，像这样危害过革命的大叛徒，理应受到人民的严惩。
   
    谭余保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想看完之后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前仆后继、以弱胜强，靠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这样无比忠诚的领导干部......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指1934年秋至1937年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中国南方八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彭真同志曾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三件“最苦的事情”：一是红军长征，二是东北抗联，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彭真此言，极为精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将以它独有的光辉，永远闪耀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当时，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有人动摇了，有的人甚至叛变了革命，但多数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精神，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的谭余保同志，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现撷取其事迹的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洮水乡人，1899年出生，读过几年私塾。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上井冈山，随即被派回茶陵做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解放后，他担任过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南局监察组组长、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1980年，谭余保在北京病逝。
 　
 　 生死存亡，棋盘山会议挽救了湘赣苏区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和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明辉等继续坚持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整个湘赣省苏区只留下5个独立团约3000余人，装备也很落后。国民党当局趁主力红军撤退之机，纠集5个师的兵力，对湘赣苏区成包围之势，妄图一口吞掉湘赣红军。陈洪时、谭余保率部跳出重围，进入安福县境的武功山区。但是，敌人一直穷追不舍，采用“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935年2月，彭辉明在武功山双园坪战斗中牺牲。几个月下来，部队减员甚多，只剩下800余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已损坏，湘赣省与红六军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就在红军游击队处处受挫的生死存亡关头，省委书记陈洪时却叛变投敌了。从湘南边界回来的谭余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呆了，半晌，才咬着牙根骂了一句：“娘那么皮，真是可耻！”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湘赣省的“三巨头”就剩下谭余保一个人了。在国民党报纸“武功山共匪基本剿清”的叫嚣声中，谭余保带着身边的几个干部战士，跳出重围，神不知鬼不觉进入莲花县的棋盘山区。他们分散行动，四处联络，寻找失散的同志。几经辗转，很快就找到了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三团政委刘培善和莲安萍中心县委书记朱水生等100余人。
　　7月下旬，谭余保在棋盘山丝瓜塘召开了有40余人参加的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批判了陈洪时等人叛变投敌的可耻行径，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制定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研究了行动方案和工作任务。
