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回忆胡耀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08:49:54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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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n/2015-07-11/detail-ifxewnia8980480.d.html?from=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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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陪打桥牌的视频,挺有意思。
胡耀邦有了好牌坐不住,邓小平最沉的住气。
http://v.ifeng.com/history/renwujingdian/m/201502/01bef30
胡耀邦有了好牌坐不住,邓小平最沉的住气。
http://v.ifeng.com/history/renwujingdian/m/201502/01bef30
恢复旧贵族的上等人地位。胡耀邦的成名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他从中得到的经验似乎是所有的案件都要平反,所有以前关起来的都是好人,所有跟共产党做对的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引下,许多因为叛乱坐牢的旧贵族都被放了出来,而且请进了政协,做了官。如西藏1959年叛乱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1977年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西藏有个风俗习惯,下等人在路上遇到上等人时,要退到路的一边,伸舌头表示尊敬。农奴制时代是农奴遇到领主吐舌头。民主改革后反过来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原来的领主遇到原来的农奴吐舌头。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颠倒过来,又是农奴遇到领主吐舌头了。这一条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中原来的被压迫者对党的信任。那么旧贵族呢,他们对党感恩戴德了吗?也没有。他们的比较对象是解放前那种占有一切的地位,党给他们再多也不可能比得上那时,所以他们只会进一步仇视、藐视政府,加倍地为恢复他们的好时光努力。想讨好所有人的政策结果往往是谁都不讨好,这是政治上的常见现象。
~
。四,弱化汉语教育。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原本以会说汉语为荣,他们的下一代却又回到了只说民族语言的生活圈子中。政府不强力推行汉语教育,但事实上不会汉语的人从学校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这些人自然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从他们的角度一琢磨,我找不到工作怪谁?怪中国呀!如果本民族独立了,不就好了吗?结果是政府花钱培养了一群分裂分子。
五,大建清真寺、喇嘛庙,接受沙特阿拉伯培训宗教人员。八十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至今还有胡耀邦的支持者将此作为他的功绩。关于四五这两条我所知的具体情况不多,还请熟悉的朋友补充。
六,最最著名的,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这一条实在太愚蠢了,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也最大,所以在本文中我用这一条来指代改革开放后所有错误的民族政策。我曾经对美国来访问的教授解释过这个政策,当我说到WemusttryourbestNOTtoarrestthecriminalsfromtheminoritygroups,他感到非常惊讶。当然惊讶了,这么赤裸裸地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究竟是为了什么?法律界对两少一宽的经典解释是:刑法中规定的许多犯罪行为,如强奸罪、奸淫幼女罪、流氓罪、重婚罪、杀人与伤害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是风俗或有习惯法,如果严格执行,就会遇到法不责众的尴尬。今天看来这种解释很糟糕,因为它等于把少数民族固定在了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减弱了他们进入现代文明的动力与压力。就算我们退一万步接受了这种解释,仍然有个严重问题:这个理由只适用于少数民族内部的纠纷,但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跨民族的纠纷。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比较稀少的事情,现在已经随处可见。在实践中两少一宽成了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护身符,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行霸市,甚至组织儿童偷盗、抢劫,警察常常不敢管,即使被抓了也往往很快获释。矛盾进一步激化,就会发生像2004年的中牟事件、2009年的75事件这样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那么两少一宽真的对少数民族有利吗?其实不然。社会有自然的平衡之理,政府从一个方向打破平衡,民间就会从相反的方向做一定的矫正。一个民族如果出的犯罪分子过多,这个民族的形象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其他民族就会自发地抵制这个民族,不向他们出租房子,不雇佣他们,不跟他们做生意等等。这样,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公民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而遵纪守法的人才是大多数,所以两少一宽对少数民族的整体也是不利的。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是反对两少一宽的,甚至有人把它视为鼓励犯罪、降低少数民族素质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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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旧贵族的上等人地位。