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受难的重要性（1） ——走向中西方关于痛苦的理论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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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通常被称为仇恨的世纪、流放的世纪或者（集中）营的世纪。我称之为动荡的世纪。在全世界几乎把每一个人都抓在手里的这种精神动荡，有一部分必定和承诺性的政策有关。这种政策是说，现代性必须发动起来，为的是按照现代性的规则摆脱传统、取代传统。现代性的法理何在？这是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曾经提出的问题。（Blumenberg 1988）这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问题，因为大家或许因此会觉得提问者缺乏资质，毫无助益地固执于往昔，而不太会认为他是一个有资质的、敏锐的、有头脑的人物。自从五四运动（一九一九）以来，中国人一直对现代性孜孜以求，正如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常是如此；他们甚至恨上了传统，不但在理论上恨，在实践中也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他们毁坏的中国传统文化资产，他们杀害的自己人，比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帝国主义列强毁坏和杀害的更多。如今，你必须到日本去找中世纪中国建筑的最好样本，到英国去阅读关于中国的最广泛的历史记录，或者到美国去发现中国最好的图书（摆放得并不凌乱）。中国人信仰现代性，因为他们信仰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允诺。自从现代主义以来，允诺一直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而已。现代性证实自己的至高地位有道理，靠的是允诺：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任何方向走。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允诺，一直是这样一个展望：人正在走的这条路，处于彻底的黑暗中；有朝一日，这条路会变成一条引导人们走向最明亮的光辉前景的路：Per aspera ad astra!或者Zur Sonne，Brüder，zum Licht!（“走向太阳，弟兄们，走向光明！”）在这条路的终点，据说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正直的人也不会死。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不但装模作样地相信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而且就在她最近的过去，已经实现了这条路：比方说，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小说家浩然（生于一九三二年），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大陆作家，在他的小说《金光大道》里为这条路画了一幅画。在他眼睛里，伴随着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国已经走得好远了；社会主义刚刚开了个头儿，却几乎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我以前反复表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在一个世俗化了的世界历史当中，作为一个世俗社会，也取得了一席之地（9）。尽管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批评，我仍然确信：毛主义的基本设想，不过是对基督教教条的重新解释或者错误解释（10）。《新约》福音教导人们说，通过基督的自我牺牲，基督徒“从律法的诅咒下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是“Knechte unter dem Gesetz”（“在律法的诅咒下的奴隶”）（参见圣保罗：“加拉太书”第三章），而是神的孩子。你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才能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努力实行的这种范式改变。在这一改变了的范式的指导下，据说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已经抛弃了奴隶的枷锁，因此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由于中国人民的苦难被简化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Bowker 1999：165-192），那么克服这种苦难、把人民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相对容易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的这个政体，诗人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颂之曰“人间天堂”（Chen 1999：101）。如果单从其政治方面来看，发生于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自杀”年代（参考von Coillie 1992）的作家们的这些故意歌唱党和党的领袖的颂词，部分地要遭到误解。比方说，胡风（一九○二-一九八五）的长篇颂诗《时间开始了》（Chen 1999：22-24），隐含着一个宗教信息。此诗作于一九四九岁末与一九五○年初。它把毛泽东赞美为人类的完美，它荣耀劳动人民的苦难，它敬仰在天安门广场上死难的革命者的灵魂，它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业。在这里，“时间”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它理解为kairos，理解为完满而积极的时间（“gefüllte Zeit”）（11），它才有意思。kairos一词的神学部分，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某事或某人的到来，他或它将在身后留下痕迹，并且决定着一个政体、一个社会、一个公社或者一个教区的未来命运。正如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前文提到的颂歌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出现在大海之上，凌驾着万顷波涛。他为什么被大海擎上了最高峰？当然，或许有人会对你提到大禹，他是治水的；但你也可以想到耶和华，他的灵浮在渊面上（“创世记”第一、二章），或者曾经降伏滔天湖水的基督。毛泽东不仅仅被呼为太阳，正如基督徒在向神恳求的时候也把神叫做太阳和光一样，他还被称为伟大的舵手，这或许又有一层基督教的寓意。
