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经验如何照亮“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34:36
中国经验和英国工业革命之间有关系么？
身处于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伟大国家之一的沃土上，参与着人类社会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浪潮，总想知道这些变化的缘由。来看看经济学家的意见，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2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
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
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 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3
--高大上的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超前的东西死得快。至于西方近代的崛起和超越东方文明，其原因在作者看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至于伟大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制度与科技成果，没提。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4 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
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 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5
--即使是在所谓的古代，不去提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与专制、女巫与裁判，在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民主？谁的民主？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
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
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6
--可怜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有荷兰。。。荷兰的体制不民主？工业革命的主流国家什么体制呢？
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7。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
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前提有问题，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是无视前述条件的制约，于是制度难题与工业革命便成为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极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
--就如马克尭前辈、孟广林教授等对历史阐述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论见，从不同视角来分析问题，有可能会更接近答案。
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
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 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Broadberry 和Gupta, 2009）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 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有洋务运动，有民族资本，有黄金十年，还有满台殖民，都试验了，如何？阿三就不必提了，就是一个奇葩。接下来看看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四次努力。
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卓越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最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 (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 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12
需要指出，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有必要回溯一下这四次努力。
中国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也就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
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
--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商业，民主么？
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使落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海军与工业体系。
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就像早期与英国的冲突一样，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 甚至半工业化的小小日本都大大强于没有工业化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偌大中国。13
--第一次工业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的无能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并最终引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摒弃了“榨取性”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
由于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与应对外来侵略中半世纪之久的努力高度无效，革命因而发生。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怨恨也加速了革命的发生。这是比英国光荣革命更为彻底的真正的革命。
它不是简单地限制清王朝的权力（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而是干脆完全彻底地废除了它。新共和政府试图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华复兴的良药？
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甚至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包容性的共和政府甚至接受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现代企业、新的私有财产法律和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这个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尊严”（引用McCloskey），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但40年之后的1949年，就平均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4
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尝试的失败也解释了为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能够在1937年对中国几乎毫不费力但极度残暴野蛮地大举入侵。南京大屠杀就是见证。15
民国政府对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和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无能，使其在1949年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并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
--粉国民政府是需要胆量的，好在无知者无畏。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曾在这样的挑战下，单单通过互惠的国际贸易实现工业化和粮食自给，而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强国当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以及对弱国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发展老路。中国完全依靠了她自身的商业头脑、实用主义精神、现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老师——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失败经历，而不是依靠当下流行的经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这样特殊的发展道路与成就值得相应水平的智慧鉴赏和公正评价。中国不是，也不该被视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例或经济学理论的例外。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地理面积近似欧洲，把她当作经济发展的特例或例外太不可信了。
相反，中国的实践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工业革命的机制本身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21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双重的：（1）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2）用中国的经验照亮知识界长期悬而未决的“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另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理论不能够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自1978年起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增长奇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这并不令人吃惊。
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相同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这样的美国城市），有的社区极端贫穷，有的极端富裕，有的充满暴力犯罪，有的崇尚文明并遵从法治。
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南部明显比北部贫穷，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因此，难怪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对于制度学派关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持反对意见，可见Robert Allen (2009),Gregory Clark (2007), Deirdre McCloskey (2010), and Kenneth Pomeranz (2001)等。
--可以看俺前面的评述。制度学派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更像是忽悠大师。
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经济发展无关。企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束腐败和贫穷，民主制度和糟糕的独裁政权一样无效率，而且更容易滋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事实上，自2011年起，突尼斯已成为滋生圣战者的温床，并且成为伊斯兰国（ISIS）与叙利亚、伊拉克极端组织外国武装分子的最大来源（见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13/tunisia breeding ground islamic state fighters）。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不成熟的民主，不仅导致市场失败（缺失），也导致国家能力失败（缺失）。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反果为因，可怜的是那些沦为试验品的国家民众，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等待施舍与救济的难民。
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pp.274\276）。
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Macmillan, 2010, p.7）。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77, 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 2013, p.104）。
--所以本文作为历史板块的内容供有兴趣的网友分享，从历史照见现实。
摘选自即将出版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引言部分内容