　　面对极其险恶的斗争局面，谭余保挺身而出，勇挑重任，擎起了湘赣边革命斗争的大旗。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原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组成了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刘培善、段焕竞、王用济、谭汤池、颜福华为常委的湘赣临时省委。同时还成立了湘赣军政委员会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主席，曾开福任司令员（曾开福叛变后，谭余保兼司令）。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虽然整个游击队只剩200余人，但通过开展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战斗力也更加强了。为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谭余保将原游击队建制改编成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坚持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余地，采用隐蔽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斗争。谭余保幽默地解释说：“敌人来得多，我在茅山坐，敌人来得少，我就跟他搞，以后打仗就这种打法。”
　　湘赣省委和湘赣游击队，在谭余保的领导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安宜萍、茶攸莲几个中心县委也恢复了党的组织。游击队经过整编，更加灵活机动，在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昼伏夜击，摧毁车田、南庙、严台等国民党守军的碉堡11个，打垮吉安县油田区一个保安中队，杀了永新县浬田区长漆伯昂，在安福县洲湖镇击毙了下乡巡视“剿匪”的国民党县长朱孟珍，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江西民国日报》描述说：“千余共匪，袭击安福，县长殉难……”

　　出人意料，疾恶如仇的谭余保和“肥羊”成了朋友
　　1935年下半年，湘赣边游击队发展到近300人。时入冬季，游击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谭余保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去茶陵老家吊一只“肥羊”。
　　这只“肥羊”名叫周季勋，茶陵八团乡人，15岁就考中了秀才。此人仪表不俗，口才很好，为人耿直，血气方刚，在地方反贪官、赶县长的行动中敢说敢为，连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很欣赏他，还任命他为茶陵县税政局长。
　　但是，周季勋并不迷恋官场，不久就弃政从商，后又在家乡开办钨矿、铁厂和电灯公司，成了茶陵的首富。大革命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当上了茶陵县挨户团团长，专门与共产党和红军作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成了他的政敌。较量了好一阵子，他觉得这些造反不怕死的谭余保们不好对付，就辞去了挨户团长职务，躲进了长沙城。
　　前些日子，江西、湖南一些报纸相继登出了“湘东赣西残匪剿除已尽，湘赣边境安宁”的报道，因而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绅陆续回乡。谭余保分析，周季勋家乡有这么多的产业，又临近春节，他一定会回来看看的，于是派出特务员谭冬崽前往侦察。
　　果然不出所料，周季勋回老家过年了。不过他极少露面，带着野老婆梁凤娇住在龙头铁厂。这龙头铁厂地处湘赣交界的山区，离武功山不远，附近又没有多少人烟，有利于游击队活动。谭余保接到情报，立即派出副司令曾开福带领一班人马前去袭击，并反复交待，一定要捉活的。半夜过后，游击队员在谭冬崽等人的接应下，进入厂内，解决了卫队武装，冲进小洋楼，把正在温柔乡中腾云驾雾的周季勋赤条条地从热被窝里拖了出来，用被子裹着，绑在一把竹睡椅上，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抬上了武功山。
　　此次出击，兵不血刃，吊到一只“肥羊”。当肃反委员颜福华对他进行审讯时，周季勋却不配合：“要杀就杀，何必多言，落到了你们土匪手里，不可能有命回去。”人称“红色煞星”的谭余保，此时却显现出少有的耐心，他亲自为周季勋松绑：“周先生，久仰了，你放心，我们绝不会杀你，借此机会还要与你交朋友呢。”
　　谭余保把周季勋单独引进寮棚，谈了一些“贵我”之间的政见后，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请先生给我们帮帮忙。”
　　“好说，只要在下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我们要借大洋一万块。不，是借一万块大洋的东西。”谭余保说。
　　周季勋听到这个数字，心里发颤，但又不敢讨价还价，只好硬撑说：“鄙人全力相助，但你得让我回去筹措呀。”
　　“对不起，那还得委屈你几天，你写信回去叫家人筹措，你交货，我放人，决不食言。”
　　周季勋按照谭余保的吩咐，给在茶陵县政府当官的大儿子周灿先写了一封信，叫他赶快筹办短枪100支，子弹1万发，还有食盐、西药、电池、绒衣、跑鞋、油布等物品如期送上山来，以赎老父性命。
　　周季勋被“吊羊”，一家人心急如焚。如今接到父亲书信，看到了生还希望，自然加紧筹办。他们按照游击队规定的办法，把一批批物资送到了莲花、安福交界处的秘密山头。但是，枪枝弹药还没有着落，周灿先只好亲赴江西上饶，向岳父尹耀南求援。
