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死亡教育何时能成人生必修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40:58
死亡教育何时能成人生必修课？
我要评论2016年06月28日 11:12:59 来源： 中国妇女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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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国人平均寿命不断增长，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我们没有关于死亡教育的书籍，学校也没有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死亡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耿兴敏 实习生 刘天红 田珊檑
41岁的李辉（化名）五年前丈夫去世，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如今，女儿即将进入大学。回忆几年前丈夫在办公室突发脑溢血进而导致脑死亡的日子里自己的挣扎，她表示，之所以能决定放弃治疗“拔管子”，也是医生告知：再治疗，丈夫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而且根据病情，生命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
尽管在亲友们决定选择理性放弃治疗的时候，那种命运的不可逆感和痛苦感让人感觉麻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自己几年来才有精力和财力支撑两个孩子念书。如今小儿子也快上初中了。“客观讲，当时的决定虽然痛苦，但也给孩子成长创造了条件。否则我现在也许就一边是植物人的丈夫，一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也没法儿再上班，这样的生活不敢想象。”
讨论死亡：中国人像小学生？
最近，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白岩松的发言内容被媒体转载。他认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老师冷霜表示，单纯说“死亡教育”这个词，略微有些笼统，还是分为“安全教育”和“生命尊严”两方面讲比较具体。
“在老年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通过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其生命，很多时候仅仅是维持其生命体征，对于老年人来说究竟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还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是尊重了他们的生命，还是仅仅满足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帮助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祛除其孤独和恐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冷霜说，生命尊严方面的话题，这两年也逐渐开始有些新的动向，讨论主要集中在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方面。
一方面讳言死亡，一方面死亡可能就不经意间发生在身边。一方面是对生命的无限眷恋，一方面可能就是仓促间失去了生命。这就是现实。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在北京——这个公众知识与素养相对较高的城市，行使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中，后座上系安全带的乘客也没有几位；而“抱着孩子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个常识，也并不是人人皆知，甚至那些刚刚做了父亲母亲的年轻父母，有很多也并不知道这个常识。
“0ut”了，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当记者问一位出租车司机，遇到这样的乘客会不会提醒他们时，司机回答：一般会，但也分人。
避讳死亡不如实施安全教育
从学生时段起，死亡教育就该引起重视。
北京市教委于今年6月21日下发通知,要求新生军训时增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内容。记者了解到，北京教委这次要求新生军训包括的急救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救护新概念、现场心肺复苏、气道梗塞急救法；创伤救护四项技术——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常见急症（休克、晕厥、猝死、脑血管意外等）的现场处理；意外伤害（触电、溺水、烧烫伤、中毒等）的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意外、有毒气体泄漏等事故灾难的逃生避险知识、自救互救技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姜朝晖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缺失有多重原因，既有社会的、家庭的，也有来自教育本身的。整体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授，重视智育，智育中又采取了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这使得德育、体育、美育发展都相对不足。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献蜜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从而能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而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一方面害怕谈论“死亡”，另一方面却在日常生活中存有很多危害生命的行为。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会怎样。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并没有关于死亡的教育，宗教信仰中也没有。
王献蜜表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很多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比如不系安全带，高脂饮食等。这些行为是会危及生命的，但也是能改变的。相关研究表明，开车系安全带，低脂饮食，坚持体育锻炼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这种准确的研究数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安全教育必要性的认知，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危及健康的行为。”
王献蜜表示，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公共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是有缺陷的，在这方面做一些公共倡导，让人们看到规避死亡风险行为的有益之处，就可以推动人们改变日常生活中危及健康的行为。如果可以辅之以生命意义教育的话，则可以引导人们反思生命的意义，进而尊重生命。改正一些危害生命安全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乃至对公共安全的一种保护。
消除死亡焦虑需加强死亡教育
医生这个职业要比其他行业更接近死亡，更多地感受死亡。面对即将死亡的病人和家属，站在医生的角度，如何与其沟通，让死者及其家属更有尊严？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院放射科医生张勇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勇认为，医生有责任对家属及患者进行病情的告知。行使告知义务不只是简单的病情介绍，而应该根据患者的经济、病种、病情等诸多情况，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恰当而充分的沟通有利于稳定患者病情，使之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然而，告知患者实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勇表示，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来沟通。
