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社科院李揚：日子過不下去了就要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4:22:42
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13582-20150319.html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采访，就中国领导层重新启动的改革进行了阐述，从改革的必要性到此次改革的力度、进度等都进行了介绍，日经中文网刊登采访相关内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应当说中国过去三十几年这么高的增长是在一个那个传统的体制、机制下，基于传统的结构来展开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对这个问题，熟悉中国的都应该知道，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讨论，就说不可以持续了，结构要调整了。但是由于日子比较好过，经济增长率比较高，所以大家都不想去改。其实改革这个事情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要改革。就是觉得照原来那样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那么大规模的投入，这么大的浪费，对环境这么严重的污染，不能再持续了。于是改革就真正启动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
去年一年，几十项的改革推出。去年中国的改革有一些新的要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全部的改革项目都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中国社科院是独立第三方，所以我们对这个改革进程非常熟悉。所有的128项（我们负责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经过了我们的评估。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改革力度非常大，当然任务还非常重。有一些东西是真正在调整。
我举一个比较大的例子，比如说财政体制。财政改革其实涉及到三个方面，预算、税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现在已经动了的是预算，税收也在进行中。但是税收的下一步改革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直接税、间接税的问题，营改增的问题，营改增扩大的问题，现在都在不断地进行。从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也会开始调整。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准确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界定事权之后才能（确定）支出责任。
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得益于1994年那一次分税制改革。那次朱镕基总理带着大家，下了决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关系，设立了我们现在推行的这套税制，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套制度到今天已经不太适用了，所以必须改。
这个制度改革在去年就开始启动，因为具有全面性，而且影响很大，所以先做了。这项改动是非常大的。
对中国来说呢，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土地。三中全会讲了土地制度的几个方面，其实核心其实是土地的一体化，就是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集中涉及到的其实是农民的那几个权利，宅基地的权利，承包地的权利，还有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的权利。
去年启动了这个是试点，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要变这几个关系，实际上是要修改法律，因为是违法的，甚至是违宪的。
这里我觉要提一提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就是任何大的事情要依法有据。我们要不断地处理一个问题，改革违法。因为你要改革就是因为那个不合理。但是合理不合理另说，哪怕它是不合理，也是由原来的法律规定的，是受保护的。我们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改革要废止一些法律。当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改革以废止法律、使法律不能执行为代价的话，也会使得依法治国没法落实，会觉得法不重要，法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去改变。
四中全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就是说当这个地方要改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要怎么改，就设一个法。不知道怎么改，由全国人大授权用别的一些条例来取代。
比如，上海自贸区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套依法治国的体系，就是全国人大决定在上海自贸区，三个有关外资企业的法暂时不执行。就是说，你对法律的否定是由立法机关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改革方案设计者决定的。
中国依法治国上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土地问题上也是这样，现在就是等着授权。在这次人大开始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授权，就是授权北京大兴33个县进行试点，就是在这个逻辑下做的事。这里边的土地就可以交易等。因为交易本来是违法的，我们现在要破这个，暂时这个法怎么定还不太清楚，于是就先在一些地方试，这些地方原来的一些法不适用了。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展开。
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启动。作为经济研究者我知道，改土地制度实际上会使中国焕发很大的增长潜力。
第三个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正在处于一个焦灼状态，各方利益不能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原则怎么落实？由谁来管？现在是国资委、财政部、各地政府。中国大概现在有几万个国企，从中央到地方涉及到两万五千多个。
改革还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国企同时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步改革，如果国企没有很大的动作的话也会有困难，但是这个决心是很大的。我们在搞几个方案，所以估计今年就会有一些进展。
第四，金融改革。现在金融改革把它集中在市场范围、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持续不断地在改，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人民银行一家，现在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中央银行啊，商业银行啊，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但是，这样一些体系正常运转的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没有搞好，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比如说收益率曲线，比如说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比如说监管架构的完善啊，还有资本项目开放等，就是这样一些使得整个市场正常运行的一些基础性条件还没有完备。所以，金融改革的任务是做这些。
有人说改革怎么就是利率啊？怎么就是汇率？有了利率改革，现有的这些机构就能够正常运行啊，按市场原则运行。如果利率不正常，这些机构、这些市场运行的结果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刚才说的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些改革，一个个方案都在出。也包括像存款保险制度，这样就多一条市场化的、解决风险的机制，我们都已审查了好几遍，估计今年就会推出来。