　　尹耀南是国民党中将军长，时驻防上饶。面对此事，尹耀南也颇感棘手。但是，亲家蒙难，情势危急，不好坐视不管。思索之际，只好请驻长沙的六十二师师长陶广想办法。他在信中说：“为湘赣边界剿匪，速通融马牌、枪牌短枪各50支，子弹1万发，另日由我军调拨归还。”
　　陶广接到书信，同样感到为难。虽说是剿匪之用，私下调拨枪支弹药乃违犯军令，弄不好有杀头之祸。但是，尹军长是自己的老上司，如今当了师长，也是蒙他提携。知恩不报，是为人乎？正犹豫之际，周灿先赶忙塞过几根金条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来日还当重谢！”
　　第二天，周灿先成了全身戎装的少校军官，带着司机和卫兵，将一批贴着“剿匪物资”的木箱从长沙运到了茶陵。
　　枪枝弹药交割清楚了，谭余保也放人了，他对周季勋说：“周先生，你为革命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们不会忘记，后会有期。”
　　不料，此事被茶陵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谭省吾发觉，谭与周季勋早先为争钨矿之事有隙，如今抓到周氏把柄，准备先敲一笔，再报上峰。周季勋感到大事不好，立即派人与谭余保取得联系，经商量研究，设下了应对计策。
　　周季勋以愿意破财为由，请谭省吾去现场调查矿脉，划定矿山给他，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立即将其抓获，然后用以枪换命为条件，逼其写下字据。不久，湖南省政府军法处以“军火济匪”罪名将谭省吾缉拿归案，打下大狱。
　　1949年12月，谭余保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回茶陵老家视察时，念及周季勋，当得知周已被乡农会关押准备镇压时，谭余保请茶陵县委、县政府组织出面，向农会群众讲清他的功过是非，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将其释放，户口迁入县城，以民主人士相待，给予生活出路。周季勋直到1957年才病故。

    娇仔被反革命“收买”了，他掀翻了桌子，大发雷霆
　　1930年春，谭余保的父亲、妻子及二女儿晚娇、儿子狗牯在逃难途中被敌人打死，只有6岁的大女儿娇仔命大，被难民救出，后来谭余保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谭余保既要指挥战斗，又要管孩子，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确实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年幼的孩子很懂事，父亲开会研究工作，她就在一旁读书写字，平时行军转移，她就跟在爸爸身边，碰到紧急情况，就由战士们轮流背着。娇仔小小年纪就和大人们一起过着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有一段时间，谭余保去湘南活动，游击队女战士易湘苏便成了她的临时监护人。
　　1936年8月某日凌晨，大地一片漆黑。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被引进山来，袭击游击队临时驻地。谭余保领着战士一边反击，一边撤退，警卫员谭冬崽左手牵着娇仔，右手握着驳壳枪跟在身边保护着谭余保父女，当行进到一条山冲时，谭冬崽摔了一跤，娇仔也跌进了深渊……
　　也许是娇仔命大，她顺着山槽滚下数丈深，落在了芦苇丛中，人丝毫无损。聪明的娇仔没有喊叫，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没有人声枪声了，她才慢慢地顺着山冲往外走。走啊走啊，她又怕又饿，感到极度的疲乏，迷迷糊糊便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捉蛇的山民家中。一对慈祥的老人给她喝水吃饭，洗澡梳头，老人见她怪可怜的，就把她一直留在了家里。
　　几天后，攸县清乡队发现了谭娇仔，他们知道老汉没有儿孙，觉得可疑，就把她带到了镇公所，并打电话报告了攸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洪宗杨。
　　洪宗扬毕业于国民党第二军官学校，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五师方维夏部任过连长，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攸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长。1927年被捕，后经攸县一批绅士联名具保出狱，摇身一变，成了如今这个角色。
　　洪宗扬对这个女孩似乎很感兴趣，亲自来到镇里。他知道谭余保身边有个女儿，于是他找了个“反水”分子确认了她的身份。不知他要扣留她作为人质还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没有加害谭娇仔，反而说：“这么大的孩子捆她干什么，放了，我带回去调查处理。”
　　洪宗杨把娇仔带到了乡下老家，交给父亲洪首魁照看。年过七旬的洪首魁，盼孙心切，一见这聪明标致的娇仔，高兴得不得了，要娇仔喊他爷爷，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将其改名为洪木兰，送进小学读书。
　　谭余保失去了女儿，心情十分沉重。战斗结束后，派谭冬崽等到边界找了好几回，未曾找着，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娇仔落到了敌人手里。
