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的翻身落马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时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的谭政大将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因操劳过度而连连发病，便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在信中，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当年11月，谭政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12月，又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合并，谭政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到总政履职后，谭政兢兢业业地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并提出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新的想法，为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谭政认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是有文化的军队，因此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并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活动。据老将军们回忆，谭政下部队视察时言必称“学文化”，并提出招收地方大中学生担任部队文化教员，干部要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等。谭政的这一主张毫无疑问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但在那个“左”的思想日益严重的年代，却并不受一些人的待见。
1959年7、8月间发生了名留史册的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直臣遭到错误批判，翻身落马。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被逆转，军队建设受到了重大挫折。谭政是被紧急召上庐山参加批判彭黄的，还被委任为分组会议6个小组会的副组长之一。然而谭政这时却暴露出了十足的书生气，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一些批评的话，然后表示：“彭在军队的地位是统帅地位，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在处理他的问题时应足够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就气氛异常，与全场的猛烈批判论调很不和谐。因此，后来6个小组会合并为3个，谭政被分到军队干部较多的一组，副组长职务也被免掉。在接下来对彭黄的批判中，该组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等人均火力猛烈，上纲上线。谭政还是没有跟上，仍然只说一些应景的话，批判起来软弱无力。同时，谭政却一再表示：“批评人错误，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把工作当中的错误，思想作风的问题都说成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不对的。”“管他别人怎么说，反正不能把工作中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反对哪个人的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什么伪君子？不负责任地说这种话的人，才是伪君子。”
谭政的胆子太大了！ “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这几顶帽子是谁扣的？那是林彪奉召紧急上山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扣给彭德怀的，再加上一个“冯玉祥”。谭政竟然掉过炮来把帽子扔给了他自己的老领导，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些都是林彪说的？在庐山那种政治气氛下，话能随便乱说吗？难怪连毛泽东都嫌谭政太书生气，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谭政呀，谭政，不能老是书生气，也要‘谈政’嘛。”历史证明，毛泽东所指的“谈政”，与谭政认为的“谈政”，还真谈的不是一个“政”。
下了庐山后，于8月18日至9月1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主持，罗瑞卿、萧华、谭政担任会议秘书长。会上彭德怀、黄克诚继续遭到了拳头棍棒齐下的严厉批判，连带着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将领也获罪加身，被抛进了“军事俱乐部”中。应该说，授命谭政与批判彭德怀等人非常积极的罗瑞卿、萧华共同担任会议秘书长，除了谭政身兼总政主任的重要性外，不能说上边没有对他的观察和考验在内。在庐山上，谭政批彭德怀不给力，可能有事发过于突然之嫌，现在则又是一个机会。彭黄邓洪等人倒了后，军队面临着一次大洗牌，以能否忠于毛泽东、林彪来划线，明显又要有一批军中将领获得重要升迁。此时，如何表态是个大问题。那么谭政是如何表态的呢？他向主持会议的林彪提出，应该尽快结束军委扩大会议。这下好，人家是要猛批猛揭，肃清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在军队中30余年的“流毒”，唯恐参加的人数少、会议时间短而揭批得不透。谭政却唱反调，要早些结束会议！对于谭政的态度，主持会议的林彪和在幕后严密关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毛泽东已是心知肚明，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谭政后来于文革落难中在监狱里写了《我的交代》，涉及此事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于反彭黄的斗争不坚决，同彭德怀的感情没有完全决裂。自己没有勇气揭露彭德怀，又没有决心把这个斗争在部队中彻底贯彻下去，加之我自己在立场、思想作风上和彭德怀有些相类似的错误，怕牵连自己，所以更缺乏勇气来对待这个斗争。”
站队比较清楚了。谭政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没有完全决裂”，那就等于是与老上级林彪和自己人生事业上的导师毛泽东划清了界限。尽管谭政本人还无知无觉，别的人可是已经对他另眼相看了。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军委。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军委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等。同时设立了军委常委，由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担任。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担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至此，谭政身兼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又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其在政治上和军队中均已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接下来，就是急转直下的深渊了。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开始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了突出政治、“三八作风”、“五好战士”，毛泽东思想是“站在现代的思想顶峰”，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一本万利”，要“走捷径”、“背警句”等。谭政则对于上述林彪的发明创造持保留态度，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所谓“三八作风”，是指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日军政大学的两次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共三句话加八个字，林彪将其捏在一起名曰“三八作风”。谭政认为“三八”这个词容易同三八妇女节相混淆，需要再斟酌斟酌。而当中共中央认可了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时，谭政就只好收回意见，奉命指示部队组织学习。在组织编写关于“三八作风”的宣传提纲时，有人提出毛泽东说的三句话中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似乎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谭政没有向林彪通气便下令将宣传提纲暂停下发，并打报告向毛泽东请示正确原文。在此期间，某军区向总政请示是否将“三八作风”的内容写成大标语，因为要等毛泽东的批复，总政机关人员便让请他们等一等。