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纪录片《铁证如山》来来来，看看全国那个地方走在改革开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45:30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命
总吗要照起工来行
——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比做一场漫长寒冬之后的春天，那么正如大自然所透露的消息一样，最早的春意往往不是从高大的乔木开始萌芽，而是酝酿于最不起眼的角落，确切地说，往往是从夹缝中的几粒微不足道的草籽开始泛出生命的颜色。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中，在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以石狮、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城市蓦然崛起，一个个有着相同的语言、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的特殊群体呼啸而行，它们用自己的血性和禀赋打下了一个个商业王国。
但在不断跋涉前行的道路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没有享受过多少政策的阳光雨露，反而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打击对象，它们的生存环境常常先天不足，无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甚至无一不处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地区，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理论，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历史的前台，更不可能引领中国经济的潮流。但就是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地区，30年来，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自古就有着浓厚私商传统的石狮注定要经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磨难，然而每次磨难过后，石狮人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若无人地勇猛前行。
让我们先一起重温几个历史的瞬间，虽然今天的石狮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都伴以爽朗的笑声，但我们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想通过回首这段历史来提取石狮人的精神原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狮人就与“资本主义”的罪名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最终成为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的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典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石狮最终戴上“资本主义复辟”这顶“桂冠”，不是在“文革”期间最水深火热的年代，反而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集团之后举国一片欢腾之时，石狮的资本主义行为在当时成了揭露“四人帮”的罪证，而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为，实际上却与“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根本背道而驰，由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当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被完全生捆在一起，历史的诡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1年的一天，一个名叫吴夏云的石狮汉子正在鼓捣着生意，一群气势汹汹的工作队人员突然闯进他的家门，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即被送往闽北大山里进行劳动改造。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而且是“罪大恶极”。他的罪证是，由于勤奋和精明，月收入竟高达700元，而当时省里的高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57元。经过工作队核定，他的非法收入总计7 000多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既然人赃俱获，罪行累累，那么判他几年呢？工作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按1 000元判1年，就判他7年吧。随后，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父亲上吊，妹妹被迫出嫁，兄弟上山下乡，好端端一个家顷刻间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工作队一口气查封了当地12家地下工厂，并逮捕了5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如果吴夏云的故事到此结束，那么我们只能报以轻轻的一声叹息，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后吴夏云照样是一条好汉，由他的工厂所生产的工艺鞋和箱包一时远销欧美，他自己也成了“全国优秀企业家”、当地赫赫有名的创汇大王。当有人问他当年的罪名有没有平反时，他淡淡地一笑说：“我没喊冤也没要平反，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受冤坐牢，过去就算了，现在上级给我很多荣誉，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这就是石狮人的典型性格，不屈不挠，即使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怨天尤人。
如果说，1971年吴夏云的遭遇还只是一个典型个案的话，那么1974年秋，石狮则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与意识形态下的“资本主义”发生了亲密接触，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大人物”的到来有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4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十年动乱”逐渐接近尾声，阶级斗争的硝烟让人们多少感到有些疲惫，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庞大的命题产生莫名的焦虑，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异常焦躁而微妙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场运动起源于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随后数年的时间里，大寨经验席卷整个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涌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时代语录。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广，农村自留地被取消，农贸市场被取缔，一场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日益禁锢着所有人的头脑与思维。
1974年秋对石狮来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当人们像往常一样下地、出海、聊天、烧香的时候，一块不大引人注意的乌云正悄悄向这个宁静而祥和的小镇袭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来到福建视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福建省南部晋江县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人们不务正业，公然顶风作案，竟然活跃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
当陈永贵的小车缓缓驶入石狮镇的街头时，这位创造了“批资兴社”经验的农民总理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远方贵客的来临，也更没有人有任何回避的意思。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无法顺利通行。一向敢于说话的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闽南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石狮来说，陈永贵的这句话无异于一声突如其来的棒喝，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掂得出这句话的分量。毕竟，那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狂热追求“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编者注的年代。尽管投入了所有的激情，但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实际上，与当时全国的多数省份一样，此时的福建人民正在把火热的革命激情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中去。地处南方的福建满目青山绿水，自然条件无疑要比西北高原好得多，用陈永贵的话说，“田里随便插根扁担都能长出苗来”，但却一直没有摘掉农业落后大省的帽子。在一次福建省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陈永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建为什么农业搞不上去呢？主要是人懒！”福建人民痛定思痛之后，一场“没收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了。
在举国上下一派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的浪潮下，石狮人同样不甘落后。为了彻底改变侨乡面貌，增加粮食产量，有人提出了要把一年两熟的旱地改造成一年三熟的水田的伟大构想，尽管已经很久没人敢这样想了。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显得合情合理。有人不免对这种构想表示怀疑，“从来水田就是水田，旱地就是旱地，小鸟怎能孵出大鹅蛋？不要忘记1960年农改田失收的结果，想吃大米最后连番薯都丢了。”
在所有的质疑声中，石狮人的商品意识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有人马上算了一笔经济账，当地的土壤只适合种花生，如果把这些旱地都种花生，那么有了花生就等于有了大米，何必要枉费力气改水田呢？更有人干脆说，“钱靠南洋、粮靠市场，何苦多此一举？”这种朴素的商品意识在今天看来再自然不过，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急需批判和纠正的落后思想。经过一番严肃而耐心的思想教育，人们终于想通了：“粮食是纲，大家都种花生，哪还有大米换？专要钱，不要粮，不顾国家计划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于是，在大寨精神的激励下，一场改土造田的战斗打响了，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在田间地头劈高填低，裁弯取直，人们似乎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奇迹。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在睡梦中一次次见到丰收的场景。终于捷报传来，亩产早稻从原来的400多斤增加到600多斤。但天不遂人愿，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发现自己还是填不饱肚子，火热的激情换来的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
与碰巧来到石狮的陈永贵一样，石狮人同样没有想到，正当自己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改变家乡面貌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坏了整锅汤，把自己变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活教材。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无论如何，当时石狮这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两万的小镇，从此被人为地涂上了一层最不光彩的颜色，一种臭气熏天的颜色——黑色。
所谓黑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万恶不赦的罪名。的确，在整个中国红旗飘飘的岁月里，在发誓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年代里，有谁又能够容忍商品经济的胚胎蠢蠢欲动？
与其说石狮人被冤枉了，不如说这一次他们是刚好撞在了时代潮流的枪口上。陈永贵在石狮意外地看到了一条活灵活现的“资本主义尾巴”，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但在那个时代看来，这种放任自流的商品交易行为正与大寨精神背道而驰，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我们仍可以想象，当1974年的石狮突然出现在陈永贵面前时，那一刻名不见经传的石狮是多么扎眼。
在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中，农业发展落后的福建，乃至那个叫石狮的南方小镇无疑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段并不愉快的记忆。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善于类比的陈永贵再一次以铿锵有力、毫不含糊的声音给石狮定了性：“石狮是什么？石狮就是资本主义身上的一块臭肉，只差插一面国民党旗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车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还只是一种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感性评价，那么陈永贵后来的这句话就已经完全上升到理性，甚至是可怕的高度了。
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是什么人最终也无法阻挡住民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洪流，尽管政府一再表示出严厉打击资本主义的决心，但陈永贵走后没多久，石狮的小商品市场却又自然地再度萌发了。到1975年，石狮镇仍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照经营。
石狮人似乎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没有“驯服”这个词汇，但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我行我素的性格，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很快倾盆而来。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石狮就出现了华侨从海外带回来的第一台手摇电影机；1945年，石狮第一次播放有声电影，同样是一位华侨从菲律宾带回一台16毫米电影机，向厦门电影公司租来《啼笑因缘》、《一江春水向东流》，让父老乡亲们大开眼界。但石狮人不会想到，事隔32年后，自己居然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成了一部电影的主角。
虽然偏居东南一隅，但现代文明的火种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悄悄点燃
1977年春，作恶多年的“四人帮”覆灭之后，神州大地万物复苏，就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专题片在全国内部公映。在这部20多分钟的专题片里，拍摄者带着对“四人帮”的满腔愤怒从各种角度揭露福建所遭受到的严重破坏，一个个镜头令人触目惊心：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荒芜的农村，帮派大搞武斗所留下的碉堡和武器，人民生活惨不忍睹……
但就在影片快结束时，石狮人突然看见自己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部专题片中反面教材的一部分，当电影镜头切换到石狮时，观众们看到的却是当地自由市场的交易画面，在镜头里闪现的，倒像是一次小商品的大会展，以及一个个看起来贼眉鼠眼的小商小贩。讲到石狮，画外音陡然以泰山压顶般的口气怒斥道：“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结尾处，解说员以更铿锵有力的语调总结道：“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瞧，铁证如山！”自由市场的存在令石狮人无可辩驳，但同样令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一切又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
在那个以政治宣传为舆论导向的年代里，一部全国上映的影片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从此石狮第一次在全国“叫响”，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石狮人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宁静。
很快，趁粉碎“四人帮”之后“两打两查”的势头，工作队又一次进驻石狮，任务只有一个：“打击资本主义复辟！”一时间很多个体商户纷纷蹲进了“学习班”，罚款的罚款，取缔的取缔，一些被认为情节严重者入狱判刑。这仿佛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要比以前更有组织、更生动、影响更大，对不安分的石狮人来说，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有意思的是，不查不要紧，一查连石狮人自己都吓了一跳。据当时统计，在所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中，非法获利万元以上的就有11人，可见在当时石狮就已经有20世纪80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了，非法获利5 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事实胜过任何雄辩，一场地毯式的清查彻底展开。
