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54年高饶事件后干部“审干”后保留职务处理有什么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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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一份人物生平。属于“审干”后保留职务的例子，为什么这样处理，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
邢子舟（又名邢之舟，邢志周，邢子州，邢志舟等，1914—1965），原名邢崇道，陕西高陵县人。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解放前历任陕西学运领导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临潼栎阳区地下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长，关中地委社会科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职务，解放后历任新中国陕西省高陵县第一任县长，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等职务。1965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邢子舟于1914年出生于陕西高陵县张卜乡杏王村。幼年的邢子舟聪明、好问博人喜欢。六岁时，在本村私塾上学，学名崇道。其二弟，三弟，四弟分别为：邢崇孝，邢崇义，邢崇信。父亲邢继先，三叔父邢继安，祖上系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至陕西高陵，与陕西临潼郝邢村的邢姓同宗同族，移民至高陵后祖上本在高陵张卜大寨，南刘，塬后等村世居，到了邢子舟的祖父这一代时，其祖父分家后考虑到为了做小生意方便，便移居到离县城所在地鹿苑镇较近的杏王村生活发展，由于受晋商文化的影响，其家族一直保留着刀客文化的传统，到了邢子舟父亲这一代时，父亲邢继先仍是当地知名的刀客，精熟武术，持双刀，有一身好武艺，为人仗义，颇有侠骨，好打抱不平，但脾气较暴躁，在1932年邢子舟 18岁时由于与本县渭河边夹滩的土匪发生摩擦，其父邢继先于1932年夏的一天晚上被土匪用枪杀害，之后大家庭由祖母尹氏，母亲董氏与三叔父邢继安掌管，秉承祖父及父母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祖母尹氏，父亲邢继先，叔父邢继安、母亲董氏均对其教管甚严，家道虽逐渐中落，但母亲董氏靠给邻村高家村高氏大家族纺线织布/做些零活贴补家用供邢子舟 及其弟 邢崇义就学读书，其弟邢崇义在解放前也完成了中专的学业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在1950年其母董氏去世时，当地 世绅专门制做一四米多长，一米余高的 鎏金牌匾，上书 高风亮节 等字样以颂扬董氏，该牌匾于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抢走，现不知去向。基于这些因素，邢子舟在求学期间刻苦好学，出类拔萃，后相继考入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省属西安市中山高级中学读书。
在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现三原南郊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该校有多名共产党员的老师和教员，邢子舟很早就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早在1923年，早期共产党人、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明轩从北京大学毕业，应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聘请，来到渭北中学任教。李子洲为训育主任，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学校教员也多为进步人士。1928年1月，渭北初级中学改名陕西第三中学。到1932年年初，省立第三中学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三原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张维新（三中职员）党员有孙玉如（教员），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等(赵伯平回忆)。
1931年下半年，邢子舟开始在西安中山中学（旧址在西安市北大街，现为西安二中）就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总支书记，后担任团省委巡视员等职务，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年，组织学生砸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31年冬, 邢子舟与旅居西安的高陵学生韩学理等人,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游行,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党部、赶走狗党官”的标语,迫使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本县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3次“缴农”运动。并向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提出，要求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中山中学 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卖国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的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出生于临潼郝邢村的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人，中共党员，原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开国少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将军也曾在该校就读(1932.4-1933.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陕西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成立，中山中学的周洪涛(1911—1940，原名崇义，化名光波、必达、松林，西安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担任晋绥边区太原县长时牺牲于山西抗日前线)和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李赋言、一中的李敬修等同学被选为执行委员。周洪涛担任常委，并负责宣传股的工作。
10月7日，周洪涛等人作为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的代表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给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将来对日作战。
10月17日，周洪涛和中山中学师生参加了西安教育界万人抗日集会。他们要求政府当局不得干涉民众运动。并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报、《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10月22日，中山中学、一中、师范学校、女中等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将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改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山中学的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和李赋言等继续当选为常委和执委，周洪涛并担任了宣传部部长。第一师范的李含英担任救国会主席。会议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会总会的成立大会和全国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斗争，并决定每周二、四、六下午停课，全体学生外出进行抗日宣传。
11月2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三次总会执委及各分会常委联席会，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30人代表各校出席。会议决定：(1)每周二、四、六下午继续停课;(2)设立研究课程：日本侵略中国史、民众运动之理论、满蒙地势大要、日本之概况、时事之分析和国势之大概;(3)宣传部设立抗日通讯刊物;(4)制定寒假工作大纲。
12月10日，西安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抗日救国会组织下，到北大街公共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大学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反动军警，切实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接着学生又到新城请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带病到广场，回答学生的要求。18日继续游行示威。
12月1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李敬修、李含英、白素莲四人向省政府请愿，晋谒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陈述18日游行示威经过，并呈上请愿条件三则：一、呈请中央改组陕西省党部;二、请将田毅安、于国桢、张明经三执委撤职查办;三、请省府扣止省党部经费。南汉宸先生逐条答复同意，惟第一条除由省府转呈请示外，并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
12月23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周洪涛、李敬修等带领全市中学生集会，公开呼喊“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会后，学生冲进南院门陕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痛打党部委员田毅安、张明经等人。游行示威的学生又到田毅安、张明经、于国桢三人家中打砸，将烟土、珠宝、衣物、家具等堆到街上示众，烧掉。不久，田毅安等三人被迫辞职。
12月28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周洪涛主持下，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讨论寒假宣传工作计划，并制定了宣传队组织办法，以便各校学生积极参加。代表会决议组织各县同学宣传队，利用寒假期间，扩大抗日宣传，唤醒国人，早除倭贼。随后，周洪涛组织中山中学回乡学生宣传队，利用寒假回各县宣传。西安的一些进步记者耿德庵、马子静、王文德、李筱屏等也到各地农村采访。
1932年1月12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为锦州失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千言万语，不如拼命去干;宣言片片，何若荷枪向前”。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2月24日，共青团西安市委做出《上海事变与陕西团的任务决议》，要求扩大反帝运动。
1932年2月，国民政府妥协，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从浦东撤离。4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受蒋介石委派来西安宣扬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要对西安各学校师生“训话”。24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团市委书记刘映胜主持召开各校团支部和抗日团体负责人秘密开会，进行布置。
25日上午，教育厅长李寿亭(李百龄)陪同戴季陶到民乐园训话。戴首先讲中国“道统”的历史，又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四维八德”就是这个“道统”的精华。学生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学习。陕西的学风不好，好闹学潮，这是不对的。
陕西学生救国会宣传部长周洪涛、中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史克寿等人纷纷向讲台递小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东北并进攻上海，政府为什么不抵抗?”戴季陶搪塞，又讲：学生要“安心读书”和“读书救国”的谬论。大家打断他的话说：“东三省沦陷了，几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我们怎能安心?”戴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台下史克寿、周洪涛等人大喊：“打!打!”多数学生都站了起来，喊：“打倒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史克寿、方毅民、方培钦、邢崇道(邢子舟)、郝克勇等党团员就用土块、瓦片、铜元封向戴季陶打去，并拥向讲台。一时会场秩序大乱。戴一看形势不对，赶快跑进后台，从后面小门跑了。
史克寿登上汽车车顶发表声讨戴季陶的演说。接着，周洪涛同中山中学同学丁志明、陈元方等砸毁汽车并烧掉。事件发生当晚，按照党团省委指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李含英、周洪涛等召开各校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心继续战斗，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坚决驱逐戴季陶，全市各校一律罢课。戴季陶只好灰溜溜跑回南京。
西安学生驱逐戴季陶运动后，数十名学生被捕。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李含英被捕后叛变，而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执委史克寿、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继续坚持斗争。
1932年5～7月，邢子舟，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组织中山中学的学生还参加了反对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校长黎青岚的斗争。
1932年夏的一天，邢子舟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高陵县昭慧寺塔的顶层向同为高陵县早期革命者的张策（杰出的纪检领导干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转达了省委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命他为高陵县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的决定。在这一年夏天，由于父亲的突然被害，让 邢子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国仇与家恨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其跟随共产党革命一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信仰，信心和决心。