一九七五年我有机会亲眼见证了一次“诉苦会”。官方指派的在过去遭受苦难的代表，在会上，一时涕泗滂沱，一时笑逐颜开，进行“忆苦思甜”：回忆解放前的苦，感激解放后的甜。他们所说的苦和甜，总是和物质的东西相关，和衣食相关：“吃不饱，穿不暖”这个一成不变的用语，总是用来概括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一一年之前的那些岁月。他们对毛泽东的“恩赐”无比感激，他们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种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宗教仪式（12）。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天早晚发生在中小学和大学里的，还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仪式。此谓之“早请示，晚汇报”。你必须在毛泽东画像前鞠躬。用不着对这种祈祷和忏悔仪式多做解释了。“文革”在西方世界的巨大成功，继续存在于绝对平等的政治观念当中，存在于精英分子一如既往的傲慢态度中；究其根源，仍然是“文革”提供给它的信者的这种世俗的“信仰”。
在毛泽东画像中，人升到了巅峰，显示人是他自己的救主。这是一种范式改变；看自己的方式所产生的激烈后果，伴随着这种范式改变：如果我是我自己的救主，那么我就不得不颂扬我自己。德国哲学家彼得·斯罗特迪耶克（Peter Sloterdijk）曾经表明：自从尼采以来，任何种类的颂词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自吹自擂。（Sloterdijk 2001：40-43）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是一段自我偶像化的岁月。一九八五年的一首不知名作者的所谓新歌，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这一点显示了出来。它在一九五九年发表在郭沫若和周扬编的诗集《红旗歌谣》里。它叫做“我来了”（Chen 1999：126）。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歌不应该被误解为当时的那种扫除迷信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意在用毛泽东和其他人的肖像来取代公共场所的宗教符号。我在上文说到自我刺激（Selbsterregung）这个用来概括现代社会机制的术语。自我刺激的结果之一，是一种自言自语（self-address），这意思是：人们的注意力只被引导到他们自己：毛主义是极端方式的自言自语。毛泽东只对他自己说话；中国人民，用他的语录、观念、生活方式和服装；中国人民也由于他，只听他们自己，只看他们自己，等等。这种自恋，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它明显的一种形式，是这个声名狼藉的自称自诩（self-assessment）：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比较不明显的形式，是主宰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文学风格；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常难以忍受：最突出的作品是高行健的《灵山》。在这里，叙述者几乎一直在对自己说话：这本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小说的第一句以人称代词“你”开始，“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在这个代词消融为第一人称代词，并最终在一只小青蛙的形象中发现了“上帝”之前，小说也是以“你”结束的。这本小说常常使用这么一个观念：现代的自我，不仅是单一和独特的，而且由三个部分构成：我、你和他。这种分崩离析的征象，对现代男女而言，是典型的，当然没有什么可惊之处。主人公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再也理解不了任何事情，这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像这种搞法的现代哲学，不厌其烦地指出现代人不得不经受的屈辱境地。从一种神学或者道德的观点来看，以这种屈辱面目出现的这种受难，是自造的，是人造的。我把这种受难叫做错误的受难。
与此同时，一些个人、社会和民族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已经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国家，都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在最高位置上的男人，或许仍然觉得自己身为某个少数人集体中的一员而被人轻视；一个非常富的女人，什么都有，或许仍然要说她被某个男子所歧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或许会摒弃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政治建议，坚持说它在过去受够了帝国主义的苦，再也不想听任何人教导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正如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所表明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与现代的自我有关，这个现代的自我对自己要求太多了。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首诗中，歌德问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问题：“单凭你自己，不是件件事情都做得了吧，神圣而燃烧着的心？” 布鲁克纳不仅仅把自扮受害者这种做法理解为一个自我的自然结果；这个自我，正在为完全的独立性而斗争，却愈发消损了自身。正如上文早就指出的，在这种妄自菲薄（self-weakening）的背后，除了人们自吹自擂（self-aggrandizement）这种简单的一厢情愿之外，还有别的可说，还有另一种范式改变。我们面对着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种世俗化形式。
在《圣经》中，受难是把一个人的地位合法化的方式；受难使一个人成为合法的信从者、见证人、上帝特选出来的一员。然而，圣经时代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比方说，是基督的门徒从来也不会把自己的痛苦说成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方式上的受难。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所受的耻辱是即将来临的拯救的征象，因为，对他们来说，受难象征着一种净化过程，是神拯救之意的一部分（Heilsplan）。只是在这种理解下，中世纪时的“感伤的回忆”（memoria passionis）才成为一种方式，以更深刻地理解造物之功。那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把基督的荆冠叫做“最甜蜜的枕头”、把十字架叫做“甜蜜的床”的原因（14）。受难与爱分不开，因为一个人因他所失去的而受难：