在这届政府内，这些改革差不多基本上都能够就位。如果这些改革就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习近平说的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中高速增长，更高的质量，更高的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说过去三十几年主要是增长，质量、效益、环境都不顾及，那么现在就要顾及、综合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走下去的话，中国经济应当说有一个更光辉的未来。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13582-20150319.html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采访，就中国领导层重新启动的改革进行了阐述，从改革的必要性到此次改革的力度、进度等都进行了介绍，日经中文网刊登采访相关内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应当说中国过去三十几年这么高的增长是在一个那个传统的体制、机制下，基于传统的结构来展开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对这个问题，熟悉中国的都应该知道，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讨论，就说不可以持续了，结构要调整了。但是由于日子比较好过，经济增长率比较高，所以大家都不想去改。其实改革这个事情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要改革。就是觉得照原来那样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那么大规模的投入，这么大的浪费，对环境这么严重的污染，不能再持续了。于是改革就真正启动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
去年一年，几十项的改革推出。去年中国的改革有一些新的要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全部的改革项目都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中国社科院是独立第三方，所以我们对这个改革进程非常熟悉。所有的128项（我们负责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经过了我们的评估。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改革力度非常大，当然任务还非常重。有一些东西是真正在调整。
我举一个比较大的例子，比如说财政体制。财政改革其实涉及到三个方面，预算、税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现在已经动了的是预算，税收也在进行中。但是税收的下一步改革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直接税、间接税的问题，营改增的问题，营改增扩大的问题，现在都在不断地进行。从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也会开始调整。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准确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界定事权之后才能（确定）支出责任。
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得益于1994年那一次分税制改革。那次朱镕基总理带着大家，下了决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关系，设立了我们现在推行的这套税制，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套制度到今天已经不太适用了，所以必须改。
这个制度改革在去年就开始启动，因为具有全面性，而且影响很大，所以先做了。这项改动是非常大的。
对中国来说呢，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土地。三中全会讲了土地制度的几个方面，其实核心其实是土地的一体化，就是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集中涉及到的其实是农民的那几个权利，宅基地的权利，承包地的权利，还有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的权利。
去年启动了这个是试点，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要变这几个关系，实际上是要修改法律，因为是违法的，甚至是违宪的。
这里我觉要提一提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就是任何大的事情要依法有据。我们要不断地处理一个问题，改革违法。因为你要改革就是因为那个不合理。但是合理不合理另说，哪怕它是不合理，也是由原来的法律规定的，是受保护的。我们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改革要废止一些法律。当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改革以废止法律、使法律不能执行为代价的话，也会使得依法治国没法落实，会觉得法不重要，法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去改变。
四中全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就是说当这个地方要改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要怎么改，就设一个法。不知道怎么改，由全国人大授权用别的一些条例来取代。
比如，上海自贸区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套依法治国的体系，就是全国人大决定在上海自贸区，三个有关外资企业的法暂时不执行。就是说，你对法律的否定是由立法机关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改革方案设计者决定的。
中国依法治国上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土地问题上也是这样，现在就是等着授权。在这次人大开始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授权，就是授权北京大兴33个县进行试点，就是在这个逻辑下做的事。这里边的土地就可以交易等。因为交易本来是违法的，我们现在要破这个，暂时这个法怎么定还不太清楚，于是就先在一些地方试，这些地方原来的一些法不适用了。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展开。
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启动。作为经济研究者我知道，改土地制度实际上会使中国焕发很大的增长潜力。
第三个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正在处于一个焦灼状态，各方利益不能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原则怎么落实？由谁来管？现在是国资委、财政部、各地政府。中国大概现在有几万个国企，从中央到地方涉及到两万五千多个。
改革还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国企同时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步改革，如果国企没有很大的动作的话也会有困难，但是这个决心是很大的。我们在搞几个方案，所以估计今年就会有一些进展。
第四，金融改革。现在金融改革把它集中在市场范围、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持续不断地在改，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人民银行一家，现在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中央银行啊，商业银行啊，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但是，这样一些体系正常运转的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没有搞好，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比如说收益率曲线，比如说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比如说监管架构的完善啊，还有资本项目开放等，就是这样一些使得整个市场正常运行的一些基础性条件还没有完备。所以，金融改革的任务是做这些。
有人说改革怎么就是利率啊？怎么就是汇率？有了利率改革，现有的这些机构就能够正常运行啊，按市场原则运行。如果利率不正常，这些机构、这些市场运行的结果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刚才说的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些改革，一个个方案都在出。也包括像存款保险制度，这样就多一条市场化的、解决风险的机制，我们都已审查了好几遍，估计今年就会推出来。
