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高官：斯诺登泄密打草惊蛇 恐怖分子改战术

2015-05-28 08:31:38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黄晋一
核心提示：前中情局情报官称，斯诺登披露了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监控和搜集情报的具体做法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立即开始改变战术，使用美国之外的邮件系统，并在交流时进行加密处理。
参考消息网5月28日报道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5月12日刊登作者尼克·罗密欧撰写的一篇书评，题为《“我们时代的伟大战争”一书提供了知情人士对反恐战争的看法》，摘要如下：
美国中情局前任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撰写的回忆录《我们时代的伟大战争》，让人大开眼界，也给出了警告。
除了提供一大堆知情人披露的各种细节，这本书还得出了许多令人震撼的、强有力的结论：“阿拉伯之春”促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盛行，斯诺登披露的信息直接帮助了极端的“伊斯兰国”组织，启用水刑之类强化审讯手段使美国得到了重要情报，劫持跨大西洋航班仍在“基地”组织的能力范围之内。
莫雷尔在情报界工作了33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成为乔治·特尼特（时任中情局局长）的情报官。这份工作要求他调查并分析中情局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大量情报，并选出要让中情局局长重视的情报。2000年，他出任乔治·W·布什令人羡慕的日常情报官的职务。一周6天、常常是7天都要向总统提供《总统每日简报》－－要么在椭圆形办公室，要么在布什到访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又一次，他负责决定哪些情报值得引起这位大人物的注意。他提交的情报直接影响了总统的世界观、为总统的政策性决策提供了参考。
“9·11”之前，莫雷尔凌晨3点半起床，每天清早为《总统每日简报》做准备并进行润色。“9·11”之后，他从凌晨零点半开始工作，筛选一遍如波涛般汹涌流入中情局的种种威胁信息。在一次坦率的评价中，莫雷尔道出了一些人可能认为重事轻说的话。他说，布什“在外交事务上没有特别深刻的经验。”一些人指责布什在“9·11”之前的几个月漠视、忽视了不祥的威胁情报。对此，莫雷尔为布什进行了辩护。他说，因为情报不包含具体、可控告的信息，布什也不可能做更多事情来阻止袭击。
莫雷尔堪称分析“9·11”前美国情报机构失误的第一人。他讲述了人们熟悉的、1998年对阿富汗霍斯特的导弹袭击几乎炸死本·拉丹的故事。他对中情局的官僚内讧影响了某些军事行动的效力做出了解释——一些情报分析并不总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承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没有分享有关“9·11”劫机犯活动的重要情报。他还为中情局辩护，这一点都不奇怪。他说，上世纪90年代末政治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很多人都对恐怖主义漠不关心，后来又缺乏资金，这使中情局成了当时环境的受害者。
当然，正是“9·11”事件使反恐成为中情局的首要任务，并调动了增加中情局预算、扩大中情局权力的政治意愿。2001年9月15日，星期六，莫雷尔记得布什用下面2句话驳斥了一位国务院官员的建议：“外交，见鬼去吧。我们要开战了。”正是这一思维导致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尽管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疑情报是更直接的催化剂。迪克·切尼及其手下工作人员在莫雷尔的叙述中显得非常糟糕。尽管中情局怀疑并撤回了暗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某些情报来源，但切尼及其助手继续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这些可疑情报，并对中情局施加压力，要它支持入侵伊拉克的政治议程。
莫雷尔坚决捍卫军方和中情局在“9·11”后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及采取强化审讯手段的做法。他声称被无人机空袭杀害的妇女和儿童的数量被严重夸大了，而且这种武器是瞄准已知的恐怖分子的精确且有效的手段。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论点被如下事实削弱了：他无法提供支持其观点的分类数据。缺乏这样的证据，他基本上是在请求读者相信他。他没有提供实例说明哪些恐怖袭击计划是因为使用强化审讯手段获得的信息而被识破的，比如以布鲁克林桥为袭击目标的计划。他还指出导致2011年对本·拉丹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处进行突袭的一些情报就是通过被一些人谴责为酷刑的审讯手段弄到的。
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情报用其他审讯手段是否能够获得。莫雷尔的立场，又一次，主要是当他说强化审讯手段对国家安全有必要时我们应该相信他。但他确实在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关于酷刑的报告中揭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真相。他十分肯定地证实中情局是在白宫和参议院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而不只是像一个无赖机构一样行事。
