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韩国建造具有隐形功能的驱逐舰\"大祚荣\"号 \"

转盛唐论坛(爱国 理性 民主 宽容) → 史海钩沉 → 史海钩沉 →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
摘　要: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问题,关系到二者是否为同一血缘,渤海是否为高句丽继承国,并涉及到古朝鲜的国史体系诸问题,因此倍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一些国外学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极力主张渤海国是由原高句丽人领导,并继承高句丽传统文化的高句丽国的继承者。朝鲜半岛从而由过去的三国鼎立变为南北两国并立。其实从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上看,渤海与高句丽属于不同的族系,二者之间没有血缘上的联系,它们同为中原王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关键词:渤海;高句丽;族属;归属中图分类号:Ｋ28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4)02-0079-05
                     
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问题,在国际史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国外学者主张渤海是高句丽人创建的国家,渤海在其居民、领域、主权等一切方面,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1](Ｐ2-37)这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撰此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           渤海的建国者及主体民族的族属
关于渤海的建国者及主体民族的族属,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渤海属高句丽族,而高句丽属朝鲜史的范围,渤海史应放在朝鲜史范围内。①南、北朝鲜的学者李龙范、朴荣海、及日本的白鸟库吉持这一观点。二是认为渤海的建国者与主体民族为女真人,日本稻叶岩吉持这种观点。[2]三是认为大祚荣为白山部人,白山部曾依附于高句丽政权,日本的和田清、津田左右吉持此种观点。[3]四是认为大祚荣及主体民族为粟末人,李殿福、孙玉良等持这种观点。②我同意第四种看法,即渤海的建国者大祚荣及主体民族为粟末人,其理由如下:1、根据中国史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渤海的建国者大祚荣及主体民族为粟末。《隋书·传》:“,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隋书》是中国较早记载的官修史书,有相当的可信度。从中可知:粟末部为的七部之一,独立于高句丽政权之外,并常与高句丽发生争斗,说明它与高句丽不是同一族属。《新唐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岁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⑴粟末部后来依附于高句丽;⑵高句丽灭亡后,以渤海粟末部为主的大氏一族,率众到东牟山。其首领为人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上文中的“舍利乞乞仲象”,舍利是北方民族中的官称。据《辽史·国语解》:“舍利,契丹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乃给官名曰舍利”。⑶舍利乞乞仲象死后,其子大祚荣联合乞四比羽,建立渤海国。《旧唐书·渤海传》也记载:“祚荣骁勇善用兵,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震国王”。以上都说明大祚荣是人,他率领之众建立了渤海国,也有一部分亡国后的高句丽遗民进入渤海国中,但其主体民族与统治民族为粟末。
2、关于《旧唐书·渤海传》中“渤海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之说辩误。有些学者根据别种一词,就认为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而别种两字纯属多余”。[4]我认为别种二字正透露了大祚荣族属的真实信息。别种为另一种类,即不属高句丽同一种类之意。把这段话联系起来看,大祚荣为渤海人,是高句丽别种。为什么这段话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据《旧唐书·传》、《唐会要》等书记载,“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句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可知,各部曾依附于高句丽,当然属高句丽的别种,别种在这里为别部之意。但是,在高句丽灭亡后,他们都先后成为渤海编户。这就是渤海大祚荣,本高丽别种的内在原因。既然是依附于高句丽别种的人,就谈不上渤海的始祖是高句丽人了。渤海的始祖是高句丽人,纯属牵强附会。正确的说法是,渤海始祖大祚荣是依附于高句丽的人。而依附于高句丽的其他各部人,也“并为渤海编户”。成为渤海建国的主体民族。
3、根据外国史书的记载,大祚荣及渤海主体民族为粟末。日本史书《类聚国史》载:“天皇二年(698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部落。其百姓者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上面文中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大祚荣所建渤海国,皆“部落”,即主体民族为人。这里的“皆”为都、全部之意。文中的“多,土人少”也说明渤海国以为主。二是担任渤海国职官的,多为人。即文中的“其百姓者,多,土人少”。百姓,史书中解释为百官之意。在《诗·小雅》郑玄笺中为:“百姓,百官族姓也”。在奴隶社会中,有姓氏的只有官吏、奴隶主与平民,因此“百姓”即为“百官”之意。文中的“土人”应作何解释,史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土人即当地人,为高句丽人,渤海皆以高句丽人为村长。但是用高句丽的遗民统治人,即用亡国后的遗民管理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曾见。如辽金元史上的契丹部落、女真的猛安谋克、元的蒙古部落都是以本族人治理本族人,还未见到用契丹遗民统治女真猛安谋克,或用女真遗民统领蒙古部族的现象。“土人”即便是高句丽人,也只能以高句丽遗民统领高句丽遗民,而不能统领人。更不可能用少数高句丽土人统治绝大多数的人。村长为地方上最基层的官员,即便用高句丽土人为村长,在村之上还有镇、邑落、城、县、州、府乃至中央政权机构,上述这些机构中的官员以渤海人为主,因此在渤海国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渤海人,但不排除也有少数高句丽遗民担任中央或地方的官员。又据高丽史籍《三国遗事》卷一《渤海》条引《通典》:“渤海本粟末,至其酋祚荣立国,自号震旦。先天中,始去号,专称渤海”。上文中明确指出渤海原本为粟末,大祚荣为粟末之酋长,建国后才专称渤海。高丽史籍《三国遗事》为高丽人所撰,说明高丽人中也有人坚持渤海人即粟末这一观点。
4、判定一个民族及族属的依据,是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习俗、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综合判定,而不能仅仅依据是否双方曾有过隶属关系来判定。[1]有的学者依据粟末曾臣属高句丽王朝,据此认为渤海国应为高句丽继承国,并属同一族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一个民族曾依附或隶属于另一个民族政权,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现象。例如契丹族曾隶属于唐王朝,女真族曾隶属于辽王朝,蒙古族曾隶属于辽金王朝及清王朝,满族曾隶属于明王朝。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契丹与汉族为同一族属,女真与契丹为同一族属,蒙古与女真、满族为同一族属,满族与汉族为同一族属。曾依附于高句丽,见于《旧唐书》与《新唐书》等史籍中。《旧唐书·传》记载:“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而《新唐书·渤海传》则记载:“渤海,本粟末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上述史料是说渤海白山部、粟末部曾附于高(句)丽。但是与上述史料记载不同的是《新唐书·李谨行传》与《册府元龟·外臣部》:“李谨行,人,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以其部为燕州。”。李谨行,唐麟德年间,历迁营州都督,因征战有功,曾授予他为镇国大将军,行右卫将军,封燕国公。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发兵征高句丽,“左监门将军李谨行殿而行”。可知,突地稽率领下的粟末,于隋开皇九年(589)南迁内属,并没有“附于高句丽”。因此,高句丽亡后,这支粟末得以保全、发展、壮大。李谨行并率兵参加了征伐高句丽的战争。这支粟末人,成为渤海建国的主要力量。
二、           高句丽的族属     
关于高句丽的族属,学界分歧较大。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一为高句丽源于高夷说。[5]高夷最早见于先秦史籍《逸周书》。晋人孔晁解释为“高夷,东北夷高句丽”。高句丽最初称高夷,由高夷人为主体构成高句丽。二为高句丽源于夫余说。[6]主要依据《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隋书·东夷传》:“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曾得河伯女……”。三为高句丽源于秽貊说。①主要依据《后汉书·高丽传》:“高丽……为貊”。《册府元龟》卷89称其为“东夷小貊”。四为高句丽源于炎帝说。主要依据为:高为东夷族系中之高夷,“丽”与“莱”音互通互转,高句丽一称,实际上是高莱或介莱的转写。“莱即东夷族系中之族称。高句丽民族,由高(介)、莱两族的各一部分组成。介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莱即我国上古强族莱夷,其为姜姓,炎帝裔。其族属当然为炎帝族系。”[7]五为高句丽起源于商人说。夫余,高句丽;秽、貊、朝鲜,乃至后来的女真人,都与商人有着血肉的联系。”高句丽作为商人的后裔,一直保持着商人的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生活特色。[8]
我个人认为,高句丽应属东北夷中貊族的一个支系。理由是:先秦史籍《逸周书》是较早记载高句丽史事的史书,应取时间最早的史料为依据。但“东北夷”又较概括,东北夷中具体为哪一支系,《逸周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来的史书《后汉书》中称其为“秽貊”。《册府元龟》、《南齐书》称其为“东夷小貊”。据此可知秽与貊为东夷同一族系中的两个分支,高句丽应属貊族支系。而正式称其为高句丽,是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后汉书·高句丽传》:“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貊,句丽蛮夷”。那么,在武帝设高句丽县之前,已在此居住着句骊、秽貊、朝鲜等民族。这在我国考古调查中已被证实。在辽东两江两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是高句丽的涓奴部和桂娄部活动的中心地区,即东夷小貊。由此印证了高句丽属于东夷小貊。因此汉武帝才在高句骊人的聚居地置高句丽县,行使对高句丽人的管辖权。就连北朝鲜的史书《朝鲜通史》中也认为:“在这三族中,韩族和秽族更为接近,秽族形成古朝鲜,貊族形成扶余和高句丽,韩族则形成了辰国”。因此,高句丽应属貊族。综上所述,渤海与高句丽在族属上分别属于肃慎族系和秽貊族系,它们在血缘上是不同质的民族,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           渤海政权的归属
   渤海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很早就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渤海民族属于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肃慎族系中的族,建国后又融入了一部分汉人、高句丽人等,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渤海族。渤海民族政权建立后,就与唐王朝保持着册封与朝贡的藩属关系。是唐王朝属下的地方民族政权。其根据是:1、开国伊始,渤海就接受唐王朝的册封,承认是唐王朝属下的地方民族政权。唐中宗即位,遣侍御使张行岌招慰之,大祚荣遣子入侍。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派遣使臣崔忻册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号,专称渤海”。唐朝承认渤海政权并与其建立了藩属关系。崔忻回程路经旅顺黄金山时,在山麓凿井两口,并刻石提名:“敕持节宣劳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七日。”此石刻是唐朝册封大祚荣,渤海民族政权隶属唐王朝管辖的实物见证。渤海立国29年,传15代王,每代王都主动派使臣去中原王朝朝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渤海的中央、地方的政治制度完全仿照唐朝制度,始终与唐王朝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接受册封,就是表示渤海承认其臣属于唐王朝,是唐王朝属下的臣子。
2、中原王朝派节度使行使管辖权。《旧唐书·地理志》:“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统平卢、卢龙二军”。3、渤海政权派遣质子入朝宿卫。据《册府元龟》卷974记载,开元六年(718),渤海郡王大祚荣遣其男述艺来朝,唐朝授怀化行左卫大将军、员外郎、置留宿卫。渤海各代王子、王弟都先后前来唐朝,入朝宿卫。以恪尽臣子对皇上的忠心。4、渤海政权遣使向唐朝献。渤海每年向唐王朝朝贡,唐王朝让户部掌管之贡献。《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远夷则控契丹、奚、、室韦之贡焉”。开元七年(719年)八月,“大拂涅遣使献鲸鲵鱼睛、貂鼠皮、白兔、猫皮。”此后每年都定期或不定期向唐朝贡。以尽藩属之责。进献的方物有鹰、马、海豹皮、乾文鱼、玛瑙杯、昆布、人参、朝霞绸、鱼牙绸、牛黄、金银、金银佛像、白附子、虎皮等。5、渤海有协助唐朝出兵征讨的义务。《册府元龟》卷986记载,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遣左骁卫郎将摄郎中张越使于,以奚及契丹背恩义讨之。穆宗敕渤海王子:“举国内属,遣子来朝。祗命奉章,礼无违者。夫入修职贡,出锡爵秩,兹惟旧典,举而行之。”说明唐王朝对渤海国恪尽臣子之责是满意的。同时也说明渤海是唐王朝属下的地方民族政权,它与唐王朝的关系是藩属关系。
四、           高句丽政权的归属
  高句丽政权是我国东北秽貊族系中的貊族,联合其他民族共同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政权从没有独立于中原政权之外,它是中原政权管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高句丽族是活动在我国东北地区内的少数民族。秽貊族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逸周书》。晋人孔晁解释为“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后汉书》中称其为“秽貊”。《册府元龟》、《南齐书》称其为“东夷小貊”。据此可知秽与貊为同一族系中的两个分支,高句丽应属秽貊族系中的貊族支系。而正式称其为高句丽,是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后汉书·高句丽传》:“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是以地名“高句丽县”而出现在史籍中,之后变为族名。为东北夷高句丽的族称。2、高句丽建国后,高句丽政权所建立的都城没有超出中国当时的疆域之外。从建国时的辽宁桓仁的纥升骨城(五女山城)到集安的国内城及朝鲜半岛的平壤城,都曾分别隶属于汉四郡、唐安东都护府及唐府州的管辖范围内。3、高句丽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原的汉朝、前燕、北魏、隋朝与唐朝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入汉朝贡,光武帝复其王号”。“遣使如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即使迁都平壤后,仍旧向中原朝贡:文咨明王元年(492年),“魏孝文帝遣使拜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又诏王遣世子入朝”。宴阳王二年,“遣使入隋,奉表谢恩,进奉,因请封王。帝许之。三月,册封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高句丽荣留王七年(624年),唐朝册封高句丽王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唐太宗说:“高句丽,本四郡地耳”。“今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说明高句丽王是中原王朝所封的地方政权的最高首领,
   因此高句丽王主动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并每年向中原王朝朝贡,其政权自始至终都是古代中国境内的地方民族政权。4、中原王朝始终对高句丽所在的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自高句丽建国伊始,中原王朝已对东北地区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西汉先后在东北和朝鲜半岛设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后来玄菟郡的郡址迁移到高句丽县,而高句丽建国就在玄菟郡内。高句丽政权属汉代玄菟郡、辽东郡的管辖范围。魏晋时期,在辽东仍设郡县,高句丽王被封为辽东郡公。隋唐时期,在东北设羁縻府州。高句丽王仍被封为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高句丽政权所在的东北地区乃至朝鲜半岛,自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的管辖范围。综上所述,渤海与高句丽在族属上分别属于肃慎族系和秽貊族系,它们在血缘上是不同质的民族,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承袭关系。因此,渤海不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国是由粟末人所创立的地方民族政权,而不是高句丽人创立的国家。渤海国与高句丽同为唐王朝属下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

