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首位到达现场指挥官：我看着它撞上世贸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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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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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消防员衣服

　　“我是看着它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乔·菲佛说。

　　飞机撞上大楼前一个小时，时任纽约市消防局第一大队事务长的乔接到了一个电话，称马路上有煤气管道泄露。他带了几个人前去检查，在检查间隙，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我们转过身，看到一架飞机向下飞过来，冲着南边的世贸中心直直飞过去，撞到世贸中心大楼上。”

　　他距离世贸中心只有10分钟车程。10秒钟内，他通过无线电向消防局报告了这一情况、向世贸中心北塔发布了警报，并立即率领分队驱车前往北塔。

　　他是纽约消防局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指挥官。

　　“没有人知道究竟要如何应对（这样一场灾难）。这是一场恐怖袭击行动。没有人会想到飞机会被当作武器，没有人为这种级别的事故做过准备，这是超出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象范围的事。简直无法想象。”乔说。

　　九派新闻特约撰稿洪露茜 发自美国纽约

　　马行夹道中

　　在他赶往现场的路上，看到楼上有一个洞，大约有三到四层楼那么大。抵达北塔时，并没有看到火冒出来，也没看到烟。乔说，他们应该是在楼的西侧，但是楼上有一个明显的洞。

　　当时能够估测到的是，撞击点大约在80层，电梯全部无法使用。

　　“我们知道有20层楼的人被困在火场上方，我们必须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开始派消防部队爬楼上去救人。”乔下达了第一个指挥命令。

　　美国消防服最基本的配置包括头盔、裤子、外套、手套、靴子和一个氧气罐，重约20公斤。通常，消防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携带很多工具，全身携带重量可达35公斤。

　　“我跟消防车分队说，一半人带软管上去就行了，另一半人不用带。起码开始先别带。”乔回忆道。

　　在乔办公室墙上的那一排照片里，有一张半身照很显眼。里面的人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穿着一身消防服，面带温和的微笑，充满自信地站着。

　　那是他弟弟凯文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前3天拍的照片，是凯文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丝印记。

　　乔最后一次看见他弟弟，正是在911那天他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之后。凯文是第33消防车分队的中尉，在收到第二次警报后赶赴现场。兄弟俩虽然同在纽约消防局供职，却难得在工作时相见。

　　兄弟同赴火场，这是一次让人惊喜却又苦涩的偶遇。

　　他们简单地说了一两句话。“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那并不只是彼此表达关切的眼神——我们俩心里都清楚，这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你永远不知道每一次再见会不会是永别。对于菲佛兄弟来说，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在浓烟和火光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楼如此脆弱不堪，承载使命的两兄弟在火场话别，此后竟成永诀。

　　灾难一旦爆发，程序就自动启动，这是这个机制下运转的基本常理。

　　马行夹道中。凯文率领他的分队上楼，而乔留在大厅指挥中心继续指挥调度。

　　最终，凯文在帮助他的分队撤离大楼时牺牲。分队里所有人都逃了出来，只有他没有。

　　一切都结束了

　　另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南塔之后，指挥中心与消防员的沟通成了头等难题。

　　“我们试图启用大楼的中继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使。车里的中继器也用不了。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最终只能依靠步话机通讯，但在摩天大楼里很难收到信号。”乔说。

　　2001年的纽约，消防局内部通讯主要靠无线电，但无线电信号在世贸中心这样的摩天高楼里效果很差。

　　此时的世贸中心，电话信号已全部中断，无线电波不稳定，楼内的中继器无法启用，楼内已成盲区。指挥中心对楼内消防部队的情况无从了解，命令很难及时传达下去。

　　乔意识到局势失控，紧急下达撤离命令。因通讯不畅，很多消防员不能及时接到撤离命令，错过最佳逃生时间。

　　双子塔之间有一座人行桥可作为撤离的捷径，乔试图通知楼上的消防队员：“我通过无线电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可以从桥上走，桥是完好的，可以从桥上撤离，但是没有应答。我喊了很多遍，很多很多遍。”

　　北楼大厅的指挥中心四周烟雾缭绕。数次通讯联络尝试失败后，指挥官们像是大楼里的困兽，既得不到楼上消防员的消息，也丧失了一切外部信息。

　　最致命的障碍并不在通讯设备，而在参与救援的不同部门之间。

　　“在现场，警察和消防员彼此之间不讲话……我们没有从警察那里获取任何有效的报告。曾一度有人在说有第二架飞机要撞上来，我们试图确认这个消息，但是没法确认。后来又有人说有第三架飞机，我们试图确认，但没办法与现场任何一个执法人员确认这个消息。”乔说。

