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从凤凰台纪录片聊聊新中国特赦日本战犯的幕后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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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了45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和伪满洲国官员、宪兵和警察，以战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这是全世界对二战时日本人所犯战争罪行最后一次的司法起诉和审判。
与此同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017名关押的日本战犯从监狱方收到了中国政府对其《不起诉决定》的书面文件，并通知他们将即刻被遣返回国。在场的日本人全部喜极而泣，在日本帝国和军队战败投降11年后，这些人终于有了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希望。
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这一年苏联政府以“日本战犯”的名义，在中苏边境通过火车向中国移交了969名日伪人员，他们是二战末期苏军在东北和华北掳获的数十万日本人中极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日本人究竟是以什么标准被甄别出来，并作为礼物被苏联人交给中国的，他们之中除了寥寥几十位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和战争末期曾任师团长、旅团长职务的日军指挥官勉强算是“公众人物”外，大部分都是基层的普通日军士兵和宪兵，甚至就连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45人，也有这样本来根本没资格进入历史书的小人物。在此之前外界根本不可能听过这些人的名字，更无从知晓其罪行，他们是怎么“有幸”从数十万计的同胞中挑出来的呢？这到现在恐怕还是个迷。
这些日本人在之前战败被俘的5年中都受到了苏联有关部门极端严厉的待遇，被强迫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从事重体力劳动，食物只有燕麦粥和黑面包，结果1946年冬天前60余万日本战俘里就已经被折腾死了5万5000人，几乎接近苏军在二战中击毙的日军数了。
此时苏联对这些战败国的俘虏还采取了官兵一致的公正原则，昔日的高官和普通士兵相比不会有任何优待，甚至日军下级官兵还会拿这些“落马高官”施虐出气，取悦苏联看守来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待遇。按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伪满洲国实质性二号人物、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日文回忆录里的说法，他这位前“副国级高官”及其同僚，被“日军下级官兵进行私刑虐待，称他们‘你们只配给白桦树当肥料！’他们在各种批斗和虐待下，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同胞の下士官や兵隊らの吊し上げや虐めの対象とされ、「おまえなんか、シベリアの白樺の肥やしにでもなれ！」それぞれ後年に至るまで障害が残る程、死の淵を彷徨う寸前に至るまでもっとも重い労働を課されたことなどを自著で綴っている）。”
曾经在东北和中国各个占领地整日享受锦衣玉食、佳人侍寝生活的高官们落到了这个下场，实在是悲催到了极点。而这些日本人被移交给中国方面后，一下从地狱升到天堂，从前高官到普通士兵，全都吃到了5年没有吃到嘴的白面和猪肉，因此从物质角度讲他们的态度转变也不会太难理解。
连同之前解放战争中在山西各地俘获的、受雇于阎锡山部队的140名残留日军人员（这些人之后还有精彩的故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处理这1000多名日本人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最终结果看，他们都得到了中国方面最大程度的优待和宽恕，其根本原因何在呢？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是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切。
195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从战后的贫困混乱中基本恢复过来，与美国及其同盟国达成了《旧金山条约》后也结束了其被军事占领的状态，同时期的新中国由于参与朝鲜战争，遭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孤立，对日本别说想进行索赔和追责一类的行为，就连获取其政治上的承认、与其建立外交关系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手中的这些日本战犯，通过宽待和释放他们，向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释放自己的善意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
当然以伍豪同志的见识和阅历，不大可能天真到认为优待这1000多名日本人，就能够解决中日间的政治问题了——从之后发生的事情看，很可能除了这些人的家人和亲戚外，自始至终就没有别的日本人关心过这件事，更别说上升到官方层次的关心了（当然他们回国后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但百忙之中走一步闲棋，就算这些棋子之后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死棋，自己也没有太多损失可言。这位日本历史学者的话表达了他对此举的看法。
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官方的报道和书籍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不详细讲了，在经过6年多的思想改造，并且对这些日本人进行了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物质优待后（其实无非是每顿饭都有足够的细粮和肉食吃），日本战犯们全部“由鬼变成人”，中方得到了这些日本人的公开认罪和悔过，日本人得到了物质优待和宽恕释放，双方皆大欢喜。
