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历次中国阅兵式上的外国政要：见证外交冷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22:43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阅兵典礼。 本报资料图
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见证人民军队阔步跨越的磅礴力量。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９年，新中国先后在这里举行14次国庆阅兵。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９年，每年１０月１日都举行国庆阅兵。此后，连续２４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１９８４年，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时，恢复了国庆阅兵。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分别举行了国庆５０周年、６０周年阅兵。历次阅兵式展示的武器装备，显示出中国军队６０多年来从骡马化、摩托化、机械化到信息化的深刻变革。
事实上，自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至２００９年，很多外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泽登巴尔、苏加诺、诺沃提尼、西哈努克等都曾受邀出席国庆阅兵庆典。66年间，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成了展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随着时代的变迁，城楼上的观礼者，他们共同见证的，是一个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捍卫和平的成长
本报记者 陈娟 发自北京
8月25日上午，距离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有30位，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韩国总统朴槿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等，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9月3日当天，他们或都将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阅兵观礼。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邀请外国政要参加阅兵式。从1949年开国典礼到现今，66年间中国已成功举办了14次大阅兵，且几乎每次都有外国首脑的面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中国历次阅兵邀请的外国首脑和外宾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不同年代通过这些外国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在外交形式和政策上的变化。”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开国大典与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1日，刚刚入秋的北京天气有些凉。天安门城楼上的红色主席台已布置完毕，城楼檐下，八盏大红灯笼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红旗迎风招展。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
当时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有齐赫文斯基，他作为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受邀观看开国大典。后来，齐赫文斯基回忆起自己在开国大典中的特殊经历，作为听众之一的鲁培新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追述了当时的故事：
当日阅兵式完毕后天色渐暗，游行队伍进入广场，天空中升起了节日焰火。齐赫文斯基正在城楼上观看时，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走到他身边，转告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谈，让他在庆典完后回到总领馆不要离开。
果然，齐赫文斯基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就见到了韩叙。韩叙把一封正式信函交给了他，信函的主要内容就是通知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齐赫文斯基很快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斯大林两个小时后即答复。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齐赫文斯基说，至今他仍然珍藏着那封正式信函的复印件。
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开国大典上未能邀请更多的外宾参加。除苏联代表团外，还有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国庆大典邀请外宾观礼的开始。
邀请外宾观礼成重要外交场合
“上世纪50年代，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国庆阅兵庆典，受邀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鲁培新介绍说。
比如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国庆阅兵典礼，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除了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来自46个国家的429位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
“这些外宾们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鲁培新说，这成功地展示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做的努力。
到了1954年5周年国庆庆典阅兵时，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旁边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人员。
这是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早在当年8月，赫鲁晓夫就决定利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机会，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赫鲁晓夫认为，除参加庆祝活动外，代表团的任务应当有两个：一是解决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的遗留问题；二是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步伐。
“这次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赫鲁晓夫说。
国庆庆典后10月11日晚上，中苏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文件的签字仪式。第二天，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将把从苏联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80多件样机赠给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之旅成为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真正开始。
第二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明确提出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中国看看”。自那时起，邀请外宾观礼就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
1955年的国庆庆典上，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19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自此，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和其他友人出现在国庆观礼上。那些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领导人，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等先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苏联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1958年参加国庆阅兵观礼时还曾对毛泽东说：“全民皆兵真了不起！”
见证外交关系冷暖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庆典，观礼台上外宾的人数达到高潮。
据外交部档案统计，当时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其中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包括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泽登巴尔等外国领导人。
“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礼宾人数。”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如是说，由此可见人数是事先经过压缩的。
因为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原因，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庆典印象深刻。当时人数太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被挤得满满的。为避免挤在一起，工作人员不得不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
“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两位大使回忆说。
同样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此时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的态度已与5年前迥然不同。那年9月，他出访美国并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在归国途中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就在这次阅兵典礼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撒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改革开放后“不主动邀请外宾”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决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四年后，国庆15周年时国防部颁布的军队队列条令中，还首次出现阅兵条款。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阅兵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后来不仅国庆阅兵被取消，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取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也有国庆庆典，但是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阅兵，包括1969年、1979年‘逢十’的大庆，也都是群众集会和游行。”鲁培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段时期他正好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也亲历了几次国庆庆典。