“在我国，对于绝症病人，我们担心病人得知病情后，不能承受自己病情严重带来的心理打击，一般提倡保护性医疗措施，即对病人隐瞒病情，转而告知家属。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认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会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会选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的策略和方法。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
张勇表示，很多患者坦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本身，但目睹其他人生前进行医疗抢救等过程造成的痛苦让他们感到恐惧。研究发现，只有1/10的患者得到了他们期望的护理方式。因此，应深入患者内心，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避免过度医疗，真正获得生命的质量。
作为一名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也是和患者家属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医生，张勇深有感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更多地秉持生命神圣论的观点，尤其对于临终的长者、父母，家属囿于感情因素、伦理框架或舆论的束缚，仍然进行过度治疗。
“放弃治疗，病人家属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道德上均无法接受。医务人员要有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即明确Why(为什么要放弃)、What (放弃什么样的治疗)、When(何时放弃治疗)、How(如何放弃治疗)，使放弃治疗的实施更加客观、公平，从而避免能医者被放弃、不能救治者过度医疗的情况发生。”张勇说。
死亡教育名义上谈死亡，实乃谈论生。死亡教育可以缓解病人恐惧、焦虑的心理。死亡教育针对病人的心理特点，来提高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认识。通过教育使病人真实表达内心感受，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及健全的人格。死亡教育还可帮助病人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的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后事做妥善安排，保持病人的尊严，提高生命阶段的质量。
张勇表示，死亡教育可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思，将死亡教育与抗逆力培养进行融合，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死亡态度及认知，减轻死亡焦虑，同时提高其抗逆力，消除死亡焦虑是死亡教育的首要任务，只有消除了死亡焦虑，人们才有可能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
张勇表示，在中国，医生常常必须充当牧师的角色，医生的确别无选择，需要承担患者与家属身心灵的安顿义务。
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人们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于是一切死亡都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不正当（不道德）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对此，任何法律判决、行政仲裁、第三方调解都无法安抚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这亟须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6-06/28/c_129095907.htm死亡教育何时能成人生必修课？
我要评论2016年06月28日 11:12:59 来源： 中国妇女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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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国人平均寿命不断增长，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我们没有关于死亡教育的书籍，学校也没有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死亡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耿兴敏 实习生 刘天红 田珊檑
41岁的李辉（化名）五年前丈夫去世，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如今，女儿即将进入大学。回忆几年前丈夫在办公室突发脑溢血进而导致脑死亡的日子里自己的挣扎，她表示，之所以能决定放弃治疗“拔管子”，也是医生告知：再治疗，丈夫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而且根据病情，生命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
尽管在亲友们决定选择理性放弃治疗的时候，那种命运的不可逆感和痛苦感让人感觉麻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自己几年来才有精力和财力支撑两个孩子念书。如今小儿子也快上初中了。“客观讲，当时的决定虽然痛苦，但也给孩子成长创造了条件。否则我现在也许就一边是植物人的丈夫，一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也没法儿再上班，这样的生活不敢想象。”
讨论死亡：中国人像小学生？
最近，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白岩松的发言内容被媒体转载。他认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老师冷霜表示，单纯说“死亡教育”这个词，略微有些笼统，还是分为“安全教育”和“生命尊严”两方面讲比较具体。
“在老年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通过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其生命，很多时候仅仅是维持其生命体征，对于老年人来说究竟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还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是尊重了他们的生命，还是仅仅满足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帮助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祛除其孤独和恐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冷霜说，生命尊严方面的话题，这两年也逐渐开始有些新的动向，讨论主要集中在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方面。
一方面讳言死亡，一方面死亡可能就不经意间发生在身边。一方面是对生命的无限眷恋，一方面可能就是仓促间失去了生命。这就是现实。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在北京——这个公众知识与素养相对较高的城市，行使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中，后座上系安全带的乘客也没有几位；而“抱着孩子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个常识，也并不是人人皆知，甚至那些刚刚做了父亲母亲的年轻父母，有很多也并不知道这个常识。
“0ut”了，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当记者问一位出租车司机，遇到这样的乘客会不会提醒他们时，司机回答：一般会，但也分人。
避讳死亡不如实施安全教育
从学生时段起，死亡教育就该引起重视。