重头戏在于这些日本人回国后发生的事，被免于起诉的1017名日本战犯通过船只回国了，像战败时归国的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每人得到了1万日元的“归国津贴”和复原军人的“恩给金”。
从山西回国的一百多人比较悲催，厚生省认为他们在战败后被阎锡山雇佣去打内战是私自残留，是逃兵行为，没有权力领取复员军人的福利，气得一个原日军少尉上门去找自己在山西时的旧上级讨说法，对方竟然让他去台湾找阎锡山要钱，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这些人先后犯下“战争罪”和“反革命罪“，在两个中国政权手中都未受到惩罚，最后落得这种无人过问的窘状也算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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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了45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和伪满洲国官员、宪兵和警察，以战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这是全世界对二战时日本人所犯战争罪行最后一次的司法起诉和审判。
与此同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017名关押的日本战犯从监狱方收到了中国政府对其《不起诉决定》的书面文件，并通知他们将即刻被遣返回国。在场的日本人全部喜极而泣，在日本帝国和军队战败投降11年后，这些人终于有了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希望。
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这一年苏联政府以“日本战犯”的名义，在中苏边境通过火车向中国移交了969名日伪人员，他们是二战末期苏军在东北和华北掳获的数十万日本人中极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日本人究竟是以什么标准被甄别出来，并作为礼物被苏联人交给中国的，他们之中除了寥寥几十位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和战争末期曾任师团长、旅团长职务的日军指挥官勉强算是“公众人物”外，大部分都是基层的普通日军士兵和宪兵，甚至就连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45人，也有这样本来根本没资格进入历史书的小人物。在此之前外界根本不可能听过这些人的名字，更无从知晓其罪行，他们是怎么“有幸”从数十万计的同胞中挑出来的呢？这到现在恐怕还是个迷。
这些日本人在之前战败被俘的5年中都受到了苏联有关部门极端严厉的待遇，被强迫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从事重体力劳动，食物只有燕麦粥和黑面包，结果1946年冬天前60余万日本战俘里就已经被折腾死了5万5000人，几乎接近苏军在二战中击毙的日军数了。
此时苏联对这些战败国的俘虏还采取了官兵一致的公正原则，昔日的高官和普通士兵相比不会有任何优待，甚至日军下级官兵还会拿这些“落马高官”施虐出气，取悦苏联看守来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待遇。按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伪满洲国实质性二号人物、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日文回忆录里的说法，他这位前“副国级高官”及其同僚，被“日军下级官兵进行私刑虐待，称他们‘你们只配给白桦树当肥料！’他们在各种批斗和虐待下，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同胞の下士官や兵隊らの吊し上げや虐めの対象とされ、「おまえなんか、シベリアの白樺の肥やしにでもなれ！」それぞれ後年に至るまで障害が残る程、死の淵を彷徨う寸前に至るまでもっとも重い労働を課されたことなどを自著で綴っている）。”
曾经在东北和中国各个占领地整日享受锦衣玉食、佳人侍寝生活的高官们落到了这个下场，实在是悲催到了极点。而这些日本人被移交给中国方面后，一下从地狱升到天堂，从前高官到普通士兵，全都吃到了5年没有吃到嘴的白面和猪肉，因此从物质角度讲他们的态度转变也不会太难理解。
连同之前解放战争中在山西各地俘获的、受雇于阎锡山部队的140名残留日军人员（这些人之后还有精彩的故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处理这1000多名日本人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最终结果看，他们都得到了中国方面最大程度的优待和宽恕，其根本原因何在呢？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是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切。
195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从战后的贫困混乱中基本恢复过来，与美国及其同盟国达成了《旧金山条约》后也结束了其被军事占领的状态，同时期的新中国由于参与朝鲜战争，遭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孤立，对日本别说想进行索赔和追责一类的行为，就连获取其政治上的承认、与其建立外交关系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手中的这些日本战犯，通过宽待和释放他们，向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释放自己的善意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