　　当时现场有纽约消防局、纽约警察局、纽约急救中心、负责大楼的纽新港管局警察部门（PAPD，纽约新泽西港务管理局下属的警察部门，独立于纽约市警察局——记者注）、以及来自联邦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城市搜救小组等多方搜救力量。

　　不同部门之间没有任何沟通。灾难救援中最重要的资源信息共享成为空谈。

　　纽约消防局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当天上午9点59分，在短短十几秒时间里，世贸中心南塔整体坍塌，扬起的烟雾尘土笼罩了整个纽约曼哈顿下城。

　　此时，全纽约市数百名消防员都聚集在双子塔里面。

　　撤离的命令已经发出。

　　乔回忆说：“当时有个别指挥官说我们必须得离开大楼，有很重要的事。他们说我们没办法在楼里指挥，必须离开。我知道如何从大楼里逃出去。你看，这是我分管的楼，我去过好几百次。这给了我一些思考的时间。在那几秒钟时间里，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无法在楼里指挥，我们就必须把所有消防员都撤出来。”

　　他又一次拿起对讲机下达了全体撤退的命令。

　　烟雾、尘土、纸屑、碎石、砂砾，这是末日的景象。

　　逃到马路上的乔被这一切包围着，大楼内外似乎并无分别。乔找到了他的几名同事，他们站在马路中央，试图理清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塌了。满眼看到的都是垃圾。直到那时我也不知道整座楼都塌了。我知道有很严重的坍塌发生，但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我看不到，没有人告诉我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无线电讯息。”乔回忆说。

　　南塔坍塌后约20分钟，北塔也整体坍塌。

　　“所有东西都朝我们涌来。天开始变成棕黄色，我们躲在车下面，接着整条街都变黑了。那时我心想，一切都结束了。”乔说。

　　因为无法接到撤退命令，数十名消防员顷刻间覆亡。共计有343名消防员在此次灾难中丧生。

　　重新定义消防员

　　50多岁的乔头发灰白，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九派新闻特约记者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开会上。

　　早上与技术研发部讨论他们正在研制的一种电子指挥平板的进展情况，之后是一个关于史泰登岛最近发生的枪击案的行动后回顾总结会议，接着向副局长汇报最近反恐与应急准备方面的新进展。

　　911事件成为乔职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作为纽约消防局反恐与应急准备中心事务长，乔对消防员的职责有了全新的认识。

　　全美国的消防局都不再认为自己只负责灭火——他们是在提供保障生命安全的服务。

　　“他们要会灭火，要进行医疗急救，要能够应对飞机、火车、汽车等各种交通事故，要有能力处理有毒物质和工业事故，要在坍塌废墟、洪水、飓风、暴风雪、地震中进行搜救工作，他们还要学会在恐怖袭击中抢救生命。”

　　消防局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通讯科技的升级换代。

　　“现在，我们能通过我们自己搭建的内部通讯网络，实时传送数据、语音、视频等。通过特殊的智能手机设备，火场内部的消防员和外部人员能更好地沟通衔接。我们也在给消防员提供更好更全面的培训，以提升他们的核心能力，不仅是灭火能力。”乔说。

　　现在，多频无线电通讯系统使消防局与警察局等其他部门的沟通毫无障碍。

　　亲历了这场灾难后，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乔意识到纽约消防局在应对大型危机事件上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领导力和管理能力，是把人聚拢起来，是信息的共享”。

　　911后，他就着手筹备纽约消防局反恐与应急准备中心，希望能够从组织架构的高度提升纽约消防局应急准备领域的核心能力。

　　如今，乔拥有包括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等不止一个硕士学位，是哈佛肯尼迪学院危机领导力项目和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在重要期刊发表过30多篇研究文章。

　　乔认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在灾难事件中不仅要对事件进行管理，还要联络、协调和统筹，“现在在处理紧急事件时，我们能够把不同方面的决策者聚到一起，共同商讨策略。我们能够统筹协调多方资源，尽可能高效地完成任务”。

　　在那场灾难中，那么多消防员参与了这次救援，那么多指挥官经历了这场灾难，最后站出来推动这一切改变的，为什么是乔·菲佛？

　　在他的办公室，乔略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我想是因为我与（消防局在袭击后做出的）应急反应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那是我负责的区域。我在那，经历了现场。我感到有一份责任在里面。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训，我觉得把这些经验教训传达给别人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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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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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消防员衣服