还有吗？楼主？

转 国史探微 > 论文选刊 > 研究论文 > 正文
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

马一虹
2004-03-05 02:31:35 阅读 3105 次
作者提供，刊《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

渤海，是唐代我国东北靺鞨人为主建立的一个古代国家（698-927），有国两百余年间，历代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将原属靺鞨人的大部地区收入其版图，同时与唐以及其他周边国家、民族集团间展开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往来，在古代东（北）亚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由于渤海自身未能留下一部信史，研究者只能根据中国古籍中片段的、大同小异的记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旁佐性资料，以及不断发掘出的地下遗存，来拼合她的生命过程。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都在进行渤海史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基本问题，或尚未廓清，如渤海国为何称作“渤海”，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或仍存有分歧，如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特别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继承国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疑问与争论在形式上表现为唐等周边国家对渤海的称谓上的分歧，实质上在这些称谓的背后，又都隐含了称呼国对被称呼国的基本态度以及与被称呼国间的关系定位。
　　因此，本文拟取与渤海同时代的唐、日本、新罗等国的典籍中出现的对渤海的称谓为切入点，考察诸国及部族集团对渤海的认识，了解渤海的自我认知，进而探讨渤海国家的属性。
一，唐对渤海的认识
　　考察唐对渤海的认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就是唐王朝对渤海王的册封，因为这个封号在相当意义上可以体现被册封国在其认知系统和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反映唐王朝的政治动机。
　　渤海国始建于698年，最初自称“震”。713年，第一代王大祚荣接受唐王朝册封，才有新名渤海。关于这段历史，《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有明确记载，
　　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唐曾经称呼大祚荣政权为“靺鞨”，后因赐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而开始改称“渤海”。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渤海国为何被称作渤海，也即唐王朝为何选择了“渤海郡王”这个爵号？
　　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与渤海国同时代，在唐内地还有一个渤海县，而且还存在以渤海为郡望的豪门大姓渤海高氏。更重要的是，在大祚荣之前就有许多渤海高氏已经受封渤海郡王等爵号。那么，唐王朝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与上述各方面是否有所关联呢？