北京市教委于今年6月21日下发通知,要求新生军训时增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内容。记者了解到，北京教委这次要求新生军训包括的急救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救护新概念、现场心肺复苏、气道梗塞急救法；创伤救护四项技术——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常见急症（休克、晕厥、猝死、脑血管意外等）的现场处理；意外伤害（触电、溺水、烧烫伤、中毒等）的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意外、有毒气体泄漏等事故灾难的逃生避险知识、自救互救技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姜朝晖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缺失有多重原因，既有社会的、家庭的，也有来自教育本身的。整体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授，重视智育，智育中又采取了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这使得德育、体育、美育发展都相对不足。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献蜜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从而能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而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一方面害怕谈论“死亡”，另一方面却在日常生活中存有很多危害生命的行为。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会怎样。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并没有关于死亡的教育，宗教信仰中也没有。
王献蜜表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很多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比如不系安全带，高脂饮食等。这些行为是会危及生命的，但也是能改变的。相关研究表明，开车系安全带，低脂饮食，坚持体育锻炼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这种准确的研究数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安全教育必要性的认知，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危及健康的行为。”
王献蜜表示，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公共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是有缺陷的，在这方面做一些公共倡导，让人们看到规避死亡风险行为的有益之处，就可以推动人们改变日常生活中危及健康的行为。如果可以辅之以生命意义教育的话，则可以引导人们反思生命的意义，进而尊重生命。改正一些危害生命安全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乃至对公共安全的一种保护。
消除死亡焦虑需加强死亡教育
医生这个职业要比其他行业更接近死亡，更多地感受死亡。面对即将死亡的病人和家属，站在医生的角度，如何与其沟通，让死者及其家属更有尊严？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院放射科医生张勇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勇认为，医生有责任对家属及患者进行病情的告知。行使告知义务不只是简单的病情介绍，而应该根据患者的经济、病种、病情等诸多情况，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恰当而充分的沟通有利于稳定患者病情，使之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然而，告知患者实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勇表示，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来沟通。
“在我国，对于绝症病人，我们担心病人得知病情后，不能承受自己病情严重带来的心理打击，一般提倡保护性医疗措施，即对病人隐瞒病情，转而告知家属。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认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会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会选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的策略和方法。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
张勇表示，很多患者坦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本身，但目睹其他人生前进行医疗抢救等过程造成的痛苦让他们感到恐惧。研究发现，只有1/10的患者得到了他们期望的护理方式。因此，应深入患者内心，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避免过度医疗，真正获得生命的质量。
作为一名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也是和患者家属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医生，张勇深有感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更多地秉持生命神圣论的观点，尤其对于临终的长者、父母，家属囿于感情因素、伦理框架或舆论的束缚，仍然进行过度治疗。
“放弃治疗，病人家属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道德上均无法接受。医务人员要有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即明确Why(为什么要放弃)、What (放弃什么样的治疗)、When(何时放弃治疗)、How(如何放弃治疗)，使放弃治疗的实施更加客观、公平，从而避免能医者被放弃、不能救治者过度医疗的情况发生。”张勇说。
死亡教育名义上谈死亡，实乃谈论生。死亡教育可以缓解病人恐惧、焦虑的心理。死亡教育针对病人的心理特点，来提高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认识。通过教育使病人真实表达内心感受，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及健全的人格。死亡教育还可帮助病人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的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后事做妥善安排，保持病人的尊严，提高生命阶段的质量。
张勇表示，死亡教育可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思，将死亡教育与抗逆力培养进行融合，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死亡态度及认知，减轻死亡焦虑，同时提高其抗逆力，消除死亡焦虑是死亡教育的首要任务，只有消除了死亡焦虑，人们才有可能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
张勇表示，在中国，医生常常必须充当牧师的角色，医生的确别无选择，需要承担患者与家属身心灵的安顿义务。
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人们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于是一切死亡都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不正当（不道德）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对此，任何法律判决、行政仲裁、第三方调解都无法安抚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这亟须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6-06/28/c_129095907.htm
我要评论2016年06月28日 11:12:59 来源： 中国妇女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评论0.打印 字大 字小 ..