作者：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部分内容见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6_06_23_365070_1.shtml中国经验和英国工业革命之间有关系么？
身处于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伟大国家之一的沃土上，参与着人类社会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浪潮，总想知道这些变化的缘由。来看看经济学家的意见，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2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
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
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 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3
--高大上的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超前的东西死得快。至于西方近代的崛起和超越东方文明，其原因在作者看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至于伟大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制度与科技成果，没提。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4 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
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 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5
--即使是在所谓的古代，不去提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与专制、女巫与裁判，在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民主？谁的民主？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
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
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6
--可怜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有荷兰。。。荷兰的体制不民主？工业革命的主流国家什么体制呢？
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7。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
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前提有问题，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是无视前述条件的制约，于是制度难题与工业革命便成为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极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
--就如马克尭前辈、孟广林教授等对历史阐述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论见，从不同视角来分析问题，有可能会更接近答案。
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
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 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Broadberry 和Gupta, 2009）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 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有洋务运动，有民族资本，有黄金十年，还有满台殖民，都试验了，如何？阿三就不必提了，就是一个奇葩。接下来看看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四次努力。
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卓越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最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 (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 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12
需要指出，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有必要回溯一下这四次努力。
中国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也就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
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
--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商业，民主么？
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使落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海军与工业体系。
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就像早期与英国的冲突一样，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 甚至半工业化的小小日本都大大强于没有工业化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偌大中国。13
--第一次工业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的无能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并最终引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摒弃了“榨取性”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
由于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与应对外来侵略中半世纪之久的努力高度无效，革命因而发生。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怨恨也加速了革命的发生。这是比英国光荣革命更为彻底的真正的革命。
它不是简单地限制清王朝的权力（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而是干脆完全彻底地废除了它。新共和政府试图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华复兴的良药？
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甚至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包容性的共和政府甚至接受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现代企业、新的私有财产法律和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这个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尊严”（引用McCloskey），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但40年之后的1949年，就平均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4
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尝试的失败也解释了为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能够在1937年对中国几乎毫不费力但极度残暴野蛮地大举入侵。南京大屠杀就是见证。15
民国政府对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和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无能，使其在1949年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并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
--粉国民政府是需要胆量的，好在无知者无畏。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曾在这样的挑战下，单单通过互惠的国际贸易实现工业化和粮食自给，而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强国当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以及对弱国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发展老路。中国完全依靠了她自身的商业头脑、实用主义精神、现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老师——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失败经历，而不是依靠当下流行的经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这样特殊的发展道路与成就值得相应水平的智慧鉴赏和公正评价。中国不是，也不该被视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例或经济学理论的例外。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地理面积近似欧洲，把她当作经济发展的特例或例外太不可信了。
相反，中国的实践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工业革命的机制本身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21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双重的：（1）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2）用中国的经验照亮知识界长期悬而未决的“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另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理论不能够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自1978年起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增长奇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这并不令人吃惊。
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相同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这样的美国城市），有的社区极端贫穷，有的极端富裕，有的充满暴力犯罪，有的崇尚文明并遵从法治。
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南部明显比北部贫穷，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因此，难怪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对于制度学派关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持反对意见，可见Robert Allen (2009),Gregory Clark (2007), Deirdre McCloskey (2010), and Kenneth Pomeranz (2001)等。
--可以看俺前面的评述。制度学派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更像是忽悠大师。
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经济发展无关。企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束腐败和贫穷，民主制度和糟糕的独裁政权一样无效率，而且更容易滋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事实上，自2011年起，突尼斯已成为滋生圣战者的温床，并且成为伊斯兰国（ISIS）与叙利亚、伊拉克极端组织外国武装分子的最大来源（见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13/tunisia breeding ground islamic state fighters）。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不成熟的民主，不仅导致市场失败（缺失），也导致国家能力失败（缺失）。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反果为因，可怜的是那些沦为试验品的国家民众，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等待施舍与救济的难民。
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pp.274\276）。
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Macmillan, 2010, p.7）。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77, 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 2013, p.104）。
--所以本文作为历史板块的内容供有兴趣的网友分享，从历史照见现实。
摘选自即将出版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引言部分内容
作者：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部分内容见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6_06_23_365070_1.shtml