最好的教育方式莫过于抓典型，而且一抓就是八个，两三个没有说服力，几十个打击面太广泛，于是，一份最能说明石狮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名单很快被清理了出来，他们分别是：
螺丝大王宋太平：生产销售螺丝挣大钱
烟丝大王林秀碧：非法销售烟草
水产大王王善炊：私自到出海渔船上采购鱼回来批发给鱼贩子
水果大王黄国钦：包下整片果林，搞水果批发
扑克大王蔡清河：非法制作、销售扑克
砖瓦大王洪肇缠：非法制作、销售砖瓦
粮油大王张鹏飞：非法收购、倒卖粮油
票证大王卢文远：倒卖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
这份黑名单上的人物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销声匿迹，只成为一个个传说，唯一例外的是螺丝大王宋太平。当年，作为“八大王”之首的宋太平受刑最重。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一个人琢磨出200多种型号的螺丝，但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又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深山，且很快重操旧业，凭着一股子狠劲儿，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石狮最具人气的明星企业家。
《铁证如山》的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市场上的小商小贩虽然看不见了，但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也为了向上级表达石狮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一场内容翔实、事例生动的“打击资本主义泛滥成果展”，经过工作人员连续7天不分昼夜的奋战后迅速拉开了序幕，连主办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展览一经推出就很快轰动泉州地区，博得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成果展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大概是石狮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最轰动的一次展览，一时间从中央到省到部队的各级领导纷至沓来，原来的展厅很快就无法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不得不临时借用厂房才勉强够用。
据当事人回忆，这次展览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罪行介绍，第三部分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石狮的新面貌，其中最吸引社会各界的莫过于“八大王”的罪行罪证展览处，而且为了提高观众的兴趣，每个大王都配以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螺丝大王宋太平至今仍记得自己的样子——他的头扭曲着从螺帽里钻出来，面部表情极其夸张，细长的脖子被严严实实地卡在螺帽孔里。
这是当年展览的一段解说词，同样是那个年代的“铁证如山”，不过却是石狮人先行一步、搞市场经济的“铁证如山”。解说词这样写道：“以自由市场闻名全国的侨乡石狮镇，4 000余户的乡镇就有近千家的小摊贩，每天上市的有25万人，成交总金额达67万余元，比国营、合作商店的营业额还多一倍以上。这些摊贩布满大街小巷，一层挨着一层，一摊连着一摊，一直摆到国营商店的柜台边，几乎占领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阵地。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自由市场严重泛滥的妖风毒雾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乱中求利，大发横财，垄断石狮市场的‘八大王’就是其中一例。
接下来的一幕幕更像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人间喜剧。很快上级指示，这个展览非常有教育意义，要长期办下去，不仅要编成书、做成教材，而且要进京展览。从此，石狮的影响力蜚声全国。1978年的一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进京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一见面就问：“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此话很快传到石狮，石狮镇党委马上召开万人大会，感谢中央关怀，在趁热打铁地进行了一番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党委最后决定花45元钱向北京打去一份450个字的电报，汇报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已经压下去了。”
事实上，石狮人始终没有真正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资本主义”罪名放在心上，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一位“大人物”为石狮提前宣判了“死刑”，但我行我素的石狮人照样每天欢快地做着小生意，他们最满足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的钱袋一天天鼓起来，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钱赚；有钱赚，就能生活得更好。一旦政府放松管制，他们会想方设法突破一切限制，照样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小本生意。
有人曾经把温州人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其实石狮人在做生意这一点上的热情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闽南有句谚语：“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究竟是怎样执著的一群人呢？
让我们把视野再放远一点。历史告诉我们，“石狮”这两个字的由来就与商业活动有关。在距今1 400多年前的隋朝，由于地处泉州湾南部，石狮逐渐成为闽南沿海各地与泉州往来的通道中心，运盐贩鱼者络绎不绝，过往石狮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繁忙的商道。后来为了方便人们在途中遮风避雨，有人在一个叫宽仁的小村子里盖起一座石亭，又有人在亭边建起一座小庵，庵前蹲着一对憨态可掬、质朴天然的石狮子，久而久之，过往商人纷纷不约而同地以这对石狮子的所在地作为约会谈事的地点，从此约定俗成，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有了一个叫做石狮的地方。据当地志记载，早在宋元之际，石狮就有私人设摊点经营日用物资，方便行旅。到明末清初，石狮已发展成为拥有“九街”、“五围”、“七社”和“十一巷”的集镇了。可以说，石狮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石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因商而兴，因商而旺。就是这头古朴中透着灵气的小狮子，开启了一方水土的千古奇缘历史也同样一次次证明，任何外来的力量固然可以一时改造一个地域的生活状态，但却无法根本改造一个地域上千年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永不磨灭的魂魄。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石狮人就开始利用海外华侨和港澳台胞寄回来的衣服和资金开始摆摊做生意，高峰时无证商贩达600多家，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人们已经熟悉了那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老鼠工”、“黑供销”、“投机商”等各种新名词，在不过1万多人的小镇上，就有近千人蹲“学习班”，至于被当成“怪物”展览更是家常便饭。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叛逆的石狮人始终对“资本主义”怀着深厚的情感，甚至铸造成一种本能。
这是20世纪70年代全国学大寨时期一位福建干部所回忆的真实故事：一位生产大队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之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长势旺盛，但党支部却认定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那几百株荸荠踩死，以表示党支部的决心大。这位女支部委员只好含着眼泪一边踩一边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可因为荸荠是由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之后，过几天荸荠的叶子又重新生长出来了，那位女支部委员又破涕为笑：“嘿！我那资本主义的荸荠还真是踩不死啊！”
就像这踩不死的“资本主义荸荠”一样，在石狮人的文化基因中，在闽南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在石狮人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做生意从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在举国上下大搞“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里，不甘寂寞的商品意识的本能早已穿越了石狮几代人的生命历程。
“文革”时期，正当全国人民一起挥舞“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的时候，石狮人却在政治海洋的波涛中做起了“红色生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商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就是石狮人的英雄本色。
有人看到国营工厂即使加班加点也无法满足毛主席纪念章的需求，马上回家自己画出纪念章图案，然后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捣鼓成最原始的模具，接着用废弃的针筒吸颜料再喷上去，尽管粗制滥造，却能一夜之间行销大江南北。看到有人靠像章发财，石狮人一哄而上，一场废铜烂铁的收购大战瞬间打响，一夜之间30多家像章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时间，铝片成了石狮最紧俏的物资，凡是含铝的物品都无一不回炉打纪念章。更令人称奇的是，马上有人又专门做起了铝片生意。于是，短短一段时间内，一条围绕毛主席像章的产业链迅速形成了。
不仅如此，石狮人的产品开发意识在“顶风作案”时已牛刀小试，不仅有领袖的头像，而且还衬以革命圣地延安、遵义会址等各种背景，很快不仅有铝制的，还有瓷制的，品种繁多，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但像章做好了，运输却是一道显而易见的难题。在那个年头一旦物品被发现长途贩运，而且是毛主席像章，后果不言而喻，那么怎么才能把生产出来的像章运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销售呢？
接下来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传奇，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石狮农民的传奇，更是一群人的传奇。
一个年轻人在当地收购了大量的纪念章后勇敢地出发了，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把装满这些像章的十几个木箱钉得严严实实，然后搬上火车。火车一开动，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最精美的像章，很快他开始在车厢里来回穿梭，一见到解放军战士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坐到旁边拉家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立刻被毛巾上琳琅满目的像章所吸引，于是他慷慨地一人送一块，在最短的时间里与解放军战士打成一片。火车到站之后，解放军战士看到他吃力地搬出一个个木箱，立刻毫不犹豫地发扬雷锋精神，二话不说一人扛一箱就走，这时候他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车站管理人员一看到这阵势不明就里，还以为是军用物资，于是一路顺利过关，就连热心肠的解放军战士也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就这样，凭借一个人的胆略和头脑，石狮毛主席纪念章的产、供、销一条龙彻底被打通了。
讲到这个故事，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那段经典论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任何法律，有了2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有了300%的利润，甚至敢冒死刑的风险。”抛开意识形态的纠缠，这段话充分描述了商人的特点，石狮人也不例外，也许闽南人说得更形象一点：“再咸的盐水也有口渴的人喝。”
实际上，石狮人之所以敢一次次喝“资本主义”的盐水，除了具有商人的秉性，更重要的“渴”是直接来自生理上的饥饿，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的共同记忆。
千百年来，闽南人对家乡的情感始终充满矛盾。“闽南好是好，光长石头不长草”，虽说是“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窝”，但人们只能在精心平整过的山石坡上种点口粮，石狮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用当地人的话讲是“风头水尾露沙地”，仅有一点可怜的田地也只能种些花生、番薯，今天的很多石狮人还清晰地记得全家上顿下顿吃稀可见影的地瓜粥的情形，常常连猪食一样的番薯渣也不够吃，一句话，太穷了，活不下去。于是，石狮、闽南乃至整个福建，凡是沿海的居民，都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敢于冒险，虽说“走马跑船三分命”，但他们被逼无奈只能决然奔向大海的另一头，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
也许是见惯了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上石狮的商业活动时兴时衰，几度枯荣，但这些沧桑都丝毫不能改变这群人的思维方式和对生活的信念，反而是一次次凝聚他们性格中坚毅的一面。如果我们能理解“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石狮人的性格了。
在生存危机面前，任何外力和道德说教都只能显得苍白无力，与其说石狮人在市场经济中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生存智慧和商业勇气，不如说这是一种被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就像一朵朵沙漠玫瑰，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难免枯萎，但一旦你把它放入水里，一夜之间就能爆发出生命的光彩。
因此，石狮人从来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评价就不感兴趣，即使在最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全国典型时，石狮人仍理直气壮地辩驳说：“自古以来，就说唐宋元明清和解放前吧，我们中国哪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个复辟？顶多只能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表现吧！”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口气大概只有真正体验过生活艰辛的人才说得出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石狮人的这句话看做是人们对一个时代最诚实、最朴素的回答，正如一位早期的苏联诗人曾经所呐喊的那样：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在这残酷的年代，
我曾经歌颂过自由。
人们说我多大胆，
不是我大胆，
在这严酷的年代里，
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该诗即叶甫图申科的《没意义的孩子》。——编者注
更多的石狮人在《铁证如山》面前只是淡然一笑，没有任何悲愤的意味，甚至有点儿见怪不怪了。一位华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反而大声说：“太好了，这不等于给石狮做了个大广告吗？我敢打赌，今后就是花1个亿，10年内也达不到这个效果，肯定大发！”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如此独特，看待问题的眼光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不幸被这位华侨言中的这一天真正到来时，石狮人自己却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了。《铁证如山》的故事就像一个古老的寓言，它的出场既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也同时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实际上，历史上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打击“资本主义复辟”运动不仅没有改变石狮人的头脑，反而是锻炼了他们的筋骨，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为这个小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脱颖而出拉开了序幕。
石狮人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性格奔放，有时候还有点儿任性，但他们活得很真实，那首广为传唱的闽南歌《爱拼才会赢》就是当地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歌词这样唱道：“一时失意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不要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命总吗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同样是石狮人的最爱。多少年来，正是这首豪气冲天却又不无哀婉的歌谣伴随着他们开始了一段段陌生的旅程，度过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夜晚，它，就是石狮人前进中的《马赛曲》。