omnis quippe dolor venit ex amore：dolor itaque de temporalis alicuius amissione ex eiusdem venit temporalis amore.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爱：为失去当前的善人善事而哀伤，这哀伤来自对这当前的善人善事的爱。）二十世纪通常被称为仇恨的世纪、流放的世纪或者（集中）营的世纪。我称之为动荡的世纪。在全世界几乎把每一个人都抓在手里的这种精神动荡，有一部分必定和承诺性的政策有关。这种政策是说，现代性必须发动起来，为的是按照现代性的规则摆脱传统、取代传统。现代性的法理何在？这是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曾经提出的问题。（Blumenberg 1988）这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问题，因为大家或许因此会觉得提问者缺乏资质，毫无助益地固执于往昔，而不太会认为他是一个有资质的、敏锐的、有头脑的人物。自从五四运动（一九一九）以来，中国人一直对现代性孜孜以求，正如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常是如此；他们甚至恨上了传统，不但在理论上恨，在实践中也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他们毁坏的中国传统文化资产，他们杀害的自己人，比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帝国主义列强毁坏和杀害的更多。如今，你必须到日本去找中世纪中国建筑的最好样本，到英国去阅读关于中国的最广泛的历史记录，或者到美国去发现中国最好的图书（摆放得并不凌乱）。中国人信仰现代性，因为他们信仰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允诺。自从现代主义以来，允诺一直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而已。现代性证实自己的至高地位有道理，靠的是允诺：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任何方向走。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允诺，一直是这样一个展望：人正在走的这条路，处于彻底的黑暗中；有朝一日，这条路会变成一条引导人们走向最明亮的光辉前景的路：Per aspera ad astra!或者Zur Sonne，Brüder，zum Licht!（“走向太阳，弟兄们，走向光明！”）在这条路的终点，据说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正直的人也不会死。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不但装模作样地相信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而且就在她最近的过去，已经实现了这条路：比方说，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小说家浩然（生于一九三二年），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大陆作家，在他的小说《金光大道》里为这条路画了一幅画。在他眼睛里，伴随着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国已经走得好远了；社会主义刚刚开了个头儿，却几乎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我以前反复表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在一个世俗化了的世界历史当中，作为一个世俗社会，也取得了一席之地（9）。尽管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批评，我仍然确信：毛主义的基本设想，不过是对基督教教条的重新解释或者错误解释（10）。《新约》福音教导人们说，通过基督的自我牺牲，基督徒“从律法的诅咒下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是“Knechte unter dem Gesetz”（“在律法的诅咒下的奴隶”）（参见圣保罗：“加拉太书”第三章），而是神的孩子。你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才能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努力实行的这种范式改变。在这一改变了的范式的指导下，据说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已经抛弃了奴隶的枷锁，因此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由于中国人民的苦难被简化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Bowker 1999：165-192），那么克服这种苦难、把人民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相对容易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的这个政体，诗人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颂之曰“人间天堂”（Chen 1999：101）。如果单从其政治方面来看，发生于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自杀”年代（参考von Coillie 1992）的作家们的这些故意歌唱党和党的领袖的颂词，部分地要遭到误解。比方说，胡风（一九○二-一九八五）的长篇颂诗《时间开始了》（Chen 1999：22-24），隐含着一个宗教信息。此诗作于一九四九岁末与一九五○年初。它把毛泽东赞美为人类的完美，它荣耀劳动人民的苦难，它敬仰在天安门广场上死难的革命者的灵魂，它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业。在这里，“时间”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它理解为kairos，理解为完满而积极的时间（“gefüllte Zeit”）（11），它才有意思。kairos一词的神学部分，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某事或某人的到来，他或它将在身后留下痕迹，并且决定着一个政体、一个社会、一个公社或者一个教区的未来命运。正如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前文提到的颂歌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出现在大海之上，凌驾着万顷波涛。他为什么被大海擎上了最高峰？当然，或许有人会对你提到大禹，他是治水的；但你也可以想到耶和华，他的灵浮在渊面上（“创世记”第一、二章），或者曾经降伏滔天湖水的基督。毛泽东不仅仅被呼为太阳，正如基督徒在向神恳求的时候也把神叫做太阳和光一样，他还被称为伟大的舵手，这或许又有一层基督教的寓意。
