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体制轮回沉思录

雅尔塔体制轮回沉思录
      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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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2月，美国与苏联、英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召开战后秩序安排会议，大国合作使得奠定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制因此确立。时隔69年之后的2014年3月，俄罗斯在从乌克兰收回克里米亚的同时，从地缘战略上猛烈反弹美国裹挟着欧盟的步步紧逼，北约的新一轮东扩无疾而终。俄罗斯在战略上的猛烈反弹，加之中国和欧洲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事实坐大，使得二战后美国对作为“世界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到一个新的低点，美、英、苏三大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确立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回顾二战后世界史，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对历史演化轨迹的诸多解释。问题在于，对既有的历史进行深邃的沉思必须更接近于大国战略博弈的实质，不仅有必要充分地把握既有历史的逻辑展开根源，而且在当今世界的复杂乱像中找到世界未来发展的主要脉络。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清醒地认知中华复兴所面临的全球战略环境，从而勾画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全球战略方向和国家行为原则。因此，廓清历史的迷雾，重新认识雅尔塔体制的轮回过程以及在二战后体系中大国战略——主要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得失，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雅尔塔体制形成背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洋平衡战略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国家是私有化和组织化人群主体的最高形态，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指这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群的共同生存体系、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的总和。一种世界性秩序的确立，往往是基于一定历史环境条件的多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在利益博弈过程之后走向暂时性力量平衡的标志，换言之，稳定的秩序常常是力量平衡的结构。达成和改变这些力量平衡结构的国家意志、策略及其运用也就是国家战略。一种成功的战略不仅包含了一个国家治下民族和人民对自身的集体生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包含了对战略运用所处的历史形成的实际环境中种种国家力量的清醒的深刻的认知，对自己国家的未来生存路径与方式的思考和选择，在持续的利益博弈和力量消长过程中“致人而不致于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从战略层面来观察，也就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成功运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也是在人类史上战略家的璀璨群星之中仅有的出身于美国的杰出战略家，他领导着美国从世界性大萧条的环境中逐步走出、基于美国国力的基础和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早早地进行全球布局和在二战过程中因势利导，使得美国成功登顶世界之巅。作为一个仅具有一百多年扩张史的年轻国家，美国获得全球霸主地位及其世界性帝国存续的历史形态似乎具有偶然性，然而纵观美国霸权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确立的过程，美帝国辉煌却并非幸致。

　　罗斯福的雅尔塔体制构成可以概括为“三个要件、两个支点”。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一个要件是美苏两个强国共同监管欧洲。在罗斯福的构想中，苏联不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是协助美国作为欧洲看守人的角色而发挥作用的。1945年2月，作为二战主导国家、“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抱病不辞辛劳从华盛顿飞越半个地球赶赴雅尔塔，其意图除了彻底击败德国以尽快结束战争之外，主要是为了获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战争过后与美国合作，以确立世界和平，而不是人们常常误认为的美苏对抗。按照罗斯福的构想，美苏两个强国在欧洲合作，共同处置欧洲事务；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仅联合对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再次实现欧洲碎片化，而且在欧洲碎片化的基础上，苏联从东方协助美国，看守英、法、意等老牌列强。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在二战时期否定英国从南斯拉夫和希腊进攻中欧的反攻欧洲大陆的计划、打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可以看出，也可以在战后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美苏对英法联军进攻埃及共同干预可以看出，其意图就是遏制西欧老牌列强的崛起。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二个要件与第一个要件相联系，就是摧毁英、法、意等老牌列强的全球殖民体系，从而掏空英法意等国的国际政治基础，瓦解英法等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话语权；在推动殖民地国家独立浪潮的同时，这些新独立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进而将这些新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这一点可以从美国趁英国被德国进攻、面临亡国之危之际，要求英国承认《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且在以后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再次重申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罗斯福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他本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对美国在一战后国际政治的深刻教训的反思；在一战后美国被英法排除出自己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所得的战争“红利”有限。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三个要件，就是扶植中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美、苏、英、中四国作为联合国体制的四根支柱。一方面，美国排斥其他列强出中国，继而单独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而全面控制中国；另一方面，扶植中国在东方制衡苏联。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二战末期美国同意苏联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可以看到，此举不过是在中苏之间播下纠纷的种子；还可以从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冲突、邀请中国军队共同占领日本的用意中看到，在中国和美国共同剥夺日本领土的同时，有意放任中国对日本工业体系的搬迁，从而有限扶植中国以获得抗衡苏联的实力。

　　雅尔塔体制架构的力量支点有两个。一是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与其他大国，从而保持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政治和经济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二战后美国从欧洲大举搜罗科学家和优秀工程师队伍的企图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工业设备也未被美国重视和拆回。

　　二是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大国势力相互牵制平衡。在欧洲，给西欧列强在东面树立一个巨大的威胁的同时，也对欧洲在战后进行有限扶植，使得欧洲具备一定的抗衡苏联的能力，在东方，则扶植中国，中国和西欧共同牵制苏联。美国在其外对欧亚大陆上的三股大国势力进行调停与调节，既不能让他们停止冲突和纷争，又要保持它们各自的基础实力不被过分削弱而导致体制失衡。

　　罗斯福的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战略构想是一种隔两大洋对欧亚大陆进行调停和调节、全球战略力量平衡的体制。作为一个战略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罗斯福的构想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区区几十年！这种隔洋平衡体制意味着美国不必加入欧亚大陆的纷争，而只是凭借优势的政治军事力量、用最小的资源和代价进行局外调节，“外连横而斗诸侯”；同时能够蓄养自身国力和始终保持战略优势。

　　苏联的战略反击和冷战格局的形成

　　因为苏英德法等老牌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力消耗,美国国力在二战后初期相对于这些老牌列强处于绝对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罗斯福的个人意志在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设计中得到较好地贯彻。但是这种美国主导的隔洋对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体制，对于苏联而言却意味着这样一个现实：如果美国主导的这种体制能够稳定持续下去，苏联实际上就重新回到二战前的被包围的国际战略环境中。

　　面对这种局面，同样作为二战时期的三巨头之一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洞若观火，战后初期因为苏联欧洲部分打成了废墟只好暂时隐忍。斯大林领导苏联一方面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加紧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并且加紧研发核武器；另一方面，为破解这种局面开始在全球战略棋盘上开始布子。在西欧，斯大林和对不肯放弃全球大国地位、同时有着强烈摆脱美国控制企图的法国戴高乐政府进行接触，苏联的支持使得法国在一系列的国际博弈之后进入联合国“五常”，为法国极力摆脱美国控制以自主和1966年退出北约埋下伏笔。1949年在德国苏军占领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造深入中欧的桥头堡。在东方，苏军在二战末期推进到朝鲜半岛并且扶植金日成在半岛北方建国。

　　1949年，与苏联共产党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美国扶植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获得执政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这个有四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获得政治独立。苏联在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开始全球破局的第一个动作——在首先外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策动金日成发动试图统一朝鲜的南进战争；试探美国杜鲁门政府全球战略应手。

　　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继任者，杜鲁门似乎并未理解罗斯福的战略苦心，于是美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开始偏离罗斯福的战略轨道，作为这种偏差牵引力的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对抗氛围的形成。这种偏离一方面因为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对国家的生存之道缺乏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杜鲁门并未意识到苏联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实质，这种战略工具的运用在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用得娴熟无比，用于反制当时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战略性围剿。当然英国前首相的“热心咨询”也功不可没；1946年1月，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应邀访美，后又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又称铁幕演说。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将意识形态之争上升到国家利益和战略之上，导致了美国国家战略的目的反过来屈从于意识形态对抗。