人最可怕的不是软弱，而是缺乏对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不难想象，就是这样一群桀骜不驯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不甘饥饿的“石头”，一旦久旱逢甘霖，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命
总吗要照起工来行
——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比做一场漫长寒冬之后的春天，那么正如大自然所透露的消息一样，最早的春意往往不是从高大的乔木开始萌芽，而是酝酿于最不起眼的角落，确切地说，往往是从夹缝中的几粒微不足道的草籽开始泛出生命的颜色。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中，在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以石狮、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城市蓦然崛起，一个个有着相同的语言、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的特殊群体呼啸而行，它们用自己的血性和禀赋打下了一个个商业王国。
但在不断跋涉前行的道路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没有享受过多少政策的阳光雨露，反而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打击对象，它们的生存环境常常先天不足，无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甚至无一不处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地区，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理论，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历史的前台，更不可能引领中国经济的潮流。但就是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地区，30年来，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自古就有着浓厚私商传统的石狮注定要经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磨难，然而每次磨难过后，石狮人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若无人地勇猛前行。
让我们先一起重温几个历史的瞬间，虽然今天的石狮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都伴以爽朗的笑声，但我们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想通过回首这段历史来提取石狮人的精神原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狮人就与“资本主义”的罪名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最终成为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的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典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石狮最终戴上“资本主义复辟”这顶“桂冠”，不是在“文革”期间最水深火热的年代，反而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集团之后举国一片欢腾之时，石狮的资本主义行为在当时成了揭露“四人帮”的罪证，而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为，实际上却与“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根本背道而驰，由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当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被完全生捆在一起，历史的诡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1年的一天，一个名叫吴夏云的石狮汉子正在鼓捣着生意，一群气势汹汹的工作队人员突然闯进他的家门，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即被送往闽北大山里进行劳动改造。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而且是“罪大恶极”。他的罪证是，由于勤奋和精明，月收入竟高达700元，而当时省里的高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57元。经过工作队核定，他的非法收入总计7 000多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既然人赃俱获，罪行累累，那么判他几年呢？工作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按1 000元判1年，就判他7年吧。随后，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父亲上吊，妹妹被迫出嫁，兄弟上山下乡，好端端一个家顷刻间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工作队一口气查封了当地12家地下工厂，并逮捕了5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如果吴夏云的故事到此结束，那么我们只能报以轻轻的一声叹息，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后吴夏云照样是一条好汉，由他的工厂所生产的工艺鞋和箱包一时远销欧美，他自己也成了“全国优秀企业家”、当地赫赫有名的创汇大王。当有人问他当年的罪名有没有平反时，他淡淡地一笑说：“我没喊冤也没要平反，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受冤坐牢，过去就算了，现在上级给我很多荣誉，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这就是石狮人的典型性格，不屈不挠，即使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怨天尤人。
如果说，1971年吴夏云的遭遇还只是一个典型个案的话，那么1974年秋，石狮则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与意识形态下的“资本主义”发生了亲密接触，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大人物”的到来有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4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十年动乱”逐渐接近尾声，阶级斗争的硝烟让人们多少感到有些疲惫，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庞大的命题产生莫名的焦虑，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异常焦躁而微妙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场运动起源于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随后数年的时间里，大寨经验席卷整个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涌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时代语录。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广，农村自留地被取消，农贸市场被取缔，一场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日益禁锢着所有人的头脑与思维。
1974年秋对石狮来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当人们像往常一样下地、出海、聊天、烧香的时候，一块不大引人注意的乌云正悄悄向这个宁静而祥和的小镇袭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来到福建视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福建省南部晋江县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人们不务正业，公然顶风作案，竟然活跃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
当陈永贵的小车缓缓驶入石狮镇的街头时，这位创造了“批资兴社”经验的农民总理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远方贵客的来临，也更没有人有任何回避的意思。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无法顺利通行。一向敢于说话的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闽南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石狮来说，陈永贵的这句话无异于一声突如其来的棒喝，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掂得出这句话的分量。毕竟，那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狂热追求“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编者注的年代。尽管投入了所有的激情，但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实际上，与当时全国的多数省份一样，此时的福建人民正在把火热的革命激情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中去。地处南方的福建满目青山绿水，自然条件无疑要比西北高原好得多，用陈永贵的话说，“田里随便插根扁担都能长出苗来”，但却一直没有摘掉农业落后大省的帽子。在一次福建省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陈永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建为什么农业搞不上去呢？主要是人懒！”福建人民痛定思痛之后，一场“没收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了。
在举国上下一派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的浪潮下，石狮人同样不甘落后。为了彻底改变侨乡面貌，增加粮食产量，有人提出了要把一年两熟的旱地改造成一年三熟的水田的伟大构想，尽管已经很久没人敢这样想了。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显得合情合理。有人不免对这种构想表示怀疑，“从来水田就是水田，旱地就是旱地，小鸟怎能孵出大鹅蛋？不要忘记1960年农改田失收的结果，想吃大米最后连番薯都丢了。”
在所有的质疑声中，石狮人的商品意识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有人马上算了一笔经济账，当地的土壤只适合种花生，如果把这些旱地都种花生，那么有了花生就等于有了大米，何必要枉费力气改水田呢？更有人干脆说，“钱靠南洋、粮靠市场，何苦多此一举？”这种朴素的商品意识在今天看来再自然不过，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急需批判和纠正的落后思想。经过一番严肃而耐心的思想教育，人们终于想通了：“粮食是纲，大家都种花生，哪还有大米换？专要钱，不要粮，不顾国家计划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于是，在大寨精神的激励下，一场改土造田的战斗打响了，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在田间地头劈高填低，裁弯取直，人们似乎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奇迹。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在睡梦中一次次见到丰收的场景。终于捷报传来，亩产早稻从原来的400多斤增加到600多斤。但天不遂人愿，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发现自己还是填不饱肚子，火热的激情换来的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
与碰巧来到石狮的陈永贵一样，石狮人同样没有想到，正当自己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改变家乡面貌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坏了整锅汤，把自己变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活教材。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无论如何，当时石狮这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两万的小镇，从此被人为地涂上了一层最不光彩的颜色，一种臭气熏天的颜色——黑色。
所谓黑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万恶不赦的罪名。的确，在整个中国红旗飘飘的岁月里，在发誓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年代里，有谁又能够容忍商品经济的胚胎蠢蠢欲动？
与其说石狮人被冤枉了，不如说这一次他们是刚好撞在了时代潮流的枪口上。陈永贵在石狮意外地看到了一条活灵活现的“资本主义尾巴”，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但在那个时代看来，这种放任自流的商品交易行为正与大寨精神背道而驰，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我们仍可以想象，当1974年的石狮突然出现在陈永贵面前时，那一刻名不见经传的石狮是多么扎眼。
在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中，农业发展落后的福建，乃至那个叫石狮的南方小镇无疑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段并不愉快的记忆。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善于类比的陈永贵再一次以铿锵有力、毫不含糊的声音给石狮定了性：“石狮是什么？石狮就是资本主义身上的一块臭肉，只差插一面国民党旗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车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还只是一种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感性评价，那么陈永贵后来的这句话就已经完全上升到理性，甚至是可怕的高度了。
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是什么人最终也无法阻挡住民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洪流，尽管政府一再表示出严厉打击资本主义的决心，但陈永贵走后没多久，石狮的小商品市场却又自然地再度萌发了。到1975年，石狮镇仍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照经营。
石狮人似乎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没有“驯服”这个词汇，但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我行我素的性格，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很快倾盆而来。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石狮就出现了华侨从海外带回来的第一台手摇电影机；1945年，石狮第一次播放有声电影，同样是一位华侨从菲律宾带回一台16毫米电影机，向厦门电影公司租来《啼笑因缘》、《一江春水向东流》，让父老乡亲们大开眼界。但石狮人不会想到，事隔32年后，自己居然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成了一部电影的主角。
虽然偏居东南一隅，但现代文明的火种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悄悄点燃
1977年春，作恶多年的“四人帮”覆灭之后，神州大地万物复苏，就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专题片在全国内部公映。在这部20多分钟的专题片里，拍摄者带着对“四人帮”的满腔愤怒从各种角度揭露福建所遭受到的严重破坏，一个个镜头令人触目惊心：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荒芜的农村，帮派大搞武斗所留下的碉堡和武器，人民生活惨不忍睹……
但就在影片快结束时，石狮人突然看见自己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部专题片中反面教材的一部分，当电影镜头切换到石狮时，观众们看到的却是当地自由市场的交易画面，在镜头里闪现的，倒像是一次小商品的大会展，以及一个个看起来贼眉鼠眼的小商小贩。讲到石狮，画外音陡然以泰山压顶般的口气怒斥道：“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结尾处，解说员以更铿锵有力的语调总结道：“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瞧，铁证如山！”自由市场的存在令石狮人无可辩驳，但同样令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一切又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
在那个以政治宣传为舆论导向的年代里，一部全国上映的影片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从此石狮第一次在全国“叫响”，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石狮人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宁静。
很快，趁粉碎“四人帮”之后“两打两查”的势头，工作队又一次进驻石狮，任务只有一个：“打击资本主义复辟！”一时间很多个体商户纷纷蹲进了“学习班”，罚款的罚款，取缔的取缔，一些被认为情节严重者入狱判刑。这仿佛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要比以前更有组织、更生动、影响更大，对不安分的石狮人来说，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有意思的是，不查不要紧，一查连石狮人自己都吓了一跳。据当时统计，在所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中，非法获利万元以上的就有11人，可见在当时石狮就已经有20世纪80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了，非法获利5 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事实胜过任何雄辩，一场地毯式的清查彻底展开。