一九七五年我有机会亲眼见证了一次“诉苦会”。官方指派的在过去遭受苦难的代表，在会上，一时涕泗滂沱，一时笑逐颜开，进行“忆苦思甜”：回忆解放前的苦，感激解放后的甜。他们所说的苦和甜，总是和物质的东西相关，和衣食相关：“吃不饱，穿不暖”这个一成不变的用语，总是用来概括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一一年之前的那些岁月。他们对毛泽东的“恩赐”无比感激，他们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种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宗教仪式（12）。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天早晚发生在中小学和大学里的，还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仪式。此谓之“早请示，晚汇报”。你必须在毛泽东画像前鞠躬。用不着对这种祈祷和忏悔仪式多做解释了。“文革”在西方世界的巨大成功，继续存在于绝对平等的政治观念当中，存在于精英分子一如既往的傲慢态度中；究其根源，仍然是“文革”提供给它的信者的这种世俗的“信仰”。
在毛泽东画像中，人升到了巅峰，显示人是他自己的救主。这是一种范式改变；看自己的方式所产生的激烈后果，伴随着这种范式改变：如果我是我自己的救主，那么我就不得不颂扬我自己。德国哲学家彼得·斯罗特迪耶克（Peter Sloterdijk）曾经表明：自从尼采以来，任何种类的颂词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自吹自擂。（Sloterdijk 2001：40-43）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是一段自我偶像化的岁月。一九八五年的一首不知名作者的所谓新歌，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这一点显示了出来。它在一九五九年发表在郭沫若和周扬编的诗集《红旗歌谣》里。它叫做“我来了”（Chen 1999：126）。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歌不应该被误解为当时的那种扫除迷信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意在用毛泽东和其他人的肖像来取代公共场所的宗教符号。我在上文说到自我刺激（Selbsterregung）这个用来概括现代社会机制的术语。自我刺激的结果之一，是一种自言自语（self-address），这意思是：人们的注意力只被引导到他们自己：毛主义是极端方式的自言自语。毛泽东只对他自己说话；中国人民，用他的语录、观念、生活方式和服装；中国人民也由于他，只听他们自己，只看他们自己，等等。这种自恋，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它明显的一种形式，是这个声名狼藉的自称自诩（self-assessment）：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比较不明显的形式，是主宰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文学风格；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常难以忍受：最突出的作品是高行健的《灵山》。在这里，叙述者几乎一直在对自己说话：这本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小说的第一句以人称代词“你”开始，“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在这个代词消融为第一人称代词，并最终在一只小青蛙的形象中发现了“上帝”之前，小说也是以“你”结束的。这本小说常常使用这么一个观念：现代的自我，不仅是单一和独特的，而且由三个部分构成：我、你和他。这种分崩离析的征象，对现代男女而言，是典型的，当然没有什么可惊之处。主人公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再也理解不了任何事情，这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像这种搞法的现代哲学，不厌其烦地指出现代人不得不经受的屈辱境地。从一种神学或者道德的观点来看，以这种屈辱面目出现的这种受难，是自造的，是人造的。我把这种受难叫做错误的受难。
与此同时，一些个人、社会和民族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已经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国家，都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在最高位置上的男人，或许仍然觉得自己身为某个少数人集体中的一员而被人轻视；一个非常富的女人，什么都有，或许仍然要说她被某个男子所歧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或许会摒弃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政治建议，坚持说它在过去受够了帝国主义的苦，再也不想听任何人教导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正如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所表明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与现代的自我有关，这个现代的自我对自己要求太多了。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首诗中，歌德问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问题：“单凭你自己，不是件件事情都做得了吧，神圣而燃烧着的心？” 布鲁克纳不仅仅把自扮受害者这种做法理解为一个自我的自然结果；这个自我，正在为完全的独立性而斗争，却愈发消损了自身。正如上文早就指出的，在这种妄自菲薄（self-weakening）的背后，除了人们自吹自擂（self-aggrandizement）这种简单的一厢情愿之外，还有别的可说，还有另一种范式改变。我们面对着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种世俗化形式。
在《圣经》中，受难是把一个人的地位合法化的方式；受难使一个人成为合法的信从者、见证人、上帝特选出来的一员。然而，圣经时代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比方说，是基督的门徒从来也不会把自己的痛苦说成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方式上的受难。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所受的耻辱是即将来临的拯救的征象，因为，对他们来说，受难象征着一种净化过程，是神拯救之意的一部分（Heilsplan）。只是在这种理解下，中世纪时的“感伤的回忆”（memoria passionis）才成为一种方式，以更深刻地理解造物之功。那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把基督的荆冠叫做“最甜蜜的枕头”、把十字架叫做“甜蜜的床”的原因（14）。受难与爱分不开，因为一个人因他所失去的而受难：
omnis quippe dolor venit ex amore：dolor itaque de temporalis alicuius amissione ex eiusdem venit temporalis amore.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爱：为失去当前的善人善事而哀伤，这哀伤来自对这当前的善人善事的爱。）