　　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杜鲁门政府同样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愚蠢、傲慢的远东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自行其是，将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开始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而断绝了中美之间国家关系正常的任何可能。美国的这种战略反应使得斯大林的战略破局的试应手的收获出乎意料。第一，斯大林操纵朝鲜战局的发展，借助美国的外来压力在东方压迫中国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从而拔除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中苏两国之间埋下的钉子；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苏联许诺的援助迟迟不到的原因。第二，远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将中国更快地推向苏联一边，导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苏结盟。第三，以朝鲜战争的结果和中苏同盟为基础，苏联在东方援建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帮助中国工业化以提 高和美国对峙的能力。在西方，苏联开始组建经互会，1955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在北约组织的成立8年之后，华约组织才姗姗来迟，冷战格局最终形成。凭借华约组织，赫鲁晓夫提出“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倡议，明确要求和美国分享全球霸权，这也可能是所谓“G2”构想的早期版本。由此，罗斯福的隔洋对欧亚大陆的平衡体制被斯大林的战略之手导向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国政府仍然有意保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接触渠道，也有意尝试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点从保留香港和澳门作为对西方世界的窗口作用可以看出；还可以从中苏结盟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外交场合的一些姿态中看到。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理解罗斯福的苦心和具备必要的战略魄力，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而超越意识形态，对新中国给予外交承认并且改善关系，美国的国家行为仍然会在罗斯福既定的战略轨道内运行，那么朝鲜战争及其以后的中美战略对抗态势也就不会发生和出现。在开罗宣言和后来的波茨坦公告中，日本的领土仅限于北方四岛，战争潜力应被剥夺，但是冷战格局的形成使得美国政府食言而肥，不仅放弃对日本的严厉处置，反而根据道奇计划援建日本，将日本打造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方堡垒。美国的尴尬还在于，因为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天然弱点，日本在无论如何也不堪承担遏制中苏两个大国的重任。

　　冷战格局的形成也成为英国对美国采取几十年的跟从战略、实现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开端。在中美对峙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对西方关上大门、却留了一扇窗的举动，被英国迅速领悟而抓住机会，英国在1950年率先承认新中国，最大限度地保住了英国远东利益，好处可谓立竿见影。

　　美国国家战略最终滑向错误的轨道，不仅朝鲜战争规模和烈度越来越上升，在国际政治中的“一家独大”的心态也陷入偏执。据布雷德利将军的《将军百战归》回忆录：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战争的实际演化不仅证明了美国战略检讨的虚有其表，也暴露了美国战略纠偏的智慧和能力是多么贫乏。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继续错误地在靠近中国力量中心的附近使用国家力量，陷入战争泥潭，不过是为其战略愚蠢添加了新的注脚。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在后面的几十年中的一种倾向性的观点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上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反目，是因为苏联要保持所谓“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从而指责苏联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这种观点同样未看清苏联自立国以来一直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实质；六十年代初苏联提出共建中苏海军长波电台试图染指和控制中国国防力量，从中国撤走专家食言核武研制援助计划，削弱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并逼迫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企图，支持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在南疆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都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国力再次被大幅挥霍性地消耗，不仅使得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在战后的二十年中趁中美的消耗而稳定发展实力，苏联在国力鼎盛时期的工业产品总量一度达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美苏的力量对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度发生逆转，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受到苏联的强硬挑战。

　　在中苏日益交恶、美国遇到苏联越来越强大的战略压力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家战略无意之中部分回到了罗斯福当初设想的“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的轨道上。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所谓中美苏大三角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对美国而言不过是形势所逼。在中美联合对苏战略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当时分担了来自苏联的相当一部分战略压力，比如苏联在蒙古和远东驻兵百万，背上了越南这个战略包袱，在阿富汗战争中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陷入帝国的坟墓。美国只是在外部和花费极小战略代价的情况下对中国予以有限支持，策略不过是沿用了中国古老的连横术，因此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同时也显示了罗斯福“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威力的恐怖之处。

　　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伟大文化传统、民族凝聚力坚强、国民意志坚韧的大国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苏联领导人比二战后的美国领导人并不强到哪里去，苏联在全球战略上的狂妄与二战后初期美国的表现同出一辙，同样也未能理解在意识形态战略工具外衣下，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个被斯大林称为“农民革命家”搞好关系的真正战略企图，自己动手拆散了中苏联盟，并且将中国推向自己的战略对手。

　　美国在战略上偶尔正确的幸运同样注定无法持久，之所以说中美苏大三角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只是美国部分回到了罗斯福当初设想的“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的轨道上，是因为在后续的美国通过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直至推动苏联解体，这些继续消耗削弱苏联的战略意图的执行均无可厚非。而1998年美国通过导演和运作俄罗斯金融危机，席卷苏联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彻底搞垮苏联，则过犹不及了。美国霸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柱就是欧亚大陆三股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机制和平衡体制。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如果能够容忍继承了苏联政治经济遗产的一个相对强有力的俄国存在，而不是彻底削弱，那么美国仍然有条件和机会回到罗斯福构想的雅尔塔体制的轨道，从而一个更长的时期维持美帝国的存在。

　　欧洲联合与中国崛起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带来的一个重大战略后果，就是中国面临的来自北方的战略压力消失，国力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增长。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具备初步的工业基础，在国防上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且通过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恢复民族的创造力；在中美建交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通过与西方国家缓和，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与经过基础教育的劳动人口相结合，通过百万大裁军转移和集中国家资源搞发展，工业化进程大大提速，综合国力迅速膨胀。不过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上给中国人民的伤害的记忆，却不是短短一代人能够轻易消除的，中美之间在基于国家战略上的暂时合作并不能掩盖相互之间潜藏的敌意和戒备，比如直到如今对美国岛链战略封锁遏制中国的认知在中国国民中具有广泛性，中国国民在国家民族大义上的思想沉淀的深厚性也不是美国对华文化灌输在短短几十年中所能够撼动。虽然相互之间的离心并不意味着对抗，但是美国持续对华遏制及其难以改弦更张，只会使得中美两国之间渐行渐远，走上追求各自国家利益而各行其是的轨道，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中会长期化。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战略后果，就是苏联作为欧洲看守人被美国“消失”，导致欧洲碎片化局面的改变和德国披着欧盟联合的外衣崛起。1950年，法德等国开始实施欧洲煤钢联营计划。1957年，欧洲六国开始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积攒实力。1969年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正式推行“新东方政策”，与苏联缓和为德国从分裂到统一埋下伏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对曾经的战争认罪。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的历史节点恰恰发生在苏联崩溃之后。1999年6月，德国联邦众议院于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解除周边邻国对德国统一的戒惧，为欧洲最终联合铺平道路。1999年12月，标志着欧洲联合局面形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其节点正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同时通过整合欧洲弥补了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的地缘战略的天然弱点。2004年，欧盟理事会成立欧洲防务局，披上了欧盟的外衣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只差临门一脚——如何将美国军事力量挤出欧洲。“俄欧新关系”在两轮北约东扩过程中构建和翻新。“哲学的德国”并不缺乏如何重新崛起的战略思维，在战后的国际变局中默默经营，因势利导，堪称实施韬光养晦战略的世界典范。尽管欧洲邦联体制具有不稳定性的弱点，比如英国对美国实行跟随战略以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仍在欧洲大陆的边缘游离；法国在自身实力远不及德国的情况下和德国争夺欧洲的主导权。但是欧洲老牌列强对雅尔塔体制的真实用心可谓心知肚明，渐渐去美国化和欧洲联合是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中争取话语权和自主、成为其中一极的唯一希望。回顾德国披着欧洲联合的外衣重新崛起，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个国家应该如何积攒和蓄养国力，而且还可以看到国家战略长期的精巧运用和因势利导。

　　美式金融“荷兰病”

　　罗斯福的雅尔塔体制的另一个基石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全球。众所周知，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和国防，然后才是转向民用领域。罗斯福领导美国经过二战前和战争过程中的精心运筹，抓住了世界历史机遇成功登上霸权之巅，凭借的就是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二战时期美国具有“民主国家兵工厂”之称。即便如此，美国在占领德国后首先做的事情不是搬迁德国的先进工业设备，而是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科研条件大肆搜罗德国的顶尖科学家队伍，使得美国成为二战后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并且因为新一代科学技术在其工业领域的积累与运用，造就了美国战后的国力鼎盛时期。