1933年9月19日，因打入省委的坐探王国治夫妇告密，邢子舟在西安和时任省委共青团书记的 雷振东，史克寿等几位委员在西安开会时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高陵，在城南草市小学教书。1934年邢子舟逃亡北平。西安事变前夕，他回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杨新成，许宗岳一起主持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砸了国民党县党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为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邢子舟和在西安上学的本县学生许宗岳（共产党员），白文鳌，聂景德等30余人，响应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返回本县，联系各小学部分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失学青年百余人，成立“高陵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宣传活动。1937年1月9日，组织各界群众千余人，在县城举行武装自卫大会，通电全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项主张。救国会成员砸了县党部的牌子，悬挂高陵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救国会的行动，在全县引起极大轰动。各种社会势力纷纷向救国会靠拢，国民党县政府也拨付300石小麦作为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一连驻县城北关客栈，“前线剧社”在县 冬至会 宣传演出。邢子舟、许宗岳、白文鳌等人遂与驻地红军领导人取得联系,在全县掀起大规模“支红”、“扩红”活动。募集大批粮食、衣物,动员近百名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队伍。救国会还清算了国民党高陵县长陈家珍的贪污罪行,将其驱逐出境。在冬至会期间,协助西安绥靖公署逮捕公审了窜至高陵的共产党叛徒、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委员潘士杰,将其处决。
1937年1月20日，邢子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于1937年9月回到三原县，以小学教师身份在三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年经周芝轩（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许宗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季至1940年夏，邢子舟任临潼县栎阳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地下武装斗争。
临潼栎阳地区在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从此，南来北往的同志频繁，多从栎阳、徐杨经过，因此使栎阳地区担负的保卫护送的任务加重。在杨宜翰、谈国帆、王志温的领导之下，武装力量已扩展至康桥、交口一带。当时可调动的长短枪达1000多支，使徐杨、栎阳地区成为共产党在关中东部的一个重要的红色交通线的联络点。党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刘少奇、李先念、汪锋等先后安全地通过这里，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李先念曾谈过：“我从那里经过，很安全，那里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故徐杨素有“小边区”之称。当1936年，刘少奇由延安赴华北路经徐杨时，就住在宜翰家里，曾向杨提出开展革命活动的三项指示：“搞武装、抓政权、办学校。”并向杨宜翰早年办的徐杨小学题写了“蒙以养正”四个大字。他此后又建立了上寨小学，徐杨中学等，在学校里配备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学校也成为党组织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杨宜翰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仇恨。千方百计企图加害。他们利用被杨开除了的胡作非为的卫兵许自成，摸清杨的情况，指使许带领五六人，突然于1939年10月20日晚，向杨宜翰袭击。当时杨正在栎阳街一家商铺与毛瑞甫商量事情，未及防备。毛瑞甫与卫兵姜四当场牺牲，宜翰受伤滚至床下还击，敌人逃走自此宜翰受惊染病，于1940年11月逝世，终年43岁。党中央追认其为烈士。此事件史称“栎阳事件”。1937年至1938年间，邢子舟委派仵步淮（1903～1983，原名仵麦成，陕西临潼县徐杨乡老仵村人。解放后被任命为栎阳区长，后又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县联社主任等工作。1955年至1958年担任临潼县副县长，以后历任省泾河工程局处长，东方红电灌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在栎阳街开设烟房子，作为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另外仵步淮受王志温、毛瑞甫的安排，在栎阳开设地下兵工厂，聘用技师自造枪支，取得很大成绩，极大地发展了革命的地下武装力量。
1940年夏，由于“栎阳事件”的发生，邢子舟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陕西省委供给科工作。同年秋，参加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第一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科长，后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局长。
1946年至1947年，邢子舟曾任中共关中地委社会科副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等职务。他和刘永瑞同志从1945年夏起担任耀县柳林联合客栈负责人，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接送同志们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敌区统战工作，“柳林联合客栈”是关中地委（此前为关中分委）在此建立的密秘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年开设的），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改为联合客栈，后归陕工委领导，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1945年夏，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邢子舟和刘永瑞同志多次完成了安全护送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陈少敏、汪锋、郑位三，戴季英等同志从陕南过关中回陕北延安的任务，并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9年2月20日，经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高陵县人民政府成立，邢子舟任县长，隶属关中分区专员公署。4月，改属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随解放西安的部队行动。
1949年5月13日，高陵解放。中共高陵县委、县政府带领工作人员进驻高陵县城，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烂摊子。5月17日县委宣布成立高陵县游击大队，邢子舟同志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1949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主席刘景范，副主席杨明轩 共同签署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高陵县长。他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支前、清匪、反恶霸运动，积极建立基层政权，筹备召开高陵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1949年9月阴雨49天，灾情严重。他带领干部，冒雨光脚跑了20多个村庄，排水抗涝，发动群众，募捐自救，深受群众拥戴。
邢子舟同志工作上雷厉风行、扎扎实实的忘我精神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1949年11月底，他便被调往兰州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负责接管国民党西北公路交通部，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当时派去的人中只有部长霍维德和邢子舟同志两个人是共产党员，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面对困难，积极克服，努力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各省、地部门的配合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此，习仲勋同志曾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大力赞扬。
1953年5月15日，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7月至9月，邢子舟参加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并于1953年9月9日当选为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因受高饶事件影响，西北局组织部进行“审干”时，因邢子舟在1943年由康生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对于1933年9月被捕事宜交待不清楚，审查后决定1954年11月15日开除党籍。
1955年初，邢子舟被调往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办公室工作，在出国工人管理局工作期间，家住北京西便门外大街10号院，和时任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的 曹昆隆（曹昆隆，原名曹瑞生，1902年9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中鱼口乡班嘴村一个雇农家庭。1926年8月参加中共南县县委领导的工农运动。1927年3月组织领导南县两千多农民向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县政府关押的区农协主席黄泽忠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率领游击队除掉了游港当地的恶霸地主曾汉生。1928年春夏之交，处决了国民党南县团防局局长、清乡委委员汤东荪之父汤梅卿。接着，曹昆隆一鼓作气，率队相继攻打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盘踞的荷花嘴，班嘴等地，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扩大了队伍。1930年6月曹昆隆参加段德昌、贺龙领导的红军。1931年任红三军经理处运输大队部司务长。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任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1946年任晋绥军区三纵队五旅供给部长。1953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曹昆隆同志为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1955年，解放军以苏军为模式进行正规化建设，准备对开国将士授衔，曹昆隆是1927年入党，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长征时就担任团级干部，按照其职务（1953年任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和资历，授将校衔应无问题。况且佩戴军衔的西式大礼服也已量体裁衣，正在制作中。曹昆隆却主动让贤，以年大体弱，文化水平低，不适应现代化军队要求为由，向组织申请转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曹昆隆当年本来可以在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62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视察室视察专员。1984年9月3日下午，曹昆隆因患喉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1984年9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两家是邻居，关系很好。
1957年3月起，因国务院规划 出国工人管理局将于1958年撤消，邢子舟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邢子舟多次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商业部党委等申请恢复党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原任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元帅挨整等事件影响，终未能如愿恢复党籍。
看看这一份人物生平。属于“审干”后保留职务的例子，为什么这样处理，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
邢子舟（又名邢之舟，邢志周，邢子州，邢志舟等，1914—1965），原名邢崇道，陕西高陵县人。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解放前历任陕西学运领导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临潼栎阳区地下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长，关中地委社会科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职务，解放后历任新中国陕西省高陵县第一任县长，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等职务。1965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邢子舟于1914年出生于陕西高陵县张卜乡杏王村。幼年的邢子舟聪明、好问博人喜欢。六岁时，在本村私塾上学，学名崇道。其二弟，三弟，四弟分别为：邢崇孝，邢崇义，邢崇信。父亲邢继先，三叔父邢继安，祖上系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至陕西高陵，与陕西临潼郝邢村的邢姓同宗同族，移民至高陵后祖上本在高陵张卜大寨，南刘，塬后等村世居，到了邢子舟的祖父这一代时，其祖父分家后考虑到为了做小生意方便，便移居到离县城所在地鹿苑镇较近的杏王村生活发展，由于受晋商文化的影响，其家族一直保留着刀客文化的传统，到了邢子舟父亲这一代时，父亲邢继先仍是当地知名的刀客，精熟武术，持双刀，有一身好武艺，为人仗义，颇有侠骨，好打抱不平，但脾气较暴躁，在1932年邢子舟 18岁时由于与本县渭河边夹滩的土匪发生摩擦，其父邢继先于1932年夏的一天晚上被土匪用枪杀害，之后大家庭由祖母尹氏，母亲董氏与三叔父邢继安掌管，秉承祖父及父母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祖母尹氏，父亲邢继先，叔父邢继安、母亲董氏均对其教管甚严，家道虽逐渐中落，但母亲董氏靠给邻村高家村高氏大家族纺线织布/做些零活贴补家用供邢子舟 及其弟 邢崇义就学读书，其弟邢崇义在解放前也完成了中专的学业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在1950年其母董氏去世时，当地 世绅专门制做一四米多长，一米余高的 鎏金牌匾，上书 高风亮节 等字样以颂扬董氏，该牌匾于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抢走，现不知去向。基于这些因素，邢子舟在求学期间刻苦好学，出类拔萃，后相继考入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省属西安市中山高级中学读书。
在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现三原南郊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该校有多名共产党员的老师和教员，邢子舟很早就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早在1923年，早期共产党人、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明轩从北京大学毕业，应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聘请，来到渭北中学任教。李子洲为训育主任，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学校教员也多为进步人士。1928年1月，渭北初级中学改名陕西第三中学。到1932年年初，省立第三中学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三原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张维新（三中职员）党员有孙玉如（教员），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等(赵伯平回忆)。