　　1，渤海高氏和渤海郡王号

　　大祚荣之后的历代渤海王都沿袭渤海郡王或渤海国王号。对此，有人注意到唐高祖李渊弟之子奉慈与活跃于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高崇文两例，指出渤海郡王号本为唐国内通用[1]，渤海国王大嵩璘（794-809）晋升渤海国王后，渤海郡王以下的爵位均授予在唐的所谓“中国人”，而且都是渤海高氏[2]。事实上，大嵩璘之后仍有唐人被封为渤海郡王，如高固（《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及“高固传”）及高崇文之孙高骈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下“高骈传”）。而且，在渤海郡王之外，还有许多高氏按唐的九等爵制受封各色爵等，如渤海郡公高元裕、渤海郡开国公高少逸、渤海县子高重、渤海县侯高适等[3]。
　　而且，如果沿此线索追溯到唐以前，也有人得到这个爵号，例如根据唐初的“渤海蓨人”高懲墓志铭及序，可知高懲生前为银青光禄大夫少卿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而其五代祖曾被封渤海郡王[4]。此外还有其他高氏被封为渤海郡公等，如隋高颎就曾晋升渤海郡公（《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其子高表仁则以大宁公主驸马都尉受封渤海郡开国公[5]。
　　看来，早在大祚荣被册封渤海郡王之前，渤海郡望的高氏已经有许多人受封渤海郡王、渤海郡开国公、渤海郡王等爵号了。这自然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一个记作“渤海人”的高氏的墓志铭也同样吸引了渤海研究者的关注。这墓主就是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75条载，献书待制杨憼撰“唐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郯国公上柱国高公墓志序”有云：   
　　大历八年夏五月廿有七日，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公毙于洛阳教业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三。前年四月十二日，郯国夫人真定侯氏先毙于博陵郡，……礼也。公讳震，字某渤海人。祖藏，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朝鲜郡王柳城郡开国公；祢讳连，云麾将军、右豹韬大将军安东都护。公迺扶余贵种，辰韩令族，怀化启土，继代称王，嗣为国宾，食邑千室。……
从墓志可知，墓主高震之祖乃高句丽的亡国君主高藏。高震身为高句丽王室后裔，却自报渤海人，使该段墓志因此显得颇不寻常。韩国学者宋基豪以此作为渤海是高句丽人的后继国家的有力证据。其理由是，高句丽灭亡后，许多高句丽遗民参与渤海的建国并在渤海的权势贵族中占据高位，他们从政权初创时起便长期追随渤海王族大氏，作为王室后裔的高震从中体会到与渤海国间的一种“同质性”因而自报渤海高氏[6]。
　　显然，宋基豪将这里的“渤海”视为大祚荣建立的渤海国，但他并没有说明理由。高震亡于大历八年即773年，距渤海立国已有七十五年，因此若单纯从时间上看，墓志中的渤海完全有可能指渤海国。而且诚如宋基豪所言，因为高句丽在渤海建国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如后述）以及亡国之后寻求依托的遗民心理，一些旧高句丽自称渤海人的可能性也未必不存在。但问题是，高震并不生活在渤海，且亡于远离渤海的洛阳私邸，这些现象使人难以将其与渤海国联系起来。
　　高句丽灭亡后，数万高句丽遗民被强行迁到唐土的各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三国史记》卷二十二“高句丽本纪”第十等）。关于高句丽末王高藏，《册府元龟》卷一千“外臣部”亡灭条中有如下记载:
　　高丽王高藏，高宗仪凤中，授开府仪同三司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圣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
在唐王朝强大军事进攻下，高句丽亡国了。为便于统治和管理高句丽遗民，唐高宗让高藏留在安东并对其加官进爵。然而高藏对唐廷阳奉阴违，私下里与靺鞨部落串通谋反。事泄，唐廷招回高藏，另行发配四川邛州，在安东的高句丽遗民，除去贫弱者仍令滞留安东外皆流放关内河南陇右等地。
　　高震一家迁徙的具体情况不详，他们可能没有随高藏去四川而是直接去了河南，也有可能先到四川，后辗转至河南。当时，大祚荣尚未建国，或建号“震（振）”不久，正忙于躲避唐廷的追击，还未称渤海。从时间上看，高藏等移住唐内地时高震还未出世。700年出生的高震很可能在唐土度过一生，至少在洛阳长期生活过。也就是说，高震与渤海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荣辱与共的历史积累，他与现实的渤海国不仅存在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在时间上也存在抵牾，无法想象他如何会与远在东北的渤海国扯上关系。况且，在唐廷，在中原人看来，渤海不过一夷狄蕃邦，高句丽人在中原人前表明自己的高句丽人身份尚且觉得有失身份，怎么会自称渤海国人，自取其辱。晋“永嘉之乱”期间，有渤海高氏到高句丽避难，因此高句丽人可能因此得知中原高氏的存在。在隋以后中原王朝一次次远征高句丽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高句丽人逃入中原地区。据姚薇元考证，渤海高氏中就“混”入有高句丽人出身的异民族[7]。高句丽人附会渤海高氏，是因为这些高句丽人以出身东夷在中原备受轻视，所以冒充渤海高氏以抬高身价。高震自号渤海人一事，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事实上，外姓人附会渤海高氏者大有人在。前面提到的高颎也是一例。本传载，“高颎，字诏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池田温指出，高颎虽然以汉人贵族自居，但他身上却带有浓厚的鲜卑人色彩[8]。高震之举实际上与高颎如出一辙。另外，高震的婚姻状况也给人一点提示。高震夫人侯氏是博陵人。侯氏乃博陵第一大姓，而洛阳也是渤海高氏的又一大集中地区。高震必定要而且必须攀上渤海高氏，才能门当户对，因此他完全不可能与渤海国的高句丽人抑或靺鞨人搭上任何关系。
　　这样，就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渤海郡王号出现于唐授予大祚荣之前，并且其后也并行使用；二是高句丽王室后裔的高震也自称渤海人。高句丽王室后裔虽远迁唐内地，但诸如王孙高震的行踪等事，肯定在唐王朝掌握之中。也就是说，上述事情唐朝廷确知无疑。那么唐廷又为何再封大祚荣呢？是事出偶然，还是唐廷另有图谋？
　　关于渤海国名之由来，近代以来，各国的中国东北史以及渤海史研究者已有几家之言，但除近年赵评春有专文论述外，多为概说，缺少必要的论证；但毕竟这些概说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和解题的线索。这里就参考先学的诸成果，试对渤海国号的由来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2，诸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既有诸说大致可以分类为音韵和地理两类。关于前者，金毓黻先生早就指出过，大祚荣出自粟末靺鞨，与渤海郡有某种关系。唐人或以“靺鞨”二字发音与“渤海”相近，所以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9]。也就是说唐王朝是取其发音相近之意，而大祚荣也就依照册封的名号，弃原来的“震”而“专称渤海”了。
　　金毓黻之后，又有学者先后提到此类问题。如刘振华撰文指出“震”与“渤海”两词的发音均接近于“肃慎”、“靺鞨”，渤海乃是“震”政权受到唐的册封后出于“义美”的动机而改称震为渤海的[10]。同文还借《三国遗事》靺鞨渤海条作者僧一然自注“渤海”与“靺鞨”“开合不同而已”[11]作旁证。
　　日人藤井贞干在《好古日录》第一一三“靺鞨”中根据“五代史曰，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推测渤海盖靺鞨之转音。吉田东吾的《日韩古史断》继承藤井的论调，认为渤海盖为讹音填字[12]。
　　否定的意见也同时存在，如鸟山喜一指出，渤海之称号自古即已存在，并非专待靺鞨而始生。大祚荣止“震”国号而采渤海国号实为受唐王朝册封之故，决非其领民为靺鞨之故，既非谐音亦非讹音[13]。河野六郎为首的专家小组在为期一年的集中研究后指出，在中古音中，或时间上或新旧形态上，或地理的或方言的，靺鞨与勿吉为同一语的异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渤海与靺鞨之间在音韵上的关联，或者近亲性则难以认同[14]。
　　以上诸文均谈到了“渤海”与“靺鞨”这两个词之间的关联问题。赵评春文指出，由于汉字与语音的特定关系，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一些名称往往被称为音转而来。赵评春文举《广韵》例，指出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所谓音转或音近之说，无论中原文献所记各名称源于何处，都可能产生字音近似的偶合现象。所以，说某名称源于音转，有些可能是对的，有些可能就是不对的[15]。对“渤海”与“靺鞨”的音转关系，如无其他确凿依据，应谨慎为宜。刘振华的见解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渤海”之称号乃唐王朝所赐，并非大祚荣自选而来，因而很难考虑“渤海”为大祚荣美化“震”政权而改取的发音相近的称号。在各个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蕃国君主册封的郡王号中，还没有发现与该民族或部族的名称有关的例子。
　　另外，王承礼提出，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一，可能和其组成部族靺鞨的称号有关；其二，可能与居地邻近渤海有关[16]。前者是唐借用与靺鞨音近的古郡名之渤海为靺鞨之雅称。后者则关涉震周围的山川地理。下面就从地理角度考察一下。
　　日野开三郎认为，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形式上将渤海湾以东地区统治一应委托大祚荣，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天下思想的体现，又是中国传统理蛮政策的具体体现，而实际上则是对大祚荣领有渤海湾以东领土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17]。从而安东都护府在辽东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这样，在崔忻返回长安的开元二年，安东都护府后撤至关内的平州。唐对大祚荣的招抚与册立，与安东都护府的后撤在时期上相承接，可见是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相关联的。
　　与日野开三郎意见类似的还有俄罗斯渤海研究专家E·V·沙弗库诺夫。他认为，713年大祚荣将唐军逐出前高句丽领土，之后可能又继续前进侵吞了唐的辽东之地，而皇帝为维护其“天帝”形象与面子，又将实际上已成为大祚荣领的地盘再行封赐，作为对既成事实的追认[18]。沙氏的见解推测成分太多，而且几乎无论证过程，因而难备一家之说。
　　西嶋定生提出，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如同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带方郡王，均为沿袭汉代名郡渤海旧名而来，意在提醒大祚荣，他的领下亦是“中国的国土”[19]。该见解提到唐试图强调“震”政权所辖之地为唐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提示，但问题是，唐既然对前述朝鲜半岛三国君主所封爵号均取汉代朝鲜半岛或东北地方的名称，为何惟独对大祚荣选了远在内地的渤海郡呢？对此，西嶋定生没做解释说明，而因为没有把这一点说清、说通，其主张的可信度就得大打折扣。
　　现在再来看赵评春的说法。《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颜师古注曰，汉代的渤海郡王“在渤海之滨，因以得名”，赵氏受颜师古影响，认为这一观点起码间接反映了唐王朝加封粟末部的原因之一[20]，粟末靺鞨部亦“依粟末水以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唐因此而封粟末靺鞨部为渤海；又根据《淮南子》卷四“地形训”注等记载[21]，指出汉唐时代的渤海并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概念，局限于某一海域，而泛指东部大海。故而渤海国号的名源，当是因东濒大海，至于取先朝旧名再命新地，则在客观上反映了唐王朝开拓疆域的政治抱负。
　　且不说唐王朝是否有过借册封大祚荣而抒发其开疆拓土之壮怀，单就地理概念而言，即使“渤海”在汉唐时期确实可泛指东部大海，相当于今天松花江的“粟末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大海，而充其量不过“大水”。当然，赵评春的如上分析是基于他对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是以扩大疆域的策略的认识为出发的。开疆拓土是任何中原王朝的政治抱负，可是在对各蕃国的封号上是否也要有所体现就不一定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王封号就很难解释。因为汉四郡历来被看作“中土”，不存在开拓的必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原王朝自然无需借一隅夷狄述怀。实际上，唐王朝招降大祚荣，是出于解决其北方来自突厥的威胁，利用渤海从后方牵制突厥这一战略目的。这样一来，赵评春说赖以成立的两点依据都失去了基础。
　　与上述几家支持地理关联说相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朴时亨则认为，渤海郡乃渤海沿岸唐的一个郡名，本与靺鞨、高句丽并无任何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两者的关联的话，也不过是因为渤海郡地处渤海国及其他各种族集团入唐朝贡的必经之路，唐在该地设置过接待机构而已[22]。问题是，渤海郡为汉代时所设，至唐代已无渤海郡而只有渤海县，在棣州管内。既然于唐代求渤海郡已经无理。则朴氏的朝贡道说也就显得很牵强了。
　　以上诸说，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概而言之，音韵方面，目前还无法确认“靺鞨”与“渤海”间的亲近性；地理概念方面，诸家之说也都没能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唐朝以某地为号封王，王并不领有此地，即“设土无爵，署官不职”“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唐会要》卷四十六）。所以，册封某王于某地，并不意味着该王已经获得了该地的管辖权。至于大祚荣是否曾经把势力拓展到渤海湾附近，那又另当别论了[23]。不过，大祚荣建国后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其“旧国”的势力，而第二代王大武艺即位后首要的发展方向是东北部诸靺鞨而不是西部（《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确证大祚荣时期渤海势力到达过渤海湾一带。
　　这样一来就得回到最初的问题，即唐王朝何以将“渤海郡王”号赐予大祚荣这个问题上来。朴时亨也认为此番册封史无前例。他推想，如果唐封大祚荣“靺鞨郡王”，则大祚荣很可能不会接受；而爵号最后所以落在“渤海郡王”上，恐怕还是因为，对大祚荣来说，受唐册封，总还是有利于其在东方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取他国的一郡名为国名倒也无碍大局[24]。至于为什么会是“渤海郡王”号则没有具体说明。