身处于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伟大国家之一的沃土上，参与着人类社会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浪潮，总想知道这些变化的缘由。来看看经济学家的意见，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2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
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
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 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3
--高大上的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超前的东西死得快。至于西方近代的崛起和超越东方文明，其原因在作者看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至于伟大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制度与科技成果，没提。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4 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
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 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5
--即使是在所谓的古代，不去提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与专制、女巫与裁判，在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民主？谁的民主？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
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
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6
--可怜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有荷兰。。。荷兰的体制不民主？工业革命的主流国家什么体制呢？
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7。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
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前提有问题，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是无视前述条件的制约，于是制度难题与工业革命便成为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极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
--就如马克尭前辈、孟广林教授等对历史阐述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论见，从不同视角来分析问题，有可能会更接近答案。
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
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 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Broadberry 和Gupta, 2009）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 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有洋务运动，有民族资本，有黄金十年，还有满台殖民，都试验了，如何？阿三就不必提了，就是一个奇葩。接下来看看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四次努力。
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卓越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最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 (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 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12
需要指出，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有必要回溯一下这四次努力。
中国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也就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
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
--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商业，民主么？
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使落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海军与工业体系。
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就像早期与英国的冲突一样，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 甚至半工业化的小小日本都大大强于没有工业化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偌大中国。13
--第一次工业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的无能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并最终引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摒弃了“榨取性”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
由于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与应对外来侵略中半世纪之久的努力高度无效，革命因而发生。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怨恨也加速了革命的发生。这是比英国光荣革命更为彻底的真正的革命。
它不是简单地限制清王朝的权力（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而是干脆完全彻底地废除了它。新共和政府试图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华复兴的良药？
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甚至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包容性的共和政府甚至接受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现代企业、新的私有财产法律和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这个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尊严”（引用McCloskey），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但40年之后的1949年，就平均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4
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尝试的失败也解释了为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能够在1937年对中国几乎毫不费力但极度残暴野蛮地大举入侵。南京大屠杀就是见证。15
民国政府对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和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无能，使其在1949年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并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
--粉国民政府是需要胆量的，好在无知者无畏。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曾在这样的挑战下，单单通过互惠的国际贸易实现工业化和粮食自给，而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强国当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以及对弱国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发展老路。中国完全依靠了她自身的商业头脑、实用主义精神、现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老师——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失败经历，而不是依靠当下流行的经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这样特殊的发展道路与成就值得相应水平的智慧鉴赏和公正评价。中国不是，也不该被视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例或经济学理论的例外。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地理面积近似欧洲，把她当作经济发展的特例或例外太不可信了。
相反，中国的实践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工业革命的机制本身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21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双重的：（1）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2）用中国的经验照亮知识界长期悬而未决的“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另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理论不能够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自1978年起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增长奇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这并不令人吃惊。
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相同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这样的美国城市），有的社区极端贫穷，有的极端富裕，有的充满暴力犯罪，有的崇尚文明并遵从法治。
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南部明显比北部贫穷，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因此，难怪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对于制度学派关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持反对意见，可见Robert Allen (2009),Gregory Clark (2007), Deirdre McCloskey (2010), and Kenneth Pomeranz (2001)等。
--可以看俺前面的评述。制度学派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更像是忽悠大师。
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经济发展无关。企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束腐败和贫穷，民主制度和糟糕的独裁政权一样无效率，而且更容易滋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事实上，自2011年起，突尼斯已成为滋生圣战者的温床，并且成为伊斯兰国（ISIS）与叙利亚、伊拉克极端组织外国武装分子的最大来源（见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13/tunisia breeding ground islamic state fighters）。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不成熟的民主，不仅导致市场失败（缺失），也导致国家能力失败（缺失）。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反果为因，可怜的是那些沦为试验品的国家民众，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等待施舍与救济的难民。
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pp.274\276）。
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Macmillan, 2010, p.7）。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77, 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 2013, p.104）。
--所以本文作为历史板块的内容供有兴趣的网友分享，从历史照见现实。
摘选自即将出版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引言部分内容
作者：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部分内容见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6_06_23_365070_1.shtml中国经验和英国工业革命之间有关系么？