直到1983年，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才有了时隔24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大阅兵。适逢35周年大庆，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由万里担任组长的庆祝活动领导小组。
那一年，陪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除了越南的黄文欢同志、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等外，还有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唯一的外国国家元首——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
“事实上，这并不是西哈努克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应该是外宾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一位。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包括后来2009年的国庆阅兵典礼。”鲁培新分析说，主要是因为中柬之间长久维系着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当时西哈努克就在北京。
在1984年之后，中国还先后于1999年和2009年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但除西哈努克外再没有其他外国现任领导人出席。如2009年60周年大阅兵时，登楼观礼的外国人有：西哈努克和夫人、纳米比亚前总统萨姆·努乔马、圣马力诺前执政官泰伦齐、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鲁培新说，改革开放后关于国庆阅兵庆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主动邀请外宾”。他的解释是，一方面邀请外宾的范围不好确定，另一个就是国庆庆典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是想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则就是考虑到经济的原因，要节俭办庆典。”
“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阅兵典礼邀请外宾也渐渐形成了一些规律。
“国庆等大型庆典的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外交部参加小组工作并负责邀请和接待外宾工作。”鲁培新介绍说，这些大型庆典活动重要外宾的邀请，主要是先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邀请方案，按照外交部系统流程向中央逐级请示，最后由国家领导人来确定等到邀请外宾名单审批下来后，由外交部具体来落实，先向该国驻华使馆提出，同时也会通知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等待该国政府的正式答复。
“一般地，选择邀请谁往往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具体交往的现状。”鲁培新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赫鲁晓夫就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除了苏联领导人外，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非洲、拉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也都曾受到邀请。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大都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比如说1954年国庆阅兵庆典，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就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通过观礼，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毫无疑问，作为先锋代表的波伏娃对新中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外宾们在国庆观礼时的感受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鲁培新说。
还有一次重要的例外则发生在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毛泽东正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两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至于今年9月3日再次敞开大门广邀外宾，在鲁培新看来是因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倡导和平的声音接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内人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则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大环境下展示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鲁培新说。http://toutiao.com/a6186768985364021506/?iid=300204184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sms&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阅兵典礼。 本报资料图
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见证人民军队阔步跨越的磅礴力量。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９年，新中国先后在这里举行14次国庆阅兵。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９年，每年１０月１日都举行国庆阅兵。此后，连续２４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１９８４年，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时，恢复了国庆阅兵。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分别举行了国庆５０周年、６０周年阅兵。历次阅兵式展示的武器装备，显示出中国军队６０多年来从骡马化、摩托化、机械化到信息化的深刻变革。
事实上，自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至２００９年，很多外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泽登巴尔、苏加诺、诺沃提尼、西哈努克等都曾受邀出席国庆阅兵庆典。66年间，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成了展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随着时代的变迁，城楼上的观礼者，他们共同见证的，是一个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捍卫和平的成长
本报记者 陈娟 发自北京
8月25日上午，距离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有30位，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韩国总统朴槿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等，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9月3日当天，他们或都将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阅兵观礼。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邀请外国政要参加阅兵式。从1949年开国典礼到现今，66年间中国已成功举办了14次大阅兵，且几乎每次都有外国首脑的面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中国历次阅兵邀请的外国首脑和外宾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不同年代通过这些外国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在外交形式和政策上的变化。”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开国大典与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1日，刚刚入秋的北京天气有些凉。天安门城楼上的红色主席台已布置完毕，城楼檐下，八盏大红灯笼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红旗迎风招展。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
当时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有齐赫文斯基，他作为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受邀观看开国大典。后来，齐赫文斯基回忆起自己在开国大典中的特殊经历，作为听众之一的鲁培新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追述了当时的故事：
当日阅兵式完毕后天色渐暗，游行队伍进入广场，天空中升起了节日焰火。齐赫文斯基正在城楼上观看时，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走到他身边，转告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谈，让他在庆典完后回到总领馆不要离开。
果然，齐赫文斯基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就见到了韩叙。韩叙把一封正式信函交给了他，信函的主要内容就是通知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齐赫文斯基很快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斯大林两个小时后即答复。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齐赫文斯基说，至今他仍然珍藏着那封正式信函的复印件。
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开国大典上未能邀请更多的外宾参加。除苏联代表团外，还有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国庆大典邀请外宾观礼的开始。
邀请外宾观礼成重要外交场合
“上世纪50年代，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国庆阅兵庆典，受邀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鲁培新介绍说。
比如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国庆阅兵典礼，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除了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来自46个国家的429位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
