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刚刚看了CCYV1《八路军》上播放的平型关大捷！-->saga90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06:45
日军果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个包饺子的围歼战居然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全部阵亡。难怪国军有十几万人被几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记录。
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的伏击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方面说明日军的战斗力实在很强，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在抗战伊始武器装备实在很差劲。
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对手，如果不靠游击战，很难想像共军如何在敌后生存发展和壮大。8年里由区区不足3万发展成120万大军，不打仗光躲起来怎么发展？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也许这种发动群众的广泛游击战消灭的日寇更多。
在远程大炮，装甲力量和空中打击之下，正面战场顶不住也是正常的。日军果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个包饺子的围歼战居然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全部阵亡。难怪国军有十几万人被几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记录。
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的伏击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方面说明日军的战斗力实在很强，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在抗战伊始武器装备实在很差劲。
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对手，如果不靠游击战，很难想像共军如何在敌后生存发展和壮大。8年里由区区不足3万发展成120万大军，不打仗光躲起来怎么发展？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也许这种发动群众的广泛游击战消灭的日寇更多。
在远程大炮，装甲力量和空中打击之下，正面战场顶不住也是正常的。
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的伏击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方面说明日军的战斗力实在很强，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在抗战伊始武器装备实在很差劲。
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对手，如果不靠游击战，很难想像共军如何在敌后生存发展和壮大。8年里由区区不足3万发展成120万大军，不打仗光躲起来怎么发展？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也许这种发动群众的广泛游击战消灭的日寇更多。
在远程大炮，装甲力量和空中打击之下，正面战场顶不住也是正常的。日军果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个包饺子的围歼战居然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全部阵亡。难怪国军有十几万人被几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记录。
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的伏击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方面说明日军的战斗力实在很强，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在抗战伊始武器装备实在很差劲。
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对手，如果不靠游击战，很难想像共军如何在敌后生存发展和壮大。8年里由区区不足3万发展成120万大军，不打仗光躲起来怎么发展？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也许这种发动群众的广泛游击战消灭的日寇更多。
在远程大炮，装甲力量和空中打击之下，正面战场顶不住也是正常的。
抗战早期的鬼子兵斗志顽强,枪法也十分好,近距拼刺也很强悍,抗日战士们真的是用血肉铸成的长城,一寸山河一寸血,勿忘国耻!
[B]以下是引用[I]64358646[/I]在2005-8-10 7:44:00的发言：[/B][BR]日军果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个包饺子的围歼战居然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全部阵亡。难怪国军有十几万人被几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记录。
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的伏击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方面说明日军的战斗力实在很强，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在抗战伊始武器装备实在很差劲。
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对手，如果不靠游击战，很难想像共军如何在敌后生存发展和壮大。8年里由区区不足3万发展成120万大军，不打仗光躲起来怎么发展？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也许这种发动群众的广泛游击战消灭的日寇更多。
在远程大炮，装甲力量和空中打击之下，正面战场顶不住也是正常的。
“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
非但不客观，根本就是错的，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如果不抗日，敌后广大的游击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阿布规秀是怎么被击毙的，百团大战是怎么打的，为什么日本人恨八路军、新四军，恨的牙都咬断了。
[B]以下是引用[I]jjbf80[/I]在2005-8-10 10:17:00的发言：[/B][BR]。
“看来说中共不抗日未必客观”
非但不客观，根本就是错的，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如果不抗日，敌后广大的游击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阿布规秀是怎么被击毙的，百团大战是怎么打的，为什么日本人恨八路军、新四军，恨的牙都咬断了。
说得好，让那些汉奸过来看看
是老毛聪明
打了就跑 小日本不恨才怪
虽然不象台儿庄那样大规模击毙日军
但今天死两个明天死三个 睡都睡不好才有你受的
打了就跑 小日本不恨才怪
虽然不象台儿庄那样大规模击毙日军
但今天死两个明天死三个 睡都睡不好才有你受的
没有国军将士在正面战场的配合，你个八路敌后游击战试试看？再说，顾祝同将军，汤恩伯将军也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冈村宁次就挺佩服汤，从1938年至二战日本投降，汤和他手里的20多万正规国军，愣是没有让日本人包了饺子！这段事实咋就不上电视？另外，不是胡宗南，老毛的延安都给得给日本人掏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复杂！
[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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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过去了60年，直到今天，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仍念念不忘‘党的利益’真叫人‘刮目向看’！[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10 11:59:03编辑过]
国民党抗战不可能发动群众(阶级属性使然),而且始终存在消极因素,要不是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恐怕早就投降了!日本人一直在利用这一点!