　　然而与从大萧条时期到二战结束时期不同的是，美国战后的领导人远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治权威，从而越来越无力控制国内的资本财阀集团势力，反而成为这些资本财阀势力操纵的木偶，这一点从肯尼迪被刺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可以管中窥豹。在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孰先孰后的取舍上，美国的国家政策越来越被资本财阀的利益要求所左右，美国政府班子的走马换将成为资本财阀势力安排自己的代理人的“民主游戏”，资本控制国家或许就是二战后初期美国国家战略发生偏移、不知不觉中掉入斯大林设计的意识形态对抗陷阱的原因，这种原因和条件下的美国国家战略虽然在尼克松时期被无意识的有所纠正，却也一直蔓延到苏联解体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严重保留与排斥。

　　资本控制国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利益反过来屈从于资本财阀利益，也就是美国国家行为商业化，美国对外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必须为这些财阀势力的利润目标服务，比如在操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中附加严苛的政治条款，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体系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美国资本的国际运动（资本自由化）拆除其他国家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特别是到新世纪以来，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是为了美国军工财团和石油财团的直接商业利益，而次贷危机、欧元危机和去年的石油价格暴跌则是为了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利益。

　　近三十年来，美国经济金融化倾向也是以资本控制国家为前提的，美国资本财阀势力的张扬和罔顾国家利益的自行其是，必然导致美国资本占据全球资本循环体系的高端——金融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市场中的各个国别的资本被美国资本绞杀的体系——石油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所谓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过程，美国的基础工业体系向海外迁移。这种体系运行的第一个成功就是“广场协议”后日本资本进军美国和“买下美国”，在短短两三年中被美国资本吃干抹净。这种体系随着墨西哥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确立。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在推动了美国国家行为的商业化的同时，美国金融资本与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的关系由相互依赖转为相互对抗，国家战略目标被财团的利润目标置换，从而为美国在新世纪后开始挑战全世界提供了新的利益动因。

　与大英帝国在全球霸权最后几十年发生的“殖民地帝国病”不同的是，美帝国在新世纪以来患上了一种新的帝国病——美式金融“荷兰病”。这两种帝国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大大放缓。所谓的美式金融“荷兰病”，是指美国人从事金融及其他服务行业，从这些行业获得收入远高于从事基础工业行业而获得收入，从而实现一种高收入和高消费的舒适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再愿意去从事艰苦的科学技术研发和进行需要专门技能的诚实辛苦的劳动，而是躺在前人的工业成就上玩玩金融炼金术就能够活得更好。一代代工程师队伍和产业熟练工人队伍的保持，是在持续的工业生产过程中长期训练的，工业技能和技术诀窍需要一代代人反复操作实验和积累，这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所在！而近三十年来美国的工业传承已经暂时中止，造成美国工程师队伍和产业熟练工人队伍的断代。

　　美式金融“荷兰病”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美国战略思想界对国家力量源泉的理解的肤浅。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领导层的战略智慧退化和浅薄几乎成了一种定律。对那些拥有伟大文化传统、社会凝聚力坚强、国民意志坚韧的国家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远不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安排二战后国际秩序时力挺中国进入联合国五常恰恰说明了罗斯福的慧眼独具。在人类史上，大国的力量来源和基础在于一个国家治下的民族和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凝聚，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强盛是基于一种寄生性和指望别国供养的赌场式的经济模式。换言之，美式金融“荷兰病”的出现不过是美国人在自行摧毁其国力基础，自己成为美帝国的掘墓人。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梦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书中的预言结果似乎得到了实现，但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能够等同美国全球战略的成功吗？作为二战后美国在战略思维上似乎高出其他美国人一筹的总统，尼克松依然没有理解他的前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雅尔塔体制的全球战略涵义。新世纪以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则与尼克松的差距同样不可以道里计，对全球战略力量结构的理解和对美国国家能力的运用，甚至连美帝国战略遗产的守夜人的角色都不能胜任。小布什在上台之后，天真地以为凭着美帝国依然庞大的战略遗产就能够“领导”世界，发动所谓“反恐战争”的狂妄不可一世恰恰证明了对大国力量生成和蓄养的近乎无知，因为大国力量的参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胜而不利，必然继续挥霍美国因为霸权体制所积攒的国力，在通过次贷危机暗算中国的同时出现了美国政治家们到全球推销国债的奇观，并且继续在离其他大国力量中心很近的地　方使用武力，上赶着跳进阿富汗这个“帝国的墓地”。奥巴马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和巧实力运用，实际演化成了对中国、欧洲和国力再度有所恢复的俄罗斯的集体遏制战略，也就落了围绕欧亚大陆周边骚扰的闹剧的下乘，反而坐实了“全球麻烦制造者”的恶冠。欧债危机、重返亚太和北约东扩的轮番上演也就必然促成欧亚大陆的三极力量的合纵倾向。在逐步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实际上在挑战几乎所有的大国势力。美国智慧不是美国人的脑子里，而是在美国人的拳头上；这种倾向在几十年来的美国国家行为中一再重现，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手中被发扬光大。

　　克里米亚作为一个历史轮回点

　　全球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及其利益结构构成的。在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对欧亚大陆的全面遏制过程中，中俄两国在西太平洋的连续军演和连续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不过是在拷问美国战略决策者们还是否具有足够的战略智慧，拷问美国主导确立的雅尔塔体制在东亚部分的变异版本——西太平洋安全体制的合法性。如果说在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雅尔塔体制已经解体的话，那么在美国再次在距离俄罗斯心脏地带很近的乌克兰使用国家力量进行挑衅的2014年3月，俄罗斯断然发动反击并且收回克里米亚，不过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战略决策者们明确宣示，美国主导的战后雅尔塔体制在克里米亚诞生，又在近七十年之后同样在克里米亚就此终结。

　　克里米亚成为美国霸权体制的轮回点,或许是一种奇妙的历史巧合。

雅尔塔体制崩溃对中华复兴战略的启示

　　作为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基础的雅尔塔体制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就迅速成为一个历史的的过客，在人类史上的众多的大帝国的寿命排行中可谓相对短命之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雅尔塔体制的建立和崩溃的经验教训又能给中华复兴进程带来一些什么启示呢？

　　1、中华复兴的进程必须始终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

　　美国的文明模式不过是西方商业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西方的商业文明兴起也不过是几百年的事情，其文明的特质在于一个“争”字，提倡生存竞争、自私自利和优胜劣汰，崇尚丛林法则，这种文明范式究其本质而言，漠视他人或者其他种族的生存，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遭灭绝性的屠杀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人如麻，在短短几百年中遭迫害和杀戮而死亡的无辜人数是人类战争史以来死亡人数的绝对多数。日本百年前脱亚入欧，学的也是军国主义，就有中国抗战时期30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平民！用中国的古语云：有伤天和！二战以来大部分局部战争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策动或者直接发动的。西方这种文明阶段的极端发展实际上在挖掘和弘扬人的动物性或者兽性一面，肮脏和血腥伴随着这种文明发端和兴起，具有反人类的特征。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为其世界主义思想倾向，极力推动二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确立，其意图在于摧毁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列强的殖民体系，但是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客观上大大加速了越来越多民族的觉醒进程，促使这些民族对自身或者国家的生存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这些民族主体的生存意识或国家利益凸显，而民族觉醒却反过来推动西方商业文明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丛林法则的被摒弃过程，其最具代表性和讽刺意义的是美利坚民族生存模式的失道寡助。

　　因此中华复兴首先应该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方能得道多助。作为硕果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多的体现在一个“和”字。几千年来的大帝国，都是斗而求和，和睦相处，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即使是战争杀人过多，也是被史笔谴责的，比如秦将白起的坑赵卒四十万。大诗人杜甫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欺凌，岂在多杀伤？”的诗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华历史上的对外之战，北方民族多被驱逐或者融合，很少将其他民族灭族。当前的中华复兴进程，当然是重新发端于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复兴的文明基础仍然在于我们在全世界重新提倡和推广“和谐共存”的价值观体系。新中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帮助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这种“和”的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即使和美国斗了几十年，也是斗而后和，包括苏联，都是迫使对方讲和！近年来我国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同样是在恢弘我们古老价值观。这也是我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与合作的原因。