1931年下半年，邢子舟开始在西安中山中学（旧址在西安市北大街，现为西安二中）就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总支书记，后担任团省委巡视员等职务，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年，组织学生砸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31年冬, 邢子舟与旅居西安的高陵学生韩学理等人,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游行,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党部、赶走狗党官”的标语,迫使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本县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3次“缴农”运动。并向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提出，要求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中山中学 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卖国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的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出生于临潼郝邢村的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人，中共党员，原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开国少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将军也曾在该校就读(1932.4-1933.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陕西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成立，中山中学的周洪涛(1911—1940，原名崇义，化名光波、必达、松林，西安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担任晋绥边区太原县长时牺牲于山西抗日前线)和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李赋言、一中的李敬修等同学被选为执行委员。周洪涛担任常委，并负责宣传股的工作。
10月7日，周洪涛等人作为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的代表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给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将来对日作战。
10月17日，周洪涛和中山中学师生参加了西安教育界万人抗日集会。他们要求政府当局不得干涉民众运动。并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报、《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10月22日，中山中学、一中、师范学校、女中等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将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改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山中学的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和李赋言等继续当选为常委和执委，周洪涛并担任了宣传部部长。第一师范的李含英担任救国会主席。会议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会总会的成立大会和全国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斗争，并决定每周二、四、六下午停课，全体学生外出进行抗日宣传。
11月2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三次总会执委及各分会常委联席会，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30人代表各校出席。会议决定：(1)每周二、四、六下午继续停课;(2)设立研究课程：日本侵略中国史、民众运动之理论、满蒙地势大要、日本之概况、时事之分析和国势之大概;(3)宣传部设立抗日通讯刊物;(4)制定寒假工作大纲。
12月10日，西安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抗日救国会组织下，到北大街公共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大学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反动军警，切实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接着学生又到新城请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带病到广场，回答学生的要求。18日继续游行示威。
12月1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李敬修、李含英、白素莲四人向省政府请愿，晋谒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陈述18日游行示威经过，并呈上请愿条件三则：一、呈请中央改组陕西省党部;二、请将田毅安、于国桢、张明经三执委撤职查办;三、请省府扣止省党部经费。南汉宸先生逐条答复同意，惟第一条除由省府转呈请示外，并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
12月23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周洪涛、李敬修等带领全市中学生集会，公开呼喊“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会后，学生冲进南院门陕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痛打党部委员田毅安、张明经等人。游行示威的学生又到田毅安、张明经、于国桢三人家中打砸，将烟土、珠宝、衣物、家具等堆到街上示众，烧掉。不久，田毅安等三人被迫辞职。
12月28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周洪涛主持下，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讨论寒假宣传工作计划，并制定了宣传队组织办法，以便各校学生积极参加。代表会决议组织各县同学宣传队，利用寒假期间，扩大抗日宣传，唤醒国人，早除倭贼。随后，周洪涛组织中山中学回乡学生宣传队，利用寒假回各县宣传。西安的一些进步记者耿德庵、马子静、王文德、李筱屏等也到各地农村采访。
1932年1月12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为锦州失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千言万语，不如拼命去干;宣言片片，何若荷枪向前”。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2月24日，共青团西安市委做出《上海事变与陕西团的任务决议》，要求扩大反帝运动。
1932年2月，国民政府妥协，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从浦东撤离。4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受蒋介石委派来西安宣扬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要对西安各学校师生“训话”。24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团市委书记刘映胜主持召开各校团支部和抗日团体负责人秘密开会，进行布置。
25日上午，教育厅长李寿亭(李百龄)陪同戴季陶到民乐园训话。戴首先讲中国“道统”的历史，又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四维八德”就是这个“道统”的精华。学生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学习。陕西的学风不好，好闹学潮，这是不对的。
陕西学生救国会宣传部长周洪涛、中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史克寿等人纷纷向讲台递小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东北并进攻上海，政府为什么不抵抗?”戴季陶搪塞，又讲：学生要“安心读书”和“读书救国”的谬论。大家打断他的话说：“东三省沦陷了，几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我们怎能安心?”戴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台下史克寿、周洪涛等人大喊：“打!打!”多数学生都站了起来，喊：“打倒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史克寿、方毅民、方培钦、邢崇道(邢子舟)、郝克勇等党团员就用土块、瓦片、铜元封向戴季陶打去，并拥向讲台。一时会场秩序大乱。戴一看形势不对，赶快跑进后台，从后面小门跑了。
史克寿登上汽车车顶发表声讨戴季陶的演说。接着，周洪涛同中山中学同学丁志明、陈元方等砸毁汽车并烧掉。事件发生当晚，按照党团省委指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李含英、周洪涛等召开各校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心继续战斗，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坚决驱逐戴季陶，全市各校一律罢课。戴季陶只好灰溜溜跑回南京。
西安学生驱逐戴季陶运动后，数十名学生被捕。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李含英被捕后叛变，而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执委史克寿、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继续坚持斗争。
1932年5～7月，邢子舟，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组织中山中学的学生还参加了反对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校长黎青岚的斗争。
1932年夏的一天，邢子舟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高陵县昭慧寺塔的顶层向同为高陵县早期革命者的张策（杰出的纪检领导干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转达了省委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命他为高陵县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的决定。在这一年夏天，由于父亲的突然被害，让 邢子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国仇与家恨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其跟随共产党革命一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信仰，信心和决心。
1933年9月19日，因打入省委的坐探王国治夫妇告密，邢子舟在西安和时任省委共青团书记的 雷振东，史克寿等几位委员在西安开会时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高陵，在城南草市小学教书。1934年邢子舟逃亡北平。西安事变前夕，他回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杨新成，许宗岳一起主持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砸了国民党县党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为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邢子舟和在西安上学的本县学生许宗岳（共产党员），白文鳌，聂景德等30余人，响应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返回本县，联系各小学部分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失学青年百余人，成立“高陵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宣传活动。1937年1月9日，组织各界群众千余人，在县城举行武装自卫大会，通电全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项主张。救国会成员砸了县党部的牌子，悬挂高陵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救国会的行动，在全县引起极大轰动。各种社会势力纷纷向救国会靠拢，国民党县政府也拨付300石小麦作为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一连驻县城北关客栈，“前线剧社”在县 冬至会 宣传演出。邢子舟、许宗岳、白文鳌等人遂与驻地红军领导人取得联系,在全县掀起大规模“支红”、“扩红”活动。募集大批粮食、衣物,动员近百名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队伍。救国会还清算了国民党高陵县长陈家珍的贪污罪行,将其驱逐出境。在冬至会期间,协助西安绥靖公署逮捕公审了窜至高陵的共产党叛徒、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委员潘士杰,将其处决。
1937年1月20日，邢子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于1937年9月回到三原县，以小学教师身份在三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年经周芝轩（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许宗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季至1940年夏，邢子舟任临潼县栎阳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地下武装斗争。
临潼栎阳地区在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从此，南来北往的同志频繁，多从栎阳、徐杨经过，因此使栎阳地区担负的保卫护送的任务加重。在杨宜翰、谈国帆、王志温的领导之下，武装力量已扩展至康桥、交口一带。当时可调动的长短枪达1000多支，使徐杨、栎阳地区成为共产党在关中东部的一个重要的红色交通线的联络点。党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刘少奇、李先念、汪锋等先后安全地通过这里，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李先念曾谈过：“我从那里经过，很安全，那里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故徐杨素有“小边区”之称。当1936年，刘少奇由延安赴华北路经徐杨时，就住在宜翰家里，曾向杨提出开展革命活动的三项指示：“搞武装、抓政权、办学校。”并向杨宜翰早年办的徐杨小学题写了“蒙以养正”四个大字。他此后又建立了上寨小学，徐杨中学等，在学校里配备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学校也成为党组织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杨宜翰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仇恨。千方百计企图加害。他们利用被杨开除了的胡作非为的卫兵许自成，摸清杨的情况，指使许带领五六人，突然于1939年10月20日晚，向杨宜翰袭击。当时杨正在栎阳街一家商铺与毛瑞甫商量事情，未及防备。毛瑞甫与卫兵姜四当场牺牲，宜翰受伤滚至床下还击，敌人逃走自此宜翰受惊染病，于1940年11月逝世，终年43岁。党中央追认其为烈士。此事件史称“栎阳事件”。1937年至1938年间，邢子舟委派仵步淮（1903～1983，原名仵麦成，陕西临潼县徐杨乡老仵村人。解放后被任命为栎阳区长，后又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县联社主任等工作。1955年至1958年担任临潼县副县长，以后历任省泾河工程局处长，东方红电灌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在栎阳街开设烟房子，作为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另外仵步淮受王志温、毛瑞甫的安排，在栎阳开设地下兵工厂，聘用技师自造枪支，取得很大成绩，极大地发展了革命的地下武装力量。
