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不是“打土豪”——那么反腐该为富人代言？

原标题：反腐冲破旧格局
2015-04-07

　　反腐败不是“打土豪”，在于营造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给市场信心，给企业家安全感

财新记者 林金冰

反腐是2014年的关键词。从新一年局势看，反腐仍是2015年的热门话题。除旧与布新理应相辅相成。旧格局打破之后，新格局又应呈何局面？

2015年恰逢“十二五”规划即将收官，“十三五”规划方始酝酿，各界对此自是充满期待。3月29日，一众政商学界人士齐聚广州，出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与财新传媒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岭南论坛。多场发言或以反腐起始，或以反腐作结。诸多议题可以归结为：

党政机关应当致力净化不良之风，牵头打造廉洁的营商环境。但反腐整风之时也应谨慎、依法行事，切实关注企业命运。反腐有效冲击既得利益团体，破解部分改革阻力，扩张了改革的施展空间。决策者理当抓住改革窗口期，有所作为。

金改须破旧格局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市场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曾在中国央行任职多年。

围绕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改革，他在主题发言时谈到，央行于2013年放开人民币贷款利率管制，但存款利率改革进展甚微，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享受金融保护政策的市场主体，羁绊了利率市场化进程。

“中国的金融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变得错综复杂，问题互相纠缠，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改都能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去改他们，他们就站出来，说自己是国家主力军。”王君说。

他认为，金融改革的真问题，是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职能重新定位。这既牵涉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也关乎国务院与各部委的关系，以及各部委之间的关系。

王君的发言引向深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还需加快国企和国有银行改革。

从近期局势看，反腐重心正在向国企转移。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神华集团、东风汽车和南航集团等多家央企均有多名高管被查。按传统说法，这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而以今日尺度，这些行业并非反腐禁区。领军企业个案折射出行业痼疾，需要对症施治。

破除利益集团，还需以市场导向重估国企高管薪酬。有与会嘉宾谈及多名早前落马的银行业巨擘。他认为：这些人个个有能力、想做事，若是在私营银行工作可以拿到几倍于当年的薪水，在国有体制下，却要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多位嘉宾将金融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即将展开编制的“十三五”规划。

一年前回归央行出任研究局局长的陆磊建议：改革设计者与市场监管者应有前瞻性指引，这包括建立科学、审慎、传导顺畅的宏观调控机制，建立更有活力、更具竞争力、更开放、更包容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并时刻关注外部环境和自我改造进程。

具体到金融监管，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提出，新常态之下，中国的金融监管规则应有新定位，包括从过去简单的行为监管向风险监管过渡。

回归到金融发展最为基本的问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认为，应是保护私有产权。据其观察，近15年来，中国金融发展严重不足，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中国在保护私有产权方面比较落后。许成钢说：“金融的核心是产权。金融是用一种特殊的合同方式来表达产权关系。无论金融发展用什么技术，归根结底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保护产权。保护产权就是发展金融最重要的手段。”

消费应区别看待

腐败侵蚀政治体制根基，也扭曲资源的价格与配置，有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此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分析：根本而言，腐败就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受自由裁量权力的影响越大，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现有体系中已经形成诸多既得利益，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反腐是行动手段之一”。魏德安说。

惩处触犯党纪国法、贪污腐败之人，可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控制“三公”消费、杜绝官员奢靡之风，乃反腐题中应有之义。但相伴而来的现象令人忧虑：官员不敢消费，富人也就不敢消费。

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大势的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提醒道：官员应当节俭；富人只要收入合法，消费就当鼓励，这本身也是中国整体社会生活水平提升的标志。在舆论场上，更不应将富人的正当消费视为负面之事，加以攻击讽刺。

眼下，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降低投资率提振消费已是共识，但此道并不易行。

胡舒立认为，提振消费当以廉洁政府为基石，依靠富人带动大众消费。她以“提葡萄”打比方：中等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取向，向上看高消费者；同样，中下收入水平消费者，向上看中等收入水平消费者。为此，社会需要改变高收入者怕露富、中低收入者仇富的心态。除了摆正心态，胡舒立认为，提振消费还应增加服务业供给，放松管制，尤其要摒弃动辄以意识形态为由设限的积习。更关键的是，应当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

