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危已逝，谁来思危？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王石川

　　7月12日，成思危逝世，享年80岁。成思危是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由于在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整整一个月前的6月11日，成思危迎来了80寿辰，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看望并祝贺，成思危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了两句：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这十四个字，或可涵盖成先生的精神坐标。“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理想，献真言，正是成思危身上的显著标签。

　　成思危，名门之后。其父成舍我，著名报人，1924年创办《世界晚报》，立下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1935年创办《立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立报旨在立己、立人、立国，“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许是受其父影响，成思危曾言，新闻工作者应该发扬四种精神，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这是成思危的新闻观，也是他的价值观。

　　成思危曾担任11年之久的民建中央主席，且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到了这个位置，一般不多说话，更不会说听起来刺耳的话。但他每就重大议题发言，无不一针见血，较能保持独立人格，而非趋炎附势，曲意迎合。

　　比如他说，马列主义的“经”不能当作《圣经》一样一个字不能动，必须与时俱进。今天，有不少人思想僵化，上纲上线，动不动挥舞马列主义的大棒，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看似政治正确，实则内心虚弱、用心歹毒。

　　成思危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还是慢了一点，(应该像)邓小平说的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要注重依法、讲理、适度、有效，并非越严越好，过分强调安全性，将使被监管单位就丧失活力。此前不久还说，“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这话从成思危口中说出，令人感佩。一些人动辄奉行阴谋论，这才是最须警惕的阴谋吧？对待海外不同的声音，不能麻木，更不能神经过敏。

　　成思危说过，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这样才能保证分得公平。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至于贫富分化、阶层对立了。成思危还说过：“我国的官员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人治。”人治流毒至今强悍，更凸显必须真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民。

　　成思危的公共发言分为两种，一种只是常识而已，但因为一些学者无视常识而使得他的发言弥足珍贵；另一种是“唱反调”，即说一些并不中听的话，但有理有据，赤心可鉴。这样的反调，应该多多益善。为此，他不仅敢说真话，也提醒国家的智囊也说真话。比如，他谈到国家的智库，曾告诫道：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是光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而且不能没有根本地说no。

　　当然，说“不”不是故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前提是实事求是，“你说no的话也要敢于说为什么是no”。这种思想切入口，远比一些“歌德派”学者更可敬。媒体曾披露，学者于建嵘曾在某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一个会上发言：“刚才XX的发言实在让我听不下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样违心地讲话，坐在台上的领导瞧得起我们吗？”其背景是，XX此前的发言尽是谀词。每个学者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但是，如果不说真话，如果只拣领导好听的说，如果明明看到了危机仍然大唱赞歌，就极其可悲、可怕。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思想独立，本是学者最基本的治学立场。如果学者连思想独立、人格独立都做不到，把奉承当成职业，把唱赞歌当成使命，把报喜不报忧当成高尚之举，还谈何操守？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只会误国误民。“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这是成先生的自许，有多少学者能做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思危已逝，谁来思危？
http://news.sina.com.cn/zl/zatan/2015-07-12/13354054.shtml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王石川

　　7月12日，成思危逝世，享年80岁。成思危是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由于在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整整一个月前的6月11日，成思危迎来了80寿辰，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看望并祝贺，成思危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了两句：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这十四个字，或可涵盖成先生的精神坐标。“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理想，献真言，正是成思危身上的显著标签。

　　成思危，名门之后。其父成舍我，著名报人，1924年创办《世界晚报》，立下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1935年创办《立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立报旨在立己、立人、立国，“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许是受其父影响，成思危曾言，新闻工作者应该发扬四种精神，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这是成思危的新闻观，也是他的价值观。

　　成思危曾担任11年之久的民建中央主席，且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到了这个位置，一般不多说话，更不会说听起来刺耳的话。但他每就重大议题发言，无不一针见血，较能保持独立人格，而非趋炎附势，曲意迎合。

　　比如他说，马列主义的“经”不能当作《圣经》一样一个字不能动，必须与时俱进。今天，有不少人思想僵化，上纲上线，动不动挥舞马列主义的大棒，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看似政治正确，实则内心虚弱、用心歹毒。

　　成思危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还是慢了一点，(应该像)邓小平说的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要注重依法、讲理、适度、有效，并非越严越好，过分强调安全性，将使被监管单位就丧失活力。此前不久还说，“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这话从成思危口中说出，令人感佩。一些人动辄奉行阴谋论，这才是最须警惕的阴谋吧？对待海外不同的声音，不能麻木，更不能神经过敏。

　　成思危说过，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这样才能保证分得公平。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至于贫富分化、阶层对立了。成思危还说过：“我国的官员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人治。”人治流毒至今强悍，更凸显必须真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民。

　　成思危的公共发言分为两种，一种只是常识而已，但因为一些学者无视常识而使得他的发言弥足珍贵；另一种是“唱反调”，即说一些并不中听的话，但有理有据，赤心可鉴。这样的反调，应该多多益善。为此，他不仅敢说真话，也提醒国家的智囊也说真话。比如，他谈到国家的智库，曾告诫道：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是光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而且不能没有根本地说no。

　　当然，说“不”不是故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前提是实事求是，“你说no的话也要敢于说为什么是no”。这种思想切入口，远比一些“歌德派”学者更可敬。媒体曾披露，学者于建嵘曾在某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一个会上发言：“刚才XX的发言实在让我听不下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样违心地讲话，坐在台上的领导瞧得起我们吗？”其背景是，XX此前的发言尽是谀词。每个学者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但是，如果不说真话，如果只拣领导好听的说，如果明明看到了危机仍然大唱赞歌，就极其可悲、可怕。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思想独立，本是学者最基本的治学立场。如果学者连思想独立、人格独立都做不到，把奉承当成职业，把唱赞歌当成使命，把报喜不报忧当成高尚之举，还谈何操守？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只会误国误民。“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这是成先生的自许，有多少学者能做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思危已逝，谁来思危？
http://news.sina.com.cn/zl/zatan/2015-07-12/133540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