当然以伍豪同志的见识和阅历，不大可能天真到认为优待这1000多名日本人，就能够解决中日间的政治问题了——从之后发生的事情看，很可能除了这些人的家人和亲戚外，自始至终就没有别的日本人关心过这件事，更别说上升到官方层次的关心了（当然他们回国后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但百忙之中走一步闲棋，就算这些棋子之后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死棋，自己也没有太多损失可言。这位日本历史学者的话表达了他对此举的看法。
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官方的报道和书籍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不详细讲了，在经过6年多的思想改造，并且对这些日本人进行了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物质优待后（其实无非是每顿饭都有足够的细粮和肉食吃），日本战犯们全部“由鬼变成人”，中方得到了这些日本人的公开认罪和悔过，日本人得到了物质优待和宽恕释放，双方皆大欢喜。
重头戏在于这些日本人回国后发生的事，被免于起诉的1017名日本战犯通过船只回国了，像战败时归国的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每人得到了1万日元的“归国津贴”和复原军人的“恩给金”。
从山西回国的一百多人比较悲催，厚生省认为他们在战败后被阎锡山雇佣去打内战是私自残留，是逃兵行为，没有权力领取复员军人的福利，气得一个原日军少尉上门去找自己在山西时的旧上级讨说法，对方竟然让他去台湾找阎锡山要钱，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这些人先后犯下“战争罪”和“反革命罪“，在两个中国政权手中都未受到惩罚，最后落得这种无人过问的窘状也算是罪有应得。
1956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了45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和伪满洲国官员、宪兵和警察，以战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这是全世界对二战时日本人所犯战争罪行最后一次的司法起诉和审判。
与此同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017名关押的日本战犯从监狱方收到了中国政府对其《不起诉决定》的书面文件，并通知他们将即刻被遣返回国。在场的日本人全部喜极而泣，在日本帝国和军队战败投降11年后，这些人终于有了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希望。
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这一年苏联政府以“日本战犯”的名义，在中苏边境通过火车向中国移交了969名日伪人员，他们是二战末期苏军在东北和华北掳获的数十万日本人中极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日本人究竟是以什么标准被甄别出来，并作为礼物被苏联人交给中国的，他们之中除了寥寥几十位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和战争末期曾任师团长、旅团长职务的日军指挥官勉强算是“公众人物”外，大部分都是基层的普通日军士兵和宪兵，甚至就连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45人，也有这样本来根本没资格进入历史书的小人物。在此之前外界根本不可能听过这些人的名字，更无从知晓其罪行，他们是怎么“有幸”从数十万计的同胞中挑出来的呢？这到现在恐怕还是个迷。
这些日本人在之前战败被俘的5年中都受到了苏联有关部门极端严厉的待遇，被强迫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从事重体力劳动，食物只有燕麦粥和黑面包，结果1946年冬天前60余万日本战俘里就已经被折腾死了5万5000人，几乎接近苏军在二战中击毙的日军数了。
此时苏联对这些战败国的俘虏还采取了官兵一致的公正原则，昔日的高官和普通士兵相比不会有任何优待，甚至日军下级官兵还会拿这些“落马高官”施虐出气，取悦苏联看守来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待遇。按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伪满洲国实质性二号人物、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日文回忆录里的说法，他这位前“副国级高官”及其同僚，被“日军下级官兵进行私刑虐待，称他们‘你们只配给白桦树当肥料！’他们在各种批斗和虐待下，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同胞の下士官や兵隊らの吊し上げや虐めの対象とされ、「おまえなんか、シベリアの白樺の肥やしにでもなれ！」それぞれ後年に至るまで障害が残る程、死の淵を彷徨う寸前に至るまでもっとも重い労働を課されたことなどを自著で綴っている）。”
曾经在东北和中国各个占领地整日享受锦衣玉食、佳人侍寝生活的高官们落到了这个下场，实在是悲催到了极点。而这些日本人被移交给中国方面后，一下从地狱升到天堂，从前高官到普通士兵，全都吃到了5年没有吃到嘴的白面和猪肉，因此从物质角度讲他们的态度转变也不会太难理解。
连同之前解放战争中在山西各地俘获的、受雇于阎锡山部队的140名残留日军人员（这些人之后还有精彩的故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处理这1000多名日本人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最终结果看，他们都得到了中国方面最大程度的优待和宽恕，其根本原因何在呢？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是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切。
