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在中国”成热门影视题材

国际先驱导报5月25日报道 美国篮球明星斯蒂芬·马布里要拍电影了，而且亲自出演自己真实的励志人生故事！在上月底落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电影《纽约人在北京》投资方公布的这一消息让不少马布里的中国粉丝们欣喜。

无独有偶，前不久，导演陆川也宣布将改编美国作家何伟（彼得·赫斯勒）自传式的纪实文学作品《江城》，该书讲述了作者在四川两年生活的所见所感。一时间，此类讲述西方人在中国的电影接连跃入眼帘，惹人关注。

从“破坏者”到“平民英雄”

其实，在电影史上，早期背景设定在中国的电影中就频繁有西方人的身影。其中上海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座城市在散发自由气息的同时具有东方韵味，最有名的便是1932年获得第5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电影《上海快车》。故事发生在一列从北平到上海的火车上，黛德丽扮演的“上海莉莉”在列车上跟旧情人邂逅，由此引发一系列戏剧化的故事。电影中层出不穷的对生命与爱情的严酷考验迎合了当时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一个危险遍布的惊险之地。

还有不少电影背景设定在近代中国，例如《上海正午》和《末代皇帝》，影片中蓓蓓公主的英文教师安德鲁和溥仪的英文老师乔纳森的原型，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则成为皇亲国戚的老师和顾问。在反映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的电影中，西方人担任着破坏中国传统秩序的角色。在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水平惊诧而不知所措的背景下，达官显贵们渴望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而故事都局限在皇室贵族，普通百姓没有机会接触西方人。

如果说此前，西方人还只能在此类电影中担任配角，那么背景设置在“二战”时期的电影，则呈现了不少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的西方人在中国的故事，比较常见的一类角色形象是：一些帮助中国人的西方人成为电影中的平民英雄。2009年广受关注的电影《拉贝日记》，讲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背景下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员工约翰·拉贝，借用自己的特权以一己之力保护了约25万中国平民的故事。又如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好莱坞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美国人约翰·米勒，竭力保护二战时期在教堂避难的一群中国女学生。

西方人形象的固化与夸张

当代题材的影片，如《洋妞到我家》、《土婆婆PK洋媳妇》等相比早期同类电影，虽然有着更加戏剧化的情节和多样化的着眼点，但有时也不免落入俗套。一个明显弊端和思维定式是，主角多半是极度仰慕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司空见惯的戏剧冲突则由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引发。

家庭喜剧《洋妞到我家》（2014年）讲述的是中产阶级父母为了让女儿学好英语，聘请来自哥伦比亚的互惠生娜塔莉当保姆。娜塔莉鲁莽草率的行为举止和玩世不恭的性格特点，相比徐帆饰演的对女儿寄予厚望、精神高度紧绷的典型中国母亲的世界观，堪比火星撞地球。影片矛盾的核心：哥伦比亚女孩娜塔莉面对中国的态度是“异常亢奋”。虽然哥伦比亚人着实天性奔放，拉美电视剧里也确实随处可见歇斯底里着浪荡不羁爱自由的大婶们，但一下飞机跟进夜店一个节奏、见人就扑上去狂亲、毫无礼貌乱点天价菜、把小孩放垃圾桶里……玩这种戏码还是令人大跌眼镜，设定这样的戏剧效果已经超越大洲文化冲突，反而给人一种看耍猴的即视感。

同样换汤不换药的是，聚焦婆媳矛盾、中西方育儿文化差异的电影《土婆婆PK洋媳妇》（2009年）。故事中，洋媳妇爱玛对东北农村婆婆精心熬炖的猪蹄汤和鲫鱼汤嗤之以鼻，她反对婆婆给婴儿使用传统尿布。当这些在中国家庭里也会频繁上演的婆媳“抓马”（Drama），发生在中国婆婆与西方媳妇之间时，在不同文化差异背景下更为明显与剧烈。

即使是西方导演拍摄的此类电影，也很难跳出既有框架，不少片子的关注点都局限于传统中国文化符号，例如功夫、京剧等。这些片子里的西方人同样被按照标准模板刻画，大多是在自己国家初次了解中国文化，发现这些文化元素非常有吸引力，于是怀揣着到“原产地”寻求一番真实体验的猎奇心态。其中的典型便是1999年卢森堡女导演安妮·芳婷的《爱在异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奥古斯丁是一位葡萄牙裔法国人，又称“豆先生”，他痴迷中国文化已久，在巴黎时就认识了从中国逃婚到巴黎的针灸师（张曼玉饰演）。奥古斯丁后来到中国定居，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妻子、生了一个参加武术队的儿子，一家人在四合院里过着幸福生活。然而影片中不可忽略的是西方人眼中对中国的古板印象，这种格外重视反倒缺乏新意。电影脱节于现实，现实中极少比例的当代中国人深谙功夫或中医之道，但电影里呈现给人的感觉却是，中国人个个是多项传统文化的忠实接班人。