“这些外宾们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鲁培新说，这成功地展示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做的努力。
到了1954年5周年国庆庆典阅兵时，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旁边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人员。
这是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早在当年8月，赫鲁晓夫就决定利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机会，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赫鲁晓夫认为，除参加庆祝活动外，代表团的任务应当有两个：一是解决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的遗留问题；二是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步伐。
“这次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赫鲁晓夫说。
国庆庆典后10月11日晚上，中苏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文件的签字仪式。第二天，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将把从苏联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80多件样机赠给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之旅成为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真正开始。
第二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明确提出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中国看看”。自那时起，邀请外宾观礼就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
1955年的国庆庆典上，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19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自此，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和其他友人出现在国庆观礼上。那些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领导人，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等先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苏联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1958年参加国庆阅兵观礼时还曾对毛泽东说：“全民皆兵真了不起！”
见证外交关系冷暖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庆典，观礼台上外宾的人数达到高潮。
据外交部档案统计，当时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其中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包括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泽登巴尔等外国领导人。
“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礼宾人数。”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如是说，由此可见人数是事先经过压缩的。
因为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原因，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庆典印象深刻。当时人数太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被挤得满满的。为避免挤在一起，工作人员不得不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
“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两位大使回忆说。
同样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此时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的态度已与5年前迥然不同。那年9月，他出访美国并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在归国途中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就在这次阅兵典礼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撒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改革开放后“不主动邀请外宾”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决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四年后，国庆15周年时国防部颁布的军队队列条令中，还首次出现阅兵条款。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阅兵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后来不仅国庆阅兵被取消，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取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也有国庆庆典，但是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阅兵，包括1969年、1979年‘逢十’的大庆，也都是群众集会和游行。”鲁培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段时期他正好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也亲历了几次国庆庆典。
直到1983年，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才有了时隔24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大阅兵。适逢35周年大庆，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由万里担任组长的庆祝活动领导小组。
那一年，陪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除了越南的黄文欢同志、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等外，还有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唯一的外国国家元首——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
“事实上，这并不是西哈努克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应该是外宾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一位。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包括后来2009年的国庆阅兵典礼。”鲁培新分析说，主要是因为中柬之间长久维系着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当时西哈努克就在北京。
在1984年之后，中国还先后于1999年和2009年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但除西哈努克外再没有其他外国现任领导人出席。如2009年60周年大阅兵时，登楼观礼的外国人有：西哈努克和夫人、纳米比亚前总统萨姆·努乔马、圣马力诺前执政官泰伦齐、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鲁培新说，改革开放后关于国庆阅兵庆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主动邀请外宾”。他的解释是，一方面邀请外宾的范围不好确定，另一个就是国庆庆典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是想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则就是考虑到经济的原因，要节俭办庆典。”
“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阅兵典礼邀请外宾也渐渐形成了一些规律。
“国庆等大型庆典的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外交部参加小组工作并负责邀请和接待外宾工作。”鲁培新介绍说，这些大型庆典活动重要外宾的邀请，主要是先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邀请方案，按照外交部系统流程向中央逐级请示，最后由国家领导人来确定等到邀请外宾名单审批下来后，由外交部具体来落实，先向该国驻华使馆提出，同时也会通知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等待该国政府的正式答复。
“一般地，选择邀请谁往往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具体交往的现状。”鲁培新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赫鲁晓夫就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除了苏联领导人外，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非洲、拉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也都曾受到邀请。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大都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比如说1954年国庆阅兵庆典，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就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通过观礼，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毫无疑问，作为先锋代表的波伏娃对新中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外宾们在国庆观礼时的感受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鲁培新说。
还有一次重要的例外则发生在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毛泽东正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两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至于今年9月3日再次敞开大门广邀外宾，在鲁培新看来是因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倡导和平的声音接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内人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则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大环境下展示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鲁培新说。http://toutiao.com/a6186768985364021506/?iid=300204184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sms&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