最好的教育方式莫过于抓典型，而且一抓就是八个，两三个没有说服力，几十个打击面太广泛，于是，一份最能说明石狮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名单很快被清理了出来，他们分别是：
螺丝大王宋太平：生产销售螺丝挣大钱
烟丝大王林秀碧：非法销售烟草
水产大王王善炊：私自到出海渔船上采购鱼回来批发给鱼贩子
水果大王黄国钦：包下整片果林，搞水果批发
扑克大王蔡清河：非法制作、销售扑克
砖瓦大王洪肇缠：非法制作、销售砖瓦
粮油大王张鹏飞：非法收购、倒卖粮油
票证大王卢文远：倒卖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
这份黑名单上的人物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销声匿迹，只成为一个个传说，唯一例外的是螺丝大王宋太平。当年，作为“八大王”之首的宋太平受刑最重。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一个人琢磨出200多种型号的螺丝，但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又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深山，且很快重操旧业，凭着一股子狠劲儿，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石狮最具人气的明星企业家。
《铁证如山》的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市场上的小商小贩虽然看不见了，但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也为了向上级表达石狮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一场内容翔实、事例生动的“打击资本主义泛滥成果展”，经过工作人员连续7天不分昼夜的奋战后迅速拉开了序幕，连主办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展览一经推出就很快轰动泉州地区，博得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成果展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大概是石狮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最轰动的一次展览，一时间从中央到省到部队的各级领导纷至沓来，原来的展厅很快就无法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不得不临时借用厂房才勉强够用。
据当事人回忆，这次展览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罪行介绍，第三部分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石狮的新面貌，其中最吸引社会各界的莫过于“八大王”的罪行罪证展览处，而且为了提高观众的兴趣，每个大王都配以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螺丝大王宋太平至今仍记得自己的样子——他的头扭曲着从螺帽里钻出来，面部表情极其夸张，细长的脖子被严严实实地卡在螺帽孔里。
这是当年展览的一段解说词，同样是那个年代的“铁证如山”，不过却是石狮人先行一步、搞市场经济的“铁证如山”。解说词这样写道：“以自由市场闻名全国的侨乡石狮镇，4 000余户的乡镇就有近千家的小摊贩，每天上市的有25万人，成交总金额达67万余元，比国营、合作商店的营业额还多一倍以上。这些摊贩布满大街小巷，一层挨着一层，一摊连着一摊，一直摆到国营商店的柜台边，几乎占领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阵地。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自由市场严重泛滥的妖风毒雾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乱中求利，大发横财，垄断石狮市场的‘八大王’就是其中一例。
接下来的一幕幕更像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人间喜剧。很快上级指示，这个展览非常有教育意义，要长期办下去，不仅要编成书、做成教材，而且要进京展览。从此，石狮的影响力蜚声全国。1978年的一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进京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一见面就问：“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此话很快传到石狮，石狮镇党委马上召开万人大会，感谢中央关怀，在趁热打铁地进行了一番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党委最后决定花45元钱向北京打去一份450个字的电报，汇报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已经压下去了。”
事实上，石狮人始终没有真正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资本主义”罪名放在心上，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一位“大人物”为石狮提前宣判了“死刑”，但我行我素的石狮人照样每天欢快地做着小生意，他们最满足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的钱袋一天天鼓起来，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钱赚；有钱赚，就能生活得更好。一旦政府放松管制，他们会想方设法突破一切限制，照样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小本生意。
有人曾经把温州人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其实石狮人在做生意这一点上的热情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闽南有句谚语：“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究竟是怎样执著的一群人呢？
让我们把视野再放远一点。历史告诉我们，“石狮”这两个字的由来就与商业活动有关。在距今1 400多年前的隋朝，由于地处泉州湾南部，石狮逐渐成为闽南沿海各地与泉州往来的通道中心，运盐贩鱼者络绎不绝，过往石狮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繁忙的商道。后来为了方便人们在途中遮风避雨，有人在一个叫宽仁的小村子里盖起一座石亭，又有人在亭边建起一座小庵，庵前蹲着一对憨态可掬、质朴天然的石狮子，久而久之，过往商人纷纷不约而同地以这对石狮子的所在地作为约会谈事的地点，从此约定俗成，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有了一个叫做石狮的地方。据当地志记载，早在宋元之际，石狮就有私人设摊点经营日用物资，方便行旅。到明末清初，石狮已发展成为拥有“九街”、“五围”、“七社”和“十一巷”的集镇了。可以说，石狮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石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因商而兴，因商而旺。就是这头古朴中透着灵气的小狮子，开启了一方水土的千古奇缘历史也同样一次次证明，任何外来的力量固然可以一时改造一个地域的生活状态，但却无法根本改造一个地域上千年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永不磨灭的魂魄。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石狮人就开始利用海外华侨和港澳台胞寄回来的衣服和资金开始摆摊做生意，高峰时无证商贩达600多家，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人们已经熟悉了那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老鼠工”、“黑供销”、“投机商”等各种新名词，在不过1万多人的小镇上，就有近千人蹲“学习班”，至于被当成“怪物”展览更是家常便饭。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叛逆的石狮人始终对“资本主义”怀着深厚的情感，甚至铸造成一种本能。
这是20世纪70年代全国学大寨时期一位福建干部所回忆的真实故事：一位生产大队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之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长势旺盛，但党支部却认定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那几百株荸荠踩死，以表示党支部的决心大。这位女支部委员只好含着眼泪一边踩一边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可因为荸荠是由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之后，过几天荸荠的叶子又重新生长出来了，那位女支部委员又破涕为笑：“嘿！我那资本主义的荸荠还真是踩不死啊！”
就像这踩不死的“资本主义荸荠”一样，在石狮人的文化基因中，在闽南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在石狮人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做生意从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在举国上下大搞“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里，不甘寂寞的商品意识的本能早已穿越了石狮几代人的生命历程。
“文革”时期，正当全国人民一起挥舞“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的时候，石狮人却在政治海洋的波涛中做起了“红色生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商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就是石狮人的英雄本色。
有人看到国营工厂即使加班加点也无法满足毛主席纪念章的需求，马上回家自己画出纪念章图案，然后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捣鼓成最原始的模具，接着用废弃的针筒吸颜料再喷上去，尽管粗制滥造，却能一夜之间行销大江南北。看到有人靠像章发财，石狮人一哄而上，一场废铜烂铁的收购大战瞬间打响，一夜之间30多家像章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时间，铝片成了石狮最紧俏的物资，凡是含铝的物品都无一不回炉打纪念章。更令人称奇的是，马上有人又专门做起了铝片生意。于是，短短一段时间内，一条围绕毛主席像章的产业链迅速形成了。
不仅如此，石狮人的产品开发意识在“顶风作案”时已牛刀小试，不仅有领袖的头像，而且还衬以革命圣地延安、遵义会址等各种背景，很快不仅有铝制的，还有瓷制的，品种繁多，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但像章做好了，运输却是一道显而易见的难题。在那个年头一旦物品被发现长途贩运，而且是毛主席像章，后果不言而喻，那么怎么才能把生产出来的像章运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销售呢？
接下来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传奇，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石狮农民的传奇，更是一群人的传奇。
一个年轻人在当地收购了大量的纪念章后勇敢地出发了，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把装满这些像章的十几个木箱钉得严严实实，然后搬上火车。火车一开动，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最精美的像章，很快他开始在车厢里来回穿梭，一见到解放军战士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坐到旁边拉家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立刻被毛巾上琳琅满目的像章所吸引，于是他慷慨地一人送一块，在最短的时间里与解放军战士打成一片。火车到站之后，解放军战士看到他吃力地搬出一个个木箱，立刻毫不犹豫地发扬雷锋精神，二话不说一人扛一箱就走，这时候他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车站管理人员一看到这阵势不明就里，还以为是军用物资，于是一路顺利过关，就连热心肠的解放军战士也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就这样，凭借一个人的胆略和头脑，石狮毛主席纪念章的产、供、销一条龙彻底被打通了。
讲到这个故事，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那段经典论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任何法律，有了2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有了300%的利润，甚至敢冒死刑的风险。”抛开意识形态的纠缠，这段话充分描述了商人的特点，石狮人也不例外，也许闽南人说得更形象一点：“再咸的盐水也有口渴的人喝。”
实际上，石狮人之所以敢一次次喝“资本主义”的盐水，除了具有商人的秉性，更重要的“渴”是直接来自生理上的饥饿，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的共同记忆。
千百年来，闽南人对家乡的情感始终充满矛盾。“闽南好是好，光长石头不长草”，虽说是“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窝”，但人们只能在精心平整过的山石坡上种点口粮，石狮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用当地人的话讲是“风头水尾露沙地”，仅有一点可怜的田地也只能种些花生、番薯，今天的很多石狮人还清晰地记得全家上顿下顿吃稀可见影的地瓜粥的情形，常常连猪食一样的番薯渣也不够吃，一句话，太穷了，活不下去。于是，石狮、闽南乃至整个福建，凡是沿海的居民，都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敢于冒险，虽说“走马跑船三分命”，但他们被逼无奈只能决然奔向大海的另一头，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
也许是见惯了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上石狮的商业活动时兴时衰，几度枯荣，但这些沧桑都丝毫不能改变这群人的思维方式和对生活的信念，反而是一次次凝聚他们性格中坚毅的一面。如果我们能理解“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石狮人的性格了。
在生存危机面前，任何外力和道德说教都只能显得苍白无力，与其说石狮人在市场经济中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生存智慧和商业勇气，不如说这是一种被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就像一朵朵沙漠玫瑰，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难免枯萎，但一旦你把它放入水里，一夜之间就能爆发出生命的光彩。
因此，石狮人从来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评价就不感兴趣，即使在最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全国典型时，石狮人仍理直气壮地辩驳说：“自古以来，就说唐宋元明清和解放前吧，我们中国哪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个复辟？顶多只能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表现吧！”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口气大概只有真正体验过生活艰辛的人才说得出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石狮人的这句话看做是人们对一个时代最诚实、最朴素的回答，正如一位早期的苏联诗人曾经所呐喊的那样：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在这残酷的年代，
我曾经歌颂过自由。
人们说我多大胆，
不是我大胆，
在这严酷的年代里，
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该诗即叶甫图申科的《没意义的孩子》。——编者注
更多的石狮人在《铁证如山》面前只是淡然一笑，没有任何悲愤的意味，甚至有点儿见怪不怪了。一位华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反而大声说：“太好了，这不等于给石狮做了个大广告吗？我敢打赌，今后就是花1个亿，10年内也达不到这个效果，肯定大发！”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如此独特，看待问题的眼光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不幸被这位华侨言中的这一天真正到来时，石狮人自己却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了。《铁证如山》的故事就像一个古老的寓言，它的出场既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也同时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实际上，历史上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打击“资本主义复辟”运动不仅没有改变石狮人的头脑，反而是锻炼了他们的筋骨，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为这个小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脱颖而出拉开了序幕。
石狮人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性格奔放，有时候还有点儿任性，但他们活得很真实，那首广为传唱的闽南歌《爱拼才会赢》就是当地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歌词这样唱道：“一时失意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不要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命总吗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同样是石狮人的最爱。多少年来，正是这首豪气冲天却又不无哀婉的歌谣伴随着他们开始了一段段陌生的旅程，度过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夜晚，它，就是石狮人前进中的《马赛曲》。
人最可怕的不是软弱，而是缺乏对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不难想象，就是这样一群桀骜不驯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不甘饥饿的“石头”，一旦久旱逢甘霖，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命
