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3)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530017.html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5300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