　　一种文化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因为只有这个民族因为运用它，取得了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进步，能够改进我们的生存质量和条件，然后才是世界的，才会被世界其他民族学习和理解，并且认同和效仿。中华文化必须创造出人类最优越的生存方式，文化才能复兴。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继承和发扬“和”的文明内涵，着手创立“和谐生存”中华民族的新生存方式和更优越的文明发展范式，为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样板和经验。

　　2、必须在文化与精神自立自主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国家战略

　　精神是观念和体验的升华。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的不断反思和总结则推动观念的变迁。制度和法律不过是观念或者价值观的现象形态，也是一种观念的社会沉淀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因为制度也是人定的，人自然也能改变它。价值观混乱，制度也混乱。制度也折射的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对他们的行为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和衡量。只有文化自主，才有精神自立，然后才有制度的自洽。在此方面，我们目前面临两大历史任务。

　　首先，意识形态之争永远服从于国家利益之争。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是人类史以来的私有化的最高形态,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在人类生存资料的获得具有有限性、个体或者单个人群集体生存相对优先的意识存在的历史条件下还不会消亡。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不过是某一群人对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为了国家治下的民族或者人群的生存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它们都是西方舶来品。在前苏联时代，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苏联国家的战略工具的加以娴熟运用，二战前以“输出革命”对抗全球的战略性围剿，即便如此，苏联仍然觊觎并最终在二战末期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二战后为了摆脱美国的战略束缚，推动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同样因为与多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冲突，中苏、苏南、苏波的国家关系破裂。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同样是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思想控制，思想控制只不过是战略控制一种最高形式，“上兵伐谋”和“致人而不致与人”，造成我国的社会价值观的内部结构相互矛盾和混乱，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对中华的重新崛起的努力和动力进行遏制和削弱。在我们国内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西方进行文化遏制和观念灌输的产物。当然西方人给我们舶来的意识形态不止这两种。这些意识形态即使能够继续存留下去，也应当在文化自主与批判的基础上注入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新内涵。

　　其次是必须脱离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认识西方文化体系不过是为了超越这个体系，而不是以这个体系为准。因此重建我们的理论思维系统尤为迫切。目前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很强大，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思维结果和行为对策逃不出西方的逻辑层面和战略演绎层面，换言之，在战略上能够被西方预估和早早应对，最高层次不过是在西方体系中成为一个被动的战略玩家。中华复兴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复兴，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形成自己的国家战略，不是我们自己在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和选择我们民族生存的未来之路，我们就会陷入盲动，中华的再度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跳出西方人的思维窠臼，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恢弘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中华价值观，进行方方面面的理论建设，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体系，根除我们的奴性、迷信和其他思想误区，我们才算从精神上站起来了！一个民族只有哲学思想透彻并且有基于自身福祉的战略，才能够众志成城，不可胜之。

　　3、警惕资本控制国家的危险倾向

　　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美国设计并且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形成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客观上而言，这种体制有着因为其思想的深邃与透彻，有着其天然的优点和优势，但是在战略上也不是没有破解之道，历史也是在多种“错误和意外”前进的。雅尔塔体制在短短七十年就走向崩溃，除了罗斯福的继任者们的战略愚蠢之外，美国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也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执行发生错误和偏差的重要原因。资本因为其属于个人或者私有者的联合体，有着自己的社会形态和构成，资本的利益和企图与国家利益与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一旦资本的利益和企图和国家利益与战略发生差异和冲突，资本利益本身的狭隘性就必然地使国家战略的执行偏离其既定的合理的轨道。

　　在我们当前的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具有其天然的资本形态和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个体，它们也是利益主体，也是一种个别占有的具体社会形态，同样区别于国家利益或者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因此保持国家对国有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控制而不是反之，同样是遂行我们国家战略的前提。为了达成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运用新的价值观对国有资本进行改造，而不是运用西方资本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对国有企业进行所谓的私有化。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在于国有资本的利益和利润归属，其物质和财富积累通过现实的机制和制度惠及于全体人民，这是国有制的根本。要将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基础，逐步发展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且形成真诚而非虚伪、普惠人民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机制，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并稳定和发展这些制度和机制本身。其次，资本仍然是市场主体，国有资本要通过垄断夺回市场体系的控制权和定价权。资本的国家占有形式和体系同样是通过市场金融过程展开的，也就是资本的社会配置过程与方式，从而发展起一个个国有企业这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组织。所以，国有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性，主导和控制我国市场体系和经济的运行。

　　4、建设和慎重使用国家武装力量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略的运用,始终是围绕国家长远利益展开的。只要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存在，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组织的利益构成与边界，那么一个国家就会沿着多重的利益维度展开其国家行为，对它的能力或者力量进行运用。在这种运用国家力量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二战后的几十年的局部战争中，绝大部分的战争有美国策动或者直接发动，说明了美国具有迷信和滥用武力的倾向。“国虽大，好战必亡” 的中国古训在二战后的美国身上得到反复的演绎；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在二战后缺乏真正的能谋国的战略大师，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家行为被商人们牵引，用于劫掠他国财富和扩张市场范围。这不仅直接消耗了美国国力，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在全世界人心渐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罗斯福的设计和推动形成的雅尔塔体制中，隔洋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要点在于，即使世界发生烈度可控的局部战争，也是发生在其他大国而不是美国自己身上，美国可以借力打力，力量制衡；但是后来的美国领导人抛弃了这个原则，反而与世界其他大国处于轮番消耗之中。美国的持续衰落直至雅尔塔体系解体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回顾二战后美国的国家行为，还 应该悚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大国利益分歧和有可能升级为冲突的人类历史阶段，我们不能期望其他大国势力的国家领导层都是冷静理智的战略家，都具有调和国家利益冲突的足够智慧，都会慎用战争手段的选项；这一点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和珍宝岛冲突等等事件中得到反复证实；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国防力量处于弱势并且具有自残思维的时候，战争的鼓点就会响起；最切近的离子就是利比亚和伊拉克。

　　其次，国家战略目标要与自身的国力相匹配。当一个国家战略为这个国家提出其国力运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战略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国力的无意义消耗乃至国家的灾难。新世纪以来，就美国与其他单个的世界性大国的力量对比而言，美国的确具有相对的优势。如果中、欧、俄三级势力合纵以共同应对美国遏制的倾向占上风，那么美国反而处于力量绝对劣势。在新世纪到来后，美国单边主义特征凸显的结果，就是与中国和欧洲连横的“G2”策略在不同程度上失败；欧洲在联合的基础上与美国渐行渐远，北约名存实亡；中国同样拒绝美国“G2”的战略倡议。重返亚太针对中国、两轮北约东扩针对俄罗斯、欧元危机针对欧盟的全面遏制手段的运用，必然导致欧亚大陆合纵倾向愈来愈必要和明显。美国在国力被无谓地继续消耗中遏制和对峙世界几乎所有大国，最终必然撑不下去，维持单极体制也就成为妄想。