结果一来二去，谭政提出商榷性意见成了“反对三八作风”，等毛泽东的批复成了“反对宣传三八作风”，先不要贴大标语成了“公开反对宣传三八作风”等。尽管上述问题不过是属于技术性的，然而林彪正看谭政不顺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1960年3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没有贯彻林彪提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要“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而是要求全军各级单位要系统地加强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不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由于谭政对“三八作风”并不赞同，因而没有布置下面对其进行研究贯彻，报纸的宣传也要避开“三八”两字，只用光荣传统和优良传统等提法，并通知《解放军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注意掌握。5月30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等几门理论课程为学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程，要求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学。等于是对林彪的发明创造没有理睬。
谭政触怒林彪的不只是上述这些事。原东野10纵政委、开国中将周赤萍写了一篇名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回顾了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功绩，其中使用“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语颂扬了林彪。谭政认为这些提法只能用在毛泽东身上，用在林彪身上不妥，因而不同意将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转载刊登。还有谭政在东北视察期间，有人推荐一位老太太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好，谭政根据经验判断便脱口而出：“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林彪何等人也，对于谭政的一再违逆之举如何不怒！1960年5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来，当面严厉质问：“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的关系？”谭政不明其意，回答当然无法令林彪满意。林彪这话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为党委，谭政领导的是政治机关，政治机关必须得服从党委领导。谭政在关于“三八作风”等问题上无视林彪的指示，就是不服从党委（林彪）的领导，等于破坏了党委领导制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给谭政一点颜色看看，趁谭政外出调查研究之机，林彪直接插手总政治部，授意总政副主任萧华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的话说得很厉害：“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德怀）、黄（克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将业务上的分歧提高到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明林彪已经将谭政视为了下一步要清洗的对象，双方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更何况，不久后林彪就把话说得很直白了：“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矛头直指谭政。
此后，林彪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总政和谭政，说总政的“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偏差”，说谭政不是“闻风而动”，而是“雷打也不动”。针对谭政致力于推行部队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事情，林彪指责说：“文化学习应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最后，林彪放出风来，要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的“问题”。他向中央提出，要在1960年9月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政治工作问题。中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
然而，此时谭政仍是书生气十足。有人提醒他，3、4四月间刚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9月又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政治工作问题，有何必要？恐怕不正常。谭政则不以为然地说：“林总在(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时对我讲，(军队)政治工作还好，他很放心。我想，作为军事家、政治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话不能随便说吧。”
后知后觉，谭政真是后知后觉！
1960年9月14日，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谭政向大会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然而林彪却突然发难，点名指责谭政，称其所作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林彪提出的“四个关系”（即“武器和人的关系”、“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与“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是非常错误的。这实在是令谭政哭笑不得。林彪是在会前的9月12日召开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才提出“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的，其时谭政的报告已经准备好了，你让他如何往上去“围绕”和“突出”？谭政万万也没有想到，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竟然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来对付自己！
还没等谭政明白过来，会议方向已经转向了对谭政及总政治部的批判。在林彪坐镇下，一时间又是拳脚棍棒齐下，什么总政的工作偏离了方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打思想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军委的许多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不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等；什么谭政反对“三八作风”，要求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毛泽东著作是反对“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是“糊涂观念”、“教条主义”；什么谭政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是“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什么“要算清他(谭政)的历史总账”，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平共处”、“态度暧昧”，要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发生的“严重偏差”“负政治责任”；什么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子”，“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受了谭政的影响”等。甚至连谭政当年在延安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也被诬指是对毛泽东著作的“剽窃行为”。
谭政遭到了群攻围剿，上纲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终于，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这下谭政就被打进了“反党集团”中。那就不能只是他一个人了，除了已被点名的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等人外，又把《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卷了进去。犹嫌这些人分量不够，总政治部的两位副主任傅钟、甘泗琪也被捎带拉出来批判。