我以前反复表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在一个世俗化了的世界历史当中，作为一个世俗社会，也取得了一席之地（9）。尽管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批评，我仍然确信：毛主义的基本设想，不过是对基督教教条的重新解释或者错误解释（10）。《新约》福音教导人们说，通过基督的自我牺牲，基督徒“从律法的诅咒下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是“Knechte unter dem Gesetz”（“在律法的诅咒下的奴隶”）（参见圣保罗：“加拉太书”第三章），而是神的孩子。你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才能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努力实行的这种范式改变。在这一改变了的范式的指导下，据说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已经抛弃了奴隶的枷锁，因此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由于中国人民的苦难被简化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Bowker 1999：165-192），那么克服这种苦难、把人民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相对容易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的这个政体，诗人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颂之曰“人间天堂”（Chen 1999：101）。如果单从其政治方面来看，发生于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自杀”年代（参考von Coillie 1992）的作家们的这些故意歌唱党和党的领袖的颂词，部分地要遭到误解。比方说，胡风（一九○二-一九八五）的长篇颂诗《时间开始了》（Chen 1999：22-24），隐含着一个宗教信息。此诗作于一九四九岁末与一九五○年初。它把毛泽东赞美为人类的完美，它荣耀劳动人民的苦难，它敬仰在天安门广场上死难的革命者的灵魂，它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业。在这里，“时间”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它理解为kairos，理解为完满而积极的时间（“gefüllte Zeit”）（11），它才有意思。kairos一词的神学部分，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某事或某人的到来，他或它将在身后留下痕迹，并且决定着一个政体、一个社会、一个公社或者一个教区的未来命运。正如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前文提到的颂歌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出现在大海之上，凌驾着万顷波涛。他为什么被大海擎上了最高峰？当然，或许有人会对你提到大禹，他是治水的；但你也可以想到耶和华，他的灵浮在渊面上（“创世记”第一、二章），或者曾经降伏滔天湖水的基督。毛泽东不仅仅被呼为太阳，正如基督徒在向神恳求的时候也把神叫做太阳和光一样，他还被称为伟大的舵手，这或许又有一层基督教的寓意。
一九七五年我有机会亲眼见证了一次“诉苦会”。官方指派的在过去遭受苦难的代表，在会上，一时涕泗滂沱，一时笑逐颜开，进行“忆苦思甜”：回忆解放前的苦，感激解放后的甜。他们所说的苦和甜，总是和物质的东西相关，和衣食相关：“吃不饱，穿不暖”这个一成不变的用语，总是用来概括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一一年之前的那些岁月。他们对毛泽东的“恩赐”无比感激，他们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种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宗教仪式（12）。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天早晚发生在中小学和大学里的，还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仪式。此谓之“早请示，晚汇报”。你必须在毛泽东画像前鞠躬。用不着对这种祈祷和忏悔仪式多做解释了。“文革”在西方世界的巨大成功，继续存在于绝对平等的政治观念当中，存在于精英分子一如既往的傲慢态度中；究其根源，仍然是“文革”提供给它的信者的这种世俗的“信仰”。
在毛泽东画像中，人升到了巅峰，显示人是他自己的救主。这是一种范式改变；看自己的方式所产生的激烈后果，伴随着这种范式改变：如果我是我自己的救主，那么我就不得不颂扬我自己。德国哲学家彼得·斯罗特迪耶克（Peter Sloterdijk）曾经表明：自从尼采以来，任何种类的颂词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自吹自擂。（Sloterdijk 2001：40-43）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是一段自我偶像化的岁月。一九八五年的一首不知名作者的所谓新歌，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这一点显示了出来。它在一九五九年发表在郭沫若和周扬编的诗集《红旗歌谣》里。它叫做“我来了”（Chen 1999：126）。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歌不应该被误解为当时的那种扫除迷信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意在用毛泽东和其他人的肖像来取代公共场所的宗教符号。我在上文说到自我刺激（Selbsterregung）这个用来概括现代社会机制的术语。自我刺激的结果之一，是一种自言自语（self-address），这意思是：人们的注意力只被引导到他们自己：毛主义是极端方式的自言自语。毛泽东只对他自己说话；中国人民，用他的语录、观念、生活方式和服装；中国人民也由于他，只听他们自己，只看他们自己，等等。这种自恋，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它明显的一种形式，是这个声名狼藉的自称自诩（self-assessment）：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比较不明显的形式，是主宰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文学风格；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常难以忍受：最突出的作品是高行健的《灵山》。在这里，叙述者几乎一直在对自己说话：这本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小说的第一句以人称代词“你”开始，“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在这个代词消融为第一人称代词，并最终在一只小青蛙的形象中发现了“上帝”之前，小说也是以“你”结束的。这本小说常常使用这么一个观念：现代的自我，不仅是单一和独特的，而且由三个部分构成：我、你和他。这种分崩离析的征象，对现代男女而言，是典型的，当然没有什么可惊之处。主人公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再也理解不了任何事情，这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像这种搞法的现代哲学，不厌其烦地指出现代人不得不经受的屈辱境地。从一种神学或者道德的观点来看，以这种屈辱面目出现的这种受难，是自造的，是人造的。我把这种受难叫做错误的受难。