　　再次，永远不要靠近另一个大国力量源附近的地方使用的本国武装力量。一个大国在靠近另一个大国力量源附近的地方与这个大国进行对抗的结果就是大幅消耗自己国家元气，换言之常常搞成“杀人一千，自损八百”。我们从雅尔塔体系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美国作为一个仅有两百多年的年轻国家，其国家生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和沉淀是缺乏深度的，其领导人对国家力量来源与本质的理解是肤浅的，对国家力量的使用具有草率与浮躁的特征。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累计消耗三千万吨战争物资，仅仅为了将军事势力线恢复在三八线。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在不敢越过中国毛泽东主席划定的北纬十七度线的情况下再次陷入战争泥潭。在新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仍然在靠近中国和俄罗斯力量中心附近使用武力。当然帝国的傲慢和野心的张扬不止发生在美国身上，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战争中同样违反了这个原则而陷入麻烦之中。雅尔塔体制轮回沉思录
      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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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2月，美国与苏联、英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召开战后秩序安排会议，大国合作使得奠定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制因此确立。时隔69年之后的2014年3月，俄罗斯在从乌克兰收回克里米亚的同时，从地缘战略上猛烈反弹美国裹挟着欧盟的步步紧逼，北约的新一轮东扩无疾而终。俄罗斯在战略上的猛烈反弹，加之中国和欧洲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事实坐大，使得二战后美国对作为“世界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到一个新的低点，美、英、苏三大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确立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回顾二战后世界史，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对历史演化轨迹的诸多解释。问题在于，对既有的历史进行深邃的沉思必须更接近于大国战略博弈的实质，不仅有必要充分地把握既有历史的逻辑展开根源，而且在当今世界的复杂乱像中找到世界未来发展的主要脉络。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清醒地认知中华复兴所面临的全球战略环境，从而勾画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全球战略方向和国家行为原则。因此，廓清历史的迷雾，重新认识雅尔塔体制的轮回过程以及在二战后体系中大国战略——主要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得失，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雅尔塔体制形成背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洋平衡战略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国家是私有化和组织化人群主体的最高形态，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指这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群的共同生存体系、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的总和。一种世界性秩序的确立，往往是基于一定历史环境条件的多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在利益博弈过程之后走向暂时性力量平衡的标志，换言之，稳定的秩序常常是力量平衡的结构。达成和改变这些力量平衡结构的国家意志、策略及其运用也就是国家战略。一种成功的战略不仅包含了一个国家治下民族和人民对自身的集体生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包含了对战略运用所处的历史形成的实际环境中种种国家力量的清醒的深刻的认知，对自己国家的未来生存路径与方式的思考和选择，在持续的利益博弈和力量消长过程中“致人而不致于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从战略层面来观察，也就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成功运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也是在人类史上战略家的璀璨群星之中仅有的出身于美国的杰出战略家，他领导着美国从世界性大萧条的环境中逐步走出、基于美国国力的基础和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早早地进行全球布局和在二战过程中因势利导，使得美国成功登顶世界之巅。作为一个仅具有一百多年扩张史的年轻国家，美国获得全球霸主地位及其世界性帝国存续的历史形态似乎具有偶然性，然而纵观美国霸权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确立的过程，美帝国辉煌却并非幸致。

　　罗斯福的雅尔塔体制构成可以概括为“三个要件、两个支点”。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一个要件是美苏两个强国共同监管欧洲。在罗斯福的构想中，苏联不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是协助美国作为欧洲看守人的角色而发挥作用的。1945年2月，作为二战主导国家、“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抱病不辞辛劳从华盛顿飞越半个地球赶赴雅尔塔，其意图除了彻底击败德国以尽快结束战争之外，主要是为了获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战争过后与美国合作，以确立世界和平，而不是人们常常误认为的美苏对抗。按照罗斯福的构想，美苏两个强国在欧洲合作，共同处置欧洲事务；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仅联合对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再次实现欧洲碎片化，而且在欧洲碎片化的基础上，苏联从东方协助美国，看守英、法、意等老牌列强。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在二战时期否定英国从南斯拉夫和希腊进攻中欧的反攻欧洲大陆的计划、打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可以看出，也可以在战后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美苏对英法联军进攻埃及共同干预可以看出，其意图就是遏制西欧老牌列强的崛起。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二个要件与第一个要件相联系，就是摧毁英、法、意等老牌列强的全球殖民体系，从而掏空英法意等国的国际政治基础，瓦解英法等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话语权；在推动殖民地国家独立浪潮的同时，这些新独立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进而将这些新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这一点可以从美国趁英国被德国进攻、面临亡国之危之际，要求英国承认《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且在以后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再次重申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罗斯福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他本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对美国在一战后国际政治的深刻教训的反思；在一战后美国被英法排除出自己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所得的战争“红利”有限。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三个要件，就是扶植中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美、苏、英、中四国作为联合国体制的四根支柱。一方面，美国排斥其他列强出中国，继而单独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而全面控制中国；另一方面，扶植中国在东方制衡苏联。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二战末期美国同意苏联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可以看到，此举不过是在中苏之间播下纠纷的种子；还可以从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冲突、邀请中国军队共同占领日本的用意中看到，在中国和美国共同剥夺日本领土的同时，有意放任中国对日本工业体系的搬迁，从而有限扶植中国以获得抗衡苏联的实力。

　　雅尔塔体制架构的力量支点有两个。一是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与其他大国，从而保持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政治和经济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二战后美国从欧洲大举搜罗科学家和优秀工程师队伍的企图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工业设备也未被美国重视和拆回。

　　二是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大国势力相互牵制平衡。在欧洲，给西欧列强在东面树立一个巨大的威胁的同时，也对欧洲在战后进行有限扶植，使得欧洲具备一定的抗衡苏联的能力，在东方，则扶植中国，中国和西欧共同牵制苏联。美国在其外对欧亚大陆上的三股大国势力进行调停与调节，既不能让他们停止冲突和纷争，又要保持它们各自的基础实力不被过分削弱而导致体制失衡。

　　罗斯福的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战略构想是一种隔两大洋对欧亚大陆进行调停和调节、全球战略力量平衡的体制。作为一个战略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罗斯福的构想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区区几十年！这种隔洋平衡体制意味着美国不必加入欧亚大陆的纷争，而只是凭借优势的政治军事力量、用最小的资源和代价进行局外调节，“外连横而斗诸侯”；同时能够蓄养自身国力和始终保持战略优势。

　　苏联的战略反击和冷战格局的形成

　　因为苏英德法等老牌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力消耗,美国国力在二战后初期相对于这些老牌列强处于绝对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罗斯福的个人意志在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设计中得到较好地贯彻。但是这种美国主导的隔洋对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体制，对于苏联而言却意味着这样一个现实：如果美国主导的这种体制能够稳定持续下去，苏联实际上就重新回到二战前的被包围的国际战略环境中。

　　面对这种局面，同样作为二战时期的三巨头之一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洞若观火，战后初期因为苏联欧洲部分打成了废墟只好暂时隐忍。斯大林领导苏联一方面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加紧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并且加紧研发核武器；另一方面，为破解这种局面开始在全球战略棋盘上开始布子。在西欧，斯大林和对不肯放弃全球大国地位、同时有着强烈摆脱美国控制企图的法国戴高乐政府进行接触，苏联的支持使得法国在一系列的国际博弈之后进入联合国“五常”，为法国极力摆脱美国控制以自主和1966年退出北约埋下伏笔。1949年在德国苏军占领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造深入中欧的桥头堡。在东方，苏军在二战末期推进到朝鲜半岛并且扶植金日成在半岛北方建国。

　　1949年，与苏联共产党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美国扶植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获得执政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这个有四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获得政治独立。苏联在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开始全球破局的第一个动作——在首先外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策动金日成发动试图统一朝鲜的南进战争；试探美国杜鲁门政府全球战略应手。

　　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继任者，杜鲁门似乎并未理解罗斯福的战略苦心，于是美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开始偏离罗斯福的战略轨道，作为这种偏差牵引力的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对抗氛围的形成。这种偏离一方面因为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对国家的生存之道缺乏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杜鲁门并未意识到苏联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实质，这种战略工具的运用在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用得娴熟无比，用于反制当时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战略性围剿。当然英国前首相的“热心咨询”也功不可没；1946年1月，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应邀访美，后又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又称铁幕演说。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将意识形态之争上升到国家利益和战略之上，导致了美国国家战略的目的反过来屈从于意识形态对抗。