1940年夏，由于“栎阳事件”的发生，邢子舟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陕西省委供给科工作。同年秋，参加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第一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科长，后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局长。
1946年至1947年，邢子舟曾任中共关中地委社会科副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等职务。他和刘永瑞同志从1945年夏起担任耀县柳林联合客栈负责人，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接送同志们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敌区统战工作，“柳林联合客栈”是关中地委（此前为关中分委）在此建立的密秘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年开设的），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改为联合客栈，后归陕工委领导，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1945年夏，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邢子舟和刘永瑞同志多次完成了安全护送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陈少敏、汪锋、郑位三，戴季英等同志从陕南过关中回陕北延安的任务，并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9年2月20日，经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高陵县人民政府成立，邢子舟任县长，隶属关中分区专员公署。4月，改属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随解放西安的部队行动。
1949年5月13日，高陵解放。中共高陵县委、县政府带领工作人员进驻高陵县城，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烂摊子。5月17日县委宣布成立高陵县游击大队，邢子舟同志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1949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主席刘景范，副主席杨明轩 共同签署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高陵县长。他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支前、清匪、反恶霸运动，积极建立基层政权，筹备召开高陵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1949年9月阴雨49天，灾情严重。他带领干部，冒雨光脚跑了20多个村庄，排水抗涝，发动群众，募捐自救，深受群众拥戴。
邢子舟同志工作上雷厉风行、扎扎实实的忘我精神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1949年11月底，他便被调往兰州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负责接管国民党西北公路交通部，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当时派去的人中只有部长霍维德和邢子舟同志两个人是共产党员，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面对困难，积极克服，努力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各省、地部门的配合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此，习仲勋同志曾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大力赞扬。
1953年5月15日，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7月至9月，邢子舟参加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并于1953年9月9日当选为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因受高饶事件影响，西北局组织部进行“审干”时，因邢子舟在1943年由康生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对于1933年9月被捕事宜交待不清楚，审查后决定1954年11月15日开除党籍。
1955年初，邢子舟被调往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办公室工作，在出国工人管理局工作期间，家住北京西便门外大街10号院，和时任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的 曹昆隆（曹昆隆，原名曹瑞生，1902年9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中鱼口乡班嘴村一个雇农家庭。1926年8月参加中共南县县委领导的工农运动。1927年3月组织领导南县两千多农民向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县政府关押的区农协主席黄泽忠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率领游击队除掉了游港当地的恶霸地主曾汉生。1928年春夏之交，处决了国民党南县团防局局长、清乡委委员汤东荪之父汤梅卿。接着，曹昆隆一鼓作气，率队相继攻打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盘踞的荷花嘴，班嘴等地，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扩大了队伍。1930年6月曹昆隆参加段德昌、贺龙领导的红军。1931年任红三军经理处运输大队部司务长。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任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1946年任晋绥军区三纵队五旅供给部长。1953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曹昆隆同志为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1955年，解放军以苏军为模式进行正规化建设，准备对开国将士授衔，曹昆隆是1927年入党，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长征时就担任团级干部，按照其职务（1953年任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和资历，授将校衔应无问题。况且佩戴军衔的西式大礼服也已量体裁衣，正在制作中。曹昆隆却主动让贤，以年大体弱，文化水平低，不适应现代化军队要求为由，向组织申请转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曹昆隆当年本来可以在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62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视察室视察专员。1984年9月3日下午，曹昆隆因患喉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1984年9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两家是邻居，关系很好。
1957年3月起，因国务院规划 出国工人管理局将于1958年撤消，邢子舟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邢子舟多次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商业部党委等申请恢复党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原任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元帅挨整等事件影响，终未能如愿恢复党籍。
邢子舟（又名邢之舟，邢志周，邢子州，邢志舟等，1914—1965），原名邢崇道，陕西高陵县人。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解放前历任陕西学运领导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临潼栎阳区地下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长，关中地委社会科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职务，解放后历任新中国陕西省高陵县第一任县长，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等职务。1965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邢子舟于1914年出生于陕西高陵县张卜乡杏王村。幼年的邢子舟聪明、好问博人喜欢。六岁时，在本村私塾上学，学名崇道。其二弟，三弟，四弟分别为：邢崇孝，邢崇义，邢崇信。父亲邢继先，三叔父邢继安，祖上系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至陕西高陵，与陕西临潼郝邢村的邢姓同宗同族，移民至高陵后祖上本在高陵张卜大寨，南刘，塬后等村世居，到了邢子舟的祖父这一代时，其祖父分家后考虑到为了做小生意方便，便移居到离县城所在地鹿苑镇较近的杏王村生活发展，由于受晋商文化的影响，其家族一直保留着刀客文化的传统，到了邢子舟父亲这一代时，父亲邢继先仍是当地知名的刀客，精熟武术，持双刀，有一身好武艺，为人仗义，颇有侠骨，好打抱不平，但脾气较暴躁，在1932年邢子舟 18岁时由于与本县渭河边夹滩的土匪发生摩擦，其父邢继先于1932年夏的一天晚上被土匪用枪杀害，之后大家庭由祖母尹氏，母亲董氏与三叔父邢继安掌管，秉承祖父及父母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祖母尹氏，父亲邢继先，叔父邢继安、母亲董氏均对其教管甚严，家道虽逐渐中落，但母亲董氏靠给邻村高家村高氏大家族纺线织布/做些零活贴补家用供邢子舟 及其弟 邢崇义就学读书，其弟邢崇义在解放前也完成了中专的学业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在1950年其母董氏去世时，当地 世绅专门制做一四米多长，一米余高的 鎏金牌匾，上书 高风亮节 等字样以颂扬董氏，该牌匾于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抢走，现不知去向。基于这些因素，邢子舟在求学期间刻苦好学，出类拔萃，后相继考入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省属西安市中山高级中学读书。
在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现三原南郊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该校有多名共产党员的老师和教员，邢子舟很早就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早在1923年，早期共产党人、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明轩从北京大学毕业，应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聘请，来到渭北中学任教。李子洲为训育主任，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学校教员也多为进步人士。1928年1月，渭北初级中学改名陕西第三中学。到1932年年初，省立第三中学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三原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张维新（三中职员）党员有孙玉如（教员），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等(赵伯平回忆)。
1931年下半年，邢子舟开始在西安中山中学（旧址在西安市北大街，现为西安二中）就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总支书记，后担任团省委巡视员等职务，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年，组织学生砸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31年冬, 邢子舟与旅居西安的高陵学生韩学理等人,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游行,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党部、赶走狗党官”的标语,迫使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本县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3次“缴农”运动。并向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提出，要求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中山中学 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卖国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的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出生于临潼郝邢村的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人，中共党员，原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开国少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将军也曾在该校就读(1932.4-1933.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陕西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成立，中山中学的周洪涛(1911—1940，原名崇义，化名光波、必达、松林，西安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担任晋绥边区太原县长时牺牲于山西抗日前线)和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李赋言、一中的李敬修等同学被选为执行委员。周洪涛担任常委，并负责宣传股的工作。
10月7日，周洪涛等人作为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的代表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给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将来对日作战。