胡耀邦的成名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他从中得到的经验似乎是所有的案件都要平反,所有以前关起来的都是好人,所有跟共产党做对的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引下,许多因为叛乱坐牢的旧贵族都被放了出来,而且请进了政协,做了官。如西藏1959年叛乱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1977年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西藏有个风俗习惯,下等人在路上遇到上等人时,要退到路的一边,伸舌头表示尊敬。农奴制时代是农奴遇到领主吐舌头。民主改革后反过来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原来的领主遇到原来的农奴吐舌头。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颠倒过来,又是农奴遇到领主吐舌头了。这一条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中原来的被压迫者对党的信任。那么旧贵族呢,他们对党感恩戴德了吗?也没有。他们的比较对象是解放前那种占有一切的地位,党给他们再多也不可能比得上那时,所以他们只会进一步仇视、藐视政府,加倍地为恢复他们的好时光努力。想讨好所有人的政策结果往往是谁都不讨好,这是政治上的常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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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弱化汉语教育。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原本以会说汉语为荣,他们的下一代却又回到了只说民族语言的生活圈子中。政府不强力推行汉语教育,但事实上不会汉语的人从学校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这些人自然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从他们的角度一琢磨,我找不到工作怪谁?怪中国呀!如果本民族独立了,不就好了吗?结果是政府花钱培养了一群分裂分子。
五,大建清真寺、喇嘛庙,接受沙特阿拉伯培训宗教人员。八十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至今还有胡耀邦的支持者将此作为他的功绩。关于四五这两条我所知的具体情况不多,还请熟悉的朋友补充。
六,最最著名的,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这一条实在太愚蠢了,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也最大,所以在本文中我用这一条来指代改革开放后所有错误的民族政策。我曾经对美国来访问的教授解释过这个政策,当我说到WemusttryourbestNOTtoarrestthecriminalsfromtheminoritygroups,他感到非常惊讶。当然惊讶了,这么赤裸裸地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究竟是为了什么?法律界对两少一宽的经典解释是:刑法中规定的许多犯罪行为,如强奸罪、奸淫幼女罪、流氓罪、重婚罪、杀人与伤害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是风俗或有习惯法,如果严格执行,就会遇到法不责众的尴尬。今天看来这种解释很糟糕,因为它等于把少数民族固定在了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减弱了他们进入现代文明的动力与压力。就算我们退一万步接受了这种解释,仍然有个严重问题:这个理由只适用于少数民族内部的纠纷,但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跨民族的纠纷。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比较稀少的事情,现在已经随处可见。在实践中两少一宽成了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护身符,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行霸市,甚至组织儿童偷盗、抢劫,警察常常不敢管,即使被抓了也往往很快获释。矛盾进一步激化,就会发生像2004年的中牟事件、2009年的75事件这样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那么两少一宽真的对少数民族有利吗?其实不然。社会有自然的平衡之理,政府从一个方向打破平衡,民间就会从相反的方向做一定的矫正。一个民族如果出的犯罪分子过多,这个民族的形象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其他民族就会自发地抵制这个民族,不向他们出租房子,不雇佣他们,不跟他们做生意等等。这样,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公民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而遵纪守法的人才是大多数,所以两少一宽对少数民族的整体也是不利的。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是反对两少一宽的,甚至有人把它视为鼓励犯罪、降低少数民族素质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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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和社会价值创造者,建设和纳税供养国家,但似乎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我们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的税金用在了养清真寺上面,用于养那些准备拿屠刀对我们进行圣站的潜在恐怖分子身上,而那些潜在的恐怖分子是从来不用向国家交税的。看着那些失独家庭悲惨的晚年,有的自杀了,心在滴血,是谁在给光明和正义良知掘墓。
一群好玩的干部
想喷胡耀邦的请另外开帖。
说点别的,耀邦书记一身清廉,很多回忆都说他两袖清风。现在其子胡德华卷入404文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哦,关键他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说国内因为全网封闭,不会引起大风大浪,真是十分寒心。赵家人真niubility
方船子1 发表于 2016-4-13 09:02
想喷胡耀邦的请另外开帖。
那你别发帖啊
想喷胡耀邦的请另外开帖。
那你别发帖啊
liu741488 发表于 2016-4-13 09:18
那你别发帖啊
所以我是“请”呀,如果有人硬要贱给大家看,我有卵办法。
liu741488 发表于 2016-4-13 09:18
那你别发帖啊
所以我是“请”呀,如果有人硬要贱给大家看,我有卵办法。
聂卫平棋下得好,智商够高,但自以为了不起,嘴巴大没头脑,实际扮演了个弄臣角色。一个弄臣能有啥见识?