3，渤海郡王号的由来

　　上述诸论点中，金毓黻先生与西嶋定生两人均言及汉代以来的渤海郡与渤海国间的关系。较之于单纯根据字面意思进行推测的西嶋定生，金先生则更具体地提到了渤海郡望，虽然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渤海郡而非其它，并且金氏本人也承认此说“只姑备一说，未可视为定论”但他谈到了渤海郡王号，启发人们从这个称号本身来作些考释工作。
　　前已提到，许多拥有渤海关系爵号之诸高氏，均为汉代以来渤海郡王的高氏大姓，或承袭先代封爵的王公。这些事实表明渤海郡王号不仅的确通行于汉唐，而且可以从中看到唐廷封爵的确对郡望有所考虑，换句话说，唐王朝不会兴由所至地赐某人某王以渤海郡王号的。唐王朝授大祚荣以渤海郡王必事出有因。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考虑封号后面的动机了。既然唐廷所封渤海郡关系爵号均与郡望有关，那么，在唐王朝看来，大祚荣与渤海郡望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瓜葛呢？
　　下面首先回顾一下两唐书有关大祚荣建国关系史料。《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载：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以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载：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邑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杀营州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
以上两史料虽然在史实叙述上存在个别差异，但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在震（振）政权树立过程中，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与高句丽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两史料，大祚荣政权是据高句丽故地而建，包括旧高句丽贵族在内的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参与了渤海建国并进入统治层。对于这些事实，唐王朝无疑是清楚的。但问题是唐王朝对此是如何看待的。众所周知，关于渤海是否高句丽人的国家直到今天仍争论不休，且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前文提到过西嶋定生的推测，唐王朝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皆取汉代名郡命名，以表明这些地方均为中国之国土。那么，如果唐廷认同大祚荣政权为高句丽的后继国家，只需将辽东郡王号再赐予大氏便可了事，而大可不必改弦更张。唐完全没有这样做，显然表明唐王朝并没有将大祚荣看作高句丽的后继国。
　　大祚荣树帜立国，距高句丽灭亡仅仅30年。曾经强大的、多次给中原数家王朝统治秩序以重大威胁的高句丽，虽终亡于唐家，于唐王朝来说无疑记忆犹新。而且，高句丽亡国后，唐宽待高藏，让他去安东管理旧高句丽人，结果高藏却又勾结靺鞨谋反。于唐朝无疑又是不小的刺激。所以，不管大祚荣以及他的国家自身是否以高句丽后裔自任，唐对在这个强大国家废墟上建立政权的，有多数旧高句丽人参加建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震国，总是心有余悸，惟恐再度祸起东边，更何况唐对大祚荣从征讨到收编入其册封体制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唐王朝绝对不希望这个新蕃国与高句丽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它与高句丽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于是，唐王朝想到并选中了另一个高氏、汉代以来的名门高氏及其地望——渤海。通过将大祚荣政权与此高氏一体化，从而将实为唐之蕃国的渤海视作其内属地并广告天下。
　　当然，这一结论仍未出推测的范围，在没有与考古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现实困境下，也只能如此。但是这种推测又不能说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说到底，对渤海国号来源的推证，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唐王朝对新生的大祚荣政权与高句丽之间密切关系的对策。渤海郡望高氏是实在的，大祚荣与高句丽及高句丽与唐王朝的关系也是实在的。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放弃王孙正统，另攀“高”枝，为的是摆脱身为高句丽人的蛮夷形象；而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则为的是抹去昔日高句丽投下的阴影。
　　应该指出的是，前引《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篇写道：“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受其影响，《唐会要》、《五代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也有“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渤海靺鞨，本高丽种”、“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等的记载。这些大同小异的记述，至今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关于渤海究竟是靺鞨人的国家，还是高丽人的国家大论争的渊薮，并且似乎都是支持渤海乃高句丽的后继国家说的有力依据。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别种”的解释。实际上，“别种”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汇，是古代史家为区别历史上联系密切、关系复杂的各族而使用的习惯性概念。它可以指与“母族”同源又从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种的人类集团[25]。高句丽就被称为“夫余别种”（《后汉书》卷八十五“高句丽传”《新五代史》卷七十四“高丽传”等），但并不意味高句丽就是夫余人。还可以指“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26]，或者曾经是组成某个国家的“部落或部族”[27]。总之，“别种”，是史家对两个历史上活动区域相近或相同、习俗也相近的种族易混淆而又难以分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模糊的区别方式。《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便属于这种情况。正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的，“大氏之先世，因居于高丽北部近粟末部之旧壤，起是否与高丽别种，当撰旧唐书时已不能详，故称之曰高丽别种，谓尚与高丽正胤有别也”[28]。即渤海与高句丽，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旧唐书》很明确地将渤海靺鞨和高丽分别置于北狄与东夷两个不同的部类中。
　　至此，拟就本节提出的问题作一回答：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与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王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王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王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