编者按
随着国人平均寿命不断增长，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我们没有关于死亡教育的书籍，学校也没有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死亡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耿兴敏 实习生 刘天红 田珊檑
41岁的李辉（化名）五年前丈夫去世，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如今，女儿即将进入大学。回忆几年前丈夫在办公室突发脑溢血进而导致脑死亡的日子里自己的挣扎，她表示，之所以能决定放弃治疗“拔管子”，也是医生告知：再治疗，丈夫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而且根据病情，生命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
尽管在亲友们决定选择理性放弃治疗的时候，那种命运的不可逆感和痛苦感让人感觉麻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自己几年来才有精力和财力支撑两个孩子念书。如今小儿子也快上初中了。“客观讲，当时的决定虽然痛苦，但也给孩子成长创造了条件。否则我现在也许就一边是植物人的丈夫，一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也没法儿再上班，这样的生活不敢想象。”
讨论死亡：中国人像小学生？
最近，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白岩松的发言内容被媒体转载。他认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老师冷霜表示，单纯说“死亡教育”这个词，略微有些笼统，还是分为“安全教育”和“生命尊严”两方面讲比较具体。
“在老年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通过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其生命，很多时候仅仅是维持其生命体征，对于老年人来说究竟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还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是尊重了他们的生命，还是仅仅满足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帮助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祛除其孤独和恐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冷霜说，生命尊严方面的话题，这两年也逐渐开始有些新的动向，讨论主要集中在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方面。
一方面讳言死亡，一方面死亡可能就不经意间发生在身边。一方面是对生命的无限眷恋，一方面可能就是仓促间失去了生命。这就是现实。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在北京——这个公众知识与素养相对较高的城市，行使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中，后座上系安全带的乘客也没有几位；而“抱着孩子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个常识，也并不是人人皆知，甚至那些刚刚做了父亲母亲的年轻父母，有很多也并不知道这个常识。
“0ut”了，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当记者问一位出租车司机，遇到这样的乘客会不会提醒他们时，司机回答：一般会，但也分人。
避讳死亡不如实施安全教育
从学生时段起，死亡教育就该引起重视。
北京市教委于今年6月21日下发通知,要求新生军训时增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内容。记者了解到，北京教委这次要求新生军训包括的急救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救护新概念、现场心肺复苏、气道梗塞急救法；创伤救护四项技术——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常见急症（休克、晕厥、猝死、脑血管意外等）的现场处理；意外伤害（触电、溺水、烧烫伤、中毒等）的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意外、有毒气体泄漏等事故灾难的逃生避险知识、自救互救技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姜朝晖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缺失有多重原因，既有社会的、家庭的，也有来自教育本身的。整体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授，重视智育，智育中又采取了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这使得德育、体育、美育发展都相对不足。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献蜜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从而能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而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一方面害怕谈论“死亡”，另一方面却在日常生活中存有很多危害生命的行为。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会怎样。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并没有关于死亡的教育，宗教信仰中也没有。
王献蜜表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很多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比如不系安全带，高脂饮食等。这些行为是会危及生命的，但也是能改变的。相关研究表明，开车系安全带，低脂饮食，坚持体育锻炼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这种准确的研究数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安全教育必要性的认知，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危及健康的行为。”
王献蜜表示，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公共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是有缺陷的，在这方面做一些公共倡导，让人们看到规避死亡风险行为的有益之处，就可以推动人们改变日常生活中危及健康的行为。如果可以辅之以生命意义教育的话，则可以引导人们反思生命的意义，进而尊重生命。改正一些危害生命安全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乃至对公共安全的一种保护。
消除死亡焦虑需加强死亡教育
医生这个职业要比其他行业更接近死亡，更多地感受死亡。面对即将死亡的病人和家属，站在医生的角度，如何与其沟通，让死者及其家属更有尊严？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院放射科医生张勇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勇认为，医生有责任对家属及患者进行病情的告知。行使告知义务不只是简单的病情介绍，而应该根据患者的经济、病种、病情等诸多情况，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恰当而充分的沟通有利于稳定患者病情，使之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然而，告知患者实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勇表示，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来沟通。