　　“我是看着它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乔·菲佛说。

　　飞机撞上大楼前一个小时，时任纽约市消防局第一大队事务长的乔接到了一个电话，称马路上有煤气管道泄露。他带了几个人前去检查，在检查间隙，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我们转过身，看到一架飞机向下飞过来，冲着南边的世贸中心直直飞过去，撞到世贸中心大楼上。”

　　他距离世贸中心只有10分钟车程。10秒钟内，他通过无线电向消防局报告了这一情况、向世贸中心北塔发布了警报，并立即率领分队驱车前往北塔。

　　他是纽约消防局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指挥官。

　　“没有人知道究竟要如何应对（这样一场灾难）。这是一场恐怖袭击行动。没有人会想到飞机会被当作武器，没有人为这种级别的事故做过准备，这是超出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象范围的事。简直无法想象。”乔说。

　　九派新闻特约撰稿洪露茜 发自美国纽约

　　马行夹道中

　　在他赶往现场的路上，看到楼上有一个洞，大约有三到四层楼那么大。抵达北塔时，并没有看到火冒出来，也没看到烟。乔说，他们应该是在楼的西侧，但是楼上有一个明显的洞。

　　当时能够估测到的是，撞击点大约在80层，电梯全部无法使用。

　　“我们知道有20层楼的人被困在火场上方，我们必须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开始派消防部队爬楼上去救人。”乔下达了第一个指挥命令。

　　美国消防服最基本的配置包括头盔、裤子、外套、手套、靴子和一个氧气罐，重约20公斤。通常，消防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携带很多工具，全身携带重量可达35公斤。

　　“我跟消防车分队说，一半人带软管上去就行了，另一半人不用带。起码开始先别带。”乔回忆道。

　　在乔办公室墙上的那一排照片里，有一张半身照很显眼。里面的人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穿着一身消防服，面带温和的微笑，充满自信地站着。

　　那是他弟弟凯文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前3天拍的照片，是凯文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丝印记。

　　乔最后一次看见他弟弟，正是在911那天他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之后。凯文是第33消防车分队的中尉，在收到第二次警报后赶赴现场。兄弟俩虽然同在纽约消防局供职，却难得在工作时相见。

　　兄弟同赴火场，这是一次让人惊喜却又苦涩的偶遇。

　　他们简单地说了一两句话。“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那并不只是彼此表达关切的眼神——我们俩心里都清楚，这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你永远不知道每一次再见会不会是永别。对于菲佛兄弟来说，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在浓烟和火光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楼如此脆弱不堪，承载使命的两兄弟在火场话别，此后竟成永诀。

　　灾难一旦爆发，程序就自动启动，这是这个机制下运转的基本常理。

　　马行夹道中。凯文率领他的分队上楼，而乔留在大厅指挥中心继续指挥调度。

　　最终，凯文在帮助他的分队撤离大楼时牺牲。分队里所有人都逃了出来，只有他没有。

　　一切都结束了

　　另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南塔之后，指挥中心与消防员的沟通成了头等难题。

　　“我们试图启用大楼的中继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使。车里的中继器也用不了。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最终只能依靠步话机通讯，但在摩天大楼里很难收到信号。”乔说。

　　2001年的纽约，消防局内部通讯主要靠无线电，但无线电信号在世贸中心这样的摩天高楼里效果很差。

　　此时的世贸中心，电话信号已全部中断，无线电波不稳定，楼内的中继器无法启用，楼内已成盲区。指挥中心对楼内消防部队的情况无从了解，命令很难及时传达下去。

　　乔意识到局势失控，紧急下达撤离命令。因通讯不畅，很多消防员不能及时接到撤离命令，错过最佳逃生时间。

　　双子塔之间有一座人行桥可作为撤离的捷径，乔试图通知楼上的消防队员：“我通过无线电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可以从桥上走，桥是完好的，可以从桥上撤离，但是没有应答。我喊了很多遍，很多很多遍。”

　　北楼大厅的指挥中心四周烟雾缭绕。数次通讯联络尝试失败后，指挥官们像是大楼里的困兽，既得不到楼上消防员的消息，也丧失了一切外部信息。

　　最致命的障碍并不在通讯设备，而在参与救援的不同部门之间。

　　“在现场，警察和消防员彼此之间不讲话……我们没有从警察那里获取任何有效的报告。曾一度有人在说有第二架飞机要撞上来，我们试图确认这个消息，但是没法确认。后来又有人说有第三架飞机，我们试图确认，但没办法与现场任何一个执法人员确认这个消息。”乔说。