一个棋手能和运动员比体力消耗?笑话。
再说,你和领导打牌,大嘴巴乱说话,下面官儿还不当圣旨呀,也反映出聂这个人真是没头脑。
一个棋手能和运动员比体力消耗?笑话。
再说,你和领导打牌,大嘴巴乱说话,下面官儿还不当圣旨呀,也反映出聂这个人真是没头脑。
方船子1 发表于 2016-4-13 09:27
所以我是“请”呀,如果有人硬要贱给大家看,我有卵办法。
那也“请”某些人别犯贱啊,不停的捧某中华民族的罪人啊
所以我是“请”呀,如果有人硬要贱给大家看,我有卵办法。
那也“请”某些人别犯贱啊,不停的捧某中华民族的罪人啊
聂卫平算厉害了,和286一起打牌,和586一起打架,这交情。
那也“请”某些人别犯贱啊,不停的捧某中华民族的罪人啊
喜欢陈三两的奇葩都有,还能指望极左的智商。
喜欢陈三两的奇葩都有,还能指望极左的智商。
灏雾若燃 发表于 2016-4-13 09:04
说点别的,耀邦书记一身清廉,很多回忆都说他两袖清风。现在其子胡德华卷入404文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哦, ...
胡德华至少没有否认有这个。他这个要比一般人坦荡多了、
说点别的,耀邦书记一身清廉,很多回忆都说他两袖清风。现在其子胡德华卷入404文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哦, ...
胡德华至少没有否认有这个。他这个要比一般人坦荡多了、
在部分人眼中。胡耀邦就是现在所有问题罪魁祸首。可是如果当年胡的政治改革能够维持下去。人大能够确实做好监督。政府还敢今天这样有权就是任性吗、
我很喜欢老聂,虽然大嘴巴,但他是很率直的人,也不说瞎话。
要我说啊,乱邦的问题确实是问题。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书痴 发表于 2016-4-13 09:43
胡德华至少没有否认有这个。他这个要比一般人坦荡多了、
这个不叫坦荡,叫做智商欠费。
也请不要把他和“一般人”并论,那是对“一般人”的极大贬低。
胡德华至少没有否认有这个。他这个要比一般人坦荡多了、
这个不叫坦荡,叫做智商欠费。
也请不要把他和“一般人”并论,那是对“一般人”的极大贬低。
胖d老虎 发表于 2016-4-13 10:04
这个不叫坦荡,叫做智商欠费。
也请不要把他和“一般人”并论,那是对“一般人”的极大贬低。
嗯,你说得对。
这个不叫坦荡,叫做智商欠费。
也请不要把他和“一般人”并论,那是对“一般人”的极大贬低。
嗯,你说得对。
是高明,早就预料到群众要闹事,需要维稳。
要我说啊,乱邦的问题确实是问题。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把责任推给前人是最简单的事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把责任推给前人是最简单的事
乱帮是好人呐!黑乱帮的是毛左吧?
生活流氓回忆政治流氓
在部分人眼中。胡耀邦就是现在所有问题罪魁祸首。可是如果当年胡的政治改革能够维持下去。人大能够确实做好 ...
他的改革,姑且称为他的改革吧,感觉很难维持。
政治是需要手段的,小清新的话,只会把事情搞糟。
他的改革,姑且称为他的改革吧,感觉很难维持。
政治是需要手段的,小清新的话,只会把事情搞糟。
要我说啊,乱邦的问题确实是问题。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很多事 一旦开了头 挽回太难 甚至要破而后立才行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很多事 一旦开了头 挽回太难 甚至要破而后立才行
生活流氓回忆政治流氓
老兄 感觉这么说胡 太过了
胡还是真心为民的
老兄 感觉这么说胡 太过了
胡还是真心为民的
三十年不变 发表于 2016-4-13 11:35
他的改革,姑且称为他的改革吧,感觉很难维持。
政治是需要手段的,小清新的话,只会把事情搞糟。
但是那个几年确实是中共建国政治上可以说相对开明。也是各种思想大碰撞时代。
他的改革,姑且称为他的改革吧,感觉很难维持。
政治是需要手段的,小清新的话,只会把事情搞糟。
但是那个几年确实是中共建国政治上可以说相对开明。也是各种思想大碰撞时代。
回回 发表于 2016-4-13 09:41
喜欢陈三两的奇葩都有,还能指望极左的智商。
喜欢清真寺的奇葩都有,还能指望口口的智商。
喜欢陈三两的奇葩都有,还能指望极左的智商。
喜欢清真寺的奇葩都有,还能指望口口的智商。
书痴 发表于 2016-4-13 09:49
在部分人眼中。胡耀邦就是现在所有问题罪魁祸首。可是如果当年胡的政治改革能够维持下去。人大能够确实做好 ...