我看过统计数据,国军与共军在抗战中消灭的日寇数量相差无几(国军略多一点),再对比物质条件,问题应该很清楚了!
我看过统计数据,国军与共军在抗战中消灭的日寇数量相差无几(国军略多一点),再对比物质条件,问题应该很清楚了!
[B]以下是引用[I]type55c[/I]在2005-8-10 11:29:00的发言：[/B][BR]二战过去了60年，直到今天，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仍念念不忘‘党的利益’真叫人‘刮目向看’！[em01]
叫你‘刮目向看’，不是叫人。
中期的时候也不是老蒋不想打，
问题是打仗不是光人多就可以，
成建制的国军一个师一个师的消失，
打到最后家底都要拼光了，
总不能指望3个月的新兵去打胜仗吧。
这点老毛看的很透彻，所以才有统一战线。
至于八路军的作用，看看老美在伊拉克就明白了。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不怕正面作战。
老美没怕过伊拉克正规部队，但反美武装的骚扰却搞的他寝食难安。
问题是打仗不是光人多就可以，
成建制的国军一个师一个师的消失，
打到最后家底都要拼光了，
总不能指望3个月的新兵去打胜仗吧。
这点老毛看的很透彻，所以才有统一战线。
至于八路军的作用，看看老美在伊拉克就明白了。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不怕正面作战。
老美没怕过伊拉克正规部队，但反美武装的骚扰却搞的他寝食难安。
各位认为国军抗日功劳最大的地方无非就是所谓的800万大军最后剩下400万，就不想想这么点日军能控制2000多公里的战线，数百万平方公里占领区吗？那200多万伪军是怎么来的？共军有多少当汉奸的？国军有多少？要知道共军可是在敌占区，而且是化整为零，要说投降应当比国军还多才对啊，但事实并非如此！
[em01][em01][em01][em08][em08]汤恩伯是不是敌后，在日本军队的层层包围中，始终坚持抗战，是不是一支孤军？且汤指挥的国军不单只包含中央军也有其他派系军阀的部队，不容易管理，是不是事实？部下劫掠是不对，那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总比粮食、物资让日本军掠去了要好的！这笔帐不能单单算在汤一个人的头上吧！对于胡将军的功绩，请读一下赵超构老先生当时对延安访问的一本叫‘延安一月’的采访漫记！还有，我们多年来一直宣传国军的大溃退，但日军在获得这样的胜利后，力量是增强了还是被分散了？中国军队是不是在大溃退后不进行反击，不收复失地了？持久战是不是一定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毕竟8年艰苦卓决了！仅在抗战头8个月，国军中接受过黄埔教育的1万多学员就已战死沙场，可见，国军中央军部队的损失之大，这还不包括各军阀部队自己培训的军官伤亡人数！另‘800辆汽车中的600辆为自己运送家产’这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如此说来汤将军家道殷实，应该先于李XX成为世界500强的富豪了，但可惜历史并不如此？另外，这位兄弟也好象忽视了，美械大量武装国军，那可是抗战以后哦，当时处在包围圈里的国军当时一个师中75MM的火炮数量和日军比较完全处在下风，兵力人数上的优势当然不能弥补火力上的差距，不然八路为啥不同日本军也来个正面会战？至于200万伪军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同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国民ZF已没有必然联系，除非您老找出国民ZF宣布全国停止抵抗并积极同日本合作的书面材料！我也同意单方面的肯定一方和贬低一方都不对，60年了，是该还抗日历史一个全面的时刻了！而不要过多地搀杂‘XX党’的那一套私货！希望“八路军”不要让人太失望！[em01]
[em01][em01][em01][em08][em08]汤恩伯是不是敌后，在日本军队的层层包围中，始终坚持抗战，是不是一支孤军？且汤指挥的国军不单只包含中央军也有其他派系军阀的部队，不容易管理，是不是事实？部下劫掠是不对，那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总比粮食、物资让日本军掠去了要好的！这笔帐不能单单算在汤一个人的头上吧！对于胡将军的功绩，请读一下赵超构老先生当时对延安访问的一本叫‘延安一月’的采访漫记！还有，我们多年来一直宣传国军的大溃退，但日军在获得这样的胜利后，力量是增强了还是被分散了？中国军队是不是在大溃退后不进行反击，不收复失地了？持久战是不是一定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毕竟8年艰苦卓决了！仅在抗战头8个月，国军中接受过黄埔教育的1万多学员就已战死沙场，可见，国军中央军部队的损失之大，这还不包括各军阀部队自己培训的军官伤亡人数！另‘800辆汽车中的600辆为自己运送家产’这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如此说来汤将军家道殷实，应该先于李XX成为世界500强的富豪了，但可惜历史并不如此？另外，这位兄弟也好象忽视了，美械大量武装国军，那可是抗战以后哦，当时处在包围圈里的国军当时一个师中75MM的火炮数量和日军比较完全处在下风，兵力人数上的优势当然不能弥补火力上的差距，不然八路为啥不同日本军也来个正面会战？至于200万伪军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同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国民ZF已没有必然联系，除非您老找出国民ZF宣布全国停止抵抗并积极同日本合作的书面材料！我也同意单方面的肯定一方和贬低一方都不对，60年了，是该还抗日历史一个全面的时刻了！而不要过多地搀杂‘XX党’的那一套私货！希望“八路军”不要让人太失望！[em01]