4，中原史料中的“渤海高氏”与渤海国
　　渤海国与唐内地渤海在称谓上的近似，使得将唐内地渤海出身的高姓混同为渤海国人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有人在列举唐朝起用异民族出身的人充当节度使时，选了高崇文与高承简；又在论述渤海国与山东李正己独裁政权的关系时，将李正己幕僚高沐视为渤海国人[29]。事实上，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高崇文，如果细查两唐书的有关人物传记，便可知这几人均为唐人而非渤海国人。诸如此类的误认还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澄清的，问题是，还有些情况属于不能立即判断究竟属于唐或渤海哪一方的，这就不得不作更多的工作。因为此类张冠李戴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会给渤海史研究造成混乱，使人远离渤海史的真实。破旧说并不是终极目的，关键在于还原一个客观的渤海史。
　　713年，大祚荣接受唐王朝招安，作为一个羁縻州纳入唐的册封体制。对这个羁縻州，刘昫《旧唐书》作“渤海靺鞨”，欧阳修《新唐书》作“渤海”，分别收入北狄传；而渤海县，则归在地理志棣州条下，可见，两唐书都是将羁縻州与唐的内属州明确分开的。关于唐内属州的渤海，汉代时称勃海郡（《后汉书》志二十“郡国二”），隋时称渤海郡（《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也就是说，作为郡县的渤海，远远早于羁縻府州的渤海[30]。这就提醒人们在作渤海研究时要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渤海国，从中原方面有关记载较为集中的《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旧五代史》等基本史料来看，大体有“渤海”“渤海靺鞨”“靺鞨渤海”和“靺鞨”等几类称呼。不过这些称呼都限定在与有关渤海国的、诸如“北狄传”“外臣部”等所谓夷狄传的范围内，出场人物均为渤海国人无疑。问题是，在上述渤海传等之外的文献及记录中出现的“渤海”及“渤海人”该如何看待呢？
　　九世纪敦煌的佛教僧侣及豪族子弟的私塾使用的《开蒙要训》《兔园策》等教科书，传入日本，收在藤原佐世编修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在这册目录中有由“渤海高峻”编纂的《小史五十卷》。该书卷一三“杂史家”条提到“小史五十卷（渤海高峻撰起五帝讫唐初）”。就有学者认为此处的高峻是渤海国人，因而将该段记事作为日本平安时代汉籍经由渤海国传入日本的一个例证[31]。查《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有这样一段记述：
　　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高峻以下不著录三家四百四十卷）。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寿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卷。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元和中人。）
以上两则史料涉及人物均称做高峻，比较看来，著述内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简化为“小史”，《新唐书》“艺文志”则为“高氏小史”；两高峻承担编撰部分上看，前者为“五帝至唐初”，后者为“初六十卷”，可理解为最初的六十卷，虽然数字上稍有出入，年代上则是很接近的。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高峻与《新唐书》艺文志中的高峻当为同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峻为元和年间（806～821）人，这就为高峻的身世提供了一点线索。“艺文志”采唐纪年，高峻为唐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就其从事高氏家族史编纂这一业绩来看也应当出自名门望族。结果，《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一下”中有“峻，殿中丞蒲州长史”字样，追溯此高氏世系，有如下记载，
　　高氏出自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洪文公赤，生公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县。洪四世孙褒，字宣仁，太子太傅。褒孙承，字文休，国子祭酒，东莞太守。生延，字庆寿，汉中太守。延生纳，字孝才，魏尚书郎，东莞太守。纳生达，字式远，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约、乂、隐、汉。隐，晋玄菟太守。生庆，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后魏黄门侍郎，三都大官。二子：讜、颐。讜，冀青二州中正、沧水康公。二子：祚、祐。祐字子集，光禄大夫，建康灵侯。二子：和璧、振。
    同书宰相世系一下又载，
　　泰，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二子韬、湖”
　　唐代高氏按郡望分为若干支，其中，渤海高氏出自姜姓，到后汉高洪一代，官至渤海太守，因此定居渤海蓨县。渤海高氏盖由此而来。至高庆时，任北燕太子詹事、司空。生三子展、敬、泰。高泰后任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生二子韬、湖（《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据同书宰相世系表载，高湖做过“后魏宁西右将军”。关于此高湖与高泰之子高湖间的关系，《魏书》卷三十二“高湖传”载，“字大渊，渤海蓨人也。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第三子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高宗深重之。”“长子树生，……追封渤海王”。可知两高湖为同一人。
　　蒲州长史高峻是高湖的六世孙，在高峻后世子孙中又见到其子高迥，“迥，余杭令”（均见《新唐书》宰相世系付高氏世系表）。由此可知艺文志中的高峻与编撰高氏家族史的高峻确系同一人，乃唐代名门望族渤海高氏[32]，与渤海国丝毫无关。由此可见，不能一见“渤海人”“渤海某公”等字样，就认定与渤海国有关。
　　那么唐代中原史籍对渤海国出身的人物是如何记述的呢？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上“李怀光传”载，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一“李怀光传”载，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多赐姓氏，更名嘉庆。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大历（766-779）六年，兼御史大夫，……
两唐书对李怀光明确指为“渤海靺鞨人”，李怀光传是考察中原王朝对渤海认识的一条重要资料。有唐一代，以蕃夷出身封李姓的所谓“外族”人数不少。又从其生活的时代看，李怀光无疑是渤海国人。
　　而且，其他异民族出身而受唐重用为官的人，中原正史都在各传开篇明确记载。例如在唐的旧高句丽人王族以及高级军将泉男生、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高仙芝（《新唐书》卷一百一十“泉男生传”；卷一百四十七“王思礼传”；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传”；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传”；卷二百一十三“李正己传”）；靺鞨出身的李多祚、李谨行（卷一百一十“里李多祚传”；卷一百一十“李谨行传”）；奚人出身受赐张姓的张孝忠、张茂昭（《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张孝忠、张茂昭传”）等。
　　可见，在中原典籍中，唐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

二，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渤海立国两百多年间，出于对周边靺鞨诸部族征服与统治、以及与南邻新罗抗衡等需要，与东邻日本在国交名目下展开了积极的往来。而同时，日本也很重视对渤海关系。以往的研究在论及日本渤海关系的历史地位时，多评价日渤通交是日唐交通的中介，即相对于与大唐，日本与渤海只是对日唐关系一种副次的和补充的作用。然而实际上，在日本，对渤海通交完全是独立运作、自成体系、且目的性明确的政治行为，这就是树立“东夷的小帝国”形象，指望渤海象对唐王朝一样，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内外秩序。在渤日通交开始的八世纪，日本与唐虽有往来，但并无国交关系，而且，尽管日本对唐外交的理想是平起平坐，但在现实中仍要奉唐为大国，完全不可能保持对等外交。近邻新罗虽与日本有往来，却拒绝作日本的朝贡国，日罗关系始终没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本便把希望寄托于主动来日的渤海。这一背景决定了日本对渤海外交的基调，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1，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与渤海
　　渤海首次遣使日本究竟在何时，分歧为两种意见，即720年说与727年说。支持两说的分别为以下两条史料，
　　A．《续日本纪》卷八养老四年（720）正月丙子条 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B．《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九月庚寅条 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遣使存问，兼赐时服”。
目前，比较被认同的是727年说。在这里，渤海明确记作“渤海郡”，所以不存在疑问。而如果A说成立，则渤日国交的开始期就要前提7年。但是此说的问题在于“靺鞨国”的属性，即“靺鞨国”是不是渤海国的问题。
　　关于史料A，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根据有关渤海的基本史料，联系渤海建国者的族属、渤海建国当时整个东亚的形势等方面的情况，认为“靺鞨国”是渤海、或泛指包括渤海在内的靺鞨诸部居住的地域[33]；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靺鞨的训读是“阿志婆世”（ashihase），与《日本书纪》中的“肃慎”（ashihase）发音一致，所以《续日本纪》中的“靺鞨”当与肃慎处在同一地域，日本古代国家的概念中的“肃慎”泛指，萨哈林、北海道东部、北部至千岛群岛，也就是以鄂霍次克文化为中心的地区。那么，“靺鞨国”亦应涵盖上述地区，这些地区是不包括渤海国的[34]（以上两种意见方便起见简称为“渤海说”和“鄂霍次克说”）。
　　以往的讨论多热心于考辨“靺鞨”“肃慎”指代的地域范围——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因为，这里的“肃慎”和“靺鞨”，都源自中国古典文献，可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时被称作“肃慎”的民族集团，倭（日本），完全是无法以语言与之沟通的[35]。因此，“肃慎”一词，肯定不会是肃慎人自己的告白，只能是第三者把这个概念带到倭的。而日本史料中的“肃慎”时期，倭与中国大陆没有遣使往来，所以很可能是六世纪后半开始与倭通交并向中原王朝的遣使朝贡的高句丽人在其中扮演传递角色的[36]。在高句丽的使节把“肃慎”一词带到倭国时，这个概念首先应该是他们所认知的“肃慎”地域范围。无论来自中原史书的说教，抑或他们自己与其接触、交往的经验，这个“肃慎”指的应是大陆东北地区。就是说，倭王权最早了解的“肃慎”，在地理范围上也应该是大陆东北地区[37]。至于倭王权后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鄂霍次克说主张的那些地区，可能是因为倭发现那些地区的民族集团在某些方面很接近高句丽人所介绍的“肃慎”，便把他们统称为“肃慎”了。
　　“靺鞨”一词初见于日本史料是在八世纪，当时，不仅高句丽，唐、新罗、百济等也与日本有使节往来，所以难以判断这个概念究竟是由哪一国介绍到日本的。在中原典籍中，“靺鞨”被看作“肃慎故地”；在日本典籍中，“靺鞨”也同“肃慎”一样训为“ashihase”，可见日本统治层将其与“肃慎“视为同一民族集团了。在中原典籍的“靺鞨传”中，粟末、白山两靺鞨与高句丽相接并长期依附于高句丽。大祚荣就是依托此地纠集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渤海国。所以，从地域范围上说，渤海似乎应该包括在日本所认知的“靺鞨”中。但是如果720年诸君鞍男一行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的话，727年渤海首次遣使日本之后，《续日本纪》对渤海的介绍就不该只是“渤海郡者，旧高句丽国也”，全然没有提及靺鞨，也不至于迟至796年才首次披露渤海建国之初的光景[38]。而且，全二百卷、现存六十二卷的《类聚国史》将靺鞨（卷一百九十九）与渤海（卷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分别归在不同的部类。由此也可推知，日本的支配层并没有把“靺鞨国”认同为渤海国。或者，即便知道渤海就是“靺鞨国”，日本也不愿或根本就无意这样认为。因为，如同后面将谈到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高丽”这张标签。