军委扩大会议连续揭发批判了30多天，谭政被批得七荤八素，精神高度紧张。他开始还进行了申辩，认为自己只是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不能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自己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确实有缺点错误，但主要是属于贯彻执行中的问题，重大问题和决策都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不能说是“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然而，他越辩解就越遭到围攻批判，实在是有口难辩。谭政最后支持不住，不得不违心地作出检讨，以求自保过关。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10月20日，在林彪得意洋洋的总结讲话中，大会终于结束。
军委扩大会议后，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对总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销了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将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下来，对总政治部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经过又一番的暴风骤雨后，谭政同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欧阳文等人被打成了所谓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批判谭政颇为卖力的萧华等人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作出了《整风工作报告》，称“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许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政治上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发展到“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等。
总政将这个报告上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谭政的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其他被打入“反党宗派集团”者和受牵连的人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谭政虽然检讨了自己主持总政期间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总政报告中强加给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结论一直拒绝承认。在总政治部“整风”期间，谭政的秘书曾劝他找林彪谈一谈，以便消除误会。然而谭政已经明白了林彪的用心，觉得谈也无益，便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对于批判和拿掉谭政这一级别的军中重镇人物，林彪只有意愿不算，必须要毛泽东点头同意才行。而恰恰毛泽东对于谭政自庐山会议以来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其不够得力。自“大跃进”运动搞糟了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的威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损。此时，他只有更加牢固地掌握军队这支国家武装力量，才能稳定局势，不致出大乱子，同时根据形势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拿掉彭德怀后，由自己的亲信林彪来管理军队，毛泽东是放心的。至于林彪大力推行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毛也是欣然受之的。支持林彪，已经成为了现时重要的政治筹码。而谭政与林彪发生了分歧，为林彪所不容，加上毛对谭政的表现也不甚满意，那么这个政治选择题的答案是明确的。连彭德怀、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这样的大人物也都因为时势所迫而先后落马，级别更低的谭政又算什么呢？至于从江西到延安时期的那段师生与战友情谊，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巨匠来说，实在不值一晒。于是，谭政的命运就决定了。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时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的谭政大将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因操劳过度而连连发病，便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在信中，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当年11月，谭政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12月，又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合并，谭政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到总政履职后，谭政兢兢业业地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并提出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新的想法，为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谭政认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是有文化的军队，因此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并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活动。据老将军们回忆，谭政下部队视察时言必称“学文化”，并提出招收地方大中学生担任部队文化教员，干部要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等。谭政的这一主张毫无疑问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但在那个“左”的思想日益严重的年代，却并不受一些人的待见。
1959年7、8月间发生了名留史册的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直臣遭到错误批判，翻身落马。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被逆转，军队建设受到了重大挫折。谭政是被紧急召上庐山参加批判彭黄的，还被委任为分组会议6个小组会的副组长之一。然而谭政这时却暴露出了十足的书生气，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一些批评的话，然后表示：“彭在军队的地位是统帅地位，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在处理他的问题时应足够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就气氛异常，与全场的猛烈批判论调很不和谐。因此，后来6个小组会合并为3个，谭政被分到军队干部较多的一组，副组长职务也被免掉。在接下来对彭黄的批判中，该组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等人均火力猛烈，上纲上线。谭政还是没有跟上，仍然只说一些应景的话，批判起来软弱无力。同时，谭政却一再表示：“批评人错误，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把工作当中的错误，思想作风的问题都说成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不对的。”“管他别人怎么说，反正不能把工作中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反对哪个人的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什么伪君子？不负责任地说这种话的人，才是伪君子。”
谭政的胆子太大了！ “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这几顶帽子是谁扣的？那是林彪奉召紧急上山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扣给彭德怀的，再加上一个“冯玉祥”。谭政竟然掉过炮来把帽子扔给了他自己的老领导，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些都是林彪说的？在庐山那种政治气氛下，话能随便乱说吗？难怪连毛泽东都嫌谭政太书生气，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谭政呀，谭政，不能老是书生气，也要‘谈政’嘛。”历史证明，毛泽东所指的“谈政”，与谭政认为的“谈政”，还真谈的不是一个“政”。