[B]以下是引用[I]type55c[/I]在2005-8-10 13:17:00的发言：[/B][BR]
部下劫掠是不对，那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总比粮食、物资让日本军掠去了要好的![em01]
这句话太可笑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些JM被你QJ了总比被日本人QJ要好，国军的职责是保卫粮食、物资不被日军掠去，而不是掠夺有可能被日军掠去的粮食、物资！
[B]以下是引用[I]type55c[/I]在2005-8-10 13:17:00的发言：[/B][BR]
至于200万伪军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同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国民ZF已没有必然联系[em01]
请问，这200万伪军主要是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里投降过去的？
国民党军队打死的日军数量多，还是投降给日本人，帮日本人打中国人的数量多？
还说这200万伪军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请问，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重新武装起大量伪军，并且把其投入内战，重新向我军开火，好像蒋介石并不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啊？
哈哈哈,我记得当时河南老百姓有句话叫:"不怕鬼子烧杀,就怕汤恩伯驻扎"
6楼的你知道吗?
[em01][em01][em01]
6楼的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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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老百姓有句话，叫啥：不怕鬼子来烧杀，就怕汤军来驻扎．汤恩伯次类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哪里能打得了胜账？
还有说岗村宁次佩服汤恩伯的．我现在才明白，为啥抗战完了岗村老杂种还帮着老蒋剿共来着！原来人家可是一家人！
[em01][em03][em05]
还有说岗村宁次佩服汤恩伯的．我现在才明白，为啥抗战完了岗村老杂种还帮着老蒋剿共来着！原来人家可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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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下是引用[I]type55c[/I]在2005-8-10 11:29:00的发言：[/B][BR]二战过去了60年，直到今天，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仍念念不忘‘党的利益’真叫人‘刮目向看’！[em01]
八十年代就拍过台儿庄大战,那可是典型的国民党战役
那楼上的兄弟告诉我为啥血战台儿庄放了，铁血昆仑关未能上映呢？总指挥不同，待遇也不一样？如何服人？汤恩伯就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刺向日军的一把匕首，难道，台儿庄战役，有兄弟认为中国军队在那没有取胜？一直GD都说胡宗南的40万大军是国民党用来封锁延安的，那为何GD不同时大大方方承认胡还有另一个责任封锁日军不让其渡过黄河，不让日军攻陷西安呢？占领陕西？不让日军从北面进入四川？是不是，历史论述也要讲一点责任心，为了XX党的利益，有选择的演绎历史，是不是也偏离了XX党一贯标榜的‘实事求是’的口号？[em01]
汤司令在台儿庄战役中居然还有这样大的贡献?我怎么记得是此人畏缩不前，贻误战机。气的李宗仁要执行军法（具体事例见李宗人的回忆录）
当年“铁血昆仑关”就因为某位中央领导的一句话，就永不见天日了。
可见通过电影、电视来反映史实有多么的难。
[em05]
可见通过电影、电视来反映史实有多么的难。
[em05]
那汤来了吗？他领导的军队出击了吗？有时候XXX回忆录也要对应历史一起来看的！
[em01]
[em01]
还有胡宗南让日本鬼子占陕西了吗？不要告诉我 日本军队从来都没有打算攻克西安的计划和行动？[em01]
汤来了，也出击了，可是那时候倭寇已经走人了！！！如果他真如你所说那样的话，鬼子不会只消灭了一万多，那些杂牌军的弟兄们也不会损失的那么惨。如果你觉得李的回忆录不真实，那你能告诉我你的资料是哪里来的？是西南地区某畅销杂志么？
那你告诉我鬼子进攻陕西的作战过程！！
首先:于抗日有功就是于中华有功,评说抗日历史的时候还要分个你我,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动乱时代文明的排泄物,什么你你我我的?都是中国人,知道不?