　　当时现场有纽约消防局、纽约警察局、纽约急救中心、负责大楼的纽新港管局警察部门（PAPD，纽约新泽西港务管理局下属的警察部门，独立于纽约市警察局——记者注）、以及来自联邦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城市搜救小组等多方搜救力量。

　　不同部门之间没有任何沟通。灾难救援中最重要的资源信息共享成为空谈。

　　纽约消防局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当天上午9点59分，在短短十几秒时间里，世贸中心南塔整体坍塌，扬起的烟雾尘土笼罩了整个纽约曼哈顿下城。

　　此时，全纽约市数百名消防员都聚集在双子塔里面。

　　撤离的命令已经发出。

　　乔回忆说：“当时有个别指挥官说我们必须得离开大楼，有很重要的事。他们说我们没办法在楼里指挥，必须离开。我知道如何从大楼里逃出去。你看，这是我分管的楼，我去过好几百次。这给了我一些思考的时间。在那几秒钟时间里，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无法在楼里指挥，我们就必须把所有消防员都撤出来。”

　　他又一次拿起对讲机下达了全体撤退的命令。

　　烟雾、尘土、纸屑、碎石、砂砾，这是末日的景象。

　　逃到马路上的乔被这一切包围着，大楼内外似乎并无分别。乔找到了他的几名同事，他们站在马路中央，试图理清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塌了。满眼看到的都是垃圾。直到那时我也不知道整座楼都塌了。我知道有很严重的坍塌发生，但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我看不到，没有人告诉我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无线电讯息。”乔回忆说。

　　南塔坍塌后约20分钟，北塔也整体坍塌。

　　“所有东西都朝我们涌来。天开始变成棕黄色，我们躲在车下面，接着整条街都变黑了。那时我心想，一切都结束了。”乔说。

　　因为无法接到撤退命令，数十名消防员顷刻间覆亡。共计有343名消防员在此次灾难中丧生。

　　重新定义消防员

　　50多岁的乔头发灰白，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九派新闻特约记者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开会上。

　　早上与技术研发部讨论他们正在研制的一种电子指挥平板的进展情况，之后是一个关于史泰登岛最近发生的枪击案的行动后回顾总结会议，接着向副局长汇报最近反恐与应急准备方面的新进展。

　　911事件成为乔职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作为纽约消防局反恐与应急准备中心事务长，乔对消防员的职责有了全新的认识。

　　全美国的消防局都不再认为自己只负责灭火——他们是在提供保障生命安全的服务。

　　“他们要会灭火，要进行医疗急救，要能够应对飞机、火车、汽车等各种交通事故，要有能力处理有毒物质和工业事故，要在坍塌废墟、洪水、飓风、暴风雪、地震中进行搜救工作，他们还要学会在恐怖袭击中抢救生命。”

　　消防局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通讯科技的升级换代。

　　“现在，我们能通过我们自己搭建的内部通讯网络，实时传送数据、语音、视频等。通过特殊的智能手机设备，火场内部的消防员和外部人员能更好地沟通衔接。我们也在给消防员提供更好更全面的培训，以提升他们的核心能力，不仅是灭火能力。”乔说。

　　现在，多频无线电通讯系统使消防局与警察局等其他部门的沟通毫无障碍。

　　亲历了这场灾难后，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乔意识到纽约消防局在应对大型危机事件上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领导力和管理能力，是把人聚拢起来，是信息的共享”。

　　911后，他就着手筹备纽约消防局反恐与应急准备中心，希望能够从组织架构的高度提升纽约消防局应急准备领域的核心能力。

　　如今，乔拥有包括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等不止一个硕士学位，是哈佛肯尼迪学院危机领导力项目和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在重要期刊发表过30多篇研究文章。

　　乔认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在灾难事件中不仅要对事件进行管理，还要联络、协调和统筹，“现在在处理紧急事件时，我们能够把不同方面的决策者聚到一起，共同商讨策略。我们能够统筹协调多方资源，尽可能高效地完成任务”。

　　在那场灾难中，那么多消防员参与了这次救援，那么多指挥官经历了这场灾难，最后站出来推动这一切改变的，为什么是乔·菲佛？

　　在他的办公室，乔略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我想是因为我与（消防局在袭击后做出的）应急反应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那是我负责的区域。我在那，经历了现场。我感到有一份责任在里面。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训，我觉得把这些经验教训传达给别人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