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国脑洞大开

    前几天逛百度历史吧，看到一贴子谈到蜀汉大将姜维最后的经历，勾起了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想诸葛孔明六出祁山、姜伯约九伐中原，皆无功而返。蜀汉灭亡后，姜维投靠对司马氏不满、图谋恢复曹家实权的魏国大将钟会，企图东山再起，终因兵变被杀，功败垂成。他们对蜀汉的忠心耿耿，是因为先主对孔明信赖有加、托孤于他；丞相对姜维另眼相看，着重培养。于是两人怀着士为知已者死的决心，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感叹之余，不禁脑洞大开，突发奇想：既然蜀汉北进屡次受挫，为何不转变思路，向南发展呢？
    当时的蜀汉地盘，除了四川外，还有云南。从云南向西翻越高黎贡山，就可进入缅甸。蜀汉存在的年代是公元221—263年，而缅甸直到公元十一世纪才有统一的国家，当时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以蜀汉先进的文明、强悍的军队，征服那里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的，如突厥汗国被唐朝联合回纥消灭后，突厥人向西迁徙，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先后建立了黑汗王朝、加兹尼王朝、德里苏丹国、塞尔柱帝国等，比在中国时还要风光。16世纪贴木儿帝国末主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打败，屡次图谋恢复故土失败后，调转目光，向南进攻，征服南亚次大陆，建立了历时331年的莫卧儿帝国。也许会有人说，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地理不甚了解，想不到这一点，这是个原因，但还有其他因素。古代的游牧民族，如古印欧人，同样也没有什么地理知识，但他们四处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向南进入中亚、伊朗高原、印度、新疆等地,闹得风生水起。蜀汉政权没有向外发展，可能是源于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禀性：农耕定居人群一旦发现一块适合生存的土地，就会盘踞在那里苦心经营，收获成果，不再对未知的空间进行探索。农耕民族的人们，绝大部分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区。一旦生存空间被别人夺去，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拼尽全力夺回，很少有人会想到去寻找新的天地。而游牧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方飘泊，马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因而他们更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如西汉初年甘肃西部的月氏人，被匈奴打败后，就向新疆北部迁徙，后进入中亚和阿富汗建立贵霜帝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各自的独特的文化，两者之间互相轻视，农耕定居社会有较发达的文明，蔑视地称游牧民族为野蛮人，而游牧人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决定了他们有强悍的体力，有大批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和农耕定居民族的战争往往占据上风，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看待定居的对手，看不起对方的生存方式。如成吉思汗制定的扎撒(法律)禁止蒙古人定居，要求他们永远保持游牧状态，这也是蒙古人没有象女真人那样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心态有关，中原的自然条件好，很适合人类生存，又有先进的文明、发达的经济。而周边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开化程度低，中原人看不起，称那里的人为蛮夷，既使知道有个新的生存空间也懒得花费力气和钱财去争，宁愿留在拥挤的中原。古今中外的人都是一样，只想往富裕地区跑，不想到穷山恶水去吃土。朱元彰就说过：“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缅甸面积有67万平方公里，比云南和四川都大，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可耕地众多，资源丰富，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设想一下蜀汉如果占有缅甸，国土面积和人口猛增，再招募流民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编练军队，综合国力暴涨。此时再北上与魏国较量，鹿死谁手，也未可知。即使失败了,也可迁居海外,偏安一隅。事实上，几百年后的公元九世纪，云南南诏国就征服过缅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建立政权，只是劫掠一番就回去了，可能是本土遭受威胁吧，当时南诏夹在大唐和吐蕃两大强权之间，日子不太好过。据传南诏撤军后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为南诏镇守大后方，并开拓新的屯田基地，以保障南诏征战的后援。而这些留在伊洛瓦底河谷的南诏人从此变成了后来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也有一种说法，说缅族是从遥远的青海和西藏迁徙到缅甸的，和藏族系出同源。不论那种说法是真的，缅人和中国有密切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当然，行军打仗这事，说说容易，实际做起来会遇到一些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如崎岖的地形、恶劣的地候、传染病、当地人顽强的抵抗等都会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蜀汉南征平叛时就是这样，但在丞相的指挥下，还是平定了云南。只是和南诏一样，没有驻扎军队，设置流官。诸葛亮认为如果这样做会消耗蜀汉的人力财力，在他心目中，匡服汉室是最重要的任务，云南这样的蛮荒之地并不放在眼里，缅甸更是瞧不上了。