第二:游击战能起到的就是牵制战,这种牵制作用于正面战场是有莫大帮助的,但是,你能否认,如果离开二战世界反法西斯的背景,单游击战可以在八年内打败侵略军?不要说八年,国家被分裂都有一定的可能性,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远的有格瓦拉的失败,近的有伊拉克游击战的无耐,这种离开大背景,仅依靠一国一民族一势力的游击战,是达不到目的的.
第三:有些人既然动不动就谈敌后游击战,却不承认正面战场的重要性,那么请问,什么是相对于敌后的敌前?如果GMD军真的没有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让日军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你游击战,你又哪来的敌后空间?
就像总是谈谈幕后工作的辛苦,却否认台前表演的辛劳,笑话,没有台前又怎么会有幕后?
第四,无论是GCD还是GMD,无论是全面否认游击战成绩和全面否认正面战场成绩的做法,这种出于维护政治利益的一己之私立场去抹杀对方历史功绩的做法,都是要骂的做法.
第二:游击战能起到的就是牵制战,这种牵制作用于正面战场是有莫大帮助的,但是,你能否认,如果离开二战世界反法西斯的背景,单游击战可以在八年内打败侵略军?不要说八年,国家被分裂都有一定的可能性,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远的有格瓦拉的失败,近的有伊拉克游击战的无耐,这种离开大背景,仅依靠一国一民族一势力的游击战,是达不到目的的.
第三:有些人既然动不动就谈敌后游击战,却不承认正面战场的重要性,那么请问,什么是相对于敌后的敌前?如果GMD军真的没有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让日军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你游击战,你又哪来的敌后空间?
就像总是谈谈幕后工作的辛苦,却否认台前表演的辛劳,笑话,没有台前又怎么会有幕后?
第四,无论是GCD还是GMD,无论是全面否认游击战成绩和全面否认正面战场成绩的做法,这种出于维护政治利益的一己之私立场去抹杀对方历史功绩的做法,都是要骂的做法.
这里看来还很有些家伙想为GMD、蒋介石鸣冤叫屈啊。
现在对GMD抗战的评价，应该说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之所以说GMD不好，不是说它一点作用也没起，而是就它所处的地位及所拥有的实力来说，应该起更大的作用。GMD一贯的政策，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它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一开始，蒋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后因西安事变所迫，才不得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执行中，也是三心二意，不断地制造摩擦，对GCD处处打击、防范，“皖南事变”就是一典型，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迫使GCD不得不开展生产自救，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具体实行这一封锁的，就是胡宗南。有人还恬不知耻地说胡是在保护陕北，不让日本人过黄河，真是脸皮比屁股还厚。要知道就冲GMD军那战斗力，日军真要想进攻陕北，胡宗南能挡住个P!届时他不给添乱就不错了。
奉劝某些家伙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如果你真是不懂，就回去好好学习；如果你是出于什么目的，那我就要对你竖一中指：Fuck you!
现在对GMD抗战的评价，应该说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之所以说GMD不好，不是说它一点作用也没起，而是就它所处的地位及所拥有的实力来说，应该起更大的作用。GMD一贯的政策，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它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一开始，蒋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后因西安事变所迫，才不得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执行中，也是三心二意，不断地制造摩擦，对GCD处处打击、防范，“皖南事变”就是一典型，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迫使GCD不得不开展生产自救，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具体实行这一封锁的，就是胡宗南。有人还恬不知耻地说胡是在保护陕北，不让日本人过黄河，真是脸皮比屁股还厚。要知道就冲GMD军那战斗力，日军真要想进攻陕北，胡宗南能挡住个P!届时他不给添乱就不错了。
奉劝某些家伙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如果你真是不懂，就回去好好学习；如果你是出于什么目的，那我就要对你竖一中指：Fuck you!