与此同时，一些个人、社会和民族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已经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国家，都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在最高位置上的男人，或许仍然觉得自己身为某个少数人集体中的一员而被人轻视；一个非常富的女人，什么都有，或许仍然要说她被某个男子所歧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或许会摒弃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政治建议，坚持说它在过去受够了帝国主义的苦，再也不想听任何人教导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正如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所表明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与现代的自我有关，这个现代的自我对自己要求太多了。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首诗中，歌德问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问题：“单凭你自己，不是件件事情都做得了吧，神圣而燃烧着的心？” 布鲁克纳不仅仅把自扮受害者这种做法理解为一个自我的自然结果；这个自我，正在为完全的独立性而斗争，却愈发消损了自身。正如上文早就指出的，在这种妄自菲薄（self-weakening）的背后，除了人们自吹自擂（self-aggrandizement）这种简单的一厢情愿之外，还有别的可说，还有另一种范式改变。我们面对着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种世俗化形式。
在《圣经》中，受难是把一个人的地位合法化的方式；受难使一个人成为合法的信从者、见证人、上帝特选出来的一员。然而，圣经时代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比方说，是基督的门徒从来也不会把自己的痛苦说成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方式上的受难。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所受的耻辱是即将来临的拯救的征象，因为，对他们来说，受难象征着一种净化过程，是神拯救之意的一部分（Heilsplan）。只是在这种理解下，中世纪时的“感伤的回忆”（memoria passionis）才成为一种方式，以更深刻地理解造物之功。那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把基督的荆冠叫做“最甜蜜的枕头”、把十字架叫做“甜蜜的床”的原因（14）。受难与爱分不开，因为一个人因他所失去的而受难：
omnis quippe dolor venit ex amore：dolor itaque de temporalis alicuius amissione ex eiusdem venit temporalis amore.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爱：为失去当前的善人善事而哀伤，这哀伤来自对这当前的善人善事的爱。）二十世纪通常被称为仇恨的世纪、流放的世纪或者（集中）营的世纪。我称之为动荡的世纪。在全世界几乎把每一个人都抓在手里的这种精神动荡，有一部分必定和承诺性的政策有关。这种政策是说，现代性必须发动起来，为的是按照现代性的规则摆脱传统、取代传统。现代性的法理何在？这是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曾经提出的问题。（Blumenberg 1988）这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问题，因为大家或许因此会觉得提问者缺乏资质，毫无助益地固执于往昔，而不太会认为他是一个有资质的、敏锐的、有头脑的人物。自从五四运动（一九一九）以来，中国人一直对现代性孜孜以求，正如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常是如此；他们甚至恨上了传统，不但在理论上恨，在实践中也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他们毁坏的中国传统文化资产，他们杀害的自己人，比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帝国主义列强毁坏和杀害的更多。如今，你必须到日本去找中世纪中国建筑的最好样本，到英国去阅读关于中国的最广泛的历史记录，或者到美国去发现中国最好的图书（摆放得并不凌乱）。中国人信仰现代性，因为他们信仰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允诺。自从现代主义以来，允诺一直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而已。现代性证实自己的至高地位有道理，靠的是允诺：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任何方向走。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允诺，一直是这样一个展望：人正在走的这条路，处于彻底的黑暗中；有朝一日，这条路会变成一条引导人们走向最明亮的光辉前景的路：Per aspera ad astra!或者Zur Sonne，Brüder，zum Licht!（“走向太阳，弟兄们，走向光明！”）在这条路的终点，据说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正直的人也不会死。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不但装模作样地相信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而且就在她最近的过去，已经实现了这条路：比方说，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小说家浩然（生于一九三二年），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大陆作家，在他的小说《金光大道》里为这条路画了一幅画。在他眼睛里，伴随着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国已经走得好远了；社会主义刚刚开了个头儿，却几乎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我以前反复表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在一个世俗化了的世界历史当中，作为一个世俗社会，也取得了一席之地（9）。