“在我国，对于绝症病人，我们担心病人得知病情后，不能承受自己病情严重带来的心理打击，一般提倡保护性医疗措施，即对病人隐瞒病情，转而告知家属。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认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会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会选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的策略和方法。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
张勇表示，很多患者坦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本身，但目睹其他人生前进行医疗抢救等过程造成的痛苦让他们感到恐惧。研究发现，只有1/10的患者得到了他们期望的护理方式。因此，应深入患者内心，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避免过度医疗，真正获得生命的质量。
作为一名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也是和患者家属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医生，张勇深有感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更多地秉持生命神圣论的观点，尤其对于临终的长者、父母，家属囿于感情因素、伦理框架或舆论的束缚，仍然进行过度治疗。
“放弃治疗，病人家属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道德上均无法接受。医务人员要有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即明确Why(为什么要放弃)、What (放弃什么样的治疗)、When(何时放弃治疗)、How(如何放弃治疗)，使放弃治疗的实施更加客观、公平，从而避免能医者被放弃、不能救治者过度医疗的情况发生。”张勇说。
死亡教育名义上谈死亡，实乃谈论生。死亡教育可以缓解病人恐惧、焦虑的心理。死亡教育针对病人的心理特点，来提高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认识。通过教育使病人真实表达内心感受，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及健全的人格。死亡教育还可帮助病人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的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后事做妥善安排，保持病人的尊严，提高生命阶段的质量。
张勇表示，死亡教育可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思，将死亡教育与抗逆力培养进行融合，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死亡态度及认知，减轻死亡焦虑，同时提高其抗逆力，消除死亡焦虑是死亡教育的首要任务，只有消除了死亡焦虑，人们才有可能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
张勇表示，在中国，医生常常必须充当牧师的角色，医生的确别无选择，需要承担患者与家属身心灵的安顿义务。
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人们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于是一切死亡都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不正当（不道德）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对此，任何法律判决、行政仲裁、第三方调解都无法安抚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这亟须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6-06/28/c_129095907.htm死亡教育何时能成人生必修课？
我要评论2016年06月28日 11:12:59 来源： 中国妇女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评论0.打印 字大 字小 ..
编者按
随着国人平均寿命不断增长，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我们没有关于死亡教育的书籍，学校也没有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死亡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等心理现象，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死亡。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耿兴敏 实习生 刘天红 田珊檑
41岁的李辉（化名）五年前丈夫去世，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如今，女儿即将进入大学。回忆几年前丈夫在办公室突发脑溢血进而导致脑死亡的日子里自己的挣扎，她表示，之所以能决定放弃治疗“拔管子”，也是医生告知：再治疗，丈夫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而且根据病情，生命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
尽管在亲友们决定选择理性放弃治疗的时候，那种命运的不可逆感和痛苦感让人感觉麻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自己几年来才有精力和财力支撑两个孩子念书。如今小儿子也快上初中了。“客观讲，当时的决定虽然痛苦，但也给孩子成长创造了条件。否则我现在也许就一边是植物人的丈夫，一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也没法儿再上班，这样的生活不敢想象。”
讨论死亡：中国人像小学生？
最近，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白岩松的发言内容被媒体转载。他认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老师冷霜表示，单纯说“死亡教育”这个词，略微有些笼统，还是分为“安全教育”和“生命尊严”两方面讲比较具体。
“在老年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不计一切代价通过各种医疗手段维持其生命，很多时候仅仅是维持其生命体征，对于老年人来说究竟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还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是尊重了他们的生命，还是仅仅满足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帮助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祛除其孤独和恐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冷霜说，生命尊严方面的话题，这两年也逐渐开始有些新的动向，讨论主要集中在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方面。
一方面讳言死亡，一方面死亡可能就不经意间发生在身边。一方面是对生命的无限眷恋，一方面可能就是仓促间失去了生命。这就是现实。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在北京——这个公众知识与素养相对较高的城市，行使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中，后座上系安全带的乘客也没有几位；而“抱着孩子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个常识，也并不是人人皆知，甚至那些刚刚做了父亲母亲的年轻父母，有很多也并不知道这个常识。
“0ut”了，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当记者问一位出租车司机，遇到这样的乘客会不会提醒他们时，司机回答：一般会，但也分人。
避讳死亡不如实施安全教育
从学生时段起，死亡教育就该引起重视。