[B]以下是引用[I]ltm[/I]在2005-8-13 11:25:00的发言：[/B][BR] 这里看来还很有些家伙想为GMD、蒋介石鸣冤叫屈啊。
现在对GMD抗战的评价，应该说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之所以说GMD不好，不是说它一点作用也没起，而是就它所处的地位及所拥有的实力来说，应该起更大的作用。GMD一贯的政策，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它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一开始，蒋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后因西安事变所迫，才不得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执行中，也是三心二意，不断地制造摩擦，对GCD处处打击、防范，“皖南事变”就是一典型，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迫使GCD不得不开展生产自救，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具体实行这一封锁的，就是胡宗南。有人还恬不知耻地说胡是在保护陕北，不让日本人过黄河，真是脸皮比屁股还厚。要知道就冲GMD军那战斗力，日军真要想进攻陕北，胡宗南能挡住个P!届时他不给添乱就不错了。
奉劝某些家伙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如果你真是不懂，就回去好好学习；如果你是出于什么目的，那我就要对你竖一中指：Fuck you!
攘外必先安内,客观的说,任何一个当政权者都会是这样的思维,我问你,为什么中国要先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台湾统一议题在对美关系中占压倒性地位?为什么中国明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难道这不是攘外必先安内?
有哪一个政权的当政者愿意和后来者分权?中美为什么不愿意日本进入联常?你懂不懂这个基本道理?
好啊,GMD什么也没打,全是GCD一个人抗日的,可惜,代表中国做为四大战胜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是GMD还是GCD?
日军真要想进攻陕北，胡宗南能挡住个P这是你的原话,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并不想进攻陕北?日本军打到那里是为了旅游?
GMD军队战斗力是差,当时的GCD游击队对日战斗力就强吗?哦,你打不过别人就是装备差,别人打不过就是战斗力差,什么玩意儿啊
英语还是少卖弄了,你又用英语骂脏话,更加证实你的草根阶级的劣根性,你这种充满劣根性的思维不过证明你和你崇拜的主子的低劣而已.
gcd的战斗力就是比gmd强
[B]以下是引用[I]taiyang1[/I]在2005-8-13 11:41:00的发言：[/B][BR]!
攘外必先安内,客观的说,任何一个当政权者都会是这样的思维,我问你,为什么中国要先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台湾统一议题在对美关系中占压倒性地位?为什么中国明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难道这不是攘外必先安内?
有哪一个政权的当政者愿意和后来者分权?中美为什么不愿意日本进入联常?你懂不懂这个基本道理?
好啊,GMD什么也没打,全是GCD一个人抗日的,可惜,代表中国做为四大战胜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是GMD还是GCD?
日军真要想进攻陕北，胡宗南能挡住个P这是你的原话,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并不想进攻陕北?日本军打到那里是为了旅游?
GMD军队战斗力是差,当时的GCD游击队对日战斗力就强吗?哦,你打不过别人就是装备差,别人打不过就是战斗力差,什么玩意儿啊
英语还是少卖弄了,你又用英语骂脏话,更加证实你的草根阶级的劣根性,你这种充满劣根性的思维不过证明你和你崇拜的主子的低劣而已.