身处于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伟大国家之一的沃土上，参与着人类社会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浪潮，总想知道这些变化的缘由。来看看经济学家的意见，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2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
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
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 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3
--高大上的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超前的东西死得快。至于西方近代的崛起和超越东方文明，其原因在作者看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至于伟大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制度与科技成果，没提。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4 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
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 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5
--即使是在所谓的古代，不去提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与专制、女巫与裁判，在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民主？谁的民主？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
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
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6
--可怜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有荷兰。。。荷兰的体制不民主？工业革命的主流国家什么体制呢？
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7。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
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前提有问题，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是无视前述条件的制约，于是制度难题与工业革命便成为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极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
--就如马克尭前辈、孟广林教授等对历史阐述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论见，从不同视角来分析问题，有可能会更接近答案。
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
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 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Broadberry 和Gupta, 2009）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 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有洋务运动，有民族资本，有黄金十年，还有满台殖民，都试验了，如何？阿三就不必提了，就是一个奇葩。接下来看看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四次努力。
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卓越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最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 (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 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12
需要指出，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有必要回溯一下这四次努力。
中国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也就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
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
--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商业，民主么？
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使落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海军与工业体系。
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就像早期与英国的冲突一样，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 甚至半工业化的小小日本都大大强于没有工业化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偌大中国。13
--第一次工业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的无能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并最终引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摒弃了“榨取性”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
由于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与应对外来侵略中半世纪之久的努力高度无效，革命因而发生。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怨恨也加速了革命的发生。这是比英国光荣革命更为彻底的真正的革命。
它不是简单地限制清王朝的权力（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而是干脆完全彻底地废除了它。新共和政府试图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华复兴的良药？
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甚至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包容性的共和政府甚至接受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现代企业、新的私有财产法律和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这个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尊严”（引用McCloskey），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但40年之后的1949年，就平均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4
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尝试的失败也解释了为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能够在1937年对中国几乎毫不费力但极度残暴野蛮地大举入侵。南京大屠杀就是见证。15
民国政府对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和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无能，使其在1949年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并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
--粉国民政府是需要胆量的，好在无知者无畏。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曾在这样的挑战下，单单通过互惠的国际贸易实现工业化和粮食自给，而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强国当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以及对弱国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发展老路。中国完全依靠了她自身的商业头脑、实用主义精神、现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老师——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失败经历，而不是依靠当下流行的经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这样特殊的发展道路与成就值得相应水平的智慧鉴赏和公正评价。中国不是，也不该被视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例或经济学理论的例外。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地理面积近似欧洲，把她当作经济发展的特例或例外太不可信了。
相反，中国的实践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工业革命的机制本身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21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双重的：（1）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2）用中国的经验照亮知识界长期悬而未决的“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另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理论不能够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自1978年起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增长奇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这并不令人吃惊。
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相同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这样的美国城市），有的社区极端贫穷，有的极端富裕，有的充满暴力犯罪，有的崇尚文明并遵从法治。
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南部明显比北部贫穷，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因此，难怪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对于制度学派关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持反对意见，可见Robert Allen (2009),Gregory Clark (2007), Deirdre McCloskey (2010), and Kenneth Pomeranz (2001)等。
--可以看俺前面的评述。制度学派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更像是忽悠大师。
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经济发展无关。企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束腐败和贫穷，民主制度和糟糕的独裁政权一样无效率，而且更容易滋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事实上，自2011年起，突尼斯已成为滋生圣战者的温床，并且成为伊斯兰国（ISIS）与叙利亚、伊拉克极端组织外国武装分子的最大来源（见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13/tunisia breeding ground islamic state fighters）。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不成熟的民主，不仅导致市场失败（缺失），也导致国家能力失败（缺失）。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反果为因，可怜的是那些沦为试验品的国家民众，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等待施舍与救济的难民。
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pp.274\276）。
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Macmillan, 2010, p.7）。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77, 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 2013, p.104）。
--所以本文作为历史板块的内容供有兴趣的网友分享，从历史照见现实。
摘选自即将出版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引言部分内容
作者：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部分内容见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6_06_23_365070_1.shtml