资产阶级自由化 。字数补丁
在部分人眼中。胡耀邦就是现在所有问题罪魁祸首。可是如果当年胡的政治改革能够维持下去。人大能够确实做好 ...
资产阶级自由化 。字数补丁
但是那个几年确实是中共建国政治上可以说相对开明。也是各种思想大碰撞时代。
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我是赞成的
但 胡不是我这样的屁民
有些事 不是光想着好就行的
相应手段是必须的
只有美好的愿望而没有相应手段的话...
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我是赞成的
但 胡不是我这样的屁民
有些事 不是光想着好就行的
相应手段是必须的
只有美好的愿望而没有相应手段的话...
书痴 发表于 2016-4-13 11:46
但是那个几年确实是中共建国政治上可以说相对开明。也是各种思想大碰撞时代。
都开明得混乱了
但是那个几年确实是中共建国政治上可以说相对开明。也是各种思想大碰撞时代。
都开明得混乱了
duncan0819 发表于 2016-4-13 10:00
要我说啊,乱邦的问题确实是问题。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不用说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公司 你说提工资容易 你往下降工资试试?
要我说啊,乱邦的问题确实是问题。
关键是,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这算啥呢
不用说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公司 你说提工资容易 你往下降工资试试?
三十年不变 发表于 2016-4-13 11:57
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我是赞成的
但 胡不是我这样的屁民
有些事 不是光想着好就行的
胡能做的其实也不多。他上面各种一大堆旧思维大人物。当时的政局,今天看来也是闹剧。
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我是赞成的
但 胡不是我这样的屁民
有些事 不是光想着好就行的
胡能做的其实也不多。他上面各种一大堆旧思维大人物。当时的政局,今天看来也是闹剧。
那也“请”某些人别犯贱啊,不停的捧某中华民族的罪人啊
呵呵,捧毛xx是有点那个。
呵呵,捧毛xx是有点那个。
胡能做的其实也不多。他上面各种一大堆旧思维大人物。当时的政局,今天看来也是闹剧。
细微之处 老聂的位置 也未必全清楚
如我这般的屁民就不必提了
唯一的想法就是:
如果功劳是胡的 那么错误也是胡的
如果错误不由他做主 自然功劳也不是他做主的
细微之处 老聂的位置 也未必全清楚
如我这般的屁民就不必提了
唯一的想法就是:
如果功劳是胡的 那么错误也是胡的
如果错误不由他做主 自然功劳也不是他做主的
三十年不变 发表于 2016-4-13 12:15
细微之处 老聂的位置 也未必全清楚
如我这般的屁民就不必提了
当时政局可以说九龙治水。没有绝对对错,
细微之处 老聂的位置 也未必全清楚
如我这般的屁民就不必提了
当时政局可以说九龙治水。没有绝对对错,
想喷胡耀邦的请另外开帖。
一起讨论,其乐融融。
我不喷胡耀邦,也可以看你们讨论。
一起讨论,其乐融融。
我不喷胡耀邦,也可以看你们讨论。
wdsy81 发表于 2016-4-13 08:54
恢复旧贵族的上等人地位。胡耀邦的成名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他从中得到的经验似乎是所 ...
他这人喜欢走极端,不适合坐那个位子,人绝对是好人,人品这块和周公差不多(原谅我这么说)。
恢复旧贵族的上等人地位。胡耀邦的成名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他从中得到的经验似乎是所 ...
他这人喜欢走极端,不适合坐那个位子,人绝对是好人,人品这块和周公差不多(原谅我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