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为何株连了习仲勋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相继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一气呵成的三个会议期间，他遭到了莫须有的政治构陷，不幸翻身落马。这三个会议的政治气氛颇不寻常，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主题从研究经济工作突然转向强调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59年庐山会议后已经下台赋闲的彭德怀均遭到了严厉批判。蹊跷的是，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突然发难，提出正在《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载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刘志丹》有问题，“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

这真是一记闷棍，打得习仲勋晕头转向。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她是应工人出版社的约稿，为了歌颂和宣传英雄刘志丹及其战友们的伟大革命业绩，才花数年时间写作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其中的上卷在修改定稿之后，已交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部分章节也由《工人日报》等报刊进行了连载。李建彤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出于身为英雄亲属的历史责任感，凭的是一股想忠实反映西北革命历史的热情。然而习仲勋却考虑得更多。由于“高饶事件”的恶劣影响，再加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批判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也闹腾着要翻案，西北革命史已成为了一段敏感禁区，本就无风三尺浪，怎堪再来一个牵动西北革命历史复杂纠葛的小说《刘志丹》的搅动！因此，他得知李建彤要写这部小说后，当即表示反对。然而李建彤已决意要写，再加上刘景范后来也支持李建彤，并劝说习仲勋，习仲勋也只好不再说什么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当小说《刘志丹》问世后，立即就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

李建彤写成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后，便请习仲勋进行审阅。习仲勋看后觉得问题不小，主要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关系没有写好，恐怕会引起争论。他几次找李建彤谈话，指出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他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刘志丹，特别是不要写高岗，以免触动这个党内禁区，并建议李建彤一定要听取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看法。习仲勋所说的“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主要即指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是晋西游击队出身，曾与谢子长、刘志丹共同战斗，是陕甘边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资格很老。不过，他曾在工作中与刘志丹发生过分歧，还支持谢子长制造了西北革命史上影响恶劣的“三甲塬事件”，可以说在历史上与刘志丹、高岗等人就有嫌隙。在延安整风期间，阎红彦与当时正走红的高岗发生冲突，遭到整肃，这更加深了他与刘志丹一系的矛盾。当李建彤就小说写作问题走访阎红彦时，阎就不太高兴，认为要写就写谢子长，他的历史地位高于刘志丹。后来阎红彦还对前来请教他的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发了一顿牢骚，不负责任地指斥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北戴河会议期间，李建彤把小说《刘志丹》上卷寄给阎红彦审阅。阎简单看了下后就写信给李建彤，认为小说《刘志丹》涉及了不少西北革命史上的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负不了责任，书中有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然而李建彤没听他的，小说《刘志丹》还是在报刊上连载了。阎红彦得知后大怒，一边打电话给全国总工会领导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报告给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康生当时的具体职务虽然不高，但却颇受毛泽东的宠信，能上达天听。他对阎红彦告发的小说《刘志丹》一事如获至宝，于是开始推波助澜。

下面的事是康生1967年9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工作会议上说出来的，披露了小说《刘志丹》铸成政治冤案的内幕，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由此可见，不管阎红彦是出于何种历史恩怨的目的告发小说《刘志丹》，康生却是摸准毛泽东的脉搏向上反映了这件事。而决定性的意见来自毛泽东，他钦定小说《刘志丹》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也就决定了这本小说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

当阎红彦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突然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之后，康生立即跟上，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在他们的一唱一和之下，更重要是的在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之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同时又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随着批判的温度越升越高，习仲勋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无限上纲的揭发诬陷，与贾拓夫、刘景范等西北领导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并且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也成了他们的“反党纲领”。习仲勋的担心果然应验了，不想提高岗，不想提高岗，但就是躲不过高岗去。前有彭德怀，后有他自己，由于历史的渊源，都进了“彭、高、习反党集团”中。

对于这次横遭政治构陷，习仲勋后来回忆说：“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指康生），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指阎红彦）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由于习仲勋在会上有口难辩，便给全会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申辩。结果不但无效，对他的批判反而进一步升级。习仲勋无奈，只好向周恩来请假，回家去好好思考，准备检讨错误。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上来一张条子，毛泽东当场宣读：“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当时毛泽东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在毛泽东公开定性之后，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便已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阎红彦更是有恃无恐，公开批判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要“为叛徒高岗翻案”，目的是“宣扬习仲勋自己”。会议继续揭批习仲勋，并责令他检查交代。9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其中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会后即对习仲勋等人及小说《刘志丹》进行了漫长的审查，一大批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与小说《刘志丹》有瓜葛的人都在劫难逃。

习仲勋的案子定性后，他实际上已经被停职。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只好违心地承担了责任，痛加检讨。受中央委托，周恩来和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出面与习仲勋谈话，肯定了他曾经为党做过的贡献，认为有错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鉴于高岗自杀的教训，周恩来特别叮嘱习仲勋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当场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安排为习仲勋在中央党校附近找了一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并等待审查结果。

有意思的事情又来了。习仲勋等人落难之后，毛泽东在同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进行谈话时，却说了一段意外的话：“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原来被打入“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习仲勋竟然还是个“好同志”！伟大领袖既然如此清楚，那为什么当初不为习仲勋说话？没有他的同意，习仲勋能进“反党集团”吗？能搞出个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吗？即便当初没有说话，现在说话也来得及呀，既然“一句话”就能把问题弄大，那再多说几句话还“好同志”习仲勋一个清白不就得了？然而，历史事实是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仍在继续运作，一直到文革之后，前后长达16年。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因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这就是那本“还没有出版”的小说造成的政治灾难。此时再想想毛泽东曾多次赞誉习仲勋“年轻有为”、“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会不会感到有些讽刺？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相继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一气呵成的三个会议期间，他遭到了莫须有的政治构陷，不幸翻身落马。这三个会议的政治气氛颇不寻常，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主题从研究经济工作突然转向强调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59年庐山会议后已经下台赋闲的彭德怀均遭到了严厉批判。蹊跷的是，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突然发难，提出正在《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载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刘志丹》有问题，“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