“攘外必先安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政策！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日本人已经打进了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那么当政者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是团结一切力量，赶走侵略者，保家卫国。这个时候再搞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试问，将国家民族置于何地？况且，依当时中国的状况，GMD能在短时间内做到“安内”吗？只怕等它“安”完“内”了，日本人也早把中国灭亡了。你还拿现在的台湾问题来说事，来印证“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性，真的是脑子灌了粪汤了！这两者有可比性吗？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当然寸步不能让。我问你，当前是不是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就会危及中国的民族生存？这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之一，因为当时若执行GMD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则中国必亡。同样道理，假若中国目前面临强敌侵略，而中国政府还死揪住台湾问题不放，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那它也是反动了。这时候，就应该将台湾问题先放一放，而且还应该团结台湾的力量，共同抵御侵略。这个道理，你可明白？
另外，也请你把我的话看明白了再来放厥词。我什么时候说过“GMD什么也没打,全是GCD一个人抗日的”？相反，我一开始就说明，GMD不是没起作用，而是它所起的作用与其实力地位不相称。再有，“代表中国做为四大战胜国接受日本投降的”不是GMD,而是中国政府，GMD只是在当时执政而已，这里的区别，你也要搞清楚。GMD政府之所以能代表战胜国中国去签字，也是因为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这是全中国所有抗日力量浴血奋斗的结果，并非GMD一家之功劳。最后，你还赤裸裸地蔑视“草根阶级”，说什么“你崇拜的主子”如何低劣，那么你说，我的“主子”是谁？你的矛头所指不言自明了吧。至此，你的丑恶嘴脸也跃然纸上了：不是当年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就是拿美圆的“网特”。
旗帜鲜明很正常。拥护一方可以，但非要打倒和踩死另一方却是不理智，也不现实的。批评国民党抗日政策的摇摆性，我同意。但要说共产党在抗日胜利中起决定作用，我个人看法是还未等到起决定作用的时候，战争却结束了。所以，抗战胜利不光有国民党的几次大会战、共产党的持久战，还有美国在太平洋、苏军在远东的战略行动，对日是一盘棋。
代表中国做为四大战胜国接受日本投降的”不是GMD,而是中国政府，GMD只是在当时执政而已，这里的区别，你也要搞清楚。
这也是你的原话,你究竟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身为当年的执政党的GMD代表不了中国?现在的GCD是不是执政党,你的意思是GCD代表不了中国?你丫脑袋想落地了?
这也是你的原话,你究竟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身为当年的执政党的GMD代表不了中国?现在的GCD是不是执政党,你的意思是GCD代表不了中国?你丫脑袋想落地了?
[B]以下是引用[I]寂静无声[/I]在2005-8-12 23:13:00的发言：[/B][BR]那你告诉我鬼子进攻陕西的作战过程！！日军于1939年4-5月间日军开始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计划从晋南和晋西，渡过黄河，拟歼胡宗南部与北渡晋军与潼关与关中一线，结果，日军未能突破黄河防线，次年日军同时发动枣宜战役和开封进攻战，拟集结重兵于黄河沿岸和山西南部西取陕西，切断陇海铁路，控制中原大地[em01]
楼上很多人中毒太深啦.没有必要要让他们清醒.历史书总是人写出来的.我们一方面在现实中骂GCD如何如何的FB,一方面又在这里极力的维护其抗日的那一套宣传.GMD最大的失败在与没有和广大的人民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政权腐败啊.你们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看的历史书就不一样.
[B]因为看的历史书就不一样.
你这句话说的确实有道理:历史的进程是客观的,记录历史的人却是主观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只所以在这里同几位斤斤计较，无非就是要让那不算太久远的历史尽可能的恢复其原貌，抗日战争是我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历史上第一次不分彼此，超越党派为我民族之自主、自决、自立而战，正是由于国共双方的精诚团结才使我华族最终战胜强敌，任何客观的反映在这一次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中我中华民族的抗日将士作品我都是欢迎的，但为了褒扬一方而忽略甚而贬低另一方在战争中的贡献，这是不是有背于客观二字的唯物主义精神呢？当然在抗日战争上的国共将领又最终分别走上了内战战场，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但不能因其在内战战场的行为就否定其在为捍卫民族自由战争中的功绩，1931-1945年对我中华民族而言是苦难深重的14年，但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再一次认识到自身能量的14年，也正是由于这14年，我中华民族国民第一次有了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我们各位是不是也有责任将这段上一辈人无法客观公正阐述的历史真正的恢复到其原本的风貌呢？
[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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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大陆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的，再看看台湾是如何评价共产党抗战的。谁的风格高一目了然。
代表中国做为四大战胜国接受日本投降的”不是GMD,而是中国政府，GMD只是在当时执政而已，这里的区别，你也要搞清楚。
这也是你的原话,你究竟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身为当年的执政党的GMD代表不了中国?现在的GCD是不是执政党,你的意思是GCD代表不了中国?你丫脑袋想落地了?