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见证人民军队阔步跨越的磅礴力量。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９年，新中国先后在这里举行14次国庆阅兵。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９年，每年１０月１日都举行国庆阅兵。此后，连续２４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１９８４年，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时，恢复了国庆阅兵。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分别举行了国庆５０周年、６０周年阅兵。历次阅兵式展示的武器装备，显示出中国军队６０多年来从骡马化、摩托化、机械化到信息化的深刻变革。
事实上，自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至２００９年，很多外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泽登巴尔、苏加诺、诺沃提尼、西哈努克等都曾受邀出席国庆阅兵庆典。66年间，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成了展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随着时代的变迁，城楼上的观礼者，他们共同见证的，是一个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捍卫和平的成长
本报记者 陈娟 发自北京
8月25日上午，距离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有30位，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韩国总统朴槿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等，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9月3日当天，他们或都将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阅兵观礼。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邀请外国政要参加阅兵式。从1949年开国典礼到现今，66年间中国已成功举办了14次大阅兵，且几乎每次都有外国首脑的面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中国历次阅兵邀请的外国首脑和外宾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不同年代通过这些外国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在外交形式和政策上的变化。”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开国大典与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1日，刚刚入秋的北京天气有些凉。天安门城楼上的红色主席台已布置完毕，城楼檐下，八盏大红灯笼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红旗迎风招展。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
当时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有齐赫文斯基，他作为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受邀观看开国大典。后来，齐赫文斯基回忆起自己在开国大典中的特殊经历，作为听众之一的鲁培新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追述了当时的故事：
当日阅兵式完毕后天色渐暗，游行队伍进入广场，天空中升起了节日焰火。齐赫文斯基正在城楼上观看时，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走到他身边，转告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谈，让他在庆典完后回到总领馆不要离开。
果然，齐赫文斯基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就见到了韩叙。韩叙把一封正式信函交给了他，信函的主要内容就是通知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齐赫文斯基很快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斯大林两个小时后即答复。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齐赫文斯基说，至今他仍然珍藏着那封正式信函的复印件。
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开国大典上未能邀请更多的外宾参加。除苏联代表团外，还有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国庆大典邀请外宾观礼的开始。
邀请外宾观礼成重要外交场合
“上世纪50年代，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国庆阅兵庆典，受邀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鲁培新介绍说。
比如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国庆阅兵典礼，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除了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来自46个国家的429位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
“这些外宾们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鲁培新说，这成功地展示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做的努力。
到了1954年5周年国庆庆典阅兵时，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旁边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人员。
这是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早在当年8月，赫鲁晓夫就决定利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机会，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赫鲁晓夫认为，除参加庆祝活动外，代表团的任务应当有两个：一是解决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的遗留问题；二是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步伐。
“这次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赫鲁晓夫说。
国庆庆典后10月11日晚上，中苏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文件的签字仪式。第二天，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将把从苏联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80多件样机赠给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之旅成为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真正开始。
第二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明确提出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中国看看”。自那时起，邀请外宾观礼就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
1955年的国庆庆典上，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19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自此，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和其他友人出现在国庆观礼上。那些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领导人，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等先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苏联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1958年参加国庆阅兵观礼时还曾对毛泽东说：“全民皆兵真了不起！”
见证外交关系冷暖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庆典，观礼台上外宾的人数达到高潮。
据外交部档案统计，当时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其中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包括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泽登巴尔等外国领导人。
“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礼宾人数。”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如是说，由此可见人数是事先经过压缩的。
因为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原因，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庆典印象深刻。当时人数太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被挤得满满的。为避免挤在一起，工作人员不得不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
“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两位大使回忆说。
同样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此时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的态度已与5年前迥然不同。那年9月，他出访美国并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在归国途中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就在这次阅兵典礼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撒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改革开放后“不主动邀请外宾”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决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四年后，国庆15周年时国防部颁布的军队队列条令中，还首次出现阅兵条款。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阅兵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后来不仅国庆阅兵被取消，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取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也有国庆庆典，但是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阅兵，包括1969年、1979年‘逢十’的大庆，也都是群众集会和游行。”鲁培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段时期他正好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也亲历了几次国庆庆典。