   当时魏国面积291万平方公里，人口443万人；蜀国106万平方公里，人口108万人；吴国145万平方公里，人口256万人。蜀汉实力最弱，却屡次兴兵进攻强大的魏国，除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宗旨，还有以攻为守的军事考量。然而这样导致蜀汉承担了魏国主要的军事压力，经济也大受影响，最终先于吴国而亡。前后的两位主帅，诸葛亮擅长治国理政，行军打仗非其所长；姜维倒是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但却碰到邓艾这个强劲的对手，难有大的作为。蜀汉的统治基础也是不稳固的,其执政势力来自荆州集团,本地精英宗族豪强长期遭受压制，曾掀起过叛乱。从东汉至三国两晋时期，士族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世代公卿,大批庶族人才埋没。曹操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实行“唯才是举”的措施，网罗大批人才,成就了霸业,受到庶族的欢迎。但这样也得罪了树大根深的士族。曹丕上台后，实行九品中正制，即由政府委任的中正官负责对各地的人才进行考察，根据其家世、品德和才干确定其品级，作为吏部选拨官员的依据。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对这样的政策，益州的豪强们心驰神往，早就起了异心。魏国大军攻入后，这些人毫无斗志，劝后主刘禅投降以保障他们的利益，当时蜀汉还有大片领土未沦陷，姜维有精兵数万，尚可放手一搏。而东吴不顾大局攻占荆州，导致两国联合抗曹的联盟破裂，蜀军反击后，为了减轻压力，主动向魏国称臣，魏帝曹丕征求属下意见，一位大臣说：吴、蜀翻脸，是他们自已找死，皇上应拒绝东吴的请求，派军夹攻，这样一来，东吴指日可灭，蜀汉独木难支，也撑不了多久。可笑曹丕这傻瓜竟然没有接受，而是摆出一付坐山观虎斗的姿态，错失良机，不然天下早就姓曹了，司马氏也难有因指挥抵抗蜀汉进攻从而掌控军队篡权的机会。
    姜维这个人本是魏国的军官，因为被上司怀疑，有家难回，不得已投降蜀汉，却意外地受到重用，像他这样没有根基的外来可疑人员,后来能够成为蜀汉的二把手,也算是个奇迹，这与他出众的才干和丞相慧眼识人是分不开的。诸葛亮称赞他：“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 “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姜维也没有辜负丞相的信任，多次进攻曹魏，颇有斩获，成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只是内有昏君奸臣制约，外有强敌环伺，才未能得尝所愿。在蜀汉灭亡后，还能成功策反钟会发动叛乱，杀死宿敌邓艾,表现出惊人的胆略。罗贯中有诗赞曰：“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

    前几天逛百度历史吧，看到一贴子谈到蜀汉大将姜维最后的经历，勾起了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想诸葛孔明六出祁山、姜伯约九伐中原，皆无功而返。蜀汉灭亡后，姜维投靠对司马氏不满、图谋恢复曹家实权的魏国大将钟会，企图东山再起，终因兵变被杀，功败垂成。他们对蜀汉的忠心耿耿，是因为先主对孔明信赖有加、托孤于他；丞相对姜维另眼相看，着重培养。于是两人怀着士为知已者死的决心，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感叹之余，不禁脑洞大开，突发奇想：既然蜀汉北进屡次受挫，为何不转变思路，向南发展呢？
    当时的蜀汉地盘，除了四川外，还有云南。从云南向西翻越高黎贡山，就可进入缅甸。蜀汉存在的年代是公元221—263年，而缅甸直到公元十一世纪才有统一的国家，当时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以蜀汉先进的文明、强悍的军队，征服那里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的，如突厥汗国被唐朝联合回纥消灭后，突厥人向西迁徙，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先后建立了黑汗王朝、加兹尼王朝、德里苏丹国、塞尔柱帝国等，比在中国时还要风光。16世纪贴木儿帝国末主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打败，屡次图谋恢复故土失败后，调转目光，向南进攻，征服南亚次大陆，建立了历时331年的莫卧儿帝国。也许会有人说，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地理不甚了解，想不到这一点，这是个原因，但还有其他因素。古代的游牧民族，如古印欧人，同样也没有什么地理知识，但他们四处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向南进入中亚、伊朗高原、印度、新疆等地,闹得风生水起。蜀汉政权没有向外发展，可能是源于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禀性：农耕定居人群一旦发现一块适合生存的土地，就会盘踞在那里苦心经营，收获成果，不再对未知的空间进行探索。农耕民族的人们，绝大部分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区。一旦生存空间被别人夺去，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拼尽全力夺回，很少有人会想到去寻找新的天地。