　　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杜鲁门政府同样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愚蠢、傲慢的远东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自行其是，将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开始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而断绝了中美之间国家关系正常的任何可能。美国的这种战略反应使得斯大林的战略破局的试应手的收获出乎意料。第一，斯大林操纵朝鲜战局的发展，借助美国的外来压力在东方压迫中国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从而拔除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中苏两国之间埋下的钉子；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苏联许诺的援助迟迟不到的原因。第二，远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将中国更快地推向苏联一边，导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苏结盟。第三，以朝鲜战争的结果和中苏同盟为基础，苏联在东方援建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帮助中国工业化以提 高和美国对峙的能力。在西方，苏联开始组建经互会，1955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在北约组织的成立8年之后，华约组织才姗姗来迟，冷战格局最终形成。凭借华约组织，赫鲁晓夫提出“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倡议，明确要求和美国分享全球霸权，这也可能是所谓“G2”构想的早期版本。由此，罗斯福的隔洋对欧亚大陆的平衡体制被斯大林的战略之手导向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国政府仍然有意保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接触渠道，也有意尝试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点从保留香港和澳门作为对西方世界的窗口作用可以看出；还可以从中苏结盟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外交场合的一些姿态中看到。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理解罗斯福的苦心和具备必要的战略魄力，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而超越意识形态，对新中国给予外交承认并且改善关系，美国的国家行为仍然会在罗斯福既定的战略轨道内运行，那么朝鲜战争及其以后的中美战略对抗态势也就不会发生和出现。在开罗宣言和后来的波茨坦公告中，日本的领土仅限于北方四岛，战争潜力应被剥夺，但是冷战格局的形成使得美国政府食言而肥，不仅放弃对日本的严厉处置，反而根据道奇计划援建日本，将日本打造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方堡垒。美国的尴尬还在于，因为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天然弱点，日本在无论如何也不堪承担遏制中苏两个大国的重任。

　　冷战格局的形成也成为英国对美国采取几十年的跟从战略、实现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开端。在中美对峙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对西方关上大门、却留了一扇窗的举动，被英国迅速领悟而抓住机会，英国在1950年率先承认新中国，最大限度地保住了英国远东利益，好处可谓立竿见影。

　　美国国家战略最终滑向错误的轨道，不仅朝鲜战争规模和烈度越来越上升，在国际政治中的“一家独大”的心态也陷入偏执。据布雷德利将军的《将军百战归》回忆录：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战争的实际演化不仅证明了美国战略检讨的虚有其表，也暴露了美国战略纠偏的智慧和能力是多么贫乏。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继续错误地在靠近中国力量中心的附近使用国家力量，陷入战争泥潭，不过是为其战略愚蠢添加了新的注脚。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在后面的几十年中的一种倾向性的观点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上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反目，是因为苏联要保持所谓“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从而指责苏联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这种观点同样未看清苏联自立国以来一直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实质；六十年代初苏联提出共建中苏海军长波电台试图染指和控制中国国防力量，从中国撤走专家食言核武研制援助计划，削弱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并逼迫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企图，支持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在南疆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都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国力再次被大幅挥霍性地消耗，不仅使得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在战后的二十年中趁中美的消耗而稳定发展实力，苏联在国力鼎盛时期的工业产品总量一度达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美苏的力量对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度发生逆转，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受到苏联的强硬挑战。

　　在中苏日益交恶、美国遇到苏联越来越强大的战略压力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家战略无意之中部分回到了罗斯福当初设想的“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的轨道上。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所谓中美苏大三角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对美国而言不过是形势所逼。在中美联合对苏战略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当时分担了来自苏联的相当一部分战略压力，比如苏联在蒙古和远东驻兵百万，背上了越南这个战略包袱，在阿富汗战争中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陷入帝国的坟墓。美国只是在外部和花费极小战略代价的情况下对中国予以有限支持，策略不过是沿用了中国古老的连横术，因此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同时也显示了罗斯福“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威力的恐怖之处。

　　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伟大文化传统、民族凝聚力坚强、国民意志坚韧的大国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苏联领导人比二战后的美国领导人并不强到哪里去，苏联在全球战略上的狂妄与二战后初期美国的表现同出一辙，同样也未能理解在意识形态战略工具外衣下，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个被斯大林称为“农民革命家”搞好关系的真正战略企图，自己动手拆散了中苏联盟，并且将中国推向自己的战略对手。

　　美国在战略上偶尔正确的幸运同样注定无法持久，之所以说中美苏大三角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只是美国部分回到了罗斯福当初设想的“隔洋对欧亚大陆平衡体制”的轨道上，是因为在后续的美国通过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直至推动苏联解体，这些继续消耗削弱苏联的战略意图的执行均无可厚非。而1998年美国通过导演和运作俄罗斯金融危机，席卷苏联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彻底搞垮苏联，则过犹不及了。美国霸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柱就是欧亚大陆三股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机制和平衡体制。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如果能够容忍继承了苏联政治经济遗产的一个相对强有力的俄国存在，而不是彻底削弱，那么美国仍然有条件和机会回到罗斯福构想的雅尔塔体制的轨道，从而一个更长的时期维持美帝国的存在。

　　欧洲联合与中国崛起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带来的一个重大战略后果，就是中国面临的来自北方的战略压力消失，国力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增长。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具备初步的工业基础，在国防上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且通过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恢复民族的创造力；在中美建交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通过与西方国家缓和，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与经过基础教育的劳动人口相结合，通过百万大裁军转移和集中国家资源搞发展，工业化进程大大提速，综合国力迅速膨胀。不过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上给中国人民的伤害的记忆，却不是短短一代人能够轻易消除的，中美之间在基于国家战略上的暂时合作并不能掩盖相互之间潜藏的敌意和戒备，比如直到如今对美国岛链战略封锁遏制中国的认知在中国国民中具有广泛性，中国国民在国家民族大义上的思想沉淀的深厚性也不是美国对华文化灌输在短短几十年中所能够撼动。虽然相互之间的离心并不意味着对抗，但是美国持续对华遏制及其难以改弦更张，只会使得中美两国之间渐行渐远，走上追求各自国家利益而各行其是的轨道，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中会长期化。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战略后果，就是苏联作为欧洲看守人被美国“消失”，导致欧洲碎片化局面的改变和德国披着欧盟联合的外衣崛起。1950年，法德等国开始实施欧洲煤钢联营计划。1957年，欧洲六国开始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积攒实力。1969年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正式推行“新东方政策”，与苏联缓和为德国从分裂到统一埋下伏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对曾经的战争认罪。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的历史节点恰恰发生在苏联崩溃之后。1999年6月，德国联邦众议院于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解除周边邻国对德国统一的戒惧，为欧洲最终联合铺平道路。1999年12月，标志着欧洲联合局面形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其节点正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同时通过整合欧洲弥补了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的地缘战略的天然弱点。2004年，欧盟理事会成立欧洲防务局，披上了欧盟的外衣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只差临门一脚——如何将美国军事力量挤出欧洲。“俄欧新关系”在两轮北约东扩过程中构建和翻新。“哲学的德国”并不缺乏如何重新崛起的战略思维，在战后的国际变局中默默经营，因势利导，堪称实施韬光养晦战略的世界典范。尽管欧洲邦联体制具有不稳定性的弱点，比如英国对美国实行跟随战略以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仍在欧洲大陆的边缘游离；法国在自身实力远不及德国的情况下和德国争夺欧洲的主导权。但是欧洲老牌列强对雅尔塔体制的真实用心可谓心知肚明，渐渐去美国化和欧洲联合是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中争取话语权和自主、成为其中一极的唯一希望。回顾德国披着欧洲联合的外衣重新崛起，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个国家应该如何积攒和蓄养国力，而且还可以看到国家战略长期的精巧运用和因势利导。

　　美式金融“荷兰病”

　　罗斯福的雅尔塔体制的另一个基石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全球。众所周知，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和国防，然后才是转向民用领域。罗斯福领导美国经过二战前和战争过程中的精心运筹，抓住了世界历史机遇成功登上霸权之巅，凭借的就是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二战时期美国具有“民主国家兵工厂”之称。即便如此，美国在占领德国后首先做的事情不是搬迁德国的先进工业设备，而是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科研条件大肆搜罗德国的顶尖科学家队伍，使得美国成为二战后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并且因为新一代科学技术在其工业领域的积累与运用，造就了美国战后的国力鼎盛时期。