直到1983年，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才有了时隔24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大阅兵。适逢35周年大庆，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由万里担任组长的庆祝活动领导小组。
那一年，陪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除了越南的黄文欢同志、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等外，还有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唯一的外国国家元首——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
“事实上，这并不是西哈努克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应该是外宾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一位。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包括后来2009年的国庆阅兵典礼。”鲁培新分析说，主要是因为中柬之间长久维系着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当时西哈努克就在北京。
在1984年之后，中国还先后于1999年和2009年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但除西哈努克外再没有其他外国现任领导人出席。如2009年60周年大阅兵时，登楼观礼的外国人有：西哈努克和夫人、纳米比亚前总统萨姆·努乔马、圣马力诺前执政官泰伦齐、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鲁培新说，改革开放后关于国庆阅兵庆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主动邀请外宾”。他的解释是，一方面邀请外宾的范围不好确定，另一个就是国庆庆典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是想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则就是考虑到经济的原因，要节俭办庆典。”
“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阅兵典礼邀请外宾也渐渐形成了一些规律。
“国庆等大型庆典的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外交部参加小组工作并负责邀请和接待外宾工作。”鲁培新介绍说，这些大型庆典活动重要外宾的邀请，主要是先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邀请方案，按照外交部系统流程向中央逐级请示，最后由国家领导人来确定等到邀请外宾名单审批下来后，由外交部具体来落实，先向该国驻华使馆提出，同时也会通知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等待该国政府的正式答复。
“一般地，选择邀请谁往往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具体交往的现状。”鲁培新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赫鲁晓夫就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除了苏联领导人外，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非洲、拉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也都曾受到邀请。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大都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比如说1954年国庆阅兵庆典，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就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通过观礼，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毫无疑问，作为先锋代表的波伏娃对新中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外宾们在国庆观礼时的感受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鲁培新说。
还有一次重要的例外则发生在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毛泽东正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两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至于今年9月3日再次敞开大门广邀外宾，在鲁培新看来是因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倡导和平的声音接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内人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则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大环境下展示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鲁培新说。http://toutiao.com/a6186768985364021506/?iid=300204184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sms&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阅兵典礼。 本报资料图
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见证人民军队阔步跨越的磅礴力量。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９年，新中国先后在这里举行14次国庆阅兵。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９年，每年１０月１日都举行国庆阅兵。此后，连续２４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１９８４年，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时，恢复了国庆阅兵。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分别举行了国庆５０周年、６０周年阅兵。历次阅兵式展示的武器装备，显示出中国军队６０多年来从骡马化、摩托化、机械化到信息化的深刻变革。
事实上，自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至２００９年，很多外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泽登巴尔、苏加诺、诺沃提尼、西哈努克等都曾受邀出席国庆阅兵庆典。66年间，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成了展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随着时代的变迁，城楼上的观礼者，他们共同见证的，是一个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捍卫和平的成长
本报记者 陈娟 发自北京
8月25日上午，距离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外国领导人有30位，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韩国总统朴槿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等，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9位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10位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9月3日当天，他们或都将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阅兵观礼。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邀请外国政要参加阅兵式。从1949年开国典礼到现今，66年间中国已成功举办了14次大阅兵，且几乎每次都有外国首脑的面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中国历次阅兵邀请的外国首脑和外宾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不同年代通过这些外国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在外交形式和政策上的变化。”外交部礼宾司前代司长鲁培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开国大典与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1日，刚刚入秋的北京天气有些凉。天安门城楼上的红色主席台已布置完毕，城楼檐下，八盏大红灯笼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红旗迎风招展。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
当时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有齐赫文斯基，他作为苏联驻华总领事、苏联驻华最高长官受邀观看开国大典。后来，齐赫文斯基回忆起自己在开国大典中的特殊经历，作为听众之一的鲁培新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追述了当时的故事：
当日阅兵式完毕后天色渐暗，游行队伍进入广场，天空中升起了节日焰火。齐赫文斯基正在城楼上观看时，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走到他身边，转告他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谈，让他在庆典完后回到总领馆不要离开。
果然，齐赫文斯基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东交民巷37号总领馆就见到了韩叙。韩叙把一封正式信函交给了他，信函的主要内容就是通知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齐赫文斯基很快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斯大林两个小时后即答复。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齐赫文斯基说，至今他仍然珍藏着那封正式信函的复印件。
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开国大典上未能邀请更多的外宾参加。除苏联代表团外，还有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国庆大典邀请外宾观礼的开始。
邀请外宾观礼成重要外交场合
“上世纪50年代，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国庆阅兵庆典，受邀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鲁培新介绍说。
比如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国庆阅兵典礼，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除了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来自46个国家的429位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
“这些外宾们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鲁培新说，这成功地展示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做的努力。