　　游击队下山来到垄上整训时，地方当局和游击队的冲突也基本平息了。这时，谭余保便安排谭冬崽赴攸县接回娇仔，谁知洪首魁也跟着来了。谭余保一见很不高兴，立即拿出一百块光洋给娇仔说：“去，交给洪爷爷，谢谢他对你的收养，你跟我去抗日。”
　　谁知洪首魁不仅不接钱，反而央求谭余保说：“谭主席，我不要钱，我要人，木兰被我带亲了，离不开她。再说，她才13岁呀，怎么去抗日？还是给我留下吧。”
　　谭余保不理睬洪首魁，铁青着脸问女儿：“娇仔你说，你跟谁呀？”娇仔见父亲那严厉的样子，吓得不敢说话。
　　谭余保紧逼着问了几次，娇仔就是不开口，只是流眼泪。火暴脾气的谭余保一巴掌打了过去，骂道：“娘那么皮，我知道，你已经被反革命收买了。”
　　谭余保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一手把桌子也掀翻。这时，项英和张铚秀听到吵闹声闯了进来，一问原由，项英便批评他说：“老谭，你怎么这样耍蛮呢？娇仔还是个孩子，懂得什么？再说人家救了你的人，也是件好事嘛，让她长大一些再来接她也可以嘛！”
    差点误杀陈毅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队伍分散在各地，交通和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闭塞，改编的过程是曲折的。
　　1937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梅山霎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三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几天后，他们搞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又过了几天，他们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中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其中谈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
　　项英和陈毅思想豁然开朗。当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和几名县长提出欢迎他们下山谈判时，他们决定由陈毅去赣州同国民党当局接洽。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但是，刘培善等人虽然听说过陈毅，都没见过他。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便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谭余保说："你这个叛徒，你讲毛泽东同志同蒋介石合作呀？就是马克思来讲，我也不相信！"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颜福华（湘赣边区肃反委员会主任）叫人拿来绳索将陈毅捆了个结实，吊在茅棚的柱子上。
    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听到这些，被捆在一旁的陈毅急得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谭余保从里间走了出来，听陈毅讲现在形势变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火冒三丈：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就是叛徒。”说着就用铜烟管敲打陈毅的头部。陈毅叫道： “你有本事就讲道理，把人吊着打算什么英雄?”颜福华拔出枪嚷道： “对你们这号人，不但要打，还要杀!”陈毅正言道： “你们不信，可下山看看，去找叶剑英和项英。”谭余保考虑再三，他阻止了颜福华的鲁莽举动。
    第二天，谭余保组织对陈毅进行公审。在一片树林里，当着全体游击队员的面，陈毅在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只见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按陈毅提供的地址，在吉安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并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看到这些文件，谭余保的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谭余保一面给陈毅松绑，一边满含热泪地说道：“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四天三夜，你也把我吊四天三夜赎罪吧！” 陈毅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而后拍着自己的胸脯笑道：“我这个人，还是个好同志嘛。谭主席，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做得对嘛。”
   一场险些误杀了陈毅，从而影响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前途的误会，终于冰释了。这天晚上，临时省委召开会议，谭余保首先在会上就对待陈毅的情况作了深刻检讨。陈毅在棋盘山历经了一次杀身之险，终于找到了湘赣边游击队，然后把这支380余人的队伍带出大山，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二营，开赴抗日前线。