在这届政府内，这些改革差不多基本上都能够就位。如果这些改革就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习近平说的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中高速增长，更高的质量，更高的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说过去三十几年主要是增长，质量、效益、环境都不顾及，那么现在就要顾及、综合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走下去的话，中国经济应当说有一个更光辉的未来。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采访，就中国领导层重新启动的改革进行了阐述，从改革的必要性到此次改革的力度、进度等都进行了介绍，日经中文网刊登采访相关内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应当说中国过去三十几年这么高的增长是在一个那个传统的体制、机制下，基于传统的结构来展开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对这个问题，熟悉中国的都应该知道，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讨论，就说不可以持续了，结构要调整了。但是由于日子比较好过，经济增长率比较高，所以大家都不想去改。其实改革这个事情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要改革。就是觉得照原来那样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那么大规模的投入，这么大的浪费，对环境这么严重的污染，不能再持续了。于是改革就真正启动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
去年一年，几十项的改革推出。去年中国的改革有一些新的要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全部的改革项目都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中国社科院是独立第三方，所以我们对这个改革进程非常熟悉。所有的128项（我们负责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经过了我们的评估。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改革力度非常大，当然任务还非常重。有一些东西是真正在调整。
我举一个比较大的例子，比如说财政体制。财政改革其实涉及到三个方面，预算、税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现在已经动了的是预算，税收也在进行中。但是税收的下一步改革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直接税、间接税的问题，营改增的问题，营改增扩大的问题，现在都在不断地进行。从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也会开始调整。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准确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界定事权之后才能（确定）支出责任。
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得益于1994年那一次分税制改革。那次朱镕基总理带着大家，下了决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关系，设立了我们现在推行的这套税制，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套制度到今天已经不太适用了，所以必须改。
这个制度改革在去年就开始启动，因为具有全面性，而且影响很大，所以先做了。这项改动是非常大的。
对中国来说呢，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土地。三中全会讲了土地制度的几个方面，其实核心其实是土地的一体化，就是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集中涉及到的其实是农民的那几个权利，宅基地的权利，承包地的权利，还有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的权利。
去年启动了这个是试点，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要变这几个关系，实际上是要修改法律，因为是违法的，甚至是违宪的。
这里我觉要提一提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就是任何大的事情要依法有据。我们要不断地处理一个问题，改革违法。因为你要改革就是因为那个不合理。但是合理不合理另说，哪怕它是不合理，也是由原来的法律规定的，是受保护的。我们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改革要废止一些法律。当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改革以废止法律、使法律不能执行为代价的话，也会使得依法治国没法落实，会觉得法不重要，法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去改变。
四中全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就是说当这个地方要改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要怎么改，就设一个法。不知道怎么改，由全国人大授权用别的一些条例来取代。
比如，上海自贸区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套依法治国的体系，就是全国人大决定在上海自贸区，三个有关外资企业的法暂时不执行。就是说，你对法律的否定是由立法机关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改革方案设计者决定的。
中国依法治国上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土地问题上也是这样，现在就是等着授权。在这次人大开始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授权，就是授权北京大兴33个县进行试点，就是在这个逻辑下做的事。这里边的土地就可以交易等。因为交易本来是违法的，我们现在要破这个，暂时这个法怎么定还不太清楚，于是就先在一些地方试，这些地方原来的一些法不适用了。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展开。
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启动。作为经济研究者我知道，改土地制度实际上会使中国焕发很大的增长潜力。
第三个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正在处于一个焦灼状态，各方利益不能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原则怎么落实？由谁来管？现在是国资委、财政部、各地政府。中国大概现在有几万个国企，从中央到地方涉及到两万五千多个。
改革还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国企同时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步改革，如果国企没有很大的动作的话也会有困难，但是这个决心是很大的。我们在搞几个方案，所以估计今年就会有一些进展。
第四，金融改革。现在金融改革把它集中在市场范围、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持续不断地在改，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人民银行一家，现在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中央银行啊，商业银行啊，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但是，这样一些体系正常运转的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没有搞好，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比如说收益率曲线，比如说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比如说监管架构的完善啊，还有资本项目开放等，就是这样一些使得整个市场正常运行的一些基础性条件还没有完备。所以，金融改革的任务是做这些。
有人说改革怎么就是利率啊？怎么就是汇率？有了利率改革，现有的这些机构就能够正常运行啊，按市场原则运行。如果利率不正常，这些机构、这些市场运行的结果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刚才说的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些改革，一个个方案都在出。也包括像存款保险制度，这样就多一条市场化的、解决风险的机制，我们都已审查了好几遍，估计今年就会推出来。