　　然而与从大萧条时期到二战结束时期不同的是，美国战后的领导人远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治权威，从而越来越无力控制国内的资本财阀集团势力，反而成为这些资本财阀势力操纵的木偶，这一点从肯尼迪被刺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可以管中窥豹。在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孰先孰后的取舍上，美国的国家政策越来越被资本财阀的利益要求所左右，美国政府班子的走马换将成为资本财阀势力安排自己的代理人的“民主游戏”，资本控制国家或许就是二战后初期美国国家战略发生偏移、不知不觉中掉入斯大林设计的意识形态对抗陷阱的原因，这种原因和条件下的美国国家战略虽然在尼克松时期被无意识的有所纠正，却也一直蔓延到苏联解体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严重保留与排斥。

　　资本控制国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利益反过来屈从于资本财阀利益，也就是美国国家行为商业化，美国对外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必须为这些财阀势力的利润目标服务，比如在操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中附加严苛的政治条款，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体系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美国资本的国际运动（资本自由化）拆除其他国家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特别是到新世纪以来，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是为了美国军工财团和石油财团的直接商业利益，而次贷危机、欧元危机和去年的石油价格暴跌则是为了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利益。

　　近三十年来，美国经济金融化倾向也是以资本控制国家为前提的，美国资本财阀势力的张扬和罔顾国家利益的自行其是，必然导致美国资本占据全球资本循环体系的高端——金融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市场中的各个国别的资本被美国资本绞杀的体系——石油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所谓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过程，美国的基础工业体系向海外迁移。这种体系运行的第一个成功就是“广场协议”后日本资本进军美国和“买下美国”，在短短两三年中被美国资本吃干抹净。这种体系随着墨西哥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确立。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在推动了美国国家行为的商业化的同时，美国金融资本与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的关系由相互依赖转为相互对抗，国家战略目标被财团的利润目标置换，从而为美国在新世纪后开始挑战全世界提供了新的利益动因。

　与大英帝国在全球霸权最后几十年发生的“殖民地帝国病”不同的是，美帝国在新世纪以来患上了一种新的帝国病——美式金融“荷兰病”。这两种帝国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大大放缓。所谓的美式金融“荷兰病”，是指美国人从事金融及其他服务行业，从这些行业获得收入远高于从事基础工业行业而获得收入，从而实现一种高收入和高消费的舒适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再愿意去从事艰苦的科学技术研发和进行需要专门技能的诚实辛苦的劳动，而是躺在前人的工业成就上玩玩金融炼金术就能够活得更好。一代代工程师队伍和产业熟练工人队伍的保持，是在持续的工业生产过程中长期训练的，工业技能和技术诀窍需要一代代人反复操作实验和积累，这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所在！而近三十年来美国的工业传承已经暂时中止，造成美国工程师队伍和产业熟练工人队伍的断代。

　　美式金融“荷兰病”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美国战略思想界对国家力量源泉的理解的肤浅。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领导层的战略智慧退化和浅薄几乎成了一种定律。对那些拥有伟大文化传统、社会凝聚力坚强、国民意志坚韧的国家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远不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安排二战后国际秩序时力挺中国进入联合国五常恰恰说明了罗斯福的慧眼独具。在人类史上，大国的力量来源和基础在于一个国家治下的民族和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凝聚，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强盛是基于一种寄生性和指望别国供养的赌场式的经济模式。换言之，美式金融“荷兰病”的出现不过是美国人在自行摧毁其国力基础，自己成为美帝国的掘墓人。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梦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书中的预言结果似乎得到了实现，但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能够等同美国全球战略的成功吗？作为二战后美国在战略思维上似乎高出其他美国人一筹的总统，尼克松依然没有理解他的前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雅尔塔体制的全球战略涵义。新世纪以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则与尼克松的差距同样不可以道里计，对全球战略力量结构的理解和对美国国家能力的运用，甚至连美帝国战略遗产的守夜人的角色都不能胜任。小布什在上台之后，天真地以为凭着美帝国依然庞大的战略遗产就能够“领导”世界，发动所谓“反恐战争”的狂妄不可一世恰恰证明了对大国力量生成和蓄养的近乎无知，因为大国力量的参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胜而不利，必然继续挥霍美国因为霸权体制所积攒的国力，在通过次贷危机暗算中国的同时出现了美国政治家们到全球推销国债的奇观，并且继续在离其他大国力量中心很近的地　方使用武力，上赶着跳进阿富汗这个“帝国的墓地”。奥巴马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和巧实力运用，实际演化成了对中国、欧洲和国力再度有所恢复的俄罗斯的集体遏制战略，也就落了围绕欧亚大陆周边骚扰的闹剧的下乘，反而坐实了“全球麻烦制造者”的恶冠。欧债危机、重返亚太和北约东扩的轮番上演也就必然促成欧亚大陆的三极力量的合纵倾向。在逐步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实际上在挑战几乎所有的大国势力。美国智慧不是美国人的脑子里，而是在美国人的拳头上；这种倾向在几十年来的美国国家行为中一再重现，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手中被发扬光大。

　　克里米亚作为一个历史轮回点

　　全球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及其利益结构构成的。在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对欧亚大陆的全面遏制过程中，中俄两国在西太平洋的连续军演和连续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不过是在拷问美国战略决策者们还是否具有足够的战略智慧，拷问美国主导确立的雅尔塔体制在东亚部分的变异版本——西太平洋安全体制的合法性。如果说在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雅尔塔体制已经解体的话，那么在美国再次在距离俄罗斯心脏地带很近的乌克兰使用国家力量进行挑衅的2014年3月，俄罗斯断然发动反击并且收回克里米亚，不过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战略决策者们明确宣示，美国主导的战后雅尔塔体制在克里米亚诞生，又在近七十年之后同样在克里米亚就此终结。

　　克里米亚成为美国霸权体制的轮回点,或许是一种奇妙的历史巧合。

雅尔塔体制崩溃对中华复兴战略的启示

　　作为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基础的雅尔塔体制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就迅速成为一个历史的的过客，在人类史上的众多的大帝国的寿命排行中可谓相对短命之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雅尔塔体制的建立和崩溃的经验教训又能给中华复兴进程带来一些什么启示呢？

　　1、中华复兴的进程必须始终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

　　美国的文明模式不过是西方商业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西方的商业文明兴起也不过是几百年的事情，其文明的特质在于一个“争”字，提倡生存竞争、自私自利和优胜劣汰，崇尚丛林法则，这种文明范式究其本质而言，漠视他人或者其他种族的生存，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遭灭绝性的屠杀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人如麻，在短短几百年中遭迫害和杀戮而死亡的无辜人数是人类战争史以来死亡人数的绝对多数。日本百年前脱亚入欧，学的也是军国主义，就有中国抗战时期30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平民！用中国的古语云：有伤天和！二战以来大部分局部战争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策动或者直接发动的。西方这种文明阶段的极端发展实际上在挖掘和弘扬人的动物性或者兽性一面，肮脏和血腥伴随着这种文明发端和兴起，具有反人类的特征。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为其世界主义思想倾向，极力推动二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确立，其意图在于摧毁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列强的殖民体系，但是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客观上大大加速了越来越多民族的觉醒进程，促使这些民族对自身或者国家的生存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这些民族主体的生存意识或国家利益凸显，而民族觉醒却反过来推动西方商业文明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丛林法则的被摒弃过程，其最具代表性和讽刺意义的是美利坚民族生存模式的失道寡助。

　　因此中华复兴首先应该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方能得道多助。作为硕果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多的体现在一个“和”字。几千年来的大帝国，都是斗而求和，和睦相处，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即使是战争杀人过多，也是被史笔谴责的，比如秦将白起的坑赵卒四十万。大诗人杜甫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欺凌，岂在多杀伤？”的诗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华历史上的对外之战，北方民族多被驱逐或者融合，很少将其他民族灭族。当前的中华复兴进程，当然是重新发端于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复兴的文明基础仍然在于我们在全世界重新提倡和推广“和谐共存”的价值观体系。新中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帮助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这种“和”的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即使和美国斗了几十年，也是斗而后和，包括苏联，都是迫使对方讲和！近年来我国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同样是在恢弘我们古老价值观。这也是我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与合作的原因。