当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较大乃是不争事实。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前所长贾康的建议是，国家必须有效推进制度性反腐倡廉，同时着力实施再分配制度建设，例如，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构建收入分配规则与秩序等等。

行至2015年，“十三五”规划编制即将展开，未来五年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最大看点之一，提振消费也是绕不开的命题。

“要想通过消费来支撑经济增长，先需政府有所作为，让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安于消费，这样才能奠定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胡舒立说。

反腐还需立规

过去十余年间，一度成为国民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走过了繁华的“黄金时期”，鹊起一批纵横商场的地产商人，也酿就一桩桩官商勾连的危险关系。越来越多的房地产领域腐败案件浮出水面。

2014年年底以来，华南地区、陆港两界，仍在持续发酵的反腐案例中，佳兆业（01638.HK）就是其中之一。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岭南论坛上进行总结发言时，提到这家企业。一并提及到的，还有内地大型央企华润集团和香港地产商新鸿基（00016.HK）。

佳兆业原董事会主席郭英成，与先前落马的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关系密切。蒋尊玉被查后，佳兆业遭到深圳规划国土委“锁盘”，其后深陷危机，面临重组。危机始自2014年11月下旬，但时至今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也未对“锁盘”措施给出清晰的交代或解释。

新鸿基地产两任主席遭香港廉政公署指控，被指通过贿赂向港府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换取政治及商业利益。消息曝光后，新鸿基股价不降反升。

旗下坐拥多家上市平台的华润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2014年4月，华润原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举报称其因渎职行为，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但事发后，企业命运未见太多困顿。

这三家企业的共同点是企业高管涉嫌犯罪，不同点在于它们的企业命运走向却彼此迥异。“华润的股票在这件事情之后，没有一套房子被查封，没有一笔贷款被收回。佳兆业命运就不一样，这究竟是为什么？”刘明康抛出这一疑问。

“按中央所提，必须全面坚持党的建设，反腐败就是要零容忍、无界限。但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缺了什么。”刘明康之问，是在提醒各界关注反腐风暴中的企业命运，以及此间出现的制度性缺憾。

反腐败不是“打土豪”，不仅仅是“平民愤”。反腐之于经济发展，是营造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给市场信心，给企业家安全感。

http://www.360doc.cn/article/7007767_461396132.html

原标题：反腐冲破旧格局
2015-04-07

　　反腐败不是“打土豪”，在于营造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给市场信心，给企业家安全感

财新记者 林金冰

反腐是2014年的关键词。从新一年局势看，反腐仍是2015年的热门话题。除旧与布新理应相辅相成。旧格局打破之后，新格局又应呈何局面？

2015年恰逢“十二五”规划即将收官，“十三五”规划方始酝酿，各界对此自是充满期待。3月29日，一众政商学界人士齐聚广州，出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与财新传媒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岭南论坛。多场发言或以反腐起始，或以反腐作结。诸多议题可以归结为：

党政机关应当致力净化不良之风，牵头打造廉洁的营商环境。但反腐整风之时也应谨慎、依法行事，切实关注企业命运。反腐有效冲击既得利益团体，破解部分改革阻力，扩张了改革的施展空间。决策者理当抓住改革窗口期，有所作为。

金改须破旧格局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市场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曾在中国央行任职多年。

围绕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改革，他在主题发言时谈到，央行于2013年放开人民币贷款利率管制，但存款利率改革进展甚微，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享受金融保护政策的市场主体，羁绊了利率市场化进程。

“中国的金融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变得错综复杂，问题互相纠缠，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改都能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去改他们，他们就站出来，说自己是国家主力军。”王君说。

他认为，金融改革的真问题，是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职能重新定位。这既牵涉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也关乎国务院与各部委的关系，以及各部委之间的关系。

王君的发言引向深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还需加快国企和国有银行改革。

从近期局势看，反腐重心正在向国企转移。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神华集团、东风汽车和南航集团等多家央企均有多名高管被查。按传统说法，这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而以今日尺度，这些行业并非反腐禁区。领军企业个案折射出行业痼疾，需要对症施治。

破除利益集团，还需以市场导向重估国企高管薪酬。有与会嘉宾谈及多名早前落马的银行业巨擘。他认为：这些人个个有能力、想做事，若是在私营银行工作可以拿到几倍于当年的薪水，在国有体制下，却要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多位嘉宾将金融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即将展开编制的“十三五”规划。