下了庐山后，于8月18日至9月1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主持，罗瑞卿、萧华、谭政担任会议秘书长。会上彭德怀、黄克诚继续遭到了拳头棍棒齐下的严厉批判，连带着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将领也获罪加身，被抛进了“军事俱乐部”中。应该说，授命谭政与批判彭德怀等人非常积极的罗瑞卿、萧华共同担任会议秘书长，除了谭政身兼总政主任的重要性外，不能说上边没有对他的观察和考验在内。在庐山上，谭政批彭德怀不给力，可能有事发过于突然之嫌，现在则又是一个机会。彭黄邓洪等人倒了后，军队面临着一次大洗牌，以能否忠于毛泽东、林彪来划线，明显又要有一批军中将领获得重要升迁。此时，如何表态是个大问题。那么谭政是如何表态的呢？他向主持会议的林彪提出，应该尽快结束军委扩大会议。这下好，人家是要猛批猛揭，肃清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在军队中30余年的“流毒”，唯恐参加的人数少、会议时间短而揭批得不透。谭政却唱反调，要早些结束会议！对于谭政的态度，主持会议的林彪和在幕后严密关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毛泽东已是心知肚明，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谭政后来于文革落难中在监狱里写了《我的交代》，涉及此事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于反彭黄的斗争不坚决，同彭德怀的感情没有完全决裂。自己没有勇气揭露彭德怀，又没有决心把这个斗争在部队中彻底贯彻下去，加之我自己在立场、思想作风上和彭德怀有些相类似的错误，怕牵连自己，所以更缺乏勇气来对待这个斗争。”
站队比较清楚了。谭政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没有完全决裂”，那就等于是与老上级林彪和自己人生事业上的导师毛泽东划清了界限。尽管谭政本人还无知无觉，别的人可是已经对他另眼相看了。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军委。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军委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等。同时设立了军委常委，由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担任。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担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至此，谭政身兼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又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其在政治上和军队中均已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接下来，就是急转直下的深渊了。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开始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了突出政治、“三八作风”、“五好战士”，毛泽东思想是“站在现代的思想顶峰”，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一本万利”，要“走捷径”、“背警句”等。谭政则对于上述林彪的发明创造持保留态度，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所谓“三八作风”，是指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日军政大学的两次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共三句话加八个字，林彪将其捏在一起名曰“三八作风”。谭政认为“三八”这个词容易同三八妇女节相混淆，需要再斟酌斟酌。而当中共中央认可了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时，谭政就只好收回意见，奉命指示部队组织学习。在组织编写关于“三八作风”的宣传提纲时，有人提出毛泽东说的三句话中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似乎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谭政没有向林彪通气便下令将宣传提纲暂停下发，并打报告向毛泽东请示正确原文。在此期间，某军区向总政请示是否将“三八作风”的内容写成大标语，因为要等毛泽东的批复，总政机关人员便让请他们等一等。结果一来二去，谭政提出商榷性意见成了“反对三八作风”，等毛泽东的批复成了“反对宣传三八作风”，先不要贴大标语成了“公开反对宣传三八作风”等。尽管上述问题不过是属于技术性的，然而林彪正看谭政不顺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1960年3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没有贯彻林彪提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要“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而是要求全军各级单位要系统地加强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不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由于谭政对“三八作风”并不赞同，因而没有布置下面对其进行研究贯彻，报纸的宣传也要避开“三八”两字，只用光荣传统和优良传统等提法，并通知《解放军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注意掌握。5月30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等几门理论课程为学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程，要求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学。等于是对林彪的发明创造没有理睬。
谭政触怒林彪的不只是上述这些事。原东野10纵政委、开国中将周赤萍写了一篇名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回顾了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功绩，其中使用“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语颂扬了林彪。谭政认为这些提法只能用在毛泽东身上，用在林彪身上不妥，因而不同意将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转载刊登。还有谭政在东北视察期间，有人推荐一位老太太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好，谭政根据经验判断便脱口而出：“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林彪何等人也，对于谭政的一再违逆之举如何不怒！1960年5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来，当面严厉质问：“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的关系？”谭政不明其意，回答当然无法令林彪满意。林彪这话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为党委，谭政领导的是政治机关，政治机关必须得服从党委领导。谭政在关于“三八作风”等问题上无视林彪的指示，就是不服从党委（林彪）的领导，等于破坏了党委领导制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给谭政一点颜色看看，趁谭政外出调查研究之机，林彪直接插手总政治部，授意总政副主任萧华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的话说得很厉害：“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德怀）、黄（克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将业务上的分歧提高到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明林彪已经将谭政视为了下一步要清洗的对象，双方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更何况，不久后林彪就把话说得很直白了：“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矛头直指谭政。
此后，林彪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总政和谭政，说总政的“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偏差”，说谭政不是“闻风而动”，而是“雷打也不动”。针对谭政致力于推行部队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事情，林彪指责说：“文化学习应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最后，林彪放出风来，要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的“问题”。他向中央提出，要在1960年9月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政治工作问题。中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