尽管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批评，我仍然确信：毛主义的基本设想，不过是对基督教教条的重新解释或者错误解释（10）。《新约》福音教导人们说，通过基督的自我牺牲，基督徒“从律法的诅咒下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是“Knechte unter dem Gesetz”（“在律法的诅咒下的奴隶”）（参见圣保罗：“加拉太书”第三章），而是神的孩子。你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才能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努力实行的这种范式改变。在这一改变了的范式的指导下，据说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已经抛弃了奴隶的枷锁，因此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由于中国人民的苦难被简化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Bowker 1999：165-192），那么克服这种苦难、把人民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相对容易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的这个政体，诗人郭小川（一九一九-一九七六）颂之曰“人间天堂”（Chen 1999：101）。如果单从其政治方面来看，发生于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自杀”年代（参考von Coillie 1992）的作家们的这些故意歌唱党和党的领袖的颂词，部分地要遭到误解。比方说，胡风（一九○二-一九八五）的长篇颂诗《时间开始了》（Chen 1999：22-24），隐含着一个宗教信息。此诗作于一九四九岁末与一九五○年初。它把毛泽东赞美为人类的完美，它荣耀劳动人民的苦难，它敬仰在天安门广场上死难的革命者的灵魂，它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业。在这里，“时间”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它理解为kairos，理解为完满而积极的时间（“gefüllte Zeit”）（11），它才有意思。kairos一词的神学部分，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某事或某人的到来，他或它将在身后留下痕迹，并且决定着一个政体、一个社会、一个公社或者一个教区的未来命运。正如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前文提到的颂歌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出现在大海之上，凌驾着万顷波涛。他为什么被大海擎上了最高峰？当然，或许有人会对你提到大禹，他是治水的；但你也可以想到耶和华，他的灵浮在渊面上（“创世记”第一、二章），或者曾经降伏滔天湖水的基督。毛泽东不仅仅被呼为太阳，正如基督徒在向神恳求的时候也把神叫做太阳和光一样，他还被称为伟大的舵手，这或许又有一层基督教的寓意。
一九七五年我有机会亲眼见证了一次“诉苦会”。官方指派的在过去遭受苦难的代表，在会上，一时涕泗滂沱，一时笑逐颜开，进行“忆苦思甜”：回忆解放前的苦，感激解放后的甜。他们所说的苦和甜，总是和物质的东西相关，和衣食相关：“吃不饱，穿不暖”这个一成不变的用语，总是用来概括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一一年之前的那些岁月。他们对毛泽东的“恩赐”无比感激，他们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种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宗教仪式（12）。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天早晚发生在中小学和大学里的，还有一种人尽皆知的仪式。此谓之“早请示，晚汇报”。你必须在毛泽东画像前鞠躬。用不着对这种祈祷和忏悔仪式多做解释了。“文革”在西方世界的巨大成功，继续存在于绝对平等的政治观念当中，存在于精英分子一如既往的傲慢态度中；究其根源，仍然是“文革”提供给它的信者的这种世俗的“信仰”。
在毛泽东画像中，人升到了巅峰，显示人是他自己的救主。这是一种范式改变；看自己的方式所产生的激烈后果，伴随着这种范式改变：如果我是我自己的救主，那么我就不得不颂扬我自己。德国哲学家彼得·斯罗特迪耶克（Peter Sloterdijk）曾经表明：自从尼采以来，任何种类的颂词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自吹自擂。（Sloterdijk 2001：40-43）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是一段自我偶像化的岁月。一九八五年的一首不知名作者的所谓新歌，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这一点显示了出来。它在一九五九年发表在郭沫若和周扬编的诗集《红旗歌谣》里。它叫做“我来了”（Chen 1999：126）。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歌不应该被误解为当时的那种扫除迷信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意在用毛泽东和其他人的肖像来取代公共场所的宗教符号。我在上文说到自我刺激（Selbsterregung）这个用来概括现代社会机制的术语。自我刺激的结果之一，是一种自言自语（self-address），这意思是：人们的注意力只被引导到他们自己：毛主义是极端方式的自言自语。毛泽东只对他自己说话；中国人民，用他的语录、观念、生活方式和服装；中国人民也由于他，只听他们自己，只看他们自己，等等。这种自恋，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它明显的一种形式，是这个声名狼藉的自称自诩（self-assessment）：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比较不明显的形式，是主宰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文学风格；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常难以忍受：最突出的作品是高行健的《灵山》。在这里，叙述者几乎一直在对自己说话：这本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小说的第一句以人称代词“你”开始，“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在这个代词消融为第一人称代词，并最终在一只小青蛙的形象中发现了“上帝”之前，小说也是以“你”结束的。这本小说常常使用这么一个观念：现代的自我，不仅是单一和独特的，而且由三个部分构成：我、你和他。这种分崩离析的征象，对现代男女而言，是典型的，当然没有什么可惊之处。主人公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再也理解不了任何事情，这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像这种搞法的现代哲学，不厌其烦地指出现代人不得不经受的屈辱境地。从一种神学或者道德的观点来看，以这种屈辱面目出现的这种受难，是自造的，是人造的。我把这种受难叫做错误的受难。