你个小JB一口一个“你丫”的，看来你比你所鄙视的“草根阶级”一点也不高级吗，就别在这楞充大尾巴鹰了。
说你蠢你比真猪还蠢，还在为“安内”和台湾问题喋喋不休，看来说你脑子灌了粪汤还真说对了。虽然如此，鄙人还是愿意本着治病救人的心愿，再教诲你一番，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现在，我再说一便，当年GMD的“攘外必先安内”与今天的台湾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毫无可比性。GMD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是因为GCD会威胁它的统治地位，所以它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地位，是出于私利。但今天的台湾问题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无论什么政府都是不能让步的。难道是现在的台湾威胁到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地位，所以中国政府才要把它除掉？你能说中国政府要解决台湾问题是出于什么人的私利？你还是洗洗脑子好好想想吧。
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内”提出的时机也极其错误。若是国家未面临外来威胁，那当政者为了保住其地位而消灭对立派，倒也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当时正值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此时的当政者不去抵抗外敌，保家卫国，却枪口对内，只顾铲除异己，则国家若何？民族若何？这难道是符合你所谓的“客观规律”，不是反动？
通过这两次回合，我还发现你很会无中生有。譬如，上回你文中有“GMD什么也没打,全是GCD一个人抗日的”之字样，这回你又说“你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由"安内"变"攘外"?”，还硬要把这些话的出处安到我头上。还亏你引用了我的原话，你去我原文里好好找找，有这些话吗？你难道长着眼是出气的？你开口闭口“草根阶级”如何如何，我看“草根阶级”起码不似你这等卑劣无耻吧。
代表一个国家的，只能是该国政府，而不是任何政党。比如现在，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GCD领导的，GCD是执政党，但你听何人何时说过是GCD代表中国？这其中的区别你能搞清吗？
你的话荒谬之处实在太多，甚至连“日本特务”之类半疯不着四六
的话都冒出来了，真让人“莫名惊诧”。看来我对你大脑状态的判断完全正确。切望你能自省、自重！
这也是你的原话,你究竟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身为当年的执政党的GMD代表不了中国?现在的GCD是不是执政党,你的意思是GCD代表不了中国?你丫脑袋想落地了?
你个小JB一口一个“你丫”的，看来你比你所鄙视的“草根阶级”一点也不高级吗，就别在这楞充大尾巴鹰了。
说你蠢你比真猪还蠢，还在为“安内”和台湾问题喋喋不休，看来说你脑子灌了粪汤还真说对了。虽然如此，鄙人还是愿意本着治病救人的心愿，再教诲你一番，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现在，我再说一便，当年GMD的“攘外必先安内”与今天的台湾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毫无可比性。GMD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是因为GCD会威胁它的统治地位，所以它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地位，是出于私利。但今天的台湾问题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无论什么政府都是不能让步的。难道是现在的台湾威胁到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地位，所以中国政府才要把它除掉？你能说中国政府要解决台湾问题是出于什么人的私利？你还是洗洗脑子好好想想吧。
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内”提出的时机也极其错误。若是国家未面临外来威胁，那当政者为了保住其地位而消灭对立派，倒也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当时正值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此时的当政者不去抵抗外敌，保家卫国，却枪口对内，只顾铲除异己，则国家若何？民族若何？这难道是符合你所谓的“客观规律”，不是反动？
通过这两次回合，我还发现你很会无中生有。譬如，上回你文中有“GMD什么也没打,全是GCD一个人抗日的”之字样，这回你又说“你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由"安内"变"攘外"?”，还硬要把这些话的出处安到我头上。还亏你引用了我的原话，你去我原文里好好找找，有这些话吗？你难道长着眼是出气的？你开口闭口“草根阶级”如何如何，我看“草根阶级”起码不似你这等卑劣无耻吧。
代表一个国家的，只能是该国政府，而不是任何政党。比如现在，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GCD领导的，GCD是执政党，但你听何人何时说过是GCD代表中国？这其中的区别你能搞清吗？
你的话荒谬之处实在太多，甚至连“日本特务”之类半疯不着四六
的话都冒出来了，真让人“莫名惊诧”。看来我对你大脑状态的判断完全正确。切望你能自省、自重！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让我们感慨不已，可是我们那些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军老战士们，能不能象那些美军英军老兵一样，骄傲地戴上他们的勋章，戴上他们的军帽，在台儿庄，在上海四行仓库旧址，在昆仑关，在长沙……，欣慰的说，我们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中国永远不会亡！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我们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国内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主席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我们的一个伟大功绩。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安详去世，没有“挨整”，很好的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而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南军总司令李将军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理性思考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中美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双方包括了中方的军统、中统和美方的战略情报局（OSS），它的业务涵盖了谍报搜集，特种作战，无线电信号侦察等多方面，在对日侦察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要记住国民党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残酷镇压，也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在当前台独分子疯狂否认“一个中国”的大背景下，国共和解就显得更加可贵和重要了，起码它还可以凝聚海外那么多只认“中华民国”，不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胞的心。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抗战史需要重写。当我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