作者既不基于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偏见对中国盲目悲观，也不基于中国曾是持续几千年的全球最强大文明这一事实来推断中国必将重返巅峰。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归纳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剖析了中国崛起为何必将实现的原因。
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基本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努力在其后二百多年间仅有几个地区获得了成功：北欧、西欧、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观察者网注）。这些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仅相当于世界人口10%左右。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四条小龙经虽然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其中某些经济体（例如台湾）目前的人均收入也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
工业革命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模仿和尝试过，为什么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几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呢？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贝克尔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俄罗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场化”的“休克疗法”后为何却一蹶不振，解释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的工业化，更解释不了韩国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时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产权和法制状况都相同的同一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却同时存在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两种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两种社会环境。这种同一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国城市找到。意大利也是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后，而北部却很富裕。为什么？
原因在于，无论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数学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根本无力解释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些流行理论对发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黄土地上的伟大工业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码洞见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和低估中国工业化的威力。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归纳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剖析了中国崛起为何必将实现的原因。
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基本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努力在其后二百多年间仅有几个地区获得了成功：北欧、西欧、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观察者网注）。这些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仅相当于世界人口10%左右。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四条小龙经虽然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其中某些经济体（例如台湾）目前的人均收入也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
工业革命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模仿和尝试过，为什么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几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呢？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贝克尔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俄罗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场化”的“休克疗法”后为何却一蹶不振，解释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的工业化，更解释不了韩国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时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产权和法制状况都相同的同一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却同时存在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两种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两种社会环境。这种同一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国城市找到。意大利也是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后，而北部却很富裕。为什么？
原因在于，无论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数学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根本无力解释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些流行理论对发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黄土地上的伟大工业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码洞见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和低估中国工业化的威力。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路径中，政治制度是内生的，是根据初始国情、社会稳定和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断改进的；因此，民主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民主制度只有在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才能正常运作并对社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否则只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加速器。
而没有政治稳定，统一的大市场就不能建立，从而规模化大生产也无法盈利。因此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曾是在首先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完整以及社会安全的绝对前提条件下，不约而同地走过了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无论其政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是：
第一，除非存在人们间的社会信任，让那些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去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
第二，为了使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
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和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机制与产权结构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权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
但是引爆工业革命所需的规模化世界市场又是如何获得呢？早期的欧洲列强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应该被理解为重视商业和制造业出口，而非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它们采用武装贸易，利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来开拓和创立垄断性的全球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从而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和几百年的时间来培育强大的商人群体并利用他们创造规模足够大的世界市场。因此，在当今的文明时代，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市场开拓和帮助农民组织企业方面必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目前正在中国爆发和展开的工业革命也并非仅仅是不断采纳新技术的结果，而是在一个能力卓越的重商主义政府带领下不断为其制造业创造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直接结果。
这一市场开拓的过程没有重复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殖民其他民族的老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也从中获益匪浅。这一秩序原先是由所有发展中国家、各殖民地独立运动以及各工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共同创立的——原注】。
--文一教授的确不落窠臼，俺虽然当年学过政治经济学，看过资本论、国富论等经济著作，但文教授此文分析缜密，颇具新意。
而没有政治稳定，统一的大市场就不能建立，从而规模化大生产也无法盈利。因此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曾是在首先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完整以及社会安全的绝对前提条件下，不约而同地走过了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无论其政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是：
第一，除非存在人们间的社会信任，让那些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去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
第二，为了使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
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和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机制与产权结构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权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
但是引爆工业革命所需的规模化世界市场又是如何获得呢？早期的欧洲列强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应该被理解为重视商业和制造业出口，而非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它们采用武装贸易，利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来开拓和创立垄断性的全球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从而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和几百年的时间来培育强大的商人群体并利用他们创造规模足够大的世界市场。因此，在当今的文明时代，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市场开拓和帮助农民组织企业方面必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目前正在中国爆发和展开的工业革命也并非仅仅是不断采纳新技术的结果，而是在一个能力卓越的重商主义政府带领下不断为其制造业创造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直接结果。
这一市场开拓的过程没有重复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殖民其他民族的老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也从中获益匪浅。这一秩序原先是由所有发展中国家、各殖民地独立运动以及各工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共同创立的——原注】。
--文一教授的确不落窠臼，俺虽然当年学过政治经济学，看过资本论、国富论等经济著作，但文教授此文分析缜密，颇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