一年前回归央行出任研究局局长的陆磊建议：改革设计者与市场监管者应有前瞻性指引，这包括建立科学、审慎、传导顺畅的宏观调控机制，建立更有活力、更具竞争力、更开放、更包容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并时刻关注外部环境和自我改造进程。

具体到金融监管，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提出，新常态之下，中国的金融监管规则应有新定位，包括从过去简单的行为监管向风险监管过渡。

回归到金融发展最为基本的问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认为，应是保护私有产权。据其观察，近15年来，中国金融发展严重不足，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中国在保护私有产权方面比较落后。许成钢说：“金融的核心是产权。金融是用一种特殊的合同方式来表达产权关系。无论金融发展用什么技术，归根结底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保护产权。保护产权就是发展金融最重要的手段。”

消费应区别看待

腐败侵蚀政治体制根基，也扭曲资源的价格与配置，有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此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分析：根本而言，腐败就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受自由裁量权力的影响越大，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现有体系中已经形成诸多既得利益，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反腐是行动手段之一”。魏德安说。

惩处触犯党纪国法、贪污腐败之人，可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控制“三公”消费、杜绝官员奢靡之风，乃反腐题中应有之义。但相伴而来的现象令人忧虑：官员不敢消费，富人也就不敢消费。

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大势的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提醒道：官员应当节俭；富人只要收入合法，消费就当鼓励，这本身也是中国整体社会生活水平提升的标志。在舆论场上，更不应将富人的正当消费视为负面之事，加以攻击讽刺。

眼下，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降低投资率提振消费已是共识，但此道并不易行。

胡舒立认为，提振消费当以廉洁政府为基石，依靠富人带动大众消费。她以“提葡萄”打比方：中等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取向，向上看高消费者；同样，中下收入水平消费者，向上看中等收入水平消费者。为此，社会需要改变高收入者怕露富、中低收入者仇富的心态。除了摆正心态，胡舒立认为，提振消费还应增加服务业供给，放松管制，尤其要摒弃动辄以意识形态为由设限的积习。更关键的是，应当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

当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较大乃是不争事实。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前所长贾康的建议是，国家必须有效推进制度性反腐倡廉，同时着力实施再分配制度建设，例如，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构建收入分配规则与秩序等等。

行至2015年，“十三五”规划编制即将展开，未来五年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最大看点之一，提振消费也是绕不开的命题。

“要想通过消费来支撑经济增长，先需政府有所作为，让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安于消费，这样才能奠定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胡舒立说。

反腐还需立规

过去十余年间，一度成为国民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走过了繁华的“黄金时期”，鹊起一批纵横商场的地产商人，也酿就一桩桩官商勾连的危险关系。越来越多的房地产领域腐败案件浮出水面。

2014年年底以来，华南地区、陆港两界，仍在持续发酵的反腐案例中，佳兆业（01638.HK）就是其中之一。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岭南论坛上进行总结发言时，提到这家企业。一并提及到的，还有内地大型央企华润集团和香港地产商新鸿基（00016.HK）。

佳兆业原董事会主席郭英成，与先前落马的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关系密切。蒋尊玉被查后，佳兆业遭到深圳规划国土委“锁盘”，其后深陷危机，面临重组。危机始自2014年11月下旬，但时至今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也未对“锁盘”措施给出清晰的交代或解释。

新鸿基地产两任主席遭香港廉政公署指控，被指通过贿赂向港府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换取政治及商业利益。消息曝光后，新鸿基股价不降反升。

旗下坐拥多家上市平台的华润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2014年4月，华润原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举报称其因渎职行为，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但事发后，企业命运未见太多困顿。

这三家企业的共同点是企业高管涉嫌犯罪，不同点在于它们的企业命运走向却彼此迥异。“华润的股票在这件事情之后，没有一套房子被查封，没有一笔贷款被收回。佳兆业命运就不一样，这究竟是为什么？”刘明康抛出这一疑问。

“按中央所提，必须全面坚持党的建设，反腐败就是要零容忍、无界限。但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缺了什么。”刘明康之问，是在提醒各界关注反腐风暴中的企业命运，以及此间出现的制度性缺憾。

反腐败不是“打土豪”，不仅仅是“平民愤”。反腐之于经济发展，是营造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给市场信心，给企业家安全感。

http://www.360doc.cn/article/7007767_4613961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