2，日本典籍中的“高丽国”与渤海
　　主张渤海是高句丽人创造而且是高句丽的继承国的人，主要依据的资料，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史籍，另一个根据就是以《续日本纪》为主，《日本后记》以及对上述史书分部类编辑成的《类聚国史》的有关记述等。
　　《续日本纪》卷二十一至三十五，凡涉及渤海称谓之处，多以“高丽”代之。由此可知日本称渤海为高句丽。其依据可能出自渤海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五年春正月甲寅条载，
　　天皇御中宫，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
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携带的大武艺这份国书几乎和两唐书中的渤海建国记事具有同样的影响，引发同样的争议。这就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的继承国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渤海以高丽的后继者自我标榜。有人援引其中“复高丽之旧居”一句，认为是武艺王在最初的国书中明言自号“高丽王”[39]；而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绍，将渤海记作“高丽”。
　　长期以来，坚持渤海是高句丽后裔观点的研究者，根本无视大武艺国书中“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这句中国古典文学骈体文典型的对偶表现，却一味地强调前半句，认定武艺王以高句丽后继者自任。我认为，在依据这条史料作分析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件国书是渤海对日本外交的第一部宣言。对渤海的统治层来说，遣使日本，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如何表现自己，给交涉对手以怎样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大武艺政权的一个重大课题。高句丽拥有七百年历史，而且也与日本保持着国家级的外交往来；而扶余则是东夷名族，曾经拥有过一个雄视四方的扶余王国，连高句丽在对外宣传时也声称自己是扶余人之后。那么，渤海宣称自己兴起于高句丽之故地，具有扶余人的风俗，用意与高句丽人主张自己与扶余人的关系并无二致，无非意在对外标榜其王权的正统性。而且，仅仅从这一句也读不出渤海对与高句丽之间血缘关联的认同；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中是有“复高丽之旧居”一句，但是大武艺并没有自称“高丽王”，相反，武艺倒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唐王朝册封的“渤海郡王”，天皇在回复渤海大武艺国书中也照此称呼，言“天皇敬问渤海郡王”[40]。
　　关于首批访日的渤海使节，《续日本纪》（卷十神龟四年十二月丙申条）是这样介绍的：“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天智朝）朝廷七年（668）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对日本朝廷来说，渤海实在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既然武艺国书中提及到高句丽，而扶余又早已不存在，将渤海与从前的高句丽联系起来也可谓自然，但同时日本朝廷正是抓住这一句“把柄”要挟渤海。因为，日本朝廷真正关心的，不在于两者是否具有地域上、种族上的关联，而在于渤海能否继高句丽之后对日本保持朝贡关系（虽然高句丽不曾以日本的朝贡国自任。如后述），指望渤海从此对其执属国之礼。渤海第三次遣日本使归国之际，孝谦天皇在给渤海王的玺书中，要求渤海遵循“高丽旧记”，对日本称臣朝贡（《续日本纪》卷十八孝谦天皇太平胜宝五年六月丁丑条）。
　　的确，在日本的正史中，可以看到“渤海”与“高丽”同在，“高丽蕃客”混在“渤海使人”中（《续日本纪》天宝宝字年间史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以下将《续日本纪》（主要在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以下省略史料出处）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高丽”的记载整理如次。
　　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杨承庆第四次遣使之时，9月18日，杨承庆等在越前国上陆，12月24日入京。史料所见对入京前使节团的称呼均为“渤海使”；然而入京之后却一变为“高丽蕃客”，渤海国王对日皇的问候也成了“高丽国王言”；日皇致渤海王的回书也成了“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⑵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是高南申为大使的第五次遣日本使。10月辛亥（18日），来自上陆地官司的报告记作“渤海使”；而入京后（23日）的记录则又成了“高丽使”。
　　⑶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是日本的遣使，直接写成“遣高丽使”。
　　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六年（762）王新福率领的第六次遣日本使。由上陆地地方官员呈送朝廷的报告明确写着与渤海使节同行的前一次送渤海使“正六位上伊吉连益麻吕等至自渤海”。但是入京城后，“渤海”就变成了“高丽”。
　　⑸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是日本的遣渤海使，记作“遣高丽使船。名曰能登”。
　　⑹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7月的“大宰府报牒”载，“（戒融）以去年十月。从高丽国归还圣朝”。
　　⑺光仁天皇宝龟三年（772）2月，天皇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载，“赐渤海王书云。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⑻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夏四月条记作“宝龟七年。高丽使辈三十人溺死”。
　　⑼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九月载，“送高丽使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等来著越前国坂井郡三国凑。敕越前国：遣高丽使并彼国送使……。同年十二月记事中有“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高丽客使。”
    以上是文献资料方面的汇总，除此而外，还有两条木简资料。
　　A．《平城宫木简》4所收第3767号中有“依遣高丽使廻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
　　B．近年，秋田县秋田城寺内地区出土了带有“高丽”字样的墨书土器。
　　以上的⑴⑵⑷⑺⑻为日本对渤海来使的记述，⑶⑸⑹⑼是对日本遣渤海使的记述，均为“高丽使”。⑻记载的是777年以史都蒙为大使的渤海遣日使团途中遭风暴，一百六十余人仅存四十六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高丽使”；然而来使上陆地越前国加贺郡却报告说“渤海国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一百六十余人是史都蒙在向天皇汇报时的自述），贺我即位。”（《续日本纪》卷三十四光仁天皇宝龟七年十二月乙巳条）。也就是说地方官司和京官对渤海使的称呼的相出入的。⑴⑵⑷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
　　日本沿海国司负有将在管辖地上陆的外国来使向朝廷报告的义务，要对外国使节带来的国书等函件进行开封检查，并将结果报告朝廷。朝廷是根据地方国司的报告方得知有外国来使，并根据地方官司的检查结果下达处理意见，或招入京或原地遣还。地方国司所获得的情报应该首先来自渤海使节自己的报告：何国人，从何处来，为何目的，携带何物等等，国司再将这些情报和检查结果一并上报朝廷。也就是说，地方官司上报朝廷的应该完全是渤海使自报家门的复述。那么，我们看到各地官司的上报中只看到“渤海使”“渤海”等字样[41]。这样，渤海使者在日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也就很清楚了，同时也暴露出渤海使和日本地方国司的这些报告是到了京城之后才面目皆非，变成“高丽”这样一个事实。
　　本来，关于《续日本纪》等日本正史中将“渤海”写作“高丽”的原因，曾经有人推测是史书编纂过程中所改，或是由于史书编修体例不一的缘故。但是上述事例表明，称呼的改换完全是有规律，是有意而为的。
　　资料A，这片木简记述的是对九月二十八日归国的日本遣渤海大使小野田守叙位的内容。因为是日本派出的使节，所以表述方式与前面的文献资料中日本的遣渤海使相同，完全是日本统治层一相情愿地将“渤海”写作“高丽”。至于资料B，似也可以作为奈良时代中期前后日本对渤海认识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42]；但是该陶器所在不明，其中的“高丽”究竟代表何种意味不得而知，所以难以作为参照依据。
　　在⑴中，还有这样一条记事，
　　天平宝字三年（759）春正月庚午，……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问，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赉表文并常物入朝。……
该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的根据。其实这并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国书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对大使杨承庆口传渤海王旨的抄录，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脚。在《续日本纪》中，类似的口传王旨记有五处，与被认为是原文的渤海王国书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这些“某王言”之类的词句不见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别是杨承庆为大使的这次遣使，从史书记载看正是日本首次称渤海为“高丽”，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添加或篡改而成的。收录在《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六国史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来国书，共三十五件，其中两件天皇致渤海国王书的开篇部分有“天皇敬问高丽国王”的字样。一件是⑴中天皇对渤海国王的回书，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给渤海王的国书。除了这两句自相矛盾的称呼以外，有关来使的表述，均明记为“渤海”。这次访问，双方第一次因为“渤海王表失礼”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天皇的指责，大使壹万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什么高丽王派来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这里的“高丽王”绝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报家门，都是日本强加在渤海王头上的。
　　还有人认为，渤海国王大钦茂是自称高丽国王的，但并不是渤海主动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其称臣纳贡，大钦茂虽不以为然，但因为希望与日本保持国交关系，不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这一心理[43]。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高句丽对日外交的立场，揭开所谓“高丽旧记”的真面。570年，高句丽开始遣使日本，最初因为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之后又由与和隋、唐的紧张关系，在对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调。但高句丽始终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谓朝贡国，双方的交往是对等外交。而且，与高句丽外交时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时代向古代国家过渡阶段，尚未形成诸如《大宝令》（701年出台，明确规定新罗是“蕃国”）关于宗主国与“蕃国”的明确规定。所以，日本朝廷对渤海翻出所谓“高丽旧记”，无非是制造出一个“榜样”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说大钦茂在高压下与日本朝廷虚与委蛇，可是这种变通方法并没有贯穿其长达56年（737-793）的统治生涯，只是集中在758～764年间，而这一时期双方交涉往来的态势又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或护送渤海使归国，或专门派遣使者去渤海，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不论是送使还是专使，来往均搭乘日方的船只。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携国书，仅口传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来使授官、赏赐，甚至授予高于从前的官位。第四次遣日本使的大使杨承庆还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请到私邸设宴款待。由上述情形，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采取对抗立场或与日本虚与委蛇之类的结论或推测，相反，却是日本的一反常态泄露出其特别的动机，这个特别的动机，便是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外戚藤原仲麻吕一手炮制的新罗征讨计划[44]。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军事动员都已经到位。这时仲麻吕需要在新罗的后院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牵制新罗对日本的军事动员。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讨计划尚未实施，仲麻吕就失势谋反又兵败丧命，这个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高丽”取代“渤海”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该时期史料中，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日本因为有求于渤海，在往来中又每每给予特惠，自觉有损其宗主国形象，于是就在对渤海的称谓上提醒、强调渤海的朝贡国地位，讨回一点面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丽”不是渤海自报，而是日廷强加给渤海的。
　　上述“高丽”等记载还见于以《续日本纪》为蓝本的《日本纪略》、《类聚国史》等史籍；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除桓武天皇十七年（798）致渤海王国书中提到“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45]，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访日带去的王启积极回应了日皇之外[46]，不复出现高丽字样，而且这两处记载也只在于强调渤海象“高氏”一样慕化而来。至于后世史籍，不再出现“高丽”字样，都记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时过境迁；二则，渤海已经被迫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对日交涉中放弃了对等立场，自然，日廷也就无须再动辄调出昔日的高丽作示范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明了，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形象，歪曲历史，编造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故事”，并对渤海的国书断章取义，找出所谓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一个时期内强行称渤海为“高丽”。