与此同时，一些个人、社会和民族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已经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国家，都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在最高位置上的男人，或许仍然觉得自己身为某个少数人集体中的一员而被人轻视；一个非常富的女人，什么都有，或许仍然要说她被某个男子所歧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或许会摒弃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政治建议，坚持说它在过去受够了帝国主义的苦，再也不想听任何人教导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正如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所表明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与现代的自我有关，这个现代的自我对自己要求太多了。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首诗中，歌德问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问题：“单凭你自己，不是件件事情都做得了吧，神圣而燃烧着的心？” 布鲁克纳不仅仅把自扮受害者这种做法理解为一个自我的自然结果；这个自我，正在为完全的独立性而斗争，却愈发消损了自身。正如上文早就指出的，在这种妄自菲薄（self-weakening）的背后，除了人们自吹自擂（self-aggrandizement）这种简单的一厢情愿之外，还有别的可说，还有另一种范式改变。我们面对着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种世俗化形式。
在《圣经》中，受难是把一个人的地位合法化的方式；受难使一个人成为合法的信从者、见证人、上帝特选出来的一员。然而，圣经时代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比方说，是基督的门徒从来也不会把自己的痛苦说成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方式上的受难。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所受的耻辱是即将来临的拯救的征象，因为，对他们来说，受难象征着一种净化过程，是神拯救之意的一部分（Heilsplan）。只是在这种理解下，中世纪时的“感伤的回忆”（memoria passionis）才成为一种方式，以更深刻地理解造物之功。那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把基督的荆冠叫做“最甜蜜的枕头”、把十字架叫做“甜蜜的床”的原因（14）。受难与爱分不开，因为一个人因他所失去的而受难：
omnis quippe dolor venit ex amore：dolor itaque de temporalis alicuius amissione ex eiusdem venit temporalis amore.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爱：为失去当前的善人善事而哀伤，这哀伤来自对这当前的善人善事的爱。）
呵呵 神棍们永远在自己的逻辑中自娱自乐
自以为迎合了统治阶层思维就可以继续招摇撞骗了 可惜至少人类的大脑还是在进化的
中国的事情，还轮不到臭不可闻的基督教来评价
自从五四运动（一九一九）以来，中国人一直对现代性孜孜以求，正如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常是如此；他们甚至恨上了传统，不但在理论上恨，在实践中也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他们毁坏的中国传统文化资产，他们杀害的自己人，比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帝国主义列强毁坏和杀害的更多。如今，你必须到日本去找中世纪中国建筑的最好样本，到英国去阅读关于中国的最广泛的历史记录，或者到美国去发现中国最好的图书（摆放得并不凌乱）。中国人信仰现代性，因为他们信仰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允诺。自从现代主义以来，允诺一直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而已。现代性证实自己的至高地位有道理，靠的是允诺：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任何方向走。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允诺，一直是这样一个展望：人正在走的这条路，处于彻底的黑暗中；有朝一日，这条路会变成一条引导人们走向最明亮的光辉前景的路：Per aspera ad astra!或者Zur Sonne，Brüder，zum Licht!（“走向太阳，弟兄们，走向光明！”）在这条路的终点，据说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正直的人也不会死。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不但装模作样地相信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而且就在她最近的过去，已经实现了这条路：比方说，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小说家浩然（生于一九三二年），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大陆作家，在他的小说《金光大道》里为这条路画了一幅画。在他眼睛里，伴随着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国已经走得好远了；社会主义刚刚开了个头儿，却几乎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与此同时，一些个人、社会和民族的这种自扮受害者的做法，已经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国家，都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在最高位置上的男人，或许仍然觉得自己身为某个少数人集体中的一员而被人轻视；一个非常富的女人，什么都有，或许仍然要说她被某个男子所歧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或许会摒弃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政治建议，坚持说它在过去受够了帝国主义的苦，再也不想听任何人教导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