   后来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说：“政治很强，粗中有细”。
 
   三县谈判之后，谭余保在攸县完婚，继而奔赴延安
　　国共和谈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湘赣边300余名游击队员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谭余保等80余名官兵仍留下坚持在湘赣边，以便将来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兼新四军司令部参议。
　　不久，南京沦陷，九江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安抚南方，稳定局势，重庆方面特电令南方各省，要加紧搞好与共产党的合作。地处武功山周边的莲花县和湖南的茶陵、攸县相继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下山谈判，以求区域和解。
　　中南局书记项英亲自来到武功山，不仅批准谭余保去谈判，还鼓励他要主动开门工作，以利两党团结，共同抗日。第三天，谭余保换上新四军军服，在项英亲自带领下来到莲花县，与该县县长朱维汉商谈游击队整编时的活动范围和军饷供给，游击队与保安团队如何脱离接触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问题。
　　谈判比较顺利。协议签订后，朱维汉设宴招待项英、谭余保一行，他显得特别热情，频频给项英、谭余保敬酒夹菜。不料，这朱县长不胜酒力，几杯下肚，舌头就短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谭先生，有人传说你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好不厉害，今日有幸相见，先生却是风度雅致，情理通达，完全是讹传啊！”
　　谭余保感到话不是味道，本想发作，可在这个场合，又有项英在此，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青着脸不做声。此时，一盘扣肉上桌了，朱维汉又信口雌黄：“谭先生，多吃点，你们在山上当土匪是难得吃到的。”
　　“嘭！”谭余保怒不可遏，一拳击在桌子上，指着朱维汉的鼻子骂道：“娘那么皮，哪个是土匪？你今天不说清楚就不放过你！”
　　朱维汉吓得两眼发呆，冷汗直冒，任凭谭余保怒骂，他只是耷拉着脑袋不做声。
　　项英对朱维汉警告一阵后，便对谭余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静一点。谭余保并不理睬项英，仍然指着朱维汉说：“签了字的东西我认账，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枪眼是不认人的。”说完气咻咻地离席而去。
　　几天之后，谭余保带着警卫员，在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谈判。谭余保在莲花“罢宴”的消息早已传到了茶陵，茶陵县长陈文彬不敢怠慢，亲率党政官员来到车站迎接。谭余保是茶陵人，这个曾被悬赏万元要捉拿的“土匪头子”返乡，看热闹的人把茶陵街头挤得水泄不通。
　　从谈判桌到招待席，陈文彬接受朱维汉的教训，他不提过去，不谈恩怨，言词“干净”，不乏溢美。还老说茶陵谭姓风水好，出过大名鼎鼎的谭延闿，如今又有谭先生这一辈，弄得谭余保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心里暗骂道：这家伙好滑头。
　　过了好一阵，谭余保说话了：“诸位，过去你们把我当‘匪’，今天你们把我当客，这当然是国共合作的结果。陈县长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谢。但是，至今还有我们一些同志关在你们的大牢里，陈县长如果真有诚意，何不当即放人。”
　　“那当然。”谭余保这一“军”，“将”得陈文彬措手不及。为了执行协议，做出姿态，陈文彬立即吩咐警察局将女游击队员冯秋姑放了出来。
　　茶陵谈判，谭余保是比较满意的，临别时他握着陈文彬的手说：“陈县长，但愿我们为抗日救国共同尽力。”
　　谭余保还没有离开茶陵，攸县县长成道奥便派出攸县国民军副总队长、谭余保的本家谭砚华专程来茶陵迎接。但在宴会上，他居然把攸县铲共义勇队队长、谭余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阳也请来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尴尬。
　　成道奥是个脑瓜子很灵、颇能应付场面的人物，一见谭余保那副脸色，赶忙举着酒杯站起来说：“诸位，国共合作了，本县铲共义勇队早已撤销，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党政府通知，将调往抗日前线任职。如今，谭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军人，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抗日干一杯！”
　　谭余保听到这样说，心绪稍为好了一些，在一阵阵的敬酒声中举起了酒杯。宴会后，洪忠阳还邀请他去做客，顺便看望了女儿。
　　三县谈判回来，谭余保深有感触地说：“与他们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们谈判应酬，他们又精又刁，得多长个心眼。”