然而，此时谭政仍是书生气十足。有人提醒他，3、4四月间刚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9月又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政治工作问题，有何必要？恐怕不正常。谭政则不以为然地说：“林总在(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时对我讲，(军队)政治工作还好，他很放心。我想，作为军事家、政治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话不能随便说吧。”
后知后觉，谭政真是后知后觉！
1960年9月14日，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谭政向大会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然而林彪却突然发难，点名指责谭政，称其所作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林彪提出的“四个关系”（即“武器和人的关系”、“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与“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是非常错误的。这实在是令谭政哭笑不得。林彪是在会前的9月12日召开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才提出“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的，其时谭政的报告已经准备好了，你让他如何往上去“围绕”和“突出”？谭政万万也没有想到，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竟然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来对付自己！
还没等谭政明白过来，会议方向已经转向了对谭政及总政治部的批判。在林彪坐镇下，一时间又是拳脚棍棒齐下，什么总政的工作偏离了方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打思想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军委的许多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不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等；什么谭政反对“三八作风”，要求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毛泽东著作是反对“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是“糊涂观念”、“教条主义”；什么谭政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是“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什么“要算清他(谭政)的历史总账”，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平共处”、“态度暧昧”，要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发生的“严重偏差”“负政治责任”；什么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子”，“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受了谭政的影响”等。甚至连谭政当年在延安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也被诬指是对毛泽东著作的“剽窃行为”。
谭政遭到了群攻围剿，上纲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终于，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这下谭政就被打进了“反党集团”中。那就不能只是他一个人了，除了已被点名的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等人外，又把《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卷了进去。犹嫌这些人分量不够，总政治部的两位副主任傅钟、甘泗琪也被捎带拉出来批判。
军委扩大会议连续揭发批判了30多天，谭政被批得七荤八素，精神高度紧张。他开始还进行了申辩，认为自己只是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不能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自己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确实有缺点错误，但主要是属于贯彻执行中的问题，重大问题和决策都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不能说是“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然而，他越辩解就越遭到围攻批判，实在是有口难辩。谭政最后支持不住，不得不违心地作出检讨，以求自保过关。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10月20日，在林彪得意洋洋的总结讲话中，大会终于结束。
军委扩大会议后，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对总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销了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将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下来，对总政治部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经过又一番的暴风骤雨后，谭政同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欧阳文等人被打成了所谓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批判谭政颇为卖力的萧华等人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作出了《整风工作报告》，称“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许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政治上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发展到“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等。
总政将这个报告上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谭政的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其他被打入“反党宗派集团”者和受牵连的人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谭政虽然检讨了自己主持总政期间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总政报告中强加给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结论一直拒绝承认。在总政治部“整风”期间，谭政的秘书曾劝他找林彪谈一谈，以便消除误会。然而谭政已经明白了林彪的用心，觉得谈也无益，便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对于批判和拿掉谭政这一级别的军中重镇人物，林彪只有意愿不算，必须要毛泽东点头同意才行。而恰恰毛泽东对于谭政自庐山会议以来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其不够得力。自“大跃进”运动搞糟了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的威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损。此时，他只有更加牢固地掌握军队这支国家武装力量，才能稳定局势，不致出大乱子，同时根据形势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拿掉彭德怀后，由自己的亲信林彪来管理军队，毛泽东是放心的。至于林彪大力推行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毛也是欣然受之的。支持林彪，已经成为了现时重要的政治筹码。而谭政与林彪发生了分歧，为林彪所不容，加上毛对谭政的表现也不甚满意，那么这个政治选择题的答案是明确的。连彭德怀、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这样的大人物也都因为时势所迫而先后落马，级别更低的谭政又算什么呢？至于从江西到延安时期的那段师生与战友情谊，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巨匠来说，实在不值一晒。于是，谭政的命运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