这真是一记闷棍，打得习仲勋晕头转向。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她是应工人出版社的约稿，为了歌颂和宣传英雄刘志丹及其战友们的伟大革命业绩，才花数年时间写作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其中的上卷在修改定稿之后，已交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部分章节也由《工人日报》等报刊进行了连载。李建彤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出于身为英雄亲属的历史责任感，凭的是一股想忠实反映西北革命历史的热情。然而习仲勋却考虑得更多。由于“高饶事件”的恶劣影响，再加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批判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也闹腾着要翻案，西北革命史已成为了一段敏感禁区，本就无风三尺浪，怎堪再来一个牵动西北革命历史复杂纠葛的小说《刘志丹》的搅动！因此，他得知李建彤要写这部小说后，当即表示反对。然而李建彤已决意要写，再加上刘景范后来也支持李建彤，并劝说习仲勋，习仲勋也只好不再说什么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当小说《刘志丹》问世后，立即就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

李建彤写成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后，便请习仲勋进行审阅。习仲勋看后觉得问题不小，主要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关系没有写好，恐怕会引起争论。他几次找李建彤谈话，指出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他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刘志丹，特别是不要写高岗，以免触动这个党内禁区，并建议李建彤一定要听取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看法。习仲勋所说的“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主要即指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是晋西游击队出身，曾与谢子长、刘志丹共同战斗，是陕甘边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资格很老。不过，他曾在工作中与刘志丹发生过分歧，还支持谢子长制造了西北革命史上影响恶劣的“三甲塬事件”，可以说在历史上与刘志丹、高岗等人就有嫌隙。在延安整风期间，阎红彦与当时正走红的高岗发生冲突，遭到整肃，这更加深了他与刘志丹一系的矛盾。当李建彤就小说写作问题走访阎红彦时，阎就不太高兴，认为要写就写谢子长，他的历史地位高于刘志丹。后来阎红彦还对前来请教他的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发了一顿牢骚，不负责任地指斥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北戴河会议期间，李建彤把小说《刘志丹》上卷寄给阎红彦审阅。阎简单看了下后就写信给李建彤，认为小说《刘志丹》涉及了不少西北革命史上的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负不了责任，书中有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然而李建彤没听他的，小说《刘志丹》还是在报刊上连载了。阎红彦得知后大怒，一边打电话给全国总工会领导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报告给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康生当时的具体职务虽然不高，但却颇受毛泽东的宠信，能上达天听。他对阎红彦告发的小说《刘志丹》一事如获至宝，于是开始推波助澜。

下面的事是康生1967年9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工作会议上说出来的，披露了小说《刘志丹》铸成政治冤案的内幕，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由此可见，不管阎红彦是出于何种历史恩怨的目的告发小说《刘志丹》，康生却是摸准毛泽东的脉搏向上反映了这件事。而决定性的意见来自毛泽东，他钦定小说《刘志丹》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也就决定了这本小说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

当阎红彦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突然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之后，康生立即跟上，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在他们的一唱一和之下，更重要是的在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之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同时又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随着批判的温度越升越高，习仲勋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无限上纲的揭发诬陷，与贾拓夫、刘景范等西北领导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并且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也成了他们的“反党纲领”。习仲勋的担心果然应验了，不想提高岗，不想提高岗，但就是躲不过高岗去。前有彭德怀，后有他自己，由于历史的渊源，都进了“彭、高、习反党集团”中。

对于这次横遭政治构陷，习仲勋后来回忆说：“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指康生），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指阎红彦）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由于习仲勋在会上有口难辩，便给全会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申辩。结果不但无效，对他的批判反而进一步升级。习仲勋无奈，只好向周恩来请假，回家去好好思考，准备检讨错误。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上来一张条子，毛泽东当场宣读：“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当时毛泽东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在毛泽东公开定性之后，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便已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阎红彦更是有恃无恐，公开批判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要“为叛徒高岗翻案”，目的是“宣扬习仲勋自己”。会议继续揭批习仲勋，并责令他检查交代。9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其中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会后即对习仲勋等人及小说《刘志丹》进行了漫长的审查，一大批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与小说《刘志丹》有瓜葛的人都在劫难逃。

习仲勋的案子定性后，他实际上已经被停职。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只好违心地承担了责任，痛加检讨。受中央委托，周恩来和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出面与习仲勋谈话，肯定了他曾经为党做过的贡献，认为有错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鉴于高岗自杀的教训，周恩来特别叮嘱习仲勋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当场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安排为习仲勋在中央党校附近找了一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并等待审查结果。

有意思的事情又来了。习仲勋等人落难之后，毛泽东在同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进行谈话时，却说了一段意外的话：“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原来被打入“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习仲勋竟然还是个“好同志”！伟大领袖既然如此清楚，那为什么当初不为习仲勋说话？没有他的同意，习仲勋能进“反党集团”吗？能搞出个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吗？即便当初没有说话，现在说话也来得及呀，既然“一句话”就能把问题弄大，那再多说几句话还“好同志”习仲勋一个清白不就得了？然而，历史事实是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仍在继续运作，一直到文革之后，前后长达16年。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因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这就是那本“还没有出版”的小说造成的政治灾难。此时再想想毛泽东曾多次赞誉习仲勋“年轻有为”、“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会不会感到有些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