总吗要照起工来行
——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比做一场漫长寒冬之后的春天，那么正如大自然所透露的消息一样，最早的春意往往不是从高大的乔木开始萌芽，而是酝酿于最不起眼的角落，确切地说，往往是从夹缝中的几粒微不足道的草籽开始泛出生命的颜色。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中，在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以石狮、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城市蓦然崛起，一个个有着相同的语言、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的特殊群体呼啸而行，它们用自己的血性和禀赋打下了一个个商业王国。
但在不断跋涉前行的道路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没有享受过多少政策的阳光雨露，反而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打击对象，它们的生存环境常常先天不足，无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甚至无一不处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地区，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理论，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历史的前台，更不可能引领中国经济的潮流。但就是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地区，30年来，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自古就有着浓厚私商传统的石狮注定要经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磨难，然而每次磨难过后，石狮人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若无人地勇猛前行。
让我们先一起重温几个历史的瞬间，虽然今天的石狮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都伴以爽朗的笑声，但我们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想通过回首这段历史来提取石狮人的精神原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狮人就与“资本主义”的罪名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最终成为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的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典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石狮最终戴上“资本主义复辟”这顶“桂冠”，不是在“文革”期间最水深火热的年代，反而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集团之后举国一片欢腾之时，石狮的资本主义行为在当时成了揭露“四人帮”的罪证，而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为，实际上却与“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根本背道而驰，由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当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被完全生捆在一起，历史的诡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1年的一天，一个名叫吴夏云的石狮汉子正在鼓捣着生意，一群气势汹汹的工作队人员突然闯进他的家门，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即被送往闽北大山里进行劳动改造。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而且是“罪大恶极”。他的罪证是，由于勤奋和精明，月收入竟高达700元，而当时省里的高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57元。经过工作队核定，他的非法收入总计7 000多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既然人赃俱获，罪行累累，那么判他几年呢？工作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按1 000元判1年，就判他7年吧。随后，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父亲上吊，妹妹被迫出嫁，兄弟上山下乡，好端端一个家顷刻间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工作队一口气查封了当地12家地下工厂，并逮捕了5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如果吴夏云的故事到此结束，那么我们只能报以轻轻的一声叹息，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后吴夏云照样是一条好汉，由他的工厂所生产的工艺鞋和箱包一时远销欧美，他自己也成了“全国优秀企业家”、当地赫赫有名的创汇大王。当有人问他当年的罪名有没有平反时，他淡淡地一笑说：“我没喊冤也没要平反，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受冤坐牢，过去就算了，现在上级给我很多荣誉，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这就是石狮人的典型性格，不屈不挠，即使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怨天尤人。
如果说，1971年吴夏云的遭遇还只是一个典型个案的话，那么1974年秋，石狮则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与意识形态下的“资本主义”发生了亲密接触，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大人物”的到来有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4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十年动乱”逐渐接近尾声，阶级斗争的硝烟让人们多少感到有些疲惫，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庞大的命题产生莫名的焦虑，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异常焦躁而微妙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场运动起源于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随后数年的时间里，大寨经验席卷整个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涌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时代语录。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广，农村自留地被取消，农贸市场被取缔，一场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日益禁锢着所有人的头脑与思维。
1974年秋对石狮来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当人们像往常一样下地、出海、聊天、烧香的时候，一块不大引人注意的乌云正悄悄向这个宁静而祥和的小镇袭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来到福建视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福建省南部晋江县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人们不务正业，公然顶风作案，竟然活跃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
当陈永贵的小车缓缓驶入石狮镇的街头时，这位创造了“批资兴社”经验的农民总理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远方贵客的来临，也更没有人有任何回避的意思。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无法顺利通行。一向敢于说话的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闽南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石狮来说，陈永贵的这句话无异于一声突如其来的棒喝，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掂得出这句话的分量。毕竟，那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狂热追求“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编者注的年代。尽管投入了所有的激情，但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实际上，与当时全国的多数省份一样，此时的福建人民正在把火热的革命激情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中去。地处南方的福建满目青山绿水，自然条件无疑要比西北高原好得多，用陈永贵的话说，“田里随便插根扁担都能长出苗来”，但却一直没有摘掉农业落后大省的帽子。在一次福建省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陈永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建为什么农业搞不上去呢？主要是人懒！”福建人民痛定思痛之后，一场“没收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了。
在举国上下一派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的浪潮下，石狮人同样不甘落后。为了彻底改变侨乡面貌，增加粮食产量，有人提出了要把一年两熟的旱地改造成一年三熟的水田的伟大构想，尽管已经很久没人敢这样想了。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显得合情合理。有人不免对这种构想表示怀疑，“从来水田就是水田，旱地就是旱地，小鸟怎能孵出大鹅蛋？不要忘记1960年农改田失收的结果，想吃大米最后连番薯都丢了。”
在所有的质疑声中，石狮人的商品意识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有人马上算了一笔经济账，当地的土壤只适合种花生，如果把这些旱地都种花生，那么有了花生就等于有了大米，何必要枉费力气改水田呢？更有人干脆说，“钱靠南洋、粮靠市场，何苦多此一举？”这种朴素的商品意识在今天看来再自然不过，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急需批判和纠正的落后思想。经过一番严肃而耐心的思想教育，人们终于想通了：“粮食是纲，大家都种花生，哪还有大米换？专要钱，不要粮，不顾国家计划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于是，在大寨精神的激励下，一场改土造田的战斗打响了，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在田间地头劈高填低，裁弯取直，人们似乎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奇迹。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在睡梦中一次次见到丰收的场景。终于捷报传来，亩产早稻从原来的400多斤增加到600多斤。但天不遂人愿，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发现自己还是填不饱肚子，火热的激情换来的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
与碰巧来到石狮的陈永贵一样，石狮人同样没有想到，正当自己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改变家乡面貌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坏了整锅汤，把自己变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活教材。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无论如何，当时石狮这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两万的小镇，从此被人为地涂上了一层最不光彩的颜色，一种臭气熏天的颜色——黑色。
所谓黑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万恶不赦的罪名。的确，在整个中国红旗飘飘的岁月里，在发誓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年代里，有谁又能够容忍商品经济的胚胎蠢蠢欲动？
与其说石狮人被冤枉了，不如说这一次他们是刚好撞在了时代潮流的枪口上。陈永贵在石狮意外地看到了一条活灵活现的“资本主义尾巴”，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但在那个时代看来，这种放任自流的商品交易行为正与大寨精神背道而驰，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我们仍可以想象，当1974年的石狮突然出现在陈永贵面前时，那一刻名不见经传的石狮是多么扎眼。
在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中，农业发展落后的福建，乃至那个叫石狮的南方小镇无疑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段并不愉快的记忆。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善于类比的陈永贵再一次以铿锵有力、毫不含糊的声音给石狮定了性：“石狮是什么？石狮就是资本主义身上的一块臭肉，只差插一面国民党旗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车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还只是一种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感性评价，那么陈永贵后来的这句话就已经完全上升到理性，甚至是可怕的高度了。
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是什么人最终也无法阻挡住民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洪流，尽管政府一再表示出严厉打击资本主义的决心，但陈永贵走后没多久，石狮的小商品市场却又自然地再度萌发了。到1975年，石狮镇仍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照经营。
石狮人似乎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没有“驯服”这个词汇，但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我行我素的性格，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很快倾盆而来。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石狮就出现了华侨从海外带回来的第一台手摇电影机；1945年，石狮第一次播放有声电影，同样是一位华侨从菲律宾带回一台16毫米电影机，向厦门电影公司租来《啼笑因缘》、《一江春水向东流》，让父老乡亲们大开眼界。但石狮人不会想到，事隔32年后，自己居然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成了一部电影的主角。
虽然偏居东南一隅，但现代文明的火种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悄悄点燃
1977年春，作恶多年的“四人帮”覆灭之后，神州大地万物复苏，就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专题片在全国内部公映。在这部20多分钟的专题片里，拍摄者带着对“四人帮”的满腔愤怒从各种角度揭露福建所遭受到的严重破坏，一个个镜头令人触目惊心：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荒芜的农村，帮派大搞武斗所留下的碉堡和武器，人民生活惨不忍睹……
但就在影片快结束时，石狮人突然看见自己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部专题片中反面教材的一部分，当电影镜头切换到石狮时，观众们看到的却是当地自由市场的交易画面，在镜头里闪现的，倒像是一次小商品的大会展，以及一个个看起来贼眉鼠眼的小商小贩。讲到石狮，画外音陡然以泰山压顶般的口气怒斥道：“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结尾处，解说员以更铿锵有力的语调总结道：“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瞧，铁证如山！”自由市场的存在令石狮人无可辩驳，但同样令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一切又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
在那个以政治宣传为舆论导向的年代里，一部全国上映的影片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从此石狮第一次在全国“叫响”，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石狮人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宁静。
很快，趁粉碎“四人帮”之后“两打两查”的势头，工作队又一次进驻石狮，任务只有一个：“打击资本主义复辟！”一时间很多个体商户纷纷蹲进了“学习班”，罚款的罚款，取缔的取缔，一些被认为情节严重者入狱判刑。这仿佛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要比以前更有组织、更生动、影响更大，对不安分的石狮人来说，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有意思的是，不查不要紧，一查连石狮人自己都吓了一跳。据当时统计，在所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中，非法获利万元以上的就有11人，可见在当时石狮就已经有20世纪80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了，非法获利5 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事实胜过任何雄辩，一场地毯式的清查彻底展开。