　　1938年秋，经毛泽东提议，谭余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九龙山。一见谭余保，曾山就开门见山地说：“老谭，我今天来此有两大任务，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其二，你和易湘苏同志好了这些年，也向组织提过要求，由于战争原因，拖了这么久，如今水到渠成，你们今晚就结婚吧，我来当证婚人，至于手续可以到延安去补办。”
　　1938年9月8日晚，谭余保与易湘苏在攸县一家小客栈里举行了婚礼。几碗泡茶、几包香烟，连警卫员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茶话会。曾山宣布说：“我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批准谭余保、易湘苏同志结为夫妻，同时还批准易湘苏及周胜武、陈斌两名警卫员随谭余保同志后天一起赴延安！”小客栈顿时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两天后，谭余保、易湘苏一行数人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严惩叛徒曾开福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丝毫不念旧“情”，以嫉恶如仇的立场，当面怒斥找他求情的叛徒曾开福，并下令将其逮捕，使之伏法。
   1949年12月的一天，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正在办公室，忽有警卫员进来报告，说外面有个叫曾开福的人求见。
   谭余保有些惊讶地“哦”了一声，随即把手往后一挥，轻声地说：“来吧。”不一会的工夫，警卫员将曾开福带进办公室。曾开福一身农民装束，皮肤粗黑。
   他面对谭余保诚惶诚恐,连头也不敢抬，双膝扑通跪地，低声地哀求说：“谭主席，我对不起你，我有罪！看在过去的份上，你要救我呀！” 
    谭余保目放怒焰，上下打量着跪在地上的曾开福，听他说完话，更是怒火中烧，右手握拳在桌上擂了一下，松开咬得紧紧的牙骨床，声量不高却是凌厉地斥道：“你还好意思说过去?你这个败类，有脸面来见我！警卫班，马上把他抓起来！” 
    曾开福如雷击顶，身子颓然地瘫软下去。谭余保见了那情状，立即起身，对警卫员下令：“还不把他拖走，抓到公安局去！” 
    谭余保为何见到曾开福心生厌恶，待听了对方的话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抓起来?曾开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谭老怕我们不详内情，又侃侃而谈地介绍开了。
    曾开福，茶陵县江口村人，与谭余保是同乡。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开福在家乡参加了赤卫队，后来转到茶陵县游击队，担任排长。1931年，曾开福所在的湘赣边界独立红军第九营编入红八军。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进行长征后，曾开福担任了留守湘赣边的独立红军第五团团长。1935年6月，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谭余保在莲花县棋盘山召开会议，组建临时湘赣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在这次会议上，曾开福当选为省委常委,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成为仅次于谭余保的第二号人物。客观地说，曾开福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军事上也很有一套，善于带兵打仗，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也能够亲自上阵。但他的大毛病是喜好女色，犯过几次生活作风上的错误，受到党纪处分。谭余保曾为此事多次严厉批评过他。
    从1935年6月起，进攻湘赣边的敌军多达4个师，红军游击队通常是分散在武功山、棋盘山、九陇山等地活动。1937年春初，曾开福带着教导队进入安福县的七都山打游击。离开了谭余保的节制，曾开福旧态复萌，一头栽进敌人精心安排的美人计当中。
    大叛徒陈洪时清楚曾开福的“嗜好”，于是向江西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危宿钟献计，提出用美色来诱降曾开福。这一计划得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熊式辉的批准，并协调特工处派出了一名叫凌燕的女特工来到安福县，由县长曹厢征安排在凤子岗小学教书。凌燕拿着县教育科的公函交给李校长，操着一口“京腔”自我介绍说：“我叫凌燕，今年22岁，因父母逼婚，逃到吉安投亲未果，流落到了安福，幸蒙曹县长怜悯，安排到贵校任教，请校长多多关照。”凌燕长相清丽，衣着朴素，举止言行大方得体，对教学工作也相当投入。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只要有机会就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凌燕还公开教高年级学生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进步歌曲。总之，她的影响在当地越来越大。连红军教导队的官兵和曾开福都知道,在凤子岗小学有这么一位才貌俱佳的进步女青年。