10月17日，周洪涛和中山中学师生参加了西安教育界万人抗日集会。他们要求政府当局不得干涉民众运动。并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报、《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10月22日，中山中学、一中、师范学校、女中等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将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改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山中学的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和李赋言等继续当选为常委和执委，周洪涛并担任了宣传部部长。第一师范的李含英担任救国会主席。会议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会总会的成立大会和全国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斗争，并决定每周二、四、六下午停课，全体学生外出进行抗日宣传。
11月2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三次总会执委及各分会常委联席会，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30人代表各校出席。会议决定：(1)每周二、四、六下午继续停课;(2)设立研究课程：日本侵略中国史、民众运动之理论、满蒙地势大要、日本之概况、时事之分析和国势之大概;(3)宣传部设立抗日通讯刊物;(4)制定寒假工作大纲。
12月10日，西安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抗日救国会组织下，到北大街公共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大学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反动军警，切实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接着学生又到新城请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带病到广场，回答学生的要求。18日继续游行示威。
12月1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李敬修、李含英、白素莲四人向省政府请愿，晋谒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陈述18日游行示威经过，并呈上请愿条件三则：一、呈请中央改组陕西省党部;二、请将田毅安、于国桢、张明经三执委撤职查办;三、请省府扣止省党部经费。南汉宸先生逐条答复同意，惟第一条除由省府转呈请示外，并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
12月23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周洪涛、李敬修等带领全市中学生集会，公开呼喊“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会后，学生冲进南院门陕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痛打党部委员田毅安、张明经等人。游行示威的学生又到田毅安、张明经、于国桢三人家中打砸，将烟土、珠宝、衣物、家具等堆到街上示众，烧掉。不久，田毅安等三人被迫辞职。
12月28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周洪涛主持下，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讨论寒假宣传工作计划，并制定了宣传队组织办法，以便各校学生积极参加。代表会决议组织各县同学宣传队，利用寒假期间，扩大抗日宣传，唤醒国人，早除倭贼。随后，周洪涛组织中山中学回乡学生宣传队，利用寒假回各县宣传。西安的一些进步记者耿德庵、马子静、王文德、李筱屏等也到各地农村采访。
1932年1月12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为锦州失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千言万语，不如拼命去干;宣言片片，何若荷枪向前”。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2月24日，共青团西安市委做出《上海事变与陕西团的任务决议》，要求扩大反帝运动。
1932年2月，国民政府妥协，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从浦东撤离。4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受蒋介石委派来西安宣扬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要对西安各学校师生“训话”。24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团市委书记刘映胜主持召开各校团支部和抗日团体负责人秘密开会，进行布置。
25日上午，教育厅长李寿亭(李百龄)陪同戴季陶到民乐园训话。戴首先讲中国“道统”的历史，又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四维八德”就是这个“道统”的精华。学生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学习。陕西的学风不好，好闹学潮，这是不对的。
陕西学生救国会宣传部长周洪涛、中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史克寿等人纷纷向讲台递小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东北并进攻上海，政府为什么不抵抗?”戴季陶搪塞，又讲：学生要“安心读书”和“读书救国”的谬论。大家打断他的话说：“东三省沦陷了，几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我们怎能安心?”戴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台下史克寿、周洪涛等人大喊：“打!打!”多数学生都站了起来，喊：“打倒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史克寿、方毅民、方培钦、邢崇道(邢子舟)、郝克勇等党团员就用土块、瓦片、铜元封向戴季陶打去，并拥向讲台。一时会场秩序大乱。戴一看形势不对，赶快跑进后台，从后面小门跑了。
史克寿登上汽车车顶发表声讨戴季陶的演说。接着，周洪涛同中山中学同学丁志明、陈元方等砸毁汽车并烧掉。事件发生当晚，按照党团省委指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李含英、周洪涛等召开各校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心继续战斗，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坚决驱逐戴季陶，全市各校一律罢课。戴季陶只好灰溜溜跑回南京。
西安学生驱逐戴季陶运动后，数十名学生被捕。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李含英被捕后叛变，而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执委史克寿、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继续坚持斗争。
1932年5～7月，邢子舟，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组织中山中学的学生还参加了反对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校长黎青岚的斗争。
1932年夏的一天，邢子舟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高陵县昭慧寺塔的顶层向同为高陵县早期革命者的张策（杰出的纪检领导干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转达了省委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命他为高陵县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的决定。在这一年夏天，由于父亲的突然被害，让 邢子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国仇与家恨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其跟随共产党革命一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信仰，信心和决心。
1933年9月19日，因打入省委的坐探王国治夫妇告密，邢子舟在西安和时任省委共青团书记的 雷振东，史克寿等几位委员在西安开会时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高陵，在城南草市小学教书。1934年邢子舟逃亡北平。西安事变前夕，他回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杨新成，许宗岳一起主持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砸了国民党县党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为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邢子舟和在西安上学的本县学生许宗岳（共产党员），白文鳌，聂景德等30余人，响应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返回本县，联系各小学部分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失学青年百余人，成立“高陵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宣传活动。1937年1月9日，组织各界群众千余人，在县城举行武装自卫大会，通电全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项主张。救国会成员砸了县党部的牌子，悬挂高陵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救国会的行动，在全县引起极大轰动。各种社会势力纷纷向救国会靠拢，国民党县政府也拨付300石小麦作为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一连驻县城北关客栈，“前线剧社”在县 冬至会 宣传演出。邢子舟、许宗岳、白文鳌等人遂与驻地红军领导人取得联系,在全县掀起大规模“支红”、“扩红”活动。募集大批粮食、衣物,动员近百名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队伍。救国会还清算了国民党高陵县长陈家珍的贪污罪行,将其驱逐出境。在冬至会期间,协助西安绥靖公署逮捕公审了窜至高陵的共产党叛徒、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委员潘士杰,将其处决。
1937年1月20日，邢子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于1937年9月回到三原县，以小学教师身份在三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年经周芝轩（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许宗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季至1940年夏，邢子舟任临潼县栎阳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地下武装斗争。
临潼栎阳地区在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从此，南来北往的同志频繁，多从栎阳、徐杨经过，因此使栎阳地区担负的保卫护送的任务加重。在杨宜翰、谈国帆、王志温的领导之下，武装力量已扩展至康桥、交口一带。当时可调动的长短枪达1000多支，使徐杨、栎阳地区成为共产党在关中东部的一个重要的红色交通线的联络点。党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刘少奇、李先念、汪锋等先后安全地通过这里，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李先念曾谈过：“我从那里经过，很安全，那里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故徐杨素有“小边区”之称。当1936年，刘少奇由延安赴华北路经徐杨时，就住在宜翰家里，曾向杨提出开展革命活动的三项指示：“搞武装、抓政权、办学校。”并向杨宜翰早年办的徐杨小学题写了“蒙以养正”四个大字。他此后又建立了上寨小学，徐杨中学等，在学校里配备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学校也成为党组织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杨宜翰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仇恨。千方百计企图加害。他们利用被杨开除了的胡作非为的卫兵许自成，摸清杨的情况，指使许带领五六人，突然于1939年10月20日晚，向杨宜翰袭击。当时杨正在栎阳街一家商铺与毛瑞甫商量事情，未及防备。毛瑞甫与卫兵姜四当场牺牲，宜翰受伤滚至床下还击，敌人逃走自此宜翰受惊染病，于1940年11月逝世，终年43岁。党中央追认其为烈士。此事件史称“栎阳事件”。1937年至1938年间，邢子舟委派仵步淮（1903～1983，原名仵麦成，陕西临潼县徐杨乡老仵村人。解放后被任命为栎阳区长，后又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县联社主任等工作。1955年至1958年担任临潼县副县长，以后历任省泾河工程局处长，东方红电灌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在栎阳街开设烟房子，作为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另外仵步淮受王志温、毛瑞甫的安排，在栎阳开设地下兵工厂，聘用技师自造枪支，取得很大成绩，极大地发展了革命的地下武装力量。
1940年夏，由于“栎阳事件”的发生，邢子舟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陕西省委供给科工作。同年秋，参加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第一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科长，后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局长。
1946年至1947年，邢子舟曾任中共关中地委社会科副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等职务。他和刘永瑞同志从1945年夏起担任耀县柳林联合客栈负责人，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接送同志们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敌区统战工作，“柳林联合客栈”是关中地委（此前为关中分委）在此建立的密秘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年开设的），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改为联合客栈，后归陕工委领导，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1945年夏，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邢子舟和刘永瑞同志多次完成了安全护送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陈少敏、汪锋、郑位三，戴季英等同志从陕南过关中回陕北延安的任务，并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9年2月20日，经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高陵县人民政府成立，邢子舟任县长，隶属关中分区专员公署。4月，改属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随解放西安的部队行动。
1949年5月13日，高陵解放。中共高陵县委、县政府带领工作人员进驻高陵县城，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烂摊子。5月17日县委宣布成立高陵县游击大队，邢子舟同志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1949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主席刘景范，副主席杨明轩 共同签署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高陵县长。他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支前、清匪、反恶霸运动，积极建立基层政权，筹备召开高陵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1949年9月阴雨49天，灾情严重。他带领干部，冒雨光脚跑了20多个村庄，排水抗涝，发动群众，募捐自救，深受群众拥戴。