最好的教育方式莫过于抓典型，而且一抓就是八个，两三个没有说服力，几十个打击面太广泛，于是，一份最能说明石狮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名单很快被清理了出来，他们分别是：
螺丝大王宋太平：生产销售螺丝挣大钱
烟丝大王林秀碧：非法销售烟草
水产大王王善炊：私自到出海渔船上采购鱼回来批发给鱼贩子
水果大王黄国钦：包下整片果林，搞水果批发
扑克大王蔡清河：非法制作、销售扑克
砖瓦大王洪肇缠：非法制作、销售砖瓦
粮油大王张鹏飞：非法收购、倒卖粮油
票证大王卢文远：倒卖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
这份黑名单上的人物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销声匿迹，只成为一个个传说，唯一例外的是螺丝大王宋太平。当年，作为“八大王”之首的宋太平受刑最重。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一个人琢磨出200多种型号的螺丝，但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又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深山，且很快重操旧业，凭着一股子狠劲儿，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石狮最具人气的明星企业家。
《铁证如山》的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市场上的小商小贩虽然看不见了，但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也为了向上级表达石狮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一场内容翔实、事例生动的“打击资本主义泛滥成果展”，经过工作人员连续7天不分昼夜的奋战后迅速拉开了序幕，连主办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展览一经推出就很快轰动泉州地区，博得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成果展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大概是石狮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最轰动的一次展览，一时间从中央到省到部队的各级领导纷至沓来，原来的展厅很快就无法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不得不临时借用厂房才勉强够用。
据当事人回忆，这次展览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罪行介绍，第三部分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石狮的新面貌，其中最吸引社会各界的莫过于“八大王”的罪行罪证展览处，而且为了提高观众的兴趣，每个大王都配以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螺丝大王宋太平至今仍记得自己的样子——他的头扭曲着从螺帽里钻出来，面部表情极其夸张，细长的脖子被严严实实地卡在螺帽孔里。
这是当年展览的一段解说词，同样是那个年代的“铁证如山”，不过却是石狮人先行一步、搞市场经济的“铁证如山”。解说词这样写道：“以自由市场闻名全国的侨乡石狮镇，4 000余户的乡镇就有近千家的小摊贩，每天上市的有25万人，成交总金额达67万余元，比国营、合作商店的营业额还多一倍以上。这些摊贩布满大街小巷，一层挨着一层，一摊连着一摊，一直摆到国营商店的柜台边，几乎占领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阵地。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自由市场严重泛滥的妖风毒雾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乱中求利，大发横财，垄断石狮市场的‘八大王’就是其中一例。
接下来的一幕幕更像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人间喜剧。很快上级指示，这个展览非常有教育意义，要长期办下去，不仅要编成书、做成教材，而且要进京展览。从此，石狮的影响力蜚声全国。1978年的一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进京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一见面就问：“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此话很快传到石狮，石狮镇党委马上召开万人大会，感谢中央关怀，在趁热打铁地进行了一番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党委最后决定花45元钱向北京打去一份450个字的电报，汇报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已经压下去了。”
事实上，石狮人始终没有真正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资本主义”罪名放在心上，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一位“大人物”为石狮提前宣判了“死刑”，但我行我素的石狮人照样每天欢快地做着小生意，他们最满足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的钱袋一天天鼓起来，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钱赚；有钱赚，就能生活得更好。一旦政府放松管制，他们会想方设法突破一切限制，照样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小本生意。
有人曾经把温州人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其实石狮人在做生意这一点上的热情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闽南有句谚语：“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究竟是怎样执著的一群人呢？
让我们把视野再放远一点。历史告诉我们，“石狮”这两个字的由来就与商业活动有关。在距今1 400多年前的隋朝，由于地处泉州湾南部，石狮逐渐成为闽南沿海各地与泉州往来的通道中心，运盐贩鱼者络绎不绝，过往石狮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繁忙的商道。后来为了方便人们在途中遮风避雨，有人在一个叫宽仁的小村子里盖起一座石亭，又有人在亭边建起一座小庵，庵前蹲着一对憨态可掬、质朴天然的石狮子，久而久之，过往商人纷纷不约而同地以这对石狮子的所在地作为约会谈事的地点，从此约定俗成，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有了一个叫做石狮的地方。据当地志记载，早在宋元之际，石狮就有私人设摊点经营日用物资，方便行旅。到明末清初，石狮已发展成为拥有“九街”、“五围”、“七社”和“十一巷”的集镇了。可以说，石狮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石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因商而兴，因商而旺。就是这头古朴中透着灵气的小狮子，开启了一方水土的千古奇缘历史也同样一次次证明，任何外来的力量固然可以一时改造一个地域的生活状态，但却无法根本改造一个地域上千年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永不磨灭的魂魄。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石狮人就开始利用海外华侨和港澳台胞寄回来的衣服和资金开始摆摊做生意，高峰时无证商贩达600多家，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人们已经熟悉了那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老鼠工”、“黑供销”、“投机商”等各种新名词，在不过1万多人的小镇上，就有近千人蹲“学习班”，至于被当成“怪物”展览更是家常便饭。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叛逆的石狮人始终对“资本主义”怀着深厚的情感，甚至铸造成一种本能。
这是20世纪70年代全国学大寨时期一位福建干部所回忆的真实故事：一位生产大队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之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长势旺盛，但党支部却认定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那几百株荸荠踩死，以表示党支部的决心大。这位女支部委员只好含着眼泪一边踩一边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可因为荸荠是由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之后，过几天荸荠的叶子又重新生长出来了，那位女支部委员又破涕为笑：“嘿！我那资本主义的荸荠还真是踩不死啊！”
就像这踩不死的“资本主义荸荠”一样，在石狮人的文化基因中，在闽南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在石狮人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做生意从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在举国上下大搞“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里，不甘寂寞的商品意识的本能早已穿越了石狮几代人的生命历程。
“文革”时期，正当全国人民一起挥舞“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的时候，石狮人却在政治海洋的波涛中做起了“红色生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商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就是石狮人的英雄本色。
有人看到国营工厂即使加班加点也无法满足毛主席纪念章的需求，马上回家自己画出纪念章图案，然后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捣鼓成最原始的模具，接着用废弃的针筒吸颜料再喷上去，尽管粗制滥造，却能一夜之间行销大江南北。看到有人靠像章发财，石狮人一哄而上，一场废铜烂铁的收购大战瞬间打响，一夜之间30多家像章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时间，铝片成了石狮最紧俏的物资，凡是含铝的物品都无一不回炉打纪念章。更令人称奇的是，马上有人又专门做起了铝片生意。于是，短短一段时间内，一条围绕毛主席像章的产业链迅速形成了。
不仅如此，石狮人的产品开发意识在“顶风作案”时已牛刀小试，不仅有领袖的头像，而且还衬以革命圣地延安、遵义会址等各种背景，很快不仅有铝制的，还有瓷制的，品种繁多，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但像章做好了，运输却是一道显而易见的难题。在那个年头一旦物品被发现长途贩运，而且是毛主席像章，后果不言而喻，那么怎么才能把生产出来的像章运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销售呢？
接下来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传奇，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石狮农民的传奇，更是一群人的传奇。
一个年轻人在当地收购了大量的纪念章后勇敢地出发了，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把装满这些像章的十几个木箱钉得严严实实，然后搬上火车。火车一开动，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最精美的像章，很快他开始在车厢里来回穿梭，一见到解放军战士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坐到旁边拉家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立刻被毛巾上琳琅满目的像章所吸引，于是他慷慨地一人送一块，在最短的时间里与解放军战士打成一片。火车到站之后，解放军战士看到他吃力地搬出一个个木箱，立刻毫不犹豫地发扬雷锋精神，二话不说一人扛一箱就走，这时候他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车站管理人员一看到这阵势不明就里，还以为是军用物资，于是一路顺利过关，就连热心肠的解放军战士也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就这样，凭借一个人的胆略和头脑，石狮毛主席纪念章的产、供、销一条龙彻底被打通了。
讲到这个故事，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那段经典论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任何法律，有了2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有了300%的利润，甚至敢冒死刑的风险。”抛开意识形态的纠缠，这段话充分描述了商人的特点，石狮人也不例外，也许闽南人说得更形象一点：“再咸的盐水也有口渴的人喝。”
实际上，石狮人之所以敢一次次喝“资本主义”的盐水，除了具有商人的秉性，更重要的“渴”是直接来自生理上的饥饿，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的共同记忆。
千百年来，闽南人对家乡的情感始终充满矛盾。“闽南好是好，光长石头不长草”，虽说是“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窝”，但人们只能在精心平整过的山石坡上种点口粮，石狮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用当地人的话讲是“风头水尾露沙地”，仅有一点可怜的田地也只能种些花生、番薯，今天的很多石狮人还清晰地记得全家上顿下顿吃稀可见影的地瓜粥的情形，常常连猪食一样的番薯渣也不够吃，一句话，太穷了，活不下去。于是，石狮、闽南乃至整个福建，凡是沿海的居民，都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敢于冒险，虽说“走马跑船三分命”，但他们被逼无奈只能决然奔向大海的另一头，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
也许是见惯了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上石狮的商业活动时兴时衰，几度枯荣，但这些沧桑都丝毫不能改变这群人的思维方式和对生活的信念，反而是一次次凝聚他们性格中坚毅的一面。如果我们能理解“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石狮人的性格了。
在生存危机面前，任何外力和道德说教都只能显得苍白无力，与其说石狮人在市场经济中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生存智慧和商业勇气，不如说这是一种被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就像一朵朵沙漠玫瑰，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难免枯萎，但一旦你把它放入水里，一夜之间就能爆发出生命的光彩。
因此，石狮人从来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评价就不感兴趣，即使在最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全国典型时，石狮人仍理直气壮地辩驳说：“自古以来，就说唐宋元明清和解放前吧，我们中国哪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个复辟？顶多只能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表现吧！”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口气大概只有真正体验过生活艰辛的人才说得出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石狮人的这句话看做是人们对一个时代最诚实、最朴素的回答，正如一位早期的苏联诗人曾经所呐喊的那样：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在这残酷的年代，
我曾经歌颂过自由。
人们说我多大胆，
不是我大胆，
在这严酷的年代里，
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该诗即叶甫图申科的《没意义的孩子》。——编者注
更多的石狮人在《铁证如山》面前只是淡然一笑，没有任何悲愤的意味，甚至有点儿见怪不怪了。一位华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反而大声说：“太好了，这不等于给石狮做了个大广告吗？我敢打赌，今后就是花1个亿，10年内也达不到这个效果，肯定大发！”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如此独特，看待问题的眼光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不幸被这位华侨言中的这一天真正到来时，石狮人自己却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了。《铁证如山》的故事就像一个古老的寓言，它的出场既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也同时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实际上，历史上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打击“资本主义复辟”运动不仅没有改变石狮人的头脑，反而是锻炼了他们的筋骨，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为这个小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脱颖而出拉开了序幕。
石狮人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性格奔放，有时候还有点儿任性，但他们活得很真实，那首广为传唱的闽南歌《爱拼才会赢》就是当地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歌词这样唱道：“一时失意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不要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命总吗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同样是石狮人的最爱。多少年来，正是这首豪气冲天却又不无哀婉的歌谣伴随着他们开始了一段段陌生的旅程，度过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夜晚，它，就是石狮人前进中的《马赛曲》。
人最可怕的不是软弱，而是缺乏对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不难想象，就是这样一群桀骜不驯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不甘饥饿的“石头”，一旦久旱逢甘霖，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命
总吗要照起工来行