三，新罗对渤海的认识
　　因为资料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分歧，至今渤海新罗关系仍是渤海史研究乃至东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有些研究在论述渤海与东北亚关系时甚至没有谈到新罗。渤罗双方直接接触的记录极其有限，而且这些史料反映的都是对立、冲突：新罗圣德王二十年（721），征发何瑟罗道丁夫二千构筑北境长城，防止渤海南下入侵[47]；732年大武艺攻打唐登州，引发渤唐战争。翌年新罗奉命与唐军联合攻击渤海南境，遇大雪，败还[48]；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时与新罗开战，确定两国边境[49]；这时期，新罗遭金宪昌之乱，走向衰落，两国实力发生逆转。九世纪末，在大唐，渤海与新罗争座次[50]等。此外，还有两件存疑待辨，一是新罗封大祚荣第五品大阿湌[51]，一是新罗的两次渤海遣使[52]。
　　在研究史上，对两国关系，基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两国间虽接境，但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完全没有国交往来[53]。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两者并非始终敌对，还是有过正常交往的时期的[54]。而且，文王后期，随着紧张与对立的缓和，两国互派使节，寻求政治解决[55]；两国间往来实际上要远比传世史料频繁得多[56]；近年，更有韩国宋基豪承李佑成、朴时亨旧说指出，新罗把渤海看作高句丽的后裔国家，也承认渤海与其“同族”[57]，始终保留强烈的优越意识。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敌视，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开展正常、频繁的交往[58]。
　　于是，这样的资料背景导致了一个奇特现象：目前，较之于渤海新罗间外交关系自身的研究，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即新罗的渤海观研究则更见充分、厚重。这些研究指出，新罗渤海关系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南北国时代”，也得不出新罗自认渤海为“同族”的结论[59]。当然，不同的意见也还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如后面将谈到的，还是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的认识。
　　上述研究业已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再画蛇添足，以下，只对既有结论以外的两个方面略述私见。
　　第一，“靺鞨”也是新罗对渤海的称谓。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纪”圣德王三十三年，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金忠信上表唐玄宗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在这里，“靺鞨”指代渤海无疑。《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王朝1145年，这份表文与完成于1013年，即一个世纪前的《册府元龟》同年记事一字不差，很有可能前书源自后书，除去这类表文，特别是叙事部分很大程度上取自中国史籍。成书更晚的《三国遗事》《高丽史》《东国通鉴》《海东绎史》《高丽史节要》等史籍，多受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的影响，或根据本国需要作若干更改，故而参考价值不大。而同时代的民族关系中，新罗与渤海直接交涉留下的记录并不为多，因此，表文就相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
　　新罗对渤海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新罗末期的大儒崔致远的几份表、状中。现选其主要部分节录于下。
    A.《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东文选》卷三十三“表笺”)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羯之属，寔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于突厥通谋。……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后至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
　　B.《上大师侍中状》（《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崔致远传”)
　　……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扰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总章元年，命英公徐勣，破高句丽，置安东都督府。至仪凤三年，徙其人于河南陇右。高句丽残蘖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开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将兵掩袭登州。明皇帝大怒，命内史高品、何行成、太仆卿金思兰发兵过海攻讨。……至今三百余年，一方无事，沧海宴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
　　C.《东文选》卷四十七“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
　　昔贞观中，太宗文皇帝手诏天下曰：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盖为勾丽獷俗，干纪乱常，遂振天诛。……惟彼勾丽，今为渤海。爰从近岁，继忝高科。……
    D.《东文选》卷四十七“与礼部裴尚书瓒状”
　　昔者勾丽卫国，负险骄盈，杀主虐民，违天逆命。太宗文皇帝，震赫斯之盛怒，除蠢尔之群凶。亲率六军，远行万里，袭行天罚，静扫海隅。勾丽既息狂飙，劣收遗烬，别谋邑聚，遽竊国名。则知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
　　关于A，897年，渤海与新罗两国使节在唐朝堂上争座次，唐昭宗决定新罗仍居上首，为此新罗孝恭王命崔致远撰写表文呈递唐玄宗致谢。B是崔致远上表某大师侍中（失名），表白新罗王金兴光在732年渤海突袭唐登州时，奉唐玄宗之命出兵讨伐渤海有功。C和D两表文都是新罗因渤海宰相乌昭度为其子争宾贡榜首而呈递给高湘等两位唐朝廷高官的状纸。这四件表、状，对渤海，都直接写做“渤海”，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四表状，无一例外地，都追溯了渤海的建国历史，谈到了与高句丽的关系。四文均出自崔致远之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有他个人的好恶等因素，但表状是新罗为不同之事，或向唐皇帝，或向唐廷高官呈递的文书，所以这些文书根本性反映的应该是新罗朝廷的意志。如此，这些不避雷同的记述，就只能是新罗有意为之的了。
　　表面上看，上述表文中的A与BCD也存在同两唐书渤海记事一样的矛盾：A表文在论及渤海源流时，明确地说渤海本是“靺鞨之属”“粟末小蕃”；而B却说渤海是“高句丽残蘖类聚”建立的国家；在C、D中，崔致远又说，“惟彼勾丽，今为渤海”、“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使得人们在新罗如何看待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上莫衷一是，还有人举崔致远的文章，认为新罗时代存在具有两面性的认识：渤海既是靺鞨系统的国家，也是高句丽系统的国家[60]。
　　四件表状显示，渤海与新罗发生争执和直接冲突都在唐朝廷或起因于唐王朝的决策。而两国使节及宾贡在唐朝廷的席位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之争。除去A外，细查表状的前后文句，可知崔致远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追溯渤海的建国历史，而在于强调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崔致远总要先历数高句丽“违天逆命”、“干纪乱常”、“为中国巨蠹”等罪过，然后说高句丽灭亡后，其一部遗民建立了渤海，而这个渤海又如何辜负大唐的恩宠，悍然攻打登州等等。前文已经谈到，唐王朝非但没有将渤海唤作高丽，而且也不允许这样称呼的。唐王朝对渤海的这一层心理，时常被新罗利用离间渤海与唐的关系。新罗明明清楚这一点，却再三把高句丽与渤海扯到一处，其用心正在于撩拨唐王朝对渤海的厌恶情绪。对此，石井正敏也曾指出，对唐朝来说，远征高句丽，是在付出莫大代价才终获成功，其艰难与惨烈自然是记忆犹新。新罗故意将渤海置于高句丽名下，就是要提醒唐王朝把对高句丽的余恨转嫁到渤海头上[61]。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唐王朝远渤海、近新罗，要在大唐的朝堂之上保持高于渤海的位置。这些表状都撰写于九世纪末，当时的新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国力远在渤海之下，所以才要更紧地抓住大唐这棵救命稻草，虽然唐王朝自身也已经朝不保夕。
　　通过上述考察，拟作如下小结，新罗很清楚渤海乃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纠合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但出于与渤海在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将渤海说成是高句丽人的国家。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述表状均作于九世纪末，因此，表状所反映的，也应主要是九世纪末新罗对渤海的认识，能否推及整个新罗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渤海史研究中，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日本和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在结论上也不可避免地归结到了这一点上。通过以上有限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上述三国都很关注渤海与高句丽间的关系，只是都没有客观地对待，而是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加以利用而已。渤海与高句丽的确关系密切。粟末、白山等靺鞨曾被迫附属于高句丽，渤海据高句丽故地建国，境内又有相当数量的旧高句丽人，因此两国在物产、生业及风俗等方面自然会有许多相近之处；第一代王大祚荣曾做过高句丽的军将，高句丽人不仅参与渤海建国，而且在渤海政权当官任职，又充任遣外使节，在渤海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渤海从未以任何方式宣布过自己是高句丽人的国家。关于渤海的自我认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王承礼先生认为渤海建国自立震国王后仍号靺鞨[62]，及自称“靺鞨”。事实上，当我们在主要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渤海史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渤海的史料，大都是中原地区现存文献中有关渤海的记述。所以第一，这些文献只能考核唐宋时期中原的渤海观。第二，与第一相关联，即这些文献中使用的称呼的表现方法，有些是靺鞨、渤海时期东北民族地区既有的，有的则完全是中原地区的称呼，或者治史者的造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靺鞨”这一称呼。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靺鞨”并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称，而是中原地区以及治史者对这个地处东北的“夷狄”带有侮辱性的蔑称。