邢子舟同志工作上雷厉风行、扎扎实实的忘我精神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1949年11月底，他便被调往兰州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负责接管国民党西北公路交通部，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当时派去的人中只有部长霍维德和邢子舟同志两个人是共产党员，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面对困难，积极克服，努力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各省、地部门的配合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此，习仲勋同志曾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大力赞扬。
1953年5月15日，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7月至9月，邢子舟参加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并于1953年9月9日当选为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因受高饶事件影响，西北局组织部进行“审干”时，因邢子舟在1943年由康生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对于1933年9月被捕事宜交待不清楚，审查后决定1954年11月15日开除党籍。
1955年初，邢子舟被调往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办公室工作，在出国工人管理局工作期间，家住北京西便门外大街10号院，和时任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的 曹昆隆（曹昆隆，原名曹瑞生，1902年9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中鱼口乡班嘴村一个雇农家庭。1926年8月参加中共南县县委领导的工农运动。1927年3月组织领导南县两千多农民向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县政府关押的区农协主席黄泽忠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率领游击队除掉了游港当地的恶霸地主曾汉生。1928年春夏之交，处决了国民党南县团防局局长、清乡委委员汤东荪之父汤梅卿。接着，曹昆隆一鼓作气，率队相继攻打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盘踞的荷花嘴，班嘴等地，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扩大了队伍。1930年6月曹昆隆参加段德昌、贺龙领导的红军。1931年任红三军经理处运输大队部司务长。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任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1946年任晋绥军区三纵队五旅供给部长。1953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曹昆隆同志为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1955年，解放军以苏军为模式进行正规化建设，准备对开国将士授衔，曹昆隆是1927年入党，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长征时就担任团级干部，按照其职务（1953年任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和资历，授将校衔应无问题。况且佩戴军衔的西式大礼服也已量体裁衣，正在制作中。曹昆隆却主动让贤，以年大体弱，文化水平低，不适应现代化军队要求为由，向组织申请转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曹昆隆当年本来可以在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62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视察室视察专员。1984年9月3日下午，曹昆隆因患喉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1984年9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两家是邻居，关系很好。
1957年3月起，因国务院规划 出国工人管理局将于1958年撤消，邢子舟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邢子舟多次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商业部党委等申请恢复党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原任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元帅挨整等事件影响，终未能如愿恢复党籍。
看看这一份人物生平。属于“审干”后保留职务的例子，为什么这样处理，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
邢子舟（又名邢之舟，邢志周，邢子州，邢志舟等，1914—1965），原名邢崇道，陕西高陵县人。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解放前历任陕西学运领导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临潼栎阳区地下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长，关中地委社会科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职务，解放后历任新中国陕西省高陵县第一任县长，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等职务。1965年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邢子舟于1914年出生于陕西高陵县张卜乡杏王村。幼年的邢子舟聪明、好问博人喜欢。六岁时，在本村私塾上学，学名崇道。其二弟，三弟，四弟分别为：邢崇孝，邢崇义，邢崇信。父亲邢继先，三叔父邢继安，祖上系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至陕西高陵，与陕西临潼郝邢村的邢姓同宗同族，移民至高陵后祖上本在高陵张卜大寨，南刘，塬后等村世居，到了邢子舟的祖父这一代时，其祖父分家后考虑到为了做小生意方便，便移居到离县城所在地鹿苑镇较近的杏王村生活发展，由于受晋商文化的影响，其家族一直保留着刀客文化的传统，到了邢子舟父亲这一代时，父亲邢继先仍是当地知名的刀客，精熟武术，持双刀，有一身好武艺，为人仗义，颇有侠骨，好打抱不平，但脾气较暴躁，在1932年邢子舟 18岁时由于与本县渭河边夹滩的土匪发生摩擦，其父邢继先于1932年夏的一天晚上被土匪用枪杀害，之后大家庭由祖母尹氏，母亲董氏与三叔父邢继安掌管，秉承祖父及父母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祖母尹氏，父亲邢继先，叔父邢继安、母亲董氏均对其教管甚严，家道虽逐渐中落，但母亲董氏靠给邻村高家村高氏大家族纺线织布/做些零活贴补家用供邢子舟 及其弟 邢崇义就学读书，其弟邢崇义在解放前也完成了中专的学业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在1950年其母董氏去世时，当地 世绅专门制做一四米多长，一米余高的 鎏金牌匾，上书 高风亮节 等字样以颂扬董氏，该牌匾于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抢走，现不知去向。基于这些因素，邢子舟在求学期间刻苦好学，出类拔萃，后相继考入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省属西安市中山高级中学读书。
在三原渭北初级中学（现三原南郊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该校有多名共产党员的老师和教员，邢子舟很早就接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早在1923年，早期共产党人、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明轩从北京大学毕业，应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聘请，来到渭北中学任教。李子洲为训育主任，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学校教员也多为进步人士。1928年1月，渭北初级中学改名陕西第三中学。到1932年年初，省立第三中学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三原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张维新（三中职员）党员有孙玉如（教员），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等(赵伯平回忆)。
1931年下半年，邢子舟开始在西安中山中学（旧址在西安市北大街，现为西安二中）就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总支书记，后担任团省委巡视员等职务，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年，组织学生砸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31年冬, 邢子舟与旅居西安的高陵学生韩学理等人,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游行,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党部、赶走狗党官”的标语,迫使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本县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3次“缴农”运动。并向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提出，要求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中山中学 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卖国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的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出生于临潼郝邢村的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2010年2月23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人，中共党员，原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开国少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将军也曾在该校就读(1932.4-1933.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陕西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成立，中山中学的周洪涛(1911—1940，原名崇义，化名光波、必达、松林，西安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担任晋绥边区太原县长时牺牲于山西抗日前线)和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李赋言、一中的李敬修等同学被选为执行委员。周洪涛担任常委，并负责宣传股的工作。
10月7日，周洪涛等人作为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的代表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给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将来对日作战。
10月17日，周洪涛和中山中学师生参加了西安教育界万人抗日集会。他们要求政府当局不得干涉民众运动。并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报、《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10月22日，中山中学、一中、师范学校、女中等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将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改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山中学的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史克寿和李赋言等继续当选为常委和执委，周洪涛并担任了宣传部部长。第一师范的李含英担任救国会主席。会议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会总会的成立大会和全国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斗争，并决定每周二、四、六下午停课，全体学生外出进行抗日宣传。
11月2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三次总会执委及各分会常委联席会，周洪涛、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30人代表各校出席。会议决定：(1)每周二、四、六下午继续停课;(2)设立研究课程：日本侵略中国史、民众运动之理论、满蒙地势大要、日本之概况、时事之分析和国势之大概;(3)宣传部设立抗日通讯刊物;(4)制定寒假工作大纲。
12月10日，西安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抗日救国会组织下，到北大街公共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大学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反动军警，切实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接着学生又到新城请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带病到广场，回答学生的要求。18日继续游行示威。
12月19日上午，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李敬修、李含英、白素莲四人向省政府请愿，晋谒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陈述18日游行示威经过，并呈上请愿条件三则：一、呈请中央改组陕西省党部;二、请将田毅安、于国桢、张明经三执委撤职查办;三、请省府扣止省党部经费。南汉宸先生逐条答复同意，惟第一条除由省府转呈请示外，并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
12月23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周洪涛、李敬修等带领全市中学生集会，公开呼喊“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会后，学生冲进南院门陕西省党部，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痛打党部委员田毅安、张明经等人。游行示威的学生又到田毅安、张明经、于国桢三人家中打砸，将烟土、珠宝、衣物、家具等堆到街上示众，烧掉。不久，田毅安等三人被迫辞职。
12月28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周洪涛主持下，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讨论寒假宣传工作计划，并制定了宣传队组织办法，以便各校学生积极参加。代表会决议组织各县同学宣传队，利用寒假期间，扩大抗日宣传，唤醒国人，早除倭贼。随后，周洪涛组织中山中学回乡学生宣传队，利用寒假回各县宣传。西安的一些进步记者耿德庵、马子静、王文德、李筱屏等也到各地农村采访。
1932年1月12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为锦州失陷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千言万语，不如拼命去干;宣言片片，何若荷枪向前”。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2月24日，共青团西安市委做出《上海事变与陕西团的任务决议》，要求扩大反帝运动。