——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比做一场漫长寒冬之后的春天，那么正如大自然所透露的消息一样，最早的春意往往不是从高大的乔木开始萌芽，而是酝酿于最不起眼的角落，确切地说，往往是从夹缝中的几粒微不足道的草籽开始泛出生命的颜色。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中，在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以石狮、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城市蓦然崛起，一个个有着相同的语言、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的特殊群体呼啸而行，它们用自己的血性和禀赋打下了一个个商业王国。
但在不断跋涉前行的道路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没有享受过多少政策的阳光雨露，反而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打击对象，它们的生存环境常常先天不足，无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甚至无一不处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地区，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理论，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历史的前台，更不可能引领中国经济的潮流。但就是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地区，30年来，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自古就有着浓厚私商传统的石狮注定要经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磨难，然而每次磨难过后，石狮人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若无人地勇猛前行。
让我们先一起重温几个历史的瞬间，虽然今天的石狮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都伴以爽朗的笑声，但我们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想通过回首这段历史来提取石狮人的精神原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狮人就与“资本主义”的罪名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最终成为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的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典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石狮最终戴上“资本主义复辟”这顶“桂冠”，不是在“文革”期间最水深火热的年代，反而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集团之后举国一片欢腾之时，石狮的资本主义行为在当时成了揭露“四人帮”的罪证，而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为，实际上却与“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根本背道而驰，由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当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被完全生捆在一起，历史的诡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1年的一天，一个名叫吴夏云的石狮汉子正在鼓捣着生意，一群气势汹汹的工作队人员突然闯进他的家门，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即被送往闽北大山里进行劳动改造。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而且是“罪大恶极”。他的罪证是，由于勤奋和精明，月收入竟高达700元，而当时省里的高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57元。经过工作队核定，他的非法收入总计7 000多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既然人赃俱获，罪行累累，那么判他几年呢？工作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按1 000元判1年，就判他7年吧。随后，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父亲上吊，妹妹被迫出嫁，兄弟上山下乡，好端端一个家顷刻间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工作队一口气查封了当地12家地下工厂，并逮捕了5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如果吴夏云的故事到此结束，那么我们只能报以轻轻的一声叹息，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后吴夏云照样是一条好汉，由他的工厂所生产的工艺鞋和箱包一时远销欧美，他自己也成了“全国优秀企业家”、当地赫赫有名的创汇大王。当有人问他当年的罪名有没有平反时，他淡淡地一笑说：“我没喊冤也没要平反，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受冤坐牢，过去就算了，现在上级给我很多荣誉，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这就是石狮人的典型性格，不屈不挠，即使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怨天尤人。
如果说，1971年吴夏云的遭遇还只是一个典型个案的话，那么1974年秋，石狮则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与意识形态下的“资本主义”发生了亲密接触，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大人物”的到来有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4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十年动乱”逐渐接近尾声，阶级斗争的硝烟让人们多少感到有些疲惫，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庞大的命题产生莫名的焦虑，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异常焦躁而微妙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场运动起源于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随后数年的时间里，大寨经验席卷整个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涌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时代语录。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广，农村自留地被取消，农贸市场被取缔，一场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日益禁锢着所有人的头脑与思维。
1974年秋对石狮来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当人们像往常一样下地、出海、聊天、烧香的时候，一块不大引人注意的乌云正悄悄向这个宁静而祥和的小镇袭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来到福建视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福建省南部晋江县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人们不务正业，公然顶风作案，竟然活跃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
当陈永贵的小车缓缓驶入石狮镇的街头时，这位创造了“批资兴社”经验的农民总理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远方贵客的来临，也更没有人有任何回避的意思。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无法顺利通行。一向敢于说话的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闽南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石狮来说，陈永贵的这句话无异于一声突如其来的棒喝，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掂得出这句话的分量。毕竟，那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狂热追求“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编者注的年代。尽管投入了所有的激情，但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实际上，与当时全国的多数省份一样，此时的福建人民正在把火热的革命激情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中去。地处南方的福建满目青山绿水，自然条件无疑要比西北高原好得多，用陈永贵的话说，“田里随便插根扁担都能长出苗来”，但却一直没有摘掉农业落后大省的帽子。在一次福建省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陈永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建为什么农业搞不上去呢？主要是人懒！”福建人民痛定思痛之后，一场“没收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了。
在举国上下一派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的浪潮下，石狮人同样不甘落后。为了彻底改变侨乡面貌，增加粮食产量，有人提出了要把一年两熟的旱地改造成一年三熟的水田的伟大构想，尽管已经很久没人敢这样想了。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显得合情合理。有人不免对这种构想表示怀疑，“从来水田就是水田，旱地就是旱地，小鸟怎能孵出大鹅蛋？不要忘记1960年农改田失收的结果，想吃大米最后连番薯都丢了。”
在所有的质疑声中，石狮人的商品意识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有人马上算了一笔经济账，当地的土壤只适合种花生，如果把这些旱地都种花生，那么有了花生就等于有了大米，何必要枉费力气改水田呢？更有人干脆说，“钱靠南洋、粮靠市场，何苦多此一举？”这种朴素的商品意识在今天看来再自然不过，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急需批判和纠正的落后思想。经过一番严肃而耐心的思想教育，人们终于想通了：“粮食是纲，大家都种花生，哪还有大米换？专要钱，不要粮，不顾国家计划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于是，在大寨精神的激励下，一场改土造田的战斗打响了，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在田间地头劈高填低，裁弯取直，人们似乎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奇迹。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在睡梦中一次次见到丰收的场景。终于捷报传来，亩产早稻从原来的400多斤增加到600多斤。但天不遂人愿，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发现自己还是填不饱肚子，火热的激情换来的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
与碰巧来到石狮的陈永贵一样，石狮人同样没有想到，正当自己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改变家乡面貌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坏了整锅汤，把自己变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活教材。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无论如何，当时石狮这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两万的小镇，从此被人为地涂上了一层最不光彩的颜色，一种臭气熏天的颜色——黑色。
所谓黑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万恶不赦的罪名。的确，在整个中国红旗飘飘的岁月里，在发誓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年代里，有谁又能够容忍商品经济的胚胎蠢蠢欲动？
与其说石狮人被冤枉了，不如说这一次他们是刚好撞在了时代潮流的枪口上。陈永贵在石狮意外地看到了一条活灵活现的“资本主义尾巴”，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但在那个时代看来，这种放任自流的商品交易行为正与大寨精神背道而驰，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我们仍可以想象，当1974年的石狮突然出现在陈永贵面前时，那一刻名不见经传的石狮是多么扎眼。
在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中，农业发展落后的福建，乃至那个叫石狮的南方小镇无疑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段并不愉快的记忆。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善于类比的陈永贵再一次以铿锵有力、毫不含糊的声音给石狮定了性：“石狮是什么？石狮就是资本主义身上的一块臭肉，只差插一面国民党旗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车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还只是一种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感性评价，那么陈永贵后来的这句话就已经完全上升到理性，甚至是可怕的高度了。
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是什么人最终也无法阻挡住民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洪流，尽管政府一再表示出严厉打击资本主义的决心，但陈永贵走后没多久，石狮的小商品市场却又自然地再度萌发了。到1975年，石狮镇仍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照经营。
石狮人似乎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没有“驯服”这个词汇，但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我行我素的性格，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很快倾盆而来。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石狮就出现了华侨从海外带回来的第一台手摇电影机；1945年，石狮第一次播放有声电影，同样是一位华侨从菲律宾带回一台16毫米电影机，向厦门电影公司租来《啼笑因缘》、《一江春水向东流》，让父老乡亲们大开眼界。但石狮人不会想到，事隔32年后，自己居然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成了一部电影的主角。
虽然偏居东南一隅，但现代文明的火种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悄悄点燃
1977年春，作恶多年的“四人帮”覆灭之后，神州大地万物复苏，就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专题片在全国内部公映。在这部20多分钟的专题片里，拍摄者带着对“四人帮”的满腔愤怒从各种角度揭露福建所遭受到的严重破坏，一个个镜头令人触目惊心：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荒芜的农村，帮派大搞武斗所留下的碉堡和武器，人民生活惨不忍睹……
但就在影片快结束时，石狮人突然看见自己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部专题片中反面教材的一部分，当电影镜头切换到石狮时，观众们看到的却是当地自由市场的交易画面，在镜头里闪现的，倒像是一次小商品的大会展，以及一个个看起来贼眉鼠眼的小商小贩。讲到石狮，画外音陡然以泰山压顶般的口气怒斥道：“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结尾处，解说员以更铿锵有力的语调总结道：“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瞧，铁证如山！”自由市场的存在令石狮人无可辩驳，但同样令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一切又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
在那个以政治宣传为舆论导向的年代里，一部全国上映的影片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从此石狮第一次在全国“叫响”，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石狮人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宁静。
很快，趁粉碎“四人帮”之后“两打两查”的势头，工作队又一次进驻石狮，任务只有一个：“打击资本主义复辟！”一时间很多个体商户纷纷蹲进了“学习班”，罚款的罚款，取缔的取缔，一些被认为情节严重者入狱判刑。这仿佛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要比以前更有组织、更生动、影响更大，对不安分的石狮人来说，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有意思的是，不查不要紧，一查连石狮人自己都吓了一跳。据当时统计，在所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中，非法获利万元以上的就有11人，可见在当时石狮就已经有20世纪80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了，非法获利5 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事实胜过任何雄辩，一场地毯式的清查彻底展开。
最好的教育方式莫过于抓典型，而且一抓就是八个，两三个没有说服力，几十个打击面太广泛，于是，一份最能说明石狮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名单很快被清理了出来，他们分别是：