　　(马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1]奉慈之例，见《大唐诏令集》卷三十九上“官仪”“册赠渤海王文”中有“惟尔故金紫光禄大夫原州都督渤海郡王奉慈（后略）”。高崇文之例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高崇文传”中有“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贞元中，……封渤海郡王”等字样。金子修一《中国からみた渤海国》，载《しにか》特集：渤海国——建国一三00年甦る海东の盛国》，大修馆书店，1998，p.38。但是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新唐书》卷七十八“奉慈传”则记为“渤海敬王”奉慈。从奉慈之兄博义为陇西恭王来看，似应以渤海敬王为正解。《旧唐书》没有为奉慈立传，可能是兄弟二人“荒纵，皆为帝所鄙”（《新唐书》卷七十八“李博义传”）之故。
[2]金子修一《唐代册封制一斑——周边诸民族にぉける“王”号与“国王”号——》，载《東ァジァ史にぉける国家と农民》，西嶋定生博士还历纪念论丛编辑委员会，山川出版社，1984，p.324。
[3]以上均出自《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
[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开元318，p.1377。
[5]注4所引周绍良书，光宅007，p.726等。
[6]宋基豪《大祚荣的出自及建国过程》，原载《渤海政治史研究》，一潮阁，1995 ，译文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第二期，pp.68-82。
[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p.272。
[8]池田温《裴世清と高表仁——隋唐と倭の交涉の一面》，载《日本历史》288，p.10。
[9]金毓黻解释为，“若以声音学考之，渤与靺为同部字，海与鞨为同声字，唐人或以靺鞨二字音近于渤海，遂以渤海郡王封之欤”，“靺鞨二字“大氏觉其非雅词，故以音近之渤海二字代之也”。《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辽宁大学1981年翻印版，pp.262-263。
[10]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从考古材料出发》，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3，p.180。
[11]《三国遗事》卷一“靺鞨·渤海”，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东学丛书第二”。
[12]鸟山喜一《渤海王国の建设》，载《渤海史上の諸问题》，风见书房1968, p.59。
[13]注12所引鸟山喜一书，p.59。
[14]河野六郎《中国歴代正史の外夷傳による民族の興亡、特に靺鞨について》，载《（研究代表者）三国志记にされた東アジアの言語および民族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平成二、三、四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1993，3,p.30。
[15]赵评春《“渤海国”名源考辨》，载《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5期，p.139。
[16]王承礼《中国东北历史上古老民族建立的国家——渤海》，载《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p.36。
[17]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9，三一书房，1982，p.121。
[18] E·V·沙弗库诺夫、谢缅琴柯《渤海支配の沿海州——698-926》，载小岛芳孝编《对岸诸国渤海史研究论文集》，北陆电力株式会社，1997，p.14。
[19]西嶋定生《七、八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渤海国的建立与日渤关系的发生》，载《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p.136。
[20]注15所引赵评春文，p.141。
[21]赵评春所举史例，《淮南子》卷四“地形训”中有“渤海，大海也”；《史记》朝鲜传有“从齐浮渤海，出击朝鲜”；《列子》“汤问”中有“渤海之东，不知几万里”；《初学记》卷六中有“东海共称渤海”等。
[22]朴时亨《渤海史研究のために》载《古代朝鲜の基本问题》，学生社，1974，原文载《历史科学》第一号，1962，p.185。
[23]黄约瑟文《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指出，到了第二代王大武艺时，即使辽东地区与鸭绿江口一带没有沦为渤海领，渤海在这些地区业已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了。载刘建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p.91。
[24]注22所引朴时亨文，1974，p.185。
[25]刘庆《“别种”杂说》，载《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p.73。
[26]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载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p.54。
[27]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p.93。
[28]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补遗·丛考”。
[29]蒲生京子《新罗末期の张保皋台頭と反乱》，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16，1979，p.47。
[30]据《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下”，唐在靺鞨地区设置了三州三府，其中渤海又称渤海都督府。
[31]铃木靖民《古代日本の新羅·渤海との交流にみる日本海文化》，载森浩一·门胁祯二他《古代日本海文化の源流と発達》，大和书房，1985，p.162。
[32]据尾崎康的研究，关于高洪其人中国正史中不见任何明确记载，而且渤海高氏在晋代以前是无法确认的，渤海高氏成为官僚贵族还是北魏以后的事。而且，高峻一族的渤海高氏很可能也不是渤海高氏的正统，而是外姓附会渤海高氏而来。尾崎康《北魏にぉける渤海高氏》，载《斯道文库論集》2，慶應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1963，pp.245-282。
[33]孙玉良《渤海史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p.240；酒寄雅志《八世纪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东アジアの情势》，载《国史学》103，1977，p.38; 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2，1981，p.11；持泛指包括渤海在内的靺鞨地域说的主要有，平川南《多贺城碑》，载须藤隆、今泉隆雄、坪井清足等编《新版古代の日本》9·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p.232；等。
[34]若月义小《古代北方史研究の课题》，载《新しい历史学のために》188，1987，p.11；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の“靺鞨国”——靺鞨国=渤海说の检讨》，载《アジア游学》3，特集东アジアの遣唐使，勉诚出版，1999，p.86等。
[35]《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六年三月“遣阿倍臣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宦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个虾夷，问贼隐所与其船数。……从船里出二老翁，回行熟视所积彩帛等物，便换著单衫，各提布一端（后略）”该史料记述肃慎人与倭之间的沉默贸易。
[36]著名的好太王碑文中就有“遣偏师，观帛（肃）慎之土谷”。可知至迟到五世纪前期，高句丽已经使用“肃慎”一词。另外，《宋书》高句丽传·孝武帝本纪大明三年（459）十一月己巳条载，“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弩”。知语言不通的“肃慎”跟随高句丽朝贡于宋；很可能以同样方式，高句丽把“肃慎“这一称谓带到了日本。
[37]《日本书纪》卷二十九天武天皇五年（676）十一月条载，“丁卯，新罗遣沙飡金清平请政。……肃慎七人，从清平等至之”。关于这里的“肃慎”，目前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他们是曾经依附于高句丽的白山、粟末两部的靺鞨；其二认为他们是高句丽灭亡后迫于白山靺鞨的压力而辗转至绥芬河口一带的挹娄系靺鞨。但不论哪一部的靺鞨，他们居住的地区都没有出大陆范围。
[38]《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殊俗部”渤海·桓武天皇十五年四月戊子条，在唐学问僧永忠书之后有一段追述渤海建国过程的案注语，“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天智天皇）七年（668）高丽王高氏，为唐所灭也。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开皇二年（698）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后略）。
[39]注12所引鸟山喜一书，p.27。
[40]《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五年夏四月壬午条。
[41]参考《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年间记事。
[42]酒寄雅志《日本における渤海史研究の成果と课题》，载林陆朗、铃木靖民编《日本古代の国家と祭儀》，雄山阁出版，1996，参照注104，p.348。
[43]小川裕仁《所谓渤海靺鞨について》，载《史林》24-1，p.185；石井正敏《日渤交涉における渤海高句丽继承意识について》，载《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4，1975，p.201。
[44]马一虹《八世纪中叶渤日关系——渤海の第六次遣日本使を中心として——》，载《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第二十九辑，1998，pp.270-275。
[45]《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桓武天皇十七年五月戊戌条。
[46]同《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桓武天皇十七年十二月壬寅条载渤海国王大嵩璘启中的“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丽”。但这一句很像史家叙述而不似渤海的自我介绍，因此很多人怀疑此启系日本史家伪造。
[47]《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圣德王二十年条，东学丛书第一，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
[48]《三国史记》卷三十二“新罗本纪”圣德王三十二年秋七月条。
[49]《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
[50]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载《东文选》卷三三“表笺”；《高丽史》卷九十二“崔彦撝传”。
[51]注50所引崔致远文。
[52]《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元圣王六年（790）三月条、宪德王四年（810）秋九月条。
[53]旗田巍《十——十一世纪の東ァジァと日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四，1974，p.349；李成市《八世纪新罗·渤海关系の一视角——“新唐书”新罗传长人记事の再检讨》，载《古代東ァジァの民族と国家》岩波书店，1998，p.401；古畑彻《日渤交涉开始期の東ァジァ情势——渤海对日通交开始要因の再检讨》，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23，1986，p.87等。
[54]注28所引金毓黻书。
[55]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1984，p.122。
[56]朴时亨《渤海史》，1979，p.53、209；引自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p.247。
[57]参考李佑成《南北国时代と崔致远》，引自旗田巍监译《韩国の历史像》平凡社，1987年。注22所引朴时亨文等。
[58]注53所引宋基豪文，pp.245-253。
[59]参考石井正敏《朝鮮における渤海観の变遷——新罗～李朝》，载《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15，1978；李成市《渤海史研究における国家と民族——“南北国时代”论の检讨を中心に》，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25，1988等。
[60]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一书的绪论与结语》，杨志军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pp.18-32
[61]注59所引石井正敏文，p.52。
[62]注16所引王承礼书，p.34。

没什么人看啊,看来大家对这个历史问题不关心.[em06]

[B]以下是引用[I]vwvo0o[/I]在2005-10-21 9:01:00的发言：[/B][BR]没什么人看啊,看来大家对这个历史问题不关心.[em06]

因为大家对韩国人的意淫毫无兴趣，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被漠视的痛苦也就是韩国人意淫的原因之一。

[B]以下是引用[I]大秦猛士[/I]在2005-10-21 9:06:00的发言：[/B][BR]]
因为大家对韩国人的意淫毫无兴趣，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被漠视的痛苦也就是韩国人意淫的原因之一。

呵呵，有道理啊。不过近几年来韩国的民族主义值得关注。

[B]以下是引用[I]大秦猛士[/I]在2005-10-21 9:06:00的发言：[/B][BR]]
因为大家对韩国人的意淫毫无兴趣，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被漠视的痛苦也就是韩国人意淫的原因之一。

赞一个，这个世界靠实力说话的，国界向来都是实力强者说了算，从未见哪个实力弱小的家伙能靠几本历史赢得领土。

<P>理都懒的理它</P>

[B]以下是引用[I]vwvo0o[/I]在2005-10-21 9:01:00的发言：[/B][BR]没什么人看啊,看来大家对这个历史问题不关心.[em06]

写得很认真，大家不关心也情有可原，韩国人的YY不会有太多人关注。。。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的YY是正确的，又如何？
难道我们能说元朝的疆域现在也是属于我们的吗？

什么跟什么哦 他们本来就是我们中华的一部分 叫什么无所谓拉 反正都是中国人拉 过些年我们统一他们就是了

越南还号称长江以南都是他们的故土呢，谁理他们

是啊是啊

<P>哈哈~</P>
<P>人家意淫一下你们还说哦~</P>

<P>资料够翔实的，花了一两个小时才看完了，增长了些知识，谢楼主了。</P>
<P>不过对韩国人的意淫没必要关注的。</P>

<P>汉城不是改称叫首尔吗，我们的新舰就取名汉城号，没惹着谁吧？</P>

<P>其实最需要关注的是南高丽棒子的民族主义，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二战前的纳粹分子如出一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