而游牧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方飘泊，马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因而他们更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如西汉初年甘肃西部的月氏人，被匈奴打败后，就向新疆北部迁徙，后进入中亚和阿富汗建立贵霜帝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各自的独特的文化，两者之间互相轻视，农耕定居社会有较发达的文明，蔑视地称游牧民族为野蛮人，而游牧人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决定了他们有强悍的体力，有大批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和农耕定居民族的战争往往占据上风，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看待定居的对手，看不起对方的生存方式。如成吉思汗制定的扎撒(法律)禁止蒙古人定居，要求他们永远保持游牧状态，这也是蒙古人没有象女真人那样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心态有关，中原的自然条件好，很适合人类生存，又有先进的文明、发达的经济。而周边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开化程度低，中原人看不起，称那里的人为蛮夷，既使知道有个新的生存空间也懒得花费力气和钱财去争，宁愿留在拥挤的中原。古今中外的人都是一样，只想往富裕地区跑，不想到穷山恶水去吃土。朱元彰就说过：“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缅甸面积有67万平方公里，比云南和四川都大，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可耕地众多，资源丰富，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设想一下蜀汉如果占有缅甸，国土面积和人口猛增，再招募流民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编练军队，综合国力暴涨。此时再北上与魏国较量，鹿死谁手，也未可知。即使失败了,也可迁居海外,偏安一隅。事实上，几百年后的公元九世纪，云南南诏国就征服过缅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建立政权，只是劫掠一番就回去了，可能是本土遭受威胁吧，当时南诏夹在大唐和吐蕃两大强权之间，日子不太好过。据传南诏撤军后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为南诏镇守大后方，并开拓新的屯田基地，以保障南诏征战的后援。而这些留在伊洛瓦底河谷的南诏人从此变成了后来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也有一种说法，说缅族是从遥远的青海和西藏迁徙到缅甸的，和藏族系出同源。不论那种说法是真的，缅人和中国有密切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当然，行军打仗这事，说说容易，实际做起来会遇到一些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如崎岖的地形、恶劣的地候、传染病、当地人顽强的抵抗等都会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蜀汉南征平叛时就是这样，但在丞相的指挥下，还是平定了云南。只是和南诏一样，没有驻扎军队，设置流官。诸葛亮认为如果这样做会消耗蜀汉的人力财力，在他心目中，匡服汉室是最重要的任务，云南这样的蛮荒之地并不放在眼里，缅甸更是瞧不上了。
   当时魏国面积291万平方公里，人口443万人；蜀国106万平方公里，人口108万人；吴国145万平方公里，人口256万人。蜀汉实力最弱，却屡次兴兵进攻强大的魏国，除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宗旨，还有以攻为守的军事考量。然而这样导致蜀汉承担了魏国主要的军事压力，经济也大受影响，最终先于吴国而亡。前后的两位主帅，诸葛亮擅长治国理政，行军打仗非其所长；姜维倒是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但却碰到邓艾这个强劲的对手，难有大的作为。蜀汉的统治基础也是不稳固的,其执政势力来自荆州集团,本地精英宗族豪强长期遭受压制，曾掀起过叛乱。从东汉至三国两晋时期，士族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世代公卿,大批庶族人才埋没。曹操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实行“唯才是举”的措施，网罗大批人才,成就了霸业,受到庶族的欢迎。但这样也得罪了树大根深的士族。曹丕上台后，实行九品中正制，即由政府委任的中正官负责对各地的人才进行考察，根据其家世、品德和才干确定其品级，作为吏部选拨官员的依据。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对这样的政策，益州的豪强们心驰神往，早就起了异心。魏国大军攻入后，这些人毫无斗志，劝后主刘禅投降以保障他们的利益，当时蜀汉还有大片领土未沦陷，姜维有精兵数万，尚可放手一搏。而东吴不顾大局攻占荆州，导致两国联合抗曹的联盟破裂，蜀军反击后，为了减轻压力，主动向魏国称臣，魏帝曹丕征求属下意见，一位大臣说：吴、蜀翻脸，是他们自已找死，皇上应拒绝东吴的请求，派军夹攻，这样一来，东吴指日可灭，蜀汉独木难支，也撑不了多久。可笑曹丕这傻瓜竟然没有接受，而是摆出一付坐山观虎斗的姿态，错失良机，不然天下早就姓曹了，司马氏也难有因指挥抵抗蜀汉进攻从而掌控军队篡权的机会。
    姜维这个人本是魏国的军官，因为被上司怀疑，有家难回，不得已投降蜀汉，却意外地受到重用，像他这样没有根基的外来可疑人员,后来能够成为蜀汉的二把手,也算是个奇迹，这与他出众的才干和丞相慧眼识人是分不开的。诸葛亮称赞他：“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 “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姜维也没有辜负丞相的信任，多次进攻曹魏，颇有斩获，成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只是内有昏君奸臣制约，外有强敌环伺，才未能得尝所愿。在蜀汉灭亡后，还能成功策反钟会发动叛乱，杀死宿敌邓艾,表现出惊人的胆略。罗贯中有诗赞曰：“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