当孙悟空大战蜘蛛侠

另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2012年）相对而言算是可圈可点的，主角老杨头是陕西渭南华县一位独居的皮影艺人，有个漂泊在外的儿子。一天上午，儿子杨栋梁带着美国女朋友爱华和她跟前夫所生的美国孩子布鲁克斯回家，夫妻俩要去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而年幼的布鲁克斯被留下来和老杨头生活。这一中一西、一老一小的两人，开始了磨合的日子。

老杨头不懂英语，而且常年生活在乡下，对外来文化知之甚少，于是祖孙辈外加中外文化冲突格外明显。布鲁克斯受不了简陋的生活环境，茅房的臭味熏得他大叫。布鲁克斯喜欢吃汉堡，老杨头得求助村里的其他人来帮忙解决问题。但因为觉得儿子带个非亲生的孩子回来是件羞耻的事情，他想尽办法不让别人发现布鲁克斯的存在。该片又名《孙悟空大战蜘蛛侠》，这也是片中关于东西方文化异同的一个隐喻。老杨头弄坏了布鲁克斯从美国带来的蜘蛛侠玩偶，只得用皮影做个新的，而在了解蜘蛛侠的属性后直说这就是个“美版孙悟空”，两人的“斗智斗勇”就像是孙悟空和蜘蛛侠的对决，但笼罩着一层幽默诙谐的小温馨。

这部小成本电影上映后感动了不少人，得益于爷孙两人相处的自然，影片不显得做作，老杨头的传统思想和布鲁克斯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水到渠成。影片涉及了皮影文化，在潜移默化下留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这部轻喜剧般的电视电影凭借着对文化冲突巧妙而流畅的刻画令人眼前一亮，算是同类题材中的佳片了。

同样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拍摄，相比于《爱在异乡的故事》，2010年的好莱坞电影《功夫梦》对固有成见克制了不少。这部由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购得版权并改编自1984年的好莱坞经典电影《小子难缠》，由威尔·史密斯的儿子贾登·史密斯主演，主要场景是在北京拍摄。影片讲述了一个跟随母亲从美国底特律移民到中国的12岁男孩德瑞·帕克，因为语言不通和人生地不熟而无法适应新环境，遭到数名习武男生的欺负，他认识了这里的资深维修工同时也是杰出的功夫大师韩先生，跟他学习其独门功夫，得以自我防卫，并逐渐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好在帕克对功夫的兴趣不是一开始就无比强烈，不然前述陈词滥调就真要无孔不入了。

小视角下的大中国

事实上，除了角色设置和讲故事技巧的高低外，描述西方人在中国的电影本身，既是中国人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轨迹另一重意义上的记录。

预计今年冬天面世的电影《纽约人在北京》，单从片名就会很自然令人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与后者讲述中国人在海外辛苦打拼相比，《纽约人在北京》则以前NBA明星马布里闯荡北京的故事为蓝本，讲述他在经历人生和亲情的大低谷后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从纽约“独狼”变为北京“马政委”，最终在北京这座城市找回自信，也重新收获了尊重和爱。

有观点认为，两部作品片名的变化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细微改变，以往的人口单向输出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至于陆川即将拍摄的《江城》，因为原作极好地描绘了四川涪陵这个中国西南边缘小城，在世纪之交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经典画像，与以往相比，故事的视角显然也注定更加深刻。原作者何伟的目光所及之处，是一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中国人都难以望及的角落，作为一个极具同情心的观察者，他用笔下的文字将巨变的中国社会一角娓娓道来。外媒评价《江城》“就像长江一样，讨人喜欢却又充满了反叛精神，在平静的表面下是汹涌澎湃和豪情万丈”。

陆川将如何展现这样一个深刻的形象？何伟称赞陆川的作品拥有“跨越国界和民族的普遍人性关注”的特质，而现在陆川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透过直观的影像还原何伟直入人性深处的文字，以及大中国巨变背景下的真实社会生态。（本报特约撰稿发自法国勒阿弗尔）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6/0525/1170907.shtml