到了1954年5周年国庆庆典阅兵时，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旁边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人员。
这是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早在当年8月，赫鲁晓夫就决定利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机会，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赫鲁晓夫认为，除参加庆祝活动外，代表团的任务应当有两个：一是解决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的遗留问题；二是加快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步伐。
“这次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赫鲁晓夫说。
国庆庆典后10月11日晚上，中苏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文件的签字仪式。第二天，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将把从苏联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80多件样机赠给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之旅成为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真正开始。
第二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明确提出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中国看看”。自那时起，邀请外宾观礼就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
1955年的国庆庆典上，参加观礼的外宾共2190人，其中苏联专家就占了1050人。自此，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和其他友人出现在国庆观礼上。那些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领导人，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等先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苏联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1958年参加国庆阅兵观礼时还曾对毛泽东说：“全民皆兵真了不起！”
见证外交关系冷暖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庆典，观礼台上外宾的人数达到高潮。
据外交部档案统计，当时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其中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包括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泽登巴尔等外国领导人。
“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礼宾人数。”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如是说，由此可见人数是事先经过压缩的。
因为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原因，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庆典印象深刻。当时人数太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被挤得满满的。为避免挤在一起，工作人员不得不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
“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两位大使回忆说。
同样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此时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的态度已与5年前迥然不同。那年9月，他出访美国并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在归国途中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就在这次阅兵典礼时，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撒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共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赫鲁晓夫再也没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中国群众的欢呼。
改革开放后“不主动邀请外宾”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决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四年后，国庆15周年时国防部颁布的军队队列条令中，还首次出现阅兵条款。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阅兵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后来不仅国庆阅兵被取消，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取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也有国庆庆典，但是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阅兵，包括1969年、1979年‘逢十’的大庆，也都是群众集会和游行。”鲁培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段时期他正好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也亲历了几次国庆庆典。
直到1983年，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才有了时隔24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大阅兵。适逢35周年大庆，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由万里担任组长的庆祝活动领导小组。
那一年，陪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除了越南的黄文欢同志、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等外，还有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唯一的外国国家元首——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
“事实上，这并不是西哈努克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应该是外宾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一位。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包括后来2009年的国庆阅兵典礼。”鲁培新分析说，主要是因为中柬之间长久维系着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当时西哈努克就在北京。
在1984年之后，中国还先后于1999年和2009年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但除西哈努克外再没有其他外国现任领导人出席。如2009年60周年大阅兵时，登楼观礼的外国人有：西哈努克和夫人、纳米比亚前总统萨姆·努乔马、圣马力诺前执政官泰伦齐、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鲁培新说，改革开放后关于国庆阅兵庆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主动邀请外宾”。他的解释是，一方面邀请外宾的范围不好确定，另一个就是国庆庆典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是想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则就是考虑到经济的原因，要节俭办庆典。”
“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阅兵典礼邀请外宾也渐渐形成了一些规律。
“国庆等大型庆典的组织工作，一般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外交部参加小组工作并负责邀请和接待外宾工作。”鲁培新介绍说，这些大型庆典活动重要外宾的邀请，主要是先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邀请方案，按照外交部系统流程向中央逐级请示，最后由国家领导人来确定等到邀请外宾名单审批下来后，由外交部具体来落实，先向该国驻华使馆提出，同时也会通知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等待该国政府的正式答复。
“一般地，选择邀请谁往往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和一些国家具体交往的现状。”鲁培新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赫鲁晓夫就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除了苏联领导人外，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非洲、拉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也都曾受到邀请。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大都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比如说1954年国庆阅兵庆典，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就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通过观礼，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毫无疑问，作为先锋代表的波伏娃对新中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外宾们在国庆观礼时的感受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鲁培新说。
还有一次重要的例外则发生在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毛泽东正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两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至于今年9月3日再次敞开大门广邀外宾，在鲁培新看来是因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倡导和平的声音接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国内人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则是在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大环境下展示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鲁培新说。http://toutiao.com/a6186768985364021506/?iid=300204184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sms&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