1932年2月，国民政府妥协，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从浦东撤离。4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受蒋介石委派来西安宣扬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要对西安各学校师生“训话”。24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团市委书记刘映胜主持召开各校团支部和抗日团体负责人秘密开会，进行布置。
25日上午，教育厅长李寿亭(李百龄)陪同戴季陶到民乐园训话。戴首先讲中国“道统”的历史，又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四维八德”就是这个“道统”的精华。学生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学习。陕西的学风不好，好闹学潮，这是不对的。
陕西学生救国会宣传部长周洪涛、中山中学团支部书记史克寿等人纷纷向讲台递小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东北并进攻上海，政府为什么不抵抗?”戴季陶搪塞，又讲：学生要“安心读书”和“读书救国”的谬论。大家打断他的话说：“东三省沦陷了，几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我们怎能安心?”戴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台下史克寿、周洪涛等人大喊：“打!打!”多数学生都站了起来，喊：“打倒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史克寿、方毅民、方培钦、邢崇道(邢子舟)、郝克勇等党团员就用土块、瓦片、铜元封向戴季陶打去，并拥向讲台。一时会场秩序大乱。戴一看形势不对，赶快跑进后台，从后面小门跑了。
史克寿登上汽车车顶发表声讨戴季陶的演说。接着，周洪涛同中山中学同学丁志明、陈元方等砸毁汽车并烧掉。事件发生当晚，按照党团省委指示，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李含英、周洪涛等召开各校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心继续战斗，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坚决驱逐戴季陶，全市各校一律罢课。戴季陶只好灰溜溜跑回南京。
西安学生驱逐戴季陶运动后，数十名学生被捕。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李含英被捕后叛变，而抗日救国会常委周洪涛、执委史克寿、邢崇道(邢子舟)、李赋言、李敬修等继续坚持斗争。
1932年5～7月，邢子舟，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组织中山中学的学生还参加了反对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的斗争以及反对国民党校长黎青岚的斗争。
1932年夏的一天，邢子舟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高陵县昭慧寺塔的顶层向同为高陵县早期革命者的张策（杰出的纪检领导干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转达了省委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命他为高陵县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的决定。在这一年夏天，由于父亲的突然被害，让 邢子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当前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国仇与家恨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其跟随共产党革命一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信仰，信心和决心。
1933年9月19日，因打入省委的坐探王国治夫妇告密，邢子舟在西安和时任省委共青团书记的 雷振东，史克寿等几位委员在西安开会时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高陵，在城南草市小学教书。1934年邢子舟逃亡北平。西安事变前夕，他回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杨新成，许宗岳一起主持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砸了国民党县党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为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邢子舟和在西安上学的本县学生许宗岳（共产党员），白文鳌，聂景德等30余人，响应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返回本县，联系各小学部分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失学青年百余人，成立“高陵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宣传活动。1937年1月9日，组织各界群众千余人，在县城举行武装自卫大会，通电全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项主张。救国会成员砸了县党部的牌子，悬挂高陵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牌子。救国会的行动，在全县引起极大轰动。各种社会势力纷纷向救国会靠拢，国民党县政府也拨付300石小麦作为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一连驻县城北关客栈，“前线剧社”在县 冬至会 宣传演出。邢子舟、许宗岳、白文鳌等人遂与驻地红军领导人取得联系,在全县掀起大规模“支红”、“扩红”活动。募集大批粮食、衣物,动员近百名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队伍。救国会还清算了国民党高陵县长陈家珍的贪污罪行,将其驱逐出境。在冬至会期间,协助西安绥靖公署逮捕公审了窜至高陵的共产党叛徒、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委员潘士杰,将其处决。
1937年1月20日，邢子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于1937年9月回到三原县，以小学教师身份在三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年经周芝轩（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许宗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季至1940年夏，邢子舟任临潼县栎阳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地下武装斗争。
临潼栎阳地区在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从此，南来北往的同志频繁，多从栎阳、徐杨经过，因此使栎阳地区担负的保卫护送的任务加重。在杨宜翰、谈国帆、王志温的领导之下，武装力量已扩展至康桥、交口一带。当时可调动的长短枪达1000多支，使徐杨、栎阳地区成为共产党在关中东部的一个重要的红色交通线的联络点。党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刘少奇、李先念、汪锋等先后安全地通过这里，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李先念曾谈过：“我从那里经过，很安全，那里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故徐杨素有“小边区”之称。当1936年，刘少奇由延安赴华北路经徐杨时，就住在宜翰家里，曾向杨提出开展革命活动的三项指示：“搞武装、抓政权、办学校。”并向杨宜翰早年办的徐杨小学题写了“蒙以养正”四个大字。他此后又建立了上寨小学，徐杨中学等，在学校里配备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学校也成为党组织地下活动的重要基地。杨宜翰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仇恨。千方百计企图加害。他们利用被杨开除了的胡作非为的卫兵许自成，摸清杨的情况，指使许带领五六人，突然于1939年10月20日晚，向杨宜翰袭击。当时杨正在栎阳街一家商铺与毛瑞甫商量事情，未及防备。毛瑞甫与卫兵姜四当场牺牲，宜翰受伤滚至床下还击，敌人逃走自此宜翰受惊染病，于1940年11月逝世，终年43岁。党中央追认其为烈士。此事件史称“栎阳事件”。1937年至1938年间，邢子舟委派仵步淮（1903～1983，原名仵麦成，陕西临潼县徐杨乡老仵村人。解放后被任命为栎阳区长，后又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县联社主任等工作。1955年至1958年担任临潼县副县长，以后历任省泾河工程局处长，东方红电灌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在栎阳街开设烟房子，作为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另外仵步淮受王志温、毛瑞甫的安排，在栎阳开设地下兵工厂，聘用技师自造枪支，取得很大成绩，极大地发展了革命的地下武装力量。
1940年夏，由于“栎阳事件”的发生，邢子舟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陕西省委供给科工作。同年秋，参加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第一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税务局税收科科长，后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税务局局长。
1946年至1947年，邢子舟曾任中共关中地委社会科副科长、关中地委供给科科长等职务。他和刘永瑞同志从1945年夏起担任耀县柳林联合客栈负责人，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接送同志们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敌区统战工作，“柳林联合客栈”是关中地委（此前为关中分委）在此建立的密秘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年开设的），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改为联合客栈，后归陕工委领导，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1945年夏，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邢子舟和刘永瑞同志多次完成了安全护送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陈少敏、汪锋、郑位三，戴季英等同志从陕南过关中回陕北延安的任务，并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9年2月20日，经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高陵县人民政府成立，邢子舟任县长，隶属关中分区专员公署。4月，改属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随解放西安的部队行动。
1949年5月13日，高陵解放。中共高陵县委、县政府带领工作人员进驻高陵县城，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留下的烂摊子。5月17日县委宣布成立高陵县游击大队，邢子舟同志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1949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主席刘景范，副主席杨明轩 共同签署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高陵县长。他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支前、清匪、反恶霸运动，积极建立基层政权，筹备召开高陵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1949年9月阴雨49天，灾情严重。他带领干部，冒雨光脚跑了20多个村庄，排水抗涝，发动群众，募捐自救，深受群众拥戴。
邢子舟同志工作上雷厉风行、扎扎实实的忘我精神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1949年11月底，他便被调往兰州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办公厅主任，负责接管国民党西北公路交通部，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当时派去的人中只有部长霍维德和邢子舟同志两个人是共产党员，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面对困难，积极克服，努力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各省、地部门的配合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此，习仲勋同志曾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大力赞扬。
1953年5月15日，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状，任命邢子舟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7月至9月，邢子舟参加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并于1953年9月9日当选为西安市第五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因受高饶事件影响，西北局组织部进行“审干”时，因邢子舟在1943年由康生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对于1933年9月被捕事宜交待不清楚，审查后决定1954年11月15日开除党籍。
1955年初，邢子舟被调往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办公室工作，在出国工人管理局工作期间，家住北京西便门外大街10号院，和时任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的 曹昆隆（曹昆隆，原名曹瑞生，1902年9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中鱼口乡班嘴村一个雇农家庭。1926年8月参加中共南县县委领导的工农运动。1927年3月组织领导南县两千多农民向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县政府关押的区农协主席黄泽忠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率领游击队除掉了游港当地的恶霸地主曾汉生。1928年春夏之交，处决了国民党南县团防局局长、清乡委委员汤东荪之父汤梅卿。接着，曹昆隆一鼓作气，率队相继攻打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盘踞的荷花嘴，班嘴等地，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扩大了队伍。1930年6月曹昆隆参加段德昌、贺龙领导的红军。1931年任红三军经理处运输大队部司务长。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任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1946年任晋绥军区三纵队五旅供给部长。1953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曹昆隆同志为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1955年，解放军以苏军为模式进行正规化建设，准备对开国将士授衔，曹昆隆是1927年入党，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长征时就担任团级干部，按照其职务（1953年任军委空军后勤部车管部部长）和资历，授将校衔应无问题。况且佩戴军衔的西式大礼服也已量体裁衣，正在制作中。曹昆隆却主动让贤，以年大体弱，文化水平低，不适应现代化军队要求为由，向组织申请转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曹昆隆当年本来可以在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62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视察室视察专员。1984年9月3日下午，曹昆隆因患喉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1984年9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两家是邻居，关系很好。