北京市教委于今年6月21日下发通知,要求新生军训时增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内容。记者了解到，北京教委这次要求新生军训包括的急救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救护新概念、现场心肺复苏、气道梗塞急救法；创伤救护四项技术——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常见急症（休克、晕厥、猝死、脑血管意外等）的现场处理；意外伤害（触电、溺水、烧烫伤、中毒等）的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意外、有毒气体泄漏等事故灾难的逃生避险知识、自救互救技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姜朝晖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缺失有多重原因，既有社会的、家庭的，也有来自教育本身的。整体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授，重视智育，智育中又采取了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这使得德育、体育、美育发展都相对不足。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献蜜认为，生命安全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从而能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而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一方面害怕谈论“死亡”，另一方面却在日常生活中存有很多危害生命的行为。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会怎样。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并没有关于死亡的教育，宗教信仰中也没有。
王献蜜表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很多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比如不系安全带，高脂饮食等。这些行为是会危及生命的，但也是能改变的。相关研究表明，开车系安全带，低脂饮食，坚持体育锻炼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这种准确的研究数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安全教育必要性的认知，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危及健康的行为。”
王献蜜表示，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公共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是有缺陷的，在这方面做一些公共倡导，让人们看到规避死亡风险行为的有益之处，就可以推动人们改变日常生活中危及健康的行为。如果可以辅之以生命意义教育的话，则可以引导人们反思生命的意义，进而尊重生命。改正一些危害生命安全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乃至对公共安全的一种保护。
消除死亡焦虑需加强死亡教育
医生这个职业要比其他行业更接近死亡，更多地感受死亡。面对即将死亡的病人和家属，站在医生的角度，如何与其沟通，让死者及其家属更有尊严？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院放射科医生张勇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勇认为，医生有责任对家属及患者进行病情的告知。行使告知义务不只是简单的病情介绍，而应该根据患者的经济、病种、病情等诸多情况，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恰当而充分的沟通有利于稳定患者病情，使之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然而，告知患者实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勇表示，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来沟通。
“在我国，对于绝症病人，我们担心病人得知病情后，不能承受自己病情严重带来的心理打击，一般提倡保护性医疗措施，即对病人隐瞒病情，转而告知家属。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认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会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会选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的策略和方法。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
张勇表示，很多患者坦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本身，但目睹其他人生前进行医疗抢救等过程造成的痛苦让他们感到恐惧。研究发现，只有1/10的患者得到了他们期望的护理方式。因此，应深入患者内心，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避免过度医疗，真正获得生命的质量。
作为一名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也是和患者家属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医生，张勇深有感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更多地秉持生命神圣论的观点，尤其对于临终的长者、父母，家属囿于感情因素、伦理框架或舆论的束缚，仍然进行过度治疗。
“放弃治疗，病人家属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道德上均无法接受。医务人员要有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即明确Why(为什么要放弃)、What (放弃什么样的治疗)、When(何时放弃治疗)、How(如何放弃治疗)，使放弃治疗的实施更加客观、公平，从而避免能医者被放弃、不能救治者过度医疗的情况发生。”张勇说。
死亡教育名义上谈死亡，实乃谈论生。死亡教育可以缓解病人恐惧、焦虑的心理。死亡教育针对病人的心理特点，来提高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认识。通过教育使病人真实表达内心感受，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及健全的人格。死亡教育还可帮助病人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的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后事做妥善安排，保持病人的尊严，提高生命阶段的质量。
张勇表示，死亡教育可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思，将死亡教育与抗逆力培养进行融合，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死亡态度及认知，减轻死亡焦虑，同时提高其抗逆力，消除死亡焦虑是死亡教育的首要任务，只有消除了死亡焦虑，人们才有可能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
张勇表示，在中国，医生常常必须充当牧师的角色，医生的确别无选择，需要承担患者与家属身心灵的安顿义务。
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人们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于是一切死亡都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确操作、不正当（不道德）动机造成的医疗责任事故，都是医学、医生的失误。对此，任何法律判决、行政仲裁、第三方调解都无法安抚这种社会的集体“躁动”，这亟须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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