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亲历苏联解体：曾目睹工人大骂苏共变质

新华社记者亲历苏联解体：曾目睹工人大骂苏共变质
发表时间：2013-09-30 11: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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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苏联解体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克格勃苏联共产党苏联八一九八一九事件8·19事件苏共变质俄罗斯之声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12月上，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和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亲历的苏联解体。
盛世良曾目睹工人大骂苏共变质，“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
而万成才则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1991年1月20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外，大约有10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呼吁参与镇压立陶宛独立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1991年1月2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外，约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参与镇压立陶宛独立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1978年8月30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1991年8月19日，苏联坦克开进莫斯科红场。
1991年8月19日，苏联坦克开进莫斯科红场。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左）在坦克顶部宣读声明。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左）在坦克顶部宣读声明。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俄罗斯国旗缓缓升起。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俄罗斯国旗缓缓升起。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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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12月上，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和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亲历的苏联解体。
盛世良曾目睹工人大骂苏共变质，“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
而万成才则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1991年1月20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外，大约有10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呼吁参与镇压立陶宛独立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1991年1月2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外，约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参与镇压立陶宛独立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1978年8月30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1991年8月19日，苏联坦克开进莫斯科红场。
1991年8月19日，苏联坦克开进莫斯科红场。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左）在坦克顶部宣读声明。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左）在坦克顶部宣读声明。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俄罗斯国旗缓缓升起。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俄罗斯国旗缓缓升起。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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