195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从战后的贫困混乱中基本恢复过来，与美国及其同盟国达成了《旧金山条约》后也结束了其被军事占领的状态，同时期的新中国由于参与朝鲜战争，遭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孤立，对日本别说想进行索赔和追责一类的行为，就连获取其政治上的承认、与其建立外交关系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手中的这些日本战犯，通过宽待和释放他们，向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释放自己的善意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
当然以伍豪同志的见识和阅历，不大可能天真到认为优待这1000多名日本人，就能够解决中日间的政治问题了——从之后发生的事情看，很可能除了这些人的家人和亲戚外，自始至终就没有别的日本人关心过这件事，更别说上升到官方层次的关心了（当然他们回国后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但百忙之中走一步闲棋，就算这些棋子之后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死棋，自己也没有太多损失可言。这位日本历史学者的话表达了他对此举的看法。
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官方的报道和书籍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不详细讲了，在经过6年多的思想改造，并且对这些日本人进行了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物质优待后（其实无非是每顿饭都有足够的细粮和肉食吃），日本战犯们全部“由鬼变成人”，中方得到了这些日本人的公开认罪和悔过，日本人得到了物质优待和宽恕释放，双方皆大欢喜。
重头戏在于这些日本人回国后发生的事，被免于起诉的1017名日本战犯通过船只回国了，像战败时归国的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每人得到了1万日元的“归国津贴”和复原军人的“恩给金”。
从山西回国的一百多人比较悲催，厚生省认为他们在战败后被阎锡山雇佣去打内战是私自残留，是逃兵行为，没有权力领取复员军人的福利，气得一个原日军少尉上门去找自己在山西时的旧上级讨说法，对方竟然让他去台湾找阎锡山要钱，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这些人先后犯下“战争罪”和“反革命罪“，在两个中国政权手中都未受到惩罚，最后落得这种无人过问的窘状也算是罪有应得。
http://www.fyj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94191956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了45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和伪满洲国官员、宪兵和警察，以战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这是全世界对二战时日本人所犯战争罪行最后一次的司法起诉和审判。
与此同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017名关押的日本战犯从监狱方收到了中国政府对其《不起诉决定》的书面文件，并通知他们将即刻被遣返回国。在场的日本人全部喜极而泣，在日本帝国和军队战败投降11年后，这些人终于有了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希望。
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这一年苏联政府以“日本战犯”的名义，在中苏边境通过火车向中国移交了969名日伪人员，他们是二战末期苏军在东北和华北掳获的数十万日本人中极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日本人究竟是以什么标准被甄别出来，并作为礼物被苏联人交给中国的，他们之中除了寥寥几十位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和战争末期曾任师团长、旅团长职务的日军指挥官勉强算是“公众人物”外，大部分都是基层的普通日军士兵和宪兵，甚至就连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45人，也有这样本来根本没资格进入历史书的小人物。在此之前外界根本不可能听过这些人的名字，更无从知晓其罪行，他们是怎么“有幸”从数十万计的同胞中挑出来的呢？这到现在恐怕还是个迷。
这些日本人在之前战败被俘的5年中都受到了苏联有关部门极端严厉的待遇，被强迫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从事重体力劳动，食物只有燕麦粥和黑面包，结果1946年冬天前60余万日本战俘里就已经被折腾死了5万5000人，几乎接近苏军在二战中击毙的日军数了。
此时苏联对这些战败国的俘虏还采取了官兵一致的公正原则，昔日的高官和普通士兵相比不会有任何优待，甚至日军下级官兵还会拿这些“落马高官”施虐出气，取悦苏联看守来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待遇。按日后在中国被起诉的伪满洲国实质性二号人物、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日文回忆录里的说法，他这位前“副国级高官”及其同僚，被“日军下级官兵进行私刑虐待，称他们‘你们只配给白桦树当肥料！’他们在各种批斗和虐待下，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同胞の下士官や兵隊らの吊し上げや虐めの対象とされ、「おまえなんか、シベリアの白樺の肥やしにでもなれ！」それぞれ後年に至るまで障害が残る程、死の淵を彷徨う寸前に至るまでもっとも重い労働を課されたことなどを自著で綴っている）。”
曾经在东北和中国各个占领地整日享受锦衣玉食、佳人侍寝生活的高官们落到了这个下场，实在是悲催到了极点。而这些日本人被移交给中国方面后，一下从地狱升到天堂，从前高官到普通士兵，全都吃到了5年没有吃到嘴的白面和猪肉，因此从物质角度讲他们的态度转变也不会太难理解。