书中涉及斯诺登、“伊斯兰国”和“阿拉伯之春”的一些说法令人震惊。莫雷尔写到：“斯诺登使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我并不是草率地说这话的。由于斯诺登的行为，美国人很可能死在恐怖分子手里。”虽然他不赞成斯诺登是中国或俄罗斯情报机构间谍的说法，但莫雷尔提出了下述可能性：斯诺登低估了敌对外国政府的能力，而且他本人是情报窃取活动的受害者。在斯诺登披露了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监控和搜集情报的具体做法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立即开始改变战术，使用美国之外的邮件系统，并在交流时进行加密处理，而这些以前都是我们获得有价值情报的来源。据莫雷尔说，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在斯诺登揭秘后也调整了它们的行动条款。
这些改变与中东称作“阿拉伯之春”的一系列革命大概是同时发生的。莫雷尔认为，利比亚和埃及只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2个例子：在一场推翻专制统治者的革命后，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往往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得以蓬勃发展。在前政权的军事力量瓦解后，新领导人在自己缺乏控制领土、阻止“伊斯兰国”扩散的手段时不应该感到吃惊。
莫雷尔披露了其漫长职业生涯中许多有趣的细节——一些是以前人们不知道的。卡扎菲部队2011年在利比亚逮捕了《纽约时报》的4名雇员，莫雷尔参与了使这4人获释的谈判。在2011年击毙本·拉丹之前，当奥巴马深思熟虑地部署错综复杂的计划时，他就在现场。他还对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袭事件给出了彻底的解释，提供了袭击事件本身以及随后政治斗争的详情。
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有力的情报机构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它们的支持应该超越党派斗争。他说出了许多令人胆寒、侥幸避免的恐怖袭击，这些袭击轻易就能造成大规模伤亡。他还提到了未来可怕的恐怖活动：从被当作武器的黑死病到为逃避检测而通过手术植入人体的炸弹。“基地”组织获取核弹的愿望代表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
尽管显然他想捍卫自己为之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情报机构的声誉，但他却通过阐明情报机构在设计和职能上的弱点和缺陷赢得了声誉。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结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时如果不进行大量的财政和政治投资，这些未来威胁中的大多数不只可能发生，而且不可避免。（编译/龙君）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528/796867.shtml2015-05-28 08:31:38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黄晋一
核心提示：前中情局情报官称，斯诺登披露了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监控和搜集情报的具体做法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立即开始改变战术，使用美国之外的邮件系统，并在交流时进行加密处理。
参考消息网5月28日报道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5月12日刊登作者尼克·罗密欧撰写的一篇书评，题为《“我们时代的伟大战争”一书提供了知情人士对反恐战争的看法》，摘要如下：
美国中情局前任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撰写的回忆录《我们时代的伟大战争》，让人大开眼界，也给出了警告。
除了提供一大堆知情人披露的各种细节，这本书还得出了许多令人震撼的、强有力的结论：“阿拉伯之春”促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盛行，斯诺登披露的信息直接帮助了极端的“伊斯兰国”组织，启用水刑之类强化审讯手段使美国得到了重要情报，劫持跨大西洋航班仍在“基地”组织的能力范围之内。
莫雷尔在情报界工作了33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成为乔治·特尼特（时任中情局局长）的情报官。这份工作要求他调查并分析中情局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大量情报，并选出要让中情局局长重视的情报。2000年，他出任乔治·W·布什令人羡慕的日常情报官的职务。一周6天、常常是7天都要向总统提供《总统每日简报》－－要么在椭圆形办公室，要么在布什到访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又一次，他负责决定哪些情报值得引起这位大人物的注意。他提交的情报直接影响了总统的世界观、为总统的政策性决策提供了参考。
“9·11”之前，莫雷尔凌晨3点半起床，每天清早为《总统每日简报》做准备并进行润色。“9·11”之后，他从凌晨零点半开始工作，筛选一遍如波涛般汹涌流入中情局的种种威胁信息。在一次坦率的评价中，莫雷尔道出了一些人可能认为重事轻说的话。他说，布什“在外交事务上没有特别深刻的经验。”一些人指责布什在“9·11”之前的几个月漠视、忽视了不祥的威胁情报。对此，莫雷尔为布什进行了辩护。他说，因为情报不包含具体、可控告的信息，布什也不可能做更多事情来阻止袭击。
莫雷尔堪称分析“9·11”前美国情报机构失误的第一人。他讲述了人们熟悉的、1998年对阿富汗霍斯特的导弹袭击几乎炸死本·拉丹的故事。他对中情局的官僚内讧影响了某些军事行动的效力做出了解释——一些情报分析并不总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承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没有分享有关“9·11”劫机犯活动的重要情报。他还为中情局辩护，这一点都不奇怪。他说，上世纪90年代末政治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很多人都对恐怖主义漠不关心，后来又缺乏资金，这使中情局成了当时环境的受害者。