螺丝大王宋太平：生产销售螺丝挣大钱
烟丝大王林秀碧：非法销售烟草
水产大王王善炊：私自到出海渔船上采购鱼回来批发给鱼贩子
水果大王黄国钦：包下整片果林，搞水果批发
扑克大王蔡清河：非法制作、销售扑克
砖瓦大王洪肇缠：非法制作、销售砖瓦
粮油大王张鹏飞：非法收购、倒卖粮油
票证大王卢文远：倒卖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
这份黑名单上的人物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销声匿迹，只成为一个个传说，唯一例外的是螺丝大王宋太平。当年，作为“八大王”之首的宋太平受刑最重。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一个人琢磨出200多种型号的螺丝，但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又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深山，且很快重操旧业，凭着一股子狠劲儿，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石狮最具人气的明星企业家。
《铁证如山》的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市场上的小商小贩虽然看不见了，但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也为了向上级表达石狮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一场内容翔实、事例生动的“打击资本主义泛滥成果展”，经过工作人员连续7天不分昼夜的奋战后迅速拉开了序幕，连主办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展览一经推出就很快轰动泉州地区，博得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成果展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大概是石狮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最轰动的一次展览，一时间从中央到省到部队的各级领导纷至沓来，原来的展厅很快就无法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不得不临时借用厂房才勉强够用。
据当事人回忆，这次展览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八大王”的罪行介绍，第三部分则是粉碎“四人帮”后石狮的新面貌，其中最吸引社会各界的莫过于“八大王”的罪行罪证展览处，而且为了提高观众的兴趣，每个大王都配以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螺丝大王宋太平至今仍记得自己的样子——他的头扭曲着从螺帽里钻出来，面部表情极其夸张，细长的脖子被严严实实地卡在螺帽孔里。
这是当年展览的一段解说词，同样是那个年代的“铁证如山”，不过却是石狮人先行一步、搞市场经济的“铁证如山”。解说词这样写道：“以自由市场闻名全国的侨乡石狮镇，4 000余户的乡镇就有近千家的小摊贩，每天上市的有25万人，成交总金额达67万余元，比国营、合作商店的营业额还多一倍以上。这些摊贩布满大街小巷，一层挨着一层，一摊连着一摊，一直摆到国营商店的柜台边，几乎占领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阵地。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自由市场严重泛滥的妖风毒雾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乱中求利，大发横财，垄断石狮市场的‘八大王’就是其中一例。
接下来的一幕幕更像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人间喜剧。很快上级指示，这个展览非常有教育意义，要长期办下去，不仅要编成书、做成教材，而且要进京展览。从此，石狮的影响力蜚声全国。1978年的一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进京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一见面就问：“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此话很快传到石狮，石狮镇党委马上召开万人大会，感谢中央关怀，在趁热打铁地进行了一番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党委最后决定花45元钱向北京打去一份450个字的电报，汇报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石狮的资本主义泛滥已经压下去了。”
事实上，石狮人始终没有真正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资本主义”罪名放在心上，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一位“大人物”为石狮提前宣判了“死刑”，但我行我素的石狮人照样每天欢快地做着小生意，他们最满足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的钱袋一天天鼓起来，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钱赚；有钱赚，就能生活得更好。一旦政府放松管制，他们会想方设法突破一切限制，照样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小本生意。
有人曾经把温州人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其实石狮人在做生意这一点上的热情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闽南有句谚语：“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究竟是怎样执著的一群人呢？
让我们把视野再放远一点。历史告诉我们，“石狮”这两个字的由来就与商业活动有关。在距今1 400多年前的隋朝，由于地处泉州湾南部，石狮逐渐成为闽南沿海各地与泉州往来的通道中心，运盐贩鱼者络绎不绝，过往石狮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繁忙的商道。后来为了方便人们在途中遮风避雨，有人在一个叫宽仁的小村子里盖起一座石亭，又有人在亭边建起一座小庵，庵前蹲着一对憨态可掬、质朴天然的石狮子，久而久之，过往商人纷纷不约而同地以这对石狮子的所在地作为约会谈事的地点，从此约定俗成，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有了一个叫做石狮的地方。据当地志记载，早在宋元之际，石狮就有私人设摊点经营日用物资，方便行旅。到明末清初，石狮已发展成为拥有“九街”、“五围”、“七社”和“十一巷”的集镇了。可以说，石狮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石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因商而兴，因商而旺。就是这头古朴中透着灵气的小狮子，开启了一方水土的千古奇缘历史也同样一次次证明，任何外来的力量固然可以一时改造一个地域的生活状态，但却无法根本改造一个地域上千年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永不磨灭的魂魄。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石狮人就开始利用海外华侨和港澳台胞寄回来的衣服和资金开始摆摊做生意，高峰时无证商贩达600多家，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人们已经熟悉了那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老鼠工”、“黑供销”、“投机商”等各种新名词，在不过1万多人的小镇上，就有近千人蹲“学习班”，至于被当成“怪物”展览更是家常便饭。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叛逆的石狮人始终对“资本主义”怀着深厚的情感，甚至铸造成一种本能。
这是20世纪70年代全国学大寨时期一位福建干部所回忆的真实故事：一位生产大队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之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长势旺盛，但党支部却认定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那几百株荸荠踩死，以表示党支部的决心大。这位女支部委员只好含着眼泪一边踩一边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可因为荸荠是由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之后，过几天荸荠的叶子又重新生长出来了，那位女支部委员又破涕为笑：“嘿！我那资本主义的荸荠还真是踩不死啊！”
就像这踩不死的“资本主义荸荠”一样，在石狮人的文化基因中，在闽南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在石狮人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做生意从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在举国上下大搞“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里，不甘寂寞的商品意识的本能早已穿越了石狮几代人的生命历程。
“文革”时期，正当全国人民一起挥舞“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的时候，石狮人却在政治海洋的波涛中做起了“红色生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商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就是石狮人的英雄本色。
有人看到国营工厂即使加班加点也无法满足毛主席纪念章的需求，马上回家自己画出纪念章图案，然后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捣鼓成最原始的模具，接着用废弃的针筒吸颜料再喷上去，尽管粗制滥造，却能一夜之间行销大江南北。看到有人靠像章发财，石狮人一哄而上，一场废铜烂铁的收购大战瞬间打响，一夜之间30多家像章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时间，铝片成了石狮最紧俏的物资，凡是含铝的物品都无一不回炉打纪念章。更令人称奇的是，马上有人又专门做起了铝片生意。于是，短短一段时间内，一条围绕毛主席像章的产业链迅速形成了。
不仅如此，石狮人的产品开发意识在“顶风作案”时已牛刀小试，不仅有领袖的头像，而且还衬以革命圣地延安、遵义会址等各种背景，很快不仅有铝制的，还有瓷制的，品种繁多，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但像章做好了，运输却是一道显而易见的难题。在那个年头一旦物品被发现长途贩运，而且是毛主席像章，后果不言而喻，那么怎么才能把生产出来的像章运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销售呢？
接下来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传奇，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石狮农民的传奇，更是一群人的传奇。
一个年轻人在当地收购了大量的纪念章后勇敢地出发了，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把装满这些像章的十几个木箱钉得严严实实，然后搬上火车。火车一开动，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最精美的像章，很快他开始在车厢里来回穿梭，一见到解放军战士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坐到旁边拉家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立刻被毛巾上琳琅满目的像章所吸引，于是他慷慨地一人送一块，在最短的时间里与解放军战士打成一片。火车到站之后，解放军战士看到他吃力地搬出一个个木箱，立刻毫不犹豫地发扬雷锋精神，二话不说一人扛一箱就走，这时候他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车站管理人员一看到这阵势不明就里，还以为是军用物资，于是一路顺利过关，就连热心肠的解放军战士也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就这样，凭借一个人的胆略和头脑，石狮毛主席纪念章的产、供、销一条龙彻底被打通了。
讲到这个故事，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那段经典论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任何法律，有了2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有了300%的利润，甚至敢冒死刑的风险。”抛开意识形态的纠缠，这段话充分描述了商人的特点，石狮人也不例外，也许闽南人说得更形象一点：“再咸的盐水也有口渴的人喝。”
实际上，石狮人之所以敢一次次喝“资本主义”的盐水，除了具有商人的秉性，更重要的“渴”是直接来自生理上的饥饿，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的共同记忆。
千百年来，闽南人对家乡的情感始终充满矛盾。“闽南好是好，光长石头不长草”，虽说是“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窝”，但人们只能在精心平整过的山石坡上种点口粮，石狮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用当地人的话讲是“风头水尾露沙地”，仅有一点可怜的田地也只能种些花生、番薯，今天的很多石狮人还清晰地记得全家上顿下顿吃稀可见影的地瓜粥的情形，常常连猪食一样的番薯渣也不够吃，一句话，太穷了，活不下去。于是，石狮、闽南乃至整个福建，凡是沿海的居民，都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敢于冒险，虽说“走马跑船三分命”，但他们被逼无奈只能决然奔向大海的另一头，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
也许是见惯了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上石狮的商业活动时兴时衰，几度枯荣，但这些沧桑都丝毫不能改变这群人的思维方式和对生活的信念，反而是一次次凝聚他们性格中坚毅的一面。如果我们能理解“生活是最伟大的老师”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石狮人的性格了。
在生存危机面前，任何外力和道德说教都只能显得苍白无力，与其说石狮人在市场经济中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生存智慧和商业勇气，不如说这是一种被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就像一朵朵沙漠玫瑰，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难免枯萎，但一旦你把它放入水里，一夜之间就能爆发出生命的光彩。
因此，石狮人从来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评价就不感兴趣，即使在最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全国典型时，石狮人仍理直气壮地辩驳说：“自古以来，就说唐宋元明清和解放前吧，我们中国哪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个复辟？顶多只能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表现吧！”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口气大概只有真正体验过生活艰辛的人才说得出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石狮人的这句话看做是人们对一个时代最诚实、最朴素的回答，正如一位早期的苏联诗人曾经所呐喊的那样：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在这残酷的年代，
我曾经歌颂过自由。
人们说我多大胆，
不是我大胆，
在这严酷的年代里，
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该诗即叶甫图申科的《没意义的孩子》。——编者注
更多的石狮人在《铁证如山》面前只是淡然一笑，没有任何悲愤的意味，甚至有点儿见怪不怪了。一位华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反而大声说：“太好了，这不等于给石狮做了个大广告吗？我敢打赌，今后就是花1个亿，10年内也达不到这个效果，肯定大发！”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如此独特，看待问题的眼光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不幸被这位华侨言中的这一天真正到来时，石狮人自己却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了。《铁证如山》的故事就像一个古老的寓言，它的出场既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也同时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实际上，历史上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打击“资本主义复辟”运动不仅没有改变石狮人的头脑，反而是锻炼了他们的筋骨，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为这个小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脱颖而出拉开了序幕。
石狮人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性格奔放，有时候还有点儿任性，但他们活得很真实，那首广为传唱的闽南歌《爱拼才会赢》就是当地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歌词这样唱道：“一时失意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不要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命总吗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同样是石狮人的最爱。多少年来，正是这首豪气冲天却又不无哀婉的歌谣伴随着他们开始了一段段陌生的旅程，度过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夜晚，它，就是石狮人前进中的《马赛曲》。
人最可怕的不是软弱，而是缺乏对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不难想象，就是这样一群桀骜不驯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不甘饥饿的“石头”，一旦久旱逢甘霖，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骂毛的很少！
甚至还有很多做生意的都有挂毛的头像
甚至还有很多做生意的都有挂毛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