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重庆丟了，我们还可以退到西康，退到青海继续抗日，总之，日本人一天不撤出中国，我们的战斗就绝不会停止。”这又是谁的言论？如果把蒋看做一个卖国贼，一个投降派，是绝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观的。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
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
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我们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我们沿袭国民党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我们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
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我们期待着这么一天。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让我们感慨不已，可是我们那些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军老战士们，能不能象那些美军英军老兵一样，骄傲地戴上他们的勋章，戴上他们的军帽，在台儿庄，在上海四行仓库旧址，在昆仑关，在长沙……，欣慰的说，我们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中国永远不会亡！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我们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国内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主席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我们的一个伟大功绩。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安详去世，没有“挨整”，很好的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而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南军总司令李将军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理性思考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中美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双方包括了中方的军统、中统和美方的战略情报局（OSS），它的业务涵盖了谍报搜集，特种作战，无线电信号侦察等多方面，在对日侦察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要记住国民党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残酷镇压，也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在当前台独分子疯狂否认“一个中国”的大背景下，国共和解就显得更加可贵和重要了，起码它还可以凝聚海外那么多只认“中华民国”，不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胞的心。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抗战史需要重写。当我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
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重庆丟了，我们还可以退到西康，退到青海继续抗日，总之，日本人一天不撤出中国，我们的战斗就绝不会停止。”这又是谁的言论？如果把蒋看做一个卖国贼，一个投降派，是绝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观的。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
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
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我们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我们沿袭国民党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我们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
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我们期待着这么一天。
首先，叫嚣GMD因为进行大规模正面战场的抵抗，所以是决定抗日战争胜利的主力的人要记住：
1、中国的抗战从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这必须是一场持久战。
2、GMD的正面战场的抵抗从未改变过敌胜我败的格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不可能靠正面战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只是以人命和空间换取反法西斯战线聚集力量的时间。
3、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回旋余地大，决定了人员、物资不足的日本，不可能靠歼灭中国的有生力量赢得对具有抵抗到底意志的中国的最终胜利。
4、所以最终决定中日之间胜败的因素，就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持久的保持抵抗的意志，并不断地消耗日本的稀缺的人力、物力。最终实现双方力量对比的逆转。
5、而这一切的胜利要求，都不是抵抗意志薄弱，坚持抗战决心不强的GMD政府所具备的，而恰恰是GCD最大的优势和力量源泉。
这才是GCD成为被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原因。也只有坚持了赢得战争关键的力量，才有资格被称为“中流砥柱”。难道真的有人以为，靠GMD一味死拚，牺牲了300万军人的生命，一直靠打败仗，中国就能打败日本吗？
1、中国的抗战从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这必须是一场持久战。
2、GMD的正面战场的抵抗从未改变过敌胜我败的格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不可能靠正面战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只是以人命和空间换取反法西斯战线聚集力量的时间。
3、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回旋余地大，决定了人员、物资不足的日本，不可能靠歼灭中国的有生力量赢得对具有抵抗到底意志的中国的最终胜利。
4、所以最终决定中日之间胜败的因素，就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持久的保持抵抗的意志，并不断地消耗日本的稀缺的人力、物力。最终实现双方力量对比的逆转。
5、而这一切的胜利要求，都不是抵抗意志薄弱，坚持抗战决心不强的GMD政府所具备的，而恰恰是GCD最大的优势和力量源泉。
这才是GCD成为被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原因。也只有坚持了赢得战争关键的力量，才有资格被称为“中流砥柱”。难道真的有人以为，靠GMD一味死拚，牺牲了300万军人的生命，一直靠打败仗，中国就能打败日本吗？
我们根本就没战胜日本，是美国赢了日本，GMD有这个本事吗？GCD有这个本事吗？还说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YY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