这年的4月2日，安福县保安团派出4名团丁来到凤子岗小学，以“拥共”“通共”的罪名捉拿凌燕，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当团丁把五花大绑的凌燕押下山时，中了曾开福设下的埋伏，4名团丁俱被击毙，凌燕得救了，被送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曾开福见到凌燕之后，不禁惊叹世上竟有如此妩媚动人的绝色女子，一下子就被摄去了魂魄。他布置给凌燕安排了单独的住处，说为了有利于“养伤”，并给以物质生活上的优待，还借口“关心”进步青年，每天都来看望，与之聊谈，简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凌燕以她的女性魅力，很快地把惯于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曾开福“俘虏”了。时日稍久，曾开福与凌燕经常泡在一起的淫合之举，被教导队的官兵所察觉，有两个队员逃离驻地前往武功山，向谭余保报告这一情况。谭余保听说曾开福与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女子混在一起，担心他中了敌人的奸计，立即派出4名战士赶往七都山，要把凌燕带来审查。一向机警的曾开福发现少了两名队员，预感大事不好,把情况告诉凌燕。此时的女特工露出真实面目，要曾开福一分钟也不可耽误，立时下山出逃。曾开福再不考虑什么，收拾了游击队的主要文件，拉着凌燕从营地后面出去，躲过游击队的岗哨，又乘着夜色翻山越岭，翌日上午来到安福县车田联保处，报出身份做了可耻的叛徒。当晚，这对苟合男女被送到安福城，县长曹厢征与保安团团长连夜听取曾开福对湘赣边游击队及省委机关的“供报”。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兵分数路，同时向武功山、七都山等地的游击队发动“抄剿”。临时省委及时作出应急措施，调整了游击队司令部的班子，布置省委机关转移到了莲花境内的棋盘山一带，使敌人的行动每每扑空。可是，由于曾开福熟知游击队的活动套路，敌人按照他的“献计”进行“搜剿”，特别是他供出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以及那些“白皮红心”的保长，确实给游击队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也造成了不小损失。两个多月过去，敌人的频繁“剿击”不再奏效，曾开福的“献计”也屡失作用。那个过去与他“如胶似漆”的凌燕，眼见被自己拉过来的游击队司令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便离开他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相隔不到半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致团结抗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开到莲花棋盘山集中整训，然后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在敌人阵营里摇尾乞怜的叛徒曾开福，被人看成是见了就恶心的癞蛤蟆，无人理睬。尝够了叛徒滋味的曾开福无处安身,也没有脸面回到茶陵老家，只得来到湖南浏阳大瑶乡的一座山窝里开荒种田，藏身度日。
   湖南和平解放后几个月，曾开福自知罪孽深重，终究难逃人民的惩罚，心内惶恐不安。他打听到谭余保做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想到自己与谭过去的深厚情谊，竟异想天开地厚着脸皮来找谭余保求饶，期盼谭能够念及旧情，替他说话，以躲过人民的严惩。
   客观地说，谭余保与曾开福确实有着一段同生共死的战斗情谊。曾经担任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湘赣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的曾开福，的确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也多次带领部队保护临时省级机关的安全。谭余保与他常常或同睡在一座崖洞中，或露宿在一棵大树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谭余保感到曾开福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主要助手。穷途末路的曾开福思忖过去，感到自己只有这么一线生机了。可是没有料到这一企望就像白日做梦那样落了空。一向嫉恶如仇的谭余保，在看见了很长时间不知下落的大叛徒后，登时怒火中烧，丝毫不念旧“情”，当场下令警卫员将其移交公安机关审判。
    谭余保作为证人出席了庭审，指控了曾开福投敌后为虎作伥，带领敌人进攻游击队的罪行，以及曾开福在攸县期间几次给他写劝降信的情形。 面对昔日的得力助手、又有着一段生死与共的患难之情的叛徒，谭余保的立场是坚定的，他在法庭上毫不隐讳地说，像这样危害过革命的大叛徒，理应受到人民的严惩。
   
    谭余保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想看完之后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前仆后继、以弱胜强，靠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这样无比忠诚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