当然，正是“9·11”事件使反恐成为中情局的首要任务，并调动了增加中情局预算、扩大中情局权力的政治意愿。2001年9月15日，星期六，莫雷尔记得布什用下面2句话驳斥了一位国务院官员的建议：“外交，见鬼去吧。我们要开战了。”正是这一思维导致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尽管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疑情报是更直接的催化剂。迪克·切尼及其手下工作人员在莫雷尔的叙述中显得非常糟糕。尽管中情局怀疑并撤回了暗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某些情报来源，但切尼及其助手继续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这些可疑情报，并对中情局施加压力，要它支持入侵伊拉克的政治议程。
莫雷尔坚决捍卫军方和中情局在“9·11”后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及采取强化审讯手段的做法。他声称被无人机空袭杀害的妇女和儿童的数量被严重夸大了，而且这种武器是瞄准已知的恐怖分子的精确且有效的手段。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论点被如下事实削弱了：他无法提供支持其观点的分类数据。缺乏这样的证据，他基本上是在请求读者相信他。他没有提供实例说明哪些恐怖袭击计划是因为使用强化审讯手段获得的信息而被识破的，比如以布鲁克林桥为袭击目标的计划。他还指出导致2011年对本·拉丹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处进行突袭的一些情报就是通过被一些人谴责为酷刑的审讯手段弄到的。
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情报用其他审讯手段是否能够获得。莫雷尔的立场，又一次，主要是当他说强化审讯手段对国家安全有必要时我们应该相信他。但他确实在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关于酷刑的报告中揭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真相。他十分肯定地证实中情局是在白宫和参议院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而不只是像一个无赖机构一样行事。
书中涉及斯诺登、“伊斯兰国”和“阿拉伯之春”的一些说法令人震惊。莫雷尔写到：“斯诺登使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我并不是草率地说这话的。由于斯诺登的行为，美国人很可能死在恐怖分子手里。”虽然他不赞成斯诺登是中国或俄罗斯情报机构间谍的说法，但莫雷尔提出了下述可能性：斯诺登低估了敌对外国政府的能力，而且他本人是情报窃取活动的受害者。在斯诺登披露了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监控和搜集情报的具体做法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立即开始改变战术，使用美国之外的邮件系统，并在交流时进行加密处理，而这些以前都是我们获得有价值情报的来源。据莫雷尔说，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在斯诺登揭秘后也调整了它们的行动条款。
这些改变与中东称作“阿拉伯之春”的一系列革命大概是同时发生的。莫雷尔认为，利比亚和埃及只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2个例子：在一场推翻专制统治者的革命后，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往往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得以蓬勃发展。在前政权的军事力量瓦解后，新领导人在自己缺乏控制领土、阻止“伊斯兰国”扩散的手段时不应该感到吃惊。
莫雷尔披露了其漫长职业生涯中许多有趣的细节——一些是以前人们不知道的。卡扎菲部队2011年在利比亚逮捕了《纽约时报》的4名雇员，莫雷尔参与了使这4人获释的谈判。在2011年击毙本·拉丹之前，当奥巴马深思熟虑地部署错综复杂的计划时，他就在现场。他还对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袭事件给出了彻底的解释，提供了袭击事件本身以及随后政治斗争的详情。
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有力的情报机构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它们的支持应该超越党派斗争。他说出了许多令人胆寒、侥幸避免的恐怖袭击，这些袭击轻易就能造成大规模伤亡。他还提到了未来可怕的恐怖活动：从被当作武器的黑死病到为逃避检测而通过手术植入人体的炸弹。“基地”组织获取核弹的愿望代表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
尽管显然他想捍卫自己为之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情报机构的声誉，但他却通过阐明情报机构在设计和职能上的弱点和缺陷赢得了声誉。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结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时如果不进行大量的财政和政治投资，这些未来威胁中的大多数不只可能发生，而且不可避免。（编译/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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