1957年3月起，因国务院规划 出国工人管理局将于1958年撤消，邢子舟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储运处处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邢子舟多次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商业部党委等申请恢复党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原任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元帅挨整等事件影响，终未能如愿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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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审干政策有两个缺点。
第一，根据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审查干部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了解干部，主要应从政治上去进行审查，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同时又要多方面地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更有计划地培养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从上引审干的目的来看，它不包含、不具备爱惜人才、特别是珍惜突出人才的思想，而这种人才则是建国的宝贵财富；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审干工作中，建国后党内新吸纳的知识分子干部成为了最重要的审查对象之一。这样一来，就常常使得国内比较有才华和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伤害。
第二，《审干决定》关于审干方法的规定是：“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首先应将每个干部现有的档案材料集中起来，加以整理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和调查的线索，然后进一步进行调查；最后将这些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结论。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周密细致，实事求是，切忌粗枝大叶、主观推断；切忌采取‘ 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必须抓住关键问题与本质问题，不要纠缠在枝节问题与表面现象上；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家庭问题与本人问题以及情节轻重、罪恶大小等等均须严格加以区别。” 这种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对于审干具体负责人，《审干决定》中规定选择“政治完全可靠、作风正派的干部”，实际上是领导认为“政治可靠，作风正派”的干部，也就是领导信得过的人。而这些人大都忠于上级，希望在审干工作中做出成绩、获得提拔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大都尽最大可能地在被审查干部的个人历史中寻找问题，找不到大问题就抓小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一种繁琐哲学。
与此同时，审干工作钻入繁琐哲学陷阱后，往往揪住细微末节的问题不放，忽视从大处、从全局着眼看问题，漠视被审者个人历史中主要的方面。原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刘实曾经对审干办公室的人说，“刘绪贻从青少年起就很爱国，虽然曾被迫参加过国民党，但他却极端厌恶、反对国民党。他认为美国既是天堂，也是地狱。解放前夕他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继续读博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爱国爱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吗？他的历史我可以打包票。”然而，已钻进繁琐哲学陷阱的市工会联合会审干人员，是不能像刘实这样从大处、全局看问题的。由于这种繁琐哲学的原故，我国的审干工作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伤害了多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现在看来，我国审干工作方法还不仅陷入繁琐哲学陷阱，更重要的是违反了国家宪法。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在受审期间却不被允许回家，有一段时间甚至被禁闭；第90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我在受审期间家中却被搜查；第91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我在受审期间却被停止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我有严重历史问题(还不说罪行)时发生的。这不是严重的违宪行为吗？
2009年8月20日
（刘绪贻/口述 赵晓悦/整理。）
第一，根据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审查干部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了解干部，主要应从政治上去进行审查，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同时又要多方面地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更有计划地培养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从上引审干的目的来看，它不包含、不具备爱惜人才、特别是珍惜突出人才的思想，而这种人才则是建国的宝贵财富；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审干工作中，建国后党内新吸纳的知识分子干部成为了最重要的审查对象之一。这样一来，就常常使得国内比较有才华和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伤害。
第二，《审干决定》关于审干方法的规定是：“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首先应将每个干部现有的档案材料集中起来，加以整理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和调查的线索，然后进一步进行调查；最后将这些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结论。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周密细致，实事求是，切忌粗枝大叶、主观推断；切忌采取‘ 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必须抓住关键问题与本质问题，不要纠缠在枝节问题与表面现象上；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家庭问题与本人问题以及情节轻重、罪恶大小等等均须严格加以区别。” 这种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对于审干具体负责人，《审干决定》中规定选择“政治完全可靠、作风正派的干部”，实际上是领导认为“政治可靠，作风正派”的干部，也就是领导信得过的人。而这些人大都忠于上级，希望在审干工作中做出成绩、获得提拔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大都尽最大可能地在被审查干部的个人历史中寻找问题，找不到大问题就抓小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一种繁琐哲学。
与此同时，审干工作钻入繁琐哲学陷阱后，往往揪住细微末节的问题不放，忽视从大处、从全局着眼看问题，漠视被审者个人历史中主要的方面。原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刘实曾经对审干办公室的人说，“刘绪贻从青少年起就很爱国，虽然曾被迫参加过国民党，但他却极端厌恶、反对国民党。他认为美国既是天堂，也是地狱。解放前夕他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继续读博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爱国爱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吗？他的历史我可以打包票。”然而，已钻进繁琐哲学陷阱的市工会联合会审干人员，是不能像刘实这样从大处、全局看问题的。由于这种繁琐哲学的原故，我国的审干工作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伤害了多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现在看来，我国审干工作方法还不仅陷入繁琐哲学陷阱，更重要的是违反了国家宪法。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在受审期间却不被允许回家，有一段时间甚至被禁闭；第90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我在受审期间家中却被搜查；第91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我在受审期间却被停止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我有严重历史问题(还不说罪行)时发生的。这不是严重的违宪行为吗？
2009年8月20日
（刘绪贻/口述 赵晓悦/整理。）
1955年的肃反，即使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而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丁玲，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丁玲在1933年被捕的所谓历史问题，一直像看不见的“紧箍咒”一般纠缠着她。虽然在1940年已经由陈云、李富春具名作出过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在1943年审干时，丁玲又补充交代了自己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个条子，说出来后居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云云，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丁玲因这个条子的事情，历史问题就被挂起来了。
在1955年，因胡风问题引发的“人人过关”的肃反，丁玲的历史问题也必然被翻腾出来。
任何历史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某些个人的决定或者说决策，但若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955年的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那时，人们对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残酷历史还记忆犹新，因而在肃反中，对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关系的，或者被国民党逮捕过而以各种方式脱离国民党羁绊的人，抱有一种怀疑心理是很正常的心态。丁玲在被捕后，国民党因慑于其威望每个月给予她100块大洋的生活费的事情，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眼里，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而国民党逮捕丁玲时，与其在一起的另一位共产党人应修人因拒捕而牺牲的事实，在那个年代，也不免让人联想许多。
丁玲陷入了难以辩解的处境。
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大约在批判丁玲的同时就已开始了 。批判结束后，审查继续进行。为此，刘白羽曾在1955年的10月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调查丁玲、陈企霞的历史。大约也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与丁玲有关系的姚篷子，与陈企霞有关系的翁涛，也随之或稍后被押解到京。刘白羽在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姚篷子交代的材料，即是姚交代的与丁玲有关的材料。
这样的历史审查，对丁玲是不小的压力。她在信中说“我考虑在我的历史问题组织上还在审查中”的话表明，她知道作协有可能以此来拒绝她参加这次理事会的。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文责由作者自负。
丁玲在1933年被捕的所谓历史问题，一直像看不见的“紧箍咒”一般纠缠着她。虽然在1940年已经由陈云、李富春具名作出过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在1943年审干时，丁玲又补充交代了自己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个条子，说出来后居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云云，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丁玲因这个条子的事情，历史问题就被挂起来了。
在1955年，因胡风问题引发的“人人过关”的肃反，丁玲的历史问题也必然被翻腾出来。
任何历史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某些个人的决定或者说决策，但若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955年的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那时，人们对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残酷历史还记忆犹新，因而在肃反中，对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关系的，或者被国民党逮捕过而以各种方式脱离国民党羁绊的人，抱有一种怀疑心理是很正常的心态。丁玲在被捕后，国民党因慑于其威望每个月给予她100块大洋的生活费的事情，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眼里，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而国民党逮捕丁玲时，与其在一起的另一位共产党人应修人因拒捕而牺牲的事实，在那个年代，也不免让人联想许多。
丁玲陷入了难以辩解的处境。
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大约在批判丁玲的同时就已开始了 。批判结束后，审查继续进行。为此，刘白羽曾在1955年的10月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调查丁玲、陈企霞的历史。大约也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与丁玲有关系的姚篷子，与陈企霞有关系的翁涛，也随之或稍后被押解到京。刘白羽在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姚篷子交代的材料，即是姚交代的与丁玲有关的材料。
这样的历史审查，对丁玲是不小的压力。她在信中说“我考虑在我的历史问题组织上还在审查中”的话表明，她知道作协有可能以此来拒绝她参加这次理事会的。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