国际先驱导报5月25日报道 美国篮球明星斯蒂芬·马布里要拍电影了，而且亲自出演自己真实的励志人生故事！在上月底落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电影《纽约人在北京》投资方公布的这一消息让不少马布里的中国粉丝们欣喜。

无独有偶，前不久，导演陆川也宣布将改编美国作家何伟（彼得·赫斯勒）自传式的纪实文学作品《江城》，该书讲述了作者在四川两年生活的所见所感。一时间，此类讲述西方人在中国的电影接连跃入眼帘，惹人关注。

从“破坏者”到“平民英雄”

其实，在电影史上，早期背景设定在中国的电影中就频繁有西方人的身影。其中上海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座城市在散发自由气息的同时具有东方韵味，最有名的便是1932年获得第5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电影《上海快车》。故事发生在一列从北平到上海的火车上，黛德丽扮演的“上海莉莉”在列车上跟旧情人邂逅，由此引发一系列戏剧化的故事。电影中层出不穷的对生命与爱情的严酷考验迎合了当时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一个危险遍布的惊险之地。

还有不少电影背景设定在近代中国，例如《上海正午》和《末代皇帝》，影片中蓓蓓公主的英文教师安德鲁和溥仪的英文老师乔纳森的原型，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则成为皇亲国戚的老师和顾问。在反映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的电影中，西方人担任着破坏中国传统秩序的角色。在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水平惊诧而不知所措的背景下，达官显贵们渴望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而故事都局限在皇室贵族，普通百姓没有机会接触西方人。

如果说此前，西方人还只能在此类电影中担任配角，那么背景设置在“二战”时期的电影，则呈现了不少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的西方人在中国的故事，比较常见的一类角色形象是：一些帮助中国人的西方人成为电影中的平民英雄。2009年广受关注的电影《拉贝日记》，讲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背景下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员工约翰·拉贝，借用自己的特权以一己之力保护了约25万中国平民的故事。又如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好莱坞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美国人约翰·米勒，竭力保护二战时期在教堂避难的一群中国女学生。

西方人形象的固化与夸张

当代题材的影片，如《洋妞到我家》、《土婆婆PK洋媳妇》等相比早期同类电影，虽然有着更加戏剧化的情节和多样化的着眼点，但有时也不免落入俗套。一个明显弊端和思维定式是，主角多半是极度仰慕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司空见惯的戏剧冲突则由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引发。

家庭喜剧《洋妞到我家》（2014年）讲述的是中产阶级父母为了让女儿学好英语，聘请来自哥伦比亚的互惠生娜塔莉当保姆。娜塔莉鲁莽草率的行为举止和玩世不恭的性格特点，相比徐帆饰演的对女儿寄予厚望、精神高度紧绷的典型中国母亲的世界观，堪比火星撞地球。影片矛盾的核心：哥伦比亚女孩娜塔莉面对中国的态度是“异常亢奋”。虽然哥伦比亚人着实天性奔放，拉美电视剧里也确实随处可见歇斯底里着浪荡不羁爱自由的大婶们，但一下飞机跟进夜店一个节奏、见人就扑上去狂亲、毫无礼貌乱点天价菜、把小孩放垃圾桶里……玩这种戏码还是令人大跌眼镜，设定这样的戏剧效果已经超越大洲文化冲突，反而给人一种看耍猴的即视感。

同样换汤不换药的是，聚焦婆媳矛盾、中西方育儿文化差异的电影《土婆婆PK洋媳妇》（2009年）。故事中，洋媳妇爱玛对东北农村婆婆精心熬炖的猪蹄汤和鲫鱼汤嗤之以鼻，她反对婆婆给婴儿使用传统尿布。当这些在中国家庭里也会频繁上演的婆媳“抓马”（Drama），发生在中国婆婆与西方媳妇之间时，在不同文化差异背景下更为明显与剧烈。

即使是西方导演拍摄的此类电影，也很难跳出既有框架，不少片子的关注点都局限于传统中国文化符号，例如功夫、京剧等。这些片子里的西方人同样被按照标准模板刻画，大多是在自己国家初次了解中国文化，发现这些文化元素非常有吸引力，于是怀揣着到“原产地”寻求一番真实体验的猎奇心态。其中的典型便是1999年卢森堡女导演安妮·芳婷的《爱在异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奥古斯丁是一位葡萄牙裔法国人，又称“豆先生”，他痴迷中国文化已久，在巴黎时就认识了从中国逃婚到巴黎的针灸师（张曼玉饰演）。奥古斯丁后来到中国定居，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妻子、生了一个参加武术队的儿子，一家人在四合院里过着幸福生活。然而影片中不可忽略的是西方人眼中对中国的古板印象，这种格外重视反倒缺乏新意。电影脱节于现实，现实中极少比例的当代中国人深谙功夫或中医之道，但电影里呈现给人的感觉却是，中国人个个是多项传统文化的忠实接班人。