　　一种文化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因为只有这个民族因为运用它，取得了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进步，能够改进我们的生存质量和条件，然后才是世界的，才会被世界其他民族学习和理解，并且认同和效仿。中华文化必须创造出人类最优越的生存方式，文化才能复兴。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继承和发扬“和”的文明内涵，着手创立“和谐生存”中华民族的新生存方式和更优越的文明发展范式，为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样板和经验。

　　2、必须在文化与精神自立自主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国家战略

　　精神是观念和体验的升华。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的不断反思和总结则推动观念的变迁。制度和法律不过是观念或者价值观的现象形态，也是一种观念的社会沉淀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因为制度也是人定的，人自然也能改变它。价值观混乱，制度也混乱。制度也折射的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对他们的行为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和衡量。只有文化自主，才有精神自立，然后才有制度的自洽。在此方面，我们目前面临两大历史任务。

　　首先，意识形态之争永远服从于国家利益之争。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是人类史以来的私有化的最高形态,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在人类生存资料的获得具有有限性、个体或者单个人群集体生存相对优先的意识存在的历史条件下还不会消亡。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不过是某一群人对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为了国家治下的民族或者人群的生存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它们都是西方舶来品。在前苏联时代，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苏联国家的战略工具的加以娴熟运用，二战前以“输出革命”对抗全球的战略性围剿，即便如此，苏联仍然觊觎并最终在二战末期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二战后为了摆脱美国的战略束缚，推动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同样因为与多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冲突，中苏、苏南、苏波的国家关系破裂。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同样是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思想控制，思想控制只不过是战略控制一种最高形式，“上兵伐谋”和“致人而不致与人”，造成我国的社会价值观的内部结构相互矛盾和混乱，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对中华的重新崛起的努力和动力进行遏制和削弱。在我们国内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西方进行文化遏制和观念灌输的产物。当然西方人给我们舶来的意识形态不止这两种。这些意识形态即使能够继续存留下去，也应当在文化自主与批判的基础上注入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新内涵。

　　其次是必须脱离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认识西方文化体系不过是为了超越这个体系，而不是以这个体系为准。因此重建我们的理论思维系统尤为迫切。目前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很强大，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思维结果和行为对策逃不出西方的逻辑层面和战略演绎层面，换言之，在战略上能够被西方预估和早早应对，最高层次不过是在西方体系中成为一个被动的战略玩家。中华复兴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复兴，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形成自己的国家战略，不是我们自己在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和选择我们民族生存的未来之路，我们就会陷入盲动，中华的再度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跳出西方人的思维窠臼，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恢弘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中华价值观，进行方方面面的理论建设，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体系，根除我们的奴性、迷信和其他思想误区，我们才算从精神上站起来了！一个民族只有哲学思想透彻并且有基于自身福祉的战略，才能够众志成城，不可胜之。

　　3、警惕资本控制国家的危险倾向

　　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美国设计并且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形成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客观上而言，这种体制有着因为其思想的深邃与透彻，有着其天然的优点和优势，但是在战略上也不是没有破解之道，历史也是在多种“错误和意外”前进的。雅尔塔体制在短短七十年就走向崩溃，除了罗斯福的继任者们的战略愚蠢之外，美国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也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执行发生错误和偏差的重要原因。资本因为其属于个人或者私有者的联合体，有着自己的社会形态和构成，资本的利益和企图与国家利益与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一旦资本的利益和企图和国家利益与战略发生差异和冲突，资本利益本身的狭隘性就必然地使国家战略的执行偏离其既定的合理的轨道。

　　在我们当前的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具有其天然的资本形态和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个体，它们也是利益主体，也是一种个别占有的具体社会形态，同样区别于国家利益或者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因此保持国家对国有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控制而不是反之，同样是遂行我们国家战略的前提。为了达成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运用新的价值观对国有资本进行改造，而不是运用西方资本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对国有企业进行所谓的私有化。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在于国有资本的利益和利润归属，其物质和财富积累通过现实的机制和制度惠及于全体人民，这是国有制的根本。要将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基础，逐步发展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且形成真诚而非虚伪、普惠人民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机制，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并稳定和发展这些制度和机制本身。其次，资本仍然是市场主体，国有资本要通过垄断夺回市场体系的控制权和定价权。资本的国家占有形式和体系同样是通过市场金融过程展开的，也就是资本的社会配置过程与方式，从而发展起一个个国有企业这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组织。所以，国有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性，主导和控制我国市场体系和经济的运行。

　　4、建设和慎重使用国家武装力量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略的运用,始终是围绕国家长远利益展开的。只要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存在，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组织的利益构成与边界，那么一个国家就会沿着多重的利益维度展开其国家行为，对它的能力或者力量进行运用。在这种运用国家力量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二战后的几十年的局部战争中，绝大部分的战争有美国策动或者直接发动，说明了美国具有迷信和滥用武力的倾向。“国虽大，好战必亡” 的中国古训在二战后的美国身上得到反复的演绎；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在二战后缺乏真正的能谋国的战略大师，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家行为被商人们牵引，用于劫掠他国财富和扩张市场范围。这不仅直接消耗了美国国力，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在全世界人心渐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罗斯福的设计和推动形成的雅尔塔体制中，隔洋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要点在于，即使世界发生烈度可控的局部战争，也是发生在其他大国而不是美国自己身上，美国可以借力打力，力量制衡；但是后来的美国领导人抛弃了这个原则，反而与世界其他大国处于轮番消耗之中。美国的持续衰落直至雅尔塔体系解体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回顾二战后美国的国家行为，还 应该悚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大国利益分歧和有可能升级为冲突的人类历史阶段，我们不能期望其他大国势力的国家领导层都是冷静理智的战略家，都具有调和国家利益冲突的足够智慧，都会慎用战争手段的选项；这一点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和珍宝岛冲突等等事件中得到反复证实；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国防力量处于弱势并且具有自残思维的时候，战争的鼓点就会响起；最切近的离子就是利比亚和伊拉克。

　　其次，国家战略目标要与自身的国力相匹配。当一个国家战略为这个国家提出其国力运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战略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国力的无意义消耗乃至国家的灾难。新世纪以来，就美国与其他单个的世界性大国的力量对比而言，美国的确具有相对的优势。如果中、欧、俄三级势力合纵以共同应对美国遏制的倾向占上风，那么美国反而处于力量绝对劣势。在新世纪到来后，美国单边主义特征凸显的结果，就是与中国和欧洲连横的“G2”策略在不同程度上失败；欧洲在联合的基础上与美国渐行渐远，北约名存实亡；中国同样拒绝美国“G2”的战略倡议。重返亚太针对中国、两轮北约东扩针对俄罗斯、欧元危机针对欧盟的全面遏制手段的运用，必然导致欧亚大陆合纵倾向愈来愈必要和明显。美国在国力被无谓地继续消耗中遏制和对峙世界几乎所有大国，最终必然撑不下去，维持单极体制也就成为妄想。

　　再次，永远不要靠近另一个大国力量源附近的地方使用的本国武装力量。一个大国在靠近另一个大国力量源附近的地方与这个大国进行对抗的结果就是大幅消耗自己国家元气，换言之常常搞成“杀人一千，自损八百”。我们从雅尔塔体系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美国作为一个仅有两百多年的年轻国家，其国家生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和沉淀是缺乏深度的，其领导人对国家力量来源与本质的理解是肤浅的，对国家力量的使用具有草率与浮躁的特征。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累计消耗三千万吨战争物资，仅仅为了将军事势力线恢复在三八线。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在不敢越过中国毛泽东主席划定的北纬十七度线的情况下再次陷入战争泥潭。在新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仍然在靠近中国和俄罗斯力量中心附近使用武力。当然帝国的傲慢和野心的张扬不止发生在美国身上，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战争中同样违反了这个原则而陷入麻烦之中。