在这届政府内，这些改革差不多基本上都能够就位。如果这些改革就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习近平说的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中高速增长，更高的质量，更高的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说过去三十几年主要是增长，质量、效益、环境都不顾及，那么现在就要顾及、综合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走下去的话，中国经济应当说有一个更光辉的未来。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13582-20150319.html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采访，就中国领导层重新启动的改革进行了阐述，从改革的必要性到此次改革的力度、进度等都进行了介绍，日经中文网刊登采访相关内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应当说中国过去三十几年这么高的增长是在一个那个传统的体制、机制下，基于传统的结构来展开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对这个问题，熟悉中国的都应该知道，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讨论，就说不可以持续了，结构要调整了。但是由于日子比较好过，经济增长率比较高，所以大家都不想去改。其实改革这个事情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要改革。就是觉得照原来那样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那么大规模的投入，这么大的浪费，对环境这么严重的污染，不能再持续了。于是改革就真正启动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
去年一年，几十项的改革推出。去年中国的改革有一些新的要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全部的改革项目都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中国社科院是独立第三方，所以我们对这个改革进程非常熟悉。所有的128项（我们负责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经过了我们的评估。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改革力度非常大，当然任务还非常重。有一些东西是真正在调整。
我举一个比较大的例子，比如说财政体制。财政改革其实涉及到三个方面，预算、税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现在已经动了的是预算，税收也在进行中。但是税收的下一步改革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直接税、间接税的问题，营改增的问题，营改增扩大的问题，现在都在不断地进行。从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也会开始调整。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准确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界定事权之后才能（确定）支出责任。
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得益于1994年那一次分税制改革。那次朱镕基总理带着大家，下了决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关系，设立了我们现在推行的这套税制，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套制度到今天已经不太适用了，所以必须改。
这个制度改革在去年就开始启动，因为具有全面性，而且影响很大，所以先做了。这项改动是非常大的。
对中国来说呢，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土地。三中全会讲了土地制度的几个方面，其实核心其实是土地的一体化，就是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集中涉及到的其实是农民的那几个权利，宅基地的权利，承包地的权利，还有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的权利。
去年启动了这个是试点，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要变这几个关系，实际上是要修改法律，因为是违法的，甚至是违宪的。
这里我觉要提一提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就是任何大的事情要依法有据。我们要不断地处理一个问题，改革违法。因为你要改革就是因为那个不合理。但是合理不合理另说，哪怕它是不合理，也是由原来的法律规定的，是受保护的。我们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改革要废止一些法律。当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改革以废止法律、使法律不能执行为代价的话，也会使得依法治国没法落实，会觉得法不重要，法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去改变。
四中全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就是说当这个地方要改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要怎么改，就设一个法。不知道怎么改，由全国人大授权用别的一些条例来取代。
比如，上海自贸区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套依法治国的体系，就是全国人大决定在上海自贸区，三个有关外资企业的法暂时不执行。就是说，你对法律的否定是由立法机关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改革方案设计者决定的。
中国依法治国上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土地问题上也是这样，现在就是等着授权。在这次人大开始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授权，就是授权北京大兴33个县进行试点，就是在这个逻辑下做的事。这里边的土地就可以交易等。因为交易本来是违法的，我们现在要破这个，暂时这个法怎么定还不太清楚，于是就先在一些地方试，这些地方原来的一些法不适用了。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展开。
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启动。作为经济研究者我知道，改土地制度实际上会使中国焕发很大的增长潜力。
第三个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正在处于一个焦灼状态，各方利益不能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原则怎么落实？由谁来管？现在是国资委、财政部、各地政府。中国大概现在有几万个国企，从中央到地方涉及到两万五千多个。
改革还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国企同时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步改革，如果国企没有很大的动作的话也会有困难，但是这个决心是很大的。我们在搞几个方案，所以估计今年就会有一些进展。
第四，金融改革。现在金融改革把它集中在市场范围、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持续不断地在改，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人民银行一家，现在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中央银行啊，商业银行啊，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但是，这样一些体系正常运转的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没有搞好，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比如说收益率曲线，比如说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比如说监管架构的完善啊，还有资本项目开放等，就是这样一些使得整个市场正常运行的一些基础性条件还没有完备。所以，金融改革的任务是做这些。
有人说改革怎么就是利率啊？怎么就是汇率？有了利率改革，现有的这些机构就能够正常运行啊，按市场原则运行。如果利率不正常，这些机构、这些市场运行的结果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刚才说的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些改革，一个个方案都在出。也包括像存款保险制度，这样就多一条市场化的、解决风险的机制，我们都已审查了好几遍，估计今年就会推出来。
在这届政府内，这些改革差不多基本上都能够就位。如果这些改革就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习近平说的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中高速增长，更高的质量，更高的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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