连同之前解放战争中在山西各地俘获的、受雇于阎锡山部队的140名残留日军人员（这些人之后还有精彩的故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处理这1000多名日本人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最终结果看，他们都得到了中国方面最大程度的优待和宽恕，其根本原因何在呢？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是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切。
195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从战后的贫困混乱中基本恢复过来，与美国及其同盟国达成了《旧金山条约》后也结束了其被军事占领的状态，同时期的新中国由于参与朝鲜战争，遭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孤立，对日本别说想进行索赔和追责一类的行为，就连获取其政治上的承认、与其建立外交关系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手中的这些日本战犯，通过宽待和释放他们，向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释放自己的善意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
当然以伍豪同志的见识和阅历，不大可能天真到认为优待这1000多名日本人，就能够解决中日间的政治问题了——从之后发生的事情看，很可能除了这些人的家人和亲戚外，自始至终就没有别的日本人关心过这件事，更别说上升到官方层次的关心了（当然他们回国后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但百忙之中走一步闲棋，就算这些棋子之后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死棋，自己也没有太多损失可言。这位日本历史学者的话表达了他对此举的看法。
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官方的报道和书籍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不详细讲了，在经过6年多的思想改造，并且对这些日本人进行了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物质优待后（其实无非是每顿饭都有足够的细粮和肉食吃），日本战犯们全部“由鬼变成人”，中方得到了这些日本人的公开认罪和悔过，日本人得到了物质优待和宽恕释放，双方皆大欢喜。
重头戏在于这些日本人回国后发生的事，被免于起诉的1017名日本战犯通过船只回国了，像战败时归国的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每人得到了1万日元的“归国津贴”和复原军人的“恩给金”。
从山西回国的一百多人比较悲催，厚生省认为他们在战败后被阎锡山雇佣去打内战是私自残留，是逃兵行为，没有权力领取复员军人的福利，气得一个原日军少尉上门去找自己在山西时的旧上级讨说法，对方竟然让他去台湾找阎锡山要钱，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这些人先后犯下“战争罪”和“反革命罪“，在两个中国政权手中都未受到惩罚，最后落得这种无人过问的窘状也算是罪有应得。
而在这个归国战犯群体中坚持留到最后的那些人，之后则成了日本社会中极少数愿意公开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道歉和忏悔的人，虽然这些无权又无钱的普通老人的行为可能没有多少政治意义，对日本统治阶级更是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虽然这是当年伍豪同志决定宽待释放他们的初衷），但这种长期无利可图的坚持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感谢的，虽然作为受害者对于加害者抱有这种感情多少有些奇怪。
在2014年凤凰台拍摄的这部纪录片中，几个出场的日本老人都已经是90岁以上的耄耆高龄了，回顾他们一生的遭遇，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后却对和自己同样普通的异国百姓犯下了种种罪行，在战败投降即将面临惩罚之际，因为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希望和另一些身居高位的人联络感情而交了好运得到宽恕，尽管后者很可能从没有关心过他们的遭遇。在历史的浩大洪流中，大部分普通人和小人物都只能被时局推着走，完全无法决定自身的命运。相对于他们的中国受害者，他们是得享长寿和安度晚年的幸运儿；相对于大部分未受惩罚的日军官兵，他们是曾在苏联战俘营受到严酷对待和本国政府长期打压的不幸者。还是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一位身份高贵的德军战俘、昔日铁血宰相的孙子俾斯麦中尉的话来做结尾吧：在战争中能幸存下来便已经是感谢命运的唯一理由。
在2014年凤凰台拍摄的这部纪录片中，几个出场的日本老人都已经是90岁以上的耄耆高龄了，回顾他们一生的遭遇，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后却对和自己同样普通的异国百姓犯下了种种罪行，在战败投降即将面临惩罚之际，因为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希望和另一些身居高位的人联络感情而交了好运得到宽恕，尽管后者很可能从没有关心过他们的遭遇。在历史的浩大洪流中，大部分普通人和小人物都只能被时局推着走，完全无法决定自身的命运。相对于他们的中国受害者，他们是得享长寿和安度晚年的幸运儿；相对于大部分未受惩罚的日军官兵，他们是曾在苏联战俘营受到严酷对待和本国政府长期打压的不幸者。还是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一位身份高贵的德军战俘、昔日铁血宰相的孙子俾斯麦中尉的话来做结尾吧：在战争中能幸存下来便已经是感谢命运的唯一理由。
tg与kmt最大的区别在于，先教育洗脑后再放回去。能不能成为棋子和盟友不好说，至少不会全部都成为敌人。这就是统战的原则之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个人怀疑田中芳树同这群人有过接触，要不然也不会对日本军国主义极尽可能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