当孙悟空大战蜘蛛侠

另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2012年）相对而言算是可圈可点的，主角老杨头是陕西渭南华县一位独居的皮影艺人，有个漂泊在外的儿子。一天上午，儿子杨栋梁带着美国女朋友爱华和她跟前夫所生的美国孩子布鲁克斯回家，夫妻俩要去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而年幼的布鲁克斯被留下来和老杨头生活。这一中一西、一老一小的两人，开始了磨合的日子。

老杨头不懂英语，而且常年生活在乡下，对外来文化知之甚少，于是祖孙辈外加中外文化冲突格外明显。布鲁克斯受不了简陋的生活环境，茅房的臭味熏得他大叫。布鲁克斯喜欢吃汉堡，老杨头得求助村里的其他人来帮忙解决问题。但因为觉得儿子带个非亲生的孩子回来是件羞耻的事情，他想尽办法不让别人发现布鲁克斯的存在。该片又名《孙悟空大战蜘蛛侠》，这也是片中关于东西方文化异同的一个隐喻。老杨头弄坏了布鲁克斯从美国带来的蜘蛛侠玩偶，只得用皮影做个新的，而在了解蜘蛛侠的属性后直说这就是个“美版孙悟空”，两人的“斗智斗勇”就像是孙悟空和蜘蛛侠的对决，但笼罩着一层幽默诙谐的小温馨。

这部小成本电影上映后感动了不少人，得益于爷孙两人相处的自然，影片不显得做作，老杨头的传统思想和布鲁克斯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水到渠成。影片涉及了皮影文化，在潜移默化下留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这部轻喜剧般的电视电影凭借着对文化冲突巧妙而流畅的刻画令人眼前一亮，算是同类题材中的佳片了。

同样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拍摄，相比于《爱在异乡的故事》，2010年的好莱坞电影《功夫梦》对固有成见克制了不少。这部由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购得版权并改编自1984年的好莱坞经典电影《小子难缠》，由威尔·史密斯的儿子贾登·史密斯主演，主要场景是在北京拍摄。影片讲述了一个跟随母亲从美国底特律移民到中国的12岁男孩德瑞·帕克，因为语言不通和人生地不熟而无法适应新环境，遭到数名习武男生的欺负，他认识了这里的资深维修工同时也是杰出的功夫大师韩先生，跟他学习其独门功夫，得以自我防卫，并逐渐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好在帕克对功夫的兴趣不是一开始就无比强烈，不然前述陈词滥调就真要无孔不入了。

小视角下的大中国

事实上，除了角色设置和讲故事技巧的高低外，描述西方人在中国的电影本身，既是中国人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轨迹另一重意义上的记录。

预计今年冬天面世的电影《纽约人在北京》，单从片名就会很自然令人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与后者讲述中国人在海外辛苦打拼相比，《纽约人在北京》则以前NBA明星马布里闯荡北京的故事为蓝本，讲述他在经历人生和亲情的大低谷后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从纽约“独狼”变为北京“马政委”，最终在北京这座城市找回自信，也重新收获了尊重和爱。

有观点认为，两部作品片名的变化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细微改变，以往的人口单向输出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至于陆川即将拍摄的《江城》，因为原作极好地描绘了四川涪陵这个中国西南边缘小城，在世纪之交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经典画像，与以往相比，故事的视角显然也注定更加深刻。原作者何伟的目光所及之处，是一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中国人都难以望及的角落，作为一个极具同情心的观察者，他用笔下的文字将巨变的中国社会一角娓娓道来。外媒评价《江城》“就像长江一样，讨人喜欢却又充满了反叛精神，在平静的表面下是汹涌澎湃和豪情万丈”。

陆川将如何展现这样一个深刻的形象？何伟称赞陆川的作品拥有“跨越国界和民族的普遍人性关注”的特质，而现在陆川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透过直观的影像还原何伟直入人性深处的文字，以及大中国巨变背景下的真实社会生态。（本报特约撰稿